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云烟旧事

东家的二婶常说：“我来的时候，福儿还没这桌子高，老是苦着脸叹气。谁问他，也总是那句话：‘我没得老子。’像个小大人似的。”

算起来，二婶嫁过来的时候，我才三岁，依稀记得是坐轿子来的，带着吹打，很风光。远近的人都说，林春讨了个“毛连眼”，盖全村；也凶，比林春大三岁哩。新娘子到底漂亮到什么份上，我已记不清当初的模样了，但直到现在，二婶六十岁出头了，走出来还格铮铮的，可以想见四十年前的“盖全村”并非虚妄。

“福儿”是我的小名，福谐腹，只有遗腹子才用这名字。

遗腹子所感受的是一个母性的世界，至于父亲，只从母亲那里一鳞半爪地听到，说父亲很敦实，不大讲话，乍一看像个“肉头”，但内里却极精到。说得最多的是一次上街卖猪，账房先生把秤砣一抹，手指刚搭上算盘，父亲已脱口说出个数码来了。账房先生那惊诧的目光便从老花镜的下边定定地瞄过来：这个沙包佬，倒看不出……

母亲自说自话的时候，语调中透着落寞与悲凉，一边轻轻地拍打着我的屁股蛋，因为这时我大抵总是钻在她怀里吃奶的。吃奶往往不是由于饥渴，而是一种习惯性的游戏。这游戏一直延续到上学以后，每每放学回来，见母亲正在田间劳作，便迫不及待地扑过去，扑进那散发着温热汗气的怀抱。母亲则停下手里的活儿，极惬意地在田埂上坐下，微微闭上眼睛，任我有滋有味地把乳头吸出响声来，那神态似作小憩，又俨然在静心静意地欣赏一首赞美诗。间或田埂那边有人说：“三嫂，你咋这么容着孩子？回去用胡椒往奶头上一搨，看他还吊不吊了？”

母亲便笑着：“咱不搨，咱不搨，人家吃奶吃到娶媳妇哩。”

我的母亲，似乎只有这时候才会停下来小憩一会，也只有这时候才会展颜一笑。

母亲那怀里总是汗津津的，乳房也日见干瘪，一家五口，生活的负担太沉、太沉。祖父八十多岁，眼睛已近乎全瞎。我和姐姐都不到十岁。另外还有一个大哥，解放初期，他正读师范二年级的时候，却因病辍学回家。他得的是肺结核，在当时是不治之症。大哥极聪明，文章和字都很出色，心气又高，得了这种病，内心的烦闷是可以想见的，因此，便每每无端地在家里发脾气。母亲总是赔着小心，不声不响地收拾摔碎的碗瓷，间或说一句：“你身体不好，歇着点，别发躁。”发完了脾气，大哥便一个人躲进房间里，捶自己的头，偷偷地哭。他是1960 年初夏离开这个世界的，母亲把家中的杉木大门脱下来，给他做了一口棺材，葬在父亲身边。大哥是属鸡的，享年二十八岁。

大哥死后，母亲常常会自言自语地反躬自省：“如果当初让他娶了冠珍，或许就不会……”

冠珍是邻村的姑娘，在我记忆中是高高的、瘦瘦的，极文弱的样子。有一段时间，大哥和她好上了，但母亲竭力反对，她知道，大哥这种病结了婚会越发加重。记得有一次傍晚时分，我放学回来，见家里的气氛有点异样，朝房里一看，原来是冠珍来了。那阵子大哥正发病，躺在床上，冠珍坐在床边，拉着大哥的手，似乎也不在说什么，只是相互看着。母亲冷着脸，在院子里吆鸡打狗的。不一会，冠珍走了，大哥从房里挣扎着冲出来，雷鸣电闪地发作了一通，当然又摔了东西。不久，冠珍嫁给了本大队的一个军官，随军到广东去了，大哥也日见暴戾颓唐，终至一病不起。

有人看见，大哥死去的那年深秋，冠珍回来探亲，一个人来看望过大哥。寒烟衰草，落叶萧萧，冠珍在大哥的坟上徘徊了许久，走的时候眼睛红红的。

眼下四十岁出头的女人，还可以堂而皇之地称之为少妇的，也不会拒绝各式新潮时装和“霞飞奥丽斯”之类。母亲是三十六岁上生我的，可是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便是个老人。她那样瘦小，脸上那么多的皱纹，眼睛一经风便流泪，那是生我的时候，月子里经历了太多的悲伤。她总是忙，晚上也总是很晚才回来。每天，我站在村头的大路边等她，暮色里走来的每一个身影都会撩起我温馨的希冀，可归来的身影又一个个从我面前过去了，他们都不是母亲。在这种百无聊赖的等待中，有时，我便会倚着什么睡去。醒来的时候，往往是母亲正抱着我，用心细细地替我洗脚。灶门口的火光一闪一闪的，映着她那张疲惫的脸。炊烟在茅檐下缭绕，弥漫着玉米粥清甜的气息。

倘若白天跟着母亲一起下田，便可以躺在田埂上，检阅羊群似的白云和浩浩荡荡的蚂蚁队伍；或赤着脚，吧嗒吧嗒地追逐田间的野趣。有时走得远了，偶一回头，见母亲正直起腰身，撩起衣襟擦汗，天空湛蓝湛蓝的，日头明晃晃地照着，那发丝飘零的身影雕塑一般，令儿子怦然心动，看得发呆。母亲一边劳作，间或便要喊一声：“福儿，别走远了。”“福儿，妈挖了花生芽，快来吃。”声音甜甜的，暖了儿子的心。但有时，那喊声也会变得粗暴：“福儿，要下雨了，快回去。”我一看，果然天边正涌上一堵乌云，太阳也黯淡下来。我不走，要跟她一起回去，母亲便板起脸：“一个人回去，妈干活哩。”

