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思想多是讲中正之道的，但孔子那洋溢着智慧之光和人性温情的变通之法，恰是他思想的精髓。学习孔子的圆融变通，将使我们的头脑更加灵光，适应社会的能力更强，左右逢源而又不偏离中正之道，在成功的路上走得更加畅通无阻、坚定自如。

要有原则，更要灵活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论语·阳货》

阳货想让孔子去拜见他，孔子不去拜见他。他就送给孔子一只乳猪。孔子等到他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不巧和他在路上相遇了，他对孔子说：“来!我和你谈一谈。”他接着说：“自己藏着一身的本领，却听任国家一片迷乱，这能叫做仁吗?”他自问自答说：“不能。自己喜欢做官却屡次错过机会，这能叫做智吗?”又自答说：“不能。时光在流逝，岁月不等人啊。”孔子说：“好吧!我准备做官了。”

读《论语》不能不体味孔子的通权达变思想，这一思想体现在求仕、干禄、事君主、奉父母、待友朋等诸方面,以及政治制度改良、历史人物之评判等领域。研究孔子的通权达变思想,对于正确把握孔子思想之全部具有重要意义。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变通，这可能是几千年儒学中庸的浸润使然。

阳货是鲁国权臣季氏的家臣，很能左右季氏的决定，为人阴险，是个典型的小人。公元前535年，也就是孔子17岁那年，季氏大摆筵席宴请士人。刚办完母亲丧事、腰上还系着孝麻的孔子，为了证明自己士人的身份，戴孝前往参加季氏的宴会。令人很不愉快的是，当时阳货把守住宴会大门，看到孔子竟然也想参加宴会，阳货哼一声，阴阳怪气地说：“季氏宴请的是士人，可没宴请你呀！”孔子吃了个闭门羹，非常郁闷，但也没办法，只好静静地回家去了。回家之后，孔子更加发愤学习，很快就成了学识渊博、闻名遐迩的名人。在大家都开始敬重他的时候，阳货又厚着脸皮跑过来巴结。

阳货这人架子大，不想低三下四亲自去请孔子，而是想让孔子来拜访他。而孔子根本就不理他这一套，不去拜访阳货。于是，阳货送给孔子一只烤乳猪，根据当时的礼节，大夫送东西给士，如果士没有亲自在家领受，就得回拜还礼。孔子也很聪明，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回拜，这样既守了“礼”，也没得罪阳货。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他们俩不巧在路上碰到了。阳货自问自答，要孔子出来做官，其实就是想要利用孔子的名望。孔子如果当面拒绝了，肯定是给阳货难堪，或许还要面临杀身之祸。于是孔子就敷衍了他一句：“好吧，我准备做官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孔子并没有做阳货的官，早早离开鲁国了。

这件事孔子给我们一个启发：要有原则，更要灵活，这正是变通之术。这件事反映了孔子“毋必毋固”，通权达变的思想。原则是必须坚持的，但不知变通，刻板地死守原则，就会把原则变成僵化的教条。正如孟子对孔子的赞美：“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从速则速。”只有“义”是唯一的标准。所以，孔子被称为“圣之时”，是识时务的圣人。

经为原则，权为变通。平常要按照常规做事情，叫做守经，非常时期，就要有突破性的做法，叫做权变。权不离经，如果你一直变，变到连原则都变掉了，就成了离经叛道，是违反原则的，这不叫变而叫反。

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没规定怎么干，也没规定不要怎么干，只要合理恰当，就可以干。”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凡事要采取一种灵活洒脱的态度，只要是不违背大原则，过去一点过来一点，先一点后一点，左一点右一点，无关宏旨，不伤大雅，也就无可无不可了。这也是“要有原则，更要灵活”的变通之术的具体表现。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论语·里仁》

孔子一生遭遇险境与侮辱，却每次都能死里逃生，并化解侮辱为动力，归根到底在于他不死要面子、不死板，是一个极之懂得变通的人。

有一次，孔子被围困在陈国与蔡国之间，整整十天没有饭吃，有时连野菜汤也喝不上。学生子路偷来了一只煮熟的小猪，孔子不管肉的来路不明，拿起来就吃；子路又抢了别人的衣服来换了酒，孔子也不问酒是怎么搞来的，端起来就喝。可是，等到鲁哀公迎接他时，孔子却显出正人君子的风度，席子摆不正不坐，肉类割不正不吃。子路便问：“先生为啥现在与陈、蔡受困时不一样了呀？”孔子答道：“以前我那样做是为了偷生，今天我这样做是为了讲义气呀！”

传说，孔子当年被围困在陈国与蔡国之间，弟子去向当地富人求食。富人一听是孔子的徒弟在讨饭，就写一“真”字，让他说是什么字。弟子一看说是个真字，可是富人坚持说不对，不给食物。孔子听弟子一说就去了，说：“直八。”富人连呼：“厉害厉害，果然是大师。”弟子疑惑，明明不是真吗？孔子说，“认真，认真我们就不该讨饭了，现在就是认不得真的时候啊。”

变通者，趣时者也。

——《周易·系辞下传》

还有一次，孔子与弟子云游于郑，被反对儒学的一个权贵抓住，要求他们立刻离开郑地，并且保证再也不传授儒学，不然杀头。弟子都很为难，只见孔子毫不含糊地当场保证，而后立刻上路。但当他们一离开郑，就马上着手进行讲学事宜。弟子很不了解地问老师：“老师不是教我们讲城实信用吗？既然已经保证了不再讲学还——”孔子哑然笑了：“请问儒学有没有错？没有，那么郑人的要求就是无道的，对无道之人就应该用无道的办法，那与无道之人约定就不必认真了。”

