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爆炸的春天

我一九八七年与一九九四年两次访问东邻日本，两次都是在错过了樱花盛开时分的四月中旬。第一次为了看一眼樱花还去了一趟仙台，当然，仙台是鲁迅先生当年求学的地方，那里有鲁迅公园、鲁迅胸像，本来也应该去的。第二次为了看樱花去了一趟东京的郊区小诸。而此次是三月中旬到的日本，预计是赶不上樱花盛开的季节了。我还真的叹息自己命中注定与盛开的樱花失之交臂，不是早了就是晚了，可谁知道今年日本本州也与中国的北方一样，冬暖，在我们到达东京的第二天，就在皇宫附近看到了三株早开的樱花啦，我们在那里留了影。

后来又在新宿的御苑看到了早开的樱花。像中国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一样，在日本大概应该说是春山风暖樱先知啦。什么事都是有先有后，早开的樱花引起了人们的惊喜，却也显得有点寂寞与孤独。

而等到从北海道再回到东京，住到了成田，却是千树万树春光好，樱花大开又特开了。

我这次得到了就近欣赏樱花的机会。花色略如桃花，花瓣更大更开放，黑色的树干树枝，巨大的树冠，花的规模也远胜于桃花。尤其一株株大树连成一片，更是全面地灿烂，全面地飞扬，铺天盖地的云霞，汹涌澎湃的春光。怎么会有这样的风景，这样的春天，转瞬间春意浓烈得如醉如痴，如歌如舞，如海如潮，如火如荼。日本的春天就这样在樱花的盛开中爆炸了。不过一周左右，这个春花怒放的季节便匆匆过去了。

而日本人对樱花的狂热，带有一种民族感情的燃烧性质。一到春天，各种媒体就报道樱花的信息，把樱花的开放与凋谢当作全民大事来看。盛开是感人的，而更感人的是樱花的凋谢，一九九四年那次，我们赶到了小诸，赶上的也只有落樱。落樱，正如“浅草”“新绿”等一样，是日本人对汉字的巧妙组合与运用。当我们看到一家一家日本人在樱树下铺上地毯，喝着啤酒、清酒，吃着野外烧烤，唱着令人凄然泪下的歌曲，且哭、且笑、且舞，同时沐浴着像雨点一样、像雪花一样从头顶上大片大片下落的樱花的时候，我是深深地被感动了。这是多么深厚的对季节推移的感应，这是多么深厚的对树木花草的眷恋，这里也许还包含着对人生无常、万物无常的悲哀，也还包含着对樱花的开便爆炸般瞬息开放、落便大雨般瞬间凋零的性格——这也是日本人引为自豪的民族性格——悲剧性的赞美。

我也沐浴在落樱中了，我更沐浴在那么多日本人对落樱的眷恋与悲歌中。我想起了黛玉葬花，而日本的男女林黛玉们更普遍、更群体、更壮观也更达观些。

日本是个岛国，精致却又显得局促。日本人是认真工作的民族，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日本人的礼貌约束着一些人不能开门见山，直抒胸臆。而日本的文化中，又有着太明显的来自中国或者来自欧洲的印迹。所有这些会不会成为一种无形的压抑，成为一种力比都的情意结呢？幸亏有一个樱花，日本终于还是日本，日本的春天便是最有味道的春天，耽于工作，耽于礼节与计算的患得患失的日本人也得到了一个哭哭笑笑、唱唱跳跳的机会，甚至，在樱花上日本人凝聚起来了，独特起来了，深沉起来了。我不能否认，在看过了樱花的盛开与谢落以后，大大增加了我对日本国土、国民与文化的好感。一个能够为花而动情的民族就像一个动情如花的人一样，叫别人觉得亲近一些了。

