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学会做大生意，先要学会做官生意。优秀的商人都有着独特的政治嗅觉，他们充分利用财势，最大限度地紧跟高层决策，为经商创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

1．做官商保护自己

在封建社会，商人要想做大，不可能是纯粹的商人。没有政治身份，必然会受到恶势力的欺凌，自身难以发展。在这方面，徽商有过不少切身的教训。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七月，大商人程思山运了一批货物到洛阳经销，竟被盘踞在那里的汝宁王所吞噬。这是王公贵族对商人利益的侵吞。明中叶，歙商汪士明行商，与僮仆同苦乐，被推为祭酒，仍免不了中贵人(宦官)加倍的搜刮。这是宦官对商人的鱼肉。徽州汪商在杭州收买几千金的绫罗绸缎，前往川中发卖，途经荆州，按例纳税后，仍被关税士兵额外加发单银10两，没及时答应，竟遭殴打，还以“漏税”之“罪”被没收一半货物。这是恶霸的荼毒。

无时不在的危机感迫使徽商不得不花大把的银子去勾结、攀附那些达官显贵，以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利益不受侵犯。然而，如果那些大官僚们稍有不测呢?徽商对他们的“前期投入”不仅血本无归，甚至还要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为了长久之计，一些大徽商便通过捐输的方式谋取“官商”的地位，使自己也晋升为封建统治阶层的一分子。

然而，这种捐输的数额极其庞大，一般本小的徽商难以承受。于是许多徽商就干脆花钱买个官衔，称为“捐官”。这样的事例在徽州的宗谱、族谱中随处可见。如果说在明朝前期，徽商们的这种如意算盘还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到了明代中后期，朝廷实行的花钱买官的捐纳制度却使徽商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据说成化年间，太监张敏的侄子张苗把自己的全部家当捐给朝廷，明宪宗很是高兴，随口传下旨意：“可授南京三品。”于是张苗就当上了南京通政使。张苗的例子一开，许多人便纷纷仿效，一时间四方白丁、商贩、手艺人、革职之流，以及士大夫子弟，都想方设法巴结拉拢近侍内臣，进献珍玩，并很快就能不经过吏部，直接获赐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书、司务等官，当时人称为“传奉官”。

徽商有的是钱，不在乎捐官的区区小数。侨居扬州的徽商吴绍浣晚年就花钱捐了个道员的官衔；徽商汪士明在扬州做生意时也“输粟”获得了中书舍人入直武英殿的官职；扬州大盐商鲍志道曾花钱捐过布政司理的官衔，其子鲍淑芳也“由太学生捐职员外郎”。

徽商与封建政权的结交似乎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徽州宗族势力与封建政权有着天然联系。徽州人本来大半渊源于中原土族，显赫的祖先留给后人的是读书入仕的传统，所以徽商打入政界的另一条最光明正大的途径，便是科举进仕，读书做官。

徽州各姓都十分重视培养子弟读书做官，把这一条列为家典族规之首：“族中子弟有器宇不凡、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收而教之，或附之家垫，或助膏火。”徽人这样培养宗族子弟，核心是要借此壮大宗族势力，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徽州巨族不惜以重资举办书院学塾，延请名师加以教诲，把自家子弟培养出来做官，直接依赖同乡同族乃至一家之人，“官”与“商”之间联系的纽带无疑更加牢固可靠，教育和经济因此形成了一种互动。例如歙商江才将几个儿子作了分工，让江琇、江珮继承父业，在扬州经商，保证经济基础；让另两个儿子江瓘、江珍致力举业，在从政上努力。果然小儿子江珍不负父望，中了进士，任江西高安知县，后调任京官，成为其家族经商的一大助力。

在徽商中，像江才这样的人实在太多。“连科三殿堂，十里四翰林”，“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之类故事，多得不胜枚举。徽商之所以热衷于儒学教育，不但是为了使自己或其子弟跻身于官僚或准官僚阶层，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朝廷有了人，经商就有了一道有力的政治屏障，可以攫取到其他商人得不到的利益。

如歙县鲍志道与长子鲍漱芳相继为总商，原因之一是鲍志道的次子鲍勋茂为钦取一等进士，官居内阁中书加一级兼军机。而另一位徽商曹淇之所以能身居扬州总商，与弟弟曹振镛为军机大臣这样一个大靠山不无关系。行业上是总商，政治上又有靠山，那么形成行业垄断便不足为奇了。从明末以后到清代道光之前，徽商盐商能成为垄断盐业产、供、销的集团，自然离不开家里的靠山。

无论是赤裸裸的花钱买官、捐输，还是依靠读书做官，都使得徽商由单纯的商人变成了官商，正所谓既当了老板也当了官。官商是应当批判的，但是在当时，官商一体的特殊身份使徽商终于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一些低级官僚的敲诈勒索，从而保护了自己的利益，而且官僚的特殊身份还使得徽商从政府手中得到了种种特权。就拿盐商来说，如果没有政治身份和政治后台，是很难在盐业中立足的，在两淮8个盐业总商中，仅徽州的歙县一县就占了4个，其势力之大，其他商帮岂可望其项背!

