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家的奥秘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说话出现了问题。它在舌尖上爬不上去。又像喉咙里有一把大剪刀，我要说的话，一到了那儿，就战战兢兢，不敢向前了。如果我在后面催得很急，它们也只好抱头鼠窜、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其结果往往很悲惨，它们被剪成结结巴巴的几段，像剥了皮的青蛙，颤动乱跳。那时，说话成了我空前的灾难。每当我张着嘴巴眼珠子乱翻红脸涨颈的时候，祖父便要猛地一拍桌子，桌上的茶壶之类便要整齐地一跳。

祖父说，结结结，结个屌。

这声断喝不亚于雷鸣。于是我就跟我的说话一样战战兢兢站在那里，等着祖父严厉的目光从我的身体里穿过。

有一段时间，祖父企图对我的口吃强制处理，就像把弯曲的铁丝拉直或把拱起的驼背压平一样。他瞪着我，眼睛在我身上睃上睃下，想看看我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末了，他盯紧了我的脸下部。一个巴掌刮了过来，我来不及躲避，就结结实实挨上了。祖父看着我脸上的指印和嘴角的血水，很满意。他叫我开口说话。我就说。这时，奇迹发生了，我像一个杂耍艺人，要说的话像一条绸子似的从嘴里源源不断地拉扯出来。那是我肚子里原来就有的吗？我很吃惊。祖父在向我招手。他伸出手来，抚摸我。他的手隐去了秃鹫的面目而张开了温柔的翅膀。我的眼泪流了出来。祖父仍沉浸在喜悦之中。他说，你再说几句我听听。我张开嘴。但这回，又和从前一样了。于是祖父的手再次扬起。他说孙啊，你的嘴不听话，我想再打你一下，好不好？我的脸痉挛了一下，肌肉鼓起，做好了挨耳光的准备。我真希望这一巴掌能把我的结巴打好。一道阴影在我脸上掠过，我感到一凉，然后一热。祖父说，快，快说。

可是，还没等我说出话来，就有一颗牙齿，从我嘴里跳出来了。

细想起来，我的口吃源于对小云的模仿。至于小云又是模仿了谁我就不得而知了。口吃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可以像虱子一样从他身上忽然跳到你身上去。看着别人红脸涨颈结结巴巴，你觉得他是骑在一头尾巴浇了汽油着了火的水牛上，很好玩。可等你骑上去了，才知道下来是那样的难。口吃就这样以一种苦肉计的形式让我们上当。口吃不是月饼，每个人只能分吃它的几分之一。它是一本连环画，有多少人看，它就变成了多少本。

有一段时间，我热衷于模仿。模仿的好处是，使我们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远不可及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据为己有。我们为此乐此不疲。比如我们捏着鼻子模仿鸡鸣，模仿牛叫。我们一发出牛的哞叫声，牛就抬头望我们一眼。这说明我们的模仿得到了老牛的认可。而小云模仿鸡鸣是从不用捏鼻子的。他用的是肚子。他把肚子一瘪，就发出了某种动物的声音，以至我们怀疑他肚子里是否养着无数动物。这是我佩服他的主要原因。正是这种佩服，使我把他的口吃当成了他发明的玩具，而把它偷偷拿了过来。我不知道，口吃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生生不息，口口相传。

因为口吃，我的自信心受到了严重损害。我躲在屋子里，不敢出去。因为出去就要说话，说话就会露出马脚。有时候，我愿意自己是哑巴。大人都出工了。屋子里大而空荡。我望着黑魆魆的屋顶，忽然产生了说话的冲动。这时我旁若无人，胆大包天。像是在一个夜晚散场后的戏台上。我曾无数次地设想自己穿上戏袍，站在那里大声地乱唱。风吹袍角是多么优美啊。我不顾一切地、翻来覆去地说着。反正，没有人看到，也没有人听到。我把门关上，又把门打开。我想起了那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故事。为什么要关门呢。终于，我嘴里的厮杀开始了。有一些巨大的石块滚了出来，挡住了我的道路。我毫不犹豫地推开了它们。虽然我的姿势很难看。后来，我在一块石头上绊了一跤，结结实实摔在地上。我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往前走。这一天，我作为一个结巴的所有丑陋都暴露无遗。但我不怕。就像什么地方长了一个疮疤，我一定要把那个血痂揭开来。我的嘴巴从未经历过如此惊心动魄的场面。我说的话像敢死队一样往上冲，它们企图从悬崖峭壁攀缘上去。它们搭起了人梯。假如上面滚下一块石头，它们将死伤过半，前功尽弃。所以经常听到“啊”的一声。最凄惨的是只有一两个词攀上绝壁，因为后面的跟不上，它们顿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它们像羽毛一样离开了鸟的翅膀。它们在和石块拼杀，一时间，山崩地裂，血肉横飞。我自己把自己绊得鼻青脸肿，自己和自己同归于尽。

我绝望了，号啕大哭起来。

大概只有哭，是不会结巴的。

我忽然愣住了。为什么哭不会结巴？它那么流畅，像风一样，像河水一样，没有什么能把它阻挡。然而，这又能说明什么呢，难道一个人，可以用哭泣来代替他的说话吗？我很快就把这个想法给否定了。

