陈李济”在祖国伟大的医药宝典中占有特殊的一页，陈李济的传奇历史，不仅展现了宽厚人格的魅力，也体现了不断创新的精神和坚持诚信与品质的可贵。

陈李济自创建迄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制药厂，比北京同仁堂还要早70年，被国务院命名“中华中老字号”企业。

国陈李济始创于明朝万历27年，即公元上1600年。它的创建完全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结果。那一年年底，南海县商人陈体全，收了五一些货银乘船回广州。船到广州后，他匆忙上岸，将货银遗落在船上。结果货银被一位名叫李升佐的同船旅客拾获。李升佐也是南海县人，比较懂医道，在广州开设了一间中草药店。他捡到货银后并没见利忘义，而是整日在码头守候，最终将货银归还了失主陈体全。陈体全非常感激李升佐，想用一些银钱作为酬劳。可被李升佐婉言谢绝了。陈体全感慨李升佐品德诚实，就诚恳提出，拿出一半遗金，投资到李升佐经营的中草药店。于是，两人用红柬写下合伙文书：“本钱各出，利益均沾，同心济世，长发其祥”，并将其店号定名为“陈李济”，意为陈李二人合伙经营，同心济世。自此，“陈李济”的店号就在广州城南双门底挂了起来。

陈李济对中医学最大的贡献是蜡壳生产工艺。由于大多数中药材含有糖、淀粉、挥发物等成分，所以极易吸潮、霉变或招惹虫蛀，为了保存其药性，陈李济创造了蜡壳。这种将蜂蜡与木蜡混合后，既不软、也不硬的蜡壳，能保持药物几十年不变质。1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北京中医学院和北京科教制片厂，将陈李济药厂的蜡丸生产拍成电视录像片向世界播发。蜡壳药丸成了传统中药的标志性特点。

清朝初年，“陈李济”的产品在国内已颇有声誉。陈李济创制的“乌鸡白凤丸”等成药还进入宫廷，并被封为宫廷秘方，专供后宫应用。同治皇帝有一次感染了风寒，腹痛吐泻不止，痛苦不堪。宫廷的御医们都束手无策，其中一位忽然想起陈李济所设药摊有“追风苏合丸”，就拿来一试，果然非常有效。皇帝龙颜大悦，就御笔亲书“杏和堂”敕赐，钦定“陈李济杏和堂”以示褒掖，并传旨陈李济所储百年陈皮调京御用。后来，“杏和堂”三字便成了陈李济的商标并一直沿用至今。

陈李济不仅着力于新药品的研制和产品质量的严格要求，还很注重营销的策略。当陈李济得知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们都要买一些成药在考试时定精、提神、进补，以防身体染恙，考试完毕，还带一些成药回到家乡这一消息后，就派人到考场附近，或卖药、或半赠半卖、或人手一丸全部赠予，这种举动不仅赢得了人心，而且也为药品做了广泛的宣传。此外，广州一直为华南大都会，而“陈李济”身处北京路（以前是永汉路）闹市中心，门前过客每日成千上万。在饥民、难民较多的旧社会，常有行人晕倒，不省人事，“陈李济”铺中的人员见到后必出门营救施药，并代其通知家人。夏日炎炎，烈日当空，广州街头过往者多有各种挑担、拉车的苦力，“陈李济”又在人行道设茶缸，免费供应茶水。令人尊敬的是，这些行为并不是个别人好心的举动，而是写入老铺条规的要则，它延续了几百年。

历经了风风雨雨，19世纪初陈李济已经在中国制造中成药行业中与北京同仁堂和杭州胡庆余堂呈三足鼎立的局面。而到今天，这家曾经是典型的小作坊式生产的企业，已发展建设成为了现代化国家重点中药企业的老字号。

汉口的叶开泰药店自创建以来，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它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几千年来的医药文化，与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堂、广州陈李济并称为“中国四大中药店”。

叶开泰药店创建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创始人是叶文机。

叶文机是安徽人，他的父亲是一个民间老中医，号称“叶神仙”。明崇祯四年（1631年），因李自成造反，安徽大乱。叶文机跟随父亲逃难到湖北汉口镇，在今天的汉阳古琴台附近摆起了药摊，行医卖药。后来，叶家后裔将此年定为叶开泰药店的创始之年。叶文机曾在瘟疫流行时，协助简亲王进行瘟疫治疗，深受简亲王的赏识。1637年，叶神仙去逝，叶文机在简亲王的协助下在汉口汉正街一带的大夹街第23家买了一座青砖古屋，正式挂出了“叶开泰药铺”招牌。之所以取名为叶开泰，是因为叶神仙曾说过“叶家药铺开业，只图国泰民安”，以叶氏的姓加“开泰”之意，便名为“叶开泰”。之后不久，又改名为“叶开泰药店”。

叶开泰创业时期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经营战略。所谓“软”，就是进行义务救死扶伤，创建口碑信誉。对无钱买药的穷人，叶开泰不仅施舍医药，而且义务到岳阳等地灾民中去义诊，同时在汉口设立施粥棚赈灾救民。所谓“硬”，就是力争炮制最优质的中药。叶开泰的办店形式是“前店后场”，即店铺前堂是药店，行医卖药，店铺后面则是中药加工泡制的场所。叶开泰秉承“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的慎独精神，他们在制药时，严格购进优质原材料，一丝不苟地按照中医药传统炮制法制药。如制虎骨追风酒的虎骨，要选购前有风眼后有帮骨的腿骨来炖制虎胶，并配用高度汾酒。制参桂鹿茸丸，要选购一等石柱参、正安桂和马铌茸，并配以高丽参。制八宝光明散所用的麝香要选购杜圣兴的，冰片要选购炒草堂的正大梅。制丸药时一定要炒老烘干，制药酒，必须浸泡两年以上等。在叶开泰的后场的屏风上贴有“宁缺勿滥，不好再来”的警示语。

正因为善待病人、从严要求自己，叶开泰很快有了良好的口碑。民间传言“叶开泰的药吃死人都是好的”，也就是说假如吃了叶开泰的药死了，也绝不会是因为药有问题，而是你已经寿终，命该去了。还有一则传说也能说明叶开泰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有一次，汉口大夹街失火了，全街都化为灰烬，唯有街中的叶开泰药店丝毫无损，人们都说这是因为叶开泰药店因救死扶伤而善有善报。武汉三镇还曾流传一首儿歌：“叶开泰，卖得快，金字招牌传九州。论药店，它为首，卖的人参燕窝头，质既真，价又实，不欺童叟。富不骄，济苦贫，心地仁厚爱同仁；培良材，亲员工，宽雅有度；善必报，福泽长，芳名永留”。