商鞅思想言论《商君书》中有一段名言：“聪明的人创造法度，而愚蠢的人受法度的制裁；贤人改革礼制，而庸人受礼制的约束。”说的也是有原则的变通。

孔子讲授儒家学说，不是拘囿于死板的说教而是灵活运用，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孔子以诚信为本，讲究君子之风。但是不该讲、无条件讲的时候他决不死要面子活受罪，决不死板，可谓达到了高度民主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绝佳统一。所以他是是闪耀两千多年的圣人。

“亚圣”孟子也提倡灵活变通，反对“教条主义”，他说：管理者不能像一般人那样言必信，行必果，要看那样做是否适宜，错了就要改，对的就要坚持。否则情况变化了，那就会重犯“尾生之信”的错误了。

古代一个叫尾生的男子与一个女子在桥下约会，尾生先到了，在那里等。结果女子没等到，却把洪水等来了。水位越来越高，久久不去。尾生为了不失信于人，便抱着桥柱子继续等，直到最后被活活淹死。

姑且不论那个女子的问题，单就尾生个人的做法实在是愚钝的可以。这固然倒是守信了，但并不合乎道义，盲目守信颇为不值。死的冤枉。

自古以来，人们就很重视变通，并运用变通智识摆脱了各种不利局面，取得了种种成功。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处理各种各样的事，如果一味地刚直，一味地守信，一味地嫉恶如仇，不仅待不好人，处不好事，自己也将受到伤害。所以，有时候来一点虚与周旋应付应付也未必就是老于世故，圆滑取巧的问题。关键是要看你对什么人，处什么事。如果毫无原则地一律虚与周旋，那当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而如果我们运用虚与周旋的智谋去对付邪恶者，并保全自己，那可就是令人赞赏的事了。

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世而制。

——桓宽《盐铁论》

变通之法就像古语所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处理各种事物时都要能够做到随机应变，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不墨守成规，不拘泥于一格，甚至逢大势不践小诺，处大事不拘小礼，从而达到变则通，通则灵，灵则达，达则成的理想效果。

现实世界是一个变化莫测的社会，如果一个人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势必会落伍，甚而处处碰壁。反之，一个人能够识时务，当随就随，遇事善于灵活变通，择势而为，那么他必能在社会中游刃有余。只有善于变通，勇于择势而为，才能更好地适应于当今这个竞争异常激烈，对人们智商要求越来越高的伟大变革时代的社会需要。

美国前首富保罗·盖帝说得好：墨守成规乃成功的绊脚石，真正成功的人，本质上流着叛逆的血。

聪明人更要会装傻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论语·公冶长》

孔子说：“宁武子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就显得很聪明，在国家政治黑暗时就装作愚蠢。他的聪明，别人可以赶上；他的装作愚蠢，别人无法赶上。”

孔子年轻的时候，曾经受教于老子，当时老子曾对他讲：“善于做生意的商人，总是隐藏其宝货，不令人轻易见之；君子，品德高尚，而容貌却显得愚笨。”其深意是告诫人们，过分炫耀自己的能力，将欲望或精力不加节制地滥用，是毫无益处的。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法则，我们应该学会去运用。

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古人多有“淡泊”之心，尤其“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之类。隐于“市”的有才有德之人，以“装傻”迷惑皇室朝廷。这种人不甘做朝廷的“奴才”或“帮凶”，也不甘心被朝廷以忌才之念而被诛杀。皇室势力之大，无所不在。俗话说：“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因此，大凡真正的隐士，往往隐于闹市街区，以外露的“傻”，来隐其身，避其祸，励其志。

春秋时代卫国的大夫宁俞，谥号武，尊称为宁武子。宁武子历经卫文公、卫成公两朝，两个朝代一个政治清明，一个政治混乱，而宁武子都能安然地做卫国大臣。孔子说宁武子在国家太平时节，便显得很聪明；在国家昏暗时节，便表现得很愚笨。孔子叹道，宁武子的聪明，别人赶得上；宁武子的愚笨，别人就赶不上了。

我们常用“愚不可及”来批评、挖苦蠢人蠢事，可读了《论语》这段话，才知“愚不可及”其实是语带褒义的。孔子这里说的宁武子的“愚”，其实是一种真正的聪明，是大智若愚。个人聪明能干，在环境好的情况下，可以尽着发挥；可在环境恶劣时，如果聪明过分显露，就可能招来嫉恨、打击。这时把聪明掩藏起来，表现得碌碌无能，甚至傻子一般，就能有效地保护自己，从而减少外界的阻力，不露声色地做些踏踏实实的事。这是一种智者处世策略，没有一定的修养是难以做到的。

因为他很聪明，才能装出糊涂来。彻底成为糊涂人，要有足够的智慧。

——莎士比亚《第十二夜》

身处不利环境，以“愚”处之，不失为明智之举。但也有许多人不懂得这一处世方法，不看自己所处的环境如何，一味耍弄聪明，结果惹祸上身。杨修就是一例。

杨修是曹操手下的一位主簿，就是秘书一类的官。杨修这人非常聪明，但不懂得该收敛时需收敛，特别是在曹操这样一个嫉妒心、猜疑心极强的上司手下做事，更需要“守之以愚”。但杨修却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三国演义》语)。

一次，曹操视察一新建的花园，什么也没说，提笔在花园门上写了一“活”字，就走了。旁人都不晓得曹操是什么意思，也许有人晓得，却装傻不说。杨修却显聪明，说：“门内添‘活’字，是‘阔’字。丞相是嫌园门太宽了。”于是重造花园门。曹操再去，见门改了，便问是谁猜出了自己的字谜。左右说，是杨修。曹操嘴上夸了几句，心底里却很不舒服。

