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那年，我不得不离开村子去镇上。用我爸爸的话说是，学校到顶了，我的头皮已碰到天花板了。

我的一二年级，包括学前的幼儿班都是在同一个教室里完成的，老师也只有一个，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代课教师，村里除了她家里人，其他人都叫她老师。教室里的一块黑板被划成三部分，上完幼儿班的课，接着上一年级的课，最后轮到二年级，依次填满内容，谁也无法阻止一个幼儿听高年级的课，当然，高年级的人也被迫不停地温习幼儿园的知识。

我们一个学龄段大约六七个人，照理说我是可以跳级的，只是那时候并不具备相应的条件让我完成跳级。我每次都考一百分，考得老师也有点心慌，她总在找各种理由说我骄傲自满，其实我没有。

十岁那年的夏天，我从这个学校毕业，毕业典礼开完以后，我就迫不及待地想去捉泥鳅，老师叫住了我，她看着我，叮嘱我不要给她丢脸。我当时不明白，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只是红着脸站着。她仿佛有很多话想交代我，最后只说了这么一句。

长长的暑假结束以后，我们去了镇上的小学。那学校真大，到处都是陌生的面孔，我童年的第一次忧愁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从学校报完名回来，爸爸告诉我，那也是他读过的小学，以前是个庙，在那里他完成了这辈子所有的学业。

他还问我某某老师在不在，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人。爸爸说，他头发雪白，面色通红。我还是没有任何印象，上学的第一天，我不可能去关注某个老师，除非是自己的班主任，我们的班主任姓邱，是个小伙子，据说刚刚从师范毕业。对于这么年轻的老师，妈妈显得很担忧，她说老师很要紧，没有经验，很可能会影响学生的成绩。

事实上，妈妈的担忧是多余的，第一次单元测验，我又考了满分，而且是班级里唯一的满分，这让邱老师也对我刮目相看。他认为，像我们这些从村小上去的学生，大多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很可能跟不上原来就在那里读书的孩子，但我是个例外。

唯一让我苦恼的是我的普通话，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跟我同村的小伙伴都被我们原来的老师教出了浓厚的方言口音。我记得在邱老师的语文课上，他喊我起来造句，我把“爸爸妈妈”的发音说成了台湾口音，惹得整个班级哄堂大笑。

那是我觉得非常丢脸的事，尤其是坐在我背后的国光，他后来经常把我独特的口音挂在嘴边，用来取悦班级里的漂亮女生。

那以后，我变得不太爱说话。

爸爸似乎觉察到了这一点，他经常问我一些关于学校的事。那时候，我理解不了爸爸的世界，我觉得大人的世界是比较难懂的。妈妈说我爸爸曾经跟谁谁谁好得穿一条裤子，但在我眼里，爸爸就是一个人，没什么朋友，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去十里路以外的石灰厂上班，然后一身灰尘地回来，灰头土脸的日子让他几乎不跟别的人说话。爸爸的好朋友其中有一个在我们自己村里，我看他们见面也不怎么聊天。

曾经为这事，我质疑过妈妈，妈妈只说了一句，那个人结婚的时候，所有的重家具都是你爸爸一个人替他扛回家的。这还是没能打消我的疑虑，倒给我留下了一个印象，在那个人结婚前，爸爸跟他是非常好的朋友，结完婚后，两个人就成了陌路人。

随着对学校的慢慢熟悉，我果真看到了爸爸所说的那个头发雪白的老师，他已经不教书了，在教务处工作，看上去像个元老。爸爸跟我说，那是他的老师，头发年轻的时候就雪白了，不是病，是品种的关系，他好酒，红润的脸色是长年喝酒喝出来的。爸爸还跟我说，如果有机会，让我告诉他，爸爸是谁，他肯定还记得。

我想爸爸说这些话可能是想让“白头”老师在学校格外照顾我一点。只是按我的个性，是不会主动去跟一个陌生老师接触的。

在学校里，说来也奇怪，我们村一共去了六个人，被均分在两个班里，到了一个新环境，原来的友谊仿佛都被抛到了一边，平时在其他同学面前，谁都不主动地跟对方打招呼。仿佛被同学看出我们是从一个地方来的，是件不光彩的事情。

国光虽然取笑过我，但他跟我的关系却比我跟其他人都好。学口音那件事，我知道他不是针对我一个人，他遇见谁都取笑，不管你生不生气，他自己会很快忘了这件事，没心没肺地跟你聊天。他好吹牛，早自修之前、每堂课的休息间隙，就听他在那里高声大气地说话，说着说着，自己忍不住先哈哈大笑，笑声缭绕在教室密闭的空间里，热气腾腾，需要很久才能散去。

我发现他其实是在讲笑话，很多段子都是他凭空杜撰出来的。他成绩很差，这方面却禀赋惊人，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比如数学老师在课堂上挖苦他的智商，一下课，他就把这事丢到了一边，拿数学老师开涮。

他拍拍我肩膀说，跟你说件事。我只侧过头，他感觉不过瘾，对我使劲招手，你转过来坐呐，这事不能让别人听到。我转过去，他眼珠子一转，开始编故事。他说，“早上我去买油条的时候，你猜我遇见了谁？”

“谁？”