雷阵雨，说来就来，追着我的脚步扑到门前，闪电撕开混沌的雨帘，天地间一片惊心动魄的破碎声。在这一瞬间，我突然想到了母亲，想到她会不会被雷打死，我惊恐至极，哭喊着扑向暴风雨……

结果是，母亲抓小鸡似的把我从村头的泥水中掳了回来，铁青着脸问：“别嚎丧，这么大的雨，谁让你往外跑的？”

我边“嚎丧”边申述：“我怕，外面响大雷哩，我怕妈被雷打死了……”

母亲就如融化了似的向我倒过来，将我搂进怀里：“乖，别怕，雷不会打妈的。”她紧紧地搂住我（那怀里冰凉冰凉的），面颊上潸然而下的，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

母亲虽然个头不高，但干活很麻利，特别是点种、收割、打场之类，更是全村的“一把手”，人家都喜欢请她帮工（那时候还没实现合作化）。我也喜欢，因为她去了，我可以跟着去“吊桌子”，特别是收种季节，阔气点的人家说不定要买肉的。我去了，妈不让我上桌，只坐在下面的小杌子上，桌上“请”起来了，妈就把她的那块肉搛到我碗里，自己则埋头扒饭。一般“请”过三巡，肉碗就空了，妈便倒几口肉汤泡饭，她说肉汤泡饭实在比肉好吃。有时“请”过三巡，碗里还漂着零星几块，大家都叫母亲吃掉，她却从来不吃，说是肉汤太油，也不肯搛给我吃。

我家也请人帮工，但从来舍不得买肉，即使是过年，也只是除夕晚上才能吃上一回。正月里，别人家的孩子都出去走亲戚拜年，欢天喜地，小皇帝似的。母亲却从不让我出去。我总是埋怨没有七大姑八大姨的，母亲的娘家也绝了，连个舅舅也没有。后来才慢慢悟出来，原来是母亲怕礼尚往来，我们去人家拜年，人家也自然要到我家来的，正月里的头几天，桌上没有肉和鱼不好看。因此姑妈家的几个表哥每年都到正月底才来拜年。表哥来了，母亲便说：咋不早点来？天天都在瞟哩。她把藏在坛子里的炒花生和爆米花捧出来，还有过年留下的拳头大一块咸肉，母亲把它切得很薄，盖在咸菜上炖得油汪汪的，大家吃得很香。

大约在1956 年前后，因为一场纠纷，我才知道我有一个很不简单的外公。那一阵家里似乎很亢奋，大哥更是频繁地出门找人。晚上，还关起门来，叫我给磨墨，让他写什么状子。大哥写字很格局，正襟危坐，腰杆挺得很直，先握着笔屏气凝神，作沉思状，然后抬起肘子，洋洋洒洒地一挥而就，写好后略改几个字，轻轻复念一遍，很自得的样子。母亲则站在一旁，老是说着那句话：“当初他可像只乌眼鸡似的，看不得咱家那七亩好水田哩。”或“你外公的消息传回来，他关着大门喝酒，尸也不肯去收。”

后来我渐渐明白了，原来外公是个浑身带着光环的革命烈士，1927 年的党员，担任过县委的军事部长，是我们这一方的风云人物。前一年，政府发下来一百二十元抚恤金。那时候，一只鸡蛋才三分钱，一个为人师表的小学教员月工资也只有十二元。可见一百二十元是个不小的数字了。但外公有个弟弟——当然算是我的叔伯外公了——却瞒着我们家，独自把抚恤金吞吃了。大哥听到消息，很是义愤，因为母亲是独养女儿，现在外公外婆都已作古，母亲理所当然地是第一直系亲属。她去找叔伯外公交涉，叔伯外公不认账，说他是烈士的弟弟，和烈士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姑娘算什么？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何况是个野种，假人假马假到底哩。”所谓“野种”云云，系指母亲是外公抱养的，并非亲生。大哥算是个知识分子，自然懂得一些新社会的政策法规，于是诉诸政府。结果，双方打了个平手，抚恤金利益均沾。最后，当叔伯外公从腰包里抠出六十元钱给母亲时，说了一句很刻薄的话：“拿去，回家给那个痨病鬼打药吃。”

母亲回家以后，没有把这话告诉大哥，但那钱确是给大哥打药吃了。

等我上学以后，每年的清明节，学校照例要组织去祭扫烈士墓的，回校写作文时，一个个情不自禁地从笔下流出“心潮澎湃”“可歌可泣”之类的形容词。是啊，那一页页鲜红的历史，确实有着惊天地泣鬼神的巨大震撼力，而其中最初的几页上，就记载着我的外公。在我那与生俱来的自卑心理的阴影中，外公是一尊辉煌而圣洁的雕像，时时辐射出生命的暖色。

母亲也经常说起外公，但在她心目中，外公却是另外一种形象。她说外公福相好，高个子，大脑门，头发向上梳过去，有时戴一顶直贡呢黑礼帽，很有派头。她说外公能喝酒，会赌钱，人又极“四海”，家中虽有七亩好水田，操持好了也够他吃喝的，但他总是要往外跑，当牛行，当草行，赚大把大把的钱，赚了钱就用，从不藏藏掖掖的。家里时常有三朋四友的来，来了就称肉打酒搓麻将。他这人一辈子都吃香的喝辣的，到哪里也有人请他上馆子。四周围有难解的纠纷，只要他一到，天大的冤仇也烟消云散。母亲说起这些的时候，有一种神圣的崇拜和自豪感。

母亲还说，外公闹共产，是由于跑小路。跑小路就是搞野女人。外公跑小路，外婆从来不问，随他去。但由于村里的一个寡妇，结下了仇人。那家伙也是个狠角色，外公奈何他不得。民国十六年闹共产，外公第一个参加进去，并且第一个把那“小路相逢”的家伙绑在村头的香椿树上，用麦叉活活戳死了。