叶开泰作为药店，它最富盛名的成药首推“参桂鹿茸丸”、“八宝光明散”、“虎骨追风酒”、“十全大补丸”等名产珍贵成药。人们评价叶开泰的药，就一个字——灵，而且越传越神。传说有一回，作坊里大木甑蒸鹿茸百斤，以备切片磨粉，不料剩在大锅里的一点脚子水，被店里一只大狗喝了。结果，这只狗的右眼被冲瞎了，肛门外翻出个肉团，像个红石榴。如果不是正宗鹿茸，怎么会有如此大的药力？

随着政局的变化，叶开泰也经历着不断的变迁。1912年春，叶开泰药店迁至大夹街陶家巷口。1953年6月1日，由叶氏家族经营了322年的叶开泰药店的制药部分，组建并改名为武汉市健民制药厂，由叶开泰的老板任董事长。1988年5月25日，“武汉市叶开泰制药厂”招牌再次挂在了武汉市健民制药厂门口。

雷允上自1734年创建以来，历代传人秉承服务百姓、精益求精的立业传统，精心炮制国药以恩泽万民，深受百姓大众的拥戴，书写了中华国药灿烂辉煌的一页。

雷允上药店原名为“雷诵芬堂”，它的创始人是苏州名医雷大升。

大雷大升（1696—1794），字允上，号南中山，他年轻时读书学医，善琴工诗。雍正初国期，正值壮年的雷大升在北京罹患重病，病上好后决定弃儒从医经商，就拜在苏州名医王下晋山的门下学医。后来游历山东等地，采集五了很多中药材后回到苏州，从此开始行医千济众，同时也开始研究中药丸散膏丹的制作。著有《金匮辩正》、《要症论略》、《丹丸方论》、《经病方论》等四部医学书籍，可惜的是原作都已经散失，只留下四部书的书名。

1734年，雷大升在苏州阊门内穿珠巷天库前开设了一家中药店，给药店取名为“雷诵芬堂”。“雷诵芬堂”销售自产的成药，而雷大升自己则以“允上”之名在店内挂牌坐堂行医。因为他的医术高明，治病有方，而且他研制的成药疗效很显著，所以“雷允上医生”的名声很快传遍苏州。后来，人们将医生和药店都称为“雷允上”，致使药店正式招牌“雷诵芬堂”逐渐被遗忘而鲜为人知了。

1860年，太平天国进攻苏州，城内一片混乱，雷允上无法正常营业而关闭。后来，雷大升的后人雷子纯不得以将店铺迁往上海。太平军败退后，雷允上又重返苏州，在原址重新开设了“诵芬堂”药铺，但上海药铺也仍就保留，由此，形成了以苏州雷允上为总号，上海雷允上为分号的经营局面。事实上，现在的雷允上的上海店已经成为业内翘楚了，而苏州的雷允上则显得有些黯淡。

说到雷允上，可能有些人还比较陌生，但说到“六神丸”，则是众所周知的了。事实上，“六神丸”恰恰是雷允上的招牌药。雷允上当年在上海初开分店时，就已经打出了“精制六神丸”、“苏申两店别无分出”的招牌。“六神丸”的处方曾被国家列为三大机密中药处方之一。

“六神丸”是用名贵药材牛黄、雄黄、珠粉、麝香、冰片、蟾酥6味研沫，酒化蟾酥为丸，最后以百草霜为衣而成的。这六味药在巧妙的比例搭配并炮制后，逐渐成为中医治疗咽喉疾病的经典名药，对于咽喉肿痛、急慢性咽炎、扁桃体炎都有奇效；临床应用时，又因为其解毒、消肿、止痛的作用，用来治疗外科痈疽、乳痈及其他无名肿毒。“六神丸”的另一奇特之处是六神丸丸粒小如菜籽，用量非常小。有人比对过，普通中成药一天的用量等于“六神丸”120天的用量。

由于雷氏子嗣众多，再加上历史与家族的变迁，六神丸的秘方也经多人之手。时至今日，市面上出现了很多家的“六神丸”，但也仅有两家企业生产的“六神丸”被认为是“正品”而冠以“六神丸”之名，即上海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和苏州雷允上药业。

雷允上除因为“六神丸”使其闻名之外，还有一些被称为“救命药”的药使它广为人知。光绪年间，苏州地区流行过三次霍乱。雷允上制作的“行军散”治疗霍乱的有效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清朝年间，中国百姓开始闯南洋。当时条件非常艰苦，缺医少药。因此，许多人在离别故乡时，都随身携带了许多雷允上的药品。由于药效显著，华侨、水手、日本顾客等也来购药。20世纪20年代，雷允上开始出现中、日、英语对照的店铺招牌。

中国几千年的养生保健文化，是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在同各种疾病顽强斗争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在强身健体、防病治病等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医养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自两千多年前开始，历代有众多医家、儒家、道家、佛家对养生之道作过详细而深中刻的论述，逐步形成了我国完整而系统的养生文化。上养生，又称摄生、道生，最早见于《庄子》内篇。所谓养，是指保养、调养、补五养；所谓生，是指生命、生存、生长。养生，就是通过各种方法颐养生命、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一种活动。

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就非常擅长养生之道，据说他活了120多岁，达到了人类自然寿命的高峰。据说，黄帝打败了炎帝、蚩尤，统一华夏之后，就开始云游四方寻访高人名士。那一年，他到了崆峒山，那里住着一位已经得道的“仙人”广成子。黄帝向广成子请教养生之道，广成子告诉他：“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清必静，勿劳汝形，勿摇汝精，乃可长生。”黄帝听后大受启发。

中医养生文化在经过先秦的萌芽期、秦汉至隋唐的兴盛期、宋金元的再发展期、明清的完善期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养生思想。

防病重于治病

中医古典医著《黄帝内经》中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观点，这意在告诉人们从生命开始就要注意养生，才能保健防衰和防病于未然。人不可能长生不老，也不可能“返老还童”，但防止未老先衰以延长生命却是可以办到的。古人这种预防为主的养生思想告诉我们，必须从小就注意养生，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养生。

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

中医养生文化体现出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黄帝内经》中提出了养生的三个原则：“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即人与自然和谐，人的心态和谐，人的身体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我们通常理解的保护环境资源，维持生态平衡；从养生的角度出发，还应该顺应自然规律，建立和维护好人体的健康机制，保持人体自身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与和谐。

