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良心

小时候我常听人说，做事得凭良心，为人得凭良心。有人做了好事，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他怪凭良心。人们对某个好人的一生作总结性的评价，也是用凭良心这个词，说他凭了一辈子良心。相反，就是不凭良心，或者叫昧良心。乡亲们提到一个常干坏事的人，往往会一言以蔽之，说他没什么可说的，他不凭良心。在村头巷尾，一些农妇诅咒那些侵害别家利益的人，也拿凭良心说事，说谁要不凭良心，说让他遭这报应，遭那报应。

这么说来，凭良心像是一个普遍性的标准，什么人什么事都可以用它衡量。它既是为人处世的最低标准，也是最高标准。它的内容就那么几个字，简单好记，一点都不复杂，人们一听就记住了，就可以运用。

至于我自己，大概觉得凭良心这个说法太抽象，不够感性，太宽泛了，不够具体，所以听了也就听了，很长时间没往心里去，没有很好地尊重它，理解它。是呀，良心是什么呢？它看不见，摸不着，凭良心怎么个凭法呢？我曾听到被指责为不凭良心的人这样反问：良心多少钱一斤？他用这种反问否认良心的存在，抹杀凭良心这个标准。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被反问的人往往气得满面通红，却说不出有力量的话来，似乎很快显出良心不够强大的一面。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加上自己经常写点东西，我对凭良心的说法越来越看重，它像耳提面命一样，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子里。真的，我想了想，人的一生没有别的可凭，最终可凭的只能是良心。正因为凭良心的说法不够具体，比较抽象，它才具有无限性和公约性，对天下人都适用。现在的这守则那标准，动辄就是十几条，几十条，其中都没有凭良心这个条款。可有哪一套守则像凭良心这样深入人心呢！

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更应当凭良心。我们都知道了，写作要用心。中国的汉字就那么几千个，祖祖辈辈流传下来，你用我用他也用，带有很大的公共性。有人跟汉字打了一辈子交道，说不定没有一个字是属于他的。而有的人或许只写过一封信，那封信里所使用的文字却是属于他的。这就是不用心和用心的区别。我们用心血把文字浇灌过，浸泡过，并打上我们心灵的烙印，我们才跟那些文字们有了联系，那些文字才有可能属于我们。比如说，太阳，月亮，满天星斗，是全人类共有的，因为李白用他的心血和深情写了一首《静夜思》，那轮明月和如霜的月光就属于他了。当然，他用来写诗的那些文字，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属于他独有。我觉得，写作光用心还不够，还得用良心，也就是凭良心。你可以说凭才华，凭意志，凭勇气，凭想象，等等，这些对一个作者来说都需要，或者说都不可缺少，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要凭良心。

良心是什么？良心是人的内心对人间是非所作出的正确认识和判断，是正确的世界观，也是高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它不仅具有道德方面的含义，更具有良知良能的人性方面的含义。人性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可以举出几十种表现。说简单，只说出对立的二元就够了，这二元一个是善，一个是恶。这是人性的两种基本元素，所谓人性的复杂和丰富，都是从这两种元素中派生出来的。对人生的判断也是如此，或是凭良心，或是不凭良心，二者必居其一。现代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喜欢来新的，闹大的，喜欢把原来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以显示自己多么高明，多么具有超越的意义。这种做法很难说是凭了良心。

现在不凭良心的人和事不算少了，你只要随便翻翻报纸，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为官的，鱼肉百姓；执法的，贪赃枉法；做工的，偷工减料；经商的，掺水使假，等等，连有的老百姓之间也弱肉强食，互相残杀。写书的人有没有不凭良心的呢？肯定有。不然的话，大街上不会充斥那么多的精神垃圾。写书，是一件最需要凭良心的活儿，如果连写书的人都昧了良心，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

2002年3月6日北京

说多了不好

别看小说带一个说字，却是写的，不是说的，说多了不好。现在多种形式各个层次的媒体那么多，有千家万家，人家让你说吧说吧，你不说有点少，一开口便是多，得到的只能是不安和失落。

