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袁陕西男性作家要要要尤其是优秀的几位要要要假如要从他们身上找一个共同点的话袁他们的形象尧气质总体可概括为介于欧洲绅士与关中农民之间遥 陈忠实是个最典型的代表遥

叶白鹿原曳问世十多年来袁保持着持续不断的销售和话题袁印数累计130多万册袁各种评论文章已无法统计遥 话剧叶白鹿原曳的上演袁更是掀起一个新的叶白鹿原曳热遥 而这十多年来袁作家陈忠实不断地出现在人们期待的目光里遥 他对于大众袁对于文学爱好者尧研究者袁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钥他是被人们神化了的偶像袁还是一个平凡的人钥 在重重光环的映照下袁在文学的身份变得边缘尧模糊的当今袁他在思索着什么钥 他的欣慰和烦恼是什么钥 他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斑斓姿彩钥 让我们一起和他对话吧遥

周瑄璞渊以下简称周冤院叶白鹿原曳相对于您此前的作品袁在文学观念上袁思想深度上袁代表了哪一个层面钥 是否认为叶白鹿原曳达到了臻美的境界遥

陈忠实（以下简称陈）：《白鹿原》是我小说创作又一次突破的作品。每个作家的创作历程，都在寻求突破和实现突破。每一次突破，既意味着一种新的艺术表述形式的呈现，也意味着对生活体验的深化和独立发现。我自发表小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较长时段里，小说创作可以说是与生活发展同步，都是对眼下发生着的生活现象做出回响式的反映，现在我可以在那些小说的阅读里，回忆新时期以来疾骤变化的重要的社会事件。到1982年秋天，我写出中篇小说《康家小院》，应该是对之前的那种同步感应式写作的一次突破。从这个中篇起始，我探索人的情感世界的复杂性，探索我所熟悉的地域原生形态的生活意蕴，包括贫穷和落后里潜存的诗意和人性美，争取展现生活的厚度和深度，把此前作品里较为直白显露的意指化为一种情感体验。这种探索持续了五六年，直到《白》的创作意图的萌发，应该是我对生活的理解和体验又进入一个新的层面，有了自以为颇为新鲜甚至惊讶的发现，实现新的表现欲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当然有艺术形式的探索，也不再满足此前中短篇小说的表述形式，包括语言，都必须寻找到能够负载已经意识到的生活内容的新的艺术形式。应该说，《白》是我小说创作截至90年代初的探索结果，是从70年代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不断突破所实现的一次长篇创作。

我无论如何也还不至于愚蠢到或利令智昏到会以为它“臻美”。尽管读者和评论界给予了巨大的关爱和评价，我仍然清醒地思考那些批评性的文字。

周院目前袁中国当代文学面临的整体性问题是什么钥外界对陕西文学界有一些相当尖锐的批评袁比如说他们对当今时代的审美尧观念上的落伍遥总体来说还是在写农村遥 您对此怎么认为钥

陈：中国当代文学呈现着前无古人的繁荣景象，年均出版800—1000部长篇小说的数量，已持续多年，应该是世所罕见的繁荣局面。对于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创作的神秘感，是一个彻底的颠覆。我说不准“面临的整体性问题”，这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我向你和大家推荐《光明日报》7月5日头版头条发表的雷达的文章《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这篇论文对当代文学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的见解，在我感觉是切中症候的，是高屋建瓴的灼见，甚至有振聋发聩的力度。我自觉没有这样深刻透彻的见解，所以建议你读雷达文章以作参考。

你说到“外界对陕西文学界有相当尖锐的批评”，我把握不准批评“尖锐”到怎样的火色，也不知道“尖锐批评”的内容指向，仅依你列举的“时代审美、观念上的落伍”，我也很难判断。就我阅读本省一些颇具代表性作家作品的印象，他们一个和另一个的审美倾向、对生活审视和体验里所呈现的观念和意识，差别很大，谁也不类同于谁。他们本身就不存在一个共同的“审美”和“观念”，更无从谈论其前沿或滞后了。你归结到“总体来说还是在写农村”，问题所指就比较具体也比较明晰了，我可以说话了。