徽商子孙中读书、做官、经商已成为三位一体的局面，徽商靠读书的优势，由儒而商，由商而官，官商互济。徽商奉行“朝里有人好发财”的商业模式，他们借助宗族势力和读书入仕的途径，雄霸中国商业舞台三百余年，其经营地域之广、项目之多和资金之雄厚，都为当时商界一时之冠。

2．官商合一，畅通无阻

政商两届犹如水与鱼的关系：有了水的滋养，鱼才能够自由游弋；水因为有了鱼的映衬，才多了一分清澈与活力。

“官商合一”是中国人首选的经商模式。政界与商界自古以来就是相辅相成，互相依赖。台湾拆船大王王玉云就走了这样一条路线。

王玉云，祖籍福建晋江，最初由图书管理员到一名刑警队员。他有着强烈的正义感，他无法忍受自己与贪官同流合污，退出警界，从事商业。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周密的分析能力，他很快便找到了快速致富的商机——拆船业，这是一条低成本淘金之路。

随着事业发展为大型企业集团之后，王玉云自然声名远播，以致海外一些船主的旧船要报废时都会想到王玉云，将船拖到他的拆船码头。由于王玉云和他的拆船公司的带动，高雄建立了全球最大的拆船中心，台湾也因此被称为“拆船王国”。

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除了应归功于王玉云对商业敏锐的洞察外，政治护航则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和一般的闽裔商人不一样，王玉云始终有着自己的政治抱负，一方面他觉得当官比做商人更能光宗耀祖，另一方面他又总想着实现自己心中的政治理想，在台湾政坛树立新风。他觉得亲身进入政治生活，不但不会影响自己的企业王国，反而会把企业引领上一个有力的特权跑道。所以，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华荣铜铁工业公司成立，企业初具规模时，他便又开始向政界靠拢。

1957年，王玉云参加了高雄“市议员”选举。由于他为人急公好义、正义感强、待人和善，对社会上层人士善于运用交际手腕，对下层人民则富有同情心，所以他首次竞争便高票当选，成为高雄市议员。尽管是个商人，但王玉云对大是大非一点都不含糊，被人称为“实在议员”，群众基础特别好。1964年，王玉云以绝对高票当选高雄市“市议长”。1967年又被任命为高雄市国民党“党部副主任委员”。1972年，靠着自己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国民党的支持，他以21万张选票的优势胜过对手，如愿以偿地当上高雄市长。

在高雄市长任期内，王玉云做得最多的就是拆迁旧房，重新规划市区。这是好事，但麻烦也不少。有人并不愿意离开旧居，市政府只得动用行政力量强制拆迁，由此引起了一些市民的不满。有人开始议论，王市长是拆船起家的，他以为高雄就是一条船，除了拆什么也不会。百姓中因而有人称王玉云为“拆迁市长”。但时间一长，王玉云的政绩便显示了出来，高雄市区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七年内，王玉云一下令拆迁了2500多栋陈旧房屋，兴建了西子湾风景区、动物园和第六号公园，兴建了比台北国父纪念馆还大的中正文化中心，兴建了劳工中心与劳工公园，开辟了台湾第一条地下街。这一切都使高雄的面貌远远超过了台北，而“拆迁市长”也逐渐成为高雄人的骄傲。

在王玉云登上政坛的20世纪60至80年代，也恰是王氏企业全速发展和多元扩张的时期。从政期间，王玉云在政界积累了广泛的人脉资源，举凡商业、金融等行业的高层人物无一不识，这为他进军多元化格局尤其是进军金融业和高级娱乐场所提供了便利。尽管坚持正义和正直的性格使王玉云不致会给予自己的企业明显的优惠待遇，但优先待遇却一定会有，利用自己在政界的人脉资源，王氏企业能轻易地优先进入多个领域自不待言，而且在关键时刻总可以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使王氏企业获得优先权。

20世纪80年代，王玉云的经营重点逐渐转移到金融业方面，包括中兴银行、中兴人寿保险公司、远富证券信托公司等相继成立运转，形成了中兴集团。1994年，他联合诚洲集团、长谷建设、高林实业及日、德、美等国银行，在高雄成立了资本额180亿台币，横跨银行、证券、期货和保险的中兴金融集团。他的个人资产净额此时便已达到130亿台币，名列台湾富豪榜第23位。

