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写推理小说是一种创作方式的尝试——就推理小说创作答《文化月刊》记者问【编者的话：2003年1月，在北京第八届图书订货会上，由长江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的“都市情感推理小说”丛书一经面世，便引起了出版业内人士的关注。人们普遍认为，在小说阅读越来越出现障碍的今天，这样一套带有推理性质且又标注“都市情感”的小说的推出，必定会使读者重新找回阅读小说的快感，引发读者对推理小说和相关的文学话题的广泛兴趣。为此，《文化月刊》记者陈桂龙采访了丛书作者之一——王子君（本丛书署名“王香人”）。王子君的长篇小说《白太阳》2000年由“布老虎”丛书推出。因小说尚未出版电视改编权即被买断；出版后，其繁体中文版又被闪电式收入《中国当代畅销小说》而引起很大反响。她在这套都市推理情感丛书的作品《我骗了谁》，通过一男两女的爱情关系，牵扯出一个当今社会生活中的热门话题，即假文凭现象。男主人公张巴黎利用一纸假的巴黎商学院硕士文凭和自己先天的聪明才智博取了在国内各方面事业的成功，也获得了两个女人的心。然而，正是这种三角恋爱关系最终导致了假身份的败露。一连串的偶然事件提示出一个深刻的问题：假文凭的现象并非我们日常生活中想象的那么简单，它关涉到一系列道德和人性问题。】记者：我们曾经报道过你和你的“布老虎”小说之一《白太阳》，那时你的名字是“王子君”。请问这中间有何机玄？

王：（笑）天机不可泄露。

记者： “ 王子君” 已然成了品牌， 还舍得换成“ 王香人”？

王：（笑）也许“香人”会成为更有影响的品牌呢？

记者：《白太阳》才出版一年多，你又拿出了《我骗了谁》，你认为自己是一个高产作家吗？

王：不是。相反，我太过懒散。

记者：但至少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王：是。我觉得这种尝试是很有意义的。遗憾的是，由于从约稿到出版，时间太过匆忙，小说深度受到了影响。不过这也提醒我，以后写“命题作文”要慎之又慎。

记者：小说的名字很吸引人啊。

王：也许吧。我原来的书名叫“理想身份”。

记者：好吧，我们现在言归正传，来谈谈推理小说。作为一家行业报的文艺记者，我已经很长时间不看小说了。主要是现在的小说不好读，就刊物上的小说，也包括出版的长篇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只适合看，而不适合读，说得具体些，就是故事性不强，我觉得这不符合中国读者欣赏小说的习惯。不知你们怎么看？

王：如今的小说不好读，原因是故事性不强，这个观点我很赞同。

我记得在刚开始写作时，听一位资深的小说家说过，写小说嘛，就是编故事。故事编得好，编得巧，读者就爱看。我一直以为自己不是个会编故事的人，所以一直不敢动笔写小说。

直到后来，有些想表达的东西散文实在容纳不下的时候，才开始了小说创作。当我完成了长篇小说《白太阳》的创作后，我对“写小说就是编故事”有了深刻的理解。

当然，读者的阅读习惯是依据他们自身的阅读兴趣和审美取向而定的。大体上一致的是，要读能让人读得下去的书，不一样的是，各人喜欢的内容不同。这些年都说没有好看的小说，应该是指没有公认的、让各层次读者都能接受的小说。

记者： 你认为现在的小说不能引起大众共鸣的原因是什么？

王：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当是作者缺乏厚重的生活体验。

艺术源于生活，但必须高于生活。现在的作家大都浮在生活的表面，受金钱至上风气的影响，处处从利益着眼，忽略了作家最重要的本质，即社会责任感与道德感。作品中缺少对社会理想的思考与反省，缺乏一种理想精神与人格力量，而忽视了文学本身的道义。我想，再新鲜的写作技巧，再“好看”的故事，也不能让读者从阅读中获得高于生活的一种精神享受。

记者：当下，各家出版社、图书策划人陆续推出很多“戴冠”长篇小说丛书，如“新写实”“布老虎”“九头鸟”等。

你们这套丛书冠以“都市情感推理”，是不是希望在小说创作比较沉闷的状态下另辟蹊径，寻找一种迎合读者的途径呢？

王：作为文学品牌，都追求一种规模效应吧。凡是品牌，都有自己鲜明的题材倾向、创作风格与技术特征。都市题材、情感生活、推理方法，是“都市情感推理小说”丛书的总体风格。以“推理”亮相于中国图书市场，这对于中国的小说创作来说是首创。从这个角度看，确有独树一帜、另辟蹊径之意。

说到迎合读者，我想这不是丛书的本意。但怎么说呢，写作是要表达一种生活态度或人生价值观或别的种种，要引起共鸣与认同，就必须让人能将你的书读完、读懂。

记者：刚一看到“推理小说”，我感到既熟悉又很新鲜。

看到推理，我不能不联想到“侦探”，想到福尔摩斯、蒙面人、外星人。你为什么要选择推理小说，或者说，你过去都写过推理小说么？你是怎样定义推理小说的？

王：是的，我们太容易将“推理”二字与“侦探”“破案”之类字眼联系起来了。而想到这些，福尔摩斯是一道无法企及，更无人逾越的山峰。当初组稿老师红孩约稿时，我就很畏惧，认为自己是写不了推理小说的。红孩说，你连“布老虎”都写了，还怕这个。但我仍然没有信心，只是当时正好有段时间空档，心想未尝不可尝试。一时兴起，就有了这部小说。

往深里想，推理的过程不就是一个揭谜的过程么？而我们生活中，处处是解不开的结，破不了的谜。你能设置好一个结，一个谜底，再一层一层地解开它，整个过程就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推理、破案应该是一致的。标榜“情感推理”，只不过着眼于“破获”情感之谜罢了。

记者：从目前出版的这6本推理小说看，你们觉得在创作的过程以及出版后的反响，跟你们原来的初衷一样吗？哪些探索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有没有人说这不是推理小说？

