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他转身的那一霎，我忽然看见，他背过身去把筷子头上残余的芝麻酱慢慢舔食了。虽然看不见脸上的表情，但却直觉地知道他正十分珍惜地享受着筷尖那一点点麻酱的芳香。就由于那种敬慎珍重，使人不觉其寒酸，只觉得在窥伺一场虔诚恭逊近乎宗教的礼仪。

你我间的心情，哪能那么容易说得清道得明——序长安版的《从你美丽的流域》

你我间的心情，哪能那么容易说得清道得明呢？

我们坐在敦煌莫高窟前。

这里，就在这里，我已来过一千次——只是，前一千次都在魂思梦想里。

他，是一个尽责的随团记者，因为答应给某杂志写稿，此刻，他便正经八百地问起问题来：

“说说你这次丝路之旅的感想好吗？”

他备好纸笔，按下录音机：

“我——”

那时是正午，一尊尊菩萨都或坐或卧或立或歇在他们各自的洞窟里，他们那样华丽庄严，不涉一丝人世是非。烈日下，供人照相的骆驼也伏身休息。还有那些光鲜离奇的古装衣服正一套套吊在那里，艳魅诡异，令人错愕四顾，仿佛该有人来吹个唢呐什么的。

黄沙万里，弥天盖地，天色澄碧到近乎无情的程度，因为那蓝太纯，纯到不像真的，让人以为自己竟是坐在壁画里。

“啊！你叫我说什么呢？”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也算是跑过许多地方了，北半球南半球东半球西半球，但如果我去印度，我可以冷眼看那些精美绝伦的古文化，以荒谬的身姿坐落在乌烟瘴气贫穷落后的现实社会里。看他们的好东西我会有纯粹的美的喜悦，但不会气血翻涌，引以自豪。至于那些肮脏鄙陋，我虽也颦眉叹气，但却不会有落泪长号的悲恸。就连在印度古堡里遭人扒窃，弄得自己捉襟见肘，也照样嘻嘻哈哈，面不改色，原因很简单，我之所以掉钱，是因为我碰上了‘坏人’，但这‘坏人’既是印度人，不是中国人，我也就没有彻骨的悲痛和愤恨。”

“而在祖国大陆旅行，心情就不一样，你不像那些法国人日本人，你注定不是个心情轻松的观光客。你前一分钟才为一个风景或一处古迹而感动流泪而以身为华人自傲；可是后一分钟，你又为某件事情气到要吐血要骂人八代祖宗。而这时候，如果又有人来拉着你，叫你‘行个好’，给他钱去买个吃的，你真想放声大哭——平常，去任何地方旅行都能让身心休息，但到祖国大陆不成，因为你对这块土地有情，因为你无可救药地还爱着自己的同胞手足。所以你忍不住又哭又笑又喜又怒又爱又恨，又祈祷又绝望，又祝福又诅咒……你简直不知怎么办，总之，你休想神经松弛。”

“你叫我说感想，我哪里来得及有感想，自己一颗心都不知要怎么安怎么放了，哪里来得及有什么感想……”

热沙在四面大野蹲踞，仿佛恶兽狺狺，随时可以前来扑杀行人。奇怪的是，这八月酷暑，不时仍有一丝凉风吹来。这既是天堂也是地狱的地方啊！

那记者听我一番话，也呆了。后来，他那稿子也不知怎么写的，我真的不是个良好的“受访人”，我应该好好发表三点或四点感想，然而我不能，我只能胡乱说出自己纠结盘曲的心情。

西安出版社要我为大陆版的《从你美丽的流域》写个序，我不知为什么，竟觉艰难。其实，此生此世，我一直渴望通过我深爱的方块字把我血脉中的沸腾的声音翻译出来，给我深爱的族人去一一共证。

其实事情是很简单的事情，只是心情复杂，唐人宋之问的诗或许很宜于描述我此刻的心事：

岭外音书绝

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

不敢问来人

啊！亲爱的读者，你原是我至亲至挚的乡人，我们都已出发。我，以我的书，你，以你的视线。我们终必相逢，在书中某个江山幽极处，某个桃李照堂处。相逢之际我一时竟不知如何开口，你我间的心情哪能那么容易说得清道得明呢？

古代的诗人离家十一年已经近乡情怯，而我呢？离开故土已过了四十多次“经冬复历春”了；是的，我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如果我也情怯，请谅解我吧！

某个不曾遭岁月蚀掉的画面

她是我的朋友，我们很谈得来，那是三十年前，我读中学时候的旧事了。

我们彼此交换看作文簿，那大概等于成年人准许别人看自己的企划案吧！我隐隐了解她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不是同一个阶层的人，但谁管那些呢？我们交往很久，彼此却没有去过对方的家。那时代女孩子放学和回家的时间都经父母算准了，去同学家玩是不成理由的。

有一天，大概是由于考试，提早放了学——我终于去她家玩了。她家离学校很远，是一个军眷村。其实我家也是军眷村，但低军阶的眷村不一样，看来像船舱，一大横排，切成许多豆腐块似的小间，而每间小豆腐都低矮仅能容身，倒也别有它的温暖。她的父母极老，她是晚生的小幺女，大的嫁了，她等于是独女，很得宠，我也因此变成小小的上宾。

她家可能算眷村的“有钱人”，因为开了一间小杂货店，不时有小孩跑来买一颗泡泡糖或一瓶醋之类的。似乎还不到吃饭的时间，但不知为什么，二老忽然下决心非让我们吃一碗面不可。他们是旗人，说起客气话来特别好听，特别理直气壮。