又有一次，有人送来一盒酥，也就是奶酪类食物。曹操接下后，便在盒盖上写下“一合酥”三字，放在桌上。杨修见了，便取过勺子，自己吃了一口，又让别人吃。曹操问杨修，怎么敢动我的奶酪?杨修说：“盒子上明明写着‘一人一口酥’，我们岂敢违背丞相的命令?”曹操又夸杨修聪明，心里却又添了几分厌恶。

这样的事儿多了，杨修总显得“比领导还领导”，使得曹操越来越不能容忍。后来有次在外征战，形势不利，曹操想退兵，又心不甘，硬挺着。这时执勤官来请示今晚军中口令是什么，曹操正在吃鸡，便随口说道：“就定鸡肋。”口令传下去，杨修便开始整理行装。旁边的人很奇怪，说，又没下达撤退的命令，你为何收拾行装?杨修说：“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曹公正在犹豫，我看是要撤退了。早作准备，免得到时慌乱。”杨修这一说，其他人也开始做准备了。这事让曹操知道了，曹操再也不能容忍小小主簿竟比自己还聪明，便以惑乱军心罪，将杨修杀了。

杨修实在是聪明过头了。他不可能不了解曹操的为人，曹操爱玩弄小聪明，你就让他自鸣得意去好了，何必一次一次去点破呢?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杨修完全可以装的愚一些，只在心中暗笑就可以了。可他不，非要在妒忌心极强的曹操面前显示自己的高明，结果把命也送了。孔子说，宁武子“其愚不可及也”，杨修类的聪明人应当学学宁武子的“愚”了。

愚蠢的人，别人会讥笑他；聪明的人，别人会怀疑他。只有既聪明而看起来又愚笨的人，才是真正的智者。

——明代学士吕坤《呻吟语》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恶劣的环境里表现得“愚”，不是向环境屈服，不是真的浑浑噩噩，更不是改变自己的信念和操守，而是以退为进，以愚守智，不去做无谓的牺牲，不去授敌以柄，是麻痹敌手，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如果想着自己反正是完了，从此混日子，苟且偷生，那就真是大傻特傻了!没有信念和操守的支撑，就可能真愚下去。而没有大智慧，也就不会韬光养晦，就可能因不能忍辱负重而遭到恶劣环境的重压，直至被摧垮。

现实生活中，大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是正常的，宽松的，清明的，但也难免遇到小环境不好的情况。比如，有的单位人际关系很复杂。这种情况下，你不妨“愚”一些，不去说三道四，不锋芒毕露，不四处树敌，不卷入人际是非中。实在不行，三十六计走为上。

再比如有的单位风气不正，你也不可在未弄清情况的时候就随便议论批评。你尽可以在表面上装得傻傻的，而在下面冷静观察。如果真发现了坏人坏事，也不要硬碰硬，小心打草惊蛇，可以通过有利于保护自己的渠道举报。借用台湾作家刘墉的一句话：“我不是教你诈”，而是教你在恶劣环境里既坚守正义，又保护自己。

大勇若怯，大智若愚。

——宋代大文豪苏轼

我认识的一个朋友，正直，嫉恶如仇，对单位里某些人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看不下去，便凭着一腔热血，给上级机关写举报信，落款直署自己姓名，说是男子汉大丈夫，坐不更名，行不改姓。结果这举报的事儿不知怎么搞的，传到了那几个被举报人的耳朵里，他们也知道了是谁举报的，于是开始打击报复我这位朋友，反给他栽了不少赃。后来虽然上级查清楚了谁是谁非，但我这位朋友也没少受审查，弄了一肚子气……

岳飞忠国，提出“直捣黄龙，迎回二圣”的北伐口号，而这在宋高宗看来，就是二心的表现。迎回被金兵掳走的两个皇帝，一个是宋高宗的父亲，一个是他的兄长，让他这皇帝怎么当？所以岳飞死定了。秦桧杀岳飞，不过是拍宋高宗的马屁。岳飞之死，就在于他不能做到“大智若愚”。

我的这位朋友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媒体曾经报道过有的举报人，由于锋芒毕露，不能以“愚”来保护自己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结果被坏人整得家破人亡。他们的勇气固然值得称道，但他们不讲究斗争策略的做法，也实在让人惋叹。

以上所说，是在恶劣环境里，在面对比自己强大的恶势力时，“愚”可以作为一种保护自己、与敌斗争的有效手段。这时的“愚”，其实是装愚，是聪明的表现。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平日处世做人时，也不妨“愚”一点。这个“愚”，是相对于为名利而工于心计、动歪脑子占小便宜以及好炫耀卖弄一类的“聪明”而言的。

做人处世，难得糊涂。人的弱点，就是在为个人的谋划上太聪明，结果常常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不如“愚”一点，糊涂一点，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不去总想走歪门邪道，不为名利地位操心劳神，吃点亏也无妨，把利益权位都让给人家，但求心里安稳，并不希望人家事后报答。如能做到这样，我们就能减少许多烦恼，就能拥有一个踏实的也是快乐的人生。

“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孔子的话，的确是意味深长的。

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

——清朝名士郑板桥

无成才能有成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论语·雍也》

孔子说：“孟之反不夸耀自己。他在军队溃败时走在最后，掩护全军，将进城门，便鞭打着自己的马，说：‘不是我敢走在最后，是我的马不肯快跑。’”

公元前484年，鲁国与齐国打仗。鲁国右翼军败退的时候，孟之反在最后掩护败退的鲁军。对此，孔子给予了高度评价，宣扬他提出的“功不独居，过不推诿”的学说，认为这是人的美德之一。