动静相结合的思想

《周易》中说“动静有常”。运动是自然规律，也是维持人体健康最基本的因素，生命运动的规律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如果人体的运动发生了障碍那就是患病。所以中医养生学非常重视借助运动变化的观点来指导防病治病。认为生命在于运动，运动是生命存在的特征，只有保持经常运动，才能增进健康，预防疾病，以求延年益寿。当然，有运动也必然有静止。明代的蔡清说：“天地之所以长久者，以其气运于内而不泄耳，故仁者静而寿。”中国的道家、佛家思想也都是主静的，道家的气功、禅宗的坐禅也影响了中国的养生文化，发展出了养生、修身理论。

养生之术也要量身定制

中国古代哲学强调辩证对待问题，这也影响了中医养生。中医养生强调因时、因地、因人而宜。人与人是不同的，在身体上的阴阳盛衰等情况也是不同的，所以养生保健需要根据时令、地域和个人的体质、性别、年龄的不同，而制定相应的方法。这充分体现了中医养生文化的灵活性。

精神养生是中医养生方法中的一种，它是通过净化人的精神世界，调节人的情绪状态，以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精神养生在防治心身疾病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精神养生，在中医文献中，又称“摄神”、“养神”、“调神”，是通过调节人的精神情志等活动，来保护和增强人的心理

健康，达到形神统一、却病延年的一种养生方法。在通过精神养生而延年益寿方面，我国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堪称楷模。

青年时代的白居易因家境贫困而处于下长期流浪的状态中，步入仕途后却又因得罪五权贵而几次遭贬，生活可谓坎坷不堪。但是，白居易却充满乐观进取的精神，始终保持淡泊名利与知足常乐的良好心态。在名利面前，白居易认为“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在仕途坎坷面前，白居易也通过亲近自然而怡情养性。在衰老面前，白居易认为衰老是生物的自然规律，谁也不能例外，只能面对现实，设法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静心修养，以获取精神上的补偿。如他曾写过一首名为《眼暗》的诗来说明自己面对视力下降时的行为举止与心态：“……夜昏乍似灯将灭，朝暗长疑镜未磨。

“千药万药治不得，唯应闭目学头陀。”

白居易的精神养生给世人许多启迪。人的精神状态与身心健康关系极大，知足则乐，不知足则不能全生，招致疾患灾祸。中医精神养生通过千百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

恬淡清静以养神

恬淡清静以养神是指人的精神情志应保持恬淡宁静的状态。《庄子·刻意》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素问·上古天真论》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些说法都说明保持静养，心神清静，不仅可使精气内藏，意志平和，还能固护正气，抗邪于外。

情志中和

情志中和，是指人的情志活动，如喜、怒、哀、乐都应保持安和适中，情感的发泄也要有节、有度，不宜太过。中医学认为，情志活动与内脏功能有着密切的关系，情志太过是造成内伤病的主要致病因素。如春秋时代楚国的伍子胥，因无法潜出昭关去借兵报仇，心急如焚，忧愁过度，一夜之间，须发皓然。《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因所欲不遂，长期悲哀郁闷在心，以致过早夭折。所以，情不可不动，亦勿令过，情志活动贵在调和适中。百事临头，难急交加，都要自制忍性，沉着镇静，既不为一得而过喜，也不为一失而过忧，这样才能促进人体的健康长寿。

养性移情

养性，就是加强性格修养，自觉地培养高尚的道德、理想、情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此外，还可以通过生活中各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来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陶冶自己的性情。历代养生家都十分重视和提倡培养健康高雅的兴趣爱好。如《寿亲养老新书》中便载有“十乐”：读书义理、学法帖字、澄心静坐、益友清谈、小酌半醺、浇花种竹、听琴玩鹤、焚香煎茶、登城观山、寓意奕棋。宋代欧阳修曾以“学书为乐”，元代黄公望也“以画为寄，以画为乐”。下棋、雕刻、集邮、种花、旅游、钓鱼等，都有助于消除烦恼，舒畅情志。

移情，是指面对错综复杂的情志变化，要善于调节情志，勇于自我排解，可以通过适当地发泄或积极地转移情绪，使情志活动不至太过，以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随季节变换而调神

中医学认为，四时气候的变化对人的神志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春“在志为怒”，夏“在志为喜”，秋“在志为忧”，冬“在志为恐”。因此，摄养精神也要根据四时变化的特点，作出适当的调整。比如，到了秋天，万物平定，阳气渐收，阴气渐长，肃杀之气降临，景物萧条。人的精神情志活动也应该有所收敛，以保持安定平静。

我国古人在丰富的饮食实践的基础上，在不断的理论探索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饮食养生理论和文化，这些理论和文化对我们今天的饮食生活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饮食养生，就是按照中医理论，调整饮食，注意饮食宜忌，合理地摄取食物，以增进健康、益寿延年的养生方法。饮食是供给身体营养物质的源泉，是维持人体生长、发育，完成各种生理功能，上保证生命生存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汉书·郦下食其传》说的“民以食为天”，就是这个意思。古人很早就认识到饮食与生命的重要关系，他们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宝贵经验，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医特色的饮食养生理论。

五味调和

早在2000多年前，《素问·脏气法时论》中就指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也就是说，在饮食养生中，要以谷类为主食品，肉类为副食品，用蔬菜来充实，以水果为辅助。人们根据需要，兼而取之，这样调配饮食，才会满足人体需求的大部分营养，有益于人体健康。

饮食有节

饮食有节，就是饮食要有节制。从量的角度看，就是要定量；从时间的角度看，就是进食要定时。定量、定时是保护消化功能的调养方法，也是饮食养生的一个重到原则，历代养生家都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如，《吕氏春秋·季春纪》说，“食能以时，身必无灾，凡食之道，无饥无饱，是之谓五脏之葆”。孙思邈的《千金要方》说：“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一日之内，人体的阴阳气血因昼夜变化而盛衰各有不同。白天阳气盛，新陈代谢旺盛，需要的营养供给也必然多，所以饮食量可略大；夜晚阳衰而阴盛，多为静息入寝，所以需要的营养供给也相对少些。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早饭宜好，午饭宜饱，晚饭宜少”之说。

进食保健

进食保健关系到饮食营养能否更好地被机体消化吸收。首先，吃饭时应该从容缓和，细嚼慢咽。《养病庸言》说：“不论粥饭点心，皆宜嚼得极细咽下。”这样进食，既有利于各种消化液的分泌，又能稳定情绪，避免急食暴食，保护肠胃。其次，进食要专心致志。进食时，应该将头脑中的各种琐事尽量抛开，把注意力集中到饮食上来。这样既可增强食欲，又有助于消化吸收，还可以有意识地使主食、蔬菜、肉、蛋等食品杂合进食，做到“合理调配”。最后，进食时有一种愉快的情绪。这既有利于胃的消化，也可使食欲大增，这就是中医学中所说的肝疏泄畅达则胸胃健旺。我国古代也有“食后不可便怒，怒后不可便食”的说法。