事情的转机在于那年秋天，村里来了一班人马表演节目。他们是公社宣传队队员和中学里的学生。他们头戴黄军帽，手提马口灯，脸上搽胭脂，雄赳赳气昂昂地在村里的土台上唱《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他们走后很久，村子还沉浸在暖烘烘的戏曲的氛围里。男人们下田，举手投足都像李玉和或杨子荣，把耙锄一拄，眼一瞪，浓眉一挑，破衣一甩，唱“临行喝妈一碗酒”或“跨林海，过雪原，气冲霄汉”。女人们下塘塍淘米洗菜时，唱小常宝和李铁梅，“八年前风雪夜大祸从天降”、“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小孩子则模仿坏蛋王连举，从腰间掏出枪来往自己胳膊上打了一枪，然后扑通往前一倒。不知怎么回事，我眼前老是晃动着李铁梅的影子。我没学王连举，我在家里偷偷地学李铁梅。我不但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还唱别的。唱着唱着，我就灵机一动：为什么唱歌就可以不结巴呢？

我又试了几次，果真如此。

用哭泣代替说话是不行的，用唱歌，总可以了吧！

于是我开始琢磨唱歌和说话的关系。我发现，唱歌和说话虽然都是顺着同一条声带爬上来的，但它们完全是井水不犯河水。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把它们联系起来呢，就像把板车从小路上拉到马路上来一样。有一次，我正在唱歌，母亲回来了。她要喝井水。她问我看到瓢了吗？我刚喝过水，便脱口而出：瓢在桌上。母亲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说，你再说一遍！我说，瓢、瓢、瓢在桌上。母亲眼睛里的火花又暗了下去。她以为是另一个人。她问，还有谁？但喝了水，抹抹嘴角，她又没继续问。大概她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吧。

母亲的惊讶却提醒了我。是啊，刚才是谁？是我自己。刚才的我没有结巴。那句话跟在歌词的后面，就像我进县城搭上了便车。我很高兴。我又唱一句紧接着说一句。瓢在桌上瓢在桌上。真的没有结巴。过了一会儿，我再说，又结巴。我唱了一句，又不结巴。哈，我终于找到不结巴的办法了！

有一段时间，我成了村里唯一一个与人见了面就唱歌的人。我以唱歌的形式把第一句话说出来。这样，第一句话就被我赋予了华贵的色彩。若嘴巴熄火了，就用唱歌来启动。我感到，我的声带柔软起来，可以像秋千那样荡来荡去。若干年后，我成了第一个从我们村里走出去的歌唱家、演说家、节目主持人。我走上了舞台，走进了电视，走进了北京城。

减肥广告

昨天他挖空心思完成的主任布置给他的任务，今天就已经登在报纸上了。

主任说，充分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吧，你不是写过文学作品吗，你可以海阔天空地展开你想象的翅膀了。主任说话，喜欢带一点学生腔。他认为这样很有文采，符合他高级记者（职称）的身份。主任就是这样。他自己说，他曾写过的青春美文可有影响啦。

现在，报纸上软广告越来越多，主任一个人忙不过来。主任在这方面是很有一手的。他曾给一家医院做了个软广告，居然是以投诉的形式出现的，让大家起初目瞪口呆但很快佩服至极。文章大意是说，一个白领女人以为自己得了严重的妇科病，便去××医院检查。医生在做了耐心细致的检查后，仅给她开了两毛多钱的药。白领女人很愤怒，认为医院不负责任，随便打发她。但相关部门在认真调查后告诉她，她的妇科病并不严重，的确只要用那些药就可以治好。文章结尾故意发了一个感叹：原来是这样。这个软广告堪称经典。刊出后，那家医院的就诊率果然大大提高。

主任说，写这类文章，没什么别的诀窍，多用点悬念。

以前他也帮主任写过几篇这样的文章，主任对他比较满意，破例奖了他几百块钱。

不过跟主任比起来，他还是小巫见大巫。主任可以把这类文章写得更像那么回事。比如新华书店进了一套“金书”，很久没卖掉，来找他们主任。只见主任大笔一挥，写道：纯金版《××××》惊现我省，××部选定为国礼。并说为了弘扬民族文化和优良传统、限量发行之类，再说它曾作为国礼送给×国××领导人。说得有板有眼，言之凿凿。反正越假的事情便越要说得像那么回事，而真实的事情反倒要闪烁其辞了，比如什么地方幼儿园失了火，什么地方鞭炮厂爆了炸，什么地方出现了豆腐渣工程，等等。

这次主任叫他做的是一则减肥药品的广告。他熬了两个晚上，炮制了两个“减肥”的故事。一则是《减肥减出了明星脸》，说一个叫××的女孩，在服用了一种名为××××的药后，减肥成功了，从照片上看，她几乎和韩国影星×××没什么区别了。另一则更有趣：×××在谈起刚刚遇到的“非礼事件”时心情很复杂。“我一点都没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她有些惊惶不安，又有些激动兴奋，“说实话，以前我在别人眼里是个胖女孩，一米五几的个子，体重却达六十公斤。因为胖，我很自卑，不敢追求自己的爱情，即使爱上了某个异性，也不敢表露出来。在公共场合，异性的目光很少落到我身上。但不久前服用××××后，感觉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知不觉，异性投射过来的目光多了起来。没想到不但减了肥，人也变得性感了，以至终于发生了今天在公共汽车上的一幕，我真的好……”

他正在得意地欣赏自己的作品，忽听到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女朋友陶小红回来了。他们同居快一年了。她是个重磅型的女孩。她为此苦恼不已。他跟她开玩笑说，跟她谈恋爱容易引人注目。她两三天没理他。

