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做人

孟子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孟子论“诚”，跟“天之道”、“人之道”联系起来，其意是强调“诚”是精彩做人的不变规律。儒家论事，都有这种习惯，动辄天道、至善，这跟我们今天引用名人名言的意思差不多，无非是想增加观点的权威性。

但是，把“天之道”、“人之道”搀和进来，虚的东西就多了，增加了理解困难，因为这是一千年都弄不明白的东西。比如孟子这段话：“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谁敢说自己完全明白了它的意思？

如果把虚的东西拿掉，这段话就很好理解了，所谓“诚”，就是带着好心做人做事，一心希望别人好。没有好心，是不通人性人情的缘故，人性是趋吉避凶的，人情是趋利避害的，你给他带来好处，他就喜欢你；你给他造成危害，他就痛恨你。只要一心希望别人好，没有不被你感动的；如果不希望别人好，甚至盼望别人倒霉，没有能被你感动的。

世界上的事，通常跟利害相关。一个人“不诚”，是对自身利害关注太多，想尽量维护利益，规避风险。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就会做出很多对别人没好处的事。因关注程度不同，“不诚”者又可分为三种人：

一种是小人物，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从不肯坦诚表达观点。他们爱说话，却尽量掩盖真实目的，日常所言，多半是假话、废话，有价值的话不多。无论提意见还是提请求，都要遮着半边嘴巴，东拉西扯、欲言又止，那不尽之意，要别人费神去猜。这样既浪费大家的时间，又影响办事效果。但他们这样做，只是怕受到意外的伤害，并无害人之意。

比如有一位农村大嫂，她的闺女胆儿比较小。有一次，学校组织夏令营活动，她担心闺女没出过远门，不放心，就去邻居家请闺女的同学小三帮忙照顾。她想直接说出这个意思吧，又怕人家不答应，万一来上几句难听的，这张脸往哪搁？于是，她欲言又止，扯了一大篇闲话：“哟，你们吃饭呢！大白菜可是个好营养，俺家闺女就是不爱吃，要不怎么长不高呢！如今这孩子吧，就爱挑食，一身怪毛病。就拿俺家闺女来说吧，在家里大闹天宫，谁的话也不听，出了门儿就不行了，胆儿忒小，见了人就认生，说句话就脸红，这可怎么办呢！学校也真多事，又搞什么夏令营。俺家闺女哪有这胆量，只怕走到半路就吓哭了……”

她说了一大堆，就是不提请人帮忙的事。幸亏邻家太太知道她的脾气，听出她的意思，这才算没有白说。

说话言不由衷，是小人物一个共同习惯。这个习惯会造成沟通障碍，有时还会引起误会和矛盾冲突。假如大家都准确表达意思，生活中一半以上矛盾是可以避免的。

一种是小人，自我保护意识特别强，心灵又特别脆弱，一点点小伤害都会痛得受不了。不要说直接的伤害，别人穿了一件漂亮衣服，跟他不相干的事，他也会难受半天。如果人家长得漂亮一点，被领导喜欢一点，那更不得了，他会天天闹“心脏病”。因为长得漂亮，可能勾走自己喜欢的人；被领导喜欢，可能拿走自己喜欢的职位。如何治疗“心脏病”呢？让长得漂亮的人名声变丑，让领导喜欢的人被领导讨厌，诸如此类。

楚昭王仰慕孔子的美名，曾经想让他担任执政大臣，封给他七百里土地。子西听说这件事，心里嫉妒得不行，马上跑去劝阻道:“在您的臣子中，有比子路会用兵的吗？出使诸侯，有胜过宰予的吗？管理百官，有胜过子贡的吗？从前周文王、周武王拥有的土地不过百乘，最后却讨伐大国，杀掉君主，自立为天子，世人都称他为圣王。今天凭孔子的贤德，又有七百里的土地，加上三个能人的辅佐，不一定对楚国有利啊！”