王：就我个人而言，它只是我的一种创作方式的尝试而已。但就一些读者的反馈来看，它至少是很好看的，也就是说可读性强。我在这样一本书中，触及了一个社会痼疾问题与人性中的某些弱点，应该说这是成功的地方。但作为“推理”小说，其情节设置尚可更奇妙、惊巧、复杂化。也许有人会认为它不是推理小说，但我还没有听到。

记者：我印象中侦探小说、推理小说的题材一般都是法制题材，你们在创作之前是不是也考虑到这个问题？如果不涉及法制题材，能不能写好推理小说？就像这套小说，特别强调“都市情感”，对情感进行推理，本身就很有意思。这也是这套书吸引我的地方。但是，我在阅读后，发现你们仍然不可避免的涉及法制题材，可不可以说法制题材天生是侦探、推理小说的宠儿呢？

王：我刚才说过，生活中处处有结，情感生活也不乏谜团，解结、揭谜的过程就是推理的过程，所以推理小说的题材绝不会只局限于法制题材。应该说，法制题材在推理类小说中的运用有它得天独厚之处，因为法制本身就具有诸如矛盾集中、冲突激烈、复杂多样等特点。我在小说中将女主人公的身份定为政法记者，也是因为她利用这个身份了解男主人公身份的秘密才更为便捷。

记者：这套推理小说的推出，不必怀疑，它必然会增加读者对小说的亲和力。但从整体看，写得似乎还是匆忙了些，写得不够细腻，甚至推理的味道还不是很浓。我所关心的是，你们能不能在一定时间内，对推理小说创作多投入一些，中国毕竟十分缺少这类小说，在书店书架上陈列的侦探、推理小说大部分都是国外引进的。

王：你的感觉是对的，这套小说虽然具有亲和力，但因为写作时间的仓促，小说在思想深度上的开掘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影响。我希望以后有机会让小说更丰满一些。今后也可投入更多一些精力与时间进行此类小说的创作。作为中国第一批打出“推理”旗号的作家之一，我想我有责任将此类小说的写作坚持下去。

文学家：大自然的歌者

——在第二届俄罗斯太平洋文学节上的演讲女士们，先生们，作家朋友们：

大家好！

我非常荣幸在万物复荣的季节来到这里（符拉迪沃斯托克）参加文学节活动。春回大地、繁花盛开的风光让我心温暖光明。（我也非常高兴能在这里结识来自法国、日本、韩国和越南以及俄罗斯的作家、诗人、学者和出版人。非常感谢主办方和俄罗斯世界基金会远东分会主席沙沙先生给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人类生活在地球上，生活在无边无垠的大自然中，是多么美好。当人们内心空虚甚至伤痛不安时，往往会希望到大自然中去，以平复情绪，抚平内心的伤痕。这说明大自然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文学家们将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以各种各样的文学形式表现出来，使得大自然的意义生动形象，深入人心。文学家对于大自然的歌唱，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之林中一片奇异的风景。

自然文学一直是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主题之一，俄罗斯自然文学作家灿若星辰，他们的作品抚慰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心灵。

以我自己为例，在我的记忆中，俄罗斯文学作品曾伴我度过文学创作萌芽时期，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等闪闪发光的名字，照亮了我的少年时代。随着岁月的流逝，俄罗斯自然文学又唤醒了我内心深处对自然的热爱和回归。我长期栖居在城市。今天的城市，黑夜如昼，繁花似锦，建筑若画，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但我却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浮躁，时常感到心灵有一种荒芜与焦渴。我知道那是为什么——那是远离大自然、呼吸不到真正的鲜活空气、精神迷茫的原因所致。我一方面对大自然有着越来越强烈的向往，另一方面，对于大自然的感受能力又在日益消减。是俄罗斯伟大的自然文学作家们，他们的作品描写自然风光，寄幽思于自然，将我拉回广袤的大自然中，让我感受到星空、大地、海洋、湖泊、森林、草原与鲜花，以及原始田野与村庄的宁静，感受到梦一般的纯美。伟大的普利什文在《大自然的日历》《林中水滴》等作品中营造出的“我在自然之中，自然在我之中”的意境，就曾深深打动我的心。在中国，“天人合一”是古代哲人们崇尚的境界，这种哲学思想一直滋养着中国的文人墨客。东晋时代诗人陶渊明曾描绘出“世外桃源”的美景，那是中国自然文学的典范。“世外桃源”，采菊东篱、对酒当歌，就是人们所追求而不达的一种最悠然、最自由、最自然形态的理想生活，大概也是俄罗斯文学中人与自然最为和谐的境界，也是普利什文“我在自然之中，自然在我之中”的意境。

我从自然文学中汲取营养。对大自然的向往，让我抓住一切可以离开水泥与钢筋建造的楼房去大自然中游走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大大激活了我的感受力与创作灵感。在创作《广安门的春天来了》《武夷不高，众“仙”云集》《椰子树的魅影》等作品时，我感到情怀自阔。大自然带给我美的享受，更带给我广泛的人文价值的思考。大自然关乎人类的繁衍生息环境，关乎文明历史的进程，关乎文化的繁荣。人类要生存，要发展，大自然要保全，要安宁，如何在不破坏自然的条件下完成人类的生存发展，就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命题，为此，我更敬佩那些对破坏森林、掠夺资源、破坏生态平衡等毁坏地球环境、毁坏文明进程的行为进行强烈抨击、抗议与斗争的文学家。他们用自然界的美来对照社会上的丑，在自然文学的浪漫主义色彩中，又凸现出对现实的无情批判，他们是更深刻意义上的大自然的歌者，是大自然的精神守护者。如普利什文的作品，预见到高度发展的科技毁坏的不仅是大自然，而且还会导致人们精神、道德、审美情感的贫乏，饱含着对大自然命运深深的忧虑，折射出现代人的精神与理性之光。中国当代作家莫言、冯骥才、韩少功等，他们在描写大自然之美的同时，也大力倡导社会要加强对大自然的保护。当大自然不再遭受破坏，当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世界将变得更加美丽。