食后的卫生和保健

养生之道，不能吃饱就躺着或者整天坐着，这都有损长寿。饭后应缓行数百步，孙思邈说：“中食后，还以热手摩腹，行一二百步；缓缓行，勿令气急……饱食不宜急行。”此外，吃完饭应该漱口，孙思邈说：“食毕当漱口，令人牙齿不败……饭已，以手摩面及腹，令津液通流。”食后漱口能有效防治口腔及牙齿疾病，增进食欲和帮助消化吸收。食后以掌心着腹、以肚脐为中心，慢而轻柔地顺时针和逆时针按摩各20圈，有益于增强胃肠功能和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的调节。饭后散步能促进胃肠蠕动，有助于食物消化吸收。

睡眠对长寿的意义是任何其他方式都难以取代的，中医独具特色的睡眠养生理论和睡眠养生方法，为人类保养精气、益寿延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一生为后世留下9000多首诗篇，可谓著作丰厚；陆游终年85岁，在当时可谓高寿。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非常注重养生。在他的养生方法中，他尤其注重睡眠。他晚上读书，一般以二更鼓尽（晚10点左右）为限度，然后就让身体与大脑处于休息状态。

清代医家李渔曾说：“养生之诀，当以睡眠居先。睡能还精，睡能养气，睡能健脾益胃，睡能坚骨强筋。”由此可见，良好的睡眠是相当重要。

所谓睡眠养生就是根据宇宙与人体阴阳变化的规律，采用合理的睡眠方法和措施，以保证睡眠质量，恢复机体疲劳，养蓄精神，从而达到防病治病、强身益寿的目的。历代医家和养生家对睡眠养生都很重视，他们在观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古代哲学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睡眠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

人体的寤寐决定于昼夜阴阳消长。《灵枢

口问》中说：夜半“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白昼“阴气尽而阳气盛，则寤矣”。也就是说，由于天体日月的运转，自然界处于阴阳消长变化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昼夜交替出现。昼属阳，夜属阴。与之相应，人体阴阳之气也随昼夜而消长变化，于是就有了寤和寐的交替。寤属阳，为阳气所主，寐属阴，为阴气所主。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规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种比较严格的节律。

（2）

睡眠的生理基础是营卫运行。人的寤寐变化是以人体营卫气的运行为基础，其中与卫气运行最为相关。《灵枢·营卫生会》说：“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故气至阳而起，至阴而止”。起指起床，止即入睡。由此可见，卫气行于阴，则阳气尽而阴气盛，故形静而入寐；行于阳，则阴气尽而阳气盛，故形动而寤起。

（3）

心神是寤与寐的主宰。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不寐》中指出：“寐本乎阴，神其主也”。寤与寐是以形体动静为主要特征的，形体的动静受心神的指使。神静则寐，神动则寤；心安志舒则易寐，情志过极则难寐。

根据以上睡眠理论，中医提出了一些提高睡眠质量以养生的方法。如，要睡子午觉，“子、午”是人体经气“合阴”与“合阳”的时候，此时睡眠有利于养阴与养阳。晚上11点以前入睡效果最好，午觉只需在午时（11点—13点）休息30分钟即可；睡前减慢呼吸节奏，可以适当静坐、散步等，使身体逐渐入静，静则生阴，阴盛则寐；睡前可吃一点养心阴的东西，如冰糖百合莲子羹、小米红枣粥等，因为人睡着后，心脏仍在工作。适当地补益心阴将有助于健康；睡前用温水泡脚，可以促进心肾相交。心肾相交意味着水火相济，对阴阳相合有促进作用，阴阳合抱，睡眠当然能达到最佳境界。

自然界的气候变化会影响人体，人体需要与外界环境保持平衡。中医四季养生理论充分考虑到这些自然气象因素和季节、节气的变化，以顺应自然规律，达到强身健体、祛病延年的目的，这是中医养生理论的独特之处。

《黄帝内经》说：“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如是，则僻邪不至，长大生久视。”四时指的就是四季。中医学认为，人体要长久地保持健康，就要顺应四时阴阳之气的变化。上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不能脱离客观自然条件而生存，而是要顺应四时的变化来调摄身体，以达到阴阳平衡、脏腑协调、气血充盛、经络通达、情志舒畅的养生保健目的。四时养生，就是按照一年四季气候阴阳变化的规律和特点进行调养，从而达到养生和延年益寿的目的。

四时养生的重要原则是做到“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是《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提出来的，“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春、夏季节属阳，自然界万物正处于生、长的阶段，故人体也必须调养人身之阳，以顺应自然界生长之势，如果逆之则有碍于少阳（春）之生、太阳（夏）之长；秋冬季节属阴，自然界万物处于收、藏阶段，故人体也必须调养人身之阴，以顺应自然界万物收藏之势，如果逆之则有碍于少阴（秋）之收、太阴（冬）之藏。

春季养生

春天是人体新陈代谢最为活跃的时期，百病易发，所以要特别注意起居劳作、精神调摄，使自己的精神、情志、气血也能像春天的气候那样舒展畅达、生机勃发。

春季养生的关键是要防风。在刮大风时要尽量避免户外活动，采取措施以躲避风邪之侵袭，这就是《内经》所谓“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春属木，与肝相应。肝主疏泄，在志为怒，恶抑郁而喜调达。故春季养生，要力戒暴怒更忌情怀忧郁，要做到心胸开阔乐观愉快。另外还要加强锻炼，使春气生发有序，阳气增长有路，符合“春夏养阳”的要求。

夏季养生

中医认为夏属土，五脏中的脾也属土，夏天的气候特点是偏湿，“湿气通于脾”，也就是说湿气与脾的关系最大。《黄帝内经》中说：“夏三月，此谓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逆之则伤心，秋为痃疟，奉收者少，冬至重病。”也就是说，夏天要晚上晚点睡，早晨早点起。这时，大自然阳光充沛、热力充足，万物都借助这一自然趋势加速生长发育。人在这个时候要多晒太阳、多出汗，宣泄出体内的淤滞，这样才能使气血通畅，为以后的收藏腾出地方。夏季食补可选用莲子、荞麦、绿豆、荔枝、大枣、猪肚、猪肉、牛肉、鸡肉、鸽肉、蜂蜜、牛奶、豆浆、豆腐、甘蔗、梨等。