陶小红来自一个小镇，父母是做生意的，在镇上做了一幢四层的楼房，十分气派。在小镇上，她大概是一个骄傲的公主。可自从他进了报社，她就觉得她跟他有很大的距离，不自信了。她瞪眼看着他，说，看不出来，你这样的人，怎么也能进报社呢？那么高的地方，那里都是那么有文化的人，他们把字变成了报纸，你不是骗我吧？听说记者采访，要收好多钱呢，你有没有？没有？你肯定骗我，以前我做事的那家酒店，有一次，一个记者在菜里吃出了虫子，要老板给出一个解释，老板忙赔小心，可记者说，他要把这件事曝光，老板吓倒了，不但没敢收那个人的饭钱，还送了一千元餐券给他，你说记者神气不神气？你既然干不了这事，那你就不是记者。他也懒得解释。后来她看到他的名字印在报纸上。虽然他写的文章，是小小的一块，可在她看来，却比乡下的稻田还要大，比她家的楼房还要高。她的脾气越来越坏了，经常无缘无故地关他的电脑，好像他们之间地位的不平等，完全是那台二手笔记本电脑带来的。好像把电脑关掉，那些文章就出不来，他就当不成一个记者了。

她当然不知道，他的很多小新闻，是他“想象”出来的。反正那些事情，又没有真实姓名和地点（万一需要，就加上“为保护当事人隐私，用了化名”），不会有人去追究。一个小城市，每天哪里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事发生呢。有一次，他虚构的几则小新闻，还被别的报纸转载了。现在许多报纸都有文摘版，它们互相抄来抄去，抄得像真的一样。至于他虚构的那些广告故事，她更不知道了。他用的是化名。他不想让她知道他的秘密，那样她就要看低他了。何况这两个减肥的故事，还是以她为蓝本的。

她已经上到三楼了，正在转弯。他听出她高跟鞋的带子已经松了。

陶小红很兴奋，一进门，把鞋一甩，说，小丁，你猜我今天买什么啦？

他说，不会是洪七公烧鸡吧？

她把手藏在背后，说，我才不会买那么高热量的东西，来，你瞧——

他一看，差点没晕倒。她手里拿着的，正是他们报纸上刚刚宣传过的减肥药，而且她手里还抓着一张报纸，说，药店送的。

一只马蜂

现在，他正坐在进山的中巴车上。说是开会，其实不过是找个借口玩几天，用以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大家都在昏昏欲睡，汽车的发动机嗡嗡作响。在这种拥挤的孤独中他却越来越清醒了。如果是十年前，这样不停盘旋和颠簸的山路，早已使他晕车，脸色苍白，几乎把肠子都呕吐出来。可是现在，他已经不晕车了，能从容应付各种出差和会议了。他不知道这值得庆幸还是应该感到悲哀。因为有一天，他在一篇文章中读到，晕车的原因是因为身体敏感。如此说来，他现在不晕车是不是说明他的身体已经麻木了呢？这样一想，他就不由得有些悲从中来了。他以前是一个悲观的人，可是现在你看，他整天都笑嘻嘻的，他的五官在镜子中已经没什么轮廓和起伏，看上去越来越平庸了。他任由自己的身体下沉，然而在水面快切至脖颈的时候，又不由自主地伸出了一只手。

下了车，呼吸了一大口新鲜空气，就准备爬山。据说这是本省境内最高的山，爬上去要将近四个小时。有的人害怕，便留在了山下的旅馆里。但他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当年他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都要跑上五公里，看上去像一个长跑运动员。只是毕业后他没有再坚持。分到了单位上，人就没有那么单纯了，做事都有些畏首畏尾。早晨他也很想起来跑步，但是其他的人都不跑，他想，他们会不会笑我？镇上的人会不会笑我？路上过来过往的人会不会笑我？有几次，他起得特别早，想在别人还没起来的时候到外面去跑步，但等他跑步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起来了。他们都知道了他跑步的事实。于是他抄小路一溜烟跑回房间，想赶快把自己藏起来。他感觉自己的脸像一只火球似的在轰隆燃烧。他当然还可以起得更早些，但那毕竟太吃力了。再说，他当时已经谈恋爱，喜欢在早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回味刚刚做过的美梦。

事情就这样被一拖再拖了下来。他也从镇上调到了拥挤的城里。当他意识到跑步对于身体的重要性，他只能每天穿着泡沫拖鞋，在自家的客厅里原地踏步地跑上半个小时。这样虽然有些滑稽，但对别人的生活没有影响。更主要的是，别人不知道他在跑步，那么就不会遭到别人的嘲笑了。他的身体也不如从前灵活矫健。经常头痛、颈胀、耳鸣，记忆力下降，明显的神经衰弱症状。他还怀疑自己血压偏高和颈椎突出。以前的许多次旅游都比较轻松，即使山很高，也有缆车，所以刚听到这里的情况，他也想打退堂鼓。说实话，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坚持到底。但正因为如此，他才决定要试一试。他的身体虽出现了衰老的迹象，但性格的棱角，还没有完全被磨掉。

大家都在放下旅行袋或背包，准备交给挑夫。毕竟是那么高的山，多一点重量到时候都会成为很大的负担。晚上要在山上过夜，听说比山下气温要低十多度，许多人都带了御寒的衣服。他想了想，还是把包背在自己身上。有人说，不用自己掏钱的。他笑了笑。他知道不用自己掏钱。也不是他包里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担心丢失。其实他包里只有一本书，一只茶杯，一条洗脸的毛巾而已。他不习惯用不是自己的毛巾洗脸。他也没带御寒的衣服。本来已经带了，但出门的时候又把它扔了出来。他不相信会那么冷，另外，他不喜欢出门时带很多东西。很多年前，他曾经为一个问题所困惑：比如一个有良知的人，他在大街上碰上了一个拉黄包车的，他是上他的车还是不上他的车呢？上他的车，自己凭什么让别人拉着他？而不上他的车，车夫就会少了一桩生意，如果每个人都像他那样，拉车的不是要饿死么？这个问题让他十分苦恼，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答案。虽然说后来有一种新的理论出来，该理论的大致意思通俗说来就是，有买的就有卖的，反之亦然，一切都要围着这个中心转，但他觉得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除他的苦恼和疑惑。就拿今天的情况来说，如果他把自己的包放上去能让挑夫增加收入，他也许会那么干，可现在他的包并不能给挑夫增加收入，不管他的包放不放上去，挑夫都能得到一些数目并不大的钱，那他为什么要增加挑夫肩上的重量呢？你看，虽然他有时候会排斥那个理论，可现在，他还是把那个理论当作了他决定此事的尺度，由此可知它的法力无边。

