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农业

恺撒在首都的唯一目标固是用警察行动铲除明显的弊端，但要补救经济方面深沉的瓦解则更为困难。其最严重的地方前已提及——就是农业的消失与商业人口的不自然增加。读者当不致忘记意大利农业的败坏状况。虽然用尽种种办法来防止小农的消失，可是在这段时期，意大利不论任何地方——或许亚平宁诸山谷与阿布鲁奇诸山谷除外——农业都不再是主要经济。

至于农庄的经营，在前已述及的加图制度和由瓦罗所告知我们的制度之间，实已没有实质分别——除非是罗马城更为大幅度地走向城市化。“以前，”瓦罗说，“‘农庄上的谷仓’大于地主住宅；现在，相反的情形则经常可见。”在往日拉丁与意大利农民耕种的特拉契纳与巴亚岸边的图斯库姆与台布尔，现在兴起了罗马贵族的辉煌别墅，有些甚至大如一座城镇，别墅内有连绵的花园、沟渠、淡水与咸水池塘，以养殖河鱼与海鱼；有蜗牛与鼻涕虫养殖场，兔子、鹿与野猪的猎场，以及有鹤与孔雀在内的禽类。

但大城市的奢侈也增加了辛勤者的收入，比慈善事业更得以维系穷人的生活。贵族们的养禽场与养鱼池当然是十分昂贵的事业，其范围之大，往往一个鸽舍的鸽子可值十万塞斯特斯。制度化的繁殖与喂养下，鸟粪变成了农业的重要肥料。一个鸟贩可以一次供应五千欧洲田鸫，每个三迪纳里厄斯；一个养鱼者则可以一次供应两千鳗鱼；而鲁西乌斯·卢库卢斯所留下的鱼则卖得四万塞斯特斯。可以想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勤勉从事此类行业的人都可以在首都一本万利。这个时期的一个在法莱里附近的小养蜂者，只有一亩百里香的养蜂场，一年的蜂蜜却卖到一万塞斯特斯。

果树种植的竞争十分严重，以致优美的别墅里的大理石果廊常常变作了餐厅，用钱购得的水果往往充作自家的培植以向人展示。在这段时期，小亚细亚的樱桃与其他异域水果开始在意大利培植。拉丁姆和坎帕尼亚的蔬菜、玫瑰与紫罗兰产量丰富，圣道（Via Sacra）边的“少爷市场”供应的水果、蜂蜜与花冠，在首都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般说来，园主制度中所采用的农庄经营法已经达到了极高的经济水平。列蒂河谷、富奇内湖周围的地区、利里斯和沃尔图诺河地区，实际上说，就是整个意大利中央地区，都处在最繁荣的情况中。甚至与奴隶耕种的农场有关的产业，都由聪明的地主接管，在良好的条件下，小店、纺织厂和砖厂都在农庄上建立起来。意大利产的酒与油不但供应意大利市场，而且也有相当数量的输出。

这个时期的一篇简朴的专业论文，把意大利比之于一片大果园；一个那时的诗人则说他那美丽的乡土是一片灌溉良好的草地，谷物累累，山丘长遍了葡萄藤，而那地上的“饰物”则以种种的笑靥呈现，将片片花圃抱在怀中。这样的描绘显然是诗人日日所见的景象，而这景象正使我们可以缅怀托斯卡纳与“劳动之地”[1]各地区的盛况。

前已述及，畜牧业总是在意大利南部及东南部特别兴旺，但在这段时期一般说来却在退步；可是农业的兴盛也把它向前带动了一些。育种的改良用了很大的心血，为育种而用的驴可以使业者获得六万、十万甚至四十万塞斯特斯的进款。这段时期的意大利农牧业，在业主用心而资本许可的状态下，比旧制度下的小农所可能达到的成果好得太多。农牧业甚至越出了意大利的地域之外，因为意大利农业家也到各行省去养牛，甚至开垦大片土地。

钱庄

与在小农的废墟上繁荣起来的农庄并行的是私人钱庄，由于意大利商人与犹太人在各行省与保护国互相竞争，钱庄大兴。然而为了说明那时所有的资本如何都流向罗马，只用一个例子即足：当时在罗马的钱币市场上，利息定规是六分——而这比古代任何地方都便宜半分。

社会失序

这是一个以土地与商业的大量资本与投机为基础所产生的经济体系，从这个体系中产生了最可怕的贫富不均。“百万富豪与乞丐的国家”这个常见的贬词，用在共和国末期的罗马再适当不过。奴隶制度国的金科玉律乃是，“靠奴隶生活的富人必然是高贵的，靠自力的劳力生活的必定是低贱的”；这种原则在那时的罗马，不论是公私交谊上都是守得最严的。那时的罗马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中产阶级，因为在一个那样充分开发了的奴隶国中，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阶级存在。表面上看似中产阶级的分子，实际上是那些有钱的商人和地主，他们也许是太没有文化，也许是文化太高了，因此留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圈中，漠然于公共生活。商人阶层里——这一层人不少是解放的奴隶和其他的暴发户，他们死命地想要扮演有教养的样子——有教养的却没有几个。

这个形态的典型是提图斯·彭波尼乌斯，此人是这个时期的文件中常常提及的一个人。他因在意大利和伊庇鲁斯的农庄经营，在意大利、希腊、马其顿和小亚细亚的金币交易而致富。但他只做商人，拒绝加入公职，拒绝与国家做金融交易。他既避免贪婪小气，也避免那个时期流行的沉重浪费（例如，他的餐费每天只用一百塞斯特斯），他自自在在地享受着乡间与城市的两种生活的美好，跟罗马与希腊的上流社会交往，并享尽种种文学与艺术的乐趣。