我以为一部优秀的作品，既在于他写了什么题材，更在于他对这类题材写出了什么新的前所未见的内涵。谁恐怕也不会简单到认为“还在写农村”就“落伍”，写城市生活就一定前卫。“二战”过去60年了，世界上创作出版了多少反映“二战”的小说，拍摄了多少电影，现在仍然有新的长篇中篇小说在出版。已经成为了过去的旧题材，却在新的思想视点透视里折射出令人震惊的力量，让人类重新理解更深刻反思曾经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依然被那些对生活自觉承担着责任的作家艺术家开创着。中国一直是一个乡村社会。历经大小十三个王朝国都的西安，到解放前夕不过是一个集中着较多人口稍大点的村镇。尚不足30年之前，我工作的西安东郊的生产队的马车长驱扬鞭，骄傲地辗过坑坑洼洼的东西大街的街道，响鞭在残破剥落的钟楼金顶上回响。50年前我在西安东关读初中，学校后院居然有狼出现，吓得同学晚上不敢上厕所。西安的现代化外景，不过是最近20年才形成的这般壮丽模样，对这个已进入现代文明节奏和新潮情感的城市，作家们当会有强烈而又新鲜的体验，形成自己的小说。但不要排斥写乡村题材。中国乡村一直负载着这个民族精神和心理上最辉煌和最痛苦的记忆，直到今天，仍是生活发展中引发疼痛的敏感点之一。我只是期待有独到体验的作品，也相信那种负载着民族精神和心路历程的作品，肯定会被当代或后来的作家创造出来。

周院请说一下陕西文学在全国文坛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钥 在西部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钥 和全国其他省比较怎样钥 它还是中国的文学重镇吗钥

陈：陕西是一个文学重镇，主要指当代文学。新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开创者奠基者和卓有建树者，多为南方人，我们常说的最具代表性的“鲁、郭、茅、巴、老、曹”，其中仅老舍一位是北方人。陕西在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影响的一位作家是郑伯奇先生，长安区人。当代文学我说陕西是一个重镇，有两条因素，首先，有一个对当代文学做出重要著述的作家群。“文革”前的十七年和“文革”后的新时期，陕西都形成了在全国有广泛影响的作家群体，恕我不一一列举，那将是很长的一串名字。再者，这些作家现在仍然被读者和评论家频频论说，稍微了解陕西文学的人都很清楚。他们作品的影响，不仅跨越省界，有的被译介到国外。另一条因素，是产生过一个时期最具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可以当做一个时期当代文学的标志性成就，譬如《创业史》在十七年农村题材的诸多小说里，应该是至今依然被公认的一部。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在许多写解放战争题材的小说中，也是这样品格的作品之一。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浮躁》和获得南北评论界广泛好评的《秦腔》，都是新时期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作为一个省的文学，能拥有这样令人注目的作家群体和广泛获得好评的作品，就应该构成一个文学重镇。现在的状况，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新时期跃出的这个作家群体，还活跃在文坛上，尽管路遥、邹志安等几员大将早逝，但五十岁左右的一拨作家的势头依旧强劲。我近年比较关切的是四十岁这个年龄档上的青年作家，人数很多作品也很多，在省内文坛形成了影响，在全国文坛声音微弱。期待他们的声响早一年影响到中国文坛去，以自己独特的声音。

我向来不与其他省市作比较，更不做排列名次的愚蠢事。一个省的gdp是可以排列的，文学是难以如此排位的，至今尚未见到任何一位高人对中国当代文学排出各地域的名次来。我倒是想强调一点，可以称得文学重镇的省有许多，绝不止陕西一家。我们不能把自己囚在潼关以内自吹自擂自我欣赏，更不可自己给自己排座次，文坛毕竟不是水泊梁山。自信是进行艺术创造最可靠的精神品格和心理素质，而自吹“自排”却滑到不健全的心理形态去了。