楚昭王吓了一跳，打消了重用孔子的念头。

这就是小人的厉害，即使是毛病不多、优点不少圣人，也能让他在他人心目中变得面目狰狞。一般人，毛病跟优点一样多，哪经得起小人的诋毁呢？

小人损害别人，自己不见得能捞到什么实际利益，无非是治疗“心脏病”罢了。小人竟然为别人的好事犯“心脏病”，对他本人而言是一个大麻烦，世界上的好事层出不穷，小人能力有限，哪能把别人的好事全都搞坏呢，那么，“心脏病”会成为终身痼疾，永远医不好的。小人往往自作聪明，其实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一类人。

三是坏人。不仅自我保护意识特别强，自利之心也特别强。看见别人有好东西，就要想方设法搞到手，根本不讲什么道理。自己喜欢就是道理。好比某些男子，强追屡屡拒绝他的女人，其理由是：“因为我爱你。”这是强盗逻辑。好比强盗抢劫，其理由就是：因为我爱。“我爱”你就得给，这是坏人信奉的道理。

春秋时，智伯的土地很多，他觉得还不够多，派人向韩康子索要一百里土地。韩康子不想给，谋士劝他，拒绝这个坏蛋的要求，会惹来很大的麻烦，不如先答应他，等他激起众怒时再跟他算账。韩康子认为此言有理，就把一个万人小县给了智伯。

智伯平白无故得到了土地，既高兴又得意，于是故伎重施，又派人向魏宣子索要土地。魏宣子也不想给他，在谋士劝说，也把一个万人小县给了智伯。

智伯更加得意，又派人向赵国索要土地。赵襄子不答应。智伯于是邀约韩、魏两家，合攻赵国。赵国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残酷的战争持续了三年，眼看赵国的都城即将告破时，韩、魏两国突然背叛，与赵国合攻智伯。智伯身死国亡。

智伯的结局通常就是坏人的结局，好比一部二十集的连续剧，前十九集半，春风得意；最后半集，万劫不复。

以前曾有过“真小人”好一点还是“伪君子”好一点的争论，普遍认为“真小人”好一点。从他们所列举的行为来看，他们所说的“伪君子”，其实是“真小人”；他们所说的“真小人”，其实是“坏人”。“坏人”之所以显得好一点，因为他们坏事做在明处，别人即使不能防范，也知道损失发生在什么地方。“伪君子”把坏事做在暗处，别人蒙受了损失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谁能想到某件坏事的发生竟然是因为穿了一件漂亮衣服呢？相对来说，小人的防不胜防，更让人头疼。但坏人的蛮不讲理，也很让人窝心。归根结底，小人、坏人都不是好东西。

如果一个人想精彩做人，就离不开一个“诚”字。比方说，民间有“无商不奸”的说法。但据有关调查显示，商界顶尖人士普遍具有坦诚直率、说话言无不义的特点。而纵观历史上的杰出人士，也有这种特点。他们通常不说假话，他们说假话的唯一理由是怕伤害别人。他们也许话不多，但每一句说到点子上，尽可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以免歧义。这种习惯，不仅降低了沟通的难度，也展示了他们“君子坦荡荡”的人格之美。

晏殊是北宋著名词人，年轻时在国史馆供职。当时京城的大小官员喜爱游玩，经常出没于楼台歌榭。晏殊家境不宽裕，没有钱吃喝玩乐，所以，一有余暇，他就在家带领兄弟们读书作文。一天，宋真宗点名要晏殊担任辅佐太子的东宫官。大臣们十分惊讶，因为这一职位历来由老成持重之人担任，晏殊未免太年轻了。宋真宗解释说:“近来群臣经常游玩宴饮，只有晏家兄弟闭门读书。如此谨慎自律之人，正适合在东宫任职。”

晏殊一听，忙解释道:“其实我也很爱游玩，只是家里穷，玩不起，才不得不闭门读书。”