在台湾，虽然王玉云财富并不是最多，但他的名气比王永庆还大；虽然权力不是最大，但他的形象比连战还好。群众在对王玉云产生好感之余，也对他的企业产生了好感，而这则意味着一种市场优先选择。不必打广告，王氏企业也能吸引来大批岛内的甚至漂洋过海而来的客户。很多国外高新技术企业之所以优先找王玉云合作，不仅仅是看中他的名气、他的经营才华，多半也是看中他打通了的上层渠道，明白合作一旦搞定，在实施项目时就可以很快落到实处。在一段时期内，王玉云在政商两界取得双丰收绝非偶然：一方面，政治上的成功使他的企业发展提速；另一方面，实力的增强也使他在政界很快得到人望。政治和商业是王玉云一生事业中最重要的两部分，而这两部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王玉云由政入商、再由商入政，横跨政商两界，以政促商，以商促政，相辅相成，结果营造出一个庞大的企业王国，在台岛政坛上也风光无限。

3．百万富翁，红顶商人

翻开历史长卷，商人千里迢迢，历尽艰辛，依靠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得以在陌生的环境中建立起自己的家园，并发展为富商大贾，享誉海内外。极具能力的商人不仅在经济领域取得瞩目的成就，而且还在政界博得一席之位。

陈芳，这是个国人不太熟悉的名字，却在大洋彼岸一直被传诵与景仰。他是美国华侨中第一个百万富翁。杰克·伦敦和马克·吐温分别为他写过传记；而以他为原型创作的歌舞剧在百老汇演绎了整整30年。

珠海的陈芳家族，世代经商。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年仅14岁的陈芳因父亲病故，只身跟着伯父到香港，学习经营中西土特产生意。十年之后，陈芳和伯父一起从香港运送一批中国货物到檀香山售卖。这次檀香山之行，改变了陈芳的一生。

陈芳以在香港十年经营的经验，判断夏威夷是一个经商的好地方，遂决定留在夏威夷发展，得到了伯父的支持。

陈芳在檀香山的经营，采用了当代流行的“开架售货、自由选购”的超市型模式，并提供送货上门服务，这在当时是独此一家。1854年，为了扩大经营规模，他与华商陈冬合股开设一间新商店，生意十分红火。然而1857年夏季的一场大火，使全部商品付之一炬。陈芳没有向灾难低头，毅然决定借用高利贷，返回中国购置货物运往檀香山销售，一年后扭亏为盈。他重操设店经营的拿手好戏，很快又积累了巨额资金。19世纪60年代，他已拥有一艘专门往返于檀香山和香港之间的货轮，生意越滚越大。

陈芳跌宕起伏的经历及日益提升的名望，引起了当地官府注意。陈芳抓住机遇，与当地显贵名流打成一片。1856年，夏威夷国王将举行婚礼，陈芳和几位华商决定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向国王展示中国文化魅力，提升华商地位。他们按中国婚庆风俗为国王筹备盛大的婚礼舞会，舞会场景布置具有浓郁的中国文化特色，到处悬挂着大红灯笼，参加舞会的客人也穿着中式婚庆礼服。这场精心设计的舞会立刻引起轰动，陈芳从此成为夏威夷家喻户晓的人物。

陈芳通过舞会和王室交上了朋友。1857年，他申请加入夏威夷国籍，并与国王义姐朱丽亚喜结连理。凭借婚姻这张船票，陈芳登上了夏威夷王室的航船，事业进入黄金期。

婚后的陈芳，调整经营思路，尝试着多元发展，与程植合股建立“芳植记公司”，购置大量土地，将中国甘蔗种植技术引到夏威夷，并从中国引进技术人员创办榨糖厂。随着产业不断扩大，19世纪80年代，他又斥巨资收购了当地一家农场的一半股权，雇用300名工人，累计种植甘蔗达1200多亩。这种集种植、榨糖、销售于一体的“一条龙”经营方式，使他很快成为夏威夷商界的翘楚。

随着商业发展的一帆风顺，陈芳参政的兴趣也与日俱增。1874年，朱丽亚义弟卡拉鸠被推举为王位候选人。陈芳再出巨资举办豪华高雅的音乐会，帮助义弟竞选。卡拉鸠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国王宝座。陈芳也由此步入上层贵族行列。两年后，他被任命为夏威夷枢密院顾问，这是华人首次登上夏威夷决策的核心舞台。1880年，清政府鉴于陈芳在夏威夷的影响力，任命他为首任驻夏威夷华商董事会的首董。他旋即辞去夏威夷枢密院顾问的职务，专心为祖国服务。1881年，华商董事会升格为中国驻夏威夷领事馆，陈芳为第一任领事，成为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

