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037中国的历史既古老又悠长，朝代众多，几千年的封建王朝走到最后，终于在清朝止步。清朝是以满族为核心建立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公元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终于征服了建州各部，并建立了后金政权。从此，便开始向衰败的明王朝发出挑战。公元1644年清兵以不可阻挡之势入主中原，开始了清朝的统治。如果从创业者努尔哈赤算起，到1912年即宣统三年，清帝溥仪退位，总计三百多年，共历十二个皇帝。

但在这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清代的社会文明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激荡的变革时期。它上承几千年来的专制帝制，下溃于民主共和的洪流。经历了改朝换代的血腥征讨，刀光剑影的宫廷斗争，雄才大略的帝王臣工，空前绝后的开疆拓土，冷酷隔膜的世态人心，戮心为上的“盛世太平”，思想文化的钳制镇压，贪官污吏的丑态毕露，西方列强的侵略欺凌，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农民起义的此起彼伏，开明士夫的自救自强，异域文明的东渐挑战，维新改良的失败尝试，最后走向共和的国制革命。

大清初建

一位西方学者说：“西方最关注的中国古代杰出入物是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在中华文明史上开创了一个时代，由他奠基的大清帝国，到康乾盛世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大帝国。作为大清帝国的奠基人，努尔哈赤对清代历史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遗传了“光宣哀世”的基因。

1．清军入关

清朝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60年的努力奋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国富强。而南面的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已经趋于没落。清军入关，统一中原的时机已经成熟。

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大顺军”攻入明朝首都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相传16代、统治中国达276年之久的明王朝至此宣告灭亡。李自成的义军进京后，立刻就暴露出农民小生产者所固有的弱点，他们不能冷静地考虑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他们还仅仅控制华北的一部分地区，怎样展开下一步攻伐和收编明政府的残部；怎样提出一些安定社会的建设性纲领；如何对付令明政府头痛了几十年的关外满洲贵族的军事威胁等等，只是沉浸于占领北京的狂欢之中，以所谓“追赃”为由搜刮明朝官僚的钱财，整个大顺军上下军纪松懈，追求享乐。

这时，镇守山海关的前明朝总兵吴三桂，手中还握有5万左右的精锐部队。李自成派人招降他，还送去了4万两犒劳其军队的银子。吴三桂一开始准备归附大顺朝，但后来听说农民军拘禁了他的父亲吴襄，农民军宰相刘宗敏抢去了他的爱妾陈圆圆，便勃然大怒，决定与大顺军为敌。不久，著名诗人吴伟业写了一首名为《圆圆曲》的诗，其中有“痛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两句，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吴三桂精通军事，知道不能同时两面作战，于是转而向其昨天的敌人满洲贵族投降，请求清兵入关与他一起联合攻打李自成。

再说清朝的皇太极，在1643年8月突然生病而亡。满洲贵族内部经过一番争斗，皇太极的第三子、年仅6岁的福临即位，年号定为“顺治”，而由皇太极的弟弟、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多尔衮辅政。1644年4月吴三桂乞降时，多尔衮觉得这是夺取中原的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马上答应了吴三桂的请求。

李自成得知吴三桂降清的消息后，亲自率领大顺军向山海关进发。大顺军与吴三桂的军队在山海关边的一片石地区展开了激战。双方正打的难分难解之时，由多尔衮亲自率领的14万清朝精锐部队出现了，在两面夹击下，大顺军迅速崩溃。多尔衮即命吴三桂为先锋，追击李自成的大顺军。李自成率残部退出北京，往陕西方向转移。

李自成与吴三桂的山海关决战的最大赢家是大清国的君臣。他们的先辈们跃马弯弓，驰骋东北，却从未涉足过山海关门，现在居然不损一兵一卒就打开了这个险关的大门，怎不令他们狂喜。努尔哈赤、皇太极梦寐以求欲取明朝而代之的夙愿，在他们手里终于变成了现实。

1644年5月初，多尔衮率满洲铁骑进入北京。同年10月,顺治帝由盛京迁都北京，重新进行祭天告地的登基典礼，第二次即皇帝位。从此，一个统治全中国的清朝真正开始了它的进程，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2．第一功臣——多尔滚

多尔衮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生，生母是大妃乌喇纳喇氏，是皇十二子阿济格、皇十五子多铎的同母兄弟，清代八家“铁帽子王”之一，是大清王朝统一天下的第一大功臣。

多尔衮小的时候就很聪明。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午)九月初一，皇太极继承汗位，当时多尔衮只有十五岁，即被授封为贝勒。后金天聪二年(1628年)三月，十七岁的多尔衮随皇太极出征察哈尔多罗特部并立下战功，皇太极赐号为“墨尔根代青”。“墨尔根”是满语，是聪明的意思，“代青”是蒙语，意为善战者，从此就有了聪明善战的美名。后来他又与明军多次作战，逐渐成为了后金军队的主要军事统帅之一。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皇太极设置六部，多尔衮执掌吏部事务，当时他只有二十岁。

多尔衮连年领兵打仗，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天聪五年(1631年)多尔衮随皇太极围攻大凌河的明军时，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夺取了大凌河战役的胜利。接着又乔装成祖大寿的败军，夜袭锦州，斩杀守城明军。天聪七年(1633年)六月，皇太极召集诸王大臣商议在明朝、朝鲜、察哈尔三者中应该先征讨哪个时，多尔衮提出了应该整顿兵马，入围北京、进而夺取全国政权、以征明为先的主张。皇太极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清军的所有军事行动都是围绕着这一主张而展开的。天聪八年(1634年)五月，多尔衮随皇太极伐明，攻克了保安，夺取了朔州。天聪九年(1635年)二月，多尔衮奉命与岳托、萨哈廉、豪格等率大军去招抚察哈尔部林丹汗之子额哲，顺利地解决了蒙古问题。在回来的途中，多尔衮率领额哲等从山西平鲁卫进入明边，直至朔州一带地方，总共俘获了人畜七万多。八月，多尔衮等凯旋而归，向皇太极呈献了得自林丹汗处的元代传国玉玺，皇太极认为这是天赐至宝，为一统万年之瑞，因此，改元天聪为崇德，改国号为清。

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多尔衮被晋封为和硕睿亲王，那时他才二十五岁。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多尔衮被封为奉命大将军，率兵攻打明朝边境，大掠京畿以及山西、山东、天津等地，攻破了大小四十多座城，招降了六座城，俘获人口二十五万，第二年四月凯旋而归。崇德五年(1640年)，在屯田义州、围攻锦州时，由于驻地牧草殆尽，多尔衮倡议移营就牧，皇太极以违犯军令为名，将他降为郡王。崇德七年(1642年)，清军打下松山，洪承畴归降，随后又攻克了锦州，祖大寿投降，接着攻克了塔山、杏山等要地。当年七月，皇太极恢复了多尔衮的亲王爵位。在大清王朝打江山的过程中，凡有重大军事行动，常以多尔衮为主帅。

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在沈阳暴逝，宗室中很多人倾向于支持多尔衮争夺皇位，多尔衮为了谋求清廷内部的统一，顾全大局，采取折中方案，立皇太极的第三子，年仅6岁的爱新觉罗·福临即位，年号顺治，意为“顺利治国，统一华夏”之意，自己和济尔哈郎共同摄政，负责实际政务。

多尔衮在宣誓辅政之后，就一步一步地将朝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首席摄政王”。而年幼的顺治帝根本不能主事，因此，清军入关统一中原实际上是在多尔衮的领导下完成的。

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以及入关后的统一大业，是与范文程的襄助分不开的，范文程祖籍沈阳，其祖父官至明朝兵部尚书。崇德初年，皇太极任命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进职二等甲喇章京，参与机密。范文程虽系汉人，但头脑清醒，有大略，深得清朝统治者的信任。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四，当多尔衮即将率师伐明之际，范文程向他提出了如下统一中原的方略：

(1)明朝腹背受敌，进军关内的时机不能错过。

(2)中原地区应一举平定。

(3)农民军将是角逐的对手。

(4)进攻内地时，应注意军纪。

(5)据守关内据点，稳扎稳打。

范文程的这些建议，对当时执政的多尔衮影响极大，事实上多尔衮入关后的行动，均依照范文程的奏书拟议，未作大的修改。

一切准备妥当，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九，多尔衮率领大军浩浩荡荡由沈阳出发了。此时的清军按照多尔衮的命令，继续追击李自成的大顺军。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豫亲王多铎在灵宝大败李自成，并向潼关推进。翌年正月，清军攻陷潼关，十八日，占领西安。此时多铎奉命南下，进军南京。当年四月，肃亲王豪格在四川凤凰山与张献忠的大西军大战，张献忠战败身亡。英亲王阿济格率吴三桂等追击大顺军到湖北通山县，李自成在九宫山战死。四月十五日，多铎率领的南下大军到达扬州，二十五日破城。五月十四，占领南京。而后，清军继续南下，完成了统一大业。

此外，多尔衮对边疆地区的统一事业也很重视，他曾下令对新疆、西藏、蒙古地区实行可行的政策，为以后的盛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他在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建设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无论是机构的设置，还是官员的配备，大体上都沿用了明制。同时他还很注意重用人才，大胆任用降将降官，因而在很多新占领的省份和地区，迅速地建立起统治机构，直接归中央领辖。

顺治五年(1648年)十一月，多尔衮受封为“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始终以全部的精力经营清王朝的大业，牢牢地把握着军国要务，他是大清王朝的实际缔造者。

川页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多尔衮出猎于古北口外。由于意外事故，于当年十二月九日在京东喀喇城逝世，年仅三十九岁。他的灵柩运回北京，被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顺治八年二月，苏克萨哈等告多尔衮曾谋篡大位，接着由济尔哈朗等王大臣追议罪状，奉诏削爵，撤庙号，黜出宗室，财产入官，墓葬平毁，并下令多尔衮过继子多尔博归宗。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一月，乾隆皇帝经过研究这段历史之后，认为这是一起诬以谋逆、构成冤狱的案件。特降旨明示平反，恢复了睿亲王爵位，赐谥号忠，补入玉牒，仍令多尔博为嗣，让他的孙子袭承爵位，并修葺园寝，配享太庙。八月，入祀盛京贤王祠。

3．收复台湾

宝岛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我国三国时期，东吴的万人船队就到达过这里，此后台湾与大陆保持着经常的联系。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侵占了台湾，并不断骚扰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一直到清朝的康熙元年(1662年)，在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率领下，中国人民才收复了台湾。

郑成功(1624~1662)，本名森，字明俨，号大木，福建南安人。他父亲郑芝龙曾经既搞海外贸易又兼做海盗，拥有一支武装力量，经常出没于台湾和福建沿海地区。1624年，当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之时，郑成功在日本的长崎出生。7岁那年，郑成功回到了老家福建南安，当时他父亲已经接受明朝政府的招安，当上了游击将军，负责台湾海峡一带的海防。郑芝龙率领的明朝水师，曾与到福建沿海骚扰的荷兰殖民军舰队进行过多次较量，屡屡击败荷兰侵略者，因此很快升为福建总兵。

郑成功少年时曾随父亲到过台湾，亲眼看到台湾人民遭受的苦难，早就想收复台湾。这下，他决心赶走荷兰侵略军，命令将士修造船只，筹集粮草，准备渡海出战。

恰在这时，有一个在荷兰军队里当过翻译的何廷斌，来到厦门求见郑成功，劝郑成功收复台湾，并送给郑成功一张台湾地图，把荷兰侵略军的军事布置等情况都详细地告诉了郑成功。郑成功有了这个可靠的情报，进攻台湾的信心更足了。

1661年3月，郑成功叫儿子郑经带领一部分军队留守厦门，自己亲率二万五千名将士，分乘几百艘战船，浩浩荡荡从金门出发，越过台湾海峡，叫何廷斌给船队领航，利用海水涨潮的时机，驶进了鹿耳门，登上了台湾岛。郑家兵从天而降，打了荷兰人一个措手不及。躲在城堡里的荷军头目派了一百多个兵士向郑军冲来，郑成功一声号令，率兵士把敌军紧紧围住，杀了一个敌将，其余敌兵顿时吓得四处逃散。