在战场上打了败仗，哪一个敢走在最后面?就是平常走夜路，胆小的也先跑了，怕后面有鬼。打败仗比这还可怕。孟之反则不同，叫前方败下来的人先撤退，他自己一个人挡在后面。孟之反由前方撤退，快要进到自己的城门时，他才赶紧用鞭子，抽在马屁股上，超到队伍的前面去。然后告诉大家说：不是我胆子大，敢在你们背后挡住敌人，实在是这匹马跑不动，真要命啊!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老子《道德经》

孔子认为像孟之反修养到这种程度，真是了不起。历史上每一战役下来，争功争得很厉害，同事往往因此变成仇人、冤家。尤其在清朝时候，有些人夺取了功劳，还把过错推给别人，因此引起内部的不平。太平天国的失败，就是由诸将争功所致，刚刚有了点成就，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争功夺利，今天你杀我，明天我杀你。多少有才有识，有勇有谋的太平军将士官员，不是死在与清兵的战斗中，却是死在昔日战友的屠刀之下。当时鲁国国内的人事问题太复杂，但孟之反的修养非常高，怕引起同事之间的摩擦，不但不自己表功，而且还自谦以免除同事之间彼此的嫉妒。

《论语》所以要把这一段编入其中，乃是借孟之反的不居功，反映出春秋时代人事纷争之乱的可怕。实际上，人事纷争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很坦白地说，在一个地方做事，成绩表现好一点，就会引起各方面的嫉妒、排挤；成绩不好呢?又太窝囊，遭人贬斥。人实在不大好做。当时鲁国人事上也是这样情形，孟之反善于立身自处，所以孔子标榜他“功不独居，过不推诿”。

同时以另一个观点来看，孟之反更了不起，不但自己不居功，而且免除了同事间无谓的妒忌，以免损及国家。古人说：“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这种人即使为国家君王立下大功，也不自居其成，不居功是一种不平凡的智慧。

和孔子同一时代的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夫唯弗居，是以弗去。”意思是正因为不居功，也就无所谓失去。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也在《金刚经》中指出：成佛的方法很多，修一切善法都可以，但是有个共同点：成佛必须广度众生而且不可以有丝毫居功之念。所以说儒、道、佛三家在思想根源和思维方式上是有共通之处的。

除了孟之反的故事，我们再来看一个故事。从前，楚国将军子发率军攻打下蔡。他得胜归来，楚宣王亲自到郊外迎接，并赏赐给他土地百顷和最高的爵位。子发却坚决不接受。

楚宣王十分奇怪，问道：“将军为什么不接受寡人的赏赐，难道是嫌寡人的赏赐太轻了吗？”

子发说：“大王，您的赏赐太厚重了。”

楚宣王问：“难道你的功劳不值得这样的赏赐吗？”

子发说：“臣自知功劳太小，不足以担当如此赏赐。”

楚宣王说：“将军连年率军东征西战，屡战屡胜，为我们楚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样的功劳还不够高吗？”

子发说：“治理国家，树立国威，让各诸侯不得不重视我国，这是君主您的功劳；行军打仗，发号施令，我们军队还没有到达，敌人就望风而逃，这都是将领们的功劳；士兵蒙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战胜敌人，这是士兵们的功劳。楚国军队屡战屡胜，这都是大家的功劳。没有大家的支持，我又怎么能率领军队屡战屡胜呢？利用大家的功劳为我个人谋取功名富贵，这不是仁人之道。”

楚宣王说：“好啊！”

后来，庄子的弟子听说了这件事，问：“楚宣王用最高的爵位赏赐子发，子发为何不接受呢？”

庄子说：“大功告成而不居，正是因为不居功，才能确保功业永存，这才是为臣之道。你们要记住。”

管理学上的著名定律——帕金森定律认为，多数领导都希望自己的下属在才能方面低于自己，这样才便于管理，容易使下属服从自己的命令。

这个故事给我们以人生的启示，作臣下的最忌讳自伐其功，自矜其能。古语讲“功高盖主”，“狡兔死，走狗烹”。凡是这种人，十有九个要遭到猜忌而没有好下场。汉宣帝并不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但喜好虚荣，爱听奉承话，这是人类天性，作为一个万人注目的帝王更是如此。为臣下者不以功自居，坚守旧有的正道，不独占利益，不自夸，谨慎做事，正是暗合这一点，是免祸保身因宠求荣屡试不爽的法宝。所以，在下者对在上者，切忌以功自居，“无成”才能有成，这就是人生的证法。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深思这个问题时，我们可以看到，正因为一个人不居功，所以那个功劳才无法从他身上拿走。如果你居功，那么你的功可以被驳倒；如果你不居功，那么你的功劳，它根本没有提出过，怎么可能被驳倒呢?如果你想成为世界上的重要人物，你就可能被证明为无足轻重的人物。肯定要这样证明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在试图成为重要人物，每一个人都是那个功劳的竞争者。但是如果你不居功，你保持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在你的无足轻重里面，你变成了重要人物，没有人能够驳倒它，没有人能够跟它竞争。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老子《道德经》

但是，我们还会看到，一个没有要求过任何东西、没有试图以任何方式获得成功、没有为实现任何野心而奋斗的人，会突然发现一切都被实现了。这是因为一个没有什么要求的人内心是空的，于是命运之神会不断地往这个空里倾注它的秘密和财富。如果你真正保持没有任何要求的话，不要求任何荣誉、声望、名分、成功题，多找找自己的责任。”或者野心，那么作为一个结果，自然会有成功，会有胜利，整个存在都倒进你的空里。这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效果。效果是在你欲望它的时候产生的；结果是在你想也没有想过它、没有欲望的时候产生的。因此，我们说，一个人不居功，所以那个功劳无法从他的身边拿去，并且他还能得到更多的东西，至少他不会损失什么。

