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还是造反？

或许是中学语文教育太成功，闲谈中只要一提“革命”二字，我就条件反射地想接“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在阿Q看来，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当然是件坏事，但如果能让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害怕，甚至可以因此上秀才娘子的象牙床上滚一滚，坏事也就成了好事，不妨“同去同去”。

阿Q的革命观很黄很暴力，很傻很天真。但这事不能怪他。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和陈少白逃到日本神户，看见当地报纸称“中国革命党孙逸仙”云云，醍醐灌顶，遂有陈少白如下的自省：“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们的行动只算造反而已。”史学家怀疑这段回忆的可靠性，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革命党人最初也同阿Q一样，搞不懂“革命”和“造反”的区别在哪里。

查文献可知，“革命”一词语出《周易?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虽然包含“顺天应人”的天命思想，但在传统中国社会里，成王败寇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革命”就像“孤家寡人”，唯有黄袍加身才有资格使用，失败者或者图谋者都只是“叛乱”或者“造反”。孙中山和陈少白最初也囿于传统的话语积习，对自己的行动无以名之，只能自视造反者。日本人唤醒了他们对于汤武革命的原始回忆，拓宽了对革命的想象力，认识到不是唯有继任大统者有资格自称革命，因受天命就是革命，而且，革命除了暴力造反，还可以用来泛指一切变化和变革，尤其是制度的变迁和观念的革新，自此“革命党人”才成为孙中山及其同仁的自我认同。

革命不是造反。经过革命党人的自我正名，再经过共产革命的洗礼，革命一词本已具有绝对的政治正确性。但事实上，在政治领域内革命仍旧是当权者的垄断话语，“只有做了皇帝才可以说革命”的隐形典律仍然禁锢着普通人的心理。所以普通中国人一听到革命，还是会立刻想到造反，立刻想到暴力，立刻想到野心家，立刻想到乌合之众，立刻想到无政府，立刻想到血流成河，中国人的革命想象力从来都是阿Q模式的改造版和升级版。

1911年10月14日，也即武昌起义第四天，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以“中国的造反”（The Rebellion in China）为题报道，形容这次起义是“最近的也是最危险的一次中国不满情绪的爆发”，称时人“对以反满为特征的这次造反（rebellion）……怀有巨大的恐惧”。发人深省的是，21天过后，也就是11月4日，《经济学人》再次报道武昌起义后续新闻时，标题已然改为“中国的革命”（The Revolution in China）。前后口径之所以发生如此根本的转向，不是因为英国人承认了武昌起义的正当性，而是因为这场“造反”倒逼出了满清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目前为止帝国的宣言和承诺可以确保这一点，中华帝国的历史新起点已确然无疑地到来了。满清政府及其支持者承诺进行直接和彻底的政府组织改革……”

在《革命的时代》中，霍布斯鲍姆称自17世纪以来的西方全球化扩张是借助于一辆“双轮马车”，以两种革命模式——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为动力。当《经济学人》称“西欧将真诚地祝愿袁世凯和制宪议会获得成功”时，显然是以光荣革命作为摹本。武昌起义在他们的笔下仍旧是“造反”或者“叛乱”，他们肯定的中国革命是自上而下的制度革新，“由有着特定目标的中上层提出更换政府的要求”，这才是英国人所理解的革命（revolution）。显然，英国人所理解的革命不是造反，更像是改革，甚或干脆就是复辟。

二、革命还是复辟？

阿Q“革命”失败，临上法场前，站在囚车上颤颤巍巍喊：“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20年一个轮回，阿Q知道这是古往今来好汉就义前的经典台词，他不知道的是“轮回”本就是西文“革命”（revolution）的原义。

革命最初是天文学术语，意为“持续不断地旋转运动”。哥白尼名著《天体运行论》的英文译名即为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Heavenly Spheres。按阿伦特的解释，革命在此强调的是非人力所能影响的、不可抗拒的、有规律的天体旋转运动，它与暴力无关，也与新旧之别无关。

17世纪开始，革命从自然术语变成政治术语。有趣的是，第一次被称为革命的政治运动恰恰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革命，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复辟：1649年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此后的十年里英国一直是共和政体，但革命并不是指称这一时期，而恰恰是指克伦威尔去世后，查理二世被迎回英国，乾坤复位的那一刻。1688年，革命这个词再度被提及，同样不是为了欢呼詹姆士二世的落荒而逃，而是颂扬威廉和玛丽的荣登王位。也正因为此，阿伦特说光荣革命“根本就不被认为是一场革命，而是君权复辟了前度的正当性和光荣”。英国人相信他们远久到无可考证的宪政传统和自由传统是如此值得珍惜，所以任何一次短暂中断之后的回归都值得额首称幸、大加赞美。