宋真宗听了，不但没有取消他的任命，反而夸赞他诚实。后来，晏殊当上了宰相，这跟他以至诚之心做人有很大关系。

有一位哲人说，你撒了一个谎，就不得不撒一百个谎来掩盖。缺乏诚心的人，经常小心谨慎、提心吊胆地维护谎言，不是活得很累吗？所以，明智的做法是守诚。

为什么说“诚”是好心的体现呢？因为“不诚”的原因是出于自利冲动，只考虑到自己的利益或心情。反而推之，诚实待人，就有不因自利而损害他人之意，这不是好心吗？比如，宋真宗任命晏殊为东宫官，这对晏殊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如果他不诚实，会欣然接受。他坦陈闭门读书的原因，是怕宋真宗看错了他，误了辅佐太子的大事。这不是好心吗？

此外，以诚待人者，通常都希望别人好，不希望别人坏，并愿意成人之美。

北宋文豪苏轼任杭州太守时，有一次，一位名叫吴味道的书生，想上京应试，盘缠方面却很紧张。他想贩运一些布匹到京城卖，又怕关卡盘查。于是，他冒用苏轼的名讳，想偷税漏税。税关的人觉得有疑问，就将吴味道连同货物一起送交苏轼处理。苏轼问吴味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吴味道说:“我这次上京城应试，顺便买了二百匹建阳纱，想带到京城赚一些银子用度。因为您的名气大，所以我冒您之名。现在事情既已败露，只好听凭您发落。\"

苏轼察颜观色，看出吴味道不是在说假话，决定帮他一把。他让人揭下货物的封条，换上自己的名讳，使吴味道一路顺利到达京城。第二年，吴味道中了进士，专程拜访访苏轼。而且对苏轼的恩情一直念念不忘。

一个人有诚意，一心希望别人好，最能打动人。即使对方暂时不明白你的好心，将来他看见好处，迟早会明白过来。一个人能让别人记念一辈子的，莫过于在他急需帮助之时提供帮助。秉持诚意，带着好心做人做事，人生必然一路精彩。

成功从自修开始

荀子说：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端悫诚信，拘守而详，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任。

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成功从自修开始。后学者往往认为这个目标太大：动不动就“治国平天下”，我有这么大的能耐，也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人家一个芝麻小官都不肯交给我来干，我凭什么“治国平天下”？

其实，先儒所讲的“治国平天下”，主要是端正天下人的观念和行为，倒不一定是掌握天下的权力，更不是享受天下的成果。虽然端正观念、纠正行为需要借助权势，但没有权势也不一定无能为力。比如孔子、孟子、荀子这些人，他们跟权势的缘分都很浅——孔子当过大官，时间很短；荀子当官时间很长，官职太小；孟子没当过什么官。但儒家思想最终畅销天下，跟他们当初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达成了“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只不过结果不像他们设想的那么好罢了。

另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综合目标，其中既有大目标，也有小目标；既有长远目标，也有近期目标。而追求这些目标的要点是做力所能及的事。现在没有条件“平天下”，就一心一意“治国”好了；现在没有国家可治，就一心一意“齐家”好了；光棍一条，连家都没有，就一心一意“修身”好了。所以，这个目标是每个人都能追求的，它看起来很远，其实贴得很近。它并不是一个非实现不可的目标，也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过程，一个能量积累的过程。能量很小时，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能量增大了，就向较大的目标靠拢。

“修身”的目的是积累能量，这项工作搞好了，社会影响力自然扩大，“成家”不成问题。能量继续积累，影响力继续扩大。这时候，如果不把某个部门的某个职位交给你，大家都会为你抱不平。于是，你极可能得到这个职位，能为“治国”出点力了。如此循序渐进，就可尽自己的努力，把人生价值发挥到最大。以此来看，“修身”是成功立业的根本。

如何“修身”呢？荀子提出了具体方法：“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端悫诚信，拘守而详，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任。”意思是说，外表恭敬，内心忠信，行事守礼多义，待人和睦友善，这样的人啊，走遍天下都行得通，即使流落到野蛮人的群体中，也没有人不尊敬他；辛苦的事抢着干，享乐的事多让人，行为端庄，诚实守信，忠于职守，办事有方，这样的人啊，走遍天下都行得通，哪怕流落到野蛮人的群体中，也没有人不重用他。