秋季养生

秋季是收获的季节，是为冬天储备能量的季节。这时气温降低，地气内敛，人也应该早睡早起，收敛精神而不外散。秋季养生的基本原则是防燥、补肺。因为秋季肺气旺，秋燥克肺，肺脏易受侵害。另外，秋季天气干燥阴冷，人体内的水分相对减少，加之人因饮水不足，进食烘烤食物、火锅，饮酒祛寒等，均会加重体内阴分不足。如果不注意人体内阴分的调节和补充，便会引起心血管、肠胃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生。所以，秋季食补可选用润肺生津、养阴润燥的食物，如鸭肉、兔肉、鸽肉、甲鱼、海参等。

冬季养生

《黄帝内经》中说：“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祛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亟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逆之则伤肾，春为痿厥，奉生者少。”有些动物一到冬天就蛰伏起来不再活动，以减少能量的消耗。其实，人在冬天也应该像这些动物，减少消耗、注意收藏。比如说早睡晚起、减少洗澡的次数、减少运动量、注意保暖。另外，冬季要注意调节肾脏机能，可以多吃些味厚且有滋阴补肾作用的食物，如核桃、桂圆、羊肉等。

“动则不衰”是中华民族养生、健身的传统观点，早在数千年前，运动锻炼就已经成为强身防病的重要手段。在历代养生家不断地总结和完善下，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系统的运动养生理论、原则和方法，达到了非常好的健身、治病、益寿延年的功效。

“生命在于运动”，正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我国古人非常注重运动养中生。晋代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就曾自创一套国“鹅掌戏”经常锻炼，以强身健体。所以直上到晚年，他的身体依然健壮，尚可进行长途下跋涉。五运动养生就是通过适量的运动来保养千生命。传统养生学认为运动益处非常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运动可以增强心主血脉和心主神志的功能，使得气血在血脉内的运行更加有力、通畅，人的精神也更加饱满。

（2）

运动可以增强肺脏呼吸的功能，使得呼吸更加深沉而均匀，气体交换更加充分，并能增强机体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功能。

（3）

运动可以增强脾胃的消化功能，使其运化水谷的能力加强，同时促进食欲。

（4）

运动可以增强肝脏的藏血和主筋的功能，使得肝脏对血量的调节更加协调，四肢关节的运动更加灵活。

（5）

运动可以增强肾主骨生髓的功能，使得骨骼强健有力，牙齿坚固，耳聪目明，并能有效地防治骨质疏松症。

（6）

运动可以增强气血的运行，使得全身各脏腑器官得到充分的营养供应，以保持精力充沛，机体强健。

传统运动养生学是以中医的阴阳学说、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的，它以调养“精气神”为运动要点，以运动为锻炼形式，做到形神统一、刚柔相济、动静得宜，以达到活动筋骨、疏通气血、调和脏腑的目的。

传统运动养生的特点就在于“意守”“调息”“动形”的统一。“意守”，是指意念专注，即把全部精力专注于某一件事物上。“调息”，是指调节呼吸，即根据运动的节律快慢来调节呼吸的频率。“动形”，是指形体的运动，即采用某种形式的身体运动进行锻炼。我国传统的运动形式如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运动养生还必须遵守一些原则，讲究一些方法。

首先，运动量的强弱要适度。孙思邈的《千金要方》说：“养性之道，常欲小劳，但莫大疲及强所不能堪耳”。这就是说，每个人要根据自己身体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量。

其次，运动要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是指要根据不同性别、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身体状况来选择不同的运动形式和运动量；因时而异，是指根据一年四季及一日昼夜变化的规律而选择不同的运动形式和运动量；因地而异，是指在不同地区或不同地点的运动形式与运动量有所不同。

最后，运动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运动养生法非一时一日之功，如果平时不锻炼，忽然心血来潮进行剧烈的运动，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运动养生从任何年龄段开始都不算晚，但一定要坚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的原则。

千百年来，我国历代医家不仅发现了许多益寿延年的保健药物，而且也创造出不少行之有效的抗衰防老的方剂，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人类的健康长寿做出了巨大贡献。

药物养生，也是中医养生方法中的一种。中药学将能够补益正气，改善脏腑功能，增强体质，提高抗病能力，治疗虚证的中药物称为补虚药或补益药。药物养生法，正国是运用补益中药的调养，来保养生命的方上法，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那些体质虚弱的中老年人。五药物养生在我国历史悠久，很多帝王将相和文人士大夫都非常注重药物养生。

宋代著名的大文学家苏东坡对养生颇有研究，还著有《东坡养生集》等书。他到老年仍身健体壮、面色红润、才思敏捷，就是因为他常吃芡实。芡实是睡莲科一年生水生草本植物芡的种仁，因其茎上花似鸡冠，苞形类鸡，故有“鸡头”之称。芡实味甘涩性平，具有滋养强壮、补中益气、开胃止渴、固肾益精等作用。苏东坡吃芡实的方法比较独特：时不时取刚煮熟的芡实1粒，放入口中，缓缓含嚼，直至津液满口，再鼓漱几遍，徐徐咽下。他每天用此法吃芡实10～30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持不懈。

药物本是用来治病的，它怎么会起到养生的作用呢？中医学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机体生长发育和生命活动所需要的一切营养物质，都有赖于脾胃供给。肾为先天之本，生命之根，元阴元阳之所在，肾气充盛，机体新陈代谢能力强，衰老的速度也缓慢。由此可见，衰老与脾、肾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要想延年益寿，就要调补肾脾。有些方药就能起到调补肾脾的作用，所以久服便可收到预防早衰、保健防老的作用。

另外，中医理论认为，人之所以长寿，全赖阴阳气血平衡，《素问·生气通气论》中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每个人的身体都难免阴阳失调，所以，根据阴阳失调的病理变化，确定治疗原则，“补其不足，泻其有余”，调整阴阳的偏盛偏衰，使之恢复相对平衡，这样就能达到养生的目的。

药物养生虽有奇效，但是，如果进补不当，滥用或过量，都会产生种种不利的影响。也就是说，药物养生要有原则。

（1）

无虚不补。补药是针对虚证以使身体强健，无虚之人虽患病也不宜进补。此外，凡遇感冒发热、消化不良等病症时都应暂时停止进补，待外邪已退，病情好转时再继续进补。

（2）

辨证施补。进行药补不可盲目，一定要辨证施补，在明确是阴虚、阳虚、气虚、血虚或五脏中何脏之虚的基础上，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地进行。

（3）

不宜骤补。中医素来讲究循序渐进，进补亦然。平补、缓补，慢慢调养，才能达到健运脾气、流通气血、平调阴阳、防衰抗老之目的。

（4）

灵活变通。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在生命活动过程中，气血阴阳相互依存，而在虚损不足的情况下，也常相互影响，如阳虚多兼气虚，而气虚也可导致阳虚；阴虚和血虚都可表现出机体精血津液的损耗，阴虚多兼血虚，而血虚也可导致阴虚。因此，补气与补阳，补血与补阴往往相须为用。至于气血两亏、阴阳俱虚之证，则当采用气血双补或阴阳兼顾的办法。