二、最忆是杭州

在几次与日本友人的接触中经常听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赞美，说什么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呀，中国文化如何如何帮助了日本呀，从文字到建筑，从服装到风俗，连筷子也是从中国学的呀，还有各种好话。好话听多了就有点套话的意思了，甚至我还觉得有点溢美，中国一八四〇年以来曾经混到了什么份儿上了，差点没让您给亡了灭了，您还没完没了地捧，受得了吗您老？明明日本早就闹成了“脱亚”，现在更是唯美利坚合众国的马首是瞻，日本是七国会议、后来成了七加一国会议的成员，是发达国家了，再反反复复地抒发对于中华文明的深情，叫咱们说什么好呢？

然而此次我是真的被打动了。这次抵日的第二天，我们乘火车到长野去看望病中的老作家水上勉。水上勉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多次访问中国，对日中文化交流极为热情。近年来年逾八旬的他因心脏病屡屡住院治疗，近日刚刚出院。听说我们会去看他，他激动得落下了泪水。我们在路上还接到了他儿子的电话。他这个儿子是他年轻贫困时所得，由于生活无着，他把儿子送给了一家鞋匠。后来他功成名就，思念儿子，也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冒充他的儿子来相认。只有这个真儿子，他是一见就明白了。有其父必有其子，他的这个儿子也极要强，通过自我奋斗，不但成就了经营事业，同样也热心写作，已经出版了两部书。

我们在小田下车，经过一道街，转两个弯就是乡村土丘风景了。水上先生占有了一个山头，修了日式木房子。他坐在轮椅上，含着泪来欢迎我们。他说话缓慢，精力当然大不如前。回想我十五年前首次访日时与他的愉快交谈，得知他有好几处房屋时，我曾引用“狡兔三窟”的中国成语与之调侃，而其他日本友人则惊叹我的成语引用之精当合体。曾几何时，驻颜无术的我们都老了啊。而首次访日时能够见证我这个玩笑用语的井上靖、千田是野、东山魁夷、团伊玖磨等老友皆已乘鹤西去了。团先生还是在苏州，在日中文化交流的第一线上英勇殉职的。这次与水上先生的会面能不兴逝者如斯之叹乎？

水上先生把他几次在中国各地旅行的写生图画与写就的散文拿给或送给我们。日语是读不通了，水彩画却显出了先生的绘画才能，更表现了先生对中国山河、风光、建筑、寺庙的感情。他说在中国旅行，常常产生来到自己的文化故乡的感觉。他说他只盼着身体再好一点，坐着轮椅去一趟中国，坐着轮椅围着杭州西湖转上一圈。西湖是太美丽了。

他噙着泪述说着他最忆是杭州的心情，我们也含泪祝福他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我当然也爱西湖，拜访过水上勉以后，似乎更爱了。文化的力量不是立竿见影的，却是蚀骨与永远的。如果我们妄自菲薄，如果我们不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得好些，不但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胞，也对不起深受中国文化哺育的四方挚友啊。

顺便记一下，在水上先生家不远处，有一座“无言馆”，展览着当年这里的百十名美术学校学生的作品，他们全部是在战争后期被强征入伍，全部死难，白白做了军国主义的炮灰了。每个人的作品都标示着画家的生卒年月，有的死时三十一岁，有的死时才二十一岁，而且都是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间死的，那时军国主义已经穷途末路，败局早定了，但还是吃掉了那么多无辜生命。这个展览馆命名为“无言”，真是意味无尽。

三、旧事与新篇

我到国外访问，一般是持观光者、漫游者、访问者、交流者、游学者、探求者，或者说得媚俗一点叫作充电者的心态。喜其美，惊其异，叹其怪，觅其根，寻其由，找到了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点与相同的困扰；于是得知识，得见闻，得启示，得刺激，得补充，得新的体验；于是开阔胸臆，拓宽心智，畅游五洲，感受大千，喜而赞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岂可鼠目兮，耽寸光！与时俱进兮，歌徜徉！

三次去日本都是这样，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这是我过去最不喜的一个短语），灯红酒绿，熙熙攘攘，光光溜溜，客客气气，精精细细，舒舒服服……都是我所感兴趣的。