人数更多、地位更巩固的是老式的意大利地主。当时的文学为我们留下一个这样的农村贵人的素描。此人名塞克斯图斯·罗斯西乌斯，公元前81年于剥夺公权时被杀。他的财富计约六十万塞斯特斯，主要投资于十三片农庄；他亲自有计划、热心地治理；他极少至罗马，甚至可能一次未曾去过，而当他去的时候，跟元老院那些讲讲究究的贵人们比起来，他那拙笨的样子，就像他粗鄙的奴隶们跟城中有模有样的家奴们比起来相似。这些乡村贵人和他们的乡居家室，严谨地守着他们祖先的规律，也沿用祖先纯粹而高贵的语言；这是城中的贵人与商人远瞠其后的。

地主阶级被认为是国族的精英。想飞黄腾达的投机者，想获取最终的名望者，都千方百计地买下一块农庄，即使自求不到乡绅的地位，也设法让他的儿子取得。凡有大的政治运动，凡有新的文学动向时，我们都可以见到这个地主阶级所留下的痕迹。对新君主制度的反对，地主阶级贡献出最大的力量；瓦罗、卢克莱修和卡图鲁斯出身于这个阶级；而地主生活相当的鲜活性在西塞罗的著述《论法律》第二卷关于阿尔皮努[2]的优美导论中，显示得最为清楚——这是那既空洞又多产的西塞罗所制造的可怕大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穷人

但是若与乞丐和贵族——这是社会的主调——相比，有教养的商人阶级和朝气蓬勃的地主阶级则相形见绌。这段时期贫富人口的比例我们没有数据可以确定，但我们可以再度引证早此五十年一个罗马政治家所说的话。他说，罗马公民中，真正富裕的家庭不超过两千。自那时以后，罗马公民的人口有所改变，但从明显的证据可以看出其贫富人口的比例顶多没有变得更大而已。从谷物配给和从军的情况看来，大众的贫穷是太明显了。而富者益富则可由当时的一个作家之言得证。他说，在马略时期，“依照当时的标准而言，一片两百万塞斯特斯的农庄算得上是财富”；而从个人财富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前述的说法是正确的。巨富鲁西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向两万士兵许下诺言，从他的私产中给每人四英亩地。庞培的农庄值七千万塞斯特斯，演员伊索普斯的农庄值两千万。富中之富马库斯·克拉苏，在事业之初财产七百万塞斯特斯，最后，在除去大笔花销之后，仍有一亿七千万。

这样的贫富极端，对贫者与富者都造成了经济上与道德上的溃乱，两者外形上固然不同，但溃乱的实质则一。若说一般人是由国家的救助才免于饥饿，那是由于他们首先沉沦于乞丐的懒惰和快活（当然，国家的救助也正助长了他们的懒惰）。罗马的平民喜欢看戏而不喜欢工作，酒家与妓院的生意极为兴隆，以致政治煽动家们特别喜欢争取这种行业的老板。

斗剑比赛是古代道德败坏的表征与豢养者，可以令演出者大赚其钱。到了这时，又有可怕的新花样出现，就是战败的斗剑者之生死不是依决斗法而定，也不是依胜者的好恶而定，却是依观众的任性而定；胜者视观众所发的信号而饶赦匍匐在他面前的败者，或将之一剑戳穿。这种打斗的行业如此兴盛，或说，自由的价值已如此陨落，以至于这个时代在战场上普遍缺乏的勇武却在竞技场中盛行。在竞技场上，规章要求斗剑者被刺杀时默不哼声，不得闪避。事实上，自由人常常将自己卖作斗剑奴隶，以求食宿。公元前三世纪的平民也遭到匮乏与饥荒，但他们并没有出卖他们的自由；而那时的法学家也不将那斗剑士的卖身契视为合法：“在规章要求下，任其自身被枷锁，鞭笞，烧或杀而不做反对。”

贵族

在贵族社会中这种事倒未发生，但从根底上言，却几乎没什么不同，甚至更坏。在怠惰方面，贵族们放肆地向无产阶级挑战：无产阶级在人行道上横躺竖卧，贵族则在床上睡到日正当中。奢侈既无限又无味。在政治上大手挥霍，在戏院里也是，而两者的腐败当然可以相提并论。执政官的职位是用高得不可置信价格买得的——公元前54年，仅第一选举区就用了一千万塞斯特斯。有教养的人对戏剧的兴趣则完全被装潢狂所破坏。

罗马的房租比乡城的普通高四倍，而首都的一栋房子曾以一千五百万塞斯特斯的价格卖出过。马库斯·雷比达（公元前78年的执政官）的房子，在苏拉死时是罗马最好的，但一个世代之后，却连第一百名都算不上。乡村别墅的华贵我们已经提过，其中一座售价四百万塞斯特斯，主要原因是由于鱼池。现在，一个时髦的大人物至少要有两座别墅，其一在首都附近的萨宾或阿尔巴山区，其二在坎帕尼亚浴场附近；而最好是在罗马城外近处还有一片花园。比这些华宫更没道理的是宫殿式的坟墓，其中有几座到现在还存留，可以证明罗马富翁为了死得时髦，动用了多少石块。

犬马大行其道，一匹为了显给人家看的马购价两万四千塞斯特斯是稀松平常之事。有钱人也醉心于精美的家具，例如非洲柏树做的桌子可以价值百万塞斯特斯；醉心于紫衣料或透明的薄纱（演说家霍腾修斯为了他的一个同事有一次在群众中揉皱了他的衣服而跟他兴讼，要他赔偿损失）；醉心于宝石与珍珠——这些东西于此时期首次取代了那更优美更艺术的金饰。当庞培战胜米特拉达悌时，胜利者的肖像全用珍珠镶拼，而餐厅里的沙发与架子则镶银，甚至厨器都用银造；而这些，那时已算落伍了。