特别是短篇小说，似乎更说不得。比如一首诗，怎么说呢？你想了想，觉得离开诗不大好说，一说就白气，不如直接把诗背一遍好一些。真的，一篇好的短篇小说就如同一首诗，离开短篇小说本身，再说一句就是多余。再比如一挂瀑布，我们只有身临其境，才能看到水流跌落时造成的断面，欣赏到飞珠溅玉、彩虹横跨等壮美景观，听到天地间压倒一切的轰鸣之声，感受到瀑布的爆发力和静止般的垂落速度，呼吸到水雾的清凉气息，还追寻到瀑布的结尾处留下的虽清澈却不见底的深潭，那些深潭通常被叫作黑龙潭或白龙潭。离开藏于山中的瀑布时，我们总是三步一回头，要把瀑布再看一眼，再看一眼。因为我们知道，天下的水是很多的，瀑布却是很少的，一旦离开了瀑布，我们就找不到那种感觉了。当然，我们可以闭目回忆。但人们的记忆是有限的，能说出的记忆更是少得可怜。我愿意拿短篇小说与瀑布相比照，除了觉得短篇小说的开头、中段和结尾与瀑布有许多对应之处，还因为觉得好的短篇小说是自然的造化，是神来之笔，不可多得。它的美像瀑布一样，只可体会，不可言传。

最不可言传的是短篇小说的味道。每一篇优秀的短篇小说都有其味道，有的是水味、草味、雨味、月光味，有的是土味、铁味、血味、石头味，但又不完全是。有前辈作家把优秀短篇小说的味道说成是人生味，应该说有一定的概括性。细想这种概括也不能尽意。人世间有多种味道，我们的鼻子可以闻到香臭，我们的味觉可以尝出苦辣酸甜咸，可这些味道都是物质性的，而小说的味道是精神性的，在判定小说的味道时，那些物质性的标准几乎一点都用不上。可是，好小说的味道的确存在着，我们明明感到一篇小说的美好味道萦绕于心，却说不清道不明它的味道究竟是什么。我想，好的短篇小说大概好就好在这里，难写也正是难在这里。

对于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来说，他的每一篇短篇小说都有一种味道。合在一起，又有一种总的味道。那种味道独特，深长，持久，芳馥，如永远开不败的花朵散发出的幽香。鲁迅和沈从文就是这样的作家，他们的小说各有各的味道。我们读他们的小说，不必看他们的署名，一接触到他们的语言文字，我们马上就觉出来了，这是鲁味，或者说是绍兴味。那是沈味，或者说是湘西味。我们吟咏再三，品味再三，想找出他们的小说味道究竟在哪里，找来找去，原来味道就在字行里间。打个比方，如果一篇小说是一块十月的稻田，那么每一个字就是一棵成熟的稻谷。一棵稻谷香一点，众多的稻谷集合起来就香成了一片。

问题是，我们对汉字也不陌生，也时常把那些有限的文字用来用去，我们写出的小说怎么就不够有味道呢？这是因为我们用心还不够。这个心包括慧心和匠心。慧心是指一个作者的灵气、悟性和真诚之气，匠心大约是指作者不与人同的独特追求，以及创作技巧与恒久的耐心。慧心与匠心相辅相成，两相结合得好，才有可能成就一件有味道的作品。因作者以不同的心性和气质赋予语言文字，所产生的作品味道就不一样了。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过一件我国的传世珍宝，玉白菜。那棵玉白菜是用一整块上乘的翡翠雕成，白菜碧帮绿叶，已够水灵。更让人惊喜的是，翻卷的白菜叶上还爬着一只蝈蝈。那只蝈蝈全须全尾，连小腿上的毛刺都看得见。蝈蝈欲跳欲舞，欲歌欲唱，生动极了。过去我们老是说雕虫小技，看了玉白菜上的玉蝈蝈，我一下子改变了看法，觉得雕虫不易。作为一件赏心悦目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工艺品，它称得上是慧心和匠心相结合的典范之作，值得我们写小说的好好学习琢磨。