贵人相助好成功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论语·卫灵公》

子贡问如何推行仁德。孔子说：“工匠要完成好他的工作，必须先把他的工具准备好。我们住在一个国家里，就要先侍奉大夫们里头的贤人，交结士人里头的仁人。”

大夫，是朝廷官员。士，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孔子是用这句话来说明推行仁的方法，要先交往大夫中的贤者，士人中的仁者。上文中“子贡问为仁”中的“为仁”，一般解释为“怎样培养仁德”，我认为应解释为“怎么推行仁”，这才能与下面孔子的话对应。如同工人做工一样，推行仁也是一项工作，当然是更伟大的工作。

孔子一生栖栖惶惶奔走列国，为的就是推行自己仁的主张，所谓“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意思是：一旦人人都能约束自身使言行合乎礼，天下就归依仁了。）而最有力量帮助自己推行仁的，是掌权的人和有地位的人。孔子认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人若想做好他的工作，一定要先改善他的工具。为了更好地推进自己仁的事业，需要寻找“利器”相助。借用一句老话，就是寻求“贵人”的相助。

智者当借力而行,慧者运力而动。

有人可能会说，你这是在曲解孔子。孔子特立独行，怎么会有这样“庸俗”的观点呢？庸俗吗？不。这正是孔子务实精神的体现，也是孔子总结出的一条成功经验。孔子一生中磨难颇多，但也多次由于“贵人”的相助，使人做成了一些原本困难的事情。

工以利器为用，人以贤友为助。

——《论语集解》

孔子年轻时，对周礼十分仰慕，非常想到周朝的都城洛阳观礼，可苦于财力，一直去不了。这时有一个叫南宫敬叔的世家子弟，也是朝廷大夫，在鲁君面前请求“与孔子一道去观周礼”。鲁君便特批给一辆车，两匹马，一个童仆，使孔子得以完成夙愿。孔子观周礼后回到鲁国，声望大增，四方各国前来向孔子求师学礼的人不断增加。

为了这件事，孔子十分感谢南宫敬叔之助，说：自从南宫敬叔使我有车去观礼，我的“道”走得更快了。这个“道”，既指道路，又指学问事业，语带双关。

后来，孔子周游列国。在齐国，有大夫高昭子引荐。在卫国，有大夫颜浊邹接待并引荐，使孔子很快受到卫灵公的礼遇。在陈国，孔子得到大夫司城贞子相助……孔子在外十几年，在卫国居住时间最长，一直得到卫国老资格的大夫蘧伯玉的帮助……

有这些“贵人”相助，才使孔子能够有机会向各国君主直接宣传自己的主张，也才能在十几年的奔波中，虽然困难重重，却终于能坚持下来。正是从亲身的体会中，孔子告诉子贡，如要“为仁”成功，就需要结交贤大夫和有仁德的士人，也就是说，要有“贵人”相助。

的确，有“贵人”相助，可以减少前进道路上的阻力，大大促进自己事业的成功。唐代大诗人李白在三十岁时，虽然极富才学，但名气不足。于是他向韩朝宗即韩荆州投书，自我推荐，希望得到韩荆州的鼎力相助。李白在这篇著名的《与韩荆州书》中写道：“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后来他果然得到了韩荆州的赏识，从此名声大震。

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荀子

像白居易在首都长安的时候，最初很落魄，诗文虽好，但没有出路，没有人保荐，连考试都没有办法参加。后来白居易去看一位老前辈顾况，将自己的作品给他看，这位老前辈接见了白居易，先不看作品，问他：你住在长安啊?长安居大不易!这句有名的话，代表一个国家的首都，生活高，消费大，他对白居易讲这话，包含有教训的意思。但看到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首诗，非常欣赏，认为这个年轻人有资格住在长安。于是为白居易向中央保荐，参加了考试，然后一帆风顺。这些史实都说明了孔子这里告诉子贡的话，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如此。

现代社会，无论是在商界、政界、还是演艺界，由于有“贵人”相助而成功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电影明星巩俐、章子怡一举成名，事业有成，固然有她们自己的努力和天赋，但与张艺谋这位世界级大导演的相助也是分不开的。

应该承认，一个人能不能得到“贵人”相助，有很多偶然因素。但有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能不能得遇“贵人”，与你自身的为人处世有很大的关系。

《红楼梦》里薛宝钗在《临江仙·柳絮》里吟道：“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历来被人们称为借力的佳句。

孔子每到一国，都能了解到那个国家的政事情况。有人问子贡，孔子是怎么了解到的?子贡回答，孔子是靠“温、良、恭、俭、让”了解到的。就是说，由于孔子温和、善良、待人恭敬、节俭、谦让，所以常能得到别人的主动帮助。孔子周游列国，得到了许多“贵人”相助，也是与孔子具有温良恭俭让的美德密不可分的。

其实，人这一生中，有许多与“贵人”相遇的机会。但如果我们不具备温良恭俭让的品质，我们就会与“贵人”失之交臂。反之，我们就非常有可能得到“贵人”相助，而且是你意想不到的主动的、慷慨的相助。

孔子为什么能够得到南宫敬叔的相助?这是因为孔子早就以他的好学知礼博得了南宫敬叔父亲、鲁国大夫孟僖子的好感。孟僖子临终时，特地嘱咐儿子去拜孔子为师学礼。当南宫敬叔知道了孔子想观周礼而困于财的情况后，便伸出了援手。如果孔子不学无术，人品差劲，他就是托门子、找关系、请客送礼，南宫敬叔也不会搭理他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要获得成功和幸福吗？那么先磨砺你的品德吧。生活不会亏待你，慷慨的“贵人”自会来助你。

