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列颠与法德两国关系现状备忘录

刘仲敬/译

(8882. *)机密

外交部，1907年1月1日

1904年4月8日，英法达成协约（《英法协约》，Anglo-French Entente），两国各阶级、各党派无不慷慨推诚，以示忠信、热忱之意。两国真诚努力，消弭众多分歧，由此，这份协议才能最终诞生。若非协约告成，这些分歧可能会造成两国永久的摩擦。英格兰普遍希望改善英法关系，英国政府顺水推舟、乐见其成。和衷共济的愿景其来久矣，但协约只是在最近才初有成绩。英国政府希望利用一切机会，尽可能接近各邦亲善的理想状况。在这种理想状况下，英国和所有邻邦保持体面的和平。

实现理想状况，必须满足两种先决条件。首先，法兰西政府应该意识到，礼尚往来的政策有利可图。从它的观点看，这种政策或许要作出某些眼前的牺牲，但结果会消除来自强邻的一切争执。其次，法兰西政治家如果执行这种政策，必然会影响本国的公共舆论，而没有公共舆论的支持，他们就不会有执行政策的力量。近年来，激烈的政争和仇恨毒化了法兰西的心灵，它怀疑英格兰的计划和意图。这种状况理应改变，它应该信任英国政府的坦率和忠诚，英国政府不仅会履行目前的约定，还会秉着和解和睦邻的精神，处理一切未来的纠纷。自然，两国的信任不会一步到位，但可能经过缓慢演进的过程，渐渐增强。变化之快出乎意料，切中要害。无疑，这应该归功于国王持之以恒的主动和机智。对此，英吉利海峡两岸都报以热情的认可和欢呼。法兰西国民觉得，国王对他们的国家怀有个人的爱慕，他们认为：陛下的措辞和举动意在调和两国的政治分歧，为真挚而长久的友谊铺路，建立利益和期望的共同体。

两国确信摩擦的原因已经消除。这种信念对和平有直接的贡献，本身就有独立的价值。除此之外，两国还因此获得了整理一般外交关系的更大自由。英法两国谈判人员几乎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在国民权利或要求的问题上，其他国家的反对可能造成外部的困难。两国政府总会担心第三方对争议问题的可能看法。我们可以合理地预期：其他列强可能会积极参与冲突，即使它们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确实，根据经验，其他列强对冲突的态度主要不取决于冲突本身的性质，而是取决于各方现存关系的一般发展趋势。如果这些强国的地位使它们能够对另一方的势力均衡施加极大影响，那么它们这种牢固可靠、范围广阔的友好关系的建立，其重要性怎样高估都不会过分。如果某国得天独厚，它的外交关系正好适于保卫其正当利益，而且它总能指望最强大邻邦的同情，该国就永远（至少在本国武备维持适当水准时）无须恐惧或担心下面这种司空见惯的情况：国家由于国际间流行的猜忌和敌意，经常不得不放弃正当权益，仅仅为了防止更严重的邪恶和危险——可疑、不友好的邻邦乘机发动侵略、敌对行动或侮辱性干预。英格兰和法兰西都敏锐地意识到，它们都可能卷入其他列强的偶发冲突。英法谅解至少可以排除这种形势固有的危险。仅仅考虑到这一点，爱国的利己主义就有正当理由支持任何解决两国悬案的尝试，前提是，只要它们能够解决悬案而不危及自身的根本利益。

德尔卡塞先生（Théophile Delcassé）的睿智远见和公共精神值得信任，他决定握住英国政府伸出的手。究其原因，他这项决策的主要甚至唯一的考虑，在于加强法兰西对抗德意志的力量。俄罗斯在对日战争中摇摇欲坠，法兰西面临独自抵抗最大敌人的危险。有些人批评说：《英法协约》对德国抱有敌意。这种批评本身就不着边际，何况只要对照谈判时间，就可以发现其谬误。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战争真正开始以前，俄罗斯自己都不相信战争迫在眉睫。《英法协约》确实是在两个月以后签署的。然而，当时谁都没有预测到，俄罗斯居然在远东全线崩溃，战败居然在沙皇的欧洲领地引起了灾难性反应。法兰西政府肯定没有预见到这些后果。事实上，德尔卡塞先生的一般性外交政策在法兰西国内引起了两种主要批评。第一种批评是：早就有人预见到日俄终有一战，他却不相信这些人。第二种批评是：战争确实爆发后，几乎只有他一个人始终相信俄罗斯会赢得最终的胜利。而且，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是在1904年4月8日。而谈判之始，早在1903年夏初，那时，几乎没有人能预见俄罗斯会迅速败在日本手下。返本溯源，大概有助于肯定他坚持英法谈判的先见之明，却仍然不能当真断言他一开始启动英法谈判，就怀有另找支持者的目的。俄罗斯一时国力亏蚀，法兰西有丧失靠山之虞。何况，即使英法谅解主要的和公开的理由就是法俄联盟的削弱，指控英法两国蓄意挑衅和威胁德国，理由仍然并不充分。没有人曾经当真认为，法俄联盟具有好战的侵略性质。任何称职的当代史学生都不可能当真相信：热爱和平的英法俄三国联盟，或是仅仅以英法联盟取代法俄联盟，就会把公认的防御性组织变成直接针对德国的侵略性联盟。可是，德尔卡塞先生确实遭到了这种指控。1905年，兰斯多恩勋爵（Lord Lansdowne）恰好也面临这种指控。然而，就在此时，法兰西的地位大大削弱，人们以为可以不受惩罚地侮辱它。奉天战役证明了法兰西盟国的最后失败。俄罗斯的内乱开始侵蚀它赖以称雄的大国地位。英法两国人民长期不和，《英法协约》尚未在民众想象中根深蒂固。这时，谁都没有听到惊惶的声音，甚至恶意批评德尔卡塞先生的声音也没有到处传播。1904年，英法刚刚签署协约，就立刻公布消息。当时，全世界多多少少都感到惊讶，但所有外国政府都接受协约，没有明显的不安，甚至流露出宽慰和满意的迹象。柏林的帝国大臣经过认真讨论，正式宣布：德国不反对《英法协约》体现的政策。鉴于协约规定了有关摩洛哥问题的专门条款，德国没有理由担心它的利益受到忽视。