面下好了，是麻酱面，只两碗，二老自己不吃。她的父亲负责把麻酱调稀拌匀——并且端上桌，然后他转身走开。他的脚不好，走起路来半步半步地磨蹭着往前挪。

就在他转身的那一霎，我忽然看见，他背过身去把筷子头上残余的芝麻酱慢慢舔食了。虽然看不见脸上的表情，但却直觉地知道他正十分珍惜地享受着筷尖那一点点麻酱的芳香。就由于那种敬慎珍重，使人不觉其寒酸，只觉得在窥伺一场虔诚恭逊近乎宗教的礼仪。

不知为什么，这样一个画面，在我心中竟保存了三分之一世纪而不能忘记。

一路行去

把电话挂断，挂不断的泪一径流了下来，我咬牙往关口走去。

也不知是第十几次走出那关口了，但从来没有这样割心地疼，孩子倒是洒脱，电话那端是他们愉悦的童音，两人都答应要乖，要做好孩子。我也装作快乐地和他们说再见，从来不知道做一个母亲是可以一面流那样热烫的泪，一面仍可勉强拼出那样温甜的声音。

队伍是十一个人，没有组织，没有经费，只凭一声吆喝，就这样各人请了假，硬挤出十七天的时间上路。十一人分三组，我们这组是四个人，主要安排访问的路线是美国传播机构、教会领袖和中国留学生。那一晚，丈夫守着电话打，一下子就打了十几通越洋电话，钱？管他，访问的路线就这样定了，钱，该来的时候就会来的。

扣好安全带，我把幻灯片从皮包里抽出来，有一张还是朋友刚才赶着送到机场来的。幻灯片全是临时赶的，做我们的朋友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我们自己专去拣些别人不做的事来做，扰得我们的朋友也跟着忙得人仰马翻，他们全是在学业事业上有成就的人，却每每为了帮我们的忙不吃不睡的——不能想，这些事一想起来就心酸眼热，五内如翻岩涌浆，无法平复。

“我们要组织一个基督教友好访问团到美国去，”那天我嗫嗫嚅嚅地打电话给秀治，“我想要送些礼物给那些美国教会领袖，我希望那种礼物可以一直保存着，天天看，就会想起台湾，这样看来，当然是送画最好——我想要你几幅绣画，我出不起钱，可是布和绣线那些成本我总该出……”

秀治是一个质朴的人，从来不懂得宣传自己，也只有她那样纯的人才能有那么醇的作品，她从来舍不得卖画，每次卖，都是为了教会的慈善活动，她那样千针万线绣出来的啊……

她捐了三幅画，我捧着那样的画，觉得天地都为之庄严肃穆起来，同时捐出的还有王蓝跟许坤成，王蓝并且把他的画袋借给我，所有框好的画都放在那里面，我生平没有提过那么殷实沉重的东西。

配合幻灯片放的录音带是“解大哥”帮的忙，临行的前一夜，我们还磨在录音室里，一遍一遍地修正着，他一会儿钻到唱片库里去，一会儿又钻到控制室里来，声音也是琢磨了又琢磨，总想做得最好，走出录音室已经是次日凌晨了，他送我回去，北安路上夜静静地平展着，我们走到路口，他叫了车给我，跟我说：

“张姐姐，对你们夫妇，我真的可以说：‘我很爱你们。’”

我跳上车，一句话也没说——不知该说什么，上天为鉴，所有的朋友都对我太好，我永远不能偿还，多甜美的欠负！不是“常恨此身非我有”，而是“常喜此身非我有”，全是朋友们的恩情缀成的。

我把录音机打开，开到最小声，一面模拟着要怎样配合幻灯画面——在两万多尺的高空，时差？没有时间去管时差了，我一下飞机就得去工作，我也许会累，累就累，我得去放映，去谈，去辩论，去指责，去跟人聊通宵，在冰天雪地里把自己走成一介苦行僧侣，连孩子都横下心交给爷爷奶奶了。这十七天我们如果不拼命就对不起自己。

跟孩子一起交给人的是学生，一开学就请假，让我觉得愧疚，但黄答应来代课使我喜出望外，他要跟学生讲中国诗的欣赏。每次跟他通电话，都使人迷惑，似乎仍是大一那年，似乎仍同坐在中文系的第一教室里上课，似乎凭栏望去仍是涨绿的双溪，以及有若长虹之桥柱的青山。但二十年过去了，他已是文学院院长，他答应来演讲，我自豪，因为有一位才华过人、以十几年的时间把自己从“大一学生”变成了“学者”的朋友，但我更自豪的是这个我所身处的社会，这个社会允许一个肯上进的穷苦大一学生，在十几年间成为文学院院长。

丈夫的大箱子里带的是一百七十张展览用的图片，照的是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那些苍凉的画画时而是一片西北的屋脊，时而是一片江南的烟波。为了省钱，那些照片全是他杂志社里的同仁自己冲洗的，没有暗房，他们就把洗手间围上黑布装成暗房，每次要冲洗照片的时候就前前后后地宣告：“谁要上一号？谁要上一号？要去的快去，关上了门就一个钟头不准进来！”

他们没日没夜地洗，那一百七十张大挂图就是这样洗出来的。感谢上帝没有赐我们亿万家产，如果我们有钱，我们可以购买每一份劳力，但我们没有，我们只有朋友，我们是真正富有的人。

除了图片，我们还印了六万张贴纸，大型的可以贴在车子的后杠上，小的像五元镍币，可以随便贴，上面印着中文的“主佑中华”和英文的Pray for free China，要多少钱？不知道，我不管钱的事，许多年来我也一直没管过，上帝不会不帮助一个自助的人，我该管的是我有没有倾我所能地奉献，我该急于知道自己是不是纯洁无瑕，无愧于日日承受的天恩人惠。