俄罗斯和中国，地理上，有着漫长的边境接壤线；风貌上，两国都遍布森林和草原、山川与河流，生态景观美丽迷人；文学艺术上，彼此辉映，交流日益频繁密切。当然，在文学方面，俄罗斯自然文学的光芒值得我们中国作家深深致敬，也因此，中国在引进外国文学作品时，俄罗斯文学始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支。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已深知俄罗斯自然文学中所蕴含的巨大的能量，我将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学习、感悟，在今后的文学创作中，探索大自然的奥秘，注重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创作出属于中国的自然文学作品。到那时，我希望有机会再和俄罗斯的作家同行们探讨文学的话题。同时，我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中国作家来参加俄罗斯太平洋文学节活动，也希望在中国见到今天在座的朋友们。我们共同努力，促进俄罗斯和中国、和世界文学的交流与繁荣。

我爱美丽的大自然，我爱中国，我爱世界上一切文明、美好的国家和人民。我祝愿未来的世界如我们所愿，在人类文明更替中，大自然依然美丽，人与自然相互亲近、共生共荣。而我们文学家，依然能够保持敏感而多情、高贵而谦逊的心灵，做大自然永远的歌者、永远的守护者！

祝愿文学节一年比一年办得有影响，祝愿远东地区的文学越来越繁荣，祝愿符拉迪沃斯托克这座城市会因为文学节而闪闪发光！

谢谢大家！

创造力才是核心生产力

——答《图书馆报》记者问

【记者的话：一个偶然的电话结识了作家王子君。拜读了她的冰心散文奖获奖散文集《无花》后，带着对她本人和作品的好奇，拜访了这个个性鲜明的南方女作家。之所以突出“南方”，是因为她本是湘女，却在海南岛的椰风树影下孕育了作家的灵魂。她的作品常常从女性视角出发，也书写了许多女性的故事。当年，20多岁的王子君曾经跟着“十万人才过海峡”的热潮，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海南特区寻找自己的文学梦，而如今成熟的她，从南至北，来到北京多年，只为了继续对写作的执着。谈到自己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她不禁回答：“只要写作，我就感到非常快乐。”小说、散文、剧本都是她挥洒热情的舞台。这个充满能量的女性，在此次访谈中表达了自己对写作的独到见解。】记者：您觉得一部作品最重要的是什么？能使一部作品区别于其他作品的核心是什么？

王子君：一部作品最重要的当是主旨，也就是思想，即我们平时说的中心思想——你想要表达的思想，你写这个作品想要表达什么。当然，这个需要准确而生动地表达出来，而且这个思想必须是由心而发，首先得感动自己。它是一部作品的灵魂，是作品的骨血。人物的刻画、语言的风格、创作技巧，都是围绕它、为了丰满它来进行的。大凡文学名著，哪一部不具有深刻的思想性？

我个人认为，语言风格更应该是一部作品区别于其他作品的核心。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就像一个人有自己的声音特质、着装风格一样。所以，即便不看署名，只要通过他的语言叙述方式，就可以知道这是谁的作品。

记者：作为一个编剧、作家，您怎么看待现在的I P热现象？怎么看待网络文学？

王子君：I P热现象是影视人灵感枯萎、创造力衰竭的表现。因为创作、构思不出好故事，只能从别人的知识产权，从网络小说、综艺节目甚至歌曲中寻找闪光点，将别人写过的故事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用“衰竭”这个词也许过于严重了，而且衰竭的原因有自身的，也有社会环境的，不能一概而论。斯皮尔伯格曾在接受某家媒体采访时说：“对于电影，我们拥有更高的标准。”“电影人失去创意，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我非常认同他的这种说法。影视人不能一味地从IP中寻找灵感，而应该通过自己的观察感悟，致力研究开发好的人物和故事。IP毕竟是他人的创意，而且并不是有了IP就有了好的影视作品，因为一方面，IP是不是真的有价值，其含金量还有待全方位研究；另一方面，将IP打造成优秀的影视作品，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制作团队非凡的创新能力。长此以往，有个性的作品必然会越来越少，原创能力越来越弱。当然，作为一个作家，我很欢迎这种“热”，也期待自己的作品也被“IP”一下，而且我认为自己有些作品是很有被改编的潜力的。

网络文学的发展是何等迅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网络文学这个平台，也使不少有才情的作者脱颖而出。但我个人以为，网络文学还算不上真正的繁荣。真正的繁荣当是“和风清穆”，但眼下是杂草丛生。尽管精品不少，被“IP”不少，通过影视剧的传播也日益引起关注，这是好事、幸事，但这并不能掩盖网络文学存在大量垃圾的事实。有些网络文学的玄幻、架空、仙侠等题材，不是说这类题材不能写，而是越来越轻浮造作，莫名其妙，乍一看是想象力非凡，细思则内容极苍白。

我们大家也都看到过有关网络文学抄袭、低俗、粗制滥造之作泛滥的报道，为什么？因为创造力低下的缘故。现在有些网络小说动辄就是两三百万字，据说有些平台规定，网文必须不低于多少多少万字。几百万字，这其中不大量注水凑字数怎么能完成？注水的东西即便没有毒，品质上也打了折扣。有些作者明知自己在注水，在塞垃圾，可为了凑字数，为了稿酬，管它呢，编，使劲编就是。如果如此发展下去，网络文学的真正意义将被虚化，前途也未必一片光明。好在随着网络环境的日益规范和知识产权保护法的日益完善，网文也可以去芜存精，百花齐放，真正走向繁荣。

记者：您认为剧本创作和纯文学创作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王子君：最大的区别是思维方式的不同。编剧以画面性思维为主，也可以说是视听思维；作家以文学性思维为主。

我必须做到在编剧和作家两种角色、画面性思维与文学性思维两种思维方式之间自如地切换，准确地找到表达方式。在剧本创作中，避免将文学性思维过多地带进剧本；在文学创作中避免过于平淡直白的语言。

记者：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您觉得性别意识对您的创作有影响吗？

王子君：性别意识似乎是不可避免地对创作有影响的。女性关注的事物、思考的角度、思维的习惯甚至表达的方法与男性都有着天然的不同。女性更多偏于感性思维，男性更长于理性思维。所以，女性作家的作品大多委婉细腻，呈现阴柔之美，而有阳刚之气的男性作家，创作的主题往往更加宏大。我作为女性作家，不自觉地更加关注女性的命运。