荷军又调动一艘最大的军舰“赫托克”号领着3艘战舰，气势汹汹地开了过来，想阻止郑军船只继续登陆，郑成功沉着镇定，指挥他的60艘战舰把“赫托克”号团团围住，一齐开炮，把“赫托克”号击沉，另外3艘荷兰船见此吓得调头就逃。

荷军遭到惨败，龟缩在台湾城(今台湾东平地区)和赤嵌城(今台南地区)两座城堡里不敢出来应战。他们一面偷偷派人到巴达维亚(今爪哇)去搬救兵，一面派使者到郑军大营求和，并许诺说：“只要你们肯退出台湾，我们宁愿献上十万两白银表示慰劳。”

郑成功一扬眉毛，威严地说：“台湾本来是我国的领土，我们收回这个地方，是理所当然的事。你们如果赖着不走，我们就坚决把你们从这里赶出去。”

郑成功喝退荷兰使者后，又下令派兵猛攻赤嵌城。赤嵌的敌军还想负隅顽抗，一时攻不下来，这时一个当地人给郑成功出主意说：“赤嵌城的水都是从城外高地流下来的，只要切断水源，敌人就会不攻自乱。”

郑成功接受了这个主意，切断了水源，果然不出3天，赤嵌的荷兰入便乖乖地投降了。

盘踞在台湾城的荷军企图继续顽抗，等待救兵，准备做最后的挣扎。郑成功采取了长期围困的办法逼他们投降，在围困了8个月之后，郑成功下令向台湾城发起强攻，荷军走投无路，只好扯起白旗。1662年，荷军头目到郑成功大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然后灰溜溜地离开了台湾。

至此，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我国台湾长达38年(从1624~l662年)的历史，宣告结束。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改赤嵌城为东都明京，设一府二县，府为承大府，辖天兴、万年二县，又改台湾城为安平镇。在经济上，郑成功积极鼓励发展生产，大力推行垦荒屯田，在很短时间里，使台湾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郑成功为收复台湾、建设台湾呕心沥血，积劳成疾，年仅39岁就病逝于台湾。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台湾各族人民在全岛建郑成功庙五六十座，其中延平郡王祠(又叫开山王庙)最为著名。

太平盛世

圣祖康熙帝、仁宗雍正帝、高宗乾隆帝，此三帝在位一百多年，乾纲独断。他们志存高远，励精图治，汉文化水平又高，是清廷入关后最有统治才能，功绩最突出的皇帝。在这100多年里，国内虽然还时有战争的发生，但这些战争不是局于边疆地区，就是限于规模不大，因此都没有造成全国性的大动荡，世道真是堪称“太平无事”。持续整整一个世纪的太平，这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却实在称得上是难得。再加上这百年之内，论武功可谓“四夷咸服”，论文治则有《康熙字典》和《四库全书》，所以旧史书对此百年大加称颂，谓之“太平盛世”。

1．智擒鳌拜

爱新觉罗·玄烨，清世祖顺治帝的第三子，生于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他八岁登基，在位六十一年，享年六十九岁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同父亲顺治一样，康熙登基时也是儿童皇帝，太皇太后也要给他配备辅政大臣，为了避免再次出现类似于顺治初年摄政睿亲王多尔衮擅权独断的局面，决定：不由皇族宗室中的长辈摄政，而在异姓功臣中选拔大臣辅政；增加辅政大臣为四人，以便相互制约。

这四个人是内大臣索尼(正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遏必隆(镶黄旗)、鳌拜(镶黄旗)。它标志着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体制的形成。

四大臣本着“协商一致”的原则辅佐幼帝，最初几年相安无事。然而，在他们中间确实存在着不安定因素，主要源于辅臣鳌拜的居功自傲、骄横跋扈。此人系清初开国勋臣费英东之侄，因骁勇善战、军权力欲极强。成为辅政大臣后，为了拉拢黄旗大臣和广大旗员，孤立、打击正白旗大臣苏克萨哈等，他不断制造矛盾，挑起争端，最终打破了四辅政大臣协商一致的原则。

鳌拜在德高望重的顾命大臣索尼死后，更是肆无忌惮，每次上朝都站在苏克萨哈和遏必隆之前。所有的军国大事都是他说了算，连苏克萨哈和遏必隆也拿他没办法。

苏克萨哈是正白旗人，鳌拜想找机会除掉他，就传令要蓟州、遵化的正白旗人迁走，把驻地让给镶黄旗，这个蛮横无理的命令，自然遭到苏克萨哈的反对，双方争执不下。

康熙只好派大学士苏纳海和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前去蓟州、遵化实地勘察。三位大臣坚持正义，反对强夺白旗驻地，鳌拜恼羞成怒，竟假传圣旨，擅自杀了三位大臣及家人百余口。

第二天早朝时，鳌拜大摇大摆上了金殿，他编造了一些罪状，秉明康熙杀了三位大臣，又罗列了苏克萨哈的24条罪状。康熙看后十分生气，因为其中都是些诬陷之词。鳌拜要求康熙下诏将苏克萨哈及其子、孙、侄等11人处死。康熙怎么也不相信苏克萨哈是奸臣，他想驳回鳖拜的奏折。这时，鳌拜看出了康熙的犹豫，竟然不顾君臣之礼，跨步上前，差点将拳头打在康熙的脸上。康熙求救似地看着满朝文武大臣，却没有一个人敢抬头。最后，康熙被迫以绞刑处死苏克萨哈。康熙气的两眼冒火，暗下决心，一定要将鳌拜除掉。

不仅如此，鳌拜还和穆里玛结成党羽，凡事在家议定，然后强迫康熙执行。对于这样一个气焰嚣张的权奸，康熙真是恨之入骨，但又不能轻易动手，于是他暗中找到索尼的儿子索额图，偷偷商量制服鳌拜的办法。他们决定首先要稳住鳌拜，决不能打草惊蛇，再将京师驻军将领换成自己的心腹，并且在鳖拜不怀疑的前提下，训练一批可以制服鳖拜的勇士。于是康熙在苏克萨哈死后没几天下诏，对鳖拜大加赞扬，说他是大清国的头等大功臣，并加封他为一等公兼太师。鳌拜十分意外，却也满心欢喜，他以为康熙在苏克萨哈死后害怕了。康熙还假装不理朝政，将一切国事都交给鳌拜处理。自己则挑选了几十个身体强健的小伙子，每天作“布库之戏”(即摔跤)，上朝时也常常让他们站在自己身旁。鳌拜以为康熙年纪还小，玩物丧志，也没怀疑。

康熙有时遇到推不开的国家大事，就要亲自到鳌拜府上询问如何处理。

有一天，康熙又来到鳌拜府上商议朝政，鳌拜却假装生病躺在床上。康熙坐了一会儿，关照他要保重身体，便起身要走。鳌拜想要起床相送，突然一把明晃晃的尖刀从枕边滑落在地，康熙的几名侍卫迅速拔剑在手，鳌拜的脸色顿时变得煞白。屋内的空气凝固了。只见康熙神态自若地捡起尖刀，若无其事地说道：“刀不离身是我们满族人的习惯，老太师有病在身也没忘记这个习惯，实在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一场蓄势待发的争斗就这样被康熙的机智巧妙地化解了。

两年后，练习“布库”的小伙子个个都成了身强力壮，拳棒皆精，能以一敌十的武士，康熙认为诛灭鳌拜的时机到了。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初三，鳌拜又像往常一样来到南书房。他刚一进门，康熙便以掷杯为暗号，几十名练习“布库”的少年蜂拥而上，转眼之间就把鳌拜捆得结结实实。这时，躲在康熙背后的索额图探身出来，不慌不忙地展开一份诏书，厉声念道：“罪臣鳌拜，擅权误国，犯有大罪30条，罪不容诛……”直到此时，鳌拜才如梦初醒，知道自己中了康熙之计，仰天长叹：“我鳌拜跟随太宗皇帝，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不料今日却落入一个十几岁的小娃娃手中。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呀!”

鳌拜被捕后，交由有关衙门审问，康熙有时还亲自审问。诸王、大臣纷纷上奏，请求立即将其正法。但是康熙念及鳌拜跟随先祖立下汗马功劳，对社稷有功，不忍心将他诛杀，于是革去鳌拜的职位，罚没他的财产，将鳌拜和他的儿子一起关在监牢里，终身监禁，直至病死狱中。年仅十六岁的康熙帝，凭借自己的机智，一举铲除了鳌拜及其同伙，稳定了国家政局。

清除鳌拜集团，是康熙亲政后的重大举措。鳌拜集团在康熙亲政后，已成为清王朝政治生活的一股腐朽势力，它的被清除对于后来康熙时期社会发展，甚至对清朝的社会发展以及巩固清王朝的统一，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2．平定三藩

康熙帝亲自执政后，大力整顿朝政，奖励生产，惩办贪污，使新建立的清王朝渐渐强盛起来。当时，南明政权虽然已经灭亡。但是南方有三个藩王却叫康熙帝十分担心。

这三个藩王本来是投降清朝的明军将领，一个是引清兵进关的吴三桂，一个叫尚可喜，一个叫耿仲明。因为他们帮助清朝消灭南明，镇压农民军，清王朝认为他们有功，封吴三桂为平西王，驻防云南、贵州；尚可喜为平南王，驻防广东；耿仲明为靖南王，驻防福建，合起来叫做“三藩”。三藩之中，又数吴三桂最强。吴三桂当上藩王之后，十分骄横，不但掌握地方兵权，还控制财政，自派官吏，不把清朝廷放在眼里。

康熙帝知道要统一政令，三藩是很大的障碍，一定得找机会削弱他们的势力。正好尚可喜年老，想回辽东老家，上了一道奏章，要求让他儿子尚之信继承王位，留在广东。康熙帝批准尚可喜告老，但是不让他儿子接替平南王爵位。这一来，触动了吴三桂、耿精忠(耿仲明的孙子)，他们想试探一下康熙帝的态度，假惺惺地主动提出撤除藩王爵位、回到北方的请求。这些奏章送到朝廷，康熙帝召集朝巨商议。许多大巨认为吴三桂他们要求撤藩是假的，如果批准他们的请求，吴三桂一定会造反。康熙帝果断地说：“吴三桂早有野心。撤藩，他要反；不撤，他迟早也要反。不如来个先发制人。”接着，就下诏答复吴三桂，同意他撤藩。诏令一下，吴三桂果然暴跳如雷。他自以为是清朝开国老臣，现在年纪轻轻的皇帝居然撤他的权，就非反不可了。

公元1673年，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吴三桂在西南一带势力很大，一开始，叛军打的很顺利，一直打到湖南。他又派人跟广东的尚之信和福建的耿精忠联系，约他们一起叛变。这两个藩王有吴三桂撑腰，也反了。历史上把这件事称做“三藩之乱”。

各地告变消息，纷纷传至北京，一时朝野纷纷，群魔乱舞，使康熙的统一主张受到严重威胁。这时，年仅二十岁的康熙，立即任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总统诸将，率大军由湖南进剿云贵叛军。

康熙除以军事镇压叛乱为主外，还积极开展有效的政治攻势，以瓦解叛军，孤立少数顽固分子。他发布了征讨吴三桂的檄文，历数其罪。对追随吴三桂叛乱的各文武官吏，在檄文中指出，这些人如“能自悔前罪，或献城池、或率兵卒、或斩逆贼头目投归者，俱行免罪，给以原官”。对叛军中愚顽武弁、执迷不悟、助恶不悛的顽固分子，其部下之士，“或擒斩逆渠、或约献城池、或率领党类来投，俱从优议叙，授官给赏。”还下令，有能擒斩吴三桂投献军前者，即以其爵爵之。对于在北京任官或居住的叛官亲属，也分情况，区别对待。对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及其在北京的随从人员，暂行拘禁(后来吴应熊被处死)。对吴三桂藩下文武官员人等，在北京及各省任宫或闲住者，虽有父兄子弟在云南，但“不知逆情”，亦概不株连治罪，自今以后，各宜安心守职，毋怀疑虑。

康熙一系列的军事部署、发布的军令和对敌斗争所采取的策略措施，对于打击吴三桂的反动气焰，缩小叛乱范围，安定民心，扭转初期被动的战局，以及推进反叛战争的胜利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保证军事供应，康熙还注意裁减浮费，改折漕贡，量增盐杂税，以及稽查隐漏地亩，核减田赋税额等等。当时，除几个叛乱地区外，清朝政府控制了整个中国局势，各边虽乱，而江淮晏然，得以转输财富，佐军兴之急。因此，康熙在进行平叛战争中，不论从后备方面、人力来源方面，都能得到不断的补充，从而使清军的战斗力越战越强。