1889年，陈芳与原配夫人所生的长子不幸在家乡病逝，陈芳悲痛至极，辞去领事职务，将农场2\/3的股权变卖，其余1\/3的股权及其他产业，留给朱丽亚及其子女，偕同与朱丽亚所生的儿子陈席儒，返回阔别多年的故土。

陈芳回到家乡后，创办了澳门首家养殖荷兰奶牛的牛奶公司，并捐资修宗祠、办学校等，受到朝野人士赞扬，光绪皇帝赐建三座牌坊给予表彰。

陈芳，华侨中的第一位百万富翁，檀香山华人世界的缔造者。早在19世纪70年代，当时任旧金山《联合报》记者的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曾多次采访陈芳和他的种植园。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于1909年出版的《南海故事》中，有一篇就是陈芳传奇。1953年，美国著名作家克莱丽丝·泰勒在《夏威夷时报》上连载了《陈芳家族故事》。1963年，由美国剧作家陈芳后裔伊顿·莫根所写的以陈芳故事为主题的大型音乐剧《十三个女儿》在纽约百老汇上演，轰动一时。1994年，历史学家鲍勃·戴在收集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出版了《陈芳传》。

4．审时度势，抱势经营

《阿房宫赋》中说：“各抱地势，钩心斗角。”首先只有抱到了地势，才会有能力去参与“钩心斗角”。在商场上也是这样，只有在某些方面占尽了优势，才能坐享其成，大获其利。

精明的徽商则善于审时度势，抱势经营。为了抱住“官势”，徽商通过各种手段巴结逢迎。

手段之一是交友联谊。徽商足迹遍天下，他们每到一处，总是广交朋友。交友，在他们心目中已不是纯粹的商业行为，而是涂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所以在很多商人那里，谈笑有名流，往来多缙绅。徽商对一些暂时失势的官员也往往不吝解囊，表现出少有的慷慨，不惜重金资助。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在下政治赌注。因为他们一旦帮助这些官员化凶为吉，保住乌纱，今后无疑可以背靠大树好乘凉了。

手段之二是联姻攀附。徽州之俗，“婚配论门第”，深受徽俗浸染的商人也是如此。在他们的家谱中我们发现，徽商中尤其是一些大商人总是和封建官员结有姻亲关系。一些在外地的徽州商人，也总是千方百计与封建官员联姻。与现任官员联姻，“贪个纱帽往来”，自然求之不得，但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即使能与未来的官员攀亲，徽商也心甘情愿。这种前倨后恭的态度充分反映了商人对封建政治势力倾心攀附的心理。

手段之三是行媚巴结。徽商的优势是雄于贤财，他们往往不惜重赞行媚权势。时人指出：“徽多高赀贾人……又善行媚权势。”对此，大可不必从品德、道义上谴责徽商，因为这实际上是由时势使然。徽商行媚权势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将权势贪赃之款代为营运，让他们坐取厚利。

手段之四是跻身仕林。依附封建政治势力总不如自己成为封建政治势力中的一员，这可以说是所有商人梦寐以求的事。商人以富求贵、跻身仕林最便捷的办法就是捐资买官。一部小说中写道：“原来徽州人有个癖性，是乌纱帽、红绣鞋，一生只这两件事不争银子。”这里所谓徽州人，自然指的是徽商，他们在经商致富后不惜巨资捐资买爵，这类例子在徽州宗谱、族谱中屡见不鲜。比商人自己捐官更为普遍的是让子弟攻习儒业，博取功名。他们以“富而教不可缓”的迫切心情延师课子，盼望他们将来能够蟾宫折桂，一举成名。

徽商绞尽脑汁攀附政治势力，并与其结成了密切的关系，正所谓“自古官商乃一家”。有了政治势力的依附，徽商便可在商场上如鱼得水。

胡雪岩就能够充分利用对自己有利的条件，运用自己的经营之道，将事业逐步推向了高峰。下面让我们领略一下他“抱势”中的两大招术。

第一，资金只有在流动中才会得到增值。用胡雪岩的话说，就是大元宝不会生出小元宝，因此不能让“头寸”(资金)烂在那里。

第一笔生丝生意交割后，胡雪岩就立即着手要开药店，在和刘不才商量药店事宜的时候，他一开口就是“初步我想凑十万银子的本钱”。这个“海口”可是夸大了，因为当时他根本就不知道如何筹集这十万银子。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他却又要上两个大“项目”，真是令人吃惊，就连十分佩服他的尤五、郭庆春也提出疑问，认为他现有的钱庄，生丝就是两桩要大本钱的生意，哪里还有什么钱去开药店、典当？