记得我第一次“触电”，参与的第一个影视剧作品，就是去帮着修改剧本。此剧本为一个大腕编剧的作品，但剧中人物全是男性视角，女性人物说话行事的方式与男性无异，使得整体剧情缺乏刚柔相济之美，因此导演要求从女性视角进行修改创作。

当然，女性作家要真正写好一部作品，就不能单纯地着眼于感性思维，而是必须多视角、全方位地认识人，认识人性，认识社会，避免性别意识带来的失误与偏见。近年来，随着题材上向历史人物拓展，我渐渐地训练自己有更加开阔的思维与更加宏大的叙事。

记者：有人说一个作家70%是靠天赋，30%是靠勤奋，您觉得有道理吗？

王子君：我个人认为是有道理的。具有文学天赋的人，观察力、想象力都是与众不同的，对于周围生活的观察与认识往往会高于其他人群，天性中有一种超越常人的敏感。但人仅有天赋是不够的，有天赋也不是天才。一个优秀的作家除了天赋上的观察力、想象力外，仍然需要不停地学习，丰富阅历，积聚知识，提高思辨能力。

当然，也不是所有作家的天赋都是与生俱来的。特殊环境和经历也会是一个人写作的源泉与灵感。有些作家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对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热爱，积聚起灵气，又投入极大的热情，经过持续勤奋的努力，假以时日，发掘出了这方面的创作才能与聪明才智，同样可以成为出色的作家。

记者：您是一位擅长叙写情感、人生励志题材的作家，近年却涉足传统文化和革命历史等宏大题材。为什么有这么重大的题材取向转变？有什么体验？

王子君：一切源于一个导演邀请我创作的《老子传奇》的30集剧本。当我完全融入周王朝末年那个列国争霸、百家争鸣的时代时，我激动、兴奋，像是被点燃了生命之火，创作激情迸发，一发而不可收。以往，一谈到历史，我总有一种畏惧感，认为那是厚重高深的，也是冰冷枯燥的，这时却体会到中华传统文化辉煌灿烂，源远流长。数千年来，其中所包含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思想文化及其价值观念，是后世的宝贵遗产。站在一个文学和影视创作者的立场，历史文化丰富广阔，只要我们树立科学的历史观、价值观，就能从中挖掘到非常有现实意义的题材。因此，在完成剧本后，我自觉成了一个老子思想文化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也是一个偶然的机缘，我接触到了黄克诚大将，这个中国革命历史传奇人物，从而又涉足中国革命历史题材，开始了对黄克诚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研究党史与军史，从而为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所吸引。眼下，我在创作一部有关黄克诚大将的纪实作品。春节7天，我竟然完成了10万字，将自己全身心地置于黄老的生活工作之中，和他对话，感受一代伟人的精神。

记者：请您推荐三本书给我们报纸的读者，并请大概说说推荐的理由。

王子君：第一本书是《凡·高画传》。用一个词来形容凡·高，我选择“疯狂”。凡·高自己有句话：“尽管我又病又疯，但仍不失去对人类的爱。”对，这就是凡·高。每次读到他，我都会为他绘画中的疯狂色彩，为他对艺术的疯狂执着，为他对生活的疯狂热爱而感动、倾倒。没有读哪一本书让我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过如此强烈的痛苦，痛苦得不断地掉眼泪。

第二本书是《万物简史》。这是一部有关人类科学发展史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普经典。作者比尔·布莱森，是享誉世界的旅游文学作家。他尖刻、幽默、机敏、博学、智慧。他以超常的智慧、幽默风趣的笔法，结合有关现代科学的发现，勾勒了自然的演化史和人们认识宇宙、探索万物的科学历程，既通俗易懂又引人入胜，既妙趣横生又科学严谨。

第三本书是《青鸟故事集》，它是散文、评论，是考据和思辨，也是一部幻想性的小说。除了文本独特以外，它是我2017年读到的第一部拿起来就不想放下的书。

文学就是我的心灵家园

——评论家王波与作家王子君关于文学的对话【编者的话：评论家王波于2021年8月18日在《新华书目报》“对话”栏目和王子君进行了一场文学意义上的对话。原篇名“纪实文学需史家之泰山，无韵之离骚”。对话以王子君长篇纪实文学《黄克诚在中央纪委》一书为切入点，就纪实文学创作、文学写作地理、家乡对作家的影响及散文创作等涉及文学艺术的话题进行了深度而广泛的探讨。作家的思想，就是他作品里人物的思想，人物的思想就是作家的魂灵。从对话中，读者可以感受到王子君的创作风格——她所遵循的是鲁迅先生关于作文的“秘诀”：“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王波：请结合您的长篇纪实文学《黄克诚在中央纪委》一书谈谈您心目中的纪实文学。

王子君：一部优秀的纪实文学作品，应该既有充足的历史信息，又有动人的文化情怀，还要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这样才能震撼人心，深入人心。

纪实文学，顾名思义，是指记录现实生活或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与真实事件的文学作品。它有两大特点：一是纪实性，二是文学性。纪实性表明，这种文体的核心是真实，这需要创作者亲历或采访，以及对现有历史相关文献有深刻理解。这种理解，并非仅仅是熟悉作品所涉及的历史片段，更重要的是，要对更广阔的历史面貌和更深层的历史逻辑有着清晰的把握。

文学性则代表它需要具有文学作品的要素。纪实作品不是肤浅的、通俗化了的历史资料，不是揭秘式、猎奇式的文字呈现，而是一种个人化的艺术性创作。创作者需要对自己所选择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个性化、艺术化的展示，通过文学的表现形式，将史料的真实转化为艺术的真实。

2009年，黄健中导演邀请我创作《老子传奇》时，我们讨论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把握历史剧的创作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我想这个原则非常适用于纪实文学创作。这也是我在创作长篇纪实文学《黄克诚在中央纪委》一书中的深切体会。