随后的历史事件以阿尔赫西拉斯会议（Algeciras Conference）为高峰。这次会议向全世界显示：比洛亲王（Prince Bülow）的公开表白跟德国政府的真正动机没有多少关系。我们只需要扼要回顾这些事件，因为公众对此仍然记忆犹新。

俾斯麦（Bismarck）有一项政略大计：维持三强之间的紧张和敌意。他首先保障，进而维持德国协调欧洲大陆的优势地位，都有赖于此项政略。现在，任何人都不可能继续否认：他曾敦促英格兰入据埃及并长期占领，因为他正确地预计到，这样就会强化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对抗。类似的情况是，他一再向俄罗斯表示：俄国应该把扩张的野心从巴尔干各国转移到中亚。他希望，英格兰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因此双方都会不遗余力而无暇旁顾。彭迪事件[1] (The Penjdeh Incident)几乎引起了一场战争，就是他施加暗示的直接后果。当时他向俄罗斯暗示，此刻就是最有利的行动时机。俾斯麦亲王在任期间，还运用各种手段，成功地阻止了法兰西和俄罗斯结合，这些手段包括著名的德俄《再保险条约》。俾斯麦倒台后不久，法俄联盟缔结。对此，德国充满了关注和焦虑，它从未停止努力——建立最亲密的德俄关系，至少促使俄罗斯中立化。从这个角度出发，俄罗斯一般地位的削弱至少有两种好处：其一，这预示德国边境在一段时间内不复有东顾之忧；其二，法兰西迄今为止在政治竞技场上能够跟德国势均力敌，主要依靠俄罗斯的有力支持，而现在它丧失了这个强援。这两种因素增加了德国的相对力量，它自然感到满意。英法谅解的消息出乎德国的意料，多少有些粗暴地抵消了这种满意之情。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正如比洛亲王所称，德皇陛下的政府远非欢迎英法亲善。德国政府一见西方两强和衷共济，就彻底惊慌失措了。他们决心乞灵于任何手段，瓦解新生的政治联盟，他们觉得，这种联盟最终总会变成德国霸权道路上的又一块绊脚石。他们现在对《英法协约》的看法无异于以前对法俄同盟的看法。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德国肯定会反对可能的英俄谅解。确实，现在已有确凿证据说明，德国正在努力预防类似事件在不久的将来重演。

冯·策希利斯基先生（Herr von Tschirschky）的评论最能体现德国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现在是柏林外交部秘书，当时是普鲁士驻汉堡使臣。1906年新年，他对陛下驻节该地的枢密说：

无论哪两个国家结成的联盟可能损害到德国的利益和威望，德国都会阻挠这种联盟。德国的政策过去是这样，将来仍然会这样。只要德国认为这样的联盟已经形成，即使尚未造成实际效果，德国都会毫不犹豫地采取它认为适当的行动，破坏这种联盟。

无论这种政策有什么优点或缺点，既然德国奉行这种政策，就会产生相应的后果。可想而知，德国会等待有利机会，采取行动。它只要有可能，就会破坏《英法协约》。而此时，俄罗斯受到日本的沉重打击和国内革命的威胁，步履蹒跚，德国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友谊刚刚萌芽，德国的目标是对此加以摧残，摩洛哥的利益角逐就能实现它这种目的。仅仅一年以前，帝国大臣还公开宣布绝无危害英法亲善之意。

德国人并非没有精心选择时机。此刻，法兰西尚未做好战争准备，它面对直接威胁，只能认输。英格兰接到正式的质询，承认摩洛哥问题逾越了协约范围，它有义务在外交上支持法兰西，但没有义务进一步合作，即使面对严重的挑衅，也不愿意采取极端举措。就在最近，多格滩事件（Dogger Bank Incident）已经证明了它这种态度。实际上，英格兰肯定会在军事援助法兰西的问题上畏缩不前，但它若有意援助，德国就会采取措施。德国会收买媒体，煽动法兰西的反英舆论。他们会说：英格兰为了自私的利益，企图挑起法德战争，这就证明它谋求《英法协约》，其实怀有不可告人的企图。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政策是冯·霍尔斯坦先生（Herr von Holstein）在比洛亲王支持下，对德国皇帝施加影响的产物。它预示着德尔卡塞先生下野以后的新发展——法兰西完全吓倒了，急于向德国让步，准备相信英格兰的友谊，而不是援助。而且，事实证明，英格兰的帮助可能代价惨重。如果俾斯麦的老练手腕在关键时刻引导德国，很难说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俾斯麦的德国会对决定性的胜利表示满足，愿意竭尽全力为法兰西保驾护航，在摩洛哥问题上提供友好的安排，避免伤害法兰西的民族荣誉感。或许，德国事先已经决定：只索取某些名义上的利益。后来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心怀不满的法兰西勉强作出了这些让步。德国取名、法兰西取实的安排不会损害德国真正的利，正如俾斯麦很久以前所说：法兰西在军事上和财政上深陷摩洛哥，以及英格兰深陷埃及，都对德国有利。另外，德国人作出慷慨的让步，仅仅要求它在摩洛哥的现存利益和友好待遇获得承认。这种做法将会在外交舞台上加强法国政府心中的定见：《英法协约》的全部利益不足以有效地保障法国的安全，法德友好谅解却可以使它坐收渔利。

在这一点上，冯·霍尔斯坦先生的政策走过头了。德国政府继续采取恐吓态度。法国的提议无人理会。德国坚持在刻意羞辱法兰西的条件下，召集欧洲会议。塔坦巴赫伯爵（Count Tattenbach）在费茨（Fez）突然袭击，玩弄权术。人们认为，特权和贷款的明确条件直接违背了巴黎勉强达成的特别协定。德尔卡塞先生的继承人意识到，他的牺牲白费了。德尔卡塞曾经一再断言：只有他原先的政策才能维护国家的尊严和最终的独立。他的观念随之死灰复燃：法兰西只有进一步靠拢英格兰，才能保障安全。法国直言不讳，大胆地提出：万一德国发动进攻，英法就结成军事同盟。或许，这是《英法协约》最关键的时刻。

英国政府注定要反对明确的结盟，而此刻，法兰西愿意倾听和理解英国政府的论据吗？如果它当时明白其中的理由，或许不可避免地会失望。它还能信任英格兰的忠诚吗？非常危险。如果这样，德国的目标已经差不多实现了。法兰西无论多么痛苦，都会确信只能无条件接受德国当时提出的条件，实际上等于承认法兰西的外交政策必须服从柏林的命令。这种政治屈辱肯定会使它痛恨虚伪的朋友英格兰，后者在它最需要的时刻拒绝伸出援手。