旅行的奢侈也不乏其例。西塞罗在提到西西里总督时写道：“总督旅行当然不是在冬季，而是在初春——不是历书上的春天，而是玫瑰初放的季节——他按照比提尼亚王的习惯，坐在八抬大轿里，坐垫是马耳他的薄纱包着的玫瑰叶，头上一个花圈，颈上一个花圈，鼻侧放一个网眼细麻布的小袋子，里面装以玫瑰；甚至连卧室，他都是这样被人抬着去。”

餐桌

但最为奢侈的莫过于最为粗俗之处——餐桌。别墅生活的整个安排就是围着餐桌在转。不仅冬夏有不同的餐室，而且画廊、水果廊、鸟舍或鹿园中所搭起的平台都可以当作欢宴之处；预先请好的“俄耳甫斯”穿着戏装出现了，吹起了嘹亮的华丽喇叭乐段，训练纯熟的鹿和野猪集合了。这些都是细心的装潢，但实质却不因此而或忘。不仅厨子是烹调的好手，而且主人也常扮演厨师的导师。烤肉老早已被鱼类与牡蛎盖过了，但现在，意大利的河鱼则已在像样的餐桌上见不得人；意大利的酒与珍品几乎已经成为低俗的象征。即使在一般的宴席上，除了意大利的法莱里之外，还得再添三种外国酒——西西里的、莱斯博斯岛的与开俄斯岛的；而只不过一个世代以前，即使在大宴会上，除了法莱里外，顶多再供一巡希腊酒就已足够。在演说家霍腾修斯的地窖中，有一万坛外国酒，每坛三十三夸脱，意大利的酿酒者抱怨希腊群岛的竞争也就无怪了。

没有任何自然学家搜寻海陆的新物种像当时那些吃家们那般热心的。客人宴会后服一剂催吐剂，已属平常之事，因为还有许许多多的宴会在等着他。淫乐已变成那么时髦、那么有系统的事，以致产生了这一行的教授，以教授贵族青年们如何过这种罪恶的生活为生。

债务

这类乱七八糟的花样繁多无聊，我们用不着细说，何况那缺少原创力的罗马人充其量也不过把希腊、亚洲的奢侈弄得夸张一些，做做愚蠢的翻版而已。但克洛诺斯固然会吞食自已的孩子，普洛托斯[3]也会。这种无聊的时髦的竞争如此的哄抬物价，以致随流同俗者眼看着自己的广大农庄化为乌有，而即使那些只不过加入最必需的行列的人士，也发现他们继承的祖产从根坍毁。贵族家庭的毁灭，最常见的原因是执政官的竞选，但声色犬马，庞大的建筑，以及种种淫乐的追求，也同样令人倾家荡产。

这个时代的大笔财富只有更大笔的借贷足堪相比。公元前62年左右，恺撒在抵债之后，剩下的债务仍有两千五百万塞斯特斯。马库斯·安东尼乌斯，二十四岁时债款六百万塞斯特斯，十四年后则增至四千万。库里奥债款六千万，米罗七千万。罗马贵族世界的奢华习惯之专靠借贷维持，可以由一件事实显示出来：数个执政官竞选人为了借贷，使得月利从四分突然跳至八分。宣布无偿还能力本可使债权人适时聚会，至少可以清账，但债务人则往往不肯宣布而尽可能拖延。他不肯变卖自己的产业，尤其是田产，却继续借债，装出富有的样子，一直到垮台垮得更惨的时候，其情况就像米罗的例子一样，结果是债权人只能得了百分之四。

在这种从富有到倾家荡产的快速转变中，在这种一贯性的挥霍中，获利最多的当然是那冷静的放债者，他们懂得何时该放，何时该拒绝。如此，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几乎回到公元前三世纪社会危机最严重时期的情况。债务人对债权人有两种可能的态度：一是卑躬屈膝，惟命是从，甚至在元老院中都得看债主的颜色而发言与表决；另一种则为财产而宣战，以此威胁债权人，用阴谋或内战来铲除他们。辛纳的叛变由此而起，喀提林、科利乌斯与多拉贝拉的起兵更是由此而起，这跟一个世纪之前希腊世界中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战争十分相似。在这样腐败的经济状态下，每一个金融的或政治的危机都可能造成可怕的混乱，乃是意料中事。在内战中常会发生的现象，我们更几乎不用提了，例如资本的抽逃，土地的突然贬值，无以数计的破产和普遍的债务无力偿还现象；这些，是和在社会战争及米特拉达悌战争中一样必然出现的。

不道德

在这种情况下，道德与家庭生活被社会各阶层视为过时之物。穷，不仅是最难堪的耻辱，而且是唯一的罪恶。为了钱，政治家可以卖国，公民可以卖身。官职与法官的表决权都可以用钱购得，而高贵的女人也可以像一般妓女一样为钱献身。假证与伪誓如此普遍，以致当时一位名诗人曾说他那时代的人发誓是为了“搪债”。诚实被忘得如此干净，以致拒绝贿赂不被当做正直，却被当做有意跟行贿者为难。有史以来世界各地的罪行没有比罗马更想入非非，更可怕，更变态的——奥鲁斯·科伦提乌斯的审讯便暴露了意大利一个乡镇最高贵的家族中此种罪例。