首先，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原则，尊重历史事实，不虚构重大事件。

黄克诚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物。有诗云：“党内夸刚正，人推黄克诚。”写他，不仅要写他的事迹，更要写出他独特的人格魅力。而他个人经历背后的故事，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是中央纪委恢复成立时期的历史，是他所处的时代。在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上，必须准确翔实，是来不得半点文学虚构的。正是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我在那些有黄老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反复核查史料，准确把握事件的来龙去脉，着重展现他敢讲真话、有独立思考精神、有大局意识、有担当情怀的一面，而在一些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上，则着力进行细节描写和心理刻画，将自己作为一名小说家、散文家、编剧创作小说、散文、剧本的经验融入创作中，细节描写、悬疑设置、人物对白、场景呈现等方法水乳交融，带给人们真实的艺术体验，极大地丰富了这部纪实作品的文学性。全书既保持对历史人物真实经历的原貌，又在具体的细节上加以生动的描绘；既有对历史大背景的客观叙述，又有对个人坦荡性格的传神刻画，被评论称为是一部集史料性与文学性、严肃性与可读性于一体的纪实文学作品。

其次， 对所选题材从情感上高度认同， 有强烈的创作欲望。

情感真实饱满的作品才能真正感染人，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创作纪实文学，对于资料文献的掌握，对事件内容都会烂熟于心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情感认同。只有情感认同，人物才能在你的心里、你的脑子里活起来，成为你思想的一部分。

我是完全被黄克诚这个人物吸引、震撼，情感上受到极大冲击并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后，才决定写这部纪实文学的。

大约是2013年盛夏时节，我受邀担纲电视剧《一代楷模黄克诚》的编剧，参与到前期的研究工作中，结识了《黄克诚传》编委会的同志们，他们表现出的对黄克诚的热情深深地感染了我。经过一次次走访、采访、查阅资料等漫长的资料收集，我掌握了海量的第一手材料，在此过程中对黄老波澜壮阔的人生产生了景仰之情，发自肺腑地愿意为他的精神鼓与呼。

于是，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

剧本完成以后，我意犹未尽，又完成了近80万字的《黄克诚在新中国》纪实文学，和一个上下两集的纪录片《开国大将·黄克诚》的脚本。

2 0 1 7 年， 人民出版社向我约稿撰写《黄克诚在中央纪委》。当时，中央纪委即将迎来恢复成立40周年，这个题材的选取是非常有前瞻性的。由于要独立成书，又是重大题材，我仍然是花费了很长时间用于采访、选材和撰写。本着这种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作品比较成功地塑造出了黄克诚这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

三是，把握好纪实与文学的融汇力道，深入挖掘和还原出历史的细节。

历史远去，有些细节深嵌于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中，需要创作者细心地拨动、厘清，放出原本的光来。

纪实是“实”，文学是“虚”，之间的度必须统筹考虑。

真实是纪实的核心生命，要产生出“纪实即史”的效果，容不得半点虚构，但又不是材料的简单堆积和剪辑；虚构是纪实文学的柴火，可以增加情感的热度，但不是小说般的虚构，可以任由编造。

文学手法在纪实文学中的运用，目的是使事件和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这里的“虚”也要首先实有其事，在事件真实的前提下，然后才是虚构想象的细节描写。细节描写要使当时的形势、历史的场景、当事人的心理特征等，都基本符合在场人物的身份和观点认同，这样才能不仅不影响其可信性，反而有让人身临其境之感——很真实，很自然，很生动感人。举一个例子，有资料说，出任中央纪委常务书记一职，黄克诚最初是不同意的。为了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一次一次采访黄克诚家属和当年参与《黄克诚传》编辑采访的前辈……渐渐地，其间的细节被还原出来，就有了相关的章节，更深层地展现出黄克诚等老一辈革命家人生的光辉和为国家燃尽自己生命的伟大情怀。同时，在事件的链接、史料的取舍、人物的关系上我也下足了功夫，又通过文学性的描写，将客观真实上升为艺术的真实，从而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感染力以及厚重的质感。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散文家任启亮评论说，致力于细节描写，“王子君在《黄克诚在中央纪委》中，写出了全党公认的、人们熟悉的‘这一个’中国革命历史人物黄克诚，也为中国文学历史人物形象长廊增添了一个耀眼的人物形象”。总参办公厅原编研室主任，《黄克诚传》编写组副组长李柱江在题为《彰显历史的厚重感》的评论中也称：“作者塑造出的正是这样一个全党公认的、人民认可的黄克诚。这样的人物形象，在历史的长河里，时间越久，越立得住。”著名作家、评论家邱振刚则认为，《黄克诚在中央纪委》一书“用极具情感沉淀的文字引导读者回望历史，读懂历史”。

最后，创作者要有一种使命感与担当精神，敢于展示人物的思想脉络。

毫不夸张地说，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有了一种深沉的责任感、使命感。我认为黄老是个值得大写特写的人，值得永世铭记。

像黄老这样的历史人物，历史已经对他做出了评价，怎么来体现他的思想脉络？一般来说，人物定格了，创作者很容易陷入一味歌颂式的创作，或过分强调和粉饰，给人物人为地拔高，从而形成一种脸谱化的人物形象。脸谱化是创作的大忌。

脸谱化对人物只会起到矮化的作用，失去人物应有的高度。要突破脸谱化创作，就必须对自己所写题材有一种使命担当，在矛盾冲突处绝不能缩手缩脚，要勇于立体化，多角度、多方面地塑造人物。塑造人物是为了表达思想。思想表达到位，题材、内容、境界才能抵达完美。创作《黄克诚在中央纪委》时，我塑造人物不是简单叙事，而是深入挖掘人物的思想脉络，挖掘人物的“魂”。因为思想脉络清晰，有了“魂”，呈现出来的黄克诚就是一个伟人，更是一个血肉丰满的大写的“人”。如众所周知，黄老因在庐山会议坚持说真话被打倒，蒙冤20年，复出后又双目失明。面对当时社会上一度出现的丑化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思潮，按照常人的思维，他即使不记恨毛泽东、不幸灾乐祸，也绝不会再担风险为毛泽东说话。但他却焦虑得三天三夜睡不着觉，反反复复从国家命运着想，最终挺身而出，发表了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历史性讲话。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黄老展现出一名共产党人特有的信仰、信念、风骨、风范。他的这番讲话也完全符合他一以贯之的敢讲真话、坚持真理、不人云亦云的思想品格，这是高尚人性的自然展示。