然而不同，每次赴日都有那么几回，使我突然回忆起了童年，使我的白相之旅触动了旧事，使我的某一根心弦鸣响起来，又亲切、又凄凉、又暗淡、又遥远、又严峻、又悲伤：以为早已过去了，却原来仍然是心里的一个大疙瘩，也许还是一块病。

每天听到的“奥啊哟果砸依麻斯”“多模，阿里嘎多果砸依麻斯他”，使我想起了小学时期的日语课，我的幼儿园（那时叫幼稚园）与小学阶段都是在日本侵略军的占领下度过的，每所小学都有一个日本教官。有一次日本教官在全校朝会上大发雷霆，作威作福。回到班上中国老师很愤怒，就在黑板上写了“亡国奴”与“没骨头”六个字。可惜当时我年纪太小（六周岁左右），六个字里的斑斑血泪我还不懂得。我也记得这个日本教官一次在日语课的黑板上写了“山本”两个大字，讲述日本海军司令山本五十六的阵亡。也是这个教官，有一次在我的日语课考试卷子上给分偏低，我找他提出抗议，他问我“你认为应该给多少分”，我便随口说了一个高分，他“哈伊”一声，立即照办，将卷面改成了我所要的分数，这使我怀疑了自己高分的价值，也怀疑了自己找上门去索要高分的正当性。我还记得当年用日语排一个儿童话剧的情形，我们后来演出了。从我个人来说这实在不高明，说明我的爱国主义觉悟太低，但我曾经认认真真地学过日语却是千真万确的。小学五年级最后一课日语课文的标题是“中日满亲善合作”，由于全班同学一致抵制，把一个课堂哄成了一锅粥，这节课硬是没有上成。这是聊可自慰的爱国行为吧。而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后，我也已经跳班升入了中学，未满十一岁的我才悟到学日语是被强迫，是屈辱，是不堪回首的旧事，今后再不要学日语啦。我也尽可能自觉地把它忘到一边去了。

这次去日本，为了表达友好，我特意准备了三分钟的日语讲稿，到这时候又想，当年继续把日语学下来就好了。不但是平假名，现在连片假名也认不全了，我只好用汉语拼音将读音注上，还好，我还能比较正确地发日语的音，毕竟有童子功在呀。而这一切更使我想起了许多旧事。

见到某些日本词语甚至见到日本仁丹（当年先是叫人丹）广告，我就想起了那时的“治安强化运动”与北京各个城门洞下执枪荷弹的凶神恶煞般的占领军，以及我吃过的难以下咽专门给中国人吃的混合面。

见到相对行鞠躬礼的日本友人，我也想起当年就住在我们胡同里的日本平民或日军家属。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城市街道上还是彬彬有礼的，没有给我这个孩子以什么特别恶劣的印象。有些日本男人夏天穿的衣服太少，走在大街上令中国女性深感不自在，不知道这里头是否也反映了占领者对于被占领国人民的不尊重。那时候“话匣子”（收音机）还是奢侈品，有几家日本人家里有，我放学时经过一家日本人的窗口，有时会听到广播声，这使我十分好奇也十分惊叹，我会短暂地停留一会儿，听听广播。我也还记得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这些胡同里的日本人仓皇离去的情景，他们极为廉价地卖掉了家用物品，急急如丧家犬般地回国走了，善良的北京百姓甚至有点可怜他们。在此次访日抵北海道招待会上，一位出生于北京的日本人说起了他的家庭战败后狼狈逃走的惨状，并说：“这其实是理所当然的。”他实事求是的态度倒是令我一惊。当然，他是对的。

还有《朝日新闻》上的“昭和”纪元，还有从“大东亚战争”到“保卫东亚战争”说词上的改变，还有日军“玉碎”和“神风突击队”（这开了自杀式攻击的先河）的报道，还有“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日伪机构名称……

经过革命，经过新中国，经过学习苏联、一面倒与反修防修，又经过抗美援朝与和美国的那么多交流与摩擦，我还以为在这个世界上显然有比日本更重要些的与美、苏（俄）有关的故事，早已使我忘记了与日本有关的童年诸事——即经过那么多结结实实与意义重大的经历，这些既不光彩也没有什么内容的经历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呢，谁知道，它们还在那里存着，还在那里发酵，还在那里哭泣呢。