相反，吴三桂等三藩的叛乱，是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是违背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的。他们一小撮反动势力虽然猖獗一时，但到处遭到人民的反抗，很快就走向了失败。

吴三桂叛乱势力，在清军的沉重打击下，不但伸向陕西的魔爪被切断，而且在广东的尚之信，福建的耿精忠二藩，也都相继被迫投降，使其失去了两翼的重要支援。到康熙十七年，吴三桂叛乱势力，除占有云南、贵州外，只有湖南、广西和四川的一部分地区。叛军在清军的围剿下控制的地区不断缩小，使其军需调发处于财用耗竭的困境。走向穷途末路的吴三桂，为了稳定其叛首地位，防止众叛亲离，继续进行垂死挣扎，竟于康熙十七年三月，在衡州(今湖南衡阳市)称帝，建国号为周，改元昭武。吴三桂的称帝，撕掉为民请命的复明幡旗，挂上周记皇帝的招牌，彻底暴露了他的丑恶嘴脸。吴三桂所建立的分裂割据政权，不仅未能挽救其灭亡的命运，而且由于其罪恶行径更加暴露，反而加速了他们的灭亡。吴三桂在清军的沉重打击下不断失利，每日惊恐不安，就在称帝这年的八月，得了中风噎嗝之症，下痢身亡。

吴三桂死后，由于清朝平叛大兵四合，加上康熙的分化瓦解政策，使叛乱集团更加慌乱不堪，不知所措。吴三桂的孙子吴世璠，在“阴风疾起，灯烛俱灭”的晚上，惊恐不安地即了帝位。他想搜罗一些亲信头目辅政壮胆，但官员们皆托故不行，个别人虽然被调到吴世璠的周围，但又潜谋归正，策划起义投降。吴世璠等发觉后，曾对内部进行多次大屠杀，但仍阻止不了叛军官兵不断向清朝投降的趋势。

康熙十九年，康熙令大军分别由四川、湖南、广西进军云贵。第二年年初，清军攻下贵州，数路清军会师昆明城外。清军将昆明围困起来，吴世璠束手待毙，城内文武官员纷纷投降。十月二十八日，吴世璠自杀。清军把吴三桂骨骸分发各省传示，将吴世璠悬首示众。

从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这场历时八年、蔓延十省的三藩叛乱，终于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被平定了。

3.设台湾府

“三藩”之乱发生后，郑成功已死，其子郑经统治台湾，内部矛盾发展，内讧不息。自从南明灭亡后，郑氏集团失去了政治方向，一度曾与三藩中的耿精忠结合，后又发生矛盾。郑经死后，诸子争立，郑克塽继位，力量已大大削弱。清政府在平定三藩之后，决定收复台湾，任用姚启圣、施琅等练兵造船，积极准备。

康熙二十年，康熙正式发布武力进攻台湾的进军令。这是康熙针对台湾问题又一次策略上的转变，由过去以“抚”为主的指导方针，进而转变为以“剿”占主导地位的方针。

经过两年的精心准备，有专征授权的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终于在康熙二十二年六月起兵，率领精兵两万，二百三十多艘战船，开始进攻台湾重要门户澎湖。

当月二十二日，双方军队进入规模空前的澎湖决战。施琅最终大获全胜，短短的几天时间，清军便攻克了澎湖三十六岛。澎湖激战，全歼郑氏水军主力，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奠定了基础。

康熙二十二年八月，清军胜利进驻台湾，二十三年四月，康熙批准台湾建制，改东宁府为台湾府，下辖三个县，诸罗县、风山县和台湾县。澎湖归台湾府直辖，同属于福建省。关于台湾府县文职官员的任命，康熙批准福建督抚于本省现任官员内挑选，奏请批准调补，三年任满，工作称职，即予优升。

在军事配置方面，台湾设总兵一员，副将二员，兵八干，分为水陆八营。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分为二营。每营都与内地编制相同，各设游击、守备、干总、把总等官职。

为了保障清政府对台湾的政治统一，康熙又专门向台湾派驻了军队，他亲自把时任正黄旗参领的杨文魁选任为第一任台湾总兵官，并且叮嘱他：抚辑地方一定要讲究方法，要保障台湾百姓的安全，使土兵安心驻防工作，团结一致才能使东南海疆得到安宁。同时告诫他，台湾是海上交通要道，往来商贩必然很多，大多又是远洋船舶进行的交易，不要因此私己渔利，导致不必要的事端发生。康熙以高远的目光看到了在台湾驻防的重要意义，为加强对台湾的政治统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两岸政治上的统一，对台湾最大的影响，就是有力地促进了岛上农业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康熙在台湾实行军屯，不但大大节省了朝廷的粮饷，而且使台湾大片的荒芜土地得到了开垦。此举的实行在于康熙采纳了兴化总兵吴英的建议，让驻台土兵一半巡防操练，另一半屯田发展农业生产。屯田的士兵每人分给三十亩地，一头牛，农忙种地，农闲操练，从而使部队粮食得到稳定的供给。其次是福建沿海农民大量流入台湾，加速了台湾土地的开垦。而第三个方面，清政府采取了有利于台湾经济发展的措施，直接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实行了类似于内地的“更名田”制度，解除了开垦土地农民的后顾之忧，主观上为自身增加农业收入，客观上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此外，康熙还改革了台湾原有的赋役制度，把原来按田征租、计口纳钱的办法，改成了和内地一样的一条鞭税制，把田地分成上、中、下三等，根据田亩确定税收，再配合田地等级的不同分层征收，使税收更为合理。郑经集团原来对高山族男女一律征税，统一后清廷则免去了对妇女征收田税。这些重要举措，使台岛居民亲身受惠，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促进了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台湾文化教育事业也比郑氏统治时期有较大的进步。康熙二十三年，首任知府蒋毓英主持建成台湾府学，后来又建成两所“社学”，在他离任那一年又建立了一所书院，是学者们讲学的良好场所。教育机构的完善为台湾培养出一批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而且康熙特别批准福建台湾府乡试另外编排字号。这年七月，康熙又采纳了福建巡抚张仲举的建议，在台湾郡县之中广泛设立学校，规定府学廪生数目定在二十名，县学定为十名，等到人才培养的逐渐多起来的时候，就按照直隶等省的例子补足定额。康熙三十三年，台湾举人陈梦球进京参加会试进入甲戌榜，成为台湾籍第一名进士。

康熙在统一台湾以后，为了稳固对台的统治，虽然采取了一些消极的政策，诸如禁止大陆民众渡海入台、禁止人们进入台湾土著人的居住地等等措施，但从整体上来说，台湾地区从此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封建统治制度，促进了当地经济、文教等方面事业的发展，也使大陆东南沿海海防得到了有效的巩固。

4．平叛除乱

新疆地区在我国的汉、唐、元朝时期，都直接隶属于中央王朝，并与内地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密切联系。明朝时期，新疆地区被蒙古的瓦刺部所控制。清朝前期对新疆地区的经略，主要表现在与属于瓦刺部后裔之一的蒙古准噶尔部的长期战争方面。

明清之际，在我国西北地区居住的蒙古族共分为3大部：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还在清朝入关之前，大漠以南的察哈尔、科尔沁、土默特、鄂尔多斯等24部蒙古人已先后归附了清朝，称之为内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内部又分为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车臣汗3部，它们都与清朝有着密切的关系，向清朝称臣“朝贡”，被称之为外蒙古。在阿尔泰山以西的漠西厄鲁特蒙古(即明朝的瓦刺部)，分为4个互不统属的卫拉特(部)：在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是杜尔伯特部；在塔城附近雅尔一带的是土尔扈特部；在乌鲁木齐地区的是和硕特部；在伊犁河流域的是准噶尔部。在这4个卫拉特中，以准噶尔部为最强。它们与清朝也保持着“朝贡”关系。

康熙时期，准噶尔的噶尔丹夺得汗位，开始向其周边地区扩张。不久，噶尔丹合并了厄鲁特蒙古4部，接着就开始向外蒙古的喀尔喀蒙古进兵。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打败土谢图汗，占领扎萨克图部，侵入车臣部。喀尔喀蒙古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大喇嘛以各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皆与满洲相同，决定率各部归附清朝。喀尔喀蒙古3部几十万人迁逃漠南，请求清政府保护。康熙帝给以牲畜、茶叶、布匹等物资救济，并把他们暂时安置在科尔沁大草原。清政府命令噶尔丹退还喀尔喀3部的故地。噶尔丹不仅不听，反而进一步开始向内蒙古发起进攻。

康熙帝召集大臣宣布他决定亲征噶尔丹。他认为噶尔丹气势汹汹，野心不小，既然打进来，非反击不可。公元1690年，康熙帝分兵两路：左路由抚远大将军福全率领，出古北口；右路由安北大将军常宁率领，出喜峰口，康熙帝亲自带兵在后面指挥。

右路清军先接触噶尔丹军，打了败仗。噶尔丹长驱直入，一直打到离北京只有七百里的乌兰布通。噶尔丹得意扬扬，还派使者向清军要求交出他们的仇人。

康熙帝命令福全反击。噶尔丹把几万骑兵集中在大红山下，后面有树林掩护，前面又有河流阻挡。他把上万只骆驼，缚住四脚躺在地上，驼背上加上箱子，用湿毡毯裹住，摆成长长的一个驼城。叛军就在那箱垛中间射箭放枪，阻止清军进攻。

清军用火炮火枪对准驼城的一段集中轰击，炮声隆隆，响得震天动地。驼城被打开了缺口。清军的步兵骑兵一起冲杀过去，福全又派兵绕出山后夹击，把叛军杀的七零八落，纷纷丢了营寨逃走。

噶尔丹一看形势不利，赶快派个喇嘛到清营求和。福全一面停止追击，一面派人向康熙帝请示。康熙帝下令说：“快进军追击!别中了贼人的诡计。”果然，噶尔丹求和只是缓兵之计，等清军奉命追击的时候，噶尔丹已经带了残兵逃到漠北去了。

噶尔丹回到漠北，表面向清朝政府表示屈服，暗地里重新招兵买马。公元1694年，康熙帝约噶尔丹会见，订立盟约。噶尔丹不但不来，还暗地派人到漠南煽动叛乱。他扬言他们已经向沙俄政府借到鸟枪兵六万，将大举进攻。内蒙古各部亲王纷纷向康熙帝告发。

公元1696年，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分三路出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从东路进兵；大将军费扬古从西路出兵，截击噶尔丹的后路；康熙帝亲自带中路军，从独石口出发。三路大军约定时期夹攻。

康熙帝的中路军到了科图，遇到了敌军前锋，但东西两路还没有到达，这时候，有人传说沙俄将要出兵帮助噶尔丹。随行的一些大臣就有点害怕起来，劝康熙帝班师回北京。康熙帝气愤地说：“我这次出征，没有见到叛贼就退兵，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再说，我中路一退，叛军全力对付西路，西路不是危险了吗?”当下，康熙帝决定继续进兵克鲁伦河，并且派使者去见噶尔丹，告诉他康熙帝亲征的消息。噶尔丹在山头一望，见到康熙帝黄旗飘扬，军容整齐，连夜拔营撤退。

康熙帝一面派兵追击，一面赶快通知西路军大将费扬古，要他们在半路上截击。噶尔丹带兵奔走了五天五夜，到了昭莫多正好遇到费扬古军。昭莫多原是一座大树林，前面有一个开阔地带，历来是漠北的战场。费扬古按照康熙帝的部署，在小山的树林茂密地方设下埋伏，先派先锋四百人诱战，边战边退，把叛军引到预先埋伏的地方，清军先下马步战，听到号角声起，就一跃上马，占据了山顶。叛军向山顶进攻，清军从山顶放箭发枪，展开了一场激战。费扬古又派出一支人马在山下袭击叛军辎重，前后夹击。叛军死的死，降的降。最后，噶尔丹只带了几十名骑兵脱逃。