外公被捕以后，外婆去看望过，当时只要他在自首书上签个字就能不死，外婆劝他认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外公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我这人，死就死在一边。”一句是：“你不要舍不得我，我这一世人生，什么样的福也享过，死了没啥抱怨的。”

就在外婆去看望的第二天（民国十八年农历六月十九日），外公被押往刑场，同去的一共五个人，用铁丝穿着琵琶骨连在一起。通往刑场的路很长，在走过一座桥时，外公突然感到不对头，怀疑是要往周益庄去，一年前他亲手杀了周益庄的地主麻乡约（乡约是旧时乡村中管事的头面人物），麻乡约的儿子后来当了铲共团，这会儿就在后面押着他。他怕今天要被挖出心来祭麻乡约，便大喊一声：“横竖是个死！”往桥下一跳，其他五个人当然也一同下去了，桥上一阵乱枪，血水澎湃了半河……

母亲讲述这些的时候，语调平淡而矜持，眼睛定定地望着很远很远的地方，没有激愤，没有悲戚，有的只是那种春蚕吐丝般绵长的思念。我得承认，母亲口中的外公活灵活现，带着虎虎生气和奕奕神采，却又没有烈士墓前介绍的那样辉煌圣洁。我不知道哪一个更真实。

除去一次性的六十元抚恤金，外公的光环对于一个贫寒拮据的农家是黯淡而遥远的。深夜里，我常常会被大哥那喘不过气来的咳嗽和母亲轻轻地叹息惊醒，于是便好一阵不能入睡。大哥的脾气日见暴躁，每当他雷霆震怒时，母亲便对我说：“福儿，别在家里惹你哥生气，到社里玩去。”

社在我家西面不远，有办公室、仓库、粉坊、豆腐坊什么的，很大的一个四合院。我从家里出来了，心里空空的，对一切的玩乐都失了兴趣，只呆呆地看一个小老头写标语。标语是用石灰水写在墙上的。社的院墙很长，那标语自然也长，他写的是：“发扬武松打虎的勇气，唐僧取经的恒心，大禹治水的毅力，愚公移山的精神，为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化学化而奋斗。”老头很专注，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很少向我看一眼。只有一次，他似乎无意问了句：“你哥这些时有没有发病？”我扭头不答。我这人从小就有一种畸形的自尊，最不喜欢人家问我大哥的病、家中的困难之类，即使那是出自真诚的关怀，我也一概不喜欢。

这老头是本大队的一个地主，很有学问，据说上过大学（也有人说只是高中毕业）。因为有学问，大家便叫他陈先生，解放前就这样叫。那时陈先生不仅家里有百十亩好田，在扬州还开着铺子，在政界也小有影响，和国共双方都有交往，还出面营救过共产党方面的几位要人。陈先生对人很客气，对佃户也不很刻薄，因此，在人们眼里，他和其他地主是有区别的。合作化以后，社里有些写写画画的事，就叫他干。围墙上那条标语，就是他自己独出心裁的创造。不过有人说，陈先生学问虽高，字却蹩脚得很，这是实评，连陈先生本人也承认的。但在我眼里，那字是极好的了，单是那么大，就很了不得。

直到母亲在门前软悠悠地喊，我才蔫蔫地往回去，此时大哥已息了火气，正似看非看地捧着那本商务印书馆的《古文观止》。我看看时机极好，便提出那标语问他。大哥好为人师，又不能常为人师，因此，一遇上这种机会便表现出少有的兴奋。他从武松打虎讲到愚公移山，还有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直讲得头头是道，神采飞扬，苍白的脸上也现出几许红晕。我最初的那点历史文化知识，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大哥也说，陈先生的学问是没说的，但字不行。

大哥是个浪漫色彩很浓的人，他对那墙头标语的解释简直近乎神话：“机械化就是什么也不用人动手，庄稼成熟了，联合收割机从田里开过去，前面吃进去的是带秆儿的麦子，后面吐出来的是馒头，还热乎着……”讲到这里，他突然叹了口气，黯然地看着窗外，脸上又渐渐恢复了那没有血色的苍白。

我知道，他大概是想到了自己的命运，自己的病……

一次，我放学回家，陈先生又在村头写标语，我站着看了一会儿，陈先生仍旧旁若无人地专注，我走出不远，有人问我：“福儿，你刚才看什么？”

“看陈先生写字。”

那人脸上现出一种诡谲的笑容：“你不该叫陈先生，该叫他舅舅。”

“你瞎说，我妈姓李，我没有舅舅。”

“你妈是领来的，这个陈先生才是你的亲舅舅哩。不信，回去问你妈。”

我感到蒙受了莫大的侮辱，这个叫陈先生的地主，怎么可能是我舅舅呢？我狠狠地瞪了那人一眼，扭头便走。

当然，我把那人的话对母亲讲了。她呆了一会，说：“挑猪草去！”

于是我便去挑猪草，出村时，远远地躲开了那个写标语的小老头。

此后不久，陈先生迁居扬州。1963 年社教运动中又被遣送回原籍改造。1979 年再度迁居扬州，据说曾担任扬州某区的政协委员，子女也很出息。初时，村办厂有人去扬州办事，上门看望过他。回来说，陈先生见了家乡人很高兴，自己爬阁楼，硬是把床腾出来给客人睡，几个子女都是高级教师，云云。

后来便再也没听说有谁去看望过他。

二、 艰难时世

母亲用家中的那副杉木门板给大哥做了棺材，把原先猪屋里的杨木门卸过来作了大门。杨木很重，开门关门，便“吱儿吱儿”地响，脆生生的很悠扬。每天，那旋律一早便闯入我的梦境，似醒非醒的慵倦中，我闭着眼睛，似看到母亲开了门，一边扣衣服，一边打开鸡窝，让鸡婆争先恐后地挤出来，在晨露湿漉的小院里印下一行行鲜活的“个”字。然后便去河边提水，母亲个子小，提水时必须将身子仄过来，仄过来，头发一直垂到腰际，桶里的水一晃一晃的，把一条裤管溅得精湿。等到她坐在灶门口生火做饭时，我已经揉着睡眼起床了，踉踉跄跄地拎起竹篮走出去。每天早饭前，我得挑满一篮猪草，然后上学。