友朋

对于国民生活有害的这种毒液虽然深深浸透了人心，表面的生活却格外显得平滑光亮，用周到的礼貌与遍在的友谊作为粉饰。人人都忙着互相拜会，以至于有头有脸的家庭都必须由主人——有时则由司客——来排定接见顺序表，只有比较有地位的人才能获得单独接见，其他的则几个人同时，甚至在会客时间结束时，“集体”接见（据说，为新君主制度铺路的盖乌斯·格拉古，也是这种见客之道的创始人）。问候信满天飞，礼貌拜访遍地走。既无私人关系又无商业来往的人，却互相飘洋过海地交换着“友谊的”书信，而正式的业务信函除了给公司的以外，却极少出现。

同样，请吃饭、送年礼和家中节庆则已完全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而几乎变作了公共礼节。罗马人即使连死都不能不顾及他那数不清的“邻居”，因为，为了体体面面的死，他必须至少送给每人一份纪念品。当时的罗马也像我们现代某些商业圈一样，真诚的家人亲密关系与友情已完全消失，以致业务与人际的交往完全是矫情。如此，“真情”被那鬼魅一般的“友情”掩杀了，而“友情”在种种的邪恶中位居要津。

女人

跟这个时代的腐败争芳斗妍的是妇女的解放。经济上，妇女们早已取得独立了。在这段时期，甚至有不少律师专为妇女效力，为富孀处理产业及诉讼事件，以他们的商业及法律知识来取得妇女的信任，因而财源滚滚。

但妇女解放的不仅是她们的父亲或丈夫的经济监护，种种的爱情把戏也在不断地进步。舞娘（mimae）之类的人物为求目的不择手段的情况，比今日略无逊色；像茜赛莉斯[4]这样的首席女歌手，甚至把史页都污染了。但贵族妇女的自由艺术却使她们有执照的行业大受威胁。在第一等家庭中的私通事件是如此司空见惯，以致除了特殊的丑闻之外，连谈都没有人愿意谈起了，而法律行为现在几乎被人视为笑料。公元前61年妇女节，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在祭司长家里搞出的古今罕有丑事，若在五十年前早就难逃死罪，但这时却连调查都未曾，更无须说惩罚了。水榭节——四月，当政治活动暂停，显贵们在巴亚和普特奥利[5]举行的节庆——的主要引人之处在于它合法和不合法的关系，同时在平底船或在岸上歌舞奏乐。

然而，女人并不以本有的领域为满足。她们还扮演政客，出席党派会议，用她们的金钱与诡计参与当时的倾轧。在西庇阿和加图的政治舞台上，你可以看到女性的政治家，她们的身边会有一个小白脸——光溜溜的下巴，娘娘腔的声音，轻摇缓步，戴着头饰与颈巾，穿着花边长袍，女人的便鞋，扮作妓女——你不汗毛竖立才怪。

贵族对离婚的看法，可以由他们最佳、最道德的英雄马库斯·加图的行为观之。当他的朋友想娶他的太太时，他毫不犹豫地把太太让与他，而当这朋友死后，又毫不犹豫地把这太太娶回来。独身和无子女变成稀松平常之事，尤以上层阶级为然。这些人老早就把婚姻视为负担，只为公义才扛在肩上；而加图及其追随者则更主张富有者当保持财富集中，因之不能多生子女——这正是一世纪前波利比乌斯认为的希腊败坏之因。那一度曾为罗马人之荣誉的“生子者”（proletarius）之誉，如今到哪里去了呢？

意大利人口的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拉丁族的人口在意大利急骤降低，而其行省则一部分布满寄生虫式的移民，一部分荒无人烟。意大利人口大量流向国外。为了维持意大利的行政和保卫整个地中海世界，半岛的人力资源本来就已不敷应用了，尤其因为送往海外的分子往往有去无返。罗马越是走向种族复杂的帝国，身为统治者的贵族阶级便越不把意大利当做家乡；另一方面，军人之中有相当多的部分死于连绵的战争，尤其是血腥的内战，另有一部分则由于长年戎马，已与本国远隔，有时甚至二三十年。同样，一部分地主及几乎全部的商人，终生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国外；商人的巡回旅行更是让他们跟祖国与家庭生活生疏。

意大利由这些损失所得的回报，则是解放与未解放的奴隶无产阶级和从小亚细亚、叙利亚与埃及涌进的手艺人和商贩，他们主要聚集在首都，但在奥斯提亚、普特奥利和布林迪西等港市的更多。然而，意大利的大部分和最重要的部分，却连这些杂驳的分子都没有，而只是绝对的人口降低。尤其有几个地区特别严重：如放牧区阿普利亚，被当时的意大利人称为最荒凉的地带；如罗马城周围的地区，一年比一年荒芜，原因是恶性循环的农业衰退与疟疾日益严重；拉比西[6]、伽比与波维莱，原是那么欣欣向荣的乡镇，现在也已朽败不堪，连拉丁节的时候找代表参加都感困难。图斯库姆虽然仍是拉丁姆最受尊重的社团，却几乎仅由住于首都的乡绅家庭组成，只保留了他们图斯库姆的公民权而已；但登记有选举权的公民，数目却连意大利内陆的小社团都不如。这一带能服兵役的人原本是罗马国防力之所寄，但现在却完全消失，以致当大家看到埃奎人和沃尔西人战争的报告时，不禁惊恐，因为这跟最近的事态相比太令人难信了。并不是每个地方情况都如此之坏，尤其是意大利中部及坎帕尼亚较佳。然而仍像瓦罗所说，“曾经人口众多的意大利城镇”一般而言都“普遍荒凉了”。

寡头统治下的意大利

在寡头政府下的这个意大利，确实是一副可怕的景象。乞丐世界与富豪世界之间的强烈对比是无以和缓的。两者的对比感觉越是清楚，财富之高峰与贫穷之深渊的距离越是令人眩晕，就有越多的人向顶峰攀爬，或从顶峰跌入渊底。两者的鸿沟越大，越会联合起来摧毁家庭生活（而家庭则是一切民族的种子与核心），联合起来堕落于怠惰、奢侈、腐败、罪行，为渴望为财富而发起战争。