经过两次大战，噶尔丹叛乱集团土崩瓦解，康熙帝要噶尔丹投降，但是噶尔丹继续顽抗。隔了一年，康熙帝又带兵渡过黄河亲征。这时候，噶尔丹原来的根据地伊犁已经被他侄儿策妄阿那布坦占领；他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到，也纷纷投降，愿意做清军的向导。噶尔丹走投无路，选择了服毒自杀。清政府重新控制了阿尔泰山以东的漠北蒙古，给当地蒙古贵族各种封号和官职。清政府又在乌里雅苏台设立将军，统辖漠北蒙古。

后来，噶尔丹的侄儿策妄阿那布坦攻占西藏。公元1720年，康熙帝又派兵远征西藏，驱逐了策妄阿那布坦，护送达赖喇嘛六世进藏。以后，清政府又在拉萨设置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同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

5．康乾盛世

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占去了整个清朝统治时间的一半以上(以清朝入关后计算)。康熙帝在位61年，雍正帝在位13年，乾隆帝在位60年(不包括他作为太上皇的3年又4个月)，加在一起共有134年之多。在康熙统治的前半期，清政府忙于南征北伐，世道并不十分太平。但从康熙帝第三次亲征准噶尔部(1697年)大获全胜后，直到乾隆帝把皇位“内禅”给了嘉庆帝(1796年)，时间恰好是100年整。

玄烨统治时期，中国成为疆域辽阔、统一繁盛的国家，封建的经济文化得到发展，伸向中国的西方早期殖民势力受到遏制，开始了封建社会新的相对稳定时期。玄烨十分注意恢复和发展生产，与民休养生息。下令停止清初圈地弊政。为招徕垦荒，修订顺治年间的垦荒定例，由原来最高限六年起科，改为“通计十年，方行起科”。又规定地方官能招徕垦荒者升，否则罢黜。实行“更名田”，将明藩王土地给与原种之人，改为民户，承为世业，使耕种藩田的农民成为自耕农。实行蠲免政策，以鼓励农业生产。蠲免的种类大体上有：免征荒地田赋、灾荒蠲免、普免钱粮等。玄烨在位期间，蠲免次数很多，公元1686年至1688年，先后将河南、直隶、湖北等九省田赋普免一周；公元1712年，又将全国各省钱粮分三年轮免一周。这在以往的历史朝代是罕见的。公元1713年2月，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将全国人丁税固定下来，减轻了农民负担。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全国垦田面积由顺治末年的五亿五千万亩到康熙末年超过了八亿亩，生产发展，阶级矛盾得以缓和，人口迅速增长，出现了相对稳定繁荣的“康乾盛世”。

在清朝的百年“盛世”中，乾隆皇帝的统治又占去了其中的3／5。

乾隆帝弘历(1711~1799)，是雍正的第四个儿子，但他的3个哥哥都是冲龄夭折，所以他成为实际上的长子。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雍正帝去世，25岁的乾隆便继承了皇位。

乾隆所继承的是一份会令历史上大多数帝王感到钦羡的政治遗产。因为，在祖父康熙和父亲雍正两朝的努力恢复和持续发展之后，国家已经被治理得井井有条，社会秩序安定，国家的人口和财富也正在迅速增加，国力蒸蒸日上，一片升平气象。而且，乾隆的登基，授受合法，平稳接权，波澜不惊。既不像乃父雍正的即位，矛盾尖锐，争夺激烈，刀光剑影，兄弟喋血于萧墙；也不像祖父康熙、曾祖父顺治的即位，幼冲践祚，孤立少援，外有强敌，内有权臣，主幼而国疑，统治基业极不稳固。他十分侥幸地躲开了历史上常见的那些为了争夺皇位而引发的种种诡谲阴谋、肮脏交易、明枪暗箭和血雨腥风。

在乾隆的统治前期，尚能做到励精图治，他施行了一些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措施，部分地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也缓和了一些紧张的关系。所以，到乾隆中期，清王朝达到了鼎盛时期。那时，全国的耕地面积超过了明末耕地的最高数字，达735万余顷，比顺治末增加了1／3左右；国家的人口也空前增长，已经接近3亿；商品经济也有长足的发展，国内城市随之繁荣起来，恢复甚至超过了明代的繁荣时期。

在政治方面，乾隆吸取了康熙、雍正两朝的统治经验，采取“宽严相济”，一张一弛的治术。康熙时代，针对当时全国统一不久的形势，能够比较注意休养生息，政策相对宽和。雍正时期，国内统治基本已经稳定，所以政策比较严厉，重在整顿纪纲，尤其是即位问题的斗争，所以在打击和清除内部异己势力方面，残忍而不遗余力。乾隆即位后，一方面多次下令蠲免正赋杂税，革除苛政，减赦罪犯，对被雍正无情打击的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实行宽大处理。并且还开博学鸿词科，招揽天下鸿儒硕学；编辑大型丛书，标榜文治。另一方面则打击朝廷朋党，惩治官吏；大兴“文字狱”，禁毁书籍，严格控制知识分子思想。刚柔相济的统治术，使得乾隆朝的前期政治颇有特色。

在武功方面，乾隆时期也还算不错。乾隆曾不无得意地宣称自己在军事上有十大战绩，即：两次平定大、小金川叛乱，两次平定准噶尔部叛乱，两次与尼泊尔的廓尔喀作战，平定新疆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平定台湾“天地会”林爽文起义，与缅甸作战，与安南(越南)作战。志骄意满地夸耀自己有“十全武功”，并因此封自己是“十全老人”。

乾隆在位满60年之后，因为不想自己在位的时间超过祖父康熙，所以就把皇位主动让给了儿子颐琰(嘉庆帝)，自己当起了“太上皇”，但却仍然实际主持着朝政，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去世为止。

总之，乾隆是中国历代帝王中一个非常少见的“幸运儿”。他不仅顺顺当当地继承了父、祖父为他奠定的稳固基业，而且寿登上考，一直活到88岁。他的一生，顺多逆少、胜多败少。在位期间，皇权如磐石之固，他进退人物，生杀予夺，叱咤风云。中国封建专制政治中威胁皇权的种种势力，如母后、外戚、宦官、权臣、朋党、强藩(地方政府力量)等等，被削弱到了最低的限度，尽管这些大多不是乾隆帝本人所做的，而是其父、祖父为他扫清的道路。此外，当时国内也没有强大的反清力量，西北、西南的边患已经成为强弩之末，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势力则还鞭长莫及。因此，乾隆朝可谓国力强盛，四海升平，经济富庶，文化发达。他以强大的武力平定西北，保护西藏，加强了国家的统一，确定了中华的版图。即使到了乾隆晚期，各种社会矛盾已经相当激化，清政府还能全面控制内外形势，维持着强大的外貌，屹立于亚洲的东部。

痛苦挣扎

盛世过后即是平凡到了极点的平庸。乾隆晚年，清朝已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太平盛世出现了阴影。到嘉庆、道光期间，吏治日益腐败。教派、会党众多，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频繁。颓势已然形成。虽然嘉、道二帝也都勤于政务，但却止于小修小补，没什么大的变革。道光帝撒手人寰，留给其子咸丰帝的是外敌入侵，财政困窘的破烂局面。虽然咸丰即位之初也有一定的振兴举措，但太平天国的炽烈火焰、英法联军的二次入侵，彻底摧毁了咸丰的振兴精神，陷落中的挣扎是痛苦的。

1．巨贪和珅

自乾隆四十六年起，乾隆帝每年往避暑山庄都由永琰陪伴，可御前行列只能由和砷随从，别人不得靠近。永琰竭尽全力，恭谨温顺，即使有父子之情，也无法代替和砷在乾隆帝心目中的位置。

禅位以后，乾隆事无巨细依旧独揽，但有碍太上皇身份，也不便事必亲躬。尤其乾隆年老迟钝，健忘错耄，手颤握不紧朱笔，连说话也须和珅翻译，对和珅的依赖越来越大。

和珅抓住时机，奏请太上皇规定一切奏章必先递送军机处。他掌管军机处兼御前大臣，结果凡国家各项事务，京堂衙门及各省督抚向太上皇奏报，一律归至和砷面前，他有决定上不上奏的权力。太上皇任何旨意，全由他传谕，至于是否本意，也只有和珅知道。

嘉庆三年冬季，太上皇老态顿增，体质急转直下，易感风寒。每次治疗痊愈，精力大不如以前。四年正月初一，旧历元旦，宫内充满节日的欢乐，喜气洋洋。嘉庆皇帝率王以下三品以上大臣穿着朝服，集中在乾清宫，向太上皇行庆贺大礼。这天，太上皇非常衰弱，勉强倚坐御座上。可能是由于身体不适，仅准诸王贝勒在门内行礼，其他在门外，根本见不到尊容。第二天病情加剧，初三日上午便与世长辞了，终年八十九岁。

朝内形势出现根本变化。太上皇死时嘉庆近四十岁，理所当然要亲政，集一切权力于一身。嘉庆从乾隆手中接过了权力，同时也接过了盛世外衣下班的一连串危机，其中最紧迫的就是和珅问题。

和珅于生乾隆十五年(1750)，比乾隆小39岁，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他的父亲任福建副都统。和珅十岁左右，有幸进入皇宫里的咸安宫官学，学习儒家经典和满、蒙文字，受到良好的教育。乾隆三十五年(1770)，他21岁参加顺天府乡试，沿考中举人。但由于其出身满洲正红旗，做了宫廷三等侍卫，开始出入宫廷。这给他提供了接近乾隆的机会。但乾隆的侍卫很多，为什么会欣赏一个低等侍卫和珅呢?

据野史笔记记载：

有一次，乾隆要出巡，突然找不到仪仗用的黄伞盖，就问这是谁的责任?很多侍卫吓的不敢吭声，和珅却在一旁说：“管此事者，当负此责。”

这句话给乾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又有一次，乾隆在轿子中边行进边背诵《论语》，突然忘了下文，在轿旁跟班的和珅出口而接上，乾隆由此很喜欢他。

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到山东巡视，和珅随从。乾隆喜欢乘一种骡驾驭的小车，每行十里，更换一次，其快如飞。有一天，和珅碰巧跟这种小骡车随侍。在路上，乾隆看见和珅问：“你是什么出身?”

和珅回答说：“文员。”

乾隆又问：“你下过场赶考吗?”

和珅说：“庚寅年曾参加过科举考试。”

乾隆又问：“什么考题?”

和珅说：“孟公绰一节。”

乾隆又问：“现在能背你做的文章吗?”

和珅于是一边行进一边背诵，流畅异常。乾隆于是说：“你的文章也中得。”

乾隆同和珅的这次谈话，成了和珅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从此，和珅得到乾隆的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

仗着乾隆的宠信，和珅用各种手段聚敛钱财，比如侵吞、纳贿、索要、放债、开店、收税、盘剥盐商等等。凡是外省进贡皇上的礼物，都要经过和珅这关，他从中截取，以致他所藏的珍珠手串，比皇宫的还要大、还要多。

据说，在和珅被查办的前一天，乾隆的七阿哥派人来求和珅想个办法救救他。原来，这个王子不慎打碎了皇宫中一个直径尺许的玲珑剔透、光彩夺目的碧玉盘。这是皇帝平素最心爱的珍宝器皿，七阿哥怕嘉庆龙颜大怒，怪罪下来，所以赶紧派人来求和珅，和珅随手取出一块精美玉盘，对来人笑笑说：“这有何难，看看这个玉盘可否代替?”来人一见，顿时就乐的两眼眯成一条线，手捧这块不知比皇宫那块强多少倍的玉盘，一路小跑带回去给了七阿哥。

当时的官员们想得到一个肥缺，或想保住高官禄位，或想飞黄腾达，或欲免除牢狱之灾、杀身之祸，无不走和珅的门路，并付以重金行贿。另外，他还明里暗里敲诈勒索各地官员。

有一次，闽总督伍拉纳等，为报效给和珅的财宝，竟然公开吊打州县官员，聚敛钱财。这样上行下效，各州县官员严刑拷打公差、衙役，公差、衙役又去加重对老百姓的盘剥和搜刮，这种一层压一层的腐败，最后引起了大规模的起义。他们以“官逼民反”为口号，把矛头直接指向和珅。

和珅谙熟官场之道，但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始终不露痕迹，总有一些人来弹劾他，为此，和珅千方百计地堵塞或拦截通向皇帝的信息渠道，对异己力量打击报复，如御史曹锡宝想参劾和珅家人刘全，以打开缺口参劾和珅，但他不慎走漏了消息，被人连夜向和珅告密。和珅知道后，在乾隆跟前预先作了铺垫，曹锡宝因此反被革职留用。