2004年6月29日北京

伺候好文字

（创作谈）

我们中国的文字是有根的，而且根扎得很深。我曾去台湾的阿里山看巨树，那些树的树龄有的两千年，有的三千年，最长的超过了五千年。那些树也叫神木，都很粗，很高，须使劲仰视才看得见黑苍苍的树冠。我一路看，一路惊叹，颇感震撼，还有那么一些敬畏。我想到，肯定有许多人来看过这些巨树，那些人有宋朝的，也有明朝的，可那些人都死了，只有这些树还活着。我们也一样，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消逝，巨树仍将存在。一棵树能活几千年，因为它们的根扎得深，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的文字也是一样，每一个字都有很深的根。就算每个字的根须每年延深一尺的话，几千年来，每个字的根深也有几百丈了。世界上有不少民族，原来也有自己的文字，不幸的是，他们的文字后来消亡了，被别的民族的文字吃掉了。所幸，我们的汉字保留下来了，延续下来了，并不断生长着。我们每个后来者都有一份功劳，在使用我们自己的文字方面，我们接过了前人的接力棒，像传宗接代一样，把文字继承下来，传播下去。可以预想，由于我们的衷情和心血浇灌，文字之根还将往深里扎，枝叶也会更加茂盛。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文字是古老的。有人把文字比喻成货币，说货币就那么多，你用我用他也用。可我们的货币从贝壳，到金属，再到纸币，换过多少代了，而文字除了简化了一些，基本上没什么变化。也就是说，同样还是那些文字，李白用过了，白居易用过了，苏东坡、李清照用过了，曹雪芹、鲁迅、沈从文等等，也用过了。他们对文字久久凝视，反复吟哦，还禁不住用手摩挲。面对每一个方方正正的文字，我们似乎能看到他们贯注其中的深情目光，感受到他们留在每一个字面上的手温。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有限的文字他们都用过了，我们还怎么用？他们对文字深究过，锤炼过，欣喜过，忧愁过，几乎穷尽了文字的功能。宁坐十年冷板凳，文章决不写一句空话。吟安一个字，可以捻掉十根胡须。这些前人对待文字的认真态度，我们也不陌生。他们留给我们的可以发挥的余地究竟还有多少呢？有时我很悲观，觉得我们真的没方法了，好像握有文字秘诀的先人都离我们而去，时间愈久，我们离真传越远。而我们没什么学问，又很懒，态度也不够认真。

可文字我们还得使用。我们要吃饭，求爱，说话，写文章，一切都离不开它们。你可以不认识它们，但不能不使用它们。离开它们，什么生活，秩序，文明，都谈不上。文字是中华人祖留给我们的最通用的遗产。实在说来，我们对文字是不是轻慢了点儿，使用起文字来是否也显得过于随便。我们把它们说成是工具，使用它们时习惯说成驾驭。提起工具，我们会联想起铁锨、镰刀、斧头等家什。而驾驭呢，它的对象当然是牛马驴一类的牲口。结果怎么样呢，文字不是那么好使唤的，也不会那么驯服。虽然它们不会说话，但它们天生很敏感，也很自尊。你把它们的位置安排得稍稍有一点不合适，它们的倔脾气就上来了，就跟你发生对抗，弄得整篇文章都别别扭扭。这样的文章触目可见。表面看，文字也排成了队，还排得相当整齐，有的一排就是几万字，几十万字。若仔细看，就看不下去，仿佛每个字都噘嘴瞪眼，在那里鸣冤叫屈。这还算好的，有的使用的简直就是文字的头皮屑，或者是文字的外衣，这样的只能算是文字垃圾。

看来我们得小心了，必须给每个字以足够的尊重，用我们的心去体贴文字的心，温暖文字的心。尊重的前提是理解，只有我们对文字的来历和含意多了几分理解，才谈得上尊重。既然我们还要使用文字，就要把文字激活，使古老的文字不断获得新生。使文字获得新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靠群众和运动也不行，惟一有效的办法，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在使用一个个文字精灵时，必须启动我们的灵感，让我们的灵感和文字的灵魂接通。没有灵感参与的文字是僵死的，可憎的。注入灵动之气的文字才是亲切、自然和飞扬的。孙悟空从身上拔下一撮猴毛，说变，变，并对猴毛吹一口气，猴毛才会变鸟变鱼，变山变水。我想孙悟空光说变是不行的，关键是他吹出的那口气，有了那口气，他随心所欲，想变什么都可以。人们通常愿意把那口气说成是仙气，与写文章相比，我宁可把那口气理解成为灵动之气。