在今春的访日期间，我梦到了我的童年。我有点伤心。

四、精致与包装

日本人最大的优点之一是精致。

吃日本餐，案上摆的更像是朵朵小花，各种颜色与形状的搭配都经过精心设计。随着季节的更迭，更换着食品的颜色，春天则是新绿与粉红，夏日则是浓绿如黑，秋天金黄与赭黄，冬天又是雪白和透明。以至有人说不忍得吃，不愿意造成美的毁灭。中国菜和西餐也注意菜肴的造型，但象牙雕刻般做得这么小巧瑰丽、抠抠哧哧的从未见到。日餐不但考虑到食品，更考虑到餐具，一个放筷子的小支撑架，玲珑剔透；一个放几根咸菜的小盘儿，做得像是一片弯曲有致的琉璃瓦。从中国传过去的筷子，到了日本磨得圆圆的而两头又是尖尖的，像是一种玩具。喝汤的漆碗，装米饭的瓷瓮，摆调羹的瓷片，装不同菜品的各式各样的碟子以及各种小得别人不会认真观察的器皿，有的像树叶，有的像小船，有的像桥，有的像笔记本，都更像工艺品而不是实用品。

日本人一般住房并不宽裕，我去过一些高层知识分子的家庭，也少有可供五个以上客人一坐的厅室。但他们的房屋布置得也是精致至极，特别是日式的榻榻米房屋，不但一尘不染，而且赏心悦目。从日本式家庭到餐馆都要求脱鞋入室，那个脱鞋换鞋的小门厅，也布置成一个趣味盎然的小天地，有花草，有书画，有摆设，有纯装饰用的覆盖物。

有一些中日共用的器皿，但日本人做了一些改进。比如家用小陶瓷茶壶，形状如中国茶壶，但壶嘴要大得多，有的加了过滤纱罩，这就避免了倒水不畅或茶叶堵嘴。有的在小小茶壶上安装了一个柄，拿起茶壶来方便了许多。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的细心与认真。我甚至要说日本人做事时以及与你商讨工作事务时那种身体前倾、表情严肃（或者干脆是没有了表情）、两眼发直、不停地“哈依哈依”的神态似乎带几分傻气，一副紧跟照办万难不辞的神气。而欧美人与你商讨事务的时候多半会歪着头，别着腿，微笑着，轻轻晃动着，目光灵动着，舒舒服服，潇潇洒洒，面部与眼睛的表情随着你的话语而不断变化，一会儿睁大眼睛，一会儿抿一抿嘴，一会儿微微皱眉，一会儿莞尔一笑，一副虽然确是在聆听但同时也在选择判断、分析取舍，总之最后还是他说了算的架势。两者比较一下，很有意思。

我曾经与几个有长期在中国生活经历的日本人探讨过中日两个民族的比较。他们说，中国人的智商其实是很高的，绝对不笨。我便说是不是中国人有的做事太不认真，他们用日本人的微笑回应了我的这一反省。同时他们谦虚说，日本人的精致往往是在一些小东西上，他们缺少宏观大气的思考。就是说，与我对印度的印象恰恰相反，日本人也许太不“哲学”了？那么能不能说咱们的中华儿女有时候气冲斗牛却大而无当，或者用刘备评论马谡的话——我太欣赏刘备的这两句话了，所以引用过无数次，叫作：言过其实，终无大用。

