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萨伊的“工资铁律”被废弃以后，经济学不再是一门“沉闷的科学”(1)了。经济学家再也不相信大部分人只会维持在勉强糊口的生活水平上，相反，他们认为人类物质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是可能的。然而，在经济学的成就变得让人更加振奋的时候，政治学的成就却使人们感到更加悲观。人们在20世纪目睹了大量现实的和可能的国际暴力的蔓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政府间冲突的机会随着国家行动范围的扩大而增加。世界经济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危险，很大程度上源于国家间的政治冲突。

在政治学研究中，也许没有什么比像写国际合作这样的主题让人感到沉闷的了。实际上，当我告诉我的一位朋友，也是我以前的一位老师，我正在写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时，她回答说这应是一本很薄的书。那么，我是不是应该出版一本用大号字体印刷且页边很宽的精装本书呢？

本来，我还要说我的书要讨论国际纷争问题，这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更加普遍的特征。然而这个问题简直比合作问题的写作难度还要大。二战后，先进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可以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主要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都要广泛。当然，为协调各个国家经济政策的努力，其程度和复杂性也要比两次大战期间，或者是1914年前的一个世纪中要多。但是，与众多的纷争相比，合作仍然是非常匮乏的，因为1945年以来急剧增加的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以及政府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卷入，导致了更多的潜在摩擦点。国际相互依赖可以传递坏的影响，例如失业和通货膨胀的输出，就像它也能导致好的影响一样，例如增长和繁荣的输出。美国的钢铁工人也许会因为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各国政府对欧洲钢铁制造商的补贴而失业；而美国的高利率政策也可能会限制海外的经济活动。

相互依赖导致各个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扩大国家的行动，以保护它们的公民免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Cameron, 1978）。当一国试图以强制的形式将调整成本施加于其他国家时，国际纷争就产生了。因此，即使合作的绝对水平在持续增加，它也可能被纷争所掩盖，因为持续增加的相互依赖和政府的干预导致了更多政策冲突的机会。就如小说《爱丽丝漫游奇遇记》所描述的场景一样，有时为了站稳，保持越来越快的运动速度也许是必要的。学者们不应该等待合作成为一个规律而不是例外之前去对它进行研究，因为在合作成为盛行的现象之前，人们对如何促进合作问题的忽视，可能导致频繁的纷争、冲突与经济灾难。

本书是研究当存在共同利益的情况下，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是如何以及怎样才能组织起来的。本书并不集中研究国家间怎样才能创造基本的共同利益这样的问题。因此，在一本关于国际经济合作的书中，自然要考虑到两个主题：我既不研究经济状况是怎样影响利益的模式，也不去探讨观念和各种设想是如何影响国家的行为的。我要发展的理论，假设共同利益的存在是既定的，然后考察在什么条件下，这些共同的利益会促进合作。我认为，即使在共同利益存在的情况下，合作常常也会失败的。我的目的就在于说明失败的原因，以及有时合作也会成功的理由，我希望这会提高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

由于我的研究是在承认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展开的，因此我将我的研究集中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关系上，这些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国家认为它们的经济运行模式是大致相同的，这一点，至少与那些发展中国家，或者与非市场的计划经济国家相比是确信无疑的。这些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广泛的相互依赖关系，一般来说，它们政府的政策表明，它们都相信彼此能够从这种紧密联系的关系中获得好处。进一步说，它们在政治上是友好的，因此，它们之间的政治军事冲突使经济交往过程中的政治所产生的复杂性，比东西方关系中的相关事件表现要轻得多。

我确信本书的论述同样适合解释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些国家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但是这种共同的利益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得到实现。也许从更有限的程度上，我的分析还与东西方关系中某些存在共同利益的问题领域有关。本书对发达工业化国家间合作问题的重视，绝不意味着合作在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之间，或者在东西方国家之间，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不必要的。但是，为了说明和检验我关于合作和纷争的观点，我将我的研究首先集中在那些存在最多共同利益的区域，以及国际合作的收益最容易被实现的领域。当然，如果能够将这种论述小心地推至东西方关系和南北关系中，包括经济问题和安全问题领域，那将会是很受欢迎的。