由此可见，在这样的困境中，国王陛下政府的态度自有道理。《英法协约》变成了英法联盟，势有所必，理由充分。同时，德国获得了明确的警告；其他主要列强认清了形势：不要指望英格兰公众舆论会无动于衷。如果法兰西奉行的政策引起争执，英格兰的荣誉有支持的义务，无论哪一届政府当权，英国公众都肯定会主张积极干预。

无疑，法德双方最初的考虑都有恐吓的成分。早在1905年初，甚至更早，德尔卡塞先生肯定已经洞烛先机：由于他的政策，他的国家将会面临条顿邻邦的愤怒。事实证明，他疏于军事准备，认为德国威胁不外乎虚声恫吓。而法兰西公众毫无准备，惊慌失措；法兰西政治家各怀私心，相互猜忌。德尔卡塞毫无唤起他们警觉、战胜他们恐慌的能力。在这些方面，他的估计大错特错。他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

德国方面并不真正期望战争，因为它确信：法兰西自知没有做好准备、不能抵抗攻击，会在威胁之下屈服。然而，它错估了英国人感情的力量和陛下大臣的性格。它没有料到针对德国的英法军事同盟，因此无法面对其中可能的危险。现在众所周知，冯·霍尔斯坦先生以其名誉担保，说服了比洛亲王。他们以自己的声誉预言：无论哪一届英国政府都不会如此举措失宜，居然支持法兰西，因为几百年来，法兰西一直是英国无所不在的对手；而且，法兰西现在仍然是俄罗斯的盟友，而俄罗斯是英格兰的“世仇夙敌”。晚至阿尔赫西拉斯国际会议召开，德国代表仍然遵循比洛亲王的指示。他们向英国代表推心置腹，痛陈英国支持法兰西的种种愚蠢和危险。他们绘声绘色地描述英德合作、颠覆法兰西的诱人前景。甚至在那时，他们仍然相信争取英格兰的可能性。柏林要害部门估计英国政府可能的对策，据此发出指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们犯下这种惊人的错误，而事实证明，当前的错误对长期政策的策划者是致命的，因为彰明昭著的失败需要替罪羊。德国当局拒绝了冯·霍尔斯坦先生的建议，最终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作出让步。由此，国际协议勉强得以达成。比洛亲王有失体面，罢免了冯·霍尔斯坦先生，而直到当时，亲王一直遵循同样的路线。德国政府将这种失败的政策推荐给皇帝，比洛亲王的责任一定跟冯·霍尔斯坦先生同样重大。

列强签订了《阿尔赫西拉斯决议》，于是摩洛哥事务的第一阶段暂且结束。《英法协约》获得了全新的含义，不同于最初的设想。一开始，协约的意义不外乎友好解决特定的悬案分歧，希望两个邻邦在未来和谐相处，养成彼此协调的习惯。现在，协约增加了共同抵抗外力压迫和侵略的因素，因特殊利益形成的联盟日益发展为针对第三方的积极合作。最重要的是，协约的这一新特征是德国企图破坏协约的直接后果。如果没有德国的明确威胁和敌意，协约即使一度怀有反德偏见，现在肯定已经烟消云散，未来同样不大可能继续存在。然而，此事存在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英德仇恨只是一次偶然事件的产物，不会产生反德的愿望或意图。第二种可能是：两国的政策和利益天然敌对，仇恨根深蒂固。英国政治家必须澄清这个问题，不容含糊。因此，这个问题必须寻根问底。

英格兰的地理形势决定了外交政策的一般特征，这是它无法改变的。它是一个岛国，位于欧洲的大洋一侧，拥有辽阔的殖民地和属地。大英帝国若欲保存或延续其独立的存在，就必须维持压倒性优势的海权。马汉上校的经典著作描绘了海上霸权的惊人影响，现在已经无人反驳。海权比陆权更强大，因为海权无远弗届。从字面意义上讲，海上霸主是所有濒海国家的邻邦。海权的强大由此昭然若揭，自然会引起普遍的猜忌和恐惧，因此，海上霸权总是面临全世界联合颠覆的危险。没有一个单独的国家能够长期抵抗这种联合，何况区区岛国，它的国民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粮食依赖海外贸易。实际上，危险得以避免，历史已经做出了证明，先决条件是：拥有海上优势的岛国必须将政策导向符合全人类普遍利益的愿望和理想。尤其重要的是：它能恰到好处地与大多数国家或是尽可能多的国家的基本利益和重要利益一致。现在，所有国家的首要利益是维护本国独立。因此，英格兰直接和明确的利益就在于维护各邦的独立。在这方面，它比任何非岛国更有利。如果任何国家威胁到其他国家的独立，英格兰必然是侵略者的天然敌人和弱小各邦的天然保护者。

各邦总是珍视在世界市场上自由交流和贸易的权利，仅次于独立的理想。相应地，英格兰就要最大限度地捍卫普遍自由贸易原则。无疑，它因此强化了自己的协调能力，可以增进与其他各邦的友好亲善，至少可以减轻他们的担忧。各邦因此认为：海上霸权掌握在自由贸易的英格兰手中，总会好过落在贸易保护的强权手中。这是自由贸易问题易受忽视的侧面。有句话说得好：每个国家只要有选择的余地，就会宁愿自己掌握海上霸权；如果没有选择的余地，它们宁愿海上霸权归英格兰掌握，也不愿意归其他国家掌握。

历史显示，威胁各邦独立的危险普遍源于或至少部分源于邻邦短暂的优势。邻邦如果兼具军事力量、经济效能、扩张边界或影响的野心，危险就会不断增加，与其权力、效率、野心的自发性或“不可避免性”成正比。只有同样强大的对手或几个国家形成的防御联盟，才能遏制由此产生的政治优势滥用。列强组合建立的力量平衡，在技术上称为“势力均衡”。英格兰的世界政策就是维护势力均衡，几乎是历史上的老生常谈。霸权国家或联盟的势力越大，英国支持其对手的力度就越大。

如果英国政策确实遵循这种理念，那么任何追求霸权的国家势必走向英国的对立面，像自然规律一样不可抗拒。一位论述英国政策的杰出作家确实已经从理论上证明，并在历史中阐明了这种规律。