再一个突出的是日本物品的包装。可以说日本式的精致，尤其在包装；或者可以说日本式的包装，在于精致。如果你得到一个日本友人的礼品，那么典型的日式包装是一个深色包袱皮，一个金黄色纺织品作内包袱皮，一个纸套子，一个木盒子，再经过几道拆封的手续，拆掉了许多不忍毁弃的美丽的纸质、塑料质乃至丝质、木质的花饰，最后发现，里头可能是一只表，可能是一个日本人形（玩偶），可能是几块巧克力糖；但更可能是几小块蛋糕，几包茶，或者是几块饼干。总之，包装比礼物本身重要。包装所代表的虔敬、亲善、不厌其烦与一丝不苟，远远比礼物本身的价值（更不要说价格了）重要百倍。赠礼的程序、礼节、文明性与郑重性远远比给受礼者以物质上的利益更重要。这确实有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一般都会认为包装是表面，是现象，是形式，是程序；而礼品才是真货色，是实质，是内容，是目的。而且中国人多半会认定，说下大天来，里边的货色比表面重要、实质比现象重要、内容比形式重要、目的比程序重要。那么，精心包装几块饼干就是不可理解的了。

反过来说呢，人和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从物种上说区别，所有的文化差异、文化冲突，不正在于程序和形式、重点和包装的区分上吗？通常所谓的内外、象质、形实的区分，果真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天经地义吗？这也不妨一想。

一位法国人有个说法，说日本搞的是空心文化，即搞的都是表面的、形式的、现象的与程序的东西，到了内核，却是一无所有。这样说恐怕太过分了吧。

我也听到过一位日本教授对自身文化的批评。他强调日本的许多文化都是引进的，但引进后会有些适应日本国情的改造。例如，日本在美国的贸易压力下不得不进口美国加州大米，但加州大米黏度不够，不合日本人的口味，于是日本人发明了一些加工美国加州大米的办法，使之变得与日本大米一样黏软。这位著名的日本学者说，日本文化充其量不过是上述加工办法之类的东西罢了。

这样说说能不能满足某些中国人的自尊自傲心呢？然而，也许我们更需要自省啊。比较一下中国人的不拘小节与日本人的一丝不苟，这确是很有趣的吧。

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已经好多年了，一些重要的文化名人都曾参与协会的活动，如作家中岛健藏、井上靖、水上勉、大庭美奈子（芥川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诺贝尔奖获得者）、戏剧家千田是野、画家东山魁夷、作曲家团伊久磨、电影演员栗原小卷等。他们组织了不知多少文化代表团访华，他们的常务理事白土吾夫到中国访问过一百三十多次。他们也邀请过大量的中国文化方面的代表团去日本访问，包括官方的文化部、新闻出版署的团体访日。他们的工作极其细致。此次我们友协的代表团下了飞机，刚上汽车，工作人员就递给我们每人一张纸片，上写各人入住饭店的房间号码与互相拨叫办法，字写得很大，显然是考虑到了团内一些有点岁数的成员眼睛可能昏花。在离开东京的时候，各人把交运的行李放到房间门口，他们的工作人员立即给每个人的行李上挂上了结实的名牌，便利了此后的旅行与转运。他们对中国客人的饮食更是关心备至，甚至无微不至。

然而他们的办公室只有一间屋，事务局的五女三男八个人挤在一起。给来访的客人安排五星级宾馆的他们只要最简朴的工作条件。许多年前就是这样，如今还是这样。据说当年周扬同志曾经造访过他们的办公处所，周扬还以为整个楼都是他们的呢，来了才大呼小小的办公室办了大事。想一下我们的群众团体吧，也太幸运、太排场啦。

他们没有什么财政给拨经费，也没有特殊的大财团后台，更没有公务员的级别和待遇，全靠自己组织的有偿（在日本叫作“有料”）活动的吸引力，吸引人们参加，参加的人愈多，效益就愈好。再有就是收一点会费。

而在所有的活动中，事务局的先生与女士们都将自己排在最后，而请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出头露面。一点纪念品、一点小礼物，他们也是首先给文化人，宁可不给自己剩下什么。一切宴请，他们都尽可能地减少参加的人员，在代表团人员用餐的时候，他们不陪。他们精打细算，决不铺张。

他们是真正服务者，是公仆。他们中有的人，像佐藤纯子，像横川健，都已经在此协会工作数十年了，他们本身的待遇很有限，凭一种信念，他们会继续工作下去。

祝他们一切都好。

200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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