荀子的“修身”方法靠得住吗？假设按他的做了，会不会吃力不讨好？很多人放弃自修，就是有类似多劳而少得、好人无好报的担心。为了回避投资没有回报的风险，干脆放弃这项投资。或者是，自修了一段时间，没看见好处，就此作罢。从古到今，很少有人完全按荀子的方法自修并持之以恒。偶有几个，往往是大器之才。大清名臣曾国藩即是其一。

曾国藩极可能深信荀子那段话，因为观察他的所言所行，无不与之相合，并且终身守之。李鸿章曾说他所以成功，就因为“沉毅之气，坚卓之力，深远之谋，始终不变，而持之有恒”。薛福成在代替李鸿章所拟的《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对曾国藩的评价是：“至其始终不变，而持之有恒者，则惟曰以克己为体，以进贤为用，二者足以尽之矣。”江苏巡抚何璟对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作战经历的评价是：“数年坎坷艰辛，当成败绝续之交，持孤注以争命；当危疑雷撼之际，每百折而不回，盖其所志所学不以死生常交易也。”

从以上三人的评价看，他们都很佩服曾国藩注重自修而且能够持之以恒的精神。事实也是如此。凡是有益的事，他就能坚持下来。他早年好读书写字，这一爱好至死不改。就习惯而言，他早睡早起，终生如一；就行事而言，他待人以诚，从无改变。梁启超认为，曾国藩之成功，源于其自制力极强。实际上，这便是修身。终曾国藩一生，忠诚、勤俭从无改变。他对清廷之忠，对人之诚，办事之勤，人所难及。可以说，曾国藩靠这些不可改变的原则，成就了崇高的人格，也使他获得了广泛的尊重，“横行天下”，事业有成。

当时是一个国运衰竭、困于“四夷”的时代，外国列强早已用枪炮洞开了中国的门户。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人的观念、人格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很多人为此感到迷惑。但曾国藩不迷惑，他仍谨守其德，即使对他认为的“四夷”，他也主张讲诚信，讲美德。

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时，曾国藩问他：“你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要冲的关键，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

李鸿章说：“门生也没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

曾国藩大不以为然：“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外交从来是以实力为后盾，所谓“弱国无外交”，不管怎么办，总是要吃亏的。但曾国藩认为，即使如此，诚信、踏实还是能比“痞子腔”走得更长远。不能保全利益，起码能保全人格、国格。

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写信给李鸿章，再次告诫他与洋人相处要以诚信相待，不要因小事而致生事端，他说：“洋人近来何如？不至于恼羞成怒吧？我们只有告诫各位务以忠、信、笃、敬四字为主。作封疆将帅的，虽然心里怀着勾践卧薪尝胆、田单困守即墨的志气。在外表上也要十分和让。作中国军民的，就更只有和让，没有别的了。”

这年四月，他再次写信告诫李鸿章：与洋人交际，关键有四句话：一是说话要讲忠信，二是行为要笃敬，三是坚持会防不会剿的原则，四是先疏远后亲近。忠，指没有欺诈之心；信，指没有欺诈之言；笃，指气质厚重；敬，指谦虚谨慎。这两句，无论洋人是顺从还是反对，我都应当常常坚持，不能改变。

他给郭嵩焘的信中也表明了这样的观点：“我曾经讨论与洋人交际，首先贵一‘信’字。”

在给应宝时的信中则说：“自古善于驾驭外国，或称恩信，或称威信，总不出一‘信’字。并不是明显违背条约，轻易放弃承诺才称得上失信，即使是很小的事，颦笑之间，也应当怀这真心实意。”