王波：面对一部分作家纪实文学写作的假、大、空、肿，作为一位作家您觉得从文学、历史的角度怎么样才能秉笔直书地抒写历史？

王子君：李泽厚说，当代作家有点浮躁，急于成功，少有面壁十年、潜心构制、“不问风雨如何，只管耕耘不息”的精神和气概。他“希望我们的作家气魄能更大一些，不必太着眼于发表，不要急功近利，不要迁就一时的政策，不要迁就各种气候”。

之所以出现纪实文学创作的假、大、空、肿这种现象，就是因为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心理作祟。有些作家为了名利，扭曲自己的才能甚至人格去适应社会，结果在创作上丧失了作家特有的感受事物新鲜性、独特性的能力，写出来的作品枯燥无味；有些作家则把纪实文学当成是现有资料的拼凑与剪辑，采访敷衍了事，不愿意深挖隐藏在资料中的血肉般珍贵的细节，思想表达肤浅混乱，结果让本应闪光的事物体现不出应具的文学价值，更成不了经典。假、大、空、肿的创作风气一旦蔓延开来，真正的纪实文学将越来越萎缩。

要维护纪实文学的严肃性，我个人认为，创作者必须具有秉笔直书历史的勇气，绝对不能有半点投机取巧的思想。要沉下心来，要耐得住寂寞，要有顽强的钻研精神，更要一种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舍我其谁”的气魄，不瞻前顾后地投入创作，在创作的自由和现实的约束之间，在历史的锋芒和题材的限制之间，在历史的赐予中找到最有力的表达方式，把真实的历史、真实的事件、人物真实的思想和情操完全呈现给读者。

一个人的文字风格就是他灵魂的样子，是他的主人公思想的表达。创作者是否真诚、客观公正，是否有历史担当的勇气，他的文字会告诉读者。只有放下个人私念，客观公正地秉笔直书，你所完成的作品才能对得起读者，对得起良知，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王波：说说您的文学创作成长经历及家乡对您的影响。

王子君：可以说，我以前是个家乡观念不强的人。我对于家乡的情感是既浓又淡，既远又近。少时，家乡似乎是对自己梦想、理想的一种束缚。那时对家乡的情感是模糊的，唯一清晰的就是要远走高飞才好。所以在师范毕业时，我毫不犹豫地抓住了分配到外地工作的机会，之后，一次又一次地选择到更远离家乡的地方。从异乡到异乡，再到另一个异乡。出门在外，对家乡也没有太多的眷恋。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漂泊的足迹越来越远，家乡反而日益清晰起来。家乡有我的亲人、我的亲情、我儿时的伙伴，儿时爬过的美好的山和飘带般绕城而过的清悠悠的夫夷江。我的文学梦就是在儿时的家乡萌芽的。于是，又时时回望家乡。在家乡遭受水灾的时候，我为家乡捐款；做媒体时，尽力关注来自家乡的作者；在自己的创作有了一定成绩后，抓住机会推荐写家乡的作品或家乡的作者；家乡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地时，我创作以家乡地理为背景的小说，从文化的意义上参与鼓与呼……

我也越来越明白，家乡是烙在你心灵的印迹，抹不去，擦不掉。那是与生俱来的文学营养之地，早已深植在你的血肉里。

从湖南到海南，到深圳，再到北京，每一个停靠的地方都令我从陌生到热爱，到深入骨髓的影响，我无法不将它们当成又一个家乡。从这样的家乡概念来说，湖南、海南都是我的家乡，我的故乡。深圳，虽然停留的时间只有几个月，但它给予我的冲击却有着别样的意义。它为我打开了一扇更宽阔的窗户，让我看到辽远的方向。

我的文学成长的经历，与我生活的迁徙地图密切相关。

湖南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生命的根，是我文学梦萌芽的地方，是我创作的起点，而且它一开始便给了我走近文学大家的机会。那是1986年，我在湖南冷水江市报社副刊部当记者，正好省里下来一个作家采风团。那时的文学湘军很厉害，团里有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莫应丰、古华。我跟团采风，采写的文章深得认可。莫应丰、古华直言我“很有灵气”。受到如此鼓励，我便跃跃欲试。不久后，我创作了微小说《诱惑》，发表在湖南当时名头很响的刊物《主人翁》上，随即被《微型小说选刊》转载。之后写诗歌写小说，灵感泉涌，激情四射。我那时还读了鲁迅文学院的函授生，创作了一部中篇小说作为习作，有位兄长读开头读得直拍桌子，连声说“好”。

海南是给予我生活积淀和精神滋养之地，是我精神生命的故乡，我在这里迎来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潮。1988年，我随海南热潮南下旅游，却意外地迷上海南，并很快在海南立足，成为《海口晚报》“阳光岛”的副刊编辑、记者。之前的生活渐渐在心中沉淀，海南全新的奋斗又渐渐成为深刻的体验，我的创作激情如海潮汹涌。1991年，我在《海南特区报》发表了《我与母亲不相生》竟被《散文选刊》转载，着实让我大受鼓舞。1992年，我的2000字的散文作品《没有爱情》，激情率真，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海南开发报》发表后，可以说是热透了海南岛。这篇散文对情感的拷问像导火索一样引爆了人们的情绪，引发了一场持久的情感话题讨论。这样的反响是始料不及的。后来海南流行的“海南岛没有爱情”“椰子树下无真情”一说，就是这篇散文惹的“祸”。之后，我的散文创作一发而不可收拾，发表了《寻找爱情》《我们不哭》《纸屋》《干枯的鸟》《我的小鸟儿飞了》，以及“特区女人系列”等作品，皆引人共鸣。于是，有青年评论家称之为“王子君散文现象”。现在回海南，有时还会有文友谈及那些散文。