周院很多人对您文学的师承很感兴趣袁拉美文学尧俄罗斯文学尧欧洲文学中袁您受哪一块文学的影响更深呢钥 有没有具体到哪一位或哪几位作家钥

陈：我崇拜的第一位中国作家是赵树理。我在初中二年级的语文课上知道了赵树理，并到学校图书馆借阅了已出版的赵树理的几本书，这是我有生之年第一次借阅文学书籍。两年后《创业史》在《延河》连载发表的时候，我崇拜的第二位中国作家柳青，一直延续到今天，仍是崇拜和敬重。崇拜一个作家，主要是接受其作品的熏染和影响，还有对他的精神人格的仰慕和尊敬。我接受翻译文本的影响也比较早，在爱上文学的同时（即初中二年级），借着暑假阅读了《静静的顿河》，这是我读的第一本外国小说。当时给农业合作社的牲畜割草挣工分，坐在村子背后的山坡上，常常把脚下的灞河川道想象成顿河草原。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我持续阅读苏联作家的作品，高尔基不用说了，萧洛霍夫的长篇和短篇我几乎全部读了，还有柯切托夫写苏联50年代以后的七八部长篇。再如瓦西里耶夫、艾特玛托夫、拉斯普京、沃罗宁等名家的作品，凡翻译过来的都读了。也读过包括海明威、杰克·伦敦等美国作家的作品。还有捷克作家昆德拉的全部翻译小说。到80年代中期，读过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之后，我又读了拉美几个国家几位代表性作家的代表作，我还是以为《百》是最耐得阅读的史诗。所有这些我曾经喜欢的作品，都对我的写作产生过影响，很难分清谁更深谁次深或谁重谁轻了。这些作品不仅提升我的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扩展我的艺术视野，也扩展我看取生活和社会的视角。我曾在前年末写过一篇较长的这方面内容的文章，《借助巨人的肩膀——翻译小说阅读记忆》，获得《长江文艺》年度奖。

周院您爱不爱诗歌钥 您和诗歌的关系怎样钥 对当代中国诗歌有了解吗钥

陈：我在爱上文学的初中二年级就开始写诗。我一直写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不断向报纸副刊投稿诗歌和散文。《西安晚报》一位副刊编辑对我谈话，让我往后以散文写作为主，先行突破，再触类旁通。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诗歌写得不如散文。我后来就侧重写散文和小说了，仍然忍不住时常会写点诗歌，却不敢投稿。当我的短篇小说引起关注（70年代中期）以后，基本不再写诗歌了。直到90年代以后，偶尔写点古体诗或词，却因平仄的难以把握而受制。

我对新诗比较隔膜，很少读，对诗歌的现状和态势一片茫然。

周院我们发现袁在陕西男性作家中袁作家本人和男主人公的身上袁儒家文化的痕迹非常多袁表现为牺牲尧退让袁顾全大局袁甚至他们处处在维护这种观念遥您是不是这样的呢钥 用现代眼光来看袁他们的软弱和胆怯将会何去何从钥

陈：我还真没有注意更没有研究陕西作家儒家文化痕迹多了还是少了的事。如果你的这个“发现”能够成立，那么如你例举的“牺牲、退让、顾全大局”这些观念，有什么可指责的呢？一个人（包括作品中的人物）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负载使命和责任，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顾全大局而不计较个人得失，在个人利益上退让，这是儒家精神，既是这个民族千古以来推崇的高尚人格，也是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都崇敬且延续着的精神和美德。各个民族都出现过这种精神品质的不朽典型。我崇敬这样的精神，但我仅仅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人也不应丧失这种人类共同的道德操守。

你用“现代眼光”一看，怎么把儒家文化一下子就归入“软弱和胆怯”的范畴了。“软弱”和“胆怯”不是儒家文化，而是儒家文化所摒弃的不齿的秕谷。无需动用现代眼光，这个民族从来也没有推崇过“软弱胆怯”作为子孙的心理建构，也没有听说世界上哪个民族和国家把“软弱胆怯”作为民族精神去推广。