但有时，那旋律也会失信，等到我醒来时，太阳已照在床头，到上学的时候了。我转了转那杨木门，却悄然无声。母亲一边给我盛早饭，一边说，是她把门窝子里洒了点水，不响了。“这几天考功课，用脑子哩，让你多睡会儿。”

母亲自己不识字，却很看重子女的功课，不管家中多么困窘，她也要让我们读书上进，从低矮的茅檐下走出去，开拓自己的人生之路。

1962 年，我小学毕业，姐姐初中毕业。

那是个饥饿年头，老人们说，天道轮回，恰逢庚子鼠年，天下的粮食都被老鼠吃光了。村头的老槐树被人们从上到下剥光了皮，枯成了一株干柴。阳光下到处徜徉着浮肿病人的影子，一双双眼睛浑黄浑黄的，死鱼一般。一天吃晚饭时，姐姐说，要填报考志愿了，老师知道我们家困难，动员她考师范，因为上师范是供给制，用不着家庭负担。如果上高中，要到离家十几里以外的曲塘去，除去学费，还有伙食费、住宿费什么的。这些先不去说它，光是拿着录取通知书去报到，那一笔钱就供不起。母亲沉吟了一下，问：“师范出来做先生？”“嗯。”“做先生不错了，吃国家粮哩。”姐姐却低头吮着筷子。母亲又问：“你自己呢？”姐姐迟迟疑疑地说：“我想将来考大学，就是……”母亲没有作声，收拾起碗筷到灶上去了，她慢条斯理地洗得很细心，一点响动也没有。洗好了，平静地走过来：“你要考曲塘就考吧，只要考得取，拆房子也让你上。”

在后来的那些年里，姐姐常说，如果当初母亲坚持要她考师范，她也就考了，家中那样难，她没有勇气、也没有理由拒绝。那样的话，可能在某一所乡村小学的讲台上就多了一名女教师，而现在这家工厂的总工程师室里则少了一名机械工程师。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只在反掌之间。

以母亲的见识，她当然不懂得当教师与工程师的区别，反正都是“吃国家粮”的。但是她懂得多读书总是有好处的，更懂得尊重子女的意愿，而在当时，这种“尊重”却要付出多么艰辛的代价。

家中养了一头猪，一年前抓的，那是全家的希望之星。猪也善解人意，虽然没能吃上一口精料，却得之于四时嫩草的精华，长出了百十斤的架子。自留地上的新麦收打以后，母亲咬咬牙，每天从人的口粮里匀半瓢大麦粉给猪吃，一个月下来，那猪屁股的弧线居然出落得圆润且生动了。全家人便每每围着品头品足，心中充满了憧憬。来人了，母亲便请他们估斤两，都说不小了，一百二十斤是笃定，甚至有说一百三、一百四的。母亲满脸喜气，嘴上却总是不信：“没那么重，我咋总不见它长呢？”“你天天见哩，看惯了。”“我看没那么重。”母亲虽这么说，脸上却越发神采明艳。

经过不知多少人的估看之后，母亲开始筹划卖猪了。卖猪是欢欣鼓舞的节日，但对于母亲，却毋宁说是一道苦涩难解的方程式。包括原先抓猪娃的本钱在内，一年来林林总总的开支，一笔笔都欠着，欠的时候，都说等猪卖了还。现在，即使按最乐观的估算，这头猪也是远不够还债的。母亲得根据各家的经济景况、拖欠时间特别是亲疏为人，反反复复地排列筛选，以决定哪几家这次非还不可，哪几家再拖一拖，哪几家一次还清，哪几家先还零头。对于拖一拖和还零头的，预先就得和人家打招呼，当然，那是很难堪的事。母亲向来是很重脸面的人，但一钱逼死英雄汉，在那些日子里，或清晨，或夜晚，我们常常看到母亲那瘦小的身影从村头蹒跚着走过来，直到进了家门，仍旧一声不响，我们知道，那肯定又是受了债主的脸色。而后，全家人便会不约而同地走向猪圈，围着猪一阵好看，心头似乎得到些许安慰。

终于到了卖猪的日子。那时人的口粮每月只有十二斤，对猪的长期“优待”是断然吃不消的。猪没有卖给国家的收购站，因为怕够不上斤两，又得抬回来，折了膘分。谈好了，卖给村里的屠夫去宰杀，饿食一百二十元一担，饱食一百元一担。母亲选择了饱食。那天，我们挑了顶顶鲜嫩的青草，加进去两大瓢精料，煮了一锅好食，一家人围在猪圈前，看着猪吃。猪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食，先是奋不顾身地吞咽，满头满脑的食水点滴淋漓。眼见得那肚子渐渐鼓起来了，便摇头摆尾地撒泡大尿，再回过头来，放慢节奏，优哉游哉地受用。母亲低头加食时，眼眶里似乎有亮晶晶的东西在闪动，我们也心里沉沉的。最后，母亲用手把食槽里的剩食刮到一起，在猪背上把手揩干净，祈祷似的说：“猪过千年有一刀，总有这一天的。”便扭头去喊人来过秤。

猪哀嚎着挂上了抬秤，只见那秤杆老是往下戳，掌秤人向里抹了好几把才稳住了。母亲脸上僵得紧紧的，只是说：“怎么只有这点，怎么只有这点……”掌秤人把秤打在那儿，对母亲说：“三奶奶，你自己看，一百零二斤，还疲疲的。”母亲叹了口气：“我不用看，这猪是吃草长大的，架子有，其实没膘分，称不出斤两。”于是那几条汉子便发一声喊，把猪拖到隔壁林春家去了。