董奉与杏林的故事是中国道教文化和医药文化交融的典范，他的高超医术和精神品质感召了后世无数的良医贤士。以至千百年来，在中国传统医学的语汇中，“杏林”一词几乎成了中医的代名词。

从古至今，医生都以位列“杏林中人”为荣，医著以“杏林医案”为藏，医技以“杏林圣手”为赞，医德以“杏林春暖”中为誉，医道以“杏林养生”为崇。“杏林”国已成为中华传统医学的代名词，它来源于与上南阳张仲景、谯郡华佗并称“建安三神医”的董奉。

董奉，又名董平，字君异，东汉末年东吴侯官（今福建长乐）人。董奉自幼信奉道教，对医术也很感兴趣。他钻研多种治病的知识，采集各种药用树木花草加以研究，发现了许多古代没有的病理、医理和药理。

东汉末年，朝廷腐败，外戚专权，军阀割据，战事不断，加之水旱蝗灾连连不绝、疫病流行，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张角创立的太平道高举“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大旗，作为太平道教徒的董奉，参加了“黄巾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不得已开始了以施医疗疾为生的流亡之路。

起初，他选择了交州一带。有一日，董奉在行医途中，遇到得恶性疾病已昏死三天的交州刺史，董奉将几粒自制药丸塞入刺史口中并灌进一些水，捧着他的头摇晃，让他咽下去。一顿饭的功夫，昏死的刺史便神奇般地张开了眼睛，手脚也能动弹了，脸面颜色也渐渐恢复正常了，半天之后竟然能坐起来，到第四天便能说话，完全恢复了健康。此事传开后，董奉一时被人们称为“神医”。刺史给了董奉丰厚的待遇，但董奉委婉地谢绝了，接着踏上他的行医路。

然而，这种安定的好景并不长。由于军阀势力重新瓜分交州，董奉恐遭不测，于公元207年左右，被迫选择了庐山作为隐居之地。董奉隐居庐山后，继续为人治病。但是，他治病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病情严重的，被治愈后要在他的住所旁种五棵杏树；病轻的人，被治愈后种一棵杏树。这个规矩延续数年后，董奉住所旁已经有了十多万棵杏树。每到夏秋季节，杏树果实累累。董奉又立一牌子在杏林旁，上面写着：一筐杏换一筐谷。这样，董奉又换得了很多的稻谷，他用这些稻谷救济贫苦的百姓。此后，“杏林”、“杏林春暖”就成为脍炙人口的佳话。因董奉医术高明，医德高尚，“杏林”从此称为中医的代名词。

在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故事里，在医界代代相承的效仿中，在文人墨客的诗文里，“杏林”形成了广泛的价值认同而转换成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体现的是根植大众心中的寄托与追求，是医德、医技的表达，是强劲的民族文化体现。这正是杏林文化延续至今的生命力所在，同时也是传统中医药文化精神的开宗。

中医文化源远流长，在它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典故，这些典故不仅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而且凝练了深厚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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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起源很早，在它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很多的典故。理解这些典故，不仅能帮助我们阅读中医典籍，而且还能让我们体会中医所包含的丰富文化意义。中医典故广博繁杂，这里仅从其中择取常见的几例以管中窥豹。

橘井：中药店里常有以“橘井泉香”为内容的书法、对联等，以此赞誉医术高超和药材精良。典出自西汉刘向所撰的《列仙传》。相传，汉代湖南郴州人苏耽喜好神仙养生之术，人称“苏仙”。在他成仙得道之时，对母亲说：“明年天下瘟疫，用庭中井水一升，檐边橘叶一枚，可治疗一个人。”第二年，一切果如其言。母亲依言为感染瘟疫者治病，服用者很快痊愈。此后，便以“橘井”作为良药的代名词，世人用“橘井泉香”歌颂救人功绩，医生则以它明志。

青囊：唐代刘禹锡《闲坐忆乐天经诗问酒熟未》说：“案头开缥帙，肘后检青囊。唯有达生理，应无治老方。”此后就将青囊比喻医书。据传，“青囊”典故和华佗有关。华佗一生不求名利，不慕富贵，把精力集中于医药的研究和实践上，他还不断总结自己行医用药的丰富经验，写成了医学著作。因华佗生前行医游走各地，所以为了携带方便，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和生平所著的医案，都藏入青色的布袋。因尚未正式给自己的著作起名，所以就暂名为“青囊”。

仁术、仁寿：用来比喻医术。《孟子·梁惠王上》说：“无伤也，是乃仁术。”孟子所说的“仁”，是根源于孔子“爱人”之说。后世将医术比之于仁术。《论语·雍也》：“知者乐，仁者寿。”《汉书·董仲舒传》：“尧舜行德则民仁寿。”医术也是行善积德之事，所以也将仁寿比之于医术。明代张洁的《仁术便览》、清代孟葑的《仁寿镜》都是以此命名。

折肱：《左传·定公三十年》说：“三折肱知为良医。”《楚辞·九章》也说：“九折臂而成医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三折肱”、“九折臂”是说，多次失败，不断更改药方，时间长了，就会成为良医。后来就用“折肱”比喻良医。明代吴承昊的《折肱漫录》就以此命名。

和缓：比喻良医。医和、医缓，为春秋时秦国两个名医，后人常并称之为“和缓”。如晋挚虞《疾愈赋》曰：“讲和缓之余论，寻越人之遗方。”故以“和缓”比喻良医。清代全子久的《和缓医风》以此命名。

理瀹：用来代指医药。《子华子·北宫意问》中说：“子华子居北苓，北宫意公仲承侍，纵言而及于医。子华曰：‘医者理也，理者意也。药者瀹也，瀹者养也。’”清代吴尚先就曾将自己的著作《外治医说》改为《理瀹骈文》。

春脚：用来比喻医生。五代王仁的《开元天宝遗事·有脚阳春》中说：“宋璟爱民恤物，朝野归美，时人咸谓璟为有脚阳春。言所至之处，如阳春煦物也。”

珠尘：是传说中的仙药，代之良药。晋代王嘉《拾遗记·虞舜》中说：“（凭霄雀）常游丹海之际，时来苍梧之野，衔青砂珠，积成垄阜，名曰珠丘。其珠轻细，风吹如尘起，名曰珠尘……