嘉庆帝对和珅专权贪污早有耳闻，心中极为不满，但碍于乾隆的情面，投鼠忌器，敢想而不敢言。乾隆去世后，嘉庆主持朝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查办处死了和珅，抄没了家产。

后来，清廷将所清查的和珅家产开列了一份清单，共计一百零九号。其中已估价的二十六号，就已价值二点二亿多两白银。当时国库每年收入不过四千多万两，这部分已估价的财产，即相当于五年多的国库收入。嘉庆将和珅抄家，算是为清廷大大捞回了一笔，所以民谚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2．官逼民反

和珅的腐败导致清王朝上下官员贪污成风，几个清廉的官吏都寄情于诗文书画，明哲保身，百姓怨声载道，一些反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组织在民间兴起。在湖北和河南一带，兴起了白莲教。

最初是一个叫刘松的安徽人，到河南传教，利用给百姓治病的机会，劝人入教，后来被官府发现抓获并将他流放到了甘肃。刘松的徒弟刘之协和宋之清逃到湖北，继续传教。他们向人们宣传说：清朝快要灭亡了，将会出现新的世界，入教的人都可以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贫苦的农民听了这个宣传，纷纷参加了白莲教。

参加白莲教的人越来越多，震惊了乾隆帝。乾隆帝命令官府捉拿教徒。一些官吏本来是敲诈勒索的老手，趁机派出差役，挨家挨户地查问，不管你是不是教徒，都得拿出一笔钱来“孝敬”他们，有钱的出钱买命，没钱的便被抓到监狱里严刑拷打，甚至送了命。武昌有个官员向百姓敲诈勒索不成，竟然罗织罪名，加害百姓几千人。为此，白莲教首领刘之协在襄阳召集教徒开会商量应对之策。大家纷纷说：

“这个世道真是官逼民反了，我们不如索性起来造反吧！”

经过一番商议，他们决定用“官逼民反”的口号，发动群众起义，并且派出教徒分头到各地去联络。1796年，也就是嘉庆帝继位那年，白莲教徒在湖北宜都、枝江等地举行起义。襄阳地方有个白莲教首领齐林，原定在元宵节起义，不料走漏了消息，遭到官府的袭击，齐林和一百多个同伴被杀害。

齐林年轻的妻子王聪儿，是个江湖卖艺的女子，从小练得一身武艺，她16岁与齐林成亲，丈夫死后，她决心给丈夫和起义的同伴们报仇，于是她和齐林的徒弟姚之富一起，重新整顿起义队伍，不到一个月，组织了一支四五万人的起义军，他们到处打击官府，惩办贪官污吏。

当王聪儿在湖北起义的时候，四川、陕西的白莲教徒也起兵响应。起义的火焰在三省广大地区蔓延开来，一些贫民、流民，都参加了起义队伍。

嘉庆帝一看起义军声势越来越大，慌了手脚，连忙命令各地的总督、巡抚、将军、总兵等大小官员，派出大批人马镇压。在清军的围追堵截之下，襄阳义军周围的清军也越来越多，难以施展流动战术。嘉庆二年七月，王聪儿分兵三路，毅然转战四川，与被困的四川起义军会师，击败清军，战局顿时改观。鄂、川的义军会师后，决定按青、黄、蓝、白分号，设立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职，确立了各路义军的建制。但是，这一建制并没有实现统一指挥，也没能消除鄂、川义军之间和四川各路起义军之间的隔阂，加上清军从四面八方围攻鄂川的起义军，于是，襄阳义军先后北上，转战陕西、湖北、河南半年多。

清朝把王聪儿所率领的起义军视为眼中钉，嘉庆皇帝大骂王聪儿是罪魁祸首，又下了一道诏书把一些带兵的将军们狠狠地训斥了一通，撤职的撤职，查办的查办，并且严厉督促各地将军集中兵力，围剿王聪儿起义军。

为了能剿灭义军，清军将领明亮向嘉庆帝献了一条计策，要各地地主组织武装民团，修筑碉堡。起义军一来，就把百姓赶到碉堡里去，这样起义军就无法找到老百姓，得不到粮草供应。这种做法，叫做“坚壁清野”。嘉庆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起义军失去了百姓的支援，活动果然越来越困难。

这时，清军集中兵力，大举进攻在川北一带王聪儿的义军。王聪儿设法摆脱清军围攻，亲自带领二万人马攻打西安，不料在西安遭到清军的阻击，打了败仗。没办法，王聪儿只好率领义军再打回湖北，又遇到了明亮率领的清军的紧紧追击。起义军后有官军追赶，前面又有地主武装民团的拦截，处境十分艰难。

嘉庆三年四月，清军侦察到王聪儿、姚之富率领的义军被困在湖北郧阳卸花坡的左山梁上，于是全力反扑，把王聪儿的义军紧紧包围在山上。

王聪儿临危不惧，指挥起义军退到茅山的森林里，准备组织突围。清军发现了，又围住茅山，从山前山后，密密麻麻地拥上来。尽管起义军顽强抵抗，却还是没能突围。王聪儿和姚之富率领手下的十几位战士，退到山顶，为了不被清军俘虏，他们纵身从陡峭的悬崖上跳下去，英勇牺牲。当时，王聪儿年仅22岁。

女英雄王聪儿牺牲后，襄阳义军的余部在李全、高均德的带领下会同各地起义军继续进行反清的斗争。清王朝花了九年工夫，才把这场大起义镇压下去。但是，清王朝经过这场严重打击，从此开始一蹶不振。

3．鸦片战争

嘉庆帝死后，他的儿子即位，就是清宣宗，也叫道光帝。道光帝即位后，清王朝越来越衰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乘机加紧侵略，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

正当清王朝日趋衰落的时候，英、法、美各国的资本主义却在迅速发展。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英国工业的发展，工业产量急剧上升，“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到鸦片战争前夕，法国工业产量居世界第二位。美国当时资本主义工业也并不发达，但它正处于上升阶段。19世纪30年代，美国资产阶级正向南部劫掠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土地，排除欧洲资本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势力，全面控制市场，因此，美国在19世纪中叶没有足够的力量侵犯中国。美国充当了英国侵略者的帮手，追随英国侵入中国。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俄国从北面虎视眈眈注视着中国，随时准备夺取中国的领土。19世纪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携工业革命的雄风，蒸蒸日上。欧美列强为了扩大商品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加紧了征服殖民地的活动，中国的周边国家和邻近地区，陆续成为它们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古老国家，自然成为殖民主义者侵略扩张的新对象。

工业革命后，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向中国推销工业产品，企图用商品贸易打开中国的大门。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英贸易每年仍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贸易局面，英国资产阶级采取外交途径强力交涉，未能达到目的，就采取了卑劣的手段，靠“毁灭人种”的方法，向中国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以满足他们追逐利润的无限欲望。鸦片贸易给英国资产阶级、英印政府、东印度公司和鸦片贩子带来了惊人的暴利。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使中国由二百多年来的出超国变成入超国。“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鸦片大量输入，使中国每年白银外流达600万两，中国国内发生严重银荒，造成银贵钱贱，财政枯竭，国库空虚。鸦片输入严重败坏了社会风尚，摧残了人民的身心健康。烟毒泛滥不仅给中国人在精神上、肉体上带来损害，同时也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造成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商业萧条和衰落。

鸦片贸易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引起了清政府和广大人民的重视。对于鸦片毒品，早在雍正时期就开始禁烟，乾隆也下过禁烟令，嘉庆也屡下令禁烟，但都收效甚微，且愈演愈烈。到道光时，鸦片已经泛滥成灾，禁烟的要求已经成为举国的共识。道光皇帝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鸦片一天不禁，人民便一天不能安宁，统治阶级的政权便有倾覆的危险。在这紧要关头，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鸦片走私活动最猖獗的广东禁烟。

林则徐，福建侯官县人，出生于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家庭。传说在林则徐降生的时候，新任的福建巡抚徐嗣曾，正好乘坐一顶大轿，在侍卫随从的簇拥下，从他家门口经过，林则徐的父亲认为这是个好兆头，便给儿子取名则徐，希望他长大后能像徐嗣曾那样读书做大官，光宗耀祖。

林则徐4岁入私塾，7岁开始习作，他聪明早慧，13岁中秀才，19岁中举人，27岁中进土，他历官14省，任过监察御史、布政使、河道总督、巡抚、总督和钦差等官职。

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后，严查烟贩，整顿水师，惩办不法官吏，晓谕外商呈缴鸦片。当时，英国商人根本无视中国政府的主权，广东当地群众群情愤怒，很多群众来到英国使馆前，要求公使义律交出逃到这里的大鸦片贩子颠地，石头和瓦块成了中国老百姓的武器，纷纷投向英国使馆院内，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终于迫使英美烟商缴出鸦片一百一十多万公斤，从6月3日到25日，虎门海滩燃起熊熊大火，所有鸦片当众销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它表现了我国的民族尊严和浩然正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虎门销烟以后，林则徐下令恢复了中英贸易，但坚决禁止鸦片输入。他对外国商人实行了“奉法者来之，违法者去之”的方针，任何国家的商船，只要不夹带鸦片，都允许进口。

而义律则利用各种机会扩大事态。他下令英国商船一律不准进口做买卖，并要求英国政府派兵，准备武力解决。1839年7月，在九龙的尖沙咀发生了英国水手行凶伤人事件，村民林维喜被重伤致死。林则徐要求英方交出凶手，义律无理拒绝，并于9月率英舰闯进九龙借机挑起战事，炮击九龙山口，中国方面予以还击，打退英舰进攻，此为九龙之战。10月，义律又率英舰闯入珠江口，在穿鼻洋阻拦英国商船，并与中国水师接战，这就是穿鼻之战。此后，英军在10天之内6次进犯中国军队的驻地，均被击退。

1839年12月，道光帝在接到穿鼻之战的奏报后，命令停止中英贸易，1840年1月，林则徐奉旨宣布断绝中英贸易。

而英国资产阶级挑起侵略战争蓄谋已久，禁烟问题成了他们发动战争的导火线。早在1832年，英国船只“阿美土德”号就来到中国测量沿海港湾的船道，调查沿海港口的情况，并绘制成图。同时，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进行刺探。1835年，该船船长胡夏米向英国政府提出了武装侵略中国的建议，并提供了具体的作战方案。

于是虎门销烟事件一传到英国，英国内阁便于1839年10月1日召开会议，作出了“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去”的决定。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曾在好望角舰队担任总司令的海军上将乔治·懿律和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义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4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决议案，6月，一支由48艘舰船、540门大炮和4000名土兵组成的远征舰队，从印度侵入中国广东海面。一场由英国资产阶级挑起的，“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的对华战争”正式爆发。

1840年6月，英军首先进犯广州，遭到清军的抵抗后，转攻厦门，又被邓廷桢的军队击退。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击沙角、大角炮台。中国军队仓促抵抗，伤亡惨重，炮台失陷。英军进逼虎门。琦善妥协求和，英国单方面宣布《穿鼻草约》。

琦善的卖国行径激起清朝廷上下不满，道光皇帝认为有损天朝尊严，决定对英宣战。英军先发制人，再次进攻虎门。关天培亲自率军坚守炮台，以身殉国。1841年5月，英军进攻广州，广州城外的泥城、四方炮台相继失守。奕山等人丧魂落魄，举白旗投降。5月27日，中英双方签订《广州和约》。8月26日，英军攻陷厦门。10月1日，英军再陷定海。10日，镇海陷落。13日，宁波陷落。道光皇帝为挽回败局，决定第二次出兵，奕经率军到达前线后，贸然出兵，全军溃败。1842年6月，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吴淞口陷落；7月，镇江陷落。8月，英舰到达南京下关江面。29日，清政府在英国炮舰的威逼下，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1843年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增加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1844年7月、10月，美国和法国乘火打劫，效仿英国，先后威逼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获得除割地、赔款之外，与英国同样的特权。从1845年起，比利时、瑞典等国家也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上独立自主的中国，战后由于领土主权遭到破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4．太平天国运动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要割地，还有大量的赔款。为了支付这些巨额的赔款，清朝统治阶级只好把债务转嫁到农民身上，拼命地搜刮民财。广大农民本来已经不堪忍受地主阶级的压榨，加上突如其来的沉重债务，生活更是雪上加霜。生活不下去，只好奋起反抗，终于又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这就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