那个下午，我们一家三口坐在屋里，听着那边一片忙碌的响动，心头暗淡得很，母亲时不时的就冒出一句：“这畜牲，怎么只有这点斤两？”傍晚时分，林春家的二婶来了，说：“三嫂，猪杀好了，也称点肉给孩子烧烧吧。”见母亲沉吟不语，又加了句：“价钱大，就少称点”，母亲问：“卖什么价？”“贵是贵，两块半哩。”母亲迟疑地站起来，跟着二婶往外走。这时候，我突然义无反顾地扑上去，拦在母亲面前：“妈，我不吃肉！”母亲愣住了，说：“乖，咱就称几两，回来和着茄子烧，你们挑猪草挑到现在，该吃的。”我寸步不让地堵在门前：“我不想吃肉，真的不想吃。”声音不高，却异常坚决，因为我感到喉头堵着一股热乎乎的东西，我怕抑制不住，要哭出来。母亲只得对二婶说：“孩子不想吃，就依他吧。咱摊饼，多放点油。”

二婶走了以后，杀猪的来了，拎着一副猪肠子，挂在我家檐下，说：“三奶奶，大肠不贵，只算八毛钱，可以烧两大碗哩。”当母亲用哀求的目光望着我时，我几乎是吼着喊出了一句决定性的话：

“我什么也不要吃，我要上学！”

跟着，我再也抑制不住了，心头的酸楚往上一涌，放声哭了起来。母亲也哭了，我们全家都哭了，泪雨滂沱，不仅仅是因为贫穷……

杀猪的“啧啧”感叹着，拎着猪肠子走了。

不久，我考取了初中，姐姐到曲塘去上高中。

但那次没称肉，母亲总觉得欠着我们什么。夏日的一天，她挑猪草回来，突然兴奋而神秘地把我们叫到面前，从篮子里捧出一团东西来，那是只死羊，而且不小。母亲说是人家扔在路口的，还没变味，去掉内脏和头脚有几斤好肉哩。当下她便起劲地忙乎起来，烫洗去毛，开膛剖肚，每完成一道工序，她总要凑上去闻闻，然后说：“生臭熟香，一下锅就好闻了。”我也凑上去闻过，觉得有一股异味，但这么大一块肉，诱惑力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都舍不得丢掉。

最后是下河去洗。母亲把羊放在篮子里，上面盖着青草，这么热的天气，把人家扔在路口的死货捡回来，张扬出去，人家要笑话的。

但河对面的庆芳还是发现了。庆芳的丈夫是部队的军官，三十五十的经常寄钱回来。她不上工，保养得白白胖胖的。此刻她在河对面洗衣服，发现了浮在水上的羊肠子，问母亲洗什么，母亲躲闪不过，说是家里的羊，夜里偷吃蚕豆，胀死了。庆芳连忙捂着鼻子说：“死东西不能吃的，有细菌，不卫生。”母亲说：“是哩是哩，洗洗看，能吃就吃，不能吃埋下去垩树哩。”

说话间，母亲已经三把两把洗好上岸了，庆芳又在河对面说：“三奶奶，孩子少油水，煎几只蛋吃吃，营养也不错。我家就喜欢吃蛋，不大吃肉。”

庆芳确是经常吃鸡蛋的，我们家的鸡蛋都卖给她，一块钱六只，她是现钱，也不大计较个头大小。此刻，她那热情的建议使我们觉得心酸。有一则民间故事中说，富人问穷人：“没有饭吃，你们为什么不吃肉呢？”庆芳并没有什么恶意，这人就是少文化，好炫耀，举止言谈有点贵妇人的派头。

羊肉烧了一盆子，母亲先尝了尝，说好吃，叫我们也吃，我和姐姐略略吃了几口，便都不吃了。下午，母亲把那剩下的半盆偷偷倒了。

从那以后，母亲一吃羊肉就反胃。

前年母亲病故，按乡间风俗入殓时，要在嘴里含上米粒和银子。所谓银子，其实只是象征性的，一星半点即可。我一时却束手无策，因为家中实在找不出一件可以称为银器的东西。有辈分高的老人提醒道：“三奶奶当初不是有一副绞丝银镯子的吗？”我心头一酸，摇头叹息道：“没了，早没了。”于是只得到邻家孩子的长命锁上用刀子刮下少许银屑，好歹让母亲上路时能带上点“硬通货”。

母亲确实有过一副银镯子，那是娘家给她“压箱子”的。在我的印象中，那是母亲拥有的唯一算得上首饰的东西，母亲也很珍惜，平时是不戴的，藏在箱子底层，偶尔开箱子拿东西，套在手上试试，眼睛里便有一种异样的光泽。1965 年夏天，我考取高中，为了筹集开学的费用，家中能想的办法都想尽了，连老屋上的几根杉木桁条也用杂木换下来卖了。到最后，行囊里还差脸盆和热水瓶。学校在邻县，离家有五十多里，这两样东西都是住宿生必不可少的。我不忍心让母亲为难，便提出到学校和别的同学商量着合用，母亲却决然不肯：“咱再穷，也不能让你在学校里低三谀四，被人家看轻。”开学前一天，她果然给我买回了新脸盆和热水瓶，但那副“压箱子”的银镯子却从此不见了。

第二天早上，十五岁的我踏上了去异乡求学的道路。9 月的田野狼藉而空旷，大片的高粱刚刚收割，散发着苦涩微甜的气息。背着沉重的铺盖卷，想象着远方那个末等都市，心头说不清是兴奋还是迷茫。村路逶迤，雾露凝滞，西风刮起来了，传递着苍凉的秋意，蓦然回首，母亲仍旧一动不动地站在村头的老树下，在她的身后，故乡的茅檐若隐若现，早晨的炊烟乡愁一样地飘荡……