“你刚才在哭，”丈夫说，“×姐妹赶到机场来，塞了这张支票给我。”

我忽然又想哭，太多了，这些爱，我无法承载，其实，陆陆续续一直就有人奉献，从几百的到上万的，令人哽咽的爱。

我想起《旧约》中的一个美丽的故事，说到大卫王在战场上，忽一日渴想喝故乡伯利恒古井里的水。有三个勇士知道了，便冲过封锁线，去为国王打来清凉的井水。大卫接了那水，为之战栗动容，不敢入口，当时他把那水浇在地上，告祭天神，说：

“这是他们的血，我断不能喝！”

那些帮助我们一路成行的人，岂是把东西给我们？他们把钱交给我们，把爱和祝福交给我们，其实是基于他们对上帝的爱，对民族的爱，那一切太美好，是我们必须以之告祭天下的。

到旧金山，杏花索索地开了，日子开始周而复始地每天在不同的飞机上俯看不同的云，在不同的机场拿自己的行囊，下午在不同的会堂里贴展览图片，晚上在聚会中向不同的脸孔说话，散会后向不同的激昂的声音谈剖心沥肝的话题，夜深时，把自己交给不同客栈中不同的床。

相同的是一路行去，尽是祝福。

犹记得，站在旧金山机场等候去华盛顿的班机，那里刚下过五十七年来最大的一场雪，我们是雪封机场后的第一批旅客。

不知为什么，子夜一时到华盛顿，看见满地的雪，我硬是可以封闭自己的感动，这雪景是异乡的雪景，这白是异乡的白。要我流泪，可以，那得等到在塞北或关中，等我在故国的老瓦檐下摘一只冰坠，等我在压弯的水芦苇上掬一掌雪之白。异乡的雪景，充其量只是立体的圣诞卡，是一片遥远的不相干的风光，不是让人落泪的什么。

犹记得，离开华府的那一夜，秉怡抱着我，说：

“带着我们的爱去。”

一听，就让我想起二十年前在一个唱诗班里的时光，她仍是最好的女低音。

犹记得，在纽约，寿南和朋友到旅社中来，我们谈到深夜一点。在波士顿，在辛辛那提，在普渡，在耶鲁，那样一路扬帜地走去，把冰辙走成暖流。

犹记得，在奥克拉荷马，那女孩接了我们，立刻驱车回去烤年糕，作为晚上的点心。在达拉斯，那男孩清晨六点送了两包汤圆来（他想必是五点就出发了），然后转身就跑了。我实在想不通他是怎么弄到那两包汤圆的。

我不会忘记那些把两颊交给朔风去割裂、用一只肉肩去挑起十几州的风雪雨雹的日子。但我不冷，我仍能一城一城地去告诉人，告诉人上帝的正义，永恒的真理……

一路行去，穿一袭别人送的羊毛衣，着一只别人赠的旧鞋，三月已渐破二月而来，一襟旧衣足堪挡风，两眼酸涩犹可忍泪，所谓天涯之遥，也无非是把一只脚不断地去放在另一只脚的前面而已。时而在电视台的录影室，时而在麦克风前，在善意的或不善意的桌前，在中国人和美国人中，在万千只手合掌祈祷的祝福声中，我们一路行去。

在古老的岁月里，一个婴儿出世，母亲每每喜欢到各家去收集碎布做成百衲衣，让孩子穿着，代表着来自百家的祝福。

而当我一路行去，我感到自己赤裸一如初生的婴儿。但在众人的祝福中，我们成行，我们穿着百衲成服的美丽衣衫，那一缝一折间全是爱，全是满溢的关怀。

穿着百衲吉服，我们一路行去。

雨天的书

一

我不知道，天为什么无端落起雨来了。薄薄的水雾把山和树隔到更远的地方去，我的窗外遂只剩下一片辽阔的空茫了。

想你那里必是很冷了吧，另芳？青色的屋顶上滚动着水珠子，滴沥的声音单调而沉闷，你会不会觉得很寂寥呢？

你的信仍放在我的梳妆台上，折得方方正正的，依然是当日的手痕。我以前没见过你，以后也找不着你，我所能持有的，也不过就是这一片模模糊糊的痕迹罢了。另芳，而你呢？你没有我只字片语，等到我提起笔，却又没有人能为我传递了。

冬天里，南馨拿着你的信来。细细斜斜的笔迹，优雅温婉的话语。我很高兴看你的信，我把它和另外一些信件并放着。它们总是给我鼓励和自信，让我知道，当我在灯下执笔的时候，实际上并不孤独。

另芳，我没有即时回你的信，人大了，忙的事也就多了。后悔有什么用呢？早知道你是在病榻上写那封信，我就去和你谈谈，陪你出去散散步，一同看看黄昏时候的落霞。但我又怎么想象得到呢？十七岁，怎么能和死亡联想在一起呢？死亡，那样冰冷阴森的字眼，无论如何也不该和你发生关系的。这出戏结束得太早，迟到的观众只好望着合拢的黑绒幕黯然了。

雨仍在落着，频频叩打我的玻璃窗。雨水把世界布置得幽冥昏暗，我不由幻想你打着一把小伞，从芳草没胫的小路上走来，走过生，走过死，走过永恒。

那时候，放了寒假。另芳，我心里其实一直是惦着你的。只是找不着南馨，没有可以传信的人。等开了学，找着了南馨，一问及你。她就哭了。另芳，我从来没有这样恨自己。另芳，如今我向哪一条街寄信给你呢？有谁知道你的新地址呢？