周院有研究者发现袁陕西主要的男性作家作品中被肯定的女性形象多为勤俭克己尧泥土式的人物袁这是不是中国农耕文明对你们造成了这种根深蒂固的影响袁你们对女性的价值取向不自觉地形成了袁女人是男人的泥土遥 如您的叶白鹿原曳中着墨不多的白嘉轩的姐姐尧朱先生的妻子袁但您对她进行了完全的肯定与礼赞遥 请您说一下在您心目中她与小娥的区别袁她们代表着你们男性作家心目中怎样的女性评价钥

陈：我同样没有注意研究陕西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共性，更不敢妄论是否“多为勤俭克己、泥土式的人物”，亦不知“女人是男人的泥土”这样“价值取向”是从哪儿归结得来的。你既然以《白鹿原》里朱先生的妻子朱白氏为例，那么我就只能作自我阐释，不敢妄论别的作家和作品，是否如你所说的那种印象。

首先得把我和朱白氏暂且分开说。我写的朱白氏是一位贤妻良母，是我塑造的那个时代中国人道德规范里理想的一位女性。还用我啰嗦她与小娥在我心目中的区别吗？我只想告诉你写作这两个人物时的不同感受，写到朱白氏时几乎是水到渠成十分自然，几乎不太费多少思索就把握住这个人的心理气象和言语举止，因为太熟悉了。而投入到小娥身上的思索，不仅在这本书的女性中最多，也不少于笔墨更多的另几位男性人物。我写到小娥被公公鹿三捅死，回过头来叫出一声“大呀”的时候，我自己手抖眼黑难以继续，便坐下来抽烟许久，随手在一张白纸上写下“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然后才继续写下去。我在朱白氏和小娥身上投注的笔墨有何“区别”，还用得着我说出abc等条文么？不仅这两个人物，还有白灵，还有被封建道德封建婚姻长期残害致为“淫疯”的冷先生女儿。我写了那个时代乡村社会不同家庭不同境遇下的几种女性形象，我自觉作者投入情感最重的两个女性是田小娥和白灵。前者是以最基本的人性或者说人的本能去实现反叛，注定了她的悲剧结局的必然性，想想近两千年的封建道德之桎梏下，有多少本能的反叛者，却不见一个成功者。活着的小娥反叛失败，死了的小娥以鬼魂附体再行倾诉和反抗，直到被象征封建道德的六棱塔镇压到地下，我仍然让她在冰封的冬天化蛾化蝶，向白鹿原上的宗法道德示威……你竟然不体察我的良苦用心。白灵是以一个觉醒了的新女性反抗白鹿原沉重的封建意识的人物，她不仅决然弃除包办婚姻，实行自身的婚姻解放，更着意在她对白鹿原和整个中国旧制度的反叛，争取国家和民族的解放。我对这位女性投注的笔墨里的情感是最热烈的，区别于对所有人物的文字色彩。这除了纯粹的作品人物个性气质对作家文字的制约之外，难道没有作家的感情倾向吗？

然而，你偏偏看重的是我对朱白氏的笔墨，而且由此结论出我和“陕西男性作家作品中被肯定的女性形象多为勤俭克己、泥土式的人物”。看来你的敏感点，只局限在你比较热心关注的既定成见上。

周院我一直在关注一个问题袁当代文坛袁一说女性写作袁写情感袁写个人要要要当然袁我这里说的是优秀的作品袁不代表泛滥成灾的速成之作要要要那必然是轻的袁是浅的袁是不厚重的袁是轻飘的袁是不可以堂而皇之地拿奖的遥还有人将她们归为女性写作遥为什么没有相对的男性写作呢钥这个局面的造成我认为有两个院一是长期男权社会形成的观念袁女性是附庸是陪衬袁即使他们写的是人类共有的尧需要男女双方来完成的情爱尧结合尧人类的繁衍袁它还是轻的遥二是我们国家长期贫穷落后袁我们的人民尧每个个人的奋斗目标是解决温饱袁是出人头地和光宗耀祖袁是致富奔小康袁总之我们的情感是公共的袁大众的袁我们的文学也理所应当地担起这样的责任遥 在这样两个原因形成的大环境下袁女性写作似乎有饱暖思淫欲之嫌遥 您对这个问题怎样看待呢钥 请您评价一下陕西文坛女作家遥