革命一词的原义是复辟！对于今人来说，这个语义学上的再发现实在需要一点想象力才可以接受。我们通常理解的革命，不是向后回溯，而是向前瞻望，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去向未来。阿伦特说要理解革命的现代意义，“我们必须转向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但与此同时，她又警告我们说：“必须考虑到，在两者的最初阶段，参加者都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恢复被绝对君主专制和殖民政府的滥用权力所破坏的和践踏的事物的旧秩序。他们由衷地吁求希望重返那种事物各安其份、各得其宜的旧时代。”

“各安其份、各得其宜”这八个字让我们怦然心动，柏拉图对正义的理解不也正是如此——城邦的正义就是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反之，当三种人不安于室，试图扩大自己的领地，僭越彼此永恒固定的界限时，正义就堕落为不义。米什莱在《法国革命史》中说：“什么是大革命？这是公正的反抗，永恒正义的为时已晚的来临。”归根结底，无论是以复辟旧世界为己任的革命者，还是以创造新世界为宗旨的革命者，基本逻辑都是一样的：为了实现所谓的永恒正义和秩序。

哥白尼的“革命”虽然仍取“持续不断地旋转运动”的古义，但有一点极富现代性，它彻底颠倒了太阳与地球之间的主次关系，现代革命正是意在通过上下颠倒旧秩序来实现新正义。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答案是：“这场革命的效果就是摧毁若干世纪以来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

胡风在1949年11月12日夜11时改定的长诗《时间开始了》，有这样一句：

时间！时间！

你一跃地站了起来！

毛泽东，他向世界发出了声音

毛泽东，他向时间发出了命令

“进军！”

“时间开始了”，这个说法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现代“革命”的本质属性：革命不是在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漩涡里沉浮，而是挣脱出来，跳跃出来，讲述一个从不为人所知、也从不为人所道的新故事。从此，现代革命就不再是复辟，而是开创新世界，打造新人民。革命意味着时间开始，意味着开端，就像耶稣降生，他打破了古代的时间概念，

三、革命与人民

现代革命就像一个魔咒，叫醒了沉睡中的人民，这是一个全新的政治族群，它曾经是臣民，是子民，是狗苟蝇营的乌合之众，是目光短浅的穷老百姓，但是革命让他们脱胎换骨，他们开始跃跃欲试，摩拳擦掌，他们被告知并且相信法律来自于他们的意志，任何强力要想成为合法的权力都必须获得他们的认可。

法国大革命第一次真正叫醒了人民，也正因为此，法国大革命一直被视为是现代革命的模板，革命的善与恶、黑和白都可以在法国大革命这个大熔炉中找到它们被烧变形的残渣。

可是如果我们拓宽革命的视野，就会发现发动革命其实并不一定要叫醒人民，至少不用叫醒所有的人民。

比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本质上就不是人民革命，而是托利党人、辉格党人和威廉之间的三方势力角力与妥协的结果。伦敦的市民曾经上街游行抗议詹姆士二世，但是人民并未登场亮相。英国传统思想中虽有“诛暴君论”，认为“暴君是人民公敌，诛暴君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正义的”。但即使是激进的辉格党人，大多数人也对暴力持反对态度，认为改善宪法和扩大臣民自由无需采取反抗行动，即使反抗也只能由上层人物进行，而不是发动一般民众。

美国革命最初也没有唤醒大多数的民众。独立战争前，15%?30%的殖民地人民主张保皇，近一半的人不置可否，余下的一小部分坚持战争。美国国父中的绝大多数都对宗主国的制度文化怀抱善意和尊敬，富兰克林常驻英国，直到最后关头仍在谋求避免革命的可能。结果呢，谁赢他们跟谁。

所以革命无需唤醒所有人。辛亥革命就没有叫醒阿Q，辛亥革命还是成功了。事实上，综观历史你就会发现，革命会否爆发，人民是否准备好了是个伪问题。而革命爆发之后诞下的究竟是龙种还是跳蚤，人民是否准备好了是一个半真半假的问题。