南馨寄来你留给她的最后字条，捧着它，使我泫然。另芳，我算什么呢？我和你一样，是被送来这世界观光的客人。我带着惊奇和喜悦看青山和绿水，看生命和知识。另芳，我有什么特别值得一顾的呢？只是我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比别人多了一份冲动，便不由得把它记录下来了。我究竟有什么值得结识的呢？那些美得叫人痴狂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我创造的，也没有一件是我经营的，而我那些仅有的记录，也是破碎支离，几乎完全走样的，另芳，聪慧如你，为什么念念要得到我的信呢？

“她死的时候没有遗憾，”南馨说，“除了想你的信。你能写一封信给她吗？我要烧给她——我是信耶稣的，我想耶稣一定会拿给她的。”

她是那样天真，我是要写给你的，我一直想着要写的，我把我的信交给她，但是，我想你已经不需要它了。你此刻在做什么呢？正在和鼓翼的小天使嬉戏吧？或是拿软软的白云捏人像吧？（你可曾塑过我的？）再不然就一定是在茂美的林园里倾听金琴的轻拨了。

另芳，想象中，你是一个纤柔多愁的影子，皮肤是细致的浅黄，眉很浓，眼很深，嘴唇很薄（但不爱说话），是吗？常常穿着淡蓝色的衣裙，喜欢望着帘外的落雨而出神，是吗？另芳，或许我们真是不该见面的，好让我想象中的你更为真切。

另芳，雨仍下着，淡淡的哀愁在雨里飘零。遥想你墓地上的草早该绿透了，但今年春天你却没有看见。想象中有一朵白色的小花开在你的坟头，透明而苍白，在雨中幽幽地抽泣。

而在天上，在那灿烂的灵境上，是不是也正落着阳光的雨，落花的雨和音乐的雨？另芳，请俯下你的脸来，看我们，以及你生长过的地方。或许你会觉得好笑，便立刻把头转开了。你会惊讶地自语：“那些年，我怎么那么痴呢？其实，那些事不是都显得很滑稽吗？”

另芳，你看，写了这样多。是的，其实写这些信也很滑稽，在永恒里你已不需要这些了。但我还是要写，我许诺过要写的。

或者，明天早晨，小天使会在你的窗前放一朵白色的小花，上面滚动着无数银亮的小雨珠。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在地上发现的，有一个人，写了一封信给你，我们不愿把那样拙劣的文字带进来，只好把它化成一朵小白花了——你去念吧，她写的都在里面了。”

那细碎质朴的小白花遂在你的手里轻颤着。另芳，那时候，你怎样想呢？它把什么都说了，而同时，它什么也没有说。那一片白，乱簌簌地摇着，模模糊糊地摇着你生前曾喜爱过的颜色。

那时候，我愿看到你的微笑，隐约而又浅淡，映在花丛的水珠里——那是我从来没有看见，并且也没有想象过的。

二

细致的湘帘外响起潺潺的声音，雨丝和帘子垂直地交织着，遂织出这样一个朦胧黯淡而又多愁绪的下午。

山径上两个顶着书包的孩子在跑着，跳着，互相追逐着。她们不像是雨中的行人，倒像是在过泼水节了。一会儿，她们消逝在树丛后面，我的面前重新现出湿湿的绿野，低低的天空。

手里握着笔，满纸画的都是人头。上次念心理系的王说，人所画的，多半是自己的写照。而我的人像都是沉思的，嘴角有一些悲悯的笑意。那么，难道这些都是我吗？难道这些身上穿着曳地长裙、右手握着檀香折扇、左手擎着小花阳伞的都是我吗？咦，我竟是那个样子吗？

一张信笺摊在玻璃板上，白而又薄。信债欠得太多了，究竟今天先还谁的呢？黄昏的雨落得这样忧愁，那千万只柔柔的纤指抚弄着一束看不见的弦索，轻挑慢捻，触着的总是一片凄凉悲怆。

那么，今日的信寄给谁呢？谁愿意看一带灰色的烟雨呢？但是，我的眼前又没有万里晴岚，这封信却怎么写呢？

这样吧，寄给自己，那个逝去的自己。寄给那个听小舅讲《灰姑娘》的女孩子，寄给那个跟父亲念《新丰折臂翁》的中学生。寄给那个在水边静坐的织梦者，寄给那个在窗前扶头的沉思者。

但是，她在哪里呢？就像刚才那两个在山径上嬉玩的孩童，倏忽之间，便无法追寻了。而那个“我”呢？你隐藏到哪一处树丛后面去了呢？

你听，雨落得这样温柔，这不是你所盼望的雨吗？记得那一次，你站在后庭里，抬起头，让雨水落在你张开的口里，那真是很好笑的。你又喜欢一大清早爬起来，到小树叶下去找雨珠儿。很小心地放在写算术用的化学垫板上，高兴得像是得了一满盘珠宝。你真是很富有的孩子，真的。

什么时候你又走进中学的校园了。在遮天的古木下，听隆然的雷声，看松鼠在枝间乱跳，你忽然欢悦起来。你的欣喜有一种原始的单纯和热烈，使你生起一种欲舞的意念。但当天空陡然变黑，暴风夹雨而至的时候，你就突然静穆下来，带着一种虔诚的敬畏。你是喜欢雨的，你一向如此。

那年夏天，教室后面那棵花树开得特别灿美，你和芷同时都发现了。那些嫩枝被成串的黄花压得低垂下来，一直垂到小楼的窗口。每当落雨时分，那些花串儿就变得透明起来，美得让人简直不敢喘气。

那天下课的时候，你和芷站在窗前。花在雨里，雨在花里，你们遂为那些声音、那些颜色颠倒了。但渐渐地，那些声音和颜色也悄然退去，你们遂迷失在生命早年的梦里。猛回头，教室竟空了，才想起那一节是音乐课，同学们都走光了，到音乐教室上课去了。那天老师没骂你们，真是很幸运的——不过他本来就不该骂你们，你们在听夏日花雨的组曲呢！