财富与贫困联合起来把意大利人逐出意大利，而将这半岛用奴隶和沉寂充满。这是可怕的景象，但并不仅意大利如此。在奴隶国，凡是资本家政府发达的，就必然以同样的方式摧毁了神的美好世界。河川固然随处映现不同色彩，阴沟却天下一般；因此，西塞罗时代的意大利相似于普布利乌斯时代的希腊，又同样相似于汉尼拔时代的迦太基，同样是首都中全权的统治阶级毁掉了中产阶级，把商业与农庄的经营推到了最繁荣的地步，结果导到伪善的面具下举国的道德与政治腐烂。近代资本对民族与文明的败坏，严重性远逊于古代资本主义城邦，因为自由人尽管贫穷，仍要比奴隶优越得多。只有到了北美的恶种种下之后，世界才又收到了类似的恶果。

恺撒的改革

在意大利的经济状况下，这些罪恶最深的本质是无可挽救的，而那能挽救的部分则得靠人与时间。最好的政府，也不过像最好的医生一样，不可能使器官中已经腐败的液体重新新鲜；在根深蒂固的罪恶中，它所能做的只是排除那些妨碍自然复原能力的东西。新政权的和平努力提供了一些这样的排除力，因为它割除了一些最坏的赘疣，例如对无产阶级的姑息，对罪犯的失于惩罚与乎官职的购买。但政府所能做的尚不止禁止有害家国之事。尽管突来的潮涌是没有任何堤防可以阻挡的，恺撒却不是因此而拒绝筑堤的人。一个国家及其经济如果能遵循自然的途径，当然是最好，但由于它们已经走出这个自然途径之外，恺撒便运用他的一切力量，以特别的干预来将国民带回他们的家与家庭生活，由法律与命令来改革经济。

限制意大利人离境的措施

为了限制意大利人离弃意大利，为了诱使上流社会与商人阶级以本乡为家，兵役年限缩短；元老级的人，除非为了公务，禁止居住意大利之外；其他的意大利人，凡在适婚年龄者（从二十至四十岁），不得连续三年不在意大利。恺撒在第一次任执政官时，曾设立卡普亚殖民区，凡有子女数人者，得先移民。现在，身为统领，他提议给予人口众多的家长以特别的报酬，而对离婚与通奸，他则以最高法官的身份施以无比严厉的处断。

严禁奢靡

对于奢侈行为，他甚至订下详细的法规，例如禁止华贵的墓碑；紫袍与珍珠只限于某些时间、年龄与阶级可用，而成年人则完全禁止；宴席花费订下最高价格；有些奢侈的菜肴则完全禁用。这些规定本身并非新创，但其新颖之处在于这“道德的宗主”严肃地要坚持付诸实行，派监察员监督市场，命令有地位的人宴席接受检查，而禁止的菜肴则予以充公。当然这样温和的警察行动只能使奢侈退入地下，但若伪善算是罪恶对美德的一种敬意，这表面的朴实也总算是一个不可轻视的改善了。

债务问题

对于规划金钱与农业的关系，恺撒的措施则更具重大的意义，也更有光明的远景。在这个方面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关于金钱的短缺与债务危机的。由于资本过度集中，产生了一条法令，规定每人手上的金银不得超过六万塞斯特斯；这个法令可能只是为了缓和公众对高利贷者的盲目怀恨。这个法令在公布时加以说明，谓此法只不过是以前的一条法令的加强，这表示恺撒可能耻于此法，而其实行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比这个重要得多的是久久悬而未决的债务问题。打着恺撒名字的一派强烈要求债务完全取消。我们已经说过，他并未答应这种要求，但早在公元前49年，他就向债务人做了两个重要的让步。一、未付的利息取消，已付的利息则视为已还的本金的一部分。二、债权人必须接受债务人以动产或不动产抵债，而其价值则以内战以前的估价为准。

后面这个条款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如果债权人在“事实上”被视为那财产的所有者，而这财产又与他放的债相等，则他必然也要因普遍的贬值而遭同样的损失。但取消利息或以利息抵本金，则等于是让债权人不但损失利息，而且还因贬值而损失百分之二十五的本金，这是片面地取消债权人的权利。高利贷者的行为无论何等恶劣，这样做仍有失允当。

为了了解民主派何以对债权的取消有如此强烈的要求，我们必须回忆一下民主派对利息问题的立场之渊源。早在公元前342年，经由平民的努力，法律上就禁止收利息，但这个法令一直未为贵族理会（贵族借着次执政官而控制民事程序），但从那个时代起，这条法令却一直是有效的。公元前一世纪的民主派，自认在社会权益上是古代的继承人，坚持一切利息均不合法，甚至在马略时代的混乱局面中还曾加强这个原则。

可以确信，在利息的问题上，恺撒跟他那一派的人抱着同样的看法。在他有关债务的纪事中，只提债务人以其财产抵债之事，关于取消利息，则保持缄默，或可视之为一种默然自责。但他也像任何党派领袖一样，不可能直接拒斥他那一派传统的原则——尤其是他在决定这个问题的时候，是还未出发前往伊庇鲁斯之前，而非在法萨罗大胜之后。对合法秩序与财产的破坏，可以说只是得到他同意而已，并非由他创始，但取消一切债权，则断然遭他拒绝。结果是债务人比债权人尤为愤怒，凯利乌斯和多拉贝拉因之掀起不自量力的叛乱，迅遭压服；这件事倒该说是恺撒信誉的证明。