再说在这兵荒马乱之中，把不动产变成现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在胡雪岩看来凭借他的信誉、本领，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他想阜康的进一步发展，已经有了结成牢固生意伙伴关系的庞二支持，做生丝生意，仍然由火家集股，药店可以打官府的主意，而典当业，可以由苏州潘叔雅那班富家公子帮忙。仔细琢磨后，胡雪岩便开始行动起来。

首先，他向杭州城里那些为官不廉，中饱私囊已经被“喂”得脑满肠肥的官儿们筹集资金。然后，他打算回到杭州收服杭州抚台黄宗汉。因为他认为在兵荒马乱之际，开药店本来就是极稳妥的生意，又有济世活人的好名声，说不定黄宗汉肯从他极丰的宦囊中拿出一笔钱来作股东。如果收服黄宗汉，另外再找其他有钱的官儿们来凑数，就容易多了。如果第一步成功，那么第二步也就好办了。

胡雪岩得知刘不才那里有“诸葛行军散”祖传秘方，专治军队行军打仗时所发生的瘟疫。这个秘方配料特别，其效如神。便打算与专管军队后勤保障的“粮台”打交道。先采取只收成本的方式给军营送“诸葛行军散”，或者有捐饷的，也可以让他们以“诸葛行军散”代捐，指明数量多少，折合银子多少。

只要军营的兵将们相信这药好，就可以与粮台打交道。争取承接为粮台供药的业务。粮台虽不上前线打仗，但事实上却什么事都管，最麻烦的就是一仗下来料理伤亡，用药极多。药店可以把药卖给他们，药效要实在，价钱比市面便宜，还可以欠账，让粮台本人公事上好交代。既然可以欠账，也就可以预支。

另外，药店还可以弄到几张能够一服见效与众不同的好方子，譬如刀伤药、辟瘟丹之类。如果把这些好方子收在一起，然后让各路粮台前来定购，那么就会有一笔定购药品的钱，正好可以用来发展药店生意。这一步如果成功，那么药店的本钱不就解决了。

本来是没有本钱开店的胡雪岩，却因靠借势的力量使自己的药店开了起来，真可以说他是个手段高明的人。依靠这个方法，他办起了胡庆余堂，不仅给他带来了大量的财富．还给他带来了“济世善举”的名声。试想一下，如果他不懂得“抱势”，这些恐怕都是难以实现的。

作为一名商人，凡事总要超出别人一截，眼光总比别人放得远，惟有能够“抱势”，方可在商战中获胜，立于不败之地。

5．背靠大树，借势经营

俗话说：“有多少水和多少泥。”意思是说一个人办事情的大小，受其能力限制。而在商场中能有多大作为，往往也会受靠山的影响力大小的限制。正所谓：背靠大树好乘凉。

在中国的旧时代，权杖可谓是最厉害的东西了。而在封建社会里，权力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权力就是靠山，靠山也就是财富。面对这样的情形，商人要想把商业经营下去，必须运用合适的策略。一般商人会设法躲避官府的人，但这不是长久之计。而明智的商人会设法与官府当差的人结交，与他们搞好关系并给予好处，以得到他们的保护和支持。

商人中最有名的当是绩溪人胡雪岩。胡雪岩那个时代的旧制，对商人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造成了商人的地位低下，加上官府的欺诈、刁民的欺负，经商是件很难的事情。因此，对于旧时代的商人来说，要想做成大生意，没有靠山，简直是难如登天。

在钱庄当学徒出身的胡雪岩办事勤快，能言善道。胡雪岩最成功的地方，在于他明白大势。他20岁时遇见落魄书生王有龄，缺少进京的盘缠和做官的“本钱”。胡雪岩虽然和他并不相熟，却立即私下借用了钱庄的五百两银子给他。胡雪岩因此失业，但做官后的王有龄感其恩德，视其为生死之交。得势的胡雪岩利用王有龄在官场上的发达，开设了钱庄、当铺、药铺，经营丝、茶，迅速暴富。结交王有龄还使胡雪岩的钱庄代理浙江省的藩库，这样国家的财产就成了他的周转资金。

胡雪岩向王有龄借力，王有龄毕竟是他的至交，是个一门心思想对他报恩的人，“借”一定程度上成了“给”。而胡雪岩找到左宗棠这棵大树做靠山，借用其力成就自己红顶商人的一番“伟业”，更显示了胡雪岩高超的借力手腕。

1862年，王有龄守杭州时因太平军破城而自杀，胡雪岩顿时成为一只失恃的孤雁。此时的胡雪岩已踏上“官商”之路，王氏既去，但他不能一日无官场靠山，他不得不寻找更有价值的人物。这时，他将目光投向了闽浙总督左宗棠。