渐渐地，你会忧愁了。当夜间，你不自禁地去听竹叶滴雨的微响，当秋初，你勉强念着“留得残荷听雨声”，你就模模糊糊地为自己拼凑起一些哀愁了。你愁着什么呢？你不能回答——你至今都不能回答。你不能抑制自己去喜欢那些苍凉的景物，又不能保护着自己不受那种愁绪的感染。其实，你是不必那么善感的，你看，别人家都忙自己的事，偏是你要愁那不相干的愁。

年齿渐长，慢慢也会遭逢一点人事了，只是很少看到你心平气和过，并且总是带着鄙夷，看那些血气衰败到不得不心平气和的人。在你，爱是火炽的，恨是死冰的，同情是渊深的，哀愁是层叠的。但是，谁知道呢？人们总说你是文静的，只当你是温柔的。他们永远不了解，你所以爱阳光，是钦慕那种光明；你所以爱雨水，是向往那份淋漓。但是，谁知道呢？

当你读到《论语》上那句“知其不可而为之”，忽然血如潮涌，几天之久不能安坐。你从来没有经过这样大的暴雨——在你的思想和心灵之中。你仿佛看见那位圣人的终生颠沛，因而预感到自己的一部分命运。但你不能不同时感到欣慰，因为许久以来，你所想要表达的一个意念，竟在两千年前的一部典籍上出现了。直到现在，一想起这句话，你心里总激动得不能自已。你真是傻得可笑，你。

凭窗望去，雨已看不分明，黄昏竟也过去了。只是那清晰的声音仍然持续，像乐谱上一个延长符号。那么，今夜又是一个凄零的雨夜了。你在哪里呢？你愿意今宵来入梦吗？带我到某个旧游之处去走走吧！南京的古老城墙是否已经苔滑？柳州的峻拔山水是否也已剥落？

下一次写信是什么时候呢？我不知道。当有一天我老的时候，或许会写一封很长的信给你呢！我不希望你接到一封有谴责意味的信，我是多么期望能写一封感谢和赞美的信啊！只是，那时候的你配得到它吗？

雨声滴答，寥落而美丽。在不经意的一瞥中，忽然发现小室里的灯光竟是这般温柔；同时，在不经意的回顾里，你童稚的光辉竟也在遥远的地方闪烁。而我呢？我的光芒呢？真的，我的光芒呢？在许多年之后，当我桌上这盏灯燃尽了，世上还有没有其他的光呢？哦，我的朋友，我不知道那么多，只愿那时候你我仍发着光，在每个黑暗凄冷的雨夜里。

回到家里

去年暑假，我不解事的小妹妹曾悄悄地问起母亲：

“那个小姐姐，她怎么还不回她台北的家呢？”

原来她把我当成客人了，以为我的家在台北。这也难怪，我离家读大学的时候，她才三岁，大概这种年龄的孩子，对于一个每年只在寒、暑假才回来的人，难免要产生“客人”的错觉吧！

这次，我又回来了，回来享受主人的权利，外加客人的尊敬。

三轮车在月光下慢慢地踏着，我也无意催他。在台北想找一个有如此雅兴的车夫，倒也不容易呢。我悠闲地坐在许多件行李中间，望着星空，望着远处的灯光，望着朦胧的夜景，感到一种近乎出世的快乐。

车子行在空旷的柏油路上，月光下那马路显得比平常宽了一倍。浓郁的稻香飘荡着，那醇厚的香气，就像有固着性似的，即使面对着一辆开过来的车子，也不会退却的。

风，有意无意地吹着。忽然，我感到某种极轻柔的东西吹落在我的颈项上，原来是一朵花儿。我认得它，这是从凤凰木上落下来的，那鲜红的花瓣，让人觉得任何树只要拼出血液来凝成这样一点的红色，便足以心力交瘁而死去了。但当我猛然抬首的当儿，却发现每棵树上竟都聚攒着千千万万片的花瓣，在月下闪着璀璨的光与色，这种气派绝不是人间的！我不禁痴痴地望着它们，夜风里不少花瓣都辞枝而落，于是，在我归去的路上便铺上一层豪华美丽的红色地毯了。

车子在一家长着大椿树的院落前面停了下来，我递给他十元，他只找了我五元就想走了；我不说什么，依旧站着不动，于是他又找了我一块钱，我才提着旅行袋走回去。我怎么会上当呢？这是我的家啊！

出来开门的是大妹，她正为大学联考在夜读，其余的人都睡了。我悄悄走入寝室，老三醒了，揉揉眼睛，说：“呀，好漂亮！”便又迷迷糊糊地入梦了。我漂亮吗？我想这到底是回家了，只有在家里，每一个人才都是漂亮的，没有一个妹妹会认为自己的姐姐丑。我有一个朋友，她的妹妹竭力怂动她，想让她去竞选“中国小姐”呢！

第二天我一醒来，柚子树的影子便在纱窗上跳动了，柚子树是我十分喜欢的，即使在不开花的时候，它也散布着一种清洁而芳香的气味。我推枕而起，看到柚子树上居然垂满了新结的柚子，那果实带着一身碧绿，藏在和它同色的叶子里。多么可佩的态度，当它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它便谦逊地隐藏着，一直到它个体大了，果汁充盈了，才肯着上金色的衣服，把自己呈献出来。

这时，我忽然听到母亲的声音，她说：

“你去看看，是谁回来了。”