登山陆陆续续开始了。起先坡度比较平缓，他们还有时间看看斑斓景色。白色的茶花开得正浓，同伴说，山沟对面的那团火红是野柿子。时序已是初冬，山道上积满了落叶，但随着路径越来越陡，石级上的落叶反而少了。大概是风把它们吹到沟壑里去了。在这山上，风就像是一位国画大师，遒劲的笔力直达枯黄而坚硬的草尖。满山里只有寂静。陪同他们登山的一个当地与会者说，在深山里是不可能听到鸟叫的。而他以前读到过许多这样的句子：大山里，鸟清脆地叫了一声，飞向云端里去了。不知不觉，汗水洇湿了衣衫。许多人走一段便要坐下来歇息一阵。他和两三个人走在前头。没想到自己在他们中间身体还算好的。这使他感到高兴。这完全得益于他早年努力向上的生活经历。气喘吁吁爬了许久，遥遥向那位在上面的本地人打听，可还不到三分之一的路程哪。这时，他看到山道上有一只马蜂在爬（也许不是马蜂而是别的东西，他的生物学知识很有限），不知怎么回事，他就毫不犹豫地抬脚踩了过去。

马蜂成了他脚底的一只标本。

但他忽然跳了起来。他想，我为什么要踩死它？难道自己跑了这么远的路来到山上，竟是为了踩死一只马蜂？也许在他抬脚踩下去的刹那，他想到了马蜂是会蜇人的，是可能对人体有害的，因此会有一种决定它生死的价值取向，可造物主从来不因这一点而决定生命本身的存留与否。他没想到，在他完全没有准备的时候，他已经在这座山上犯下了罪过。同伴瞧见了他的脸色，问他怎么回事，他没有把事情告诉他们，否则一定会遭到他们的嘲笑。谁会为踩死了一只马蜂而懊恼呢？可事实上，他的确是越来越后悔了。报纸上有一则消息说，有人打死了一只马蜂，结果引来一群马蜂扑在他的身上。他想，如果真的有这么回事，他将不作任何反抗，让蜂群停泊在他的身上。那时别人从远处看来，他是不是也成了一只很大的马蜂呢？

他郁郁寡欢起来。

白房子

自从那栋白房子在村东头耸起来，整个村子里便没了安宁。

但我们没想到，村子里第一个被送进那里的，是小慧的爸爸马松。

小慧是我们同学，马松是个建筑包工头。逢年过节，大家便看到马松到处买猪屁股送给人家。可一头猪只有一个猪屁股，这让马松很是发愁。据说有一次，他对小慧的妈妈谢美芳说，你要是有个像猪那样的屁股就好了。谢美芳当时就变了脸。有人说，他天天在城里看女人的屁股。他说城里女人的屁股就是好看，有模有样，有的像刚从云层里冲出来的太阳，有的像一艘大船，在大街上乘风破浪。他说得神乎其神，后来他居然开着小车把一个大屁股城里女人带回了家，说是他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大人们形容说，那女人的屁股真的像一艘大船可以乘风破浪，停泊在我们村子里很是惹眼。

这天，他在院子里停好车，刚钻出车门，就被一伙忽然从屋子里窜出来的人抓走了。我们等到一个多月后才见到他。这时他已经不像马松了。我们放了学，看到一个人站在村口手舞足蹈的，旁边许多人在看。那人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跑近一看，原来是马松。奇怪的是，小慧看到她爸，反而飞快地跑掉了。我们听到马松气愤地说，哪有这样的道理，对不对？这事我跟他们没完！

原来，马松中了埋伏。谢美芳悄悄给白房子里的人打了电话，他们就来埋伏在那里，等马松一进门，就把他逮了个正着。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听到马松那慷慨激昂的声音。他依然站在树下，胸脯一起一伏。他把上衣解开了，露出了像管风琴一样的一根根的肋骨。他说，你们不知道，他们哪里把我当人？进了门，就把我甩在地板上，上来五六个人，拳打脚踢。我说我没有病。他们冷笑一声说，嘿嘿，到这里来的人都这么说。我不肯吃药，他们就把我的牙齿撬开。那药很阴险，我吃了它，就真的不由自主，受它的控制了，我想动，另一个我说，算了吧，别动了，再怎么动也没用。奇怪，我一下子分成两个我了。我就停下来看着两个我互相争辩。不对，应该还有一个我，我分成了三个我。天啊，现在可好，我可以让一个我在家里陪谢美芳，让一个我陪张娜开车逛街（由此可知那个大屁股城里女人叫张娜），还有一个我谁也不管着，留着自己用。我用力拍门，说我已经好了，放我出去。他们又冲过来几个人，说嚷什么嚷。他们又把我按倒在地，翻我的眼皮，用什么撑开我的鼻孔。我说我是精神病，又不是鼻炎，你们弄我的鼻子干吗？他们互相看了一眼，说，那药效果不错，瞧，他已经承认自己是精神病了。我说，我要是不承认你们又要灌我，我哪吃得消。一个人笑了笑，没作声。我知道坏了。他们不作声我就知道他们又要搞什么名堂。所以我特别害怕他们不作声。果然，另一个医生搬了个什么东西过来，从里面拉出两根电线，摁在我太阳穴上，一通电，妈呀，我全身都控制不住像波浪似的颤抖起来。那个难受啊，像一百条小狗在咬我挠我，浑身像爬满了蚂蚁。不知过了多久，我才从地板上醒了过来。幸亏张娜救了我。她县里有熟人，一个电话，我就被放了出来。这都是谢美芳那个蠢婆娘害的我，我发誓跟她势不两立，我要跟她离婚！现在，我一点也不觉得对不起她了！刚才我已经跟她交代了，我什么也不要，只要自由！等会儿我要买些礼品，去那里看望病友，他们跟我一样，也有好多是被人强行送进去的，还有一个，不过是写了篇曝光的新闻。他们还在水深火热之中。说完，他就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了。