陈：我首先坦白，在我此前的文章或集会发言中，几乎从来不使用“女性写作”这个词汇。在我的意识里，向来是以作品的阅读感受说话的，不是太在意作者的性别。作为一个读者，我阅读的基本目的是欣赏作品，期待获得新的超出我的理念的关于社会人生的体验，以及独到的新颖而又智慧的叙述艺术，以开阔自己的视野，启迪自己对生活更深一层的理解，扩展艺术表现的境界。这种阅读目的不会因为男作家或女作家而发生区别。

我感到当代文坛没有性别歧视。中国当代文坛活跃着一批女作家，她们的精彩之作时时在文坛引发波澜，对新时期文学作出了谁也不敢轻视的贡献，每一届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都有数量可观的女作家的作品获奖。张洁两次获得茅盾文学奖，不仅在女作家，而是在当代所有作家中绝无仅有。如你所说的“写情感写个人那必然是轻的是浅的是不厚重的是轻飘的是不可以堂而皇之地拿奖的”现象，我不敢断定绝对不存在，但确实没有太深的印象。应该说，作品都是写人的情感的，不写情感的人物，能算小说吗？我想你说的侧重点，可能主要指人物的男女恋情。这不仅女作家写，男作家也多有人写，都在探索人的情感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国内作家无论男女都有成功之作，翻译作品也不乏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她的小说《钢琴教师》被认为“以一种非凡的语言炽热，揭露了社会成规的荒谬及其使人就范的力量”。我读这部小说时很久难以理解，直到三分之二后才感到一种深度的震惊，也才惊讶耶利内克的敏感和透视人的情感的锋利，以及她所抵达的层面，也就感到了自己的浮泛。由此可以说，无论写社会结构中哪个位置上的男人或女人，负有重大使命的以革命为职业的大官或村官，囚于四堵墙里的大专院校中小学各类知识分子，演艺界的明星或耍地摊卖唱的艺人，都要集中于他们的情感世界，这是任何一个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都不会含糊的，问题的致命之点在于，某部作品对人的情感写出了什么，这才是决定作品分量和品相的关键。这里根本不存在因为写感情就“必然是轻的浅的”的偏见，这种常识性的低级偏见存在的可能性很少很小。

你由此而归结的两个原因我也难以苟同。男权社会这个话题太大也太老，我在这里很难说得充分。我只想提醒你，别的国家我不敢贸说，中国无论南北或东西，倒是弥漫着“妻管严”的社会习性，且已有年。从中央到乡镇的各级领导班子，都配备一名女性，但仍然是男性占绝对多数。世界各国的政要，也是男性居绝对多数，尽管近年间有几位女性跃上几个国家的最高权力位置，还是改变不了男性的绝对多数。我觉得这主要是男人和女人生理差异形成的局面。再说是否定性为男权社会，既要看男人统领国家还是女人当总统，更要看这些领导者对待男人和女人的态度是否平等，这才是实质。我以为共和国成立以来，政治路线上出现过极“左”，经济方针上发生过重大失误，知识分子政策上也出过问题，只有男女平等的国策和人权一直稳定而没有反复，甚至有人咏叹“妻管严”了（玩笑）。怎么会由此而引申到对女性作家是“附庸和陪衬”呢！

你说的第二个原因，我以为更离谱了。我的理解是，作家经历着社会生活的演变，体验着各种人在这种演变过程中的精神蜕变：作家自己在经历社会裂变的过程中，也经受自身理论和情感变化中的欢乐和痛苦，才会产生以创作来表述这些体验的欲望。中国人的奋斗目标是“解决温饱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是致富奔小康”，那么世界上那个民族不是如此呢？无非是一些发达国家早过中国人百十年，度过了温饱小康阶段而进入富裕社会罢了。耶利内克为什么不在意享受富裕的生活，而要把巨大痛苦的精神黑洞揭示给当代人呢？中国人刚得温饱刚见富裕（一部分人），怎么会以为女性写作是“饱暖思淫欲”呢？我的理解是，如上所述，作家创作的欲望产生自对社会的体验和个人经历的体验，基本与个人物质的多寡关系不大。