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出身农家，在科举考试落榜之后，接触到了西方的传教书籍，逐渐离开传统的儒家信仰，接受了基督教的一些思想，劝人信拜上帝。他与冯云山深入广西桂平紫荆山区传教，在贫苦人民中获得了大批信徒。洪秀全创作了一系列宗教作品，揭露现实的黑暗，宣传平等的理想，提出“斩邪留正”，号召农民起来反对清朝封建统治。信奉的群众越来越多，和地主阶级的团练武装发生激烈冲突。拜上帝会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形成了以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为首的领导核心。公元1851年1月11日，拜上帝会起义于清朝统治相对薄弱的广西金田，建号太平天国。后与清军在紫荆山区鏖战九个月，北上攻克永安州，出广西，入湖南，队伍日益扩大；又获得大批船只，建立水师，提高了行军速度，进入湖北，攻克武昌，顺长江东下，破九江、安庆。公元1853年攻克南京，定都于此，改名为天京。

洪秀全定都天京后，建立各级政权，颁布规章制度，制定军法，申明纪律。《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土地平均分配给群众耕种，建立农村公社式的社会基层组织，以达到农民理想中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太平大国的胜利进军使清王朝陷入极度的惊慌恐惧之中，清将向荣、琦善分别组成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在天京附近驻扎和窥伺。但腐败的八旗、绿营、募勇都不足以构成太平天国的重大威胁，太平军在天京站稳脚跟后，继续发动攻势，分兵北伐和西征。

北伐军由李开芳、林凤祥率领，经江苏、安徽、河南、山西至直隶，屡败清军，前锋进至天津附近。但人数太少，远距离无后方作战，得不到增援，加以气候寒冷，衣食供应困难；而清廷调集大批军队聚集在北京附近，以众击寡，以逸待劳，北伐军不得已从天津南撤。天京方面虽然派出援军，但仓促招募，未经训练，在山东溃散。北伐军粮尽援绝，南撤到直隶的连镇和山东高唐州，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太平天国进行北伐的同时，分兵西征，溯长江而上，占领安庆，围攻南昌，进入武汉，但在咸丰四年进军湖南时，遭到曾国藩湘军的顽强抵抗。

曾国藩在太平军从广西进入湖南时，以礼部侍郎丁忧家居，旋奉旨组织团练，他纠集当地地主阶级的力量，在军事上别树一帜，创立湘军。多用湖南人，并以纲常名教笼络人心，对抗太平天国的宗教异端。将领大多是受程朱理学教育的儒生，士兵招募青壮年农民。将领自择营官、哨官，自募士兵，在军营中建立个人的隶属关系，形成了以族戚、同乡、同学为纽带的战斗力很强的地方军队。

湘军还很重视水师，自造战船，购置洋炮，训练水手。此后，左宗棠统率的老湘军、李鸿章统率的淮军，其建军宗旨、编组原则基本上都和湘军一样。湘淮军是镇压太平天国、支持晚清政权的主要武装力量。

公元1854年，湘军与太平军战于湖南，太平军失利，节节败退。湘军夺取武汉，沿江东下。两军大战于江西湖口。石达开指挥作战，击败湘军，将其水师切断成两截。曾国藩困守南昌，太平军第三次占领武汉。接着，石达开经营江西，攻克了许多城邑，招收了大批天地会起义群众，实力大增。公元1856年，太平军又击破了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

太平天国在军事上正处于顺境，内部矛盾却在激化。东王杨秀清大权在握，他虽然很有才能，建立了卓著的功绩，但骄奢日甚，凌虐同僚部属，甚至假借天父下凡之名，要责罚洪秀全，并要逼洪封自己为万岁。北王丰昌辉表面顺从而积怨于心，他利用洪杨之间的矛盾，突然举兵杀死杨秀清，并株连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将士，引起群众的愤怒。洪秀全顺从群众的要求，杀了韦昌辉。此后，石达开又遭洪秀全的猜忌，带兵出走，转战西南，

最后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太平天国内讧后，精锐尽丧，致使有利的军事形势发生逆转。重要城市武汉、九江、庐州、镇江相继失守。但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各族人民纷起抗清。天地会、捻军、白莲教、云南和陕甘的回民，与太平军或联合作战，或遥相呼应，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天国，使清军顾此失彼，穷于应付。

而且清王朝内部矛盾重重，满族亲贵不信任曾国藩等汉族地方武装，不肯委以重任，给以事权。当时又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和外国侵略者处在敌对状态。由于这些原因，加之太平军后期将领士兵的勇敢作战，太平天国虽经内讧的创伤，尚能支撑危局，和清军长期相持。当时，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等一批青年将领，具有指挥才能，作战身先士卒，能够辨认形势，团结盟军，故屡立战功，肩负起挽救危局的重任。公元1858年，陈、李与捻军联合作战，攻破重建的江北大营，又在安徽三河全歼湘军精锐李续宾部。十年，大破号称有十万大军的江南大营，解除了对天京的包围。接着，乘胜东进，席卷苏常，攻克杭州，在江浙开辟了新的局面。

太平天国军事形势虽一度好转，但政治日益腐败，纪律废弛，多次发生叛乱，将领各自为政，苦乐不均，败不相救。洪秀全深居宫内，不理朝政，刑赏不公，封爵冗滥，天京逐渐失去了权威。陈玉成、李秀成也受到猜忌。洪仁矸从香港来到天京，写了《资政新篇》，企图有所建树，但他的某些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主张不被农民所理解。当太平军逼近上海时，和外国侵略者发生了冲突。先有美国人华尔组织的洋枪队帮助清军。以后李鸿章在曾国藩的荐举下，率淮军至上海作战，并聘用英国军官戈登组织常胜军；左宗棠率老湘军在浙江作战，也聘用法国军官组织常捷军。

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外国侵略者就插手中国的国内战争，枪口转向太平军。太平天国不仅要抗击以湘淮军为主力的清朝军队，还要抵御外国侵略军，局势更加困难。

公元1861年，天京上游重镇安庆经激烈争夺后失守，清军从四而八方逼向天京。陈玉成又在皖北被俘遇害，太平军的西战场瓦解。

李秀成既要抵抗李鸿章、左宗棠的猛烈进攻，保卫苏州、杭州；又要和曾国藩作战，以解天京的围困，左支右绌，败局已定。他提出撤离天京、“让城别走”的建议，未被洪秀全采纳。形势日益对太平天国不利。公元1864年4月，洪秀全逝世。6月，清军攻破天京，李秀成在突围时被俘遇害。幼天王洪天贵也在江西被俘杀。太平军余部在李世贤、汪海洋的率领下转战江西、福建、广东，被清军击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虽然失败，清政府也已一蹶不振。

5．辛酉政变

辛酉年，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政变”是慈禧太后第一次夺取政权。(第二次是在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慈禧太后是满洲人，叶赫国王室那拉氏的苗裔。因此，她的姓是叶赫那拉氏，她的名字叫做“兰儿”。

父亲是惠徵，官居安徽宁池广道，死在任上，丢下她与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一个弟弟，生活十分清苦。

兰儿18岁的时候被选入皇宫，因为是叶赫族，始终不能接近皇帝。叶赫族是清军入关前，在东北灭掉的最后一个部落。其部落首领布扬古临死时曾愤恨地说：“就是仅剩一女子，也要颠覆满洲。”故清朝祖训，不准选叶赫氏女子入宫。

但兰儿长的确实迷人，不仅能歌善舞，而且通晓各地音律，特别是江南民曲。有一天，兰儿看到咸丰皇帝在圆明园的花丛竹林中散步，便故意躲在树林深处，娇声娇气地唱起歌来，歌声把咸丰帝吸引住了，他循着歌声的方向慢慢地走到了兰儿身边，发现兰儿长的很标致，就看上了她，封为兰贵人。那拉氏为人机灵，很会猜测皇帝的心思，甜言蜜语，得到了咸丰帝的宠爱，又被封为懿嫔，过了几天，那拉氏就生了皇子载淳。

咸丰帝虽然嫔妃很多，却没有一个生儿子的，这回得了儿子，非常高兴，马上把那拉氏封为懿妃，过了些日子又封为懿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因为咸丰帝经常生病，不能料理国事，有时就让那拉氏代笔批阅。从此，那拉氏能和皇帝议论国事，谁也不敢得罪她。皇后钮祜禄氏因为没有生儿子，凡事都让懿贵妃三分，其他嫔妃就更不在话下了。

由于长期参与国事，那拉氏渐渐对皇权产生了极大的欲望。而恰在这时，咸丰帝因英法联军进攻北京逃到承德避暑山庄，又急又气，不久就病死了。死前的一日(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五日)，咸丰召见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一等公景寿、三等辅国将军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肃顺，与四位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祜瀛，吩咐他们立载淳为皇太子，并授给他们以“赞襄政务”的官职。

七月十六日，由于这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的支持，载淳得以皇太子的资格继位为皇帝。次日，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母后皇太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被尊为“圣母皇太后”。

九月初一，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以载淳的名义，恭上两宫皇太后徽号：尊母后为“慈安太后”，圣母为“慈禧太后”。

从此，慈禧的地位与钮祜禄氏完全相等。

九月二十三日，她与慈安太后及皇帝载淳，拜送咸丰的灵柩离开热河承德，回北京。

按照清朝的规矩，他们送走了灵柩以后，必须比灵柩先到北京，以便届时率领文武百官恭迎。

因此，当灵柩尚在途中之时，慈禧与慈安太后、皇帝载淳已于九月二十九日到达。这时，恭亲王奕沂早就做好了政变的准备。他对那拉氏说：“万事齐备，只等太后降旨了。”

果然，就在当天，朝廷上下掀起了一片要求太后垂帘听政的声浪。掌握兵权的胜保说：“事到如今，非皇太后临朝听政执掌权柄不可。否则，没有办法安定人心，维持政体。”

文武官员们看到生死大权都已操在奕沂、胜保等人手里，谁也不敢出面反对，王公大臣照例到皇宫去给小皇帝请安。那拉氏突然拿出早已写好的，以小皇帝名义发布的圣旨，宣布解除八大臣的职务，将载垣、端华等人逮捕。载垣、端华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事先安排好的侍卫就如狼似虎地扑上来把他们按倒，押送监禁了。那拉氏又立即派侍卫去捉拿远在路上的肃顺。肃顺护送灵柩走到密云县，天已经晚了，他刚刚睡下，逮捕他的侍卫就闯进门，把他从被窝里拉出来绑了。

政变成功了，由于这一年是旧历辛酉年，所以叫“辛酉政变”。在向王公大臣宣布八大臣的罪行会上，那拉氏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肃顺等人如何不遵法度，怎样欺侮她和小皇帝，说的活灵活现。她还说：“先皇根本没有让这些人参与政务，这是肃顺等人私自搞的鬼把戏，那先皇的遗诏是假的。”

小皇帝载淳也按照那拉氏预先教好的话说：“这些人忘恩负义，应该杀头。”

最后，恭亲王奕沂被任命为议政王、军机大臣。那拉氏和奕沂等商议，决定把他们最恨的肃顺斩首，命载垣、端华自杀，其他五人分别充军或者革职。接着，那拉氏和奕沂安排载淳登上皇帝的宝座，废除八大臣拟定的“祺祥”年号，改第二年为“同治”元年。那拉氏假装谦卑地说：“宋朝有皇太后垂帘听政先例，我不敢独自临朝听政，就和母后皇太后一同听政吧，年号‘同治’就是我们俩一同治理天下的意思。”

6．中兴四大臣

在晚清中国专制王朝走向没落的时期，崛起四位中兴大臣，他们凭借才能剿灭农民起义，开启洋务运动，企图力挽中华几千年封建专制体制纲常名教的覆灭。

湘军头子曾国藩

曾国藩，生于1811年，原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湖南湘乡人。五岁开始在家塾随父亲读书，后在长沙府应试中举，名列第七。1834年，毕业于长沙岳麓书院，同年底进北京参加会试，一连两次均落第。1838年，再进北京参加会试，终于中第三十八名进士，然后入翰林院，成为主和派重要人物，军机大臣穆彰阿的门生，并被穆彰阿改名国藩。