破产的新法律

但恺撒并不限于只对债权人做一时的帮助，他还以立法者的身份来减低资本的可怕力量。最重要的是一个伟大的法律公理的宣布：自由不是像财产一样的物品，而是人永恒的权利。这个权利只有国家才有权剥夺犯人的，而债权人则无权剥夺债务人的。在不成文法中加入这个原则或许是受埃及与希腊更为人道的立法所影响，而跟罗马较早时期关于破产的法令完全相反——乃是恺撒的大贡献；自此以后，这个原则便一直保持下去。

依照早期的罗马法律，凡不能还债者，就成为债权人的奴隶。波特利亚法（Poetelian law）曾做了小幅度的改善，就是如果债务人因暂时拮据，而非真正无还债能力，则可将财产让与债权人，由是保持自由。但对真正无偿还能力的人，则基本上五百年来的法律仍然未变。直接以债务人的产业抵债的，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发生，即债务人死亡，或已放弃其公民权，或失踪。使不能偿债者得以正式地将产业让与债权人了事——而不论是否足以抵债——是恺撒的功劳；而我们现代的破产法规定，就是依此而来。如此，债务人得保持他为人的自由（尽管在名誉与政治权利上有所减损），而开始新的经济生活；以前的债权人只有在不导致他再度经济破产的情况下，才得以向他讨债。

高利贷法

这位伟大的民主派如此从资本的力量中解放了人的自由，然后，他再进一步，用贷款法规来限制资本的过度力量。他并不想否认他对利息的厌恶。为意大利的贷款，他订下一个最大数，每个资本家所能贷的款项与他在意大利的地产成正比例，或许是地产价值的一倍。在此法公布后，若有违犯者，视同罪犯，交由特别陪审委员会处置。

如果这些规定得以实行，则每个意大利商人都被迫成为地主，而以利息维生的资本家阶级势将在意大利完全消失。间接地，无还债能力而实际上为债主经营的地主也减少了，因为债主若想继续放债，则必须买地。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出，恺撒不是想恢复旧时对利息的禁止，而是允许它在某种限制之内存在。

很可能他的借贷最高额法规并不仅限于意大利，而且也用于各行省；同时，意大利与各行省也都订下最高税率。月息不得超过百分之一，利息不得课利，利息超出本金之后，不得再要利息——这些规定，是由鲁西乌斯·卢库卢斯在小亚细亚省首先规定（可能是以希腊—埃及为模板），他的继任者中较佳的几个则遵行。不久，这种规定也由其他行省的总督采用，最后，在公元前50年，由元老院的命令，各行省共同采用。卢库卢斯的这种法规能够未遭割损而成为帝国法的一部分，并成为罗马与现代关于利息的立法之基础，可能也是恺撒之功。

恢复农业

与限制资本力量并行的是恺撒着力于恢复农业，使之达到对国家最有益的状态。为此目的，必须更优良的警察管理与法律管理。在此之前，意大利没有一个人感到自己的生命与财产是有保障的。罗马的雇佣兵队长，在他们的一帮人没有帮助首都处理政治问题时，就变成了匪盗，在伊特鲁里亚的森林作奸犯科，或任意搜刮村庄。现在，这种情况结束了，而受益最大的莫过于农民。恺撒的公共工程也具有类似的用意。例如，从罗马通过亚平宁山脉至亚德里亚海的大道，就是为了刺激意大利内陆的运输，而富奇内湖水位的降低，则为嘉惠马西农夫。除此之外，恺撒还采用了直接使农民受益的措施。例如，意大利的畜牧业主，雇用的牧人至少必须三分之一是自由出身的成年人，由此使盗匪受到限制，而同时，自由身的无产阶级也因之获得一个谋生的职业。

土地分配

由于恺撒在任执政官时就对土地问题有了经验，因之在这方面能比提比利乌斯·格拉古更正确。他并未不计一切代价——包括反财产的革命（而以法律名目为掩饰）——来试图恢复小农的地位。相反的，他像一切真正的政治家一样，把财产——或公众视为财产的东西——的安全视为一切政治箴言中的第一条，也是最不可破坏的一条；只有在这个箴言的范围之内，他才寻求改善意大利小农的命运；他认为小农的问题也是国族的根本问题。

尽管如此，他还是有许多事待做。每一种私有权，不论是称之为财产，或继承权，不论是起于格拉古或苏拉，都受到他无条件的尊重。另一方面，恺撒恢复了二十人委员会，由此对意大利的土地权做严格的编制（连最小的土地浪费与疏忽都不可），然后，他把意大利所有的公地都标列出来，包括在宗教团体手中，而法律上属国家所有的，而以适合农耕的方式分配。阿普利亚的夏季牧场与撒姆尼的冬季牧场，凡属国有的，一律保留为公地；如果这些土地不足分配，则由公款购买意大利田庄；这个措施，至少也是统领的计划。

在选择新的农民时，自然先为老兵们预留名额；如此，由征兵而对国家造成的负担反而变成尽可能有益于国家的措施了，因为恺撒征的兵是来自无产阶级，现在则使他们成为农民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荒芜的社团，如维爱和卡佩纳，似乎优先派遣新殖民）。恺撒规定新的土地所有者在二十年之内不得让渡其所有权；这是一个恰当的中庸办法，因为如果给予他们完全的买卖权，则大部分分配的土地不久又会回到大资本家之手，而如像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和苏拉那样，规定永远不可出售，则终亦形同具文。