曾国藩还跟其他很多官员谈过对洋人守信的观点。他之所以有这种观点，是认为“洋人最爱财利，最讲交情”，只要信守承诺，不轻变更，就可获取信任，相安无事。当时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别，许多洋人认为中国人不讲信用。曾国藩提倡以信相待，确实能减少不少麻烦。但曾国藩所讲的“信”，是一种做人态度和，也是一种待人策略和交往尺度，即不要由于小利小害，而轻易改变自己的言行。

实际上，曾国藩对洋人是充满警惕的，他曾说，目前之事，以洋务为最艰，“今之外夷，乃前古未有之局”。他认为，应该顾全大局，在隐忍不发时，怀着卧薪尝胆的目标，通过自立自强，最终打败洋人，恢复国威。

当时曾国藩虽然关心洋务，但因健康等原因，并没有负责操办洋务。如果按他的“推诚相见”的方法与列强办外交，不知能否达到荀子所谓“虽困四夷，人莫不贵”的目的？这就不得而知了。但清朝办洋务的官员，爱跟外国人“打痞子腔”，到底也没打出好结果，割地赔款，这都是让人痛心的事实。不仅丢了利益，人格、国格一齐全丢，可见不诚的方式肯定行不通。

就个人而言，成功从自修开始，这是毫无疑问的。有一句名言：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自修”就是在为将来准备成功资源，一旦机会来临，就能好好把握，而不会在遗憾中错过了！

多下功夫，少用智谋

程颢说：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今以恶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鉴而索照也。

程颢认为，“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这就是说，人的观念中，往往存有偏见，所以看不清真相，看不透真理。这是什么原因呢？他说：“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主要毛病出在自私和好用智谋上。为什么自私和好用智谋会形成偏见呢？他说：“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自私，就不能让自己的行为合乎情理；用智，就不能让自己的心态顺其自然。

程颢的话，杂合了道家无为、顺其自然等概念。他说的“有为”，大概是跟“无为”对应的一个概念，是指人所作的努力，包括说话、办事、思考等。“应迹”大概是合乎道理的意思。《道德经》说：“善行，无辙迹。”古代的路，多为土路，马车走过去，会留下两道辙印。会驾车的人，顺着前面的辙印走，不会留下新的痕迹；不会驾车的人，七歪八扭，“辙迹”就多了。“无辙迹”是隐喻依道行事。程颢的“应迹”二字，是否由此而来，笔者只是猜度而已，没有多大把握。但“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的大概意思是说话做事不能合乎规律、规范，也就是说错话，做错事。“不能以明觉为自然”的大概意思是会失去平常心，内心经常为杂念所烦、所苦。

观照现实，确如程颢所言，因为自私，人就容易发生“动作变形”，不该说的话说了，不该做的事做了。比如“文革”时，你整我，我整他，大家整大家。等到时过境迁，才发现当年说的话多么可笑，做的事多么愚蠢。于是有人懊悔了，发表文章说：“我在‘文革’时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伤害了一些不该伤害的人……”这一说又不对了！什么“违心的话”、“违心的事”？明明是为了保护自己而不惜伤害他人，是依从私心说的话，是依从私心做的事，归结到“违心”二字，好像跟自己没多大关系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这样说，大概是为了求得自己安心和他人谅解，又是出于私心的话，而非公平之论，等于再错一次。

好用智谋，亦如程颢所言，确实会让人失去平常心。很多人，为了证明自己不傻，在没有事的地方也能搞出事来。在有事的地方，更是不遗余力，《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厚黑学》全搬出来，无风能掀起大浪，有风能掀翻一条船。可是，用了智谋，就有胜负，胜者穷追猛打，负者卷土重来，如此争斗不休。可是，所做的一切，除了证明自己不傻之外，对事情本身一点好处也没有。

春秋战国时期，蔡国和息国是两个小国，为了在大国的夹缝中求生存，它们结成盟友，相互支援。后来，蔡侯和息侯娶一对漂亮姐妹为妻，成了亲戚，两国关系更密切了。

有一年，息夫人回娘家探亲，途经蔡国，顺便去看望姐姐和姐夫。没想到，蔡侯这个人很好色，见小姨子貌美如花，比自己的妻子更胜三分，顿时动了淫心。他以探视为名，对息夫人言语挑逗，动手动脚。息夫人沉下脸，拂袖而去。