《没有爱情》是我到达的一次全新的创作境界。作为一个创作者，我实现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创作的状态蜕变。1993年，我以“没有爱情”为书名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 94岁的冰心先生在病榻上为我题写了书名；1994年，我加入了中国散文学会；1995年，我出版了散文集《倾听诉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那时的中国作协会员可谓是凤毛麟角。我还当选为海南省青年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成为海南青年文坛的一面旗帜。不光在海南，同时在辽宁、江苏、山西、陕西、深圳、河北、北京等地拥有许多粉丝，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真的像雪片一样……

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我感觉似乎只有长篇才能盛载我对于海南生活的感悟。1997年，我开始尝试创作长篇小说，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太阳》。几经周折，2001年，《白太阳》由当时颇负盛名的文坛品牌“布老虎”出版。而因为创作和出版《白太阳》，我离开海南到深圳，又从深圳到了北京。

《白太阳》未出版之前，一家颇具实力的影视公司买断了电视剧改编权；《白太阳》一上市就进入热销状态，很快印至7万册；紧接着，《白太阳》的繁体字版出版，和王跃文的《国画》等作品进入香港“中国最畅销小说”丛书。签名售书、媒体采访、与读者面对面等活动接踵而来……北京，如今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20年。应该说，它是我现在的家乡。从一个单位到另一个单位，从东四环到东三环，再到二环，再到五环外，漂泊和前行的意义和价值越显越明。在这里，我经历生活的跌宕起伏、成熟思想、独立人格。北京在文化大视野上对我的引领是空前的。在文学创作上，它更是促成了我从“小我”到“大我”的飞跃。

我是幸运的。一路走来，我得到了一大批师长、前辈、文友的支持、提携和指引。除莫应丰、古华外，还有谭谈、韩少功、周明、冰心、林非、陈慧瑛、高洪波、陈建功、王宗仁……以及海南师范大学的一批学者教授……王波：说说您对文学的理解及童年视觉的初期写作。

王子君：文学是神圣的，必须以真诚的、虔诚的态度对待。文学是用语言文字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和主观认识的艺术，是审美的意识形态，是对美的体现。文学作品就是作家的语言文字艺术，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艺术，他们通过这个艺术再现与升华自己的生活积累，反映自己的独特心灵世界。

我最初的写作启蒙是一个表姐带给我的。表姐喜欢读书，偶尔也写诗，但她写诗只为一时兴起，从不投稿。那一年我13岁。县城发大水，家住河边的表姐家漫进了河水，积水深过膝盖，家具浸泡在水里。全家人站在屋外地势高处，手足无措。其他河边人家也纷纷逃到街上，望着河水叹息。表姐带我到一处地势较高的岸上看夫夷江，看河水在她家屋脚那儿来来回回地冲涌。她突然高声朗诵道：“啊！我往日清澈澈的夫夷江水啊，请问！你的烈怒究竟从何而来？你又要怎样才能停歇？！”我震惊地看着她。她说，来了灵感。我猛然醒悟，我们在课本里读诗，诗原来就是这么写出来的，“灵感”就是突然而至的思维冲动感觉。后来我读到舒婷、北岛、普希金、莱蒙托夫等诗人作品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表姐即兴而做的几句诗。

高中阶段，语文课老师叫蔡镇楚。蔡老师是下放到县里的教师，后来成了湖南师大的中文系主任、著名的汉语言文学专家。他的开场白讲的竟是县城的地理。他指着远处的一座山峰，说：“你们看，那是金紫岭，是我们新宁县的第二高峰。

它是越城岭山脉安放在县城东边的屏障……”蔡老师的话一下子抓住了全班同学的注意力，县城和金紫岭的地理形象一下子就印进了脑海，我受到深深的触动。后来，我意识到，这便是散文的语言，是文学的表达。

表姐和蔡老师便这样不经意地让我感受了写作、文学的最直观的感染力。懵懂中，我明白了写作需要灵感、激情的迸发和形象的描写。这种启发影响到我的作文。写梦，写一堂生动的课，写一个熟悉的人，写一次郊游活动，我都写得与众不同。蔡老师很喜欢我的作文，认为我有文学细胞，我会是个有出息的弟子。我的《白太阳》出版后，和几位同学在长沙去拜访蔡老师，蔡老师高兴得不得了，说：“没想到我的弟子中出了个作家！”后来，我的高考成绩不理想，只上了师范学校，但语文是全师范第一名，而且一入校就被吸纳进写作组和校团委。

真正进行创作，是在18岁后。我记得写的是散文诗，有激情，有梦想，有孤傲，有忧愁，都是些年少轻狂孟浪的心思。

王波： 结合文学大师们的写作， 谈谈您对心灵故乡的理解。

王子君：心灵故乡，就是一个人心灵隐秘的精神源泉，是给予他人生启迪和精神成长或学术滋养的地方。“吾心安处即故乡。”以我的经历，对于故乡的理解，非常认同这个观点。

心灵故乡，其实也是跟着生活的故乡而建立起来的，只是因其对自我成长的影响深远程度而有所区别。对于一个创作者而言，他们体验生活、体验生命思想独立的过程，就是一个建设新的心灵故乡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文学就是我的心灵家园。我在这个家园里，是自由的、独立的、充实的、安定的，不需要伪饰的，心中有光亮有憧憬，生命有寄托有盼望。

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不同的生活环境和风俗习惯，必然给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作家留下深刻的印迹。所以，有些作家受家乡文化熏陶深重，喜欢把家乡当作他写作的区域背景。比如莫言把虚构的故事发生地放在家乡山东高密；贾平凹将家乡陕西商洛写了个底朝天；日本、英国是岛国，日本、英国作家的作品里总是有大海的气息；俄罗斯作家则少不了对森林、冰雪的描写。

文学地理一般分为真实的地理和虚构的地理。真实的地理，他可以把现实地理搬到作品中去，也可以把现实地名镶入书名。虚构的地理就是虚构一个地名作为故事发生地。但这个虚构地名其实是有真实的地理“原型”的，是一个化名，像我们塑造人物一样，把多处熟悉的地方集中在这个虚幻的地名之下。不管是哪种，它一定和作家的经历，和他心中有过深刻影响的地方有关。比如鲁迅笔下的“鲁镇”，它的原型是鲁迅的故乡绍兴。