此时左宗棠正忧心忡忡，杭州连年战争，饿死百姓无数，无人耕作，许多地方真是“白骨于野，千里无鸡鸣”。自己带数万人马同太平军征战，自己的几万人马吃饭成了个大问题。

正在考虑之时，胡雪岩求见，他拿出了2万两藩库银票作为购粮款，请求左帅为王有龄报仇雪恨。这符合常情的恳求，左宗棠欣然答应，并叫管财政的军官收下了这笔巨款。2万银票对于每月军费开支10余万的左军来说虽然杯水车薪，但毕竟可解燃眉之急。胡雪岩清楚地知道左宗棠想要的是什么，所以不失时机地掏出银子，为自己争得了左宗棠的好感。

会见过后，左宗棠认为胡雪岩不仅会做生意，而且还对官场非常熟悉，是一个大有作为的能人，难怪杭州留守王有龄对他如此器重。然而，粮食问题仍像幽灵一样萦绕脑际，缠得左宗棠心急如焚，愁眉不展，一连几天都没有想出个好办法。其实胡雪岩在这次拜会之后，就筹划着如何帮助左宗棠解决粮食以解眼下之急。他迅速到上海筹集了上万石大米运回杭州，一部分救济城里的灾民，另一部分现粮送到了军营。

这万石大米真是雪中送炭，不仅救了杭州，而且对左宗棠肃清境内的太平军也助了一臂之力。左宗棠捋着花白的胡须，连日紧皱的双眉舒展了，他高兴不已，内心总觉得过意不去。他说：“胡先生此举，功德无量，有什么要求，无妨直说。我一定在皇上面前保奏。”胡雪岩大不以为然，他说：“我此举绝不是为了朝廷褒奖。我本是一生意人，只会做事，不会做官。”

“只会做事，不会做官”这一句话可当真说到了左宗棠的心坎上了。左宗棠出自世家，以战功谋略为名，在与太平军的浴血奋战中，更是功绩彪炳。所以平素不喜与那些凭巧言簧舌、见风使舵之人为伍，对这些人向来鄙夷不屑。此时一句“只会做事，不会做官”是使左宗棠感觉遇到了知己，对胡雪岩顿时更觉亲近，赞赏之意溢于言表。

通过几件事，左宗棠既了解了胡氏的为人，也了解到胡氏办事的手段，知道这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于是倾心结纳，倚之为股肱，两人很快成为知己。由于有了左宗棠这个大靠山，胡雪岩衰败的生意很快有了生机，而且比以前发展更快。

利用左宗棠的权势，胡雪岩在商场上大展手脚，通过为左宗棠办漕粮，解决了政府督办漕粮的困难，更使胡雪岩控制了漕粮的营运，后来又为左宗棠采办军务，其在商业上的影响和势力一时无二。十数年间，左宗棠的购置弹药，筹借洋款，拨饷运粮，无一不经其手，以这种大势，求十一之利，胡雪岩的事业如日中天，财富也从数十万银转而至数百万进而至数千万。后来胡雪岩还以商人身份被赐二品顶戴，成为了名极一时的红顶商人。

的确如此，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大帝国中，不论是做官还是经商，都离不开靠山的支撑。“朝中人”是下面当官者的靠山，官场势力则是那个时代驰骋商界者的靠山。对那个时代的生意人来说，有了靠山，也就如同有了保护伞，买卖也能做得关节通畅，得心应手。

6．取得官方许可，实行垄断经营

作为一个地域性商帮，徽商与其他商帮势必产生激烈的竞争。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设法扩大影响提高声望，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自身的信誉以外，加强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徽人汪道昆曾说，徽商“游大人而为名高”，一来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份；二来可以通过“大人”为自己延誉。交结官员有利于扩大影响，提高声望，提高竞争力。