谁知马松又是一去没回。这回他可是自己送上门去，怪不得别人。他正在跟病友胡吹海聊，医生又把他关了起来。他大声质问医院为什么出尔反尔，医生说他的病还没好，要留下来继续治疗。这期间，村里人看见谢美芳又跑了好几次银行。村里人再一次看到马松，又是一个多月后了。他免不了站在那里又慷慨激昂了一番。不过围观的人已经没那么多了。有的人甚至还故意躲开他。大家问这次是不是又是那个大屁股女人把他救出来的，马松咚地拍了一下胸脯，说，除了她还有谁！我三生有幸，才找到这么一个红颜知己，可别人为什么要破坏呢？

与上一次相比，马松更瘦削了些。脸上手上也多了或深或浅的伤痕。不过他的眼睛大大地露了出来，显得更亮更湿润了。刚一看，会吓人一跳。他说这次他决不心慈手软，要坚决跟谢美芳离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收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住到城里的宾馆里去了。他说，现在，他不怕谢美芳叫精神病院的医生来抓他了。宾馆里有保安，他说。

我听见大人们在说，马松到底有没有精神病呢？有时候像没有，有时候又像有。另一个人说，说你有就有，你越说没有就越有。如果有一天你家里也把你送了进去，你怎么办？瞎说，我家里跟我关系好得很。嘿，谁说得清楚，我昨晚做了个梦，梦见我家里那位把我送进那里去了，我大喊大叫醒过来，她问我怎么回事，我没理她。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人们互相打量的目光有些鬼鬼祟祟起来。大概他们是在互相怀疑对方是不是得了精神病吧。可精神病究竟是什么样的，他们并不清楚。他们曾经悄悄跑到医院门口扒在什么地方往里看，发现里面的精神病一个个都穿得干干净净，斯斯文文的。有的在下棋有的在聊天有的还戴着眼镜在看书。只有极个别的家伙在那里自言自语或跳舞。

大家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开始烦躁不安。我们听到大人们在厮打，哪怕是晚上，我们也经常被惊醒。那刺耳的声音让我们想起插在围墙上的碎玻璃。一方在吼叫一方在哭泣。你有病！他们互相指责，又被这指责吓得同时发抖。吵到激烈的时候，他们便互相威胁，要把对方送进那栋白房子里去。有几次，有人还真的拿起了电话，不过对方飞快地夺了过来，甚至扯掉了电话线。已经没人去关心马松家的事了。看到他过来，大家纷纷避开。大人也叮嘱我离马小慧远一点。

靠近白房子的几户人家开始要求搬迁了。那里原先还有两家小店，有一天，我们去那里玩，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关门了。他们要村里重新给他们划地皮做房子。可我们村的地皮已经越来越值钱了，搬迁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听说那几户人家比赛着在暗地里给负责这件事的村干部送礼。可即使这样，新地基还是没有批下来。后来，他们就完全失去信心了。白天，他们还敢开一下门窗通通风，到了晚上，就把门窗关得紧紧的。其他人家也不知不觉把门窗关紧了。

村里的有志之士指出，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他们包括一个赤脚医生，一个开录像厅的小老板，一个在镇工厂上班的会计，一个开推土车的司机。后来他们又拉拢了一个在城里给人家搞装修的水电工。既然搬迁没有希望，那就让他妈的白房子滚蛋吧。他们经常在一起密谋。有的说要想办法剪断那里的电线，堵塞他们的水管。有的说要推倒那里的院墙，把所有的病人都解放出来。在用到解放这个词的时候，他们颇为激动。有的说不如挖个地道，冲进去把医生全部赶走。不过这个办法没有得到响应，因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医生跑了一批又会来一批，一个什么倒下去千万个什么站起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商量得热火朝天，对我们小孩子也不避讳，大概认为我们小孩子什么也不懂吧。后来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一个建议是，大家从地道里进去，把白衣服偷来穿在自己身上，然后把医生和护士关进病房，由我们村里人控制这所医院，那就高枕无忧了。

此计一出，大家连连称妙。

就在大家还沉浸在种种美好设想中的时候，有一天晚上，马松回了家。他给医院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儿，一辆车开了过来，几个白大褂把马小慧妈妈谢美芳拽上了车。

在暗中

队长寅茂吹响哨子的时候，我正躺在凹椅上。我的两只眼睛又红又肿，见不得光，只好闭着。即使这样，强烈的日光依然会刺穿眼皮，让我无端地热泪盈眶。我讨厌这种感觉。有人说，我的眼睛肯定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奶奶用毛巾把我的眼睛敷了起来。爷爷则扛一把挖锄，在屋子附近东撬西撬，以为我的眼睛被什么压住了。