灵动之气哪里来，只能靠我们的心血来浇灌。经过长期、艰苦和真诚的劳动，经过日复一日地和文字相爱、相守和交流，文字才稍稍向我们交了一点底，文字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在使用文字，而是在使用自己，使用自己的心。文字还告诉我们，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个性、气质、智慧、感情、人格等各不相同，见诸于文字就有所区别。噢，是了是了，远的不说，就说鲁迅和沈从文吧，分别从他们心里出来的文字的确不一样。字还是那些字，因使用者心性不同，形成文章就大相迥异。仿佛他们的文章各有一个气场，一读他们的文章，就走进了不同的气场，在气质鲜明的气场里，你不必问作者是谁，气场里的气息自会告诉你。我们因此得出一个检验的方法，要判断一个作者达到了什么样的境界，最直观的办法，就是先看他的文字是不是有个性，是不是打上了心灵的烙印。

明白了这些道理，我们就不太悲观了。文字虽说是古老的，我们一代又一代的生命总是新的，时代也是新的，只要我们用心，总能赋予文字一些新意和新的气息。让我们试试吧。

2004年2月23日北京

历史性的成果（序）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能源来自煤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煤矿遍地开花，煤炭产量以翻番再翻番的方式叠加增长。因当初的采矿还主要依赖密集性的人工劳动，在煤炭产量不断增长的同时，煤矿工人的队伍也在迅速壮大，形成一支浩浩荡荡、战斗在地层深处的产业大军。让人始料不及的是，煤矿不仅出产煤炭产品，还自发地生长出一批书写矿工生活的作家，他们创作的闪耀着乌金之光的作品，频频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亮点。

当然，从业队伍的扩大，煤炭产量的增加，与作家的生长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好比物质的富裕并不一定催生精神的丰富，前者和后者不会成正比。可后来矿工族群的构成一改过去大都是文盲的状况，的确加入了一些有一定文化素养的知识青年。这些青年不满足于物质生活，还热爱精神生活；不仅能胜任繁重的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也不甘平庸。他们拿起笔来，写诗歌，写小说，写散文，写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渐渐地，他们成了诗人、小说家、散文家。他们的作品走向了全国，有的还走向了世界。不管是从全世界的范围内考察，还是与中国煤矿文学任何一个时期比较，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煤矿涌现的作家是最多的，煤矿文学作品的丰富也是前所未有的。别的不说，仅从六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和一届全国煤矿长篇小说“乌金奖”的获奖作品来看，说蔚为大观恐怕一点都不为过。无论到哪里，我们都可以骄傲的宣称，中国作家所写的矿工生活的小说，并不比左拉、劳伦斯、戈尔马托夫等外国作家写的有关矿工生活的小说差。

不过回顾起来，我们也有不满足的地方，那就是煤矿文学的评论相对有些薄弱，未能与文学创作并驾齐驱。虽说也有一些不乏热情的评论，但由于评论者的视野、学养、理论资源、语言存量以及天赋所限，所写的评论只是粗浅的、随机性的零打碎敲，既没有形成系统，也没积成规模。有的评论视角甚至仅仅停留在社会学的意识形态层面，与文学评论所需的专业艺术水准相差甚远，只能让作者和读者哑然。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相辅相成，如果二者结合得好，配合得好，可以互相激发，互相滋养，互相提升，收到比翼双飞的效果。而煤矿文学创作和评论一头沉一头轻的状态，显然是不平衡的，对双方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煤矿作家协会早就注意到了评论跟不上创作的问题，我也曾提议专门召开了一次加强文学评论工作的座谈会，意在组织和团结煤矿的评论队伍，提振一下评论作者的积极性，并动员更多的作者投入评论写作。不能说我们的努力一点效果都没有，实在说来，收效甚微。然而煤矿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仍保持着不错的势头，不断有作品和作家出现。在新兴媒体风起云涌的今天，作家写出了作品，总是希望得到评论界的关注，以推介给读者，实现其作品的文本价值。作品出版后，他们满怀希望，像是打开了信息接收器，随时准备接收作品的反响。可他们东瞅瞅，西望望，石头是石头，大海是大海，石头沉到大海里，没得到什么动静。时间一长，他们就失望了。