人们将普遍规律应用于特殊案例，就可以尝试判断以下的难题：在特定的时间里，某些野心勃勃的强国是否必定会变成英格兰的敌人。或许，德国目前的处境就是现成的例证。我们有必要查明：德国的真实意图是不是以牺牲或贬低其他国家的方式，在国际政治中奠定德国的优势地位、政治霸权，实现纯粹德意志的扩张目标。

我们可以认为：现代德意志帝国继承了普鲁士的外交政策。或许，普鲁士历史最显著的特征首先是：雄主相承，臣民精力充沛，热爱诚实工作。而仅次于此特征的，就是它的历史发展过程：勃兰登堡王室韬光养晦，奠定了小小的基业，然后在相对并不很长的时期内，他们成就了固若金汤的欧洲霸业。系统的领地扩张主要依靠武力，而野心勃勃的统治者或政治家神机妙算，谋划了最重要、最有决定性的征服。他们公开宣布的目标是：保障普鲁士的规模、凝聚力、领土和人口一致性。这样的目标势必提升普鲁士的地位和影响力，使它变成一流国家。其他各国无不致力征服，许多战争规模更大、更为血腥。本文无意衡量或讨论各邦霸业的相对优点或正当性，只想探讨普鲁士发展的独特条件。德国的特点并不是列王热衷于征服；也不是兼并土地，从地理上或种族上建立真正完整的民族领土；更不是国民或多或少的无意识的倾向：更充分地发展民族的生命与资源，扩展其影响力和欣欣向荣的生命力火种。德国的情况毋宁是，如一个弱小的藩国统治者所说，“我想要国家独立和强大。目前的边界和人口无法实现这样的目标。我必须拥有更大的领地和更多的居民，为此必须组织强大的军事力量”。

在现代历史上，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是最伟大、最经典的实例。他蓄意策划，将小邦转变为大国。他在最和平的年代突然攫取西里西亚，并参加第一次对波兰的瓜分，将继承的领地扩大了一倍。他维持当时最高效、最强大的军队，支持英格兰维护势力均衡、反对法兰西侵夺的大业。就这样，他成功地保证了普鲁士作为欧洲列强之一的地位。他的继承人继续依据同样的原则，制定普鲁士的外交政策。除了以下的事件，我们几乎没有必要提到更多的扩张。普鲁士参加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波兰；一再跟拿破仑合谋，企图吞并汉诺威；1815年肢解萨克森，以波兰土地交换莱茵省；1864年，吞并石勒斯威格-霍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1866年，明确吞并汉诺威和黑森选侯国，私自侵占其他领地；最后，普鲁士在1871年重新从法兰西夺回阿尔萨斯-洛林。当然，兼并的基础并非完全相同。它们的一致性在于：有目的、有计划地创造大普鲁士或德意志。

1871年的各种事件将普鲁士的精神传递给新德国。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如此根深蒂固地依托以下条件：全民各阶级人人保卫民族权利，实现民族理想。它的民族理想完全依靠全体公民时刻准备就绪，拿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孤注一掷，维护其主张和论据。普鲁士依靠“铁与血”，锻造了它在欧洲列强议事会当中的地位。德国刚刚赢得统一，就急不可耐地从事种种民族事业。尤其是随着日益增长的海外贸易流过新帝国的港口（这些港口原先属于“独立”但政治上无足轻重的汉萨同盟各邦），年轻的帝国向欧洲以外的世界大显身手。以前，它的海外意识至多不过若有若无。现在，德国船只在大洋上航行，德国商人第一次预见天命所归，德国将会真正享有英格兰、美国、法兰西，甚至荷兰的地位，德国的政治影响力将会远及海外和各大洲。德国尤其清楚，全世界承认和羡慕英格兰的殖民地与海外领地。德国的名字即使有人提到，也不会激起特殊的兴趣。这种发现对德国人的心灵产生了奇特的影响。在海外，欧洲强国的地位并不是这个天地的有效通行证。这里，各邦的大小强弱比例惊人地扭曲了，其他各邦在本土相对弱小，在海外却能当家做主，而德国至多享有荣誉宾客的地位。海外世界存在明显的不平等，海权和殖民国家享有巨大的优势。

德国爱国者出于自尊，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德国即使没有在事实上高踞欧洲大陆列强之首，也至少名列欧洲大陆列强。然而，欧洲列强之外、之上仍然别有洞天，那里似乎存在“世界列强”。情况立刻变得显而易见了：德国必须成为“世界列强”之一。这种观念不断发展，变成了实际政策，普鲁士诸王力图造就普鲁士强权，同样有其思想路线，二者惊人的一致。腓特烈大帝曾说：“如果普鲁士想在欧洲议事会当中据有一席之地，就必须跻身列强。”而“德国人想在更广阔的海洋世界中享有话语权，就必须跻身‘世界列强’”——这话仿佛就是腓特烈名言的回声。普鲁士说：“我想要更多的领地。”新世界政策说：“德国必须拥有殖民地。”在那些仍然适于拓殖的地方，或是德国人有力量排挤其他国家的地方，殖民地相应地建立起来。德国人精力充沛，公开要求“阳光下的土地”：达马拉兰（Damaraland）、喀麦隆（Cameroons）、多哥（Togoland）、德属东非、新几内亚以及太平洋上的其他岛屿群。德国以身作则，列强准备就绪，如法炮制，无主领地以惊人的速度被瓜分完毕。最后算账时，即使在德国人眼里，德国的收获似乎仍然不大。它仅仅通过购买或国际协定，增加了为数不多的新领地：加罗林群岛（Carolines）、萨摩亚群岛（Samoa）、黑尔戈兰岛（Heligoland）。此外，一项旧普鲁士风格的事业保证了胶州湾的攫取。不过，总的说来，殖民地资产价值多少，有些可疑。

在此期间，殖民帝国的梦想在德国人的想象中扎下了根。皇帝、政治家、地理学家、经济学家、贸易公司、航运公司以及受过教育和未受教育的公共舆论众口一词地宣称：我们一定要拥有真正的德国殖民地。德国移民可以在那里拓殖，扩展祖国的理想：我们必须有舰队和加煤站，把我们理应获得的殖民地联系起来。对于 “为什么必须？”的问题，答复是：“德国是一个健康和强大的国家，有六千万居民。这样的国家必须扩张，不能停滞不前。德国必须有领地，供过剩的人口移居而无须放弃他们的民族性。”反对意见说：现在，世界实际上已经被其他独立国家瓜分完毕，除非从合法的占有者那里掠夺，否则不可能获得殖民地。答复是：“我们不用考虑这些问题。急需没有法律可言。世界属于强者。精力充沛的强国不会让盲目地遵守现状阻碍其成长。我们对其他国家的领地并无觊觎之意，但如果有些国家太弱，不能最大限度开发其领地，有能力和意愿的国家就会占据这些领地，是之谓天命。”