孔子早就说过：“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有道德的人不会孤单无助，一定会有人来与你为伴。这其中，自然也会有“贵人”。

以中庸之道立身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论语·雍也》

孔子说：“中庸这种道德，是最高的了，人们缺乏它已经很久了。

中庸是孔子和儒家的重要思想，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它是孔子和儒家尤为提倡的。《论语》中提及“中庸”一词，仅此一条。中庸属于道德行为的评价问题，也是一种德行，而且是最高的德行。

君子依乎中庸，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中庸》第十一章。

宋儒说，不偏不倚谓之中，平常谓庸。中庸就是不偏不倚的平常道理。中庸又被理解为中道，中道就是不偏于对立双方的任何一方，使双方保持均衡状态。中庸又称为“中行”，中行是说，人的气质、作风、德行都不偏于一个方面，对立的双方互相牵制，互相补充。

中庸是一种折衷调和的思想。调和与均衡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相对的、暂时的。孔子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的这一状态，并概括为“中庸”，这在古代认识史上是有贡献的。

本句虽然是《论语》中唯一一次出现过“中庸”的语句，但《论语》中中庸的思想却时时闪现，如在孔子评价他的弟子们时说：“高柴愚直，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鲁莽。”孔子认为，他的这些学生各有所偏，不合中行．对他们的品质和德行必须加以纠正。

中庸并不仅仅是我们中国独有的概念。早在古希腊的柏拉图的思想中及亚里斯德的《尼哥马科伦理学》中也先后表达了这个意思。亚里斯多德说：“人们应该选择中间，既非过度，也非不及。而中间是作为正确的原则来表述的。”

下面的两个小故事，一个是说老师的，另一个是讲子莫的。他们都是以中庸精神来回答其他人的问题。

曾有一位老师，带着学生做园艺。有的学生见叶子上有虫，就喷农药杀虫。另一学生说：“你这样做破坏生态平衡，不对。”这学生就说：“消灭害虫，有什么不对？”二位争执不下，请老师评判。老师说：“你们说的都对。”这时有一学生问：“老师，一件事总该有个对错，怎么能都说对呢？老师点点关：“你说的也很对。”

墨子和杨朱要举行辩论大会，听众云聚，而子莫却无动于衷。学生们问子莫：“老师，你为什么不去辩论会上听一听啊?”

子莫说：“辩论会的结果我已经知道了，为什么非要去听呢?”

学生们问：“老师，墨、杨两家，谁胜谁败?”

子莫说：“没有胜者，也没有败者。杨朱以我为中心，哪怕取一毛而利天下的事都不愿去做，这样的人活在世上有什么用呢?墨翟提倡兼相爱，哪怕是丢头舍足而利天下之事也要去做，这样的人活在世上有什么意思呢?我主张适中原则，既不像杨朱那样偏右，也不像墨翟那样偏左；物守中道，不偏不倚，有利而作，无利而歇，所以子莫胜。”

两千多年前的雅典民选执政官梭伦，与中国的孔子时代差不多，他的执政理念，就是中庸之道。不同的是，孔子的“中庸之道”以理论立世，则梭伦的“中庸之道”以行为立世。

这两个故事体现的，都是中庸的思想。

“三国鼎立”是中庸之道,刘备既不投靠北方曹操,又不投靠南方孙权,而是走第三条路,创立三国之蜀国。

“万里长征”是中庸之道,毛泽东所选择的既不是投降国民党,也不是就地全军灭亡,而是走第三条路,北上万里长征,取得中国革命的大转机并最终取得成功。

“论持久战”是中庸之道,毛泽东面对当初抗日形势,既不主张速战论,又不主张灭亡论,而是挥笔主张走持久战,终以八年取得抗日胜利。

“一国两制”是中庸之道,邓小平面对中国的香港回归问题既不完全走资本主义道路,又不完全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得以让香港顺利回归祖国。

在很多学者看来，中国生活的最高典型应属中庸的生活。林语堂先生在《谁最会享受人生》中深刻地剖析了中国人的生活模式，提出要摆脱过于烦恼的生活和太重大的责任。实际上也是中庸式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哲学。

林语堂先生说：“我相信主张无忧无虑和心地坦白的人生哲学，一定要叫我们摆脱过于烦恼的生活和太重大的责任。一个彻底的道家主义者理应隐居到山中，去竭力模仿樵夫和渔父的生活，无忧无虑，简单朴实如樵夫一般去做青山之王，如渔父一般去做绿水之王。不过要叫我们完全逃避人类社会的那种哲学，终究是拙劣的。此外还有一种比这自然主义更伟大的哲学，就是人性主义的哲学。所以，中国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个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乐的人。”

鲁迅认为:中国人口说中庸,其实最不中庸,所以办不好事情。懂得中庸,才能懂得中国的大半,古今中外,最有用的智慧就是中庸,最为人们误解的也是中庸。从容中道,圣人也。?