市政制度的改革

政府一方面积极铲除意大利国民生活中的病态因素，并强化健康的因素，另一方面，新的市政制度则试图给新的君主国以适当的社团生活，使国家最优良的分子活跃起来。公元前49年为阿尔卑斯山南高卢、公元前45年为意大利所颁发的市政命令——后者成为未来的基本法——显然有两种用意：一，清除各社团的一切不道德分子，尽管尚未运用警察的干预；二，彻底禁止集权，在社团中的活动有完全自由，有选举他们自己的行政官之权，对于民事与刑事审判，具有虽然有限但确定的权利。当然，在集会结社的权利上受到限制，而其限制与警察法规有关。

这是恺撒为了改革意大利的经济而颁布的法令。当然这些法令是无法扭动全局的，因为它们还任许多的罪恶继续存在下去，并由于严重地限制了交易的自由而造成种种伤害。再者，意大利的经济疾病实际上已经无药可救了。尽管如此，恺撒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不像苏拉一般陷于绝望，仅以形式上的改革了事；我们可以说，恺撒所做的，已是作为一个罗马人、一个罗马政治家所能做到的极致了。他不可能期望这些措施能够使意大利新生。相反的，他想沿另一条路来拯救国家，为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先回顾一下恺撒当时各行省的情况。

行省

行省共有十四，欧洲七个，亚洲五个，非洲两个；欧洲的为近西班牙，远西班牙，阿尔卑斯山北高卢，意大利高卢与伊利里库姆，马其顿与希腊，西西里，萨丁尼亚与科西嘉；亚洲的为比提尼亚，本都，西里西亚与塞浦路斯，叙利亚，克里特；非洲的为昔兰尼与阿非利加。此外，恺撒又新设了三个行省：卢格杜努姆高卢，比利时，另将伊利里库姆立为独立一省。

寡头政府对行省的管理

寡头政府对这些行省的邪恶统治至少在西方世界史中是无出其右的。当然责任并不全在罗马人。在他们之前，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已被希腊、腓尼基或亚洲的统治者们破坏了，使其早期所传下的是非之感与自由之感惨遭摧毁。省民凡是被告的，在受命之后，都需亲自至罗马为自己辩护；罗马总督恣意干涉附庸社团的司法与行政，宣布死刑，勾销市议会的议事录；在战争期间，他任意对待民兵，而往往是极不名誉的，例如位于黑海的赫拉克里亚（Pontic Heraclea）被围时，科塔（Cotta）将所有危险的位置都用民兵防守，以便保存意大利兵，当情势危险时，则下令将所有工程人员的首级都排在他足下。罗马的官吏与随员不受任何道德规章与刑法约束；奸淫杀掠，以法律借口或无法律借口而行的，在行省无一日无之。但这些毕竟并非新事。大部分人都老早已惯于被当做奴隶看待了，至于充任地方暴君的究竟是迦太基的监督，是叙利亚的统治者或是罗马总督，在他们来讲是无关重要的。省民唯一仍旧在乎的几乎只有一件事，即是物质生活，而另一方面，前述的事件并未造成普遍的干扰，因为这些事件固然常有，受害者只是单独的个人。他们的物质生活受害最严重的乃是经济的剥削，受害者是每个人，而其严重的程度则超乎已往任何时候。

在这一方面，罗马人表现了他们对金钱处理的老技巧。罗马人对行省的经济压榨一开始是相当温和而有理性基础的，但越来越严重，越腐败。税捐不平等，税法邪恶。至于驻军所造成的负担，则由罗马政治家自己的话可以证明，即罗马军的冬营使省民所遭受的摧残，相当于被敌人蹂躏。以往，省民付税，以免除军事防卫的任务，因为军事防卫由罗马人负责；但现在，如萨丁尼亚——卫戍则主要由省民自行担任，甚至在正规军中，除了其他任务外，整个骑兵都落在省民肩上。

特殊的征收——如为首都的贫民食用的谷物（补偿极少，或竟毫无补偿），经常而昂贵的海军装备及海岸防卫（以制御海盗），为罗马人在戏院和打猎方面疯狂的奢侈而提供的艺术品、野兽或其他东西，战争时的军需品——这些都是常有的、无以数计的摩擦。只举一个例子就可看出事情的严重性。在盖乌斯·维勒斯治理西西里的三年中，莱翁蒂尼的农夫数目从84人降到32人，莫突卡的从187人降至86人，赫比塔的从252人降至120人，阿吉里安的从250人降至80人。如此，在西西里四个最肥沃的区域，百分之五十九的地主在这样的政府下，宁可让他们的土地废耕。而这些农夫，由他们数目的少——而且也有明白记载——可以看出，绝不是小农，而是有地位的农场主，甚至大部分还是罗马公民！

保护国

在保护国，其横征暴敛方式略有不同，但负担却唯有更重，因为除却罗马的征收以外，还有当地的统治者们。在卡帕多西亚[7]和埃及，农夫破产，国王也破产，前者因不能满足税务员，后者因不能满足罗马这个债主；还有那些总督的“朋友们”，这些人个个都以为跟总督关系不同，因此回到意大利时个个都已摇身一变。

如此，罗马的寡头政府就如一帮盗匪，他们在各省以专业化、企业化的方式劫掠。这一帮人是不会手下留情的，因为他们必须跟律师与陪审员分赃，而他们掠夺的越多，就越安全。劫掠已经越来越是光荣之事了；大强盗看不起小强盗，小强盗看不起小偷。如果有人竟然破天荒地被定罪，则他便大事吹嘘法院曾证明他弄得多少钱。这便是罗马人现在在行省中的行为，而他们的祖先曾惯于在任总督时一文不取，只取得属民的感谢，以及本国人的赞许。

罗马商人对行省的剥削

但比这一切尤坏的是意大利商人对省民的剥削欺凌。行省最肥沃的土地，整个的商业与金融业完全操在他们手中。意大利的大人物们的海外农庄由管理员全权处理，除了打猎之外，主人永不会驾临——而即使在这个时期，连阿尔卑斯山北的高卢就都已开始出现狩猎园，其范围竟达二十平方英里。