《游南岳七言赞》曰：珠尘圆洁轻且明，有道服者得长生。”这里的“珠尘”是轻细如尘的青砂珠，服了可以长生。清代吴省三的《艺海珠尘》就以此命名。

就把医生比喻为“春脚”，就是说医生给病人带来了春阳。清代孟文瑞的《春脚集》就以此命名。

御医是中国古代一个特殊的医家群体，他们以高超的医术专职服务于皇室贵胄，并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珍贵药方，在历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御医，就是封建时代专职给皇帝及宫廷成员看病的医生，也叫侍医。御医有三个来源：一是太医院教育培养的；二是由各地优秀的医家入京考取的。三是由地方官员按照帝后的要求推荐，根据其医疗业绩选定的。

太医院是专业的医科学校，这种教育始于六朝时期。南朝刘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太医令秦承祖奏准创建医学教育机构教授学生，同时还设立了太医博士、太医助教等医官。到了隋朝，创立了“太医署”这样一个机构，主要是一些太医们集中在一起办公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医学教育行政机构。但是隋太医署的规模不大，设置不全，所以只能算是医学校的初级阶段，并不能算正规的医学校。

我国第一座由国家举办的正式医学专科学校是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在长安建立的唐“太医署”。唐太医署由行政、教学、医疗、药工四大部分组成，与现在医学院校的教育行政机构设置相类似。一些御医就是由这类教育机构培养出来的。

御医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地位也很特殊，有时连皇帝也要敬重他们几分。唐代大将徐世绩有病，御医说：“龙须灰可治。”唐太宗就把自己的胡须拔下来当药用。除了御医，还有谁能让皇上拔下自己的胡子？但是，“伴君如伴虎”，所以，大多数的御医在给皇帝、皇太后等看病时，无时无刻不处于十分紧张而且心怀恐惧的状态，因为他们稍不小心就可能触怒皇帝或其他皇室成员，招致杀身之祸。

唐高宗李治患病后头痛剧烈，两只眼睛睁不开。御医秦鸣鹤奉命诊治，主张应该在百会、脑户两处穴位放血。话刚说完，坐在帘后的武则天怒气冲冲地说：“怎么敢在天子头上放血？拉出去杀了！”幸亏高宗说了句“医生治病，不应该有什么限制，况且放血未必不好”，一经放血，病状果真立刻消失，秦鸣鹤才免了一死。

汉代太医丞郭玉是当时最高的医官，在回答汉和帝“为什么治贫苦病人效果很好，治贵人却多无效”的问题时，郭玉坦诚指出：医生在无拘无束时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如果身处紧张、惴惴不安，甚至恐惧的环境中，他就无法正常施展自己的才干与技巧。同时，郭玉强调：达官贵人自以为是，不听医生的话，不知爱惜自身；而且骨节不强，不能用药攻下，再加上好逸恶劳，因此在治疗贵人之病时往往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这个回答是不无道理的。

在御医这个群体里，角色也被进一步的细化。他们之间有做管理的，有专为皇上诊脉的，有采药制药的，有尝药的，还有负责记载处方、整理档案的。也正是因为这些御医，才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宫廷药方供后人治病、养生。这些药方医理，在今天高科技的医疗技术下，有些可能已经被摒弃，但是还有很多在保健养生美容方面的中医之道，仍然是今天所推崇的。从这个角度看，也要感谢那些在服务宫廷过程中，不忘整理经验、著书留存后世的御医们。

我国古代曾长期地存在一个医疗群体，那就是铃医，他们的存在在医药不很发达、交通不很便利的古代为人类的健康和繁衍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铃医”，也叫“走方医”、“虎撑医”、“草泽医”、“串方郎中”、“走方郎中”、“江湖郎中”，是对身负药囊，手持虎

大撑，周游四方卖药治病的民间医生的泛称。中“铃医”大多数是家传师授，他们有国的肩挑药囊，悬挂葫芦；有的背个药箱，手上摇铜铃、串铃或弹拍竹鼓；有的铃医还慢步呼喊治病用药及介绍用法及疗效。

铃医中不乏医术高明者，往往能治御医、儒医所不能治的疾病。在《苏沈良方》中曾记载这样一件事，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曾患泄泻病，请了很多的儒医来医治，都没有明显效果。他的夫人说，在街市上有走方郎中在卖治疗泄泻的药物，很便宜，才三文钱一贴，听说效果还非常好。欧阳修却不相信铃医，说自己的五脏六腑已经习惯了儒医的医治，换做这些闲杂人等的闲杂药物，自己恐怕受不了。夫人为他的病着急，就暗中买了一贴，加入儒医开的药物中让他服下，结果欧阳修的病竟然好了。这时，夫人才告诉他实情。欧阳修很惊奇，就找到了这位铃医，重金感谢。

清代名医赵学敏十分重视历代铃医的医术方药经验，并曾汇编成书，这部书名叫《串雅》。

赵学敏家有一个“养素园”，父亲在园中开辟了一块种植药草的园地，专供他和弟弟学医使用。中年以后，赵学敏并不满足于“养素园”中的收获，他毅然走出家园，到民间去。长期的民间生活，使他发现民间蕴藏着丰富的医药知识，然而民间的防病、治病经验，历来都得不到重视，这都是因为人们看不起民间医药。赵学敏决心将民间医药经验汇编成书，让千百年来一直被视为“小道”的民间医药，登上大雅之堂，并将书名定为《串雅》。《串雅》分为《串雅内编》、《串雅外编》，各有四卷。

《串雅》总结了铃医行医的特点是简、便、廉、验。所谓“简”，是说其药物组成往往只是一两味药，很少有十味的大方；“便”就是说用药都是随手可得的，即“山林僻邑，仓卒即有”；“廉”是说药物不取贵重；“验”是指药“下咽即能去病”，疗效务必确凿。显而易见，铃医正是因为这些特色，才能立足并取信于民。

《串雅》还总结了铃医治病的方法，即多内外兼治，但对外科疾病和奇病杂症治法较为娴熟。如对外疡、疥、癣、瘤、痣有很多外用方药，而对无痛拔牙、烫伤、溺水、中恶卒死等也各有招术。铃医治疗方法多种多样，针灸、拨罐、膏药、填脐、涂掌、烘、蒸、熨吸等等，无所不能。

此外，铃医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行话”，如把以虎撑为行医标记的铃医称为虎刺；把手持药囊的铃医称为无且囊；把带有用以取牙的马口铁小筒的铃医叫折脆；把持竿布、卖膏药的铃医叫货软；药上行的叫顶，下行的叫串，串顶以外的方法叫截法……