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第一次孤独的远足。

走进了那所堂皇的省立重点中学，一切的感觉都新鲜得很。第一次跟着同学们去老虎灶冲开水，回来的路上，看着他们平平地提着水瓶，那般的意态倜傥，觉得很有几分惊险：那水瓶在他们手中几乎没有角度地平躺着，且又跟着手臂极随意地前后摆动，里面的开水咋就不会泼出来的呢？轮到自己时，却无论如何不敢那样冒险，必定要将水瓶保持垂直状态，当然，那是很吃力的。回到宿舍，当我终于提出水瓶的倾斜度问题时，却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惊诧：“你在家里难道没有用过热水瓶吗？”我只得讷讷地承认：“我们家没有热水瓶。”

于是有人窃笑，有人慨叹。我的这些从石板小街和瓦檐下走出来的同榜生员啊……

当然，后来经过操练，我也能把水瓶放到足够的倾斜度，且能卖弄出几分潇洒来了。

再后来，我知道那里面的开水其实根本不会流出来，因为我学了物理，懂得了气体力学及压强之类。

那只和我相濡以沫的热水瓶，后来却在宿舍的石井栏上不幸蒙难。那时候，为了节省菜金，我常常不到食堂吃中饭，从家里带点米，早上淘净、泡胀，灌进热水瓶里，中午回到宿舍冲上开水，闷上一刻钟，倒出来的，就是烫熟了的稀粥，这种方便快餐实在是很香的。但吃过以后，要把热水瓶里面清洗干净却颇费手脚。终于在一个冬天的日子，一失手成千古恨，随着那声钝响，井台上炸开一摊惊心动魄的灿烂。

这事我一直瞒着母亲，当然也就一直没有再买热水瓶。

学校的宿舍是三十多人共住的大统间，夜里每每被窗外的风声或邻近的呓语惊醒，孤独的辗转中，远方的母亲便款款向我走来，是那个穿着水洗得薄漂发白的旧衣终日操劳的身影。她从田间归来了，一边撩开被汗水沾在前额的头发，一边到灶头的汤罐里舀半瓢温水咕噜咕噜地牛饮。我的心头蓦然揪紧，为自己在井台上的失手而悔恨绵绵……

正是因为这种悔恨，不久，当我的脸盆同样在井台上历险时，我才能那样地义无反顾。

母亲给买的那只铝质脸盆，严格地讲只能算是一只饭盆，口面比两拃围起来大不了多少，毛巾朝里面一揿，即使是半盆水也要溢出来，这就是说，它的容积最多相当于两条毛巾。铝制品当时还不很普及，乡下人称作钢种，新买的时候很亮，真正光可鉴人。母亲说，钢种的好，不怕磕碰，身子骨又轻，不坠手哩。但后来的那场惊险，恰恰是由此而酿成的。那是个平淡而慵倦的星期天，在冬晨稀薄的阳光下，我把脸盆放在井台上，然后操起吊桶打水。孰料阵风乍起，那脸盆竟翩翩然飘入井里去了。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以至起初我还在欣赏脸盆随风起舞的轻盈，等到回过神来，便俨然整个世界沉沦了一般，那种惊惶和沮丧，即使是拿破仑在滑铁卢的溃败，抑或是华尔街亿万富翁的破产，也无过于此的。

恹恹了好半日，终于忽发奇想：井再深，总有底，何不把水打干，人站在吊桶上系下去拿？于是茅塞顿开，摩拳擦掌。同学们听了，都认为是天方夜谭。有高年级的大龄生警告说：这种老井，井壁全靠水撑着，一旦打干了，说不定会塌下去的。

但我仍旧一意孤行。打水工程持续了大半天，傍晚时分，井终于见底了，我脱去衣裤，雄赳赳地站在吊桶上，让同学们七手八脚地系下井去。

整整二十年以后，我成了一名所谓“作家”，曾经写过一篇颇为走红的小说，在那段纯属杜撰的女主人公下井寻找世界地图的情节中，我倾诉了当年潜伏在心底的真实感受：

“就在这瞬间，她惊呆了，老井的幽深与恐怖突然沉重地压迫下来，四壁的每一块井砖都在扭曲、错位、颤抖，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而井口的那一点光亮却越发地遥远了，似乎这老井正在向下沉沦，而那高处的光亮随时都可能轰然闭合，成为一座天造地设的墓窟……”

惊险之后是辉煌的凯旋，但这事我一直瞒着母亲——那肯定会引发她久远的后怕——而且从那以后，我不再到井台上去用水了，宁愿多走不少路，到宿舍后面的池塘去。

那座井台注定是个多事之地。两年以后，那位教给我气体力学的物理教师从“牛棚”跑出来，把身子挺拔地揳进了井底。听到消息时，我正端着脸盆从池塘边归来，结果脸盆掉在地上，跌瘪了好大一块。

三、 白发坟草

造物主也真会捉弄人，那些养尊处优之辈，整日价研究养生之道，却往往从头到脚浑身是病；而一辈子吃辛受苦的乡野小民，栉风沐雨，不忌生冷，却能没病没灾。母亲的身子骨一直还算硬朗，1976 年，她患了舌癌，到肿瘤医院治疗，出院前，我私下问医生预后如何，回答说：“情况好，还能活一二年。”但母亲不相信自己会死，在背后大骂医生“嚼蛆”：“六十三，有个关，去年得病是该我命中有一坎，既然熬过了年，有得过哩。”她果然否极泰来，越活越滋润。村里分田到户，她坚持要了两块责任田，专心致志地作稻粱之谋。两块田，一高一低，长水稻，高田放不上水，她每天大老早起来煮一锅粥，然后夹着脸盆去刮水，刮一阵子，回来吃碗冷粥，再去刮。一锅粥吃到晚，一只脸盆刮到稻穗垂青。我劝她说这样不值得，横竖我们口粮吃不完，带点粮票回来买就是了。她说自己种的米香，营养好；说粮站的老陈米里面用了药粉，那是化学。“况且，不种田，整天日子也难过哩……”