从娘家探亲回来后，息夫人将蔡侯调戏她的事告诉了息侯。息侯恨得牙痒痒，心里暗骂蔡侯：“我与你相交多年，亲如兄弟，你居然想给老子戴绿帽，真不是个东西！”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招借刀杀人的“妙计”。

过不久，息侯准备了一些贵重礼品，来到楚国，拜会楚王，表示愿意与楚国合作，灭掉蔡国。他还向楚王献了一条计策：楚军先假装攻打息国，蔡国必然发兵来救，这时，楚军可趁机设下埋伏，一举全歼蔡军。

楚王认为此计可行，当即应允。

后来的战局，一如息侯事前的判断：楚军攻打息国时，息侯派人向蔡国求援。蔡侯接到求救信后，不敢怠慢，当即倾全国兵力赶来相助，结果中了楚军埋伏，大败亏输。蔡侯率残部拼死突围，好不容易才逃到息城脚下，想进城避难。谁知息城四门紧闭，怎么也叫不开。这时楚军从四面八方杀来，蔡侯只好束手就擒。

蔡侯当了俘虏后，心里一琢磨，明白上了息侯这小子的当。他怨愤不平，决心报复。一次，他陪楚王喝酒，趁机大肆吹嘘息夫人如何貌美，即使仙女下凡也不过如此。楚王也很好色，听得哈拉子都快掉下来了。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调集大军，一举攻占息国，掳走了息夫人。息侯也成为俘虏。幸亏息夫人讲感情，向楚王求情，息侯才好歹保住一条小命。

这个故事中，蔡侯对小姨子性骚扰，确实不地道，但毕竟没有得逞。无论用古代的法律还是用现代的法律，他都罪不至死。息侯却丧失了理智，竟要置他于死地。虽然他的计谋很高明，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为了一点小辱而抛弃盟友，等于被蚊子咬了一口而砍掉自己一条手臂，这不是很愚蠢的事吗？何况他会用计谋，别人也会，他蒙受的损失就更大了。

如何避免因自私、用智而带来的危害呢？程颢说：“今以恶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鉴而索照也。”这段话很难翻译，意思是大致是：要将心比心。“无物之地”是指空灵之心。用不存偏见的心作镜子，去照他人、他事，比较容易得到真情实理。比如，别人做了一件我不高兴的事，不妨想一想，我处在他的情况下，会不会这样做呢？我想对某人做某事，不妨想一想，如果我是他，能不能接受这件事呢？这样反照一下，心态就平和了，行为也正常了。

一般来说，自私的弊端是不易克服的，有时候，利害相关，热血上冲，顾不了那么多。但好用智谋的毛病是可以克服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用了智谋对事情没好处，不用智谋对事情没坏处。只要认识到用了智谋跟没用智谋一样，用智谋的积极性就会降低。

不仅如此，有时候，不用智谋比运用智谋对事情的结果更好。请看一个故事。

古时有一位官员，名叫牛弘。他比较清廉，连一匹马也买不起，平时都是坐牛车去上班。牛弘有一个弟弟，比较顽劣。有一天，弟弟喝醉了，将哥哥驾车的牛一箭射死了。他知道闯了祸，吓得躲起来。

牛弘办完事回来，妻子忙迎上去说：“叔叔耍酒疯，把牛射死了。”

牛弘听了，若无其事地说：“牛射死了，就做红烧牛肉吃。”

妻子顿觉没趣，低着头，一言不发地走到厨房，做红烧牛肉去了。

过了一会儿，妻子心里憋气，又走到丈夫跟前，抱怨说：“牛肉太多了，红烧不完。”

牛弘正在看书，头也不抬地说：“红烧不完，就炖汤喝。”