于是门开了，小妹妹跳了进来。

“啊，小姐姐，小姐姐！”她的小手便开始来拉我了，“起来吃早饭，我的凳子给你坐。”

“坐我的凳子，小姐姐！”不知什么时候，弟弟也来了，我原想多躺一会儿的，实在拗不过他们，只好坐了起来。

“谁要我坐他的凳子，就得给我一毛钱。”我说。

“我有一毛，你坐我的。”弟弟很兴奋地叫起来。

“等一下我有五毛了，你先坐我的，一会就给你。”

我奇怪这两个常在学校里因为成绩优异而得奖的孩子，今天竟连这个问题也搞不清楚了。天下哪有坐别人座位还要收费的道理？也许因为这是家吧，在家里，许多事和世界上的真理是不大相同的。

刚吃完饭，一部脚踏车倏然停在门前，立刻，地板上便响起一阵赛跑的脚步声。

“这是干什么的？”没有一个人理我，大家都向那个人跑去了。

于是我看到一马当先的小妹妹从那人手里夺过一份报纸，很得意地回来了，其余的人没有抢到，只好作退一步的要求：

“你看完给我吧！”

“再下来就是我。”

“然后是我。”

乱嚷了一阵，他们都回来了，小妹妹很神秘地走进来，一把将报纸塞在我手里。

“给你看，小姐姐。”

我很感动地望着她，原来她拼命似的去抢报，就是为我啊！以后每天，我便常常享受躺在床上看报的福气。一天早上，她又来了。在我耳旁说着“报纸”。我说：“你拿来吧！”她果真去拿了一包东西放在我枕旁，我坐起来，发现什么报纸也没有。

“你说的报纸呢？”

“我没有说报纸啊！”

“你说了的！”

“我不知道，没有报纸啊！”她傻傻地望着我。

“你刚才到底说什么？”

“那包‘挤’。”她用一根肥肥的指头指着我枕旁的纸包，我打开来一看，是个热腾腾的包子。原来她把“子”说成“挤”了，要是在学校里，老师准会骂她的，但这里是家，她便没有受磨难的必要了，家里每一个人都原谅她，认为等她长大了，牙齿长好了，自然会说清楚的。

我们家里常有许多小客人，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客厅中没有什么高级装潢的缘故，我们既没有什么古瓶、宫灯或是地毯之类的饰物，当然也就不在乎孩子们近乎野蛮的游戏了，假如别人家里是“高朋满座”的话，我们家里应该是“小朋满座”了。这些小孩每次看到我，总显得有几分畏惧，每当这种时候，我常想，我几乎等于一个客人了，但好心的弟弟每次总能替我解围。

“不要怕，她是我姐姐。”

“她是干什么的？”

“她上学，在台北，是上大学呢！”

“这样大还得上学吗？”

“你这人，”弟弟瞪了他两眼，“大学就是给大孩子上的，你知不知道，大学，你要晓得，那是大学，台北的大学。”

弟弟妹妹多，玩起游戏来是比较容易的。一天，我从客厅里走过，他们正在玩着“扮假家”的游戏，他们各人有一个家，家中各有几个洋娃娃充作孩子，弟弟扮一个医生，面前放着许多瓶瓶罐罐，聊以点缀他寂寞的门庭。我走过的时候他竭力叫住我，请我去看病。

“我没病！”说完我赶快跑了。

于是他又托腮长坐，当他一眼看到老三经过的时候，便跳上前去，一把捉住她。

“来，来，快来看病，今天半价。”

老三当然拼命挣扎，但不知从哪里钻出许多小鬼头，合力拉她，最后这健康的病人，终于坐在那个假医生的诊所里了，看她那一脸愁容，倒像是真的病了呢。做医生的用两条串好的橡皮筋，绑着一个酱油瓶盖，算是听诊器，然后又装模作样地摸了脉，便断定该打盐水针。所谓盐水针，上端是一个高高悬着的水瓶，插了一根空心的塑胶线，下面垂着一枚亮晶晶的大钉子，居然也能把水引出来。他的钉尖刚触到病人的胳臂，她就大声呼号起来，我以为是戳痛了，连忙跑去抢救，却听到她断断续续地说：

“不行，不行，呀，痒死我了。”

打完了针，医生又给她配了一服药，那药原来是一把拌了糖的番石榴片。世界上有这样可爱的药吗？我独自在外的时候，每次病了，总要吃些像毒物一样可怕的药。哦，若是在那时能有这样可爱的医生伴着我，我想，不用打针或吃番石榴片，我的病也会痊愈的。

回家以后，生活极其悠闲，除了读书睡觉外，便是在庭中散步。庭院中有好几棵树，其中最可爱的是芒果树，这是一种不以色取胜的水果，我喜欢它那种极香的气味。

住在宿舍的时候，每次在长廊上读书，往往看到后山上鲜红的莲雾。有一次，曹说：“为什么那棵树不生得近一点呢？”事实上，生得近也不行啊，那是属于别人的东西：如果想吃，除了付钱就没有别的法子了。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法律条文，把所有权划分得清楚极了，谁也不能碰谁的东西，只有在家里，在自己的家里，我才可以任意摘取，不会有人责备我的，我是个主人啊！

回家以后唯一遗憾的，是失去了许多谈得来的朋友，以前我们常在晚餐后促膝谈心的。那时我们的寝室里经常充满了笑声，我常喜欢称他们为我“亲爱的室民”，而如今，我所统治的“满室的快乐”都暂时分散了。前天，我为丹寄去一盒芒果，让她也能分享我家居的幸福。家，实在太像一只朴实无华而又饱含着甜汁的芒果呢！

我在等，我想不久她的回信就会来的，她必会告诉我，她家中许多平凡而又动人的故事。我真的这样相信：每个人，当他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一定会为甜蜜和幸福所包围的。