在与人类生活问题有关的古今哲学中，至今还未发现有一种比中庸学说更深奥的真理。这种学说，就是指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这种中庸精神在动作与静止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所以理想人物，应属一半有名，一半无名；懒惰中带有用功，在用功中偷懒；穷不至于付不出房租，富也不至于完全不用做工，或是可以称心如意地资助朋友；钢琴也会弹，可是不十分高明，只可弹给知己的朋友听听，而最大的用处还是给自己消遣；古玩也收藏一点，可是只够摆满屋子的壁炉；书也读读，学识颇广博，可是不成为任何专家……总而言之，这种生活当为中国人所发现最健全的理想生活。

最后，我们把清代学者李密庵的一首《半半歌》“唱”出来，以艺术的方式具体表达一下本文的思想抛首诗气韵贯通，文笔流畅，颂田园，写人伦，叙情趣，论时弊，读来令人耳目一新。林语堂说：“生活的最高典型应属孔子所倡导的中庸生活。一首28行的小诗（李密庵《半半歌》）把这种理想很美妙地表达了出来……”

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半中岁月尽悠闲，半里乾坤宽展。

半郭半乡村舍，半山半水田园。半耕半读半经廛，半士半民姻眷。

半雅半粗器具，半华半实庭轩。衾裳半素半轻鲜，肴馔半丰半俭。

童仆半能半拙，妻儿半朴半贤。心情半佛半神仙，姓字半藏半显半

一半还之天地，让将一半人间，半思后代与沧田，半想阎罗怎见？

酒饮半酣正好，花开半吐偏妍。帆张半扇免翻颠，马放半缰稳便。

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厌纠缠。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

中庸曾被批判为“墙头草，两边倒”、和稀泥的折中主义。其实，这是一个大大的误解。把握了中庸，就能避免片面性，走向人生的成功。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

子贡问道：“有一句话可用来终身奉行的吗?”孔子说：“大概只有‘恕’吧!自己所不想要的一切，就不要强加给别人。”

中国的《论语》就如同西方的《圣经》一般，是对一个民族或一个区域文化的概括和统领。《论语》分二十篇，其中的《颜渊》、《卫灵公》主要讲述了孔子对“仁”和“恕”的解释。在《论语·颜渊》里，当仲弓向孔子问什么是仁时，孔子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向仲弓推荐。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论语·颜渊》

在本篇中，圣人又再次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作为终身奉行的座右铭推荐给他的高材生子贡。人们遇事常说：“将心比心”。又说：“人心都是肉长的。”这实际上正是在推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

问题在于，世道人心，每每是反其道而行之。一般人恰好是自己不想做的事就想让别人去做；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就巴不得卖给别人。相反，自己想做的事，自己钟爱的东西，就不那么愿意与别人分享了。所以，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是“己所不欲，千方百计施于人。”或“己所欲，勿施于人。”之所以会如此，其基本原因在于凡事都很少为他人着想，而是为自己着想、说到底还是一个私字在作怪。

其实，我们还看到，在《论语·公冶长》篇里，子贡自己曾经说过：“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意思是我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同时也不希望别人把他的意愿强加给自己，这正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思。当即孔子就说：“子贡啊，这不是你做到了的。”可这里又要子贡终身这样做。这一方面说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很重要，另一方面又说明它的确很难做到，就是连孔子的高足之一子贡也如此。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是孔门儒学中的顶尖功夫之一，恕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据说国际红十字会总部里，就悬挂着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语录，体现了人类对美好人际关系的向往。

下面来看两个小故事，试着从中体悟点道理。

三国时，吕布当初同刘备很要好，后来发生了矛盾。吕布就让名士袁涣写信去骂刘备，袁涣不屑于干这种差事。吕布几次要求他都没有用，恼火起来用刀架在袁涣的脖子上说，再不写就杀了他。袁涣坦然而笑道：“我只听说以德羞人的，没有听说以辱骂折磨人的。如果说刘备是君子，就不会由于将军的辱骂而感到羞耻；如果他是小人，就一定会用同样的办法来回报你，那么辱骂就会落到你头。而且，我说不准哪一天也会为刘备效力，也会像今天给将军效力一样。假若我一离开将军，就来辱骂你，行不行呢?”吕布听了这一通话后，想想就罢休了。

以上说的是吕布不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而碰壁，下面说的故事主角虽然只是一个县令，却是深深领悟这八字真言，活学活用。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礼记·中庸》

战国时，梁国与楚国交界，两国在边境上各设界亭，亭卒们也都在各自的地界里种了西瓜。梁亭的亭卒勤劳，锄草浇水，瓜秧长势极好，而楚亭的亭卒懒惰，对瓜事很少过问，瓜秧又瘦又弱，与对面瓜田的长势简直不能相比。楚人死要面子，在一个无月之夜，偷跑过去把梁亭的瓜秧全给扯断了。梁亭的人第二天发现后，气愤难平，报告县令宋就，说我们也过去把他们的瓜秧扯断好了。宋就听了以后，对梁亭的人说：“楚亭的人这样做当然是很卑鄙的，可是，我们明明不愿他们扯断我们的瓜秧，那么为什么再反过去扯断人家的瓜秧?别人不对，我们再跟着学，那就太狭隘了。你们听我的话，从今天起，每天晚上去给他们的瓜秧浇水，让他们的瓜秧长得好，而且，你们这样做，一定不可以让他们知道。”

梁亭的人听了宋就的话后觉得有道理，于是就照办了。楚亭的人发现自己的瓜秧长势一天好似一天，仔细观察，发现每天早上地都被人浇过了，而且是梁亭的人在黑夜里悄悄为他们浇的。楚国的边县县令听到亭卒们的报告后，感到非常惭愧又非常敬佩，于是把这事报告给了楚王。楚王听说后，也感于梁国人修睦边邻的诚心，特备重礼送梁王，既以示自责，也以示酬谢，结果这一对敌国成了友邻。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理。凡事都从这个原则出发，很多事情都会卡在中间，难以前进。任何道理，任何定律都是在一定条件，一定环境下才适合的。

吕布虽然勇猛善战，号称“三国武将第一人”，但他的个人修养和道德水平，甚至还不如一个小小的县令，所以最后才落得个身首异处的结果。这就是不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惨痛教训。