任何人只要了解德国的政治思想，相信德国朋友公开、坦率说出的想法，就无法否认这些德国人早已肆无忌惮地公开宣布的观念。如果你并不同情这些观念，德国人就会认为，这是外国人心怀偏见而无法理解德国人真正感情的标志。在这方面，不可忽视德国人的种种口头禅，这些俗语时时凝聚了德国盛行的情绪。有些口头禅值得引用：“我们的未来在海上”；“必须手握三叉戟”；“汉萨同盟曾经统治大海，无人挑战，德国必须重振旗鼓，接过遗业”；“没有德意志帝国的同意，世界上任何政治问题都无法解决”；“大西洋帝国欢迎太平洋帝国”；诸如此类。

这些个人表述的重要性很容易遭到夸大。综合起来，累积效应会造成一种印象，德国的明确目标就是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扮演更大、更重要的角色。德国根据它目前的物质力量，自诩应该获得这样的地位。政治批评用狭隘的观念判断民族的自我伸张，仿佛这只是一个道德问题，可以应用现代社会判断私人行为的同样原则来解决。历史根据国家行为的一般性后果赋予其正当性，手段是否符合伦理道德，几乎不值得考虑。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残暴的征服获得认可，因为征服，产生了全世界出类拔萃的组织，将独特性和持久性赋予古代文明，充分地补偿了征服者政治道德的欠缺。在俄罗斯人眼中，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和叶卡捷琳娜大帝（Katharine II）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在很大程度上，原因在于：他们肆无忌惮地运用狡诈的手段，缔造了强大和统一的俄罗斯国家。腓特烈手段高超，攫取西里西亚，依靠卑劣的诡计，第一次瓜分波兰。俾斯麦为普鲁士机关算尽，吞并石勒斯威格-霍尔斯泰因。所有这些行径都可以宽恕或原谅，因为强大的德国给这些领地和其他所有领地带来了更加开明的政府、更加广阔的民族生活构想、更大分量的国民光荣传统，胜过了任何其他可能存在的前景。毕竟，德国唯一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吸取历史教训，毫不犹豫地用于当前的政治；有意识地运用武力扩张德国利益，统治当时不情愿的国民，把辩护的重担留给子孙后代。没有任何现代德国人主张：为征服而征服的贪欲是罪恶。但模糊含混的条顿扩张计划（die Ausbreitung des deutschen Volkstums）只不过表述了德国人根深蒂固的感情——她的民族目标强大而纯洁；她的爱国主义热烈；她的宗教感情深厚；她的能力卓越；她的管理清晰诚实；她成功地探索了政治和科学的所有分支；她提升了哲学、艺术、伦理的品质；她为自己奠定了宣扬德国民族理想优越性的权利。德国人相信的政治箴言是：权利必须以实力为后盾，才能胜利。这种准则很容易转化为“善良德国人的宝剑”（good German sword）。这话经常出现在爱国主义的辞令中，德国理想改造世界的进程如果遭遇任何困难，都会以“宝剑”为解决之道。

上面这些疏略的概述突出描绘了德国外交政策的某些特征。人们多多少少可以公正、精确、清晰地声称：德国外交政策源于它的历史，源于德国统治者和政治家的表述和设计，源于公共舆论准确无误的表现。这些原则只剩下两种有待阐明的问题：一方面，它的原则在多大程度上主导现实政策；另一方面，它的原则是否跟英格兰和其他独立、活跃国家的重要利益相冲突，妨碍它们自由行使其民族权利，完成其自认的世界使命。

我们没有片刻怀疑：强大的德国只要存在并健康地活动，肯定会造福世界。在“善良公民”一词的最广泛意义上，德国体现了最高层次的素质和优点，它构成了现代文明的光荣和胜利。如果跟德国特性、德国观念、德国方法有特殊关系的一切不再发挥力量和影响，世界将会无可估量地更加贫乏。英格兰尤其在智力和道德上都跟德国关系密切，因而它同情和欣赏德国心灵的最佳产物——其自然的倾向是：为人类进步的普遍利益，欢迎一切加强德国力量和影响的因素。只有一个前提条件：德国必须尊重其他国家。这些国家以自己的方式，同样有功于人类进步；同样有资格享有充分的空间，自由地致力提升人类文明的境界。英格兰本着健全的直觉，一向支持各国不受束缚地发挥和交流自己的力量。这种做法大体上符合自然本身的发展进程。大英帝国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各民族内部组织汇聚在国王陛下的节杖下，发挥本民族的力量。英国在这方面海纳百川、持之以恒，其他各邦望尘莫及。英国人的好运和优点在于采取这种观点，解决民族生命的更高问题。或许，它只能在外交政策领域应用同样的原则，这样才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在行动中履行其理论和惯例。

就这样，只要德国依靠国民的优点和活力，争取智力和道德的世界领导权，英国就只能羡慕，赞赏，参加竞赛。另外，德国可能相信：物质力量更大的相对优势、更广阔的领地、坚固的边界和海上的霸权必不可少。没有追求领袖地位的愿望，初步的占有必将以失败为结局。如果是这样，英格兰必须未雨绸缪——德国肯定会图谋削弱任何对手的力量，加强自己的力量。德国的手段肯定是扩张自己的领地，阻碍其他国家的合作，最终瓦解大英帝国，取而代之。

现在，德国可能完全没有，而且从来不曾有意识地策划这种颠覆活动。它的政治家们义愤填膺，公开否定这种可能。他们的否认或许是完全诚实的，他们的义愤或许有充分理由。如果他们非常不愿意跟英格兰发生任何武装冲突，那是因为德国知道，两国目前没有争论的理由。因此，它难以根据假设，想象未来发生任何武装冲突。而英格兰不想争执，永远不会给德国提供正当的开衅理由。