妻子越发觉得没趣，又炖汤去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走到丈夫身边，发牢骚说：“一整头牛呢，炖汤也太多了！”

牛弘淡淡地说：“那就做干牛肉吃。”

妻子觉得丈夫的涵养功夫真高，相比之下，自己就差得太远了，很是惭愧。自此，她再也不提射牛的事。

那个不成器的弟弟呢，提心吊胆了好几天，生怕哥哥找他算账。后来见哥嫂都不提这事，才放下心来。他想，哥哥真有涵养，换了自己，一定不能这么沉得住气。这都是读书有学问的缘故啊！自此，他收起顽心，发奋读书，终于成了一个有出息的人。

假如牛弘责罚弟弟一顿，也不是不可以。弟弟受了惩罚，也可能会收敛自己的行为。但牛弘什么也没做，却让妻子和弟弟都受到了教育，这样的结果不是更好吗？

但是，智谋并非不可以用。办事不动脑筋怎么行呢？但用智无须好用智，也就是说，别在不需要用心机的地方用心，别在需要用才能、品德的问题上滥用智谋。把握了这些要点，就称得上善用智了。

君子有三畏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孔子认为，君子敬畏三件事：一是敬畏天命，二是敬畏大人物，三是敬畏圣人的言论。小人不懂得天命，因而不怕天命，轻视大人物，轻侮圣人的言论。

孔子所说的“畏”，不是害怕、恐惧的意思，而是敬服、敬畏的意思。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最聪明的人和最笨的人才可以无畏。最聪明的人无畏，是因为他知道危险会来自哪里，能小心地避开；最笨的人根本不知道有危险，自然不害怕。好比刚出生的小孩子，他惟一害怕没奶吃，其他的什么都不怕，屎尿拉到裤裆里，也面无惭色。稍有知识，怕的东西就多起来。

尽管孔子提倡应该有所畏惧，绝大多数人却以“无所畏惧”为能事，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自己已经足够聪明。事实上，只有孔子这种“知天命”的人才称得上足够聪明，一般人根本没到这境界，还是有所畏惧的好。

为什么要“畏天命”呢？因为“祸福生于隐约之中”，都由“天命”掌管，经常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令人不得不畏。

“天命”是什么？我们将它理解为自然规律，或理解为玉皇大帝、神仙佛祖，都无不可，反正是某种我们无法控制的东西，但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使它帮助自己趋利避害。干脆把玉皇大帝理解为自然规律，或把自然规律理解为玉皇大帝，在我看来，更省事一些。

当然，有的人会认为，相信玉皇大帝是迷信，相信自然规律是科学。这当然有道理。而且我也相信所有迷信的东西最终都可以被科学所验证。关键在于我们不见得能活到真相大白那一天。几千年前就有人说见到过鬼，至今还不能对这一现象作出科学结论。牛顿是一个大科学家，最后却信奉上帝。因为他发现在无穷无尽的世界面前，我们有限的科学知识是那么软弱无力。总之科学还是要搞，对那些科学暂时还搞不清的事物，比如自然规律，也不妨假定为“天命”。就当玉皇大帝正在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尽量做好人，做好事，这总是不会有错吧？

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可见他谈“畏天命”，也不是提倡迷信，他只是承认有某个自己无法了解的事物存在，而且在发挥人力所无法阻挡的作用，不得不有所敬畏。

“天命”的威力，不是靠人的有限智慧能测知的。有时我们看起来必然成功的事，却因为某个意外的变故而失败了；有时我们看起来很绝望的事，却因为某个意外的机遇而成功了。这并不是自己事先设计的套路，但其中肯定存在某种逻辑关系。我们有很多更重要的事需要做，根本没有必要穷毕生之功去搞清这种逻辑关系，就假设它是“天命”在其中起作用，又有何不可呢？

《三国演义》的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他运筹帷幄，战无不胜，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好像是一个半神半人的人物。可是他也拿“天命”没有办法。当诸葛孔明用计火烧司马懿父子，眼看司马大军就要覆灭，一场大雨忽然下来，救活了司马父子，所以他不得不仰天长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既然诸葛亮都对“天命”束手无策，我们智不过诸葛，怎么能不有所敬畏呢？