总之，铃医奔走于乡间，栖宿寺庙，医治民众疴疾。他们始终恪守着“扬仁义之德，怀济世之志”之教诲，妙术施治，求取薄利，屡化沉疴恶疾，深受群众信赖。

在我国古代医学史中，有一些类似于广告的行医招牌、招贴，非常富有文化韵味，它们是杏林文化的特色之一。

在如今的商品经济社会，广告触目皆是，目不暇接。广告既为商家扩大了影响，带来了经济效益，也为消费者增加了信息，指引了购物的方向。然而，广告不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它在古代已经出现。

在中国古代的医药事业发展中，无论是声名远扬的医药店铺，还是走街串巷的民间医生，很多都有着自己的“医药广告”——行医招牌。形形色色的行医招牌不仅是医家广告思维的显现，也是一种文化的反映。

以实物模型为行医标志

最早的行医招牌大都以模型实物作为行医的“招幌”，如葫芦、串铃、鱼符等，它们一般都有着美丽动人的传说。这在本书相关章节中都已提到，这里不再赘述。

以皇帝的赐物作为招牌

这种招牌含有宣传和炫耀的含义。如宋代丹徒的张元圭在建炎年间担任太医院御监。宋高宗太子患疳疾后，经张元圭医治而病愈，皇帝赐给他一个金蛤蟆。张元圭的后代也以医闻名，把金蛤蟆悬挂在门上，人们称之为“张蛤蟆”。再如，明代的医家李信，擅长儿科，专为婴幼儿治病。他的祖先在宋代时曾在皇宫里治病，得到一个金钟作为赏赐，到他这一代就把金钟悬挂在门上。类似于这一类的行医招牌与今天的名人效应如出一辙。

以文字标明的行医招牌

从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不仅能看出北宋开封城的繁华景象，仔细看去，还能看到一些与医药招贴有关的画面。有两个儿科诊所，一处门前挂了一个编织的挑子，上书“专治小儿科”，另一处门前竖有“小儿科”的招牌。画面上的“赵太丞家”，治病兼售生熟药，门前竖起一个高出屋檐的布制大路牌广告，突出介绍各种中药丸散膏丹治病的神奇作用。还有一处药铺，招牌上“本堂兼制应症煎剂”的八个字也依稀可辨。

以文字标明的行医招牌，最突出的要算是清代的傅山了。傅山学识渊博，工时文书画，尤精医学。他在太原古晋阳城中立的行医招牌“卫生堂药铺”上写的“行医招贴”最为完备，具体内容是：“世传儒医，西村傅氏，善疗男女杂症，兼理外感内伤。专去眼疾头风，能止心痛寒嗽。除年深坚固之沉积，破日久闭结之滞瘀。不妊者亦胎，难生者易产。顿起沉疴，永消烦苦；滋补元气，益寿延年。诸疮内脱，尤愚所长，不发空言，见诸实效；令人三十年安稳无恙，所谓无病第一利益也。凡欲诊脉调治者，向省南门铁匠巷元通观阁东问之。”由此广告，不难看出傅山的医学渊源、诊所地址、诊治范围、诊治效验，这个招贴内容详尽，不仅为当时的黎民百姓诊病问疾提供了方便，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医史资料。这种方式与我们今天的大多数门店的广告类似。

以对联作为行医招牌

如有个叫程道周的医生，他为自己的药店题了一副对联“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从这一联语中，人们不难体会到，程医生是一位心地善良、慷慨为人的好医生。这种对联缩短了药店与顾客的感情距离，也使人置身于诗词的高雅氛围中，何愁没有上门求医的呢？

中医药博大精深，仅仅在对病人吃完药后留下的药渣的处理上，就包含着许多的典故和文化意蕴，成为我国中医文化非常丰富的一部分。

每年阴历五月初五，是我国传统的端午节。浙江兰溪一带在这个传统节日里有一个特殊的习俗——熏药渣。就是在端午这一天的中午，将艾草和过去一年里的药渣拿出中来一起点燃焚烧。国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习俗呢？上这里面其实包含着一个名医朱丹溪的故事。下据说，有一位病人连日气喘，来找朱丹溪看病。朱丹溪诊断后开了药方，方中有发汗平喘的麻黄。可是病人喝了几天药，症状却丝毫未见减轻，请朱丹溪再次出诊。朱丹溪查看病情后，认为仍要用麻黄，并将剂量增加了少许。奇怪的是，病人连服三剂，仍不见效。朱丹溪虽暗暗生疑，但还是让病人依原药再服三剂。没想到，病人刚吃一剂就汗流不止，已经虚脱。朱丹溪知道是麻黄量大导致，赶紧用石膏煎汤解毒。病人稳定后，朱丹溪想：麻黄虽不能多用，但自己是逐量增加的，病人应该是能够适应的，可目前的症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第二天一早，朱丹溪找来病人家属询244问情况，并要求将药渣拿来看看。经朱丹溪仔细辨认，药渣中前后两次的麻黄有些不同。他就将两次用的麻黄放在嘴里一嚼，发现前煎的麻黄无味，而后煎的麻黄苦味甚浓。他明白了，前煎的麻黄是假药。朱丹溪追究了药铺的责任，又重新给病人用药，没几天病人就好了。

此后，朱丹溪给人治病，总要叮嘱病家将服过的药渣晒干好好贮藏，以便核对辨别真假。于是这一带的人有了这种留药渣的习惯，后来就发展演变成了“熏药渣”的习俗。

除了这种“熏药渣”的习俗外，在我国另外一些地方还存在着一种“倒药渣”的习俗。就是把给病人煎过的药渣，倒在过往行人的岔路口，让千人踏、万人踩。据说，这可以驱病出门，托人消灾，或被行人带至别处，不再作怪害人，病人能够尽快痊愈。因此，有谚语说“药渣倒出门，疾病不缠人”、“一经他人双脚踏，病魔就被众人压”。当然，这只是人们对疾病的一种厌恶，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一种心理自慰罢了。“倒药渣”在古代还有着“请医前来”的妙用。这种说法与孙思邈有关。

相传，药王孙思邈医德高深，医术精湛，为人治病，药到病除，有一次，居然为一只老虎解除了病痛。老虎为了报恩，就自愿为孙思邈当护卫、当坐骑。孙思邈行动是方便多了，可老虎把病人却吓坏了，谁也不敢向他求医问药。孙思邈很为难，最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每到一家看病，便让病家把药渣倒在门口的路上。哪家门口有药渣就表明他在哪家行医。这样一来，老虎就不必紧随其后，只在远处守着就行了。后来，孙思邈死了，老百姓把药渣倒在门口的习惯却没有停止，而且一代一代流传了下来。

关于“药渣”的种种传说，无非表明了“药渣”的两种用法，一是辨别真假，还有一种是请医，这都体现了医生主动与人为善的良好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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