陕西女作家的创作成就是显著而耀眼的。

“文革”前十七年，贺抒玉的小说和散文在全国有很好的影响。新时期以来的女作家人数成十倍扩大了，李天芳的小说创作和散文创作很有成就，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早逝的李佩芝的散文不同凡响，在全国赫然有名。叶广芩和冷梦都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这个奖项设立以来的几届评奖，陕西有四位作家荣列其中，男女作家各占半壁。更年轻的女性作家，远比“十七年”和新时期之初的80年代队列壮观得多了，刘亚丽的诗歌，张虹的小说和散文，惠慧的几部长篇小说，都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还有如夏坚德、毛安秦等人的散文，数量虽不太大，都很富个性。近年来，又涌现出几位不上四十岁的青年女作家，王晓云、唐卡、辛娟，还有你周瑄璞，等等。我关注这一茬女作家，不是性别的劣势或优势，而是从四十岁以下陕西青年作家群体的发展和建树来考虑的。我期待在30岁左右的年轻作家里，跃出如路遥、贾平凹、杨争光、叶广芩等震响当代文坛的新人来。路遥的《人生》发表时不过33岁，平凹叫响文坛比路遥还年轻。现在这一茬三十多岁的女性作家，比新时期我这一茬更具优势，不单是社会环境物质生活都好得远了，更在于知识装备更雄厚，读书面很宽，信息量大而又敏锐。你们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出版，业已形成令人鼓舞的文学创作成绩。但不要满足，要有新的探索的锐气和雄心，以新的独到的深层体验的作品，推到中国文学的前沿，也推到读者阅读惊喜的声浪里去，创造陕西文学的又一个繁荣和高峰，也为当代中国文学留驻一部或几部不被言说家忽略的作品。尽管我也理解作家的创作是一种体验所催逼的文字诉叙，许多人也直言不讳地表示只要诉叙得自己痛快淋漓就再不顾什么了。我仍然期待能有让更广泛层面上的读者，对这个诉叙发生共鸣，引起一个又一个心灵的惊悚，甚至形成一种普遍的呼应，一部无需炒作的优秀作品就诞生了。我印象最深的《人生》就是这样。

周院有人说袁您也就一部叶白鹿原曳了袁并且有着先天的尧后天的一些缺陷袁您怎样看待这些说法呢钥 您同意李博士对您野狭隘的民族主义冶的批评吗钥 我们看到袁话剧叶白鹿原曳中也出现了野日本人的头发冶这一情节遥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钥

陈：感谢你给我传达了“有人说”的这些议论的话。其实，我比任何人都明白这一点。“先天性和后天性的缺陷”，具体所指我尽管不清楚，相信不会超过十余年来一些批评文章的内容。这本小说发表13年来，已出版六七本研究专著，其中有冷静的缺点分析且不说，大量的单篇评论已收集出版三部合著，每一集的编辑者征求我的意见时，我都首先要保证把虽居于少量批评包括否定的文章编入合集。有的意见和分析很富于启示，即使对于已出版的小说无法补助，对我进一步理解创作很有教益。有些看法未必与作者我的实际相吻合，也未必切到人物的真实脉象上，然对我仍是一种提醒，让我清醒地看到别人会从这样使人意料不到的视角看你的人物和细节。也发生过这样一种批评，对《白》做出彻底的全盘的批评否定，甚至推断出“陈忠实的创作才能等于零”。我没有看到那本书，是从两三篇对这种观点辩论的文章里知道的。这位评论家我没有谋过面，肯定没有人际关系和人为因素，我也将其尊重为一种看法。所谓一人掌勺百人品味，任何作品都不可能获得百分之百的赞成。我当然也不会矫情地接受这种判断，那样也就虚伪了。按照“零才能”的判决，不是现在而是早就应该洗手封笔去养鸡了。