圣诞之拓片

圣诞节有一种无法言述的浪漫情怀，由于圣诞节的那种美法已逸出生活的常轨，以致回忆中的圣诞节总是不十分真实——而且，圣诞节再来的时候，你又老以为是第一次，似乎金钟第一次交鸣，明星第一次放光……

曾有许多个圣诞，我急于将之制成拓片，那些零碎的片段常于我枯坐时寂然重现。

有一年，是圣诞节前两天，我去上课，下了课很疲倦，照例倚在交通车的椅背上养神，坐在我后面的是一位老教授，他看来比我更疲倦，事实上他的脸本身就是一种疲倦的形象。即使不上四堂课，也显然已在每一记皱纹里刻镂着人世的沧桑。活，大概是一件累人的事，他的脸疲倦得几乎扭了形。

可是，令人不能置信的，车开之后，我听到一阵细微的歌声，我瞿然回首，竟是他！那老教授，他闭着眼睛，安静地哼那首醉人的法国圣诞歌《美哉小城小伯利恒》，他竟能哼得那么好听，那歌本来就有一种介乎情歌和摇篮曲之间的温柔，他的疲倦似乎一下就消失了，在他的苍老的头脸里，在高起的衣领间，有一种极安详悠邈的神采，我惊住了，他竟有那么美的声音。

他从哪里学到这首歌？北平？异乡的小教堂？或从一个女孩的琴韵——在年轻时，我不敢问他，只屏着息一路听他哼那首晶莹清越如一列冰坠的曲子。

有一年圣诞，有位朋友问我：

“你碰得见某牧师吗，我有一笔钱，要在圣诞节捐给穷人的，你帮我带给他好吗？圣诞节都到了，我还是没空拿去。”

我其实根本碰不到那位牧师，牧师住在郊区，但我仍然答应为他“顺便”带去。

那时候我的脚踏车还没有掉，便跨上车，为他去送那笔钱，渐行渐远，两侧只见稻田，我跳下车，看那收割后的空虚的土地，以及在微雨中被打潮的稻草堆。

我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但那稻草堆忽然使我驻足不前，当年，当基督降世的时候，他所选择的眠床不正是那一束干草吗？

我俯下身抚摸那充满泥土味的茎秆，基督曾把他自己送给贫乏的人类，在一个神奇的星夜，卑抑地睡在马槽的干草上，那么，我在小雨的黄昏去代送一笔钱给穷人，又算什么呢？

那天回家时，我全身都湿了，但心中充满温暖。

又一年，我去辅大演讲，讲完了，暮色已深，我急着打一个电话，于是转到理学院去找电话。

理学院没有开灯，整个浸沉在天地间的苍茫里，只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旋转圣诞树矗立在入口处，脚灯将树影投向极高极高的屋顶，我一时以为走进了一则神话。

细碎可爱的音乐，给人一种现世的喜悦，我久久不能离去。

那大学我以后又去过很多次，我始终不愿白天去看那理学院的前厅，我不愿那里对我而言降级成为一个“地方”，我要它一直是我梦寐中的“境域”。

我有一个朋友是个混血儿，他的母亲是一位娇巧的德国南部褐发褐眼的女孩。十岁那年，他的外婆病了，他的母亲回欧洲，紧接着，一九四〇年的欧战开始，他的母亲再不能回来。

她逃难，骑着一辆破脚踏车，什么随身之物都丢光了，却仍然固执地、无望地留着两个儿子的证件，杂乱的岁月延展，她的婚姻终于不得不结束，她流浪到美国，在医院里找了个工作，另结了婚。

一九五四年，那孩子廿五岁了，官校毕业不久，奉派到美国接受喷射机的训练，那年冬天墓地放了圣诞节假，他从美国南部坐上飞机转巴士再加出租车，去千里外的俄勒冈寻找十五年前的母亲。

十五年过去了，进行的战争结束了，婚姻结束了，而在异国的圣诞夜，神话似的，母子仍是母子，门开时十五年的亲情仍是亲情。母亲给他一袭白色的套头毛衣。

那故事已经廿二年了，但奇怪的是那一夜的历程，说的人和听的人都不能忘记。

自从那年决定在圣诞期间演戏，我已很久不再在家里布置圣诞树或买圣诞灯了，演戏总是使人觉得一种虚脱的兴奋和疲倦。我甚至没有力气回圣诞卡，一出戏应该是一盒最大的圣诞礼物，其中有我和我的朋友所能付出的一切。

那年圣诞节，孩子睡了，我在整理一件演员的衣服，大门不知为什么没关好，三个女孩子走进来。

“我们没有事。”其中一个说。

“只是圣诞夜想来看看你。”另一个说。

还有一个似乎连话也没有说。

我一时愣住，根本也不知说什么。

可是安静的夜，沉沉地伸出手来把我们围住，没有人说明，可是被说明的东西却很多。我了解她们的善意，我觉得她们也了解我的。

然后，简直有点像故事，她们又走了，我很欣然，又很惆怅，每想起她们的时候，也是觉得又近又远，像一首老歌。

接到马的卡片很为之激动，卡片是自制的，上面有一两枚枫的拓片，枫叶摘自他们八年前的蜜月旅行，美丽的脉络在拓片上仍历历分明，简直是一方“天地有情”的印石。

我其实和他总共没说过几句话，他送我们卡片是因为看到我们所写的《另一半的描述》。他说：“愿天下眷属俱有情如斯。”