寅茂喊道，全村男女老少，马上到大队去开会，谁都要去，一个也不能少。寅茂一边喊一边又吹了几声哨子。大概是用了很大力，哨声反而没那么响，听上去有些沙哑。寅茂的哨子用根红布带威风凛凛地挂在胸前。就是睡觉，他也不肯把它解下来。

这时，寅茂吹到了我家廊口。我听屋前的远庆问他：小孩子也要去吗？我家小妹还在发烧呢。小妹是远庆的小女儿，跟我同岁。新学期开始了，我们刚领到了新书。我一遍遍地闻着里面的香味。为了把这股味道保留得长久一些，我要大人用硬纸把它们包起来。这时我爹已经从部队转业，带回了一些画报和电影剧照。于是我的语文书上是杨子荣，算术书上是李铁梅。

我很着急，担心寅茂说小妹可以不去，那我爷爷肯定也不会让我去的。我喜欢开会。喜欢在人缝里穿来插去。每次大队里开会，都像过节一般热闹。有一次，开完会，所有人还要举着板凳排着长队在全大队的十多个小队走一遍，队伍有好几里路长。如果是批斗会，也很有意思，几个人站在台上，脖子上挂着土砖或破鞋，他们中有算命的，打卦的，捉鬼的。遗憾的是，在我们村子里既没有找到地主富农，也没有找到反动派和特务，这让寅茂在外面开会时觉得脸上无光。

爷爷正在屋后沟里做什么。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听到哨子响，他出来问。我忙说，开会了，小孩子也要去！

爷爷说，又开什么会，一开会就不能做事了。别看爷爷手那么大，可他做起地里的事来却像绣花一样。收工后，他总是最晚回家，路上，看到一根红薯藤要捡起来，看到一块狗屎也要捡起来，如果捡到了牛屎，他的脸便笑得像南瓜。七捡八捡的，回到家来篼里就有一大堆。远庆说，再这么捡下去，你迟早有一天也要被划为地主的。

我怕爷爷又不去开会，便极力怂恿他去。以前，大队里开会，他总是叫我奶奶去。寅茂为此还批评了他。可我爷爷成分那么好，寅茂也没有办法，最多在村里开会时让爷爷站站桌子角。但爷爷一到了夜里就要睡觉。他就是站在那里也照睡不误。

爷爷几乎是一口气把我背到了会场。村子里的人都出来了，寅茂的哨子还在响。声音越来越沙哑，哨子里大概全是口水。到处是脚步声。还有说话声。有的人大约还带了鞋底，边走边拉着麻绳。不用说，那是女人。从村里到大队差不多有两里路。远远地，就听到了高音喇叭。里面放着一种很慢的音乐。好像是黑色柏油，在路上慢慢淌着。有一段时间，村子里架起了很大的铁锅，先是说炼薄荷，后来又说炼柏油。因此地里不种粮食，只种薄荷。但大火一烧，薄荷全跑到天上去了。为了炼柏油，寅茂也想了很多法子。他叫大家把石头扔进火炉，烧了三天三夜，结果还是石头。

现在，我却忽然觉得有黑色的柏油在慢慢流淌。淌得让人想哭。像什么把心脏压着。远庆也来了。有人问小妹怎么啦，他说病了。那个人摸了摸小妹的额角，说，这么烫啊，怎么不叫辛芹医生开点没药喝喝？远庆说，找不到辛芹医生，一大早他就躲起来了。辛芹医生爱听广播，他买了一台收音机，听说有时候偷听敌台，他肯定是听到了什么不好的消息，才躲起来了。可他能躲到哪里去呢？他又不是没躲过，可每次，还不是马上被揪出来了？

广播越来越响了。大人都不说话。我问爷爷，到哪儿了？可我没听到自己的声音，好像它们被什么吃掉了。我又大声问了一遍，还是没听到。

正在这时，广播里有人说话了，要大家低头默哀三分钟。广播里又淌起了柏油。大家站在里面，一眼望不到边。我抬起头，什么也看不见。忽然有一只手在我的头上摁了一下。

喇叭里忽然吼道：熊来喜你干什么？你居然还在笑？来喜是神经病。他会在夏天里穿棉袄冬天里穿拖鞋。他三十多岁了还没有老婆也不会自己做饭洗衣服。如果我们小孩子说给他讨媳妇，他也会乖乖跟我们走。我们让他在地上打滚，他就乖乖地在地上打滚，一边滚一边还念念有词。来喜消息灵通，总是最先知道哪里要开会。不管哪里开会，他都要去。而且还企图抢上台去发言。当然不会让他发言。来喜真是来喜，大人们总是这么说。哪怕他不喜欢你，他也是一脸笑。他天生就是一副笑脸。哪怕他爹把他揍哭了，他也还是在笑。他的脸在笑着喉咙却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声。就好像从猫屁股里生下了一条大狗，让我们惊骇不已。喇叭又叫了一声。人群骚动起来。我听到有人说枪，枪。来喜哭了。但他越哭越像是在笑。喇叭咆哮着。有人踩了我的脚。我站不住了。还好，爷爷从后面抓住了我。广播大声吼道：把熊来喜这样的阶级敌人拎出场外，下面，我们继续默哀。忽然响起了哭声。起先是一个，接着是一团。一大团。一大片。我像呛了水，想张开嘴巴，可我一眨眼，眼睛就针扎似的一阵剧痛。仿佛我的泪水里藏有钢针。它们足以让我失明。

那几天，广播里一直在淌着柏油。为了让村子里悲痛的气氛跟广播里一致，寅茂号召大家痛哭。大声地哭。想怎么哭就怎么哭。他说，他不希望我们队里是死气沉沉的。熊村虽然在大会上出了来喜那件事，让队长根生受了批评，可这几天，他们表现很好，有的人居然可以一直哭到天亮。鉴于我们村里人不善于哭的特点，寅茂要大家经常用辣椒擦擦眼睛。