然而，英格兰不能在此事上冒险。毕竟，德国政治家就《英法协约》和德国在摩洛哥利益作出的承诺不可能更真诚了。或者，他们可能真心承诺，但无力执行。图谋邻邦的野心照例不会公开宣布，这种说法并非不公。因此，德国没有扩张的宣告，甚至公开表示普遍和无限的利他主义政策，但其本身并不足以证明它没有暗藏这样的意图。我们从德国过去的政策看，就会坚信有必要考虑以下的可能：它没有打破原有传统，继续循同样的路线进一步发展。这种可能性既然存在，人们就有理由问：英格兰牺牲友邦，至少坐视友邦牺牲，仅仅为了协助德国一步一步建立全面霸权；英格兰盲目信任德国霸权不会在世界上伤害任何人，只会促进其他所有民族的福利和幸福——这样的政策是不是正确，甚至算不算审慎？事实上，英格兰有重大理由，格外不能抱有这种信任。这些因素都必须恰如其分地考虑。

在此期间，重要的是：英格兰必须清楚地认识其危险的处境，不必也并不暗示对德国有任何敌意。除非投桃报李的做法可行，英格兰本身绝不指望任何盟国会纯粹为了英国利益而支持英国。虽然如此，没有一个英国人会愚蠢到认为外国没有帮助英国实现目的，就是反英情绪的征兆。英格兰的要求不外乎：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致损害第三方利益。它习惯于面对远比这种要求恶劣的情况。例如英格兰在埃及推动改革，仅仅对该国民众有利，无法无天的党派斗争不应该妨碍它。英格兰总是随时准备给予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同样，甚至更充分的行动自由。它过去欣然同意的实例为数众多，富有教益。近年来发生了一系列特别复杂的事件，颇能体现英德关系的特征，或许应该在这里略提一二。

以下的论调经常公开宣布，几乎变成了外交上的陈词滥调——英德两国从来没有真正的实质利益冲突，因此没有悬而未决的重大争议。然而，外交部过去二十年的档案显示：德国政府从未停止责备英国内阁缺乏友善，而且始终反对德国的政治计划。同一时期，法兰西、俄罗斯、美利坚合众国也在评论它们和英国的关系。它们的评论显示了古老和真实的冲突根源——产生于古老的条约未能弥合的几百年分歧，或是悬而未决的殖民地边界偶发事件。英格兰和这些国家保持了幸运的和平，但纠纷的因素始终相当充足。善意的，更不用说诚恳的关系，必须依靠持续的机警、体贴、节制、温厚、和解才能维系。如果某些因素导致的摩擦极其尖锐，就要做出特殊的安排，以免公开决裂，然而无论问题如何解决，都在未来会留下进一步冲突的种子。1904年4月8日的《英法协约》达成以后，双方的关系才明显理顺。

当代英德关系的一系列事件呈现了一幅非常不同的图景。回溯到1884年，俾斯麦亲王首次将他的国家投入殖民和海上事业，此后，两国发生了数不清的争执。这些争执有一个共同点：德国政府直截了当、明确无误地敌视英国，而且德国蔑视坦率和荣誉的基本原则，引起了英国历届外交国务秘书的深刻仇恨。然而，所有这些争执还有另一种特征。后者或许更值得注意，即英国大臣虽然由衷地愤慨自己受到的待遇，但是仍然每一次都乐于让步或妥协，他们不仅同意满足德国所有的要求，还公开表示：双方计划和筹备重建英德友好关系；如果可能，建立更坚实的敦睦基础。这些孤立的解决方案达成之后，双方每一次都恢复了表面的完全和谐，然而隔了一段时间，新的冲突又会爆发。在此期间，双方似乎真心诚意地不断重申：彼此不会再有进一步的不和。

德国吞并西南非洲，跟俾斯麦特殊的外交手法有关。他始终欺骗安普希尔勋爵（Lord Ampthill），将德国的殖民野心隐瞒到最后一刻。然后，他反过来责备英国人对德国“众所周知”的政策缺乏同情。他假手一位德国医生，突然吞并喀麦隆，而这位德国医生是英国正式推荐给当地人民的。当时，他手持英格兰批准当地土著要求英国保护的正式请愿信件，并出版伪造的格兰维尔勋爵信件，蓄意欺骗帝国议会和德国公众。直到今天，德国人可能仍然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俾斯麦在国会发表好战和威胁性讲话，在全德激起反英的情绪。德国人突袭圣卢西亚湾，仅仅由于罗德斯先生（Cecil John Rhodes）的机警计划才会流产；德国索取桑给巴尔苏丹的大片领地，用暧昧的手段如愿以偿；德国首先提出在新几内亚划界，友好解决争端，诱使英格兰推迟早已宣布的意图（占领部分新几内亚），然后自己马上在新几内亚的大片土地上升起国旗；德国要求驱逐从萨摩亚到斐济的英国殖民者——这些事件使英国内阁第一次领教德国人的手段：把敌意伪装成受到伤害的友谊和清白。英格兰由于最近对埃及的占领（俾斯麦刻意鼓励的举措）和俄罗斯在中亚的麻烦（德国使团煽动圣彼得堡的直接后果），处境危疑。当时，英国海军相对软弱。格莱斯顿先生的政府仅仅由于这些因素，才没有考虑坚决抵抗德国人这些做法。不过，人们感受正确的是：虽然德国人的方法有侵略性，且粗暴地实施自己的愿望，但并没有受到英国政策的坚决抵制。俾斯麦获得大部分领地，都曾经遭到英格兰的反对，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如果英格兰最近考虑占领某些地方，原因不是为了谋取新的省份，而是为了避免这些地方落入法兰西贸易保护主义者之手，后者不可避免会扼杀所有英国贸易。看来，人们几乎可以肯定：如果德国人一开始就向英格兰提出友好的建议，它表现没有敌意以后，最终也会如愿以偿（得到经常通过无端的攻击最终获得的东西），那么，两国没有什么困难就能达成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