现实的情况告诉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个基本态度，它讲的是一个普遍的价值观。我们都不喜欢朋友利用我们，那我们也不要去利用朋友；我们都讨厌别人说谎，那我们也不要说谎；我们不喜欢别人批评我们，我们也不要妄自批评人家；我们不喜欢朋友看轻我们，我们也不要看轻朋友……

可是在这样一个普遍价值观之后，还有许许多多的细节才是造成人与人产生摩擦的真正原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仁恕之道推及他人，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可以使人有个宽广的胸怀，容忍别人的过失。同时，也可以不因别人合理的指责自己而迁怒别人，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

《圣经》上有句名谚说：“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宽恕，就像是一把无形的梯子，帮你爬升到另一个更高的层次。

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能与人和睦相处，才不致在不对的时间，不对的场合，表错情、会错意，使我们误以为自己拿一颗热心，却贴在别人的冷屁股上，到头来才发现是一场“阴错阳差”的误会。用心地对待每个人，用心去了解每位朋友的想法和喜好，才是避免犯错，赢得真诚友谊的基础。

做事要把握好分寸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论语·先进》

子贡问道：“颛孙师与卜商，谁强一些呢?”孔子说：“颛孙师有些过分，卜商有些不及。”子贡又说：“那么颛孙师要强一些吗?”孔子说：“过分和不及同样是不行的。”

人生当中最难把握的两个字就是“分寸”。分寸就是尺度，就是规矩。孔子说，他到七十岁才能达到随心所欲，想怎么做便怎么做，也不会超出规矩。这说明恪守分寸的境界一般人很难达到，把握好办事的尺度非常重要。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为政》

不吃得太多，是一种把握；不运动过量，是一种自知；不得意忘形，是一种稳重；不执迷不悟，是一种理性。这些都是有分寸的表现。做人做到恰如其分，是一种高境界；做事做到恰到好处，是一门大学问。

分寸是一种力量，生活中对分寸操持得很好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首先是一个征服并升华了自己的人，是一个悟性高与定力好的人，这并不容易。能够练好这种“自发功”的人是最有力量的，十之八九，他们都能战胜自己的贪婪、浅薄、盲动或狂妄。

清末曾国藩回湖南组建湘军，先后征战攻克众多重要城池，曾国藩因此授封一等侯爵。可是也就在这时，曾国藩发现他的湘军总数已达30万之众，是一支谁也调不动的、只听命令于曾国藩的私人武装。曾国藩感觉到了顾命大臣功高震主的问题，于是他开始自削兵权，从而解除了清廷的顾虑，使自己依然得到信任和重用。

历史上有不可尽数的人立下绝世功勋，却没能逃脱“狡兔死，恶狗烹”的命运，曾国藩由于及时地把握好了自己作为一个将军大臣的分寸，故能完身而退。

曾国藩能在功高震主的情况下完身而退，千古以来，唯有汉代张良能与其并驾齐驱。

漫漫人生，既是目的，更是过程。人生的成败兴衰、浓淡缓急，无不在把握分寸之中见分晓。把握好了人生的分寸，就等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事物的变化有质变和量变两种，超过了度就会从正确走向错误。超出分寸一步，没准就会跌入错误之谷。报载，某市旅游区一家商场在公告牌上贴有一张奖惩通报，白纸黑字地公布两名员工违反请假制度的具体情况，以及给予惩处的相关决定。无独有偶，还是这个市的另一个景点，有家商场前不久抓到一个妇人小偷，便强迫她挂上“我是小偷”的牌子，在商场门口示众半个多小时。这都是丧失分寸的出格事。该内部处理的，就不能把人家的“隐私”公诸于社会；该交给警方处理的，就不能超出企业管理范畴对他人挂牌示众。否则，从人情上说不过去，在法理上也站不住脚。事实上，这已经打击了他人的自尊心，损害了他人的人格，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

人生漫漫，时空迢迢。正因为现实生活中分寸不易把握，且需要把握的分寸又很多，许多人才如是感慨：做事易，做人难；学做事一时，学做人一世。孔子说“过犹不及”，也是这么一个道理：人们说话办事如果达不到一定要求，那是不够标准；而如果做过了头则是超过了标准。超过标准与气不够标准一样都是偏差，都是毛病，一定要掌握好分寸的艺术。

中国过去的五种人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之类，其实也就是五种为人行事的分寸。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既要善待他人，也要善待自己，双方的权利和尊严都是平等的。要想把人我的权利和尊严都照顾到，就必须说话有分寸，做事讲尺寸，言行进退有度。一个有分寸感的人，就是一个做事得体，说话微妙的人，在张弛之间透出一种力量感和智慧感，这样的人，在成功的路上必定会走得顺风顺水。

在生活中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一个老是被人欺侮的软弱者，也会有发怒的一天，将那个比他厉害、比他强壮的人打得鼻青脸肿。一个患有严重“妻管严”的丈夫，在妻子的监视下不敢对自己的父母表示一点点孝心。可是忍耐到了极限以后，有一天，他也会站起来反抗，对妻子咆哮一通，结果把妻子吓得不知所措。

由此我们得出一个观点：凡事都不可做得太过分，否则就会招致不利于自己的结果。在与人交往中，凡事不要把人逼得太紧，而不留下一点回旋的余地，而应该尽量保持相对自由的空间，为日后的交往埋下伏笔。

所以，做事要掌握分寸，把持尺度，杜绝不顾分寸盲目乱干的思想和行为。人生变故犹如流水，事盛则衰，物极必反，恰到好处则是不偏不倚的中和。

最后再让我们重温一遍孔子的这句至理箴言：“过头和达不到同样不好。”圆满的人生境界，要像击剑选手一样，有进有退。怎样进攻？何时退让？其中可大有学问，我们必须提升自我的智能，才能真正体会“进退有道”的奥妙所在和无穷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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