希望重新然起，是中国矿业大学的史修永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他们那里成立了一个中国煤矿文学创作与文化研究中心，由他主持当代中国煤矿文学的研究工作，希望得到我的支持和配合。我一听就觉得很好，“众里寻他千百度”，心情不禁有些兴奋。研究煤矿文学，本来应该是煤矿作家协会分内的事，煤矿作家协会的前身也的确叫过中国煤矿文学研究会，但由于人才、钱财、精力专注和学术氛围的缺乏，这项工作一直未能很好地开展起来，更不要说深入下去。而在中国煤矿的最高学府中国矿业学院成立煤矿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心，那是再合适不过，不论是人才的优势，经费的支持，专业水平的保证，还是信息的采集，现代手段的运用，都让人有理由对他们的研究充满期待。我一再向史修永表示祝贺，并祝愿他们的研究咬定青山，持之以恒，早出成果。

如今成果出来了，史修永的这部《多维视角中的中国当代煤矿小说》，就是一份结实厚重的成果。我以前曾多次为煤矿和煤矿以外的作家的小说集、散文集、诗歌集等写过序，还从没有为一部文学评论集写过序。我知道自己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学养不足，理论水平和抽象概括能力都不高，生怕说不到点子上。可这次我还是鼓足勇气，把为这部书写序的责任承担下来。我在心里给自己打气：不要怕，学无止境。写序之前必先读史修永这部书，把读书的过程当成一次学习的过程就是了。不是我谦虚，通过阅读史修永的这部书稿，我的确得到了不少启示，学到了不少东西。史修永以宏阔的思路，远大的目光，真诚的情怀，通过大量阅读、分析、归纳描述矿工生活的文学作品，勾画确立了煤矿文学的版图。他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着力，把煤矿文学的版图放在当代中国文学史的版图中加以考察，找到了煤矿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在联系，并发掘出煤矿文学特殊的生长环境，不同的精神文化诉求和独特的审美价值，证明煤矿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得到应有的正视、认可和尊重，给丰富多彩的煤矿文学以当之无愧的一席之地，赋予煤矿文学以文学史的意义。史修永一改过去对煤矿文学的评论，多停留在感性层面的做法，他一上来就以理性、学术、科学的态度，系统地探索煤矿文学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和深刻的生命意蕴，无疑，史修永的这部专著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当代煤矿小说研究的一项学术空白。

史修永不像有的评论家那样，从外国的文学理论中拿来一个模具，将中国的作品往模具里装，把作品变成随处可以变形的填充物。史修永的研究是从作品本身出发，充分尊重每一位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和创作个性，阐释的是作品的题中之意。他不仅评论单部作品，难得的是，他还把几部作品放在一起，找出作品的共性，从而捆绑式地挖掘出煤矿文学的独特性。比如他以《沉沦的土地》《红煤》《富矿》等小说为研究对象，所撰写的《生态批评视野中的中国当代煤矿小说》，论述了煤矿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忧患意识，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并得到了学界的好评。此论文在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以“环境、文体与科技”为主题的第四届两岸生态文学研讨会上宣读，并被收入由台湾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会议论文集。

史修永在本书的后记里写道：“这只是一个开始……其中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不断拓展。”这是我愿意看到的话。不难预见，史修永和他的研究团队会善始善成，修史修永，不断推出新的成果。

2015年9月24日于北京和平里

敢将十指夸针巧（序）

姚喜岱做了二三十年编辑工作，现在仍然在编辑岗位上辛勤劳动。年复一年，经喜岱的手所编发的稿子，恐怕可以用无数来形容。做编辑工作的同时，好在喜岱自己也写了不少稿子。这部《心底映象》作品集，就是他从众多作品中自选出来的。喜岱终于有了一本属于自己的书，作为和喜岱共事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我由衷地为他高兴，向他致贺！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一说到好的编辑，总愿意把编辑工作与给他人做嫁衣相联系，作比喻，这几乎成了一种思维定式。而我对这种比喻一直有所保留，不愿完全认同。任何比喻都有局限性，这个比喻也是如此。在一定程度上，它散布的是一种哀怨、自怜和悲观的情绪，仿佛编辑都处在被动和无奈的位置。“为他人做嫁衣裳”，出自南唐诗人秦韬玉《贫女》中的一句诗。整首七律描绘了一位手艺超群、品格清高的穷家女儿形象，她一边为自己嫁不出去伤心发愁，一边还得“苦恨年年压金线”，为富家女儿做嫁衣。这样深究下来，我们就会发现，把编辑和贫女相类比是不合适的。或许有的编辑确有贫女那样的愁苦情绪，但绝大多数编辑并不如此。别人且不说，据我对姚喜岱多年的了解，编辑工作是他的向往，他的追求，他对编辑工作一直很热爱。他把当编辑看成是学习的过程，劳动的过程，享受的过程，也是自我完善的过程。喜岱在一篇文章里就明确说过，当编辑“不是被动的工作，而是创造性的劳动”。