我爱那张卡片，我爱那红枫的拓影，以及赠卡的那一家人，以及普天之下所有的“有情”。

我也急于将记忆中的圣诞锤为拓片，让那些故事的纤维一丝一缕地展现在岁暮时松柏的芬馨中。

巷口的炒面

十年不见她了，自她嫁到南洋之后。稍稍丰腴一点，却依然眉清目秀。我对她最后的印象是婚礼，她穿着缎质绣花旗袍，绣花披肩风情万种地垂自肩颈。

而此刻的她虽美丽如昔，神色间却有几分仓皇，她到我下榻的旅馆来看我，我当时应邀赴南洋演讲。和她谈了几句话以后，她坦白表明来意，她说她很想念台湾，想请我为她先生打听一下，有没有回台湾就业的可能，我答应了她，话题便转到别处。

“这里的人吃东西真有趣，”我说，“他们爱讲一句‘掺掺’，点炒面可以掺米粉同炒，炒米粉又可以跟河粉掺，点河粉偏又跟乌龙面掺。”

她也笑。

我说这大概是“多元文化”造成的，既然这是一个由马来人、华人、印度人“掺掺”而合成的国家，则一个盘子里把面、米粉、河粉“掺掺”同炒也是理所当然的。

她对我的文化分析不置可否，却对炒面话题非常兴奋，她说：

“哎，你知道吗？要说炒面，这里各处的炒面我都吃过，就只有我家巷口那家摊子炒得最好。我也想学他做，就是学不像，他的铁锅好，家里的锅子比不上——哎，你哪天有空，我带你去吃一次！”

回到台湾，帮她问好了一个机关，丈夫对这件事很关心，一直问我：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他们不会回来的！”

“不是说很想台湾吗？”

“他们不会回来的！”

“如果他们不会回来，你干吗去帮他们找事？”

“找归找，那是尽朋友的情分，但他们是不会回来的。”

“你怎么知道？”

“你等着瞧，就知道我说得对不对？”我说，“她口口声声想念台湾，那是真的，她口口声声想回来，那也是真的。可是，一个人如果强调自己家巷口的炒面是天下第一，那就是说，她爱上她所住的那条巷子了。一个人一旦爱上一条巷子，她其实是走不掉的了。她其实已经属于南洋了。”

她真的没有回来——一如我所料。

酿酒的理由

春天，柠檬还没有上市，我就赶不及地做了两坛柠檬酒。

封坛的那天，心情极其郑重，我把那未酿成的汁液谛视良久，终于模糊地搞清楚自己为什么那么急，那么疯。

理由之一是自己刚从国外回来，很想重新拥有一份本土的芳醇。记得有一天，起得极早，只为去小店里喝一碗豆浆，并且吃那种厚实的菱形烧饼，或者在深夜到合适的露店里吃一份烤味噌鱼的消夜。每走在街上，两侧是复杂而“多元化”的食物的馨香。多么喜欢看见蒙古烤肉在素食店的隔壁，多么喜欢意大利饼和饺子店隔街对望，多么喜欢汉堡和四神汤各有其食客。对我而言，这种尊重各种胃纳的世界几乎已经就是大同世界的初阶了。爱一个地方的方法极多，其中最简单而直接的方法之一是“吃那个地方的食物”。对我而言，每一种食物都有如南洋的榴莲——那里的华人相信，只有爱上那种异味的人，才会真正甘心在那里徘徊流连。

如果一个人不爱上万峦猪脚、新竹贡丸、埔里米粉以及牛肉面、芒果、莲雾、百香果，我总不相信他真能踏实地爱台湾。

酿一坛酒就是把本土的糖、红标米酒和芳香噀人的柠檬搅和在一起，等待时间把它凝定成自己本土的气味。

理由之二是由于酿一坛酒的时候几乎觉得自己就是一个雏形的上帝——因为手中有一项神迹正在进行。古人以酒礼天，以酒奠亡灵，以酒祝婚姻，想必即是因为每一坛酒都是一项奥秘一度神迹一种介乎可成与可败之间、介乎可掌握与不可掌握之间的万般可能。凡人如我，怎么可能“参天地之化育”、“缔造化之神功”？但亲手酿一坛酒却庶几近之。那时候你会回到太古，创世纪才刚刚写下第一行，整个故事呼之欲出，一支笔蓄势待发，整张羊皮因等待被书写一段情节而无限地舒伸着……

理由之三是由于酒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家中有了一坛初酿的酒，岁月都因期待而变得晃漾不安乃至美丽起来。人虽站在厨房的油烟里，眼睛却望着那坛酒，如同望着一个约会，我终于断定自己是一个饮与不饮都不重要的半吊子饮者。对我而言重要的反而是那份“期待的权利”，在微微的焦灼、不耐和甜蜜感中我日复一日隔着玻璃凝视封口之内的酒的世界。

仅仅只需着手酿一坛酒，居然就能取得一个国籍——在名为“希望”的那个国度里，世间还有比这种投资更划得来的事吗？

想当年那些绍兴人，在女儿一出世的时候便做下许多坛米酒埋在地窖里，好等女儿出嫁时用来待客，那其间有多么深婉的情意啊！那酒因而叫“女儿红”，真是好得不能再好的名字，令人想起桃花之坞，想起新荷之塘，想起水上琴弦以及故意俯身探到窗前来的月光，一样的使人再多一丝触想便要成泪。

想那些酿酒的母亲，心情不知是如何的？当酒色初艳，母亲的心究竟是乍喜抑或是乍悲？当女儿的头发愈来愈乌黑浓密，发下的脸愈来愈灿若流霞，大自然中一场大酝酿已经完成。酒已待倾，女儿正待嫁，待倾之酒明丽如女子的情泪，待嫁之女亦芳醇如乍启的潋滟，当此之时，做母亲的心情又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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