关于李博士因“倭寇毛髮”而涉及“狭隘民族主义”的批评，到多年后你还记着，且来问我，真是很有心的人。首先要从创作的技术性说，要鹿兆海带回他亲自杀死的倭寇的毛髮，且确实捎带回来43撮。这是朱先生这个人物当时的强烈的国仇家恨的表现。是作者我对朱先生这个人的心理气象和个性气质之一个侧面的揭示，包括他发表抗日宣言且不惜老身要渡过渭河亲赴前线。作者对人物各种行为的塑造，必然蕴涵着自己的情感倾向，这也是写作常识，所以坦率地说，我对朱先生在国难当头时的义举是崇敬的张扬的。这样就涉及到朱先生这个人物和作者在这个细节上，是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我知道这样一个数字，抗日战争八年时间里，中国军人战死和被日本鬼子屠杀的无辜平民达3500多万，这数字相当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从东条英机到进入中国的士兵，整个都变成了野兽，蹂躏科技和经济尚不发达的中国。中国人除了杀死野兽驱逐倭寇出中国，不然就会亡国亡种，连任何做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都丧失了，如何发生宽容仁慈之情愫？只有在把野兽驱逐出家园，野兽反省之后复苏了人性，被害者才可能原谅和宽容。实际上中国人已经做到了，譬如战争赔款，毛泽东一句话就把那一笔罪恶债务划掉了。德国连续两任总理在被杀害的犹太人墓前跪倒忏悔，整个世界被纳粹伤害的人都感动了。日本现任首相小泉至今还坚持拜谒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二战厉鬼……我想我不需再解释了。

周院在陕西文坛袁您是一棵大树袁大家都知道您乐于扶持新人袁帮助弱小袁热心地奔走一些事情遥 这非常符合一个作协主席的身份遥 您在一名作家和一个主席之间如何把握钥 您还有时间写作吗钥 您是否怀念当年独居白鹿原下潜心写作的五年时光钥 您现在还能否走得开钥 您是否曾为此苦恼钥

陈：我做过一些在我看来于文学发展需要做的事，既与我承担的主席这个身份有关，更在于一种责任。我基本不欣赏这个官衔意味着一个作家之外的什么荣耀待遇之类，我坚持领作家职称工资，而舍弃了级别工资。在不可推辞的环境里，我才遵从在某些主席台上的位置安排，一般较为自由灵活的集会里，我更喜欢坐在随意一个位置上，这不是矫情，而是从年轻时就形成的一种心理。我坐在太庄严的主席台上往往很不自在，想抽烟想咳嗽想挠脖子想打个盹儿，总觉得被许多人盯着而极不舒展，很受罪，从来没有坐主席台坐出风光的感觉。我有许多毛病，只信一个优点，从来没有因为在什么场合给我的排位不显眼不醒目而闹意见。我不是靠当“主席”这份荣耀获得自信，而是以一个作家活着。

我毕竟又兼着这个名号，其意义仅在于对本省文学的发展做有益的事，还有帮一些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做一些需要帮助的事。我做得很不够，既有能力不济的因素，也有我个性里的弱点，这不是客气。

我确实怀念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在白鹿原下祖居老屋写作的环境气氛。乡村人知道我是作家，却按习惯把我当做乡党对待，红白喜事必不可少邀我去管“账房”当先生，盖房上梁要我去轰热火的场面。我家里偶有活儿需得帮干，都热心来帮忙。我每天写作完毕，晚上就找他们去下象棋，饿了就在他家吊在房梁上的馍笼子里摸馍吃。我的生活稍优越于他们，大约10天可以吃一次肉，他们达不到这个水平。我只有进入小房间扭开钢笔与稿纸上的人物对话时，我才是一个作家。你想想，我现在怎么能回归到那种心理状态中去。我常年回不了几次老屋，回去就是急急忙忙清除院子里长到房檐高的野草。我锁着大门，仍然有人扛着相机到那里去拍摄，难得一方安静之地了。