说它是一个半真的问题，是因为在人民尚未真正理解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真义时赋予人民太过崇高的权力和地位，将会释放出堪比长岛原子弹一样恐怖的能量。法国大革命的确唤醒了人民，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民也的确没有完全准备好，所以才会在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时期，至少16 594人因反革命罪而丧生断头台。毕希纳在《丹东之死》中描写的场景虽富戏剧感，但绝对真实：

市民们纷纷高呼：“谁能念书认字，就打死谁！”“谁想溜走，就打死谁！”“他有擤鼻涕的手帕！一个贵族！吊到灯柱上！吊到灯柱上！”“什么？他不用手指头擤鼻涕！把他吊到灯柱上！”然后，那个卢梭的信徒、道德纯洁到与死神一样“谁都无法收买”的罗伯斯庇尔登场了，面对一片打死他、打死他的叫嚷，他的回复是：“以法律的名义！”市民反问：“法律是什么？”罗伯斯庇尔答：“法律是人民的意志。”市民答：“我们就是人民，我们不要什么法律；‘所以’我们的这种意志就是法律。”从这个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的场景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千万不要相信人民！在人民尚未准备好之前，不要发动人民！

在政治体的意义上，现代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民主制。然而，就像解放不一定带来真自由，革命也不一定带来真民主。民主质量的好坏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是否准备好了。可是问题的另一面在于，人民只能是被其制度的性质所造就的那个样子，如果各种犬儒主义和政治冷漠恰恰是这个制度所造就的结果，那么不改变制度，就不可能真正激发和培育人民的民主精神和公民德性。认为革命要想收获龙种就只能坐等人民完全准备好了之后，就像是告诫一个从来没有下过水的人千万不要游泳，因为你还不会游泳，这难道不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吗？

四、诉诸价值而非仅仅诉诸利益

两个鞋商到非洲考察，一个回来说：没戏！那里的人从来不穿鞋！另一个人则说：有戏！那里的人从来不穿鞋！悲观者的根本问题在于现实，太现实了，最终一路滑向“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个大俗套。革命总是需要一点点乐观主义精神的，否则何来“革命乐观主义”这个词语？现代商业社会里，很多需求是被创造出来的，创造需求就是创造商机；现代政治世界中，很多观念也是被改变过来的，改变观念就是改变世界。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可知，当时法国人民服从统治者是出于习惯而非出于意愿，这是一种坏的服从，除此之外，还有出于恐惧而非出于意愿的服从，以及出于利益而非出于意愿的服从。出于习惯的服从是真睡，出于恐惧的服从和出于利益的服从则是装睡，前者被迫，后者不但心甘情愿可能还暗自窃喜。三种服从的可能中，出于利益的服从最糟糕，因为真睡可以被叫醒，被迫的假寐有一天会忍无可忍，而心甘情愿的假寐却永远都无法被叫醒。利益之争的确可以引发革命，但唯有价值之争才真正成就革命。因为只要还停留在利益之争的层面，就是可以用人民币收买的人民内部矛盾，而一个可以被收买的民族就不值得拥有革命的果实。

观念的塑造和改变绝非一日一夕之功。独立战争前，美利坚的人民已经在过去的150年里逐渐培育出了基本的权利意识和自治精神。独立战争前，大不列颠帝国颁布的《糖税》、《印花税法》只是温柔一刀，与苛政猛于虎毫无干系，殖民地人民的生活也未到水深火热的程度。今天的美国青年谈及独立战争时，总是万变不离其宗地说：“都怪税太多！”事实上，当时的革命者只是借税收在说自由，是自由陷入了危机，而不是财产陷入了危机。对他们来说，“说财产就是说自由，恢复或捍卫一个人的财产权利，就等于是为自由而战”。

在相当意义上，美国革命乃是一场没有直接压迫的革命，它基于的是一个被夸大了的暴政想象，以及一场被放大了的自由危机。看看下面这些话就会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他们有权力向我们征收一便士的税，他们也就有权力向我们征收一百万镑的税。”“那些未经自己或其代表同意而被征税的人乃是奴隶。”“我们自由的太阳进入幽黑的云层，一时带来了漫漫长夜的不祥之兆。”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对于自由的迷狂不仅是声嘶力竭的革命宣传，而且是深深改造了每一个普通人的基本信念。据说一位参加过康克德之战的革命老兵，在耄耋之年接受采访时承认自己压根没有见过什么印花税票，也没有体会到茶税对日常生活的任何影响，他之所以参加独立战争，只是因为“我们一直是自由的，我们也想一直自由下去，但他们却不想让我们这样”。诉求价值而非利益才是美国革命之道。