商人一般都是逐“十一之利”，但垄断商业的垄断利润就非“十一之利”可比，而是能获取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高额利润，因此攫取垄断商业的经营特权就成了众多商人追逐的最高目标。在封建社会能够称得上垄断商品的，除了一些违禁品以外，就是盐和外贸商品了，而其中盐又是千家万户不可或缺的商品。封建社会中绝大多数时期盐业都是官营，高额垄断利润由官府独占，盐税也成了国家财政的重要收入。明清实行官督商销榷盐制度，商人只要向政府交纳足数银两，就可获得“盐引”，到指定产盐区向灶户买盐，再运到指定地点去销售。这样，盐商实际上就获得了垄断经营权。在全国各大盐场中，两淮盐场无论是产量之多还是行盐地区之广都居首位，盐业的垄断利润极为丰厚。据记载，清代前期，淮盐在产地的价格是每斤约制钱二三文，运销江西等地，竟高达六七十文，价格抬高了二三倍，扣除运费和课税，其利润也令人瞠目。两淮之所以令徽商趋之若鹜，其原因就在这里。徽州盐商资本所以高达几百万、上千万，其奥妙也在这里。这种垄断经营权当然受惠于政府。饮水思源，盐商对政府、对皇帝特别感恩戴德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政府视盐商为摇钱树，盐商也视政府为保护神。一旦他们的经营特权受到侵犯时，封建政府甚至皂帝就会出面加以维护。例如，清代榷盐制度规定，各盐场所产之盐都有指定的行销地区，不得越界销售。如淮盐行销区包括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5省和河南省的一部分，但由于两淮盐场距江西较远，加上盐商的抬价，故淮盐运到江西后，价格猛涨二三十倍，这自然令广大消费者不堪忍受。而江西与福建毗邻，故闽盐运至江西，售价较低，销路自然大畅。尽管江西不是闽盐行销地，但闽盐常常阑入江西，从而极大地影响了淮盐的销售，使淮商垄断利益受到侵犯。据记载：“乾隆末年，福建盐阑入江西，其势蜂拥不可止。淮商颇周，而事体重大，莫能撄者。”歙商鲍肯同时任两淮总商，“身任其事，支拄两载，其患始平”。这里虽没有讲出平患的具体细节，但从“其事体重大，莫能撄者”来看，此事非常棘手。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朝廷与地方政府的出面干涉，闽盐“蜂拥不可止”的势头是很难遏止的。在关键时刻，政府维护了盐商的垄断特权。

大盐商江春是歙县江村人，担任两淮总商，督征盐课，查禁私盐。乾隆每次下江南，江春都在场伺候，跑前跑后，花钱如流水。江春担任两淮总商前后达40多年，他多次率领众商捐资助赈、助饷、很得乾隆赏识。

有一个形容江春神通广大灵活应变的传说。一次游览扬州的晚宴上，乾隆随便问：“瘦西湖有没有白塔?”在场众人无言以对，只有江春马上说有。乾隆随即降旨第二天要去瘦西湖观塔。其实湖边并没有塔，见皇帝真要前往观塔，江春心急如焚，情急之间，他灵机一动，连夜派人搬运食盐，用盐堆起一座假塔。

第二天，瘦西湖上大雾弥漫，乾隆在画舫上透过朦胧的雾气，隐约间看见了巍然矗立的白塔，非常高兴。乾隆离开扬州后，江春怕事情败露，就在盐塔的基础上赶建了一座白塔。事实上，朝廷也待他不薄，不仅屡赐宴赏，还加授布政之衔，有一次还特拨银30万两供他周转。江春与官府关系之深，可见一斑。

乾隆皇帝六下江南，都是由徽州盐商接待的。为伺候得皇帝舒服，他们花钱极为慷慨，博得龙颜大悦，出尽风头。正因为花钱结交官府，徽商不遗余力，才会有徽商控制两淮盐业、垄断茶叶经营的局面出现。

徽商依靠取得官方许可垄断盐业经营发迹，但就在这些商人最风光的时候，心里也十分清楚，皇权至上，私权随时都有不虞之灾。大盐商江春说：“奴才即使有金山银山，只需皇上一声口谕，便可名正言顺地拿过来，无须屈身说是赏借。”

他也的确一语成谶：从明中叶至清中叶，徽商热闹了将近300年后，在道光年间一夕烟消云散。先是清政府改革盐法，剥夺了盐商的垄断特权，随后又严追他们历年欠税，众多徽州盐商被抄家抵债，迅速“失势”，从此便一蹶不振。

由此可见，官方许可之于商人经商的决定性作用之大。徽商在“取”“舍”之间用心良苦，这种化被动为主动的“捐输”堪称徽商精于“投资”的妙笔之作。徽商深知只有取得官方许可，方能实行垄断经营，进而才能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商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7．官生意是天下最大的生意

善做官的人，不一定会经商；能经商的人，肯定会做官。官场要权谋，市场求利益，相通又不相通，官员变成商人容易，但那必腐败无疑；商人做官员也容易，其付出远远小于做商人所付出的艰辛和智谋。晋商是付出最多得到也是最多的商帮，官生意是天下最大的生意，做成了自己焉能不“做大”?