如果用“为他人”和“做嫁衣”不能概括、评价喜岱对编辑工作乐此不疲的态度，以及在编辑岗位上所做出的突出成绩，我更愿意把诗人同一首诗中的另一句诗送给喜岱，那就是：“敢将十指夸针巧。”这真是一句好诗，可惜很多读者把这句神来之笔忽略了。诗的意思是说，小小的绣花针是灵巧的，而穿针引线者的十根手指比绣花针还要灵巧。在人和器的关系上，诗句强调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表明任何高超的技艺都是源自人的心灵。这个意思与我对喜岱的看法是吻合的，喜岱用心对待每一篇稿子，精雕细刻，一丝不苟，的确是一位难得的好编辑。在这部书里，喜岱有一篇文章，专门谈他从事编辑工作的一些心得，并总结出了“严、密、细、真、实”五字经。在文章中，喜岱结合自己的编辑实践，从五个方面逐一谈了自己的体会。这些体会虽然不是长篇大论，却有理有据，言简意赅，具有普遍的使用价值。这样的文章，不仅当编辑的可资借鉴，作者读一读，也会对编辑的心路有所了解，并加深理解编辑工作的甘苦。

喜岱的这部作品集由三个部分辑成，分别为“记人”、“记事”和“记怀”。“记人”里所收录的作品，我以前几乎都读过。我在煤炭报当副刊部主任的时候，设计过一个栏目，叫“煤海英才”，为煤炭战线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人物立传。这些人物包括煤矿先驱、劳动英雄、共和国煤炭部的部长、科技专家和文学艺术家等，每位人物一个版。这个版由喜岱负责编辑。陆续推出一系列英才人物后，我有了一个想法，想把这些人物的事迹结集成书。后来因为工作调动，我的想法未能实现。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有些英才人物是喜岱采写的，他在本书中收录了进来。其中有抗日英雄节振国，煤矿泰斗孙越崎，从延安成长起来的著名作曲家刘炽，全国闻名的女高音歌唱家邓玉华，独具风采的煤矿诗人秦岭，如今仍活跃在舞台上的节目主持人瞿弦和，等等。每个人物都写得细节丰沛，情感饱满，生动感人，既有励志作用，也有史料价值。

在“记事”一辑里，我读到喜岱所采写的一些关于煤矿事故的通讯，还有骗官大案的庭审纪实作品。由于这些作品具有写实风格和文学色彩，并没有因为时过境迁而破碎，还结结实实地存在着。在安全生产的力度不断加强，在全面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这些作品仍不失警醒意义。

“记怀”里的大部分作品，我是第一次读到。这些作品是喜岱回到自己，回到内心，写自己的身世和对人生的一些感悟。

我和喜岱同岁，我们都经历过“十年动乱”，都下过矿井，当过矿工，有着差不多相同的经历。读喜岱的这些作品，让我感同身受，并引发起对往事的一些回忆。我甚至觉得，喜岱的煤矿生活资源比我还要丰富，值得很好的挖掘。比如他的老矿工岳父及其七个子女的命运，就是一部书的素材。如果不能写成一部长篇小说，至少可以写成一部中篇小说或长篇散文。

如果喜岱不打算写虚构性的文学作品就不说了，要是打算写的话，我给他的主要建议是，一定要放松，要有一个自由的心态。编辑工作做久了，容易专注于字句，写东西容易手紧。而手一紧，文章就紧，就失去了力度。任何自然、优美、有力度的文艺作品，都是在放开手脚的状态下写出来的。不知喜岱兄以为然否？

2015年3月8日于北京和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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