一天深夜，我忽然发现我的眼睛已经不痛了。我惊喜地叫了起来。我看到了月光。爷爷和奶奶却好像是刚吵过架。爷爷几乎没穿衣服，而奶奶把裤腰抓得紧紧的。见我的眼睛好了，爷爷并没有表现出我想象中的惊喜，只是尴尬地笑了笑，趁我没注意，迅速把短裤穿上。说实话，我知道爷爷要干什么。大人总以为我们小孩子不懂，其实我们什么都懂。这几天，寅茂在这方面抓得很紧，别说人，就是家禽、畜生，也不能做这种事。他号召大家把家里的公鸡和母鸡分开。如果有公狗胆敢在众目睽睽之下爬上母狗的屁股，他一定要吹哨子出动劳力把公狗的后腿打断。他说，打断了它后腿，它就不能像人那样站起来了。

这次，真的不知道辛芹医生躲到哪里去了。那天晚上，小妹又发高烧，眼睛往上翻，手脚抽筋。她娘哭了起来。远庆慌了神，忙打来井水，用毛巾敷在小妹额角上，好不容易才把小妹的高烧退下去。

第二天，寅茂的哨子又响了，要大家到大树脚下开会。我们村里，一般是在村前的大树脚下开会的。树上也有一台广播。到了那里，寅茂竟然要大家向大树默哀三分钟。他说，我们村里的人哭得还远远不够，听说其他村子里的人，有的哭哑了嗓子，有的哭瞎了眼睛，还有的人一口气过不去，倒在了地上。这些人都会受到表扬。过几天，又要开大会，我们要抓紧时间哭，到时候不要再给村里丢脸。

正在这时，我看到远庆的小女儿陈小妹走了过来。她眼睛直直的，好像谁也不认识。远庆叫了她一声，她没反应。又叫了她一声，她就朝远庆吐了一口痰，然后咬着手指头吃吃地笑了起来。

每每本纪

本其事而记之，故曰本纪。

——《史记》

在我们村子里，女人的地位向来比男人高。所以当我们跑到三十里路外的学校读书，知道很多地方重男轻女，老师说这是一种旧社会的封建思想的时候，我们便骄傲地想，我们村子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不是旧社会了。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村与世隔绝的缘故。

我们村子里出美女。她们多得好像我们村里的夜空总是繁星点点，而别处都在下雨。听老一辈的人讲，我们村子里曾出过两位皇妃，八位朝廷一品大员的夫人，至于其他官商人家的老婆或小妾，则不可计数。但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村的女孩子再也得不到当皇妃或诰命夫人的幸运了，只能被成群结队地送到外面去当保姆，好听的说法叫作劳务输出。她们有的比较幸运，可以当后妈。但大多数都混得不太好。要么被男主人欺负了哑巴吃黄连，要么被女主人赶了出来。真正依靠自己创造了传奇新历史的，只有每每。她从村里走出去，一下子就红起来了。

那年，县里下了文件，说我们县里没别的好，只有青山绿水和美女，因此决定放开手脚打旅游牌把经济搞活。美女是我们县的一块大招牌，县长说。因此要在我们村里选一个最漂亮的女孩子做形象代言人。要漂亮到什么程度呢？县长说，要让那些外地客商见了她就走不动步，乖乖拿出钱来。为此，县长带人跋涉大半天在我们村里先走了一圈，看到了每每，县长就走不动了。他对手下人说，就她，

成了形象代言人的每每一下子住到县城里去了。她爹想看到她都难。有一次，一个客人趁着酒兴要每每唱歌，县里的人这才发现了自己工作中的一个重大失误，那就是，因时间仓促，忘了教每每唱流行歌曲。每每唱了一首，客人果然不满意，挥了挥手说，唱山歌嘛，会不会唱山歌？每每说，我一肚子山歌呢。她才唱了一句，客人们就使劲地鼓起掌来。县里的人明白过来，也跟着鼓掌。他们不知道每每肚子里有那么多山歌。这时她好像一只下蛋的母鸡，咯咯叫着，一只接一只地下蛋。

很快，每每唱山歌的地方也从酒店和歌厅扩展到广场上。她带动了全县人民唱山歌的热潮。谁也没想到，以前我们谁也瞧不起的山歌，现在成了宝贝。每隔一段时间，每每就要在县城广场举行一场山歌会，坐在前几排的除了外地客商就是各路领导。我们在县电视台里看到，每每唱到高潮，她唱上一句，台下跟着唱下一句。她唱前半句，台下唱后半句。在她的带动下，全县成了欢乐的海洋。

后来，县里说，光让每每唱山歌是不够的，也太可惜她的嗓子了。县里便把文化馆那些写歌的人召拢，要他们为每每写一首歌。里面要有风土人情，更要有县容县貌。那几个人不愧是写歌的高手，仅花两天时间，就用山歌的形式写了一首歌颂我们县大好风光和大好政策的歌曲。那首歌经每每唱出来，好听得不得了。它在县城广场上掀起了新的高潮。很多人相信，有了这首歌，我们县里的发展就更快了。后来，每每还带着这首歌参加了市里和省里的比赛，都获了奖。每每载誉而归时，她神气得就像带着一大群保镖。

每每不再是那个唱山歌的每每了。现在，要想听她唱山歌，很难。据说她只给县里的翁书记和欧县长唱。在舞台上，她只唱新歌。即使要唱山歌，那些歌词也已经重新写过了。她说原来那些词太土，唱不出口了。