1793年路易十六里通外国的文件被发现，愤怒的法国人把他们的国王投进巴士底狱，据说在夜阑人静的时候，路易十六感慨说：“是这两个人打垮了法国。”这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伏尔泰，一个是卢梭。文人也许会在刺刀见红的革命中曝尸街头，也许会在尔虞我诈的政治角逐中注定头破血流，但是你无法否认的是，归根结底，改变观念就是改变世界。

五、革命的三位一体难题

自由和平等，再加上一个若有若无时隐时现的博爱，是启蒙运动遗留给现代革命者的新三位一体难题。

启蒙运动之前的英国革命完全忽略了平等，只讲自由。启蒙运动之中的美国革命强调自由，偶尔兼顾平等。法国革命初期崇尚自由，最后彻底倒向平等与博爱。面对这个新三位一体难题，每一次革命都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也决定了各自的命运。

今人谈论革命，常拿民主和平等来说事，其实民主和平等均非革命的终点，自由才是。或者不如这样说，任何不以个体自由和个人权利为最高标准和最终鹄的的革命注定会是一场灾难。

1792年，当面临外敌入侵的危险时，丹东拯救了法国大革命，然后他就厌倦了。史学家说丹东的懒惰和厌倦是“他的、也是法国的不幸”。突如其来的厌倦，厌倦革命，厌倦像“上帝的宪兵”那样以道德的名义杀人，厌倦每天早晨起床，厌倦可怜巴巴的乐器弹出来的永远只是一个调子，丹东说：“我想把自己弄舒服些。”好吧，你说这是任性，我说这是人性。

丹东与罗伯斯庇尔的最后决裂，归根结底，是日常伦理与圣人道德的决裂，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决裂，是任性的自由与神圣的平等的决裂。

在把丹东送上断头台后三个月，罗伯斯庇尔也站在了断头台前，在最后的演说中，这个像死神一样收买不了的罗伯斯庇尔，终于明白了什么，说：“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阿伦特总结说，在错过了这个“历史性时刻”之后，“革命掉转了方向，它不再以自由为目的，革命的目标变成了人民的幸福”。

人类的愚蠢在于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覆辙。1986年，哈维尔写道：“捷克斯洛伐克整个社会陷入了深深的麻木状态之中。面对重新确立的极权体制，大多数人放弃了自己的努力，不再关心国家大事，逃避现实，钻入自我的圈子。人们不再相信公民的意见或公开的对抗有什么作用。为了证明这一点，法庭对那些持不同政见、提出异议的人进行严厉的制裁。社会涣散成一盘散沙。自由的思想和创作陷入了自我的圈子，从中寻找隐蔽所。公民的自由组合、交流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现在却被禁止了。全国上下笼罩着一种死气沉沉的气氛。一切向钱看的生活充斥着整个社会。……人们变得自私起来，到处都笼罩着恐惧。人们被迫对生活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表面上顺从，内心里却什么也不相信。”

看着很眼熟？那就让我们再来看看这段话；“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别误会，这是托克维尔在评论19世纪中叶的法国。

在现代背景下，真正的革命既不是造反，也不是复辟，真正的革命意在打造一个有别于现存制度的新秩序，阿伦特说，衡量这个新秩序的最高标准既非正义也非伟大，而是自由。关于这一点，比阿伦特早上100年的托克维尔表示认同，他说：“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但是我敢说，在此类社会中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因为，“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面对自由、平等与博爱这个新三位一体难题，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最大的平等自由权原则呼应自由，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呼应平等，差别原则呼应博爱。字典式的排序原则保障了自由的优先性。因为只有以自由而非平等、博爱为第一原则的民主社会才有可能培育真正的公民德性与尊严。

以革命的名义，远的有英国光荣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近的有俄国革命、辛亥革命，乃至天鹅绒革命和各种颜色革命，革命的模式看似争奇斗艳，革命的大道看似宽阔无比，但是，现代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通过革命的门是道窄门，上头写着“自由”二字，谁不从这道门走，谁就会坠入革命的泥沼，成为被革命吞噬的儿女。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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