我没有再写长篇，主要不是工作和活动的原因。尽管这些活动不少，把时间分割得很零碎，也难集中思维，但仍不是这原因。主要是我没有产生自以为独特的体验，没有达到令人兴奋难捺非写不可的状态。那么还有写作的必要和劲头吗？我注重那种体验的质量，这是我的习惯。

周院话剧叶白鹿原曳终于问世了袁也回到了陕西演出袁请您评价一下这部话剧遥

陈：林兆华以他全新的话剧理念，导演了关中乡村半个世纪的生活演变，让今天的观众没有陌生感和距离感，这是他的成功。把那么多的人物和那么多的情节和那样长的时段，在一张布景之中在两个半小时里得以完整的表现，这已是非富于创造性的构思而难以达到。作品中的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转折和起伏突显出来了，他们经历的心理剥离和精神蜕变也就完成了，人物的个性气质也塑造成功了。我作为原作者，可能最清楚小说写了多大一堆庞杂的事件，也就最知舞台时空限制下演绎的难处。应该说，我已经感到一种超出期待的欣慰。

导演林兆华和编剧孟冰，创造性地展示了他们理解的《白鹿原》。我陪他俩上原。

周院您曾有一句名言院文学依然神圣遥结合目前文坛种种现象和一些无奈的现实袁您现在和不论多远的将来袁还这样认为吗钥

陈：文学依然神圣的话，是我上世纪90年代初说的。那时候满社会都在吵吵文学已经失去光环了，谁都可以不在乎了，吃文学这碗饭已经没有什么味道了。十余年过去，现在又有一个“文学边缘化”的说法，与90年代初的说法差不多，或者是一言以蔽之的归结。当今文坛，是有许多让人无奈的现象，我把它看成一种过程。即社会发展到今天，今天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学现象就发生了出现了，似乎持续多久也难以判断。这现象只能看成是我们这个特色的社会里的文学特色，能否在世界上找到先例以便参照，再做出日后会如何演变的预料，似乎不易。我觉得，这些现象既然已经发生和出现，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挟裹进去不少声音，就同样需要一定的时间完成那个过程。我可以参照的倒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媒体上最热闹的一个讨论话题是“文人要不要下海”，而主张下海的观点显然更充分更得到欢呼，确也有一批作家下海了搞经营去了。不过十年，下海的人先后又回到文坛，比当时不主张下海的人的理由更新鲜更有说头。

我还是相信，文学本身是神圣的，不会因为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现象就改变文学本身的神圣质地。谁以为文学不神圣是他个人的选择，以为文学神圣也是另一种人的选择。

周院请说说您对延安的印象和对叶延安文学曳的评价遥

陈：延安我记不清去过多少次了。我第一次去延安是1973年冬天。我怀着虔诚和敬仰的心情参观了毛泽东和老一代革命家住过的窑洞和发表讲演的讲台，那是另一种精神的神圣。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小饭馆里要饭的孩子比食客多得多，一个人刚坐下吃饭，就有一伙孩子围住他伸出手去。我后来每去一次延安，最敏感这个革命圣地的每一条街巷的变化，男人女人服饰和脸色的变化。应该说，现在的延安，才实践了五十多年前那一代老革命对延安人和中国人的革命远景的承诺。

《延安文学》是我省唯一一本大型文学双月刊。一个地区市成功地创办一本大型文学刊物，弥补了我省的空缺，给作家们提供一个宽阔的园地，很了不起。我记得这是诗人谷溪兄当年创办的，他的气魄和胆识，还有痴迷文学事业的精神，令我敬重和感动。现在继任的同仁们把这本刊物办得更具声威了。谁都会想到它对作家的意义，我也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敬意，他们的富于创造性的办刊思路，对于陕西和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对于青年作家的成长，都是最可敬重的默默的无名良师和益友。

2006.7.29 二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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