我的文学写作地理大多在三个地方：一是家乡，比如我的中篇《蓝色玫瑰》就承载了我对家乡的热爱。二是海南岛，在我的长篇《白太阳》中，它是真实的存在；在长篇《我骗了谁》和中篇《半开花》中，它是虚化的名字。三是北京，中篇《可疑城市》就是以北京为主人公的生存背景。当然也有虚构的地名，如长篇《栀子花殇》中的地名。

王波：您因散文创作而出道，后来写长篇写剧本，但为什么同时一直坚持散文创作？

王子君：我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太阳》时，前辈散文大家林非先生谆谆告诫我：“你的散文已自成风格，千万不可丢弃。”这句话使我自省。我首先是个散文作家，所以一直以来，我的散文创作不敢松懈，我总是将自己保持在散文意境里，让散文留住激情与爱。在北京，除了创作小说和影视剧本外，我先后出版了散文集《疑似爱情》《金汤鱼》《无花》。

其中《无花》获得了第七届“冰心散文奖”。虽然社会上对“冰心散文奖”有着种种置疑和不满的声音，但我觉得我对得起“冰心”二字，对得起“散文”二字，对得起这个奖。这些年，我的作品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文化报》《文艺报》《欧洲时报》《侨报》《千岛日报》等海内外报刊发表，不少散文作品被选入排行榜、文集，以及中小学课外读物和语文考试试题、培优达标测试题。在刚刚结束的中国散文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理事。这都是散文创作带给我的荣光。

我认为散文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应该是美育。鲁迅曾把文艺看成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光”，其实这也就是鲁迅的文艺美育观。散文作为文艺作品中最常运用的一种载体，其美育功能不可忽视。如何在散文中完成美育功能，给读者以审美享受、思想陶冶、德与格的升华等，是检验散文品质高下的重要依据。而要完成美育功能，必须具备语言美、结构新、情感真等由表及里的创作要素。畅达的语言让阅读变得愉快，新颖的结构使思想表达有了艺术的高度，真情实感则能够撼动人心。三者同时具备，作品流光溢彩。

王波：谈谈您的读书生活及你喜爱的作家作品。

王子君：我现在读书比较随性，没有很强的计划性。真正称得上“读书生活”的阶段，还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时，很用心地读了一大批书。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除了经典名著，各种文学流派作品如雨后春笋，各种文学思潮风起云涌，令人兴奋异常，往往是书一捧上手就要读到眼睛发黑。用一种“如饥似渴”来形容当时读书的状态是毫不夸张的。一边读，一边做笔记，遇到特别喜欢的段落还会抄写下来。那时，世界文学在我的生活中成了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

普希金、托尔斯泰、泰戈尔、莫泊桑、莎士比亚、马尔克斯、川端康成……呵，可以列一个书单了。长篇、短篇、诗歌、散文，琳琅满目。对于求知欲、进取心正旺盛的文学青年来说，每部作品都是新奇的，每个作家都伟大。而中国本土，也是文星璀璨：鲁迅、冰心、巴金、汪曾祺、王蒙、高晓声、张承志、陈忠实……之后读书就扩展到名人传记、历史、自然地理，甚至科学、哲学书籍。没有计划，漫无目的，抓到什么读什么，什么书能读进去就读什么书。所有的阅读都是有其意义的，只是它不是立竿见影直接显现而已。《哈姆雷特》《百年孤独》《白鹿原》《万物简史》《凡·高画传》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作品。鲁迅、陈忠实、余秋雨、屠格涅夫、东山魁夷的散文我非常喜欢，还有三毛的散文。在当时，三毛散文中散发出的生命的率真对于我非常具有感染力。

读书，对我的文学创作无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王波：最后请谈谈您正在进行的创作。

王子君：正在进行的或正在计划的创作，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将以前的剧本题材完成文学本；在2008年、2009年、2014年我分别写过光绪皇帝、老子、一个老科学家的故事，我一刻也没停止过想进行再创作的意愿，但时过境迁，写起来很艰难，很缓慢。第二部分是零星的散文创作。我的散文一般都是灵感触发后一气呵成，年轻那时只要有灵感半夜起来摸黑也能写下初稿或段落，但现在不行了，脑海里有想法，若不立马记下来，可能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不过现在也有现在的优势，就是理性色彩深厚了一些，一旦下笔，也基本上是构思成熟了。写得少，就希望写一篇是一篇，少而精，重质不重量。希望在题材、视野、思想上，都能超越自己以往的作品，不断地有更新，有拓展，有突破。第三部分是正在构思一个中篇小说，眼下处在一种想动笔又不敢轻举妄动的阶段。总体上，内心是有矛盾和挣扎的，一方面想快出新作，另一方面又告诫自己绝对不要急。是一个既浮躁又平静的时期。

真正的作家是特立独行的。不是说怪诞和神经质，而是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质和坚持，有观点和与之相匹配的创作实践。作家在创作时，应该像凡·高画画一样投入，“我内心空旷，不再理会一切规则，我不再有犹豫，不再受到束缚，我像蒸汽机一样工作，倾泻颜料，让画布熊熊燃烧”。这样状态下创作出来的作品，一定能打动人心。我比较向往这样的创作状态。

现在的社会，充满了电子科技与工业文明，像我这样崇尚精神流浪的人，除了写作，已无处可以寻到迷人的童话，放逐寂寞的灵魂。也许选择写作，就是选择了一条不归路吧，但我愿意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一直走下去。鲁迅先生谈作文的秘诀，“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这是为文的真谛（这也是为人的真谛）。遵此“秘诀”为文，我相信，我的创作就是编织一道爱和美、能量交错的光谱。因为只要创作，我就快乐，心中就充满了爱和美，充满了力量。这样的感觉传导给读者，哪怕只有一个读者，也一定可以产生光谱一样的精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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