我知道那“况且”是因为孤独。我一月两月的回来一次，每次回来，她都高兴得孩子似的宣扬：“我儿子回来了。”然后喋喋不休地问这问那，但话题总是越来越少。在外面的那个世界里，我有那么多的红尘杂务，人生静面下掩藏着太多的无奈和烦恼：竞争中的失意，人际关系的险恶，生活的周而复始、平淡无味，这些我怎么能向她诉说呢？既透不出信心，也怕她为我担忧，于是便只能问些钱粮油米之类，渐渐地，竟相坐无言。有一次，坐着坐着，母亲默然垂泪了：“我一个人在家，成天的没个人说话，嘴都闷臭了，好不容易盼到你像云片儿似的飘回来一次……”

我一时羞愧得无地自容。不错，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恓恓惶惶，耿耿于怀的无非是那点过眼烟云的得失而已，名缰利锁中，我怎么偏偏忽略了母亲那双深情期盼的目光呢？每次回城，母亲总要跟到前面的大路上，抓着我自行车的后架说：“有空回来呀。”在那一瞬间，做儿子的心头便况味四起，严正告诫自己以后要经常回来，在家多住几天。可一进入城里的那个世界，却又身不由己了，仍旧是一月两月的才“飘”回来一次。

到了1989 年的夏季，四十岁的我却要远离母亲而去了，是母亲动员我走的。因为我们夫妻分居已经十三年，孩子也已经上中学了，长久下去，总不是个办法。每次回来，母子无言枯坐时，母亲便作出很轻松的样子：“你去吧，不要挂念家里，再过两年，等我做不动了，也随你们去。”然后便小心翼翼地打听调动的进程，我总是说：“早哩，领导勒着不放，年内走不掉。”母亲听了，不知是高兴还是失望，仍旧是那句话：“你去吧，不要挂念家里。”一边扭头去做她的那些永远忙不完的家务。

但领导并没有怎么样勒着不放，调动的手续很快就办好了。我先没有告诉母亲，找了一辆车，把坛坛罐罐的运到妻儿那边，到新的工作单位报了到，准予下个月正式上班。然后回到原先的那座小城，像往常那样，骑着自行车“飘”回母亲身边。我想陪母亲在家里住上几天，找个机会把调动的消息告诉她，当然要尽可能轻描淡写些，仿佛不过是出门作一次很普通的旅行。几天以后，再骑着自行车去妻儿那边。大热天，凭两个轮子滚过大江南北几百里行程并不轻松，我为的是让母亲觉得儿子那地方并不遥远，仍旧和往常那样，可以骑着自行车“飘”来“飘”去的。

那几天，母亲情绪很好，总是津津乐道于村里村外的种种趣事，又领我到田头看她种的庄稼，很豁达乐观的样子：“再过几年，这田我也不种了，进城跟你们享福去。”我想告诉她调动的事，但一直不忍出口，怕坏了她的兴致。直到临走的前一天，我拿出一点钱，对她说：“明天我骑车到江南去，可能要住些日子才能回来。”她轻轻地把钱挡回来：“钱我有哩，你去吧，早点去上班，新到一个地方，要有好印象。”

我心头一紧，原来她已经知道了，只得努力地笑笑：“反正不远的，骑车来去很方便。”

母亲顿了顿，相当平静地看着我：“只要你们一家过得好，我比什么都高兴。给你说实话，城里我是终究不去的，死就死在这老屋里，人是土物，离不开土地哩。只是有一桩心事，下次回来，你给我买点木头，早点把大褂子拢起来，也不必花大钱，能遮遮人眼就行了……”

“大褂子”就是棺材。我不禁戚然，唯有点头而已。

第二天我走的时候，母亲没有跟到前面的大路上，只站在门前的枣树下朝这边看着。

我是从来不善于写信的，特别是给母亲写信，她不识字，有了信必要请人看了再翻译过去，自然只剩下空脱脱的几桩事体，淡了其中的情致。因此，到江南以后，我一直没有给家中写信，只将那些要说的话苦涩而温馨地演绎在心底。在许多落寞失意的时刻，在异乡苍凉的海关钟声的余韵里，母亲那白发飘零的身影便时时浮现在面前，让我独自一遍遍地体验人生的凝重、生命的悲苦欢愉以及至善至美的人间亲情。这期间，有一个堂侄来过，带来了母亲养的小公鸡和树上的枣子，还有包扎得很好的我遗落在家中的几毛钱菜票，母亲不知道那是我在外地学习时多下来的，眼下已无异于几片废纸。来人说母亲还像往常一样，又说稻子收了，折了垒得很高，麦子的基肥下了豆饼之类。我似乎略感宽慰。但深秋的某个傍晚，当我站在萧瑟的西风中，看着几片落叶在台阶上恓惶地飘动时，突然涌上一股强烈的思乡之情，我急切地要回归母亲的怀抱，回归老家那皱纹似的村路和温暖的茅屋。这冲动是如此强烈而不可抑制，以至于一晚上几乎失了魂似的。妻子似乎看出了什么，说：“你该回去看看妈了。”我说：“明天就回去。”妻踌躇地：“只是来不及买东西了——多带点钱吧。”

第二天一早，我就迫不及待地上路了。

当然是骑自行车。

母亲在河边割草，随着呼哧呼哧的喘息，那白发也在芦叶间一高一低地晃动。我轻轻喊了两声，她没听见，只有柴刀砍在芦桩上轻轻地呻吟，到第三声时，她才抬起头来，当下扔了柴刀，定定地看着我，仿佛不认识似的，然而终于笑了：“白了，比在家里白些了……”