1840年，曾国藩以庶常馆散馆授检讨而步入仕途。在以后的十多年中，他潜心研究宋明理学，从韩愈、周敦颐、朱熹到陆象山、王阳明的思想，他都一一探究过，成为“封建社会最后一位道学家”。这一时期，他虽不曾飞黄腾达，也还一帆风顺，只有几年功夫就升任为礼部侍郎兼兵部侍郎。

1852年太平军由广西攻入湖南，曾国藩因母丧回籍，遂受清廷命令，办理团练，与太平军对抗。以后由他训练的团练演变为湘军，成了清王朝与太平军作战的主力，他也成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主要统帅。由于他杀人太多，就如剃头那么容易，所以被人们骂作“曾剃头”。他自己则把他的好杀归之于“时势所迫”，曾多次解释：“书生好杀，时势使然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曾国藩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经世之学，认识到西洋的军事科技有利于清王朝政权的巩固，所以他提出了“师夷智以造船炮”的主张，把它看成是“自强之道”的“下手工夫”，并在中国开办了第一批近代军事工业。他的眼光还不仅仅限于“师夷智以造船炮”，同时还主张“立学馆”翻译西方科技书籍，认为“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开馆教习”，让年轻人学习西方科技，以成“图振奋之基地”；还主张“远适肄业，收远大之效”，派留学生出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这些都成为当时开放式的思想。

洋务大师李鸿章

李鸿章，生于1823年，本名章铜，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1853年，李鸿章回籍力、团练，以对抗捻军和太平军。1858年到江西入曾国藩幕，成为曾国藩的门生，襄办营务。1861年奉命编练淮军，很受曾国藩赏识。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因表现突出，被清政府任命为江苏巡抚。1865年任两江总督，调淮军与北方捻军作战，第二年继曾国藩成为钦差大臣，先后镇压了东、西捻军。1870年，又继曾国藩而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外交、军事、经济等大权。以后，他代表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中美《烟台条约》、中法《中法条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中俄密约》及与八国联军签订的《辛丑条约》等。李鸿章虽然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但其学问与曾国藩不能相比，可是在务实精神和办洋务方面，却比曾国藩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开办近代军事工业，以后又逐步扩大其所谓“自强求富”的洋务事业，先后设立了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一系列军用和民用工业。他还利用海关税收购买军火和军舰，扩充淮军势力，建立了北洋舰队。李鸿章可谓洋务派中最有实力的中坚人物。

—代名将左宗棠

在多事之秋的晚清，出现了很多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如果从镇压农民起义方面看，他们是屠杀农民的刽子手，但他们无疑又是有贡献于民族的功臣，左宗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举人出身，数举进士不第。初为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僚，后经曾国藩推荐，率湘军5000人赴江西、皖南与太平军作战。1862年任浙江巡抚，因战功迁升闽浙总督，是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之一。后调任陕甘总督，率军镇压回民起义。1875年，他督办新疆军务，率军讨伐阿古柏叛乱，在收复乌鲁木齐及和阗等地、维护中国主权、阻遏俄英势力对新疆的侵略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881年起任军机大臣。左宗棠与道光、咸丰间的经世派人物如贺长龄、陶澍、林则徐等颇有往来，受其经世实学的影响很大，因此，十分注重学术的务实性和致用性。左宗棠对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极为赞同，这使他也成为当时学习西方军事长技的积极倡导者。在闽浙总督任上，力排众议，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并附设船政学堂，到陕甘之后又创立了西安机器局、兰州制造局等军用和民用工业。

近代教育的奠基者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属河北省)人。同治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大学士等职。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时，由山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起用冯子材，在广西境内击败法国侵略军。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参与所谓的“东南互保”，并镇压两湖地区的反洋教和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事。1907年，出任军机大臣，掌管学部。张之洞是清末洋务派的领袖人物，但与李鸿章有矛盾，他的许多思想又与早期改良派比较相近。他曾开办了不少洋务工厂，如汉阳铁工厂、湖北枪炮厂等都是他开设的，还设立了织布、纺纱、缫丝、制麻4局，并筹办过芦汉铁路。1898年，他发表了著名的《劝学篇》，在此文中，张之洞系统总结了当时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思想中的一个流行的共同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可以说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

7．百日维新

公元1894年(岁次甲午)，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事，请求清廷出兵援助，日本乘机派大军赴朝。待到事件平定，日本却拒不退兵，并不宣而战，轰沉清朝的运兵船舰，导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清朝廷因事先全无作战准备，在平壤陆战及黄海海战中连遭惨败，不得已退守本国境内。日本军队乘胜渡过鸭绿江，侵占中国的许多城镇。不久又袭击威海卫，使洋务派长期经营的北洋舰队毁于一旦，于是清廷被逼屈膝求和。公元1895年，清廷派李鸿章到日本马关，中日双方签订了《马关条约》。根据该约，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予以日本，开放苏州、杭州、沙市、重庆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各通商口岸投资设厂，以及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等。

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举国震惊，它标志着洋务运动救国的彻底失败。在全国上下的群情激愤中，预示着将有一场新的风暴来临。

当时，正在北京举行会试的各省举人集会，由康有为起草上皇帝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签名的举人有一千三百余人，掀起了反对投降的巨大运动。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的主要代表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大力宣传变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其倡导和组织下，各地纷纷成立学会，开办学堂，出版报纸。

光绪帝看到了康有为的上书，表示赞赏。康有为又向皇帝上《应诏统筹全局折》(第六次上书)，指出“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建议皇帝大誓群臣，开制度局，许天下人上书。又进呈自己撰写的《日本明治变政记》、《俄彼得变政记》，要求光绪奋发振作，运用君权，排除阻挠，效法日本、俄国，实行改革。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并召见康有为、梁启超等询问变法的步骤和方法；派康在总理衙门上行走，梁办理译书局；后来又任用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康有为和其他人递了许多奏折，提出一系列变法建议。光绪帝根据这些建议，颁布改革的诏令，主要是：发展经济，保护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局，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改革财政制度，编制国家预算；开放言路，鼓励创办报纸，允许士民上书言事；精简官僚机构，裁汰冗员；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各省广设学堂，提倡西学，翻译书籍；选派出国留学生；改革车制，士兵改练洋操。这种改革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并未根本改革封建专制制度，甚至为了减少变法的阻力，维新派过去宣传的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主张，在百日维新期间也并未提出过。就是这种不彻底的改良措施，也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反对。百日维新期间，大部分大臣和督抚把变法上谕束之高阁，拒不执行。维新派和守旧派的冲突愈演愈烈。京师盛传守旧派要发动政变，光绪帝屡遭慈禧太后的训斥，处在朝不保夕的危境中。帝党官僚和维新派并无实力，一筹莫展，寄希望于正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光绪帝召见袁，升他为侍郎。谭嗣同夜间访袁，劝他举兵勤王，驱除旧党，支持变法。袁世凯向旧党告密。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自己出面训政，废止新政，并下令捉拿康有为、梁启超。康梁逃往日本。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被捕处死。其他维新派和拥护变法的官吏，或被遣戍，或被革职。历时一百零三天的戊戍变法宣告失败。

帝国败亡

清王朝饱受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八国联军再侵入北京的一次接一次的失败；《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瑗珲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一次接一次的屈辱，错失了一次又一次变革图强的机会，终于走向了最后的灭亡。

1．义和团运动

自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对外国列强侵略的一忍再忍，一退再退，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在列强的炮舰威逼下不断地签出，大量的割地赔款使中国人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外民族矛盾越发尖锐起来，终于爆发了灭洋兴国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拳最早发源于山东。这是因为甲午战争之后，山东被日本、德国等西方列强瓜分，受压迫最重，民族矛盾也最尖锐。早在江南自立会党筹划举兵保皇之前，义和拳就已在北方一些省份点燃了星星之火。乡民争相习拳，联合起来杀外兵、杀洋教士，焚烧洋教堂，其举动比之江南自立会党的活动要强悍劲猛得多。它犹如一股猛烈的旋风，把在中国土地上的洋人全部卷入到仇恨的坟墓里。

义和团以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势，这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恐慌，他们多次宣布义和团为“邪教”，严加禁止。以袁世凯等人为代表的“主剿派”，多次派兵镇压、围剿。在这种环境下，朱红灯等著名将领带领义和团东挡西杀，毫无畏惧，一方面抵抗清军的不断剿杀，另一方面痛击西方教会势力，去除百姓的重压。他们在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丰台等地拆毁车站及铁路，使西方各国使馆大为惊慌。

由于义和团在起义的过程中，提出的观点反映了普通百姓的利益，加之指挥有方，秩序井然，从不骚扰当地居民，贫困的百姓非常支持、拥护义和团的斗争。运动发展得异常神速，短短几个月，各地便形成了数以万计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军。同时义和团“助清灭洋”的口号，又得到了一些爱国官绅、士大夫和清军爱国将土的支持，使这次运动空前高涨。慈禧等人也害怕一味“剿办”会“激成变端”，于是便采取“抚”的办法默认了这个组织的存在，企图利用和收编这支武装力量。义和团在斗争中无形地争得了合法地位，不久迅速在北京、天津附近发展起来。

随着北京附近各县义和团声势浩大的发展，外州县团众三五十人一队队陆续涌入京城。清政府的各个大小衙门、王公住宅多有义和团把守监视，并在各重要路口、内外城门口布岗设哨，满汉各营的土兵，如神机营、武卫后军等军士几乎全部参加了义和团。京城里到处都是义和团的揭帖：“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此时，总理衙门的权势一落千丈，北京政权虽没有被义和团直接控制，但义和团却在北京产生了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

义和团运动使西方列强十分恐慌，列强开始率领侵略军进攻北京，英海军提督西摩尔首先率领侵略军1800余人由天津乘车向北京进攻，但遭沿途义和团英勇截击，狼狈逃回天津。

此时的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的武装入侵及义和团运动的日益高涨深感进退维谷。几个月以来严厉查禁义和团的结果都是“卒未有获”，而被起义军在北京的运动吓得恐惧万分的外国侵略者，企图用屠杀来阻止运动的发展。使馆卫兵屠杀无辜团众数百人的罪行，激起了北京群众的极大愤怒，也遭到了义和团的英勇回击。西什库教堂在外国军队及教堂武装的保护下，被义和团围困了63天之久。同时，他们还进攻各国使馆，给西方列强以狠狠的教训，日本使馆书记杉木彬、德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

面对义和团如此浩大的声势，慈禧一面调兵二营专保颐和园，一面任命载勋为统率义和团大臣，正式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慈禧发布对外宣战的命令，派清军配合义和团去进攻使馆，并不断把北京的义和团调赴通州、天津等地去抵抗外国的侵略。

1900年6月10日，八国联军两万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下，分批由天津乘五列火车向北京进犯。义和团以破坏铁路相阻截，侵略军只得边修路边推进，津京全线火车原只有三四个小时的路程，结果侵略军用了八十多个小时才到达离北京尚有一半距离的廊坊车站。1900年7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8月初，各国侵略军统帅举行会议，商量进攻北京，当时京津铁路已被破坏，侵略者决定沿运河取道通州西进。8月4日，侵略军约二万人从天津出发，美、英、日三国侵略军沿运河西岸，俄、德、法、奥、意五国侵略军沿东岸向北京进犯。

当时，京津之间的清军尚有数万人，但慈禧不想抵抗，开始向侵略者乞降。她一面电催李鸿章北上与列强议和，一面命人通知各国统帅，乞求停战。随着侵略军的推进，清军望风而逃，仅少数部队抵抗，京津沿线的义和团战士则顽强地战斗。侵略军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义和团的阻击。

8月5日，八国联军到达离天津仅十公里的北仓。驻北仓的是从天津撤出的马玉昆率领的清武卫右军，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余部把守着运河西岸的韩家墅。侵略军到北仓后，即与马玉昆部遭遇。义和团大队人马数千人立即从附近各地赶来，和清军会合，阻击侵略者。5日凌晨，侵略军向北仓发起攻击，义和团战士和武卫右军在运河两岸挖战壕，顽强抗击，与敌人展开血战。义和团战士还掘开运河，放水阻遏敌人。双方激战时，八国联军见打不下北仓，就转向进攻韩家墅，守卫在那里的清军人数少，韩家墅被日、美、英军队占领，于是敌人渡过运河，从侧翼进攻北仓阵地，义和团和清军遭到敌人夹击，马玉昆的军队在混战中撤退，大批义和团战士壮烈牺牲，北仓失守。北仓阻击战，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途中遭遇到的一次最顽强的抵抗，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官兵英勇作战，歼灭侵略军一千三百余人。