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合作

人们对合作困难的印象太深了，所以他们常常将世界政治比作一种“战争的状态”。按照这个概念，国际政治是“各个单位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是在一种自然状态下进行的”（Hoffmann, 1965, p. vii）。这是一种典型的无政府状态，此中没有一个权威的政府能够制定和强制执行行为规则，国家必须依靠“它们所能创造的手段以及为自己利益而达成的安排”（Waltz, 1979: p.159）。既然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理由去判断，而且能够利用武力去执行这种判断，那么冲突和战争就发生了（Waltz, 1959, p.159）。因此，纷争的盛行是因为根本利益冲突的缘故（Waltz, 1959; Tucker, 1977）。

如果对世界政治的这种描述是正确的，那么任何合作现象的出现，就只不过是总的冲突模式的派生物而已。按照这种论述，联盟间的合作就很容易被解释为均势作用的结果，而那些并未与针对对手的联盟体系联系在一起，但是对许多国家都有好处的系统范围的合作模式将无法得到解释。如果国际政治是一种战争状态的话，在共享目标基础上的合作的制度化模式（除非作为更大范围的争夺权力斗争的一个部分），应该是不会存在的。我们所遵守的广泛的国际协议模式，从贸易、金融关系、卫生、电讯以至环境保护等，将也是不会存在的。

在现实主义学者中间，持另一种极端看法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把合作视为经济相互依赖世界中的本质特征，认为共同的经济利益导致对国际制度和规则的需求（Mitrany, 1975）。我把这种研究途径的支持者们称为“制度主义者”（Institutionalist），因为他们特别强调国际制度所扮演的功能作用。但是，这种研究途径却冒有对权力和冲突问题看法过于天真的风险，其支持者在他们的理论中，对世界政治中观念的地位，或者政治活动家吸取他们所谓“正确的教训”（right lessons）的能力，经常抱有过多的乐观主义认识。尽管如此，成熟的制度和规则研究学者告诉了我们许多东西，他们不是把制度简单地看作是具有总部大厦和特定职员的正式组织，而是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把制度理解为“被承认的、将人们的预期汇聚在一起的管理模式”（Young, 1980, p.337）。他们认为这些管理模式是重要的和有意义的，因为它们对国家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成熟的制度主义者并不期望合作总是盛行的，不过他们意识到利益的可调和性，并且极力论证相互依赖所创造出来的合作中的利益。[1]

大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年左右的时间中，上述这些看法虽然在知识的起源和关于人类社会更加广泛的认识上存在很大的不同，但是这些观点对世界政治经济特别是本书关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间的政治经济都作了相似的预言。制度主义者期望在一个领域的成功合作会“外溢”到其他领域（Haas, 1958）；现实主义者则希望在美国的主导地位下出现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尽管双方对事件的解释相差甚远，但是他们对所发生的事件都毫不感到奇怪。

制度主义者也许能够解释在贸易和国际金融领域中存在的自由主义式的国际协议安排，这些协议安排是由于相互依赖的事实而导致对政策协调需求的产物。这些安排（我们把它们称为国际机制）包括规则、规范、原则和决策程序。现实主义者可能回答说，这些机制是在美国支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美国的力量对这些机制的建立和维持起着关键的作用。换句话说，对现实主义者来说，战后早期的机制是建立在美国的政治霸权基础上的。因此现实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都能从战后初期的政治经济发展中找到支持他们理论的论据。

然而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受到各国经济恢复、日益加强的欧洲联合力量以及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挑战。而经济相互依赖在70年代后期持续稳定地增长着，美国对世界经济日益深入的卷入也在加速进行。因此，从这一点讲，制度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预言出现了差别。从严格的制度主义者的立场讲，由于相互依赖而出现的对政策协调的持续需求，本应该可以导致更多的合作；相反，从现实主义者的视角来看，权力的分散本应该削弱任何试图创造秩序的国家的能力。

表面上，现实主义者似乎作出了更好的预言，因为20世纪60年代后期，世界政治经济中合作的努力程度和效率显示出许多衰落的迹象。随着美国霸权的式微，国际机制也相应地出现衰弱。这些战后建立起来的机制的衰弱，当然驳斥了制度主义者把相互依赖视为一种解决冲突的办法和合作的一个创造者的天真看法。但是这个事实也不能够证明现实主义者把权力强调为秩序创造者的观点是有效的。在霸权机制衰落以后，或者说在经历一段纷争的转换时期以后，更多的对称性合作模式的演进也许是可能的。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持续存在的合作努力，说明霸权的衰落并不必然敲响合作死亡的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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