南怀瑾大师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一位大学校长说：‘一句非常简单的话，越说越使人不懂，就是哲学。’这虽是笑话，也蛮有道理，由此可见哲学之难懂。中国的乡下人往往是大哲学家，很懂得哲学，因为他相信命。至于命又是什么？他不知道，反正事好事坏，都认为是命，这就是哲学，他的思想有一个中心。”

用哲学来探讨自然规律，探讨三五百年也不一定搞得清，搞清了还是得遵循它。不如像乡下人一样，将它简单归于“天命”，现在就遵循它，岂不是简便之途？假如你在遵循它的同时又试着去了解它，那又同时拥有了哲学或科学精神了。

什么人可以不畏“天命”呢？不是聪明人，而是生性达观的人，他们抱着“尽人事而听天命”的心态，把一切都看得淡薄，自然会胸境开阔，失意泰然、得意淡然，无忧无虑，无烦无恼，无怨无责，心身愉快，无处不适，无处不安。

为什么要“畏大人”呢？“大人”包括地位高、辈份高和学问高的人。

在专制时代，地位高的人说的话就是法律，就是政策，所以也可以由“畏大人”引申为畏法律。苏格拉底说：“守法即是正义。”这是从道德层面来强调法律值得敬畏。从客观上来说，藐视法律，就等于跟自己的身家性命过不去，又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大人物本身也值得敬畏，不尊重大人物，对自己没好处。三国时的弥衡，他不“畏大人”，脱掉裤子骂曹操，指着鼻子骂袁绍，拍着桌子骂黄祖，最后把小命搞丢了。现在骂领导，大概没有性命之忧，想晋升却很难。如果脱掉裤子开骂，还可能被控侵犯名誉权或性骚扰，遭民事、刑事处分，那也是得不偿失的。

在专制时代，辈份高的人享有优先尊重权，请客要让辈份最高的人坐上，走路要先向老人行礼。到了今天，敬老仍然是基本礼仪，不尊重老人，虽然不至于吃官司，起码会被人暗骂没大没小，影响你的个人形象。

在专制时代，学问高的人往往有较多当官的机会，对他客气一点没坏处。苏秦未发迹时，穷困潦倒，他的嫂子就轻视他，对他说了很多难听的话。等到苏秦发迹了，嫂子跪在他面前，吓得瑟瑟发抖，那岂不是很尴尬？到了今天，学问高的人成功机会也较多，“狎大人”事实上是在把机会挡在门外。

而且，学问高的人竞争力往往比较强，跟他作对手不如跟他作朋友。孙膑学问高，庞涓跟他是同学，联手打天下不是很好吗？庞涓却因为嫉妒心理作怪，偏要“狎大人”，把孙膑逼到敌对阵容去，结果遭致身败名裂的下场，这不是很愚蠢吗？

为什么要“畏圣人之言”呢？所谓圣人，往往有很强的洞察力，对世道人情的理解比一般人深。追随圣人之言去探索，往往能让自己达到更高的境界。把圣人的话不当话，轻视它们，“恶搞”它们，得到的不过是无知和妄执，对自己的身心智能都是没有好处的。

“五四”时“砸烂孔家店”，“文革”时“批林批孔”，把孔子这个圣人的话当成垃圾和毒草，尽情“侮”之，得到的又是什么呢？社会思想的混乱。我们没有把外来的先进文化学到手，首先就搞丢了自己的传统，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严重损失。

“畏圣人之言”，实际上是畏自己的无知。大千世界无穷，人的智力有限，穷毕生智能，也难以理解万一，所以在做人做事时，难免经常有不知对错、无所适从之感。如何解决这个苦恼呢？向智慧高于自己的“圣人”学习。我们用不着把圣人之言当金科玉律，但是把它们当成学习的基础，无疑是提高自身智慧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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