每每比原来更忙了。她几乎每天都有演出。几乎每星期还有一场大型歌会在等着她。那些歌厅的老板休想再得到她的赏光。县里经常开大会，几乎每次大会期间，都会安排一场演出。不用说，每每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她把会议的气氛推向了高潮，掌声要响很久才很不甘心地凋落下来。然后是采访。县电视台的记者，很认真地叫了一声每每同志，问她这次演出的感想。有时候，县里还开展“送歌下乡”的活动。乡里便准备好花炮和彩礼隆重迎接。据说有一次，每每代表县里送歌下乡后，临走，那位乡长笑着对她说，请代问书记好！每每变了脸色。不久，那个乡长就因为贪污被撤职了。

事情是突然起变化的。事后，村里的老人们说，还是古话说得对啊，爬得越高跌得越深啊。我最讨厌大人们这副事后诸葛亮的样子。最讨厌他们拿古话来吓唬人。我不相信古话有那么厉害，但事实是它们就有那么厉害。原来，每每在县里跟人家乱睡觉。她上了一个客商的床。听人说，按道理，上上床也不要紧，本来就是要她上床的，问题是弄出感情来了，连书记和县长也不理了。那个客商，把江边的一座山买下来了（听说可以用五十年），经常把县里的领导请去喝酒跳舞。每每当然也要去。没多久，在山下发现了一具尸体，查来查去就查到了客商头上。又查到了客商送了每每一枚据说可以买下半个县城的钻戒。

客商的事情好解决，问题是，拿每每怎么办呢？她也没犯什么法。既然没犯法，就让她重新登台唱歌吧，因为紧接着县里要搞一项庆祝活动，按惯例每每又有演出任务了。书记和县长审核着节目单，忽然觉得每每不再适合出场了，因为每每已经不是那个每每了。那件事全县人民都知道了。她一出场就会引起人们不好的联想。她现在的形象和歌中所赞美的县容县貌，形成的反差太大了。

他们便拿起笔，把每每的名字划掉了。

不过他们很快发现，不让每每登台，麻烦更大了。观众比以前更想看到每每。他们高喊着每每的名字，把冒唱每每歌曲的人赶下台去。为此，县里还到我们村里找过别的女孩子试唱，但效果都不好。其他的地方更不用说了。他们也曾想过换一首歌，为此他们又把那些写歌的人请来。可新歌根本没有老歌的效果。连他们自己也觉得差太远了。写歌的人说，当初他们为每每写歌时，已经把才华用尽了。

每每在县里待不住了。她爹娘想把她接回家，可她说，她已经回不来了。一些下三烂的歌厅想请她去，她理都没理。有一个奸商想拿她做文章，打算开发我们村里的老母鸡。他散布谣言，说每每已多次堕胎，每次打了胎，就回乡下吃老母鸡，我们乡下的老母鸡很补，能让流血的女人马上止血，让走路没有力气的女人马上奔跑如飞。现在他要生产一种老母鸡保健丸，请每每做广告，开拓市场，销往全省乃至全国。每每也拒绝了。

每每经常哭泣。有人说，她的嗓子已经哭哑了，唱不了歌了。她深居简出，人们已经很难看到她了。但只要县里搞演唱会，大家就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她，就大声喊她的名字。每每出来！我们想念你！类似的呼喊不绝于耳，让县里骑虎难下。没有了每每，投资的客商也越来越少，有的还要撤。书记和县长的讲话也没有了昔日的号召力，上面来视察的领导也板着脸。看来，这不是每每一个人的损失，而是全县人民的损失。与每每个人的损失相比，县里的损失显然更大。

于是不久，我们从电视里知道，那个客商送给每每的钻戒是假的，他欺骗了我们最可爱的每每。而且，正是每每及时报案，才把罪犯绳之以法没让他逃脱。原来，县里早已嗅到了对方的犯罪动向，每每自告奋勇，做了潜伏。在那些难熬的日子里，她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名誉，忍受着种种嘲笑和误解，以纯洁的心灵和钢铁般的意志，默默为县里的经济发展和安定团结做贡献。这种精神简直撼天地而泣鬼神！为此，县里在征得每每本人的同意后，决定公开真相，还大家一个真实的每每。

随着每每重新登台亮相，我们知道，那件不愉快的事情已经彻底过去了。掌声雷动。只是，据说她的嗓子已经真的哑了，只能象征性地在聚光灯下假唱。

算你狠

毛豆和宝琴从丈母娘家里出来的时候，天色已晚，立了秋的风从山上跑下来，吹在身上凉凉的。两个人说说笑笑，离村子越来越远，看四周无人，毛豆就上前亲了宝琴一下。她脸红了。他喜欢看她脸红。所以就是为了看她脸红也应该亲她一下的。他们是五一结的婚，本来是结婚后又出去打工的，但一结婚，他们都不想那么快到外面去了。他们的想法得到了毛豆爹娘的支持，娘经常拿眼瞄宝琴的肚子，仿佛把她当作了压寨夫人，她不怀上孩子是不会让他们出去的。

风在他们前面带路。它跑过草丛，跃上山冈。这时，有几个人转过山嘴。他们把身子侧了侧，让那几个人过去。毛豆数了数，他们一共有四个。他有些奇怪。这时节，能有几个整齐的劳力在外面闲逛呢。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他拉起宝琴的手赶紧走。他听到自己还有宝琴的脚步的沙沙声。谁知，沙沙声越来越大。后面的沙沙声很快超过了他们，停下来。他只好拉着宝琴往回走。可是拉不动她。原来那几个人也拉着宝琴。就像划水时，水草忽然缠住他的脚。他骇然了，放了手。他边跑边喊，跑到丈母娘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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