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水能倒流时,人无再少年。[ 书友小说网 https://www.suucn.com]

我梦见
非犹太人把莫扎特钉上十字架
把他埋在贫民之墓。
而犹太人让他成为神之子
并纪念他。
我是他的门徒,我跑遍世界,
劝我遇到的每一个人改宗。
只要遇到基督徒,
我就让他成为莫扎特的信徒。
——雅各布·格拉特斯坦[240]
不论这位意第绪诗人雅各布·格拉特斯坦是否清楚纳粹在剥除附着在莫扎特身上的“犹太污染”时走得有多远,他的诗《莫扎特》毫无疑问呈现了挑战性的意象。这首诗写于1946年,大屠杀之后。前两节用了强有力的隐喻,将莫扎特之死和二战导致的欧洲文化破坏做了令人心惊的类比。格拉特斯坦看到的世界里,由非犹太基督徒代表的邪恶力量把一切代表欧洲文化真正美感的东西都钉上了十字架,这其中,莫扎特是最具代表性的。只有犹太人能成为这一文化遗产的唯一守护者和传道者。
纳粹德国流亡海外的难民们在多大程度上全心站在格拉特斯坦这一非常极端的立场,仍无定论。但是,很可能有相当多的人把莫扎特视为“不依赖于语言的高端文化”的最伟大代表,并把他作为让他们在放逐期间能够保持“认同延续”的人物。[241]例如,伟大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终生对莫扎特有着强烈认同。他是个热情的室内乐演奏者,在13岁时就发现了莫扎特的小提琴奏鸣曲,而这段经历对他而言似乎打开了一个具有纯净内在美的世界,超越了他少年时的无聊生活。20世纪30年代,他自我放逐,离开德国,但这并未让他减少对莫扎特的钟情。因此,当巴赫和莫扎特在纳粹德国被“雅利安化”时,爱因斯坦这样的德国犹太人却视之为他们的文化传统中的一部分,继续演奏着。[242]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对莫扎特的终生热爱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让我们思考是什么特殊品质让这位作曲家比几乎任何其他作曲家都更多地支撑并滋养着因纳粹迫害而离开德国的受害者。有一个方面自然很重要,即,莫扎特在这些德国人所迁往的国家的音乐文化中也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此外,在他们在新的国家重建事业的过程中,去国者也不必为了从头开始推广他的音乐而大费周章,这和后来的作曲家——如马勒和勋伯格——不一样。也许莫扎特作品的结构和美学是一剂和悲惨现世大相径庭的解药,能抚慰他们背井离乡的创伤。同样重要的是莫扎特作为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代表人物的人格和文化观。这些因素对去国者有着额外的重要性,不只是因为想把莫扎特改头换面进行包装的纳粹正在滥用忍耐和尊严的价值。
接下去的两章会讲述去国者和莫扎特的关系。第一章主要讨论由纳粹德国流放演奏家所领导的文化机构和音乐节,由此来探讨“莫扎特离散群体”(Mozart Diaspora)这一主题。第二章关注流放作家和音乐学家为在第三帝国势力范围外增进对莫扎特的了解和理解而做出的努力。
莫扎特在集中营:犹太文化联盟和《费加罗的婚礼》
也许有讽刺意味的是,莫扎特离散群体最早的表达是在纳粹德国。1933年11月,纳粹掌权已近10个月,一场德语版《费加罗的婚礼》在柏林上演,这是犹太文化联盟(Jüdischer Kulturbund)上演的第一部歌剧。犹太文化联盟是纳粹建立的,目的是让犹太人在被剥夺德国境内剧场和歌剧院职位之后,仍然能在文化领域继续工作。联盟的首要成员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包括当时刚被撤去柏林市立歌剧院助理指挥职务的库尔特·辛格尔博士(Dr.Kurt Singer)、剧院评论家尤里乌斯·巴布(Julius Bab)、柏林的大拉比列奥·贝克(Leo Baeck)、曼海姆歌剧院前指挥约瑟夫·罗森施托克(Joseph Rosenstock)、制作人库尔特·鲍曼(Kurt Baumann)以及经济学家兼作家维尔纳·莱维(Werner Levie)。在德国犹太人持续遭到官方谋划的抵抗和种族迫害时,犹太文化联盟也为犹太观众提供了文化支持。
辛格尔的任务是说服纳粹当局犹太文化联盟具有可行性。当局一开始有些犹豫,但这个组织还是在1933年6月由汉斯·辛克尔批准成立。他是普鲁士科学、教育、艺术部委员。辛格尔和辛克尔签订了于1937年7月7日起草的备忘录,由此建立起文化联盟的运营条件:所有成员必须是犹太人,所有演出只针对已经订购乐季演出票的犹太观众开放,所有演出必须提前至少一个月获得当局批准,联盟活动的所有广告和公告只能在犹太媒体发布。
1933年的夏季被用来招募专业演员和音乐家,位于夏洛特街(Charlottenstrasse)的一家小剧院被租给犹太文化联盟专门使用。1933年10月,正当首个演出季揭幕之时,联盟发布了第一份月度简报。把简报中的诸多声明联系起来看,其核心信息是承诺德国文化和犹太文化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犹太文化联盟成员能够上演所有德国人——无论种族——从小就听到的经典剧目。尤里乌斯·巴布雄辩地强调了这种情愫:
我们历来欢迎以这种经典形式呈现的德国文化,它历来是通向整个世界的大门,是通向完整人性的途径;以此观之,我们作为德国犹太人,如果想逃脱在内心固守犹太人聚居区的危险,就渴望也必须尊这种德国文化为神圣……因此,德国和全世界的经典创作者——莱辛和歌德、莎士比亚和莫里哀、莫扎特和贝多芬将始终是我们的戏剧体验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我们在创办的剧院将是一个犹太剧院,但与此同时也是一个德国剧院;它会从这一独特的双重存在根源繁盛起来,这种双重根源把我们养育成德国犹太人,我们人生在世便无法与之分离。[243]
联盟选择戈特霍尔德·艾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的话剧《智者纳坦》(Nathan der Weise)和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作为第一季的开季剧目,从中可以窥见它的目标。选择莱辛意在恳求宗教宽容,该剧“以真正的弟兄精神于启蒙时代写成,题献给剧作家的犹太朋友——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联盟的制作极为大胆。[244]尽管节目册敬请观众不要在剧院及其近处讨论政治,但最后一场中,舞台上只出现纳坦一人而没有强调基督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的和谐共存,明确地表达出联盟对德国犹太人所面临的孤立处境的理解。
《费加罗的婚礼》由库尔特·辛格尔和海因茨·康代尔(Heinz Condell)担任舞台制作,由约瑟夫·罗森施托克指挥。初看之下,这部戏和莱辛的话剧相比,和犹太观众所当下面临的困境关系较远。但选这部戏不可能完全没有目的。除了反映这是作曲家和他的犹太剧作家颇富成果的合作的一个成功范例以外,这部歌剧至少在其初演时代表着对既成秩序的挑战,攻击了威权主义,渴望着平等、自由和博爱。辛克尔和负责审批演出的纳粹检查官大概没意识到其暗含的颠覆性,只把它当成一部令人愉快、供人消遣的喜剧了。[245]
从犹太媒体对这部歌剧的评论来看,我们并不清楚《费加罗的婚礼》的观众有多少人捕捉到了这些意思。除了赞扬演出质量,大多数评论家自然选择强调莫扎特的作品中含有的犹太元素。路德维特·米什(Ludwig Misch)在《柏林犹太人社区小报》(Gemeindeblatt der JüdischenGemeinde zu Berlin)的文章里明确指出莫扎特剧本作者洛伦佐·达·蓬特的犹太血统和赫尔曼·莱维的现代德译本。[246]一位匿名作者在《犹太评论》(Jüdische Rundschau)赞扬犹太文化联盟“没有让我们失望”,因为演出做到了一点,即“一部犹太人的《费加罗》本应是光耀我们姓名的正确的《费加罗》。作为犹太人,我们崇敬每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我们吸收它,乐于沉浸其中。我们在参与它、在制作和演出时,在艺术上做到认真严谨,这证明了我们的感激之情”。[247]
尽管德国的非犹太媒体被禁止讨论犹太文化联盟的《费加罗的婚礼》演出,赫伯特·F.派泽尔对该制作的乐评出现在了《纽约时报》上。外国报纸上详细报道犹太文化联盟活动的文章极少,这是其中一篇。派泽尔做出了在德国显然无法直言的观察,他让读者警惕这个组织在怎样的压迫性条件下才被允许运营:它的存在“由希特勒的独裁统治特别批准。它的运营受到严丝合缝的管制,条件苛刻,稍有违反就意味着当即解散”。与此同时,它试图照顾到——
那些仍然觉得自己的命运和德国紧密相连的犹太人的精神和智识需求。这些犹太人始终将德国视为祖国,认为它的文化已经是他们的肌体中鲜活的纤维。几个世纪以来,他们认为自己和其他的德国人对这种文化享有同等的所有权,而该联盟的目标就是以这相同的艺术、科学和哲学事务来滋养他们。[248]
派泽尔并未详细评论演出质量,只说它“是以室内歌剧那种亲密的风格演的,而不是以更大、更震撼的规模,没有奢华的音乐和布景”,优秀的团队合作和音乐质量都不亚于他近期在其他德国歌剧院里看到的演出。这位批评家注意到,尽管库尔特·辛格尔的制作使用了“被纳粹德国最近禁止了的自由而幽默的风格”,它所用的幽默并不像这部作品本可表现的那样犀利。也许更有启示的是他的结论。虽然用一个基督教隐喻来描写一件专属犹太人的事情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他证实观众对这场演出表现得格外热情:
演出情绪高涨,观众的行为对此形成映照。这是真正的亲密氛围,几乎所有咏叹调结束后,观众都报以掌声。然而,观众聆听莫扎特那神圣的喜剧逐渐展开时的方式,他们表现出来的静谧的高贵,却有难以解释之处,又令人难以置信地感动——这种精神不知怎地让人想到早期基督徒聚集在地下墓穴里敬拜先圣的情景。当歌剧结束、观众出现在大街上时,扭曲的十字架和纳粹冲锋队的皮靴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臭不可闻。[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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