高利贷行业发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即使在瓦罗时代，伊利里库姆、亚洲与埃及的小地主们实际上就已大部分成了罗马或非罗马的债主们的债奴，正如以前的平民是贵族的奴隶一样。对城区社团的贷款有些月息竟高达四分。有干劲又有影响力的商人有时会得到元老院颁给他的使节名位，或由总督授以官职，而若可能，甚至有一批军队供其指使，以便于他的买卖。据可靠的资料，有一个这样的军事银行家为了执行他对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镇的权益，将市议会的议员封锁在市政厅中，直至五个议员饿死其中。

盗匪和战争的破坏

这两种压迫的每一种都已令人无法忍受，而两者则又相互勾结相互支持；除此以外，还有另外一些普遍存在的灾难，而罗马政府至少有间接责任。在种种战争中，资本大量被吸走，而被毁的——有些被蛮族，有些被罗马军——则更多。由于罗马土地的无值，由于战争时期的警察无用，盗贼横行。在萨丁尼亚和小亚细亚内陆，抢劫已经变成了时疫。在非洲和远西班牙，凡在城市之外的建筑，都必须加建城墙与守望塔。当金钱不足或饥馑遍地的时候，罗马总督惯用手法便是禁止黄金谷物从行省出口，然而这并不能产生多大效果。普遍的困境再加上地方性的不安与官吏的欺压，社团生活处处难以为继。

行省的一般状况

这种悲惨的生活境况并非暂时，而是连绵数代，压力越来越重，地区则从塔古斯河直至幼发拉底河。早自公元前70年出版的一篇论文中就曾说道：“所有的社团都被毁了。”西班牙与纳波高卢——比较上说，这两地的经济还算是最勉强过得去的——也情况相似。在小亚细亚，即使是像萨摩斯岛[8]与哈利卡纳苏斯[9]这样的城镇也几乎全空。与自由的省民相比，合法的奴隶似乎是生在天国了；依照罗马政治家的说法，即使坚忍的亚洲人也厌倦了生活。任何想探测人的罪恶、堕落与不公之深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罗马贵人们的罪行以及希腊人、叙利亚人和腓尼基人的不幸。即使是罗马的政治家们也公然承认，罗马之名被希腊人与亚洲人深恶痛绝；有一次，位于黑海的赫拉克里亚的公民在忍无可忍之下把罗马收税员集体处死，这件事所引起的唯一遗憾是发生得太少。

恺撒与行省

当新的主人躬亲去视察他的“农场”时，财主们暗自讪笑。国王一向就成为无能的代名词，现在，确实需要一个有热情有能力的人将这个名称挽救出来了。以前的创伤是要由岁月慢慢抚平的，恺撒小心地任岁月执行它的任务，以免造成新的创伤。

行政系统经过彻底改造了。苏拉手下的总督，在他们任职的行省之内是不受任何控制的。恺撒手下的总督则是严厉的主人之下唯命是从的仆人；而这主人，由于集大权于一身，又为终身任期，比那年年更换的小暴君自然跟属民的关系更好，更自然。总督职当然还是分配予两个退休的执政官和十六个退休的次执政官；但由于统领直接指派的次执政官有八名，而总督的分配则完全由他一人决定，因此事实上总督等于是统领的赐予。

总督的职权也受到实际的限制。司法的监督与社团行政的管理仍操在他们手中，但他们的军事指挥权却瘫痪了，因为所有的军事指挥大权都操在罗马城新的最高司令手中，何况总督身边尚有最高指挥所派下来的副将。可能即使在这时，税收的职责即已实际交由皇家官员执掌，因此总督自此以后受到助理部门的包围，而后者则由军事系统的法规或由更严厉的家法而绝对依赖统领。以前，总督及其会计官似乎是派至行省搜刮的盗匪，而恺撒的行政官则是助弱除强的。以前的护民官不但无用，而且为虎作伥，现在的总督及其部属则必须对公正而绝不宽恕的君主法庭负责。至于横征暴敛，恺撒在首任总督时期即曾严加限制，现在则更为严厉，甚至有超过明文规定之处；而税吏，如果胆敢肆行不公，则依照当时惨酷的家法重新被他们的主人降为奴隶。

公共负担的缩减

特殊的公共负担被缩减为正当的比例，并限于实际的需要，一般的负担则做实质减轻。对于税法，除了前面提及的广泛规定以外，使省民受惠最大的是以下几项：减免税的范围扩充；直接税的普遍降低；十一税的制度限于非洲与萨丁尼亚；在直接税的收取上，完全免除中间人。恺撒是否追随他伟大的民主派先驱塞多留，使属民免于安置驻军的负担，是否坚持军队必须自行建立永久性的兵营，现在无资料可以证明。但他绝不是那种任属民受军人宰割的人，至少在他从谋位者成为一国之王以后绝不是。他的政策继承人就建立了这样的兵营，这是跟他的精神完全相符的；这些兵营继之成为城镇，在面对蛮族的边界连接成保卫意大利文明的防线。

对罗马资本的限制

要遏制官吏的不法行为固有困难，但要使省民从罗马人的资本压榨下解脱出来则更为困难，因为要打破罗马资本的力量，需采取一些措施，而那些措施却可能比罗马资本更为危险。就目前而言，政府只能铲除滥权事件（如禁止为金钱目的而使用政府使节之名位），用一般的惩罚与高利贷法——此法也用之于诸行省——来打击暴虐行为和高利贷。但要想使省民从罗马人的资本下解脱，最根本的办法是用更佳的行政来恢复省民的富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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