但母亲却显得苍老多了，眼神的迟滞茫然自不必说，身子也佝偻了不少，脸上的寿斑连成了一片，脖子上那条长长的疤痕是手术后留下的，蚯蚓一般沿着松坠的皮肤向下延伸。当时，本来应该进行舌部手术的，但考虑到这么大年纪了，怕在手术台上下不来，就采取了切除颈部淋巴，防止转移的方案，这很大程度是带安慰色彩的，因为原先的病灶还在，光是防止转移有什么用？如果允许作一次残酷的选择，能转移到别处未始不是好事，因为还有什么肿瘤比生在舌头上更痛苦的呢？我的心陡然沉痛起来，母亲，你能够承载山一样沉重的贫困，能够承载青年丧夫和中年丧子的剧痛，也能够承载癌病房里那近乎残酷的治疗。但是在你的晚年，却难以承载心灵的孤独。虽然我是骑着自行车走的，虽然我许诺还像以前那样“飘”来“飘”去，但是你却无可奈何地意识到，儿子已经离你而去了。山高水长，天各一方，期盼也从此变得遥远朦胧。而你又不愿离开脚下的那片土地，只能孤寂地苦守着老屋。白天，你努力使自己沉浸于超负荷的劳作中；晚上挑着欲熄还燃的灯芯，暗淡地谛听着旷野里任何一点轻微的响动，心思飞得很远……

这次回家，我整天陪着母亲，尽量找些让她高兴的话题，但说着说着，有时母亲会忽然坐着发呆，只是凝望着枣树上的最后几片树叶，似乎沉浸于某种悠远的思想。有一天夜里，她忽然大呼我的小名，声音惶急得很，待我站到她床边，且让她抓着手时，她才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我以为你走了呢……”

但儿子终究是要离去了。

此一去，又是几个月，直到有一天邮差送来了老家的电报：“奶奶生病，速回。”是堂侄打来的。

一直不敢去想却又不得不想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母亲旧病复发，还在原来的部位上。其实我上次回来时，她就已经明显感到不适，但她没有说，怕我担心，同时也心存侥幸，希望像以前发生过的那样，只是受了寒凉，偶尔发炎，以后会好起来的。

然而这次没有好。

从肿瘤医院的门诊大厅出来，我让母亲坐在花圃的石阶上，自己返身上楼向医生摸底，尽管希望之光微薄得近乎虚无，但由于有过第一次的大难不死，便总想着能再次出现奇迹。

奇迹没有出现。医生以那种职业性的冷漠告诉我：“这么大年纪，又是复发，没有任何治疗价值。趁现在还勉强能吃，想吃什么回去弄给她吃。”在我的一再恳求下，他才同意做一次化疗，算是对病人，也是对家属的一种安慰。

看到我从楼梯上下来了，母亲迎上来，问：“先生说看得好吗？看不好，咱明天就回去，不要把钱往水里扔。”

我说：“看得好，先生给你用好药哩。”

母亲叹了口气：“人过千年有一死，我不怕死，只是天底下的病多得很，为什么还要让我死在这种病上。”她知道这种病最后是很痛苦的。

接受化疗前，母亲提出要到琅山去烧香，我陪她去了。在山脚下，个体轿夫蝗虫似的围上来兜揽生意，要价也不很高，可母亲坚持要自己一步步爬上山。我知道，她是要以自己的虔诚感动上苍。在山顶，我替她买了香烛，捐了功德钱，让她到九垒高台之上的菩萨面前叩拜如仪。同时，台下的儿子也在心底默默地祈祷：上苍，睁开你的慧眼，看看芸芸众生中的这个普通女人吧，为了她这辈子经受的苦难，为了她执著而毫不张扬的爱，你无论如何该发一发慈悲。上苍，为了母亲，我这个无神论者的灵魂向你跪下了……

下山了，一步步从远古走向现代，山顶的钟磬声犹自隐约可闻，山脚下激光摄像的招徕已经喧嚣而来。这玩意很有号召力，能当场把人像印在手帕之类的东西上。母亲饶有兴味地看了一会，离开时，有些迟疑地问我：“画一张得多少钱？”

我说：“四块。”

于是便越发迟疑，但终于还是说了：“我也想画一张。”

我说：“画吧。”

“这里不用血照哩，我也不怕它把魂灵摄了去。”老辈子人称底片为“血照”，认为照相会把人的魂灵摄去的。

母亲端坐着，笑得平静而慈祥。“这老太，镜头感特好。”影像出来了，先印在纸上，不光是摄像的个体户，还有四面围观的游客都赞不绝口。个体户又问：“老太属什么的？”“属虎，七十七岁。”于是便选一块带生肖的手帕，把人像印上去。母亲自己也很满意，举着正正反反的看了一阵，郑重地交给我：“我这一世人生从没拍过小照，就这一张，你收好，以后你们也有个想念。”语调相当坦然。

回家的路上，母亲的情绪显得很宽松，似乎应该做的事情都做了。明天，她可以一无牵挂地进入病房，去接受命运的裁决。

一个月后，母亲走出病房时，除去脱落了满头白发外，其他没有任何效果，癌细胞正在野玫瑰一般的扩散，一切的药物都已无能为力，只有镇痛片须臾不可离开（后来是针剂杜冷丁）。曾经死死地眷恋着故土的母亲，现在不得不住入我们拥挤的公寓楼，度过她最后的时光。

然而，城市的景观，终究不如乡村那样鲜活流畅，朝朝暮暮，几乎永远是一种节奏和色调，连天空也被蓬勃向上的楼顶分割得支离破碎的。母亲是离土地很近而离都市很远的农妇，无论被病痛折磨得怎样昏天黑地，每天，她都明白无误地记得农历的日子，以及还有几天该是什么节气。城里人对天气的反应是极淡漠的，至多也不过关系着上班带不带雨具及阳台上的衣服要不要收之类，只有母亲常常会忧心忡忡地抱怨：“多少天不曾下雨了，田里干得冒烟了。”某日，半夜里风雨骤至，我们都睡死了，忽听得母亲喊我们关窗子，口中且念念有词：“救命雨啊，明天家家筑墒栽山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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