随后，八国联军便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下，马玉昆等统帅的清兵抵挡不住洋兵的进攻，撤入城内。洋兵驻扎城外，向城内开炮，流弹纷飞，许多房屋被毁，平民死伤无数。1900年8月14日凌晨，慈禧携带光绪等数百人逃出了北京，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随后清军又开始剿杀义和团士兵，在八国联军和清兵的联合剿杀下，义和团运动不久被镇压下去了。最后，清政府同八国联军签订了又一个卖国条约——《辛丑条约》。

2．辛亥革命

没完没了的失败，无穷无尽的屈辱，人们已经厌恶帝制，希望共和；厌恶君主，渴望民主。顺应这历史的潮流，孙中山发动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

公元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计划在广州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在条件尚不具备而事机又有泄漏的情况下，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决心迅速发动起义，冒险一击，时间定于公元1911年4月27日。届时黄兴仅率一百数十人发难，攻入两广总督督署，随后遇到大批清军的攻击。革命党人以寡敌众，许多人战死或被捕牺牲。其遗骨合葬于黄花岗，故这次起义称“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刚刚被镇压，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四省广大人民以及资产阶级、地方绅商，为反对清政府掠夺商民路权，擅自把粤汉、川汉路权拍卖给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又掀起了保路风潮。四川保路运动发展尤其迅速，超出了立宪派“文明争路”的范围。成都和全省许多城镇一齐罢市，并提出不纳粮税、不认外债等。清政府决定武力镇压，派端方带兵入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保路的领袖多人，并开枪击毙游行群众数十人。四川各地的同盟会员和哥老会员纷纷组织保路同志军，筹划起义，把合法的保路运动发展为反对清朝的武装斗争。各路同志军从四面八方围攻成都，声势浩大。清政府急忙从湖北调兵入川，湖北形势亦发生动荡。四川保路运动为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武汉地区的文学社、共进会等团体，平日在新军中宣传革命、发展组织，因而在军队中有深厚的基础，许多土兵和下级军官参加革命组织。

武汉向称“九省通衢”，是当时国内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它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据点和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重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发展迅速的地区和各省革命党人联系的枢纽。当时武汉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土兵群众达五六千人，占湖北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为武汉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加强对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领导，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斡旋下决定联合行动，于9月24日组织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两团体的重要骨干刘其墩、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他们拟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推举了武装起义后军政府的负责人，草拟文告，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来鄂主持大计，同时和邻近各省进行联系，策动响应。

这时，孙中山远在海外筹款，以接济国内的革命活动。

黄兴在香港接到有关湖北情况报告后，即复函赞成在武汉发动起义，不过，他要湖北革命党人等孙中山筹措20万元巨款和购买大批枪支弹药后发动。湖北革命党人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势成骑虎”，不能等待。因为他们看到，清政府从湖北抽调大批新军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新军中的革命骨干将随军离去，势必削弱湖北革命力量，于是他们坚决表示，即使“无外款接济”，也照常起义。

湖北革命党人原订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10月6日)举行起义，由于准备不妥而延期。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制造炸弹因失慎爆炸，沙俄巡捕闻声赶来，孙武逃匿到医院，而准备起义的旗帜、符号、文告、书信等全被搜去。第二天，设在武昌指挥起义的秘密机关又遭破坏，彭楚藩、刘其墩等被捕，蒋翊武逃脱。湖广总督瑞沿徵下令杀害彭、刘及李洪胜三人，全城戒严，按照查获的名册搜捕革命党人，武昌形势顿时紧张起来，革命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起义活动已成“群龙无首”的状态。但革命党人和新军中的革命士兵群众，没有畏惧退缩，在失去指挥机关的紧急情况下，自行联系，坚决发动了起义。

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他们打死镇压起义的反革命军官，几十人冲往楚望军械库夺取弹药。军械库守军中的革命士兵们闻风响应，一举占领了楚望台。接着，步、炮、重各营和军事学堂学生约五个营兵力，纷纷起义，齐聚楚望台，临时推举原日知会会员、队官吴兆麟担任指挥，向总督衙门发动攻击。革命军士兵们奋不顾身，血战通宵，占领了总督衙门、藩库等重要机关。湖广总督瑞沿澈仓皇逃往停泊在长江的兵船上。起义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武昌城，取得起义的胜利，11日晚和12日晨，驻汉阳、汉口的新军也先后起义，不久，武汉三镇便完全为革命党人所控制。

接着，起义军成立湖北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废除宣统年号。随之，湖南等13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清政府迅速解体。不久，各省代表到南方举行会议，推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决议改用公历纪元。由于当年为农历辛亥年，故史称这年的鼎革之变为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结束了268年的清朝统治，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开国之君与亡国之主

——清太宗与宣统帝

后金之主努尔哈赤在数十年的征战中打下一片基业，没有来得及享用便交给了皇太极，也使这位胆识过人、才气皆具的君主开创了大清王朝。清朝的香火传到了第十代皇帝的手上，不过这个皇帝登基的时候和大多数末代皇帝一样，只有区区的几周岁，甚至连牙都还没长齐。经过慈禧的半个世纪，曾经显赫一时的大清王朝已经不能再适应历史潮流了。

开国之君小档案

身份清朝开国皇帝

姓名爱新觉罗·皇太极

在位时间公元1627年~1644年

特长能文能武、用兵如神

嗜好网罗人才

最大敌人多尔衮

继位者顺治帝爱新觉罗·福临

谥号太宗

开国因素自身强大，汉人内讧

用人得失

林洛先生在对皇太极和明朝皇帝用人方面进行比较时，写道：“皇太极对祖大寿这种强敌，有杀害无数清兵、背信弃义的事实，还能够容忍下来，接纳下来，并且让他一直平平安安活到老。这样的器量，也难怪满清能够使无数的人才死心塌地为之效忠。试问汉人皇帝之中，上千年来几个君王能有这样的器量呢？这样的君王能够做到人尽其才，善待人才，又怎能使人才不趋之若鹜。明朝的皇帝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皇太极“用人不疑”极大地招揽了明朝降将的心。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这三个人，加上后来投降的吴三桂，为满清平定中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所率领的军队成为八旗以外的最重要的武力。

祖大寿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沙场老将，他当时的名气之大，可以说是闻者无不如雷贯耳。皇太极非常欣赏祖大寿的勇猛与为人，为了将他召至麾下，用了很多心思。其中还被祖大寿诈降了一次，即使这样，皇太极仍没有杀祖大寿，反而任命他为正黄旗总兵。无数满人将领都劝皇太极说，即使不杀祖大寿，但也不能再重用他。皇太极不听，说祖大寿“能久守者，读书明理之效”（《清史·卷234·祖大寿传》）。皇太极如此推诚，器量如海，自然得人。即使铁骨铮铮的祖大寿到了这个时候，也不得不心悦诚服地投降了。这一招对明朝边疆防守的将领们有极大的震撼作用，这正是皇太极最高明的地方。

祖大寿这种强敌，有杀害无数清兵且背信弃义的事实，皇太极还能够容忍接纳下来，并且让他一直平平安安活到老。这样的器量，难怪满清能够使无数的人才死心塌地为之效忠。倘若不是有洪承畴、吴三桂等汉人的帮助，满清未必能得到整个江山。当时明朝的土地、生产力、人口、人才、兵力、军事力量，是满清的百倍。这点皇太极也清楚得很，“秀才岳起鸾曰：我国宜与明朝讲和。若不讲和，则我国人民死散殆尽。”（《天聪实录稿》元年三月初二日）从这点上说，满清胜就胜在用人的战略，从皇太极到多尔衮，都有容人的气度与胸襟。

亡国之主小档案

身份满清末代皇帝

姓名爱新觉罗·溥仪

在位时间公元1909年~1911年

特长收集新奇

迷恋婉容

掘墓人孙中山

死亡地点北京

谥号公民

亡国因素内困外扰

用人得失

爱新觉罗·溥仪是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也是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也是生平经历最奇特的一位末代皇帝。奇就奇在退位之后，他还能在紫禁城里继续称孤道寡12年，还演了一出“复辟”12天的闹剧。被驱逐出宫以后，本来一心复辟的他，却被日寇利用，当了伪满洲国的傀儡，在前苏联被关押5年，然后回国被关押15年，再经过特赦，又成为新中国的一位普通公民，死后骨灰还保存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宣统的一生历经坎坷，但是他却不用为中国的积贫积弱担当什么责任，毕竟清朝的烂摊子并不是他的大手笔，军阀混战、外国殖民者的介入使一个好端端的民国倍受屈辱。只是溥仪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了自己的皇帝梦却要依靠日本人这一件事情仍然算得上巨大的耻辱，也许这也是他一辈子的痛。

马背上治天下的大清王朝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五千年文明历史年轮中，大清王朝统治华夏大地的时间近三百年。但在这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清代的社会文明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激荡的变革时期。清朝承接了明朝中晚期封建社会的强劲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急剧加强，经济领域出现崭新资本主义的萌芽，到了统治晚期又面临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全面巅峰之后的社会转型，在内忧日益严重，外患与日侵入的社会环境中清朝迈入了近代化的门槛。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根深叶茂”。清王朝自建立之初就没有建立很深厚的统治基础，它入关之后，就采取了敌对汉民族的政策。清王朝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政策就深深的伤害了汉民族感情，使占大多数人口的汉族在它建立之初就已经对满族产生了敌对的情趣。所以满清王朝自建立之初就没有很深厚的群众基础，以至于汉人的反抗斗争从它建立时就开始了，像早期的“反清复明”的白莲教，天地会等势力。一直持续到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尽管多年以后，汉人们已经习惯于满人的统治，但是仍然没有忘记斗争，辛亥革命中孙中山先生不也是以“驱除靼虏，恢复中华”为斗争的口号吗？满人始终看不起汉人，即使汉人在清廷中为高官，也很难消除满人对汉人的歧视。虽然满人对汉人的政策比起蒙人来进步了不少，但是他们终究不能和汉人熔为一体。

清王朝历经了“康乾盛世”，但是以后却一路走滑坡，以至于最后的灭亡。虽然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但是，列强的入侵，统治者的顽固不化，加上国内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不断的争，更是加速它灭亡的催化剂。清王朝自道光之后，与外列强的战争始终不断，战争使国家势力大减，连年的战争赔款使人民的负担不断加重，清廷内部的腐败势力也在趁机搜刮民脂民膏，致使人民的反抗情趣不断高涨，使满清失去了人民大众的支持，更加速了它的灭亡。尽管清王朝处与风雨飘摇之中，但是统治者仍然闭关锁国，不肯接受外国的先进制度，戊戌变法的失败正是清王朝拒绝先进制度的表现。虽然后来也引进了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但也是学习外国的表面形式而已，根本无法改变清廷的现实状况。顽固派和保守派各持自己的偏见，争执的很激烈，却不曾想把中华之体制和西洋之夷技结合起来，当然这是不能被满人所接受的。反对清廷的还有一股很强的势力，那就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是社会潮流的代表，是社会先进的力量。他们的任务就是消灭封建阶级，所以清廷将不可避免的被他们所取代。

清朝同时又处于一个纷繁复杂的年代：西方国家的上升，朝廷内部的腐败堕落，还有的农民，以及新兴资产阶级的不断运动，这些外在因素更使灭亡的速度加快。

清朝的灭亡，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灭在了自己的手上，灭在了满人那种天生的夜郎自大的态度上。满人是马背上得的天下，所以他们尚武好暴，对国人采取了过激的措施，所以得天下不能得民心。孙中山在旧金山向华侨宣传革命时，曾有一个老华侨担心地问他，清朝有百万大军，同盟会无拳无勇，如何斗得过清廷？

孙中山自信地说：“满州政府必死在自己的刀下！”

果如孙中山所言，1911年10日晚，武昌新军率先起义，革命迅速向全国传播。各省陆续响应。清朝267年的统治，很快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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