英国内阁决定避免持续不断的争执，实实在在地接受了德国侵犯性行动造成的形势。因此，德国很快就确信：英格兰睦邻亲善，出于至诚。接下来几年间，类似性质的复杂新问题接踵而来。1885年，随着索尔兹伯里勋爵的上台，俾斯麦认为邀请英国加入三国同盟的时机已到。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德国再三敦促，力图实现这个目的。[2] 英国政府太审慎，不能完全抛弃维护大陆势力均衡的传统政策。英国政府最后决定：鉴于法兰西和俄罗斯当时的威胁性敌对态度，大力跟三国同盟合作，在1887年签订两个秘密的《地中海协定》（Mediterranean Agreements）。同时，索尔兹伯里勋爵暗示，他乐于默许德国吞并萨摩亚，但合作未能功德圆满，仅仅因为美利坚合众国拒绝放弃它在德国所觊觎的诸岛的条约权利。然而，这些英德亲善的证明为时未久。由于臭名昭著的卡尔·彼得斯博士（Karl Peters）和其他德国代理人在东非的活动，严重的纠纷接踵而来。彼得斯博士计划无视现存条约，在乌干达建立德国的权威，切断埃及到尼罗河源头的通道。他的这个计划失败了，原先英格兰已经抛弃桑给巴尔苏丹，以满足德国的领土野心，现在，它承认德国占领苏丹的大陆领地，并用为时已晚的宣告，将桑给巴尔其余的领地纳入英国保护下。黑尔戈兰的让步再次宣布了英德的兄弟关系。同时，德国照例保证支持英国的政策，尤其是它对埃及的政策。

这一次和其他几次，英格兰妥协太过，甚至牺牲了它的下级官员。这些官员只不过在环境许可的条件下，尽可能尊严地执行本国政府的政策，对于这些官员的做法，德国人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德国政府出于无情的仇恨，把撤回这些官员作为达成协议的条件。在几个事例中，德国政府承认英国官员没有错，错误仅在德国官员一方，但还是要求，为撤换后者提供便利，英国必须同时撤换它的官员，这种情况常常造成外界的误解。确实，在一次这样的安抚行动中，一位德国领事调到其他岗位获得提升，仅仅几年后，他又以更高的级别返回原先犯错误的地方。对此，英国政府没有提出任何抗议。

这样无辜蒙冤的英国官员人数甚多，并非无足轻重。我们观察德国政府的做法，颇获教益。德国政府所谓的“亲善”很容易效仿伟人俾斯麦最坏、最不配受人尊重的瑕疵，习惯于卑劣攻击任何外国代理人的人格和地位，经常不考虑他们卑微的地位，而他们的知识、诚实和履行职责时优秀的表现，被认为阻碍了德国实现某些特定的（而不是那么公开的）任务。在德尔卡塞先生倒台的有关事件中，这样的诡诈手段显而易见。同样的手段不仅被用来针对英国政府麾下的人员，也被用来对付西班牙、意大利和奥地利。

我们似乎没有必要详细叙述相关的争议——1903年到1904年，德国西非殖民地和非洲内陆势力范围的边界问题。唯一值得注意的记录是：英国政府为了安抚德国，准备牺牲确凿无疑的英国条约权利。虽然英国代理人和官员受到挑衅和侮辱，它仍然没有加入法德之间允许法国进入尼日尔的协议。德国政府冷淡地告知英国驻柏林大使，法德协议表明：如果英格兰没有更迅速地满足德国的要求，德国会怎样给英格兰制造不快。

罗斯伯里勋爵（Lord Rosebery）的政府和刚果自由邦谈判，准备在坦噶尼喀湖边修建一条铁路，将英国乌干达保护地和自由邦连接起来。整个计划不涉及领土的让与，而是以铁路和汽船将开罗到开普敦的英国殖民地连接起来。德国政府或许出于同样的情绪，坚决抵制。它反对这个计划，并非因为它的利益受到损害，这次，它对英国使用了最有威胁性的语调。法兰西也参加进来。它反对《英国-刚果协定》（Anglo-Congolese Agreement）的其他部分，并为此向利奥波德国王[3]施加压力。最后，英国政府宣布推迟租借铁路所需地带的条款。德国表示满意。

德国政府关于德兰士瓦（Transvaal）的做法更不寻常。当然，所有人都知道和理解：特别条约规定，该国外交由英国控制。虽然如此，德国肯定希望借助某些偶然事件，有朝一日会统治布尔人。这样，德国就能实现它的梦想：统治一条贯穿非洲东西的地带。德国可能以为英格兰会欣然放弃这些土地，正如它以前放弃其他土地。然而，与此同时，它实施了许多只能被称为是深怀敌意的阴谋。德国明目张胆地鼓励比勒陀利亚反对英国利益，它如此肆无忌惮，以至于英国驻柏林大使只得在1895年提出抗议。德国承诺向德兰士瓦提供财政援助，以便购买德拉瓜湾（即马普托湾）铁路。这是英国关注的项目，被葡萄牙非法没收，当时，此案正在诉诸国际仲裁。这个建议失败后，德国向里斯本内阁提出：一旦仲裁有了结果，德国和葡萄牙就签订铁路合作协定。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时（1895年），英国吞并阿玛通加汉德（Amatongaland），此地紧邻葡萄牙东海岸殖民地边界南部。德国认为有必要警告英国：德兰士瓦不承认这次吞并。它鼓励德国商人狂热活动，购买德拉瓜湾附近所有可以获得的土地。同年，德国随即暗示：英格兰“反对德国在德拉瓜湾的利益”。没有任何一届英国政府曾经承认过这种利益，而德国认为此事构成它对英格兰不怀好意的正当理由。因此，德国政府破格宣布：维护德兰士瓦独立，是德国国家利益所在。接下来就是詹姆森袭击事件和德皇致电克鲁格总统（“克鲁格电报”）。德皇的政府完全理解这种做法的敌对性质，因为德国舰队已经做好了防止英国突然进攻的准备。但此事最重要的效果是，英国公众首次认识到德国官方政策的敌意。在此之前，英国公众一直敦促政府尽量减少英德不断冲突的恶果，避免事态恶化。由于德国侵略性行为的不愉快细节受到最大限度的隐瞒，英国公众实际上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国家不断受到条顿表兄弟的凌辱。英国公众对德国干预南非的任何可能性持坚定的反对态度，促使德国政府（但不是德国公众）放弃了在比勒陀利亚排挤英国的计划。但德国根据它的习惯，为这种“牺牲”索取回报——列强最终瓜分葡萄牙殖民地时，需要英国默许它获得一定份额的回报。德国人如愿以偿。但索尔兹伯里勋爵对德国的做法深恶痛绝，因为德国首先恐吓葡萄牙政府，然后又迫使愤怒的英国内阁加入瓜分最古老盟友的计划。更有甚者，他无疑意识到，德国这次转瞬即逝的“亲善”不会比以前许多类似的做法更长久。仅仅12个月以后，德国皇帝鉴于最近“抛弃布尔人”，厚颜无耻地威胁：除非萨摩亚主权问题最终解决，否则德国就要重新考虑它对德兰士瓦的态度。萨摩亚问题当时正在谈判，很快就以有利于德国的方式解决。英国和德兰士瓦当时的冲突正处在战争仲裁的临界点上。不足为奇的是，英国政府开始放弃希望，不再继续通过友好让步和妥协来保障满意的英德关系。但即使在那时，英国政府都没有试图改弦易辙。德国代理人在德国政府的公开支持下，在萨摩亚群岛恣意践踏1889年《萨摩亚条约》的明确规定。这份条约是三个利益攸关的强国在柏林签署的。他们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不顾我们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抗议，签订了明确将萨摩亚割给德国的协定。南非战争爆发不久后，德国政府威胁说：除非英国政府放弃一项最古老、最根深蒂固的海上交战权，否则德国就会最坚定地敌视英国。这项权利指的是，在处理战利品的军事法庭监督下，搜查并传讯涉嫌走私战争禁运物资的中立国商船。英国一再表示愿意在它无可争议的权利下做出友好安排，实际上等于搁置行使，这样就引起了新的英德纠纷。德国大臣随即向帝国议会自吹自擂，充分暴露了柏林缺乏和解态度。他声称：英格兰干涉中立国无可置疑的权利，德国的坚定态度迫使英国人放弃了完全不公正的要求。德皇随即呼吁他的国家加快建设一支拥有压倒优势的舰队，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不能更激烈地维护德国利益，仅仅因为缺少优势海军力量。