明朝为了抵御蒙古而设立区边重镇，这些兵马的生活和需要造就了一个高额消费区，为晋商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原始动力和机遇，使他们做起了“政治生意”。清朝时以介休范永斗为首的山西八大商贾一跃为显赫天下的“皇商”，取得了其他商帮无法享受的特权，为晋商开创了独步天下的局面。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皇家权力的支派，并甘当附庸以获巨利。

介休范氏每年要交纳内务府皮张若干，从此走上了皇商之路。他们一方面继续经营边疆贸易，另一方面深入国内市场进行绸布茶粮贸易。范氏还是大铜商和大盐商。康熙时，范氏经内务府奏请，承担了一部分贩运洋铜的业务，而且在这一业务中占有相当比重，经常拥有洋铜船六七只，成为洋铜商中的大户，从中获取了巨大利益。范氏在长芦、河东盐区资本相当可观。

到了清朝的中后期晋商达到了辉煌，他们充分利用官方的权势，不失时机地取得“优惠政策”、“重点工程”和“大项目”，从中谋暴利，进而部分代官方“解饷”、运军需、赈灾，最后竟扮演起了国家银行和财政部的角色。如果没有与官方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能得到这么大这么多的“肥差”吗?只有使自己的利益与官方的利益一致时，生意才能做下去，而且会越做越大，越做越顺。

靠官维护，靠官谋利，官商合一，各取所需，在晋商中很普遍。能成为显赫的皇商的，毕竟只是个别，大多数晋商还是通过结交权臣及地方“父母官”，求得庇护，开展“业务”。

1921年版《山西票庄皮行商务记》中说：“考前清定例，凡属公款在京则存户部，在省则存藩库，并无令存票庄之明义。所以存储票庄者，官场与各庄老板来往之私人情耳。”那时，结交官场从而获得巨大的利润，已不是个别现象，而成了普遍的公开的秘密。

在京的几个大的票庄都极力拉拢王公大臣，最著名的，如蔚盛长交好庆亲王，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慈禧太后的亲信李莲英，志诚信结交两广总督叶铭琛，大德通交结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交结岑春煊，日升昌交结历任奥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庆亲王和奥海关监督不止一家票庄招揽，票庄经理有时与督抚往来甚密，得其信任，亦步亦趋，虽调任也与之同行。票庄与官员已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

曾为晚清“中兴名臣”的张之洞在未发达之前，囊中羞涩，买官无银，在京借债无门之际，求到了协同庆票号门下。协同庆老板久闻张之洞大名，又从“大内”的“内线”得知，张之洞将有重用，官运会一路亨通，便慷慨答应借银十万两，作为张之洞买官的费用。不久，张之洞果然荣任两广总督，他自然不会忘记报答协同庆的大恩，便把两广的官方财税解汇全部交给了协同庆。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协同庆仅仅做两广这一笔“大业务”，就赚了上百万两银子，还有什么业务比做这种官生意更赚银子呢?与协同庆票号类似，晋商各票号以经营官款为主，其中的秘密，恐怕只有银子才能说清楚了。

乔家大德通商号经理高钰很擅长发官财。由于与当时的高官赵尔巽关系密切，所以，他总能从赵大人处拉来“大宗业务”。赵尔巽调到东北，高钰追随到东北拉业务，赵尔巽调回北京，高钰也同来，赵尔巽后来调到四川，高钰又跟到了四川拉业务，“大德通”几乎成了赵尔巽的账房。赵大人做官离不开大德通的银子“做本钱”，大德通也靠赵大人手中的权力开展“业务”，获取更多的银子，如此双赢，当然谁也离不开谁了。

高钰除了拉这种“大宗业务”外，他还有通天的本领。在庚子“国难”之际，他竟能比官府还早就得到“两宫西狩”的“特大喜讯”，并能把失魂落魄、落难如乞丐的“老佛爷”和“万岁爷”迎进大德通票号“办公室”临时改成的“行宫”，还慷慨地借10万两银子给从不向人伸手的“老佛爷”。身无分文的“老佛爷”除表示感激外，还把随身带的“西洋贡品”纯金火车头留下作为抵押，并龙颜大悦，对高钰的效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两宫回銮”之后创办大清银行时，高钰就被钦命为首任行长。至于“两宫”对大德通的其他回报，完全可以想像得出。“高总”做官生意做到了极致，在当时很多晋商自愧弗如。

看来，官生意做得越大，获利也就越丰厚。官场与市场，仅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做市场，是靠满足社会需求，靠自己的才能发财；做官场，是通过结交官吏为自己谋私。在官本位社会里，做市场得先做官场，因为官场控制、垄断着市场，只有通过官场才能做市场。

晋商善于做官场，是其长处也是其短处。长处在于，做官场比直接做市场容易，可以很快“做大”、得到庇护，形成优势；短处在于，官场是最靠不住的。“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变是经常性的。“换汤不换药”的变，固然可以继续做“业务”，若旧官场整个被铲除了，那想再做“业务”也就不那么容易了。要想真正长盛不衰，还得真正去做市场。市场是无限的，善做市场者才会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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