这里仅仅提示一下就够了：德国政府在南非战争期间，肆无忌惮地在德国全境鼓动对英军的毁谤，没有任何政府官员公开反驳过。而且，跟随英军身临战场的德国军官已经给他们提交了忠实的报告，他们仍然照样污蔑。当帝国议会继续以史无前例的风格叱责英国内阁大臣时，比洛亲王完全可以对听众公开这些严重歪曲的真实情况。我们知道，他其实了解真相。我们已经报道过他和一位著名的、有代表性的英国绅士的谈话。这次谈话发生在张伯伦先生的著名演讲后的第二个星期。而德国人宣称他的这次演讲是敌对的根源，但是，谈话的正确版本证明德国报刊广泛报道的诬蔑毫无依据。比洛亲王表示：当时，他的政府对英国大臣的态度没有任何抱怨的理由。但他几天后就自甘堕落，向帝国议会表示他同情德国人对张伯伦所谓的讲话和英军所谓的暴行的愤怒抗议，而他明知这一切纯属子虚乌有。张伯伦庄严的答复引起这位总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要求英国政府道歉，因为英国人冒犯了他不体面的煽动。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以后，他仍然向帝国议会暗示：英国政府已经作出解释，以前说过的任何话都不是有意侮辱德国人。[4]

德国在其他领域提出新的要求，表现出同样的敌意。不过，对方越来越不愿意像原来一样迁就。长期以来，德国在中国的举动对英国极其不友好。1895年，它试图向中国政府索取扬子江口的舟山群岛为加煤站，而没有事先告知英国政府，但众所周知，英国根据业已确立的条约权利，在该群岛享有优先权。德国攫取胶州湾，违背了任何公认的政治行为准则,无视英国或其他列强宣示尊重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条约。但德国不满足于攫取青岛港，还计划进一步吞并广大富饶的山东全省。德国之所以能够从中国政府强索让步，在不小的程度上归功于它声称获得了英格兰的支持。不用说，它根本没有告知或咨询过英国。况且，这样的协定严重违背英国的条约权利，使一个有价值的省份对英国贸易和企业关门，英国政府定将反对。

大约在这时，德国秘密接近俄罗斯，想要达成协议。德国渴望通过这样的协议，涉足相当令人垂涎的扬子江[5]。当时，人们认为扬子江实际上是英国保留地。这些提议遭到拒绝。德国人希望它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至少不能让英国人得到。它向英国内阁建议签订克己协议，谁都不要从中国获得领土利益，如果第三方试图这么做，两国就采取联合行动。

英国政府并不掩饰，他们非常不喜欢这种安排。他们正确地预见到：德国会默认自己对山东的图谋、俄罗斯对满洲的侵略为例外。与此同时，英国人却会当真放弃它在扬子江赢得的根深蒂固的地位。当然，后来发生的事情确实如此。英格兰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束缚自己的手脚，却得不到对方任何回报，甚至回报的暗示。英国人的口味受过去的经验刺激，不喜欢这种单方面的交易。然而，安抚德国以及满足其明确要求的政策再一次胜利了。协议得以签署，后果不难预见。德国大臣只关心扬子江，宣布俄罗斯对满洲的侵略完全排除在外。协议似乎只限于中国特定地区，德国至今仍然坚持图谋山东。

但德国并不满足于让英国放弃领土要求。他们不忠不义，两面三刀，捏造了许多英国图谋攫取中国战略要地的故事（他们同样孜孜不倦地诬陷法国政府），从而向北京宫廷索取了更多单独和秘密的保证，以便在所谓的英法德联合占领上海结束时，反对英国的图谋。兰斯多恩勋爵虽然以最严厉的措辞谴责德国口蜜腹剑，但向国会报告事件时仍然刻意删除了几乎所有的德国不怀好意的迹象，以免毒化英德关系。我国军官的报告显示了德国军队在中国北部的活动和德国军事当局对英印分遣队的不寻常待遇。瓦德西伯爵统率下的英印军队的忠诚不下于任何其他国际部队，他们产生了最深刻的仇恨情绪，上至英国将领，下至印度部属，无一例外。[6]

委内瑞拉争议后不久，英国政府诚恳地跟德国合作，没有发生任何纠纷。只是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形势突然逆转，多多少少有些虎头蛇尾。英国公众渐渐意识到，无论为了什么政治目标，英德合作跟英国的利益或尊严不能相容。

1884年以来，纠纷和妥协接二连三。事实上，德国每一个已知的要求都获得了满足。英德关系仍然平静，不受影响。今天和那时没有两样。就这样，德国驻伦敦大使一再回答质询，始终诚恳地表示希望改善英德关系，以最模糊的概述为遁词。也就是这样，德国大臣热烈地要求保持最亲密的法德关系，且通过英国政府的斡旋实现这种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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