“就是刚刚给我们上课的那位，他在那里吃面条，一碗吃着，跟前还摆放着两碗，都是海碗，那么大！”他说着，双手比划出两个大圆，往跟前“咣咣”一放，自己先乐了起来，“这是猪的饭量啊！这还不算，他把早餐店里的辣椒罐拿过来，来一勺，不够！再来一勺，还不够，最后，整罐辣椒酱都倒进了面里，你猜他说什么？”说到这里的时候，国光已经乐不可支，双眼眯成了一条缝。

“说什么？”

“吃进肚子的都是自己的，哈哈哈……”国光乐翻了自己，他一边拍打着桌子，一边笑得脸上皮肉泛红，引得周围的女生骂声连连：“神经病啊！又发神经啦！”他却越骂越癫狂，一副没完没了的样子。

我在里面充当一个无辜的可怜角色，听到后来也没有跟着笑，国光往往会问我：“你怎么不笑？不好笑吗？”我还是没觉得这有多么好笑。

那天，爸爸问我，在学校里跟谁最好。我想了一下说国光。爸爸又问我，他学习成绩好吗？我摇了摇头说，他所有的作业都是我这里抄的。爸爸也没有说什么，他又问我，那你为什么跟他好呢？我说，他会讲笑话，吹牛是他最大的本事。

爸爸好像突然想到了一个人，他又问我国光是谁的儿子。这对我来说太难了，大人们总是这样，在聊到一个人的时候，总会想到去追问这个人的父辈是谁，他们家原来的情形怎么样。这对我来说，都不是兴趣所在。学校里的同学只有在骂人的时候，才去关心对方父亲的名字，把名字赤裸裸地叫出口就认为是一种咒骂，再恶毒点的就是带上对方父亲不怎么好听的绰号，比如癞头阿三之类的。

爸爸并没有死心，他又问我，那他是不是新林村人？我说是的。

我对国光仅有的了解是他家开小店，家境在同学中算优越的。有一回，他用报纸包着一块方方正正的牛肉来了教室，把班里的一帮同学馋坏了。我也从来没看到过牛肉，牛倒是见得多了，农忙的时候干活全靠它，但我们那里从来不杀牛，集市上也从没见过卖牛肉。

国光说，是因为他上学快迟到了，来不及吃饭，他爸爸才割了这么一块牛肉给他，让他饿了的时候吃。看到那么多咽口水的同学围着他，国光突然来了兴致，他说，谁让他打一个耳光，他就割牛肉给谁吃。

起初谁也没有发出声音，一阵静默之后，一个叫云飞的同学跳了出来，他像回答老师的问题一样，举了一下手说，我来！人群推来攘去，给他挤出一条缝。他钻了进去，又说了一句：牛肉，我没吃到过。他摸了摸自己的右脸，又摸了摸自己的左脸，似乎为哪边的脸挨耳光有点犯难，最终，他伸出了左脸，牙齿咬得紧紧的，脸上的肌肉绷成了一块板，那尖嘴猴腮的模样特别逗，但我们谁都没有笑。

国光毫不犹豫，“啪”地一声打了上去，这一下，让我们看的人心里“砰砰”直跳，仿佛打在了自己脸上。云飞叫了一声说，“哇，这么痛！”他使劲地搓了搓自己的脸，然后说，“好了，牛肉可以给我了。”国光拿出削笔刀，从那块牛肉上切了薄薄的一片，云飞又叫了一声，“这么小！”

云飞过后，像头羊跳下了悬崖，别的同学纷纷跟着往下跳。这件事，幸亏没有人告诉老师，不然国光肯定会挨老师的批评。

那次，国光破天荒地切了一片牛肉给我，跟我说，不打耳光，送你吃。惹得别的挨打的同学纷纷抗议，国光说，他手也打痛了，不想打了。那次之后，我对国光好感倍增。

说到国光家开小店，爸爸确定了国光的父亲，他言之凿凿地说，那不会有错的，他爸爸跟我当年也是同学，跟在我屁股后面甩也甩不掉。

我恍然大悟，一个地方读书，很可能世世代代都是同学关系。

爸爸又说了一句，他家全这个德性，好吹牛，吹牛能吹翻天。

我尴尬地立在那里，爸爸大概突然意识到这么说有什么不妥，也没跟我继续聊下去。吃饭的时候，他无意间又提到了国光，他说，你那同学的妈妈很早就死了，死于车祸，还挺惨的。这句话引起了妈妈的兴趣，两个大人开始聊一些细节，完全撇开了我。那顿饭，我吃得有点心塞。

我以为爸爸问过我就算了，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件令我非常羞愧的事。那天一上学，国光在教室门口喊住了我，他说，“你爸爸是不是跟我爸爸去说，我作业都是抄你的？”我一下怔住了。

有同学围上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默默地坐回自己的座位，脸烧得很厉害。国光很生气，他又跟别的同学诉说了一遍：“他爸爸那天去我们家店里买香烟，问我爸爸‘你儿子是不是叫国光？’我爸爸说是啊，他还以为我在外面闯祸了，没想到他爸爸又说‘你儿子的作业都是抄我儿子的’。”

我不明白，爸爸当初为什么去跟国光的爸爸这么说，后来，我想这可能是一种自卑反击的做法。我们家一直比较穷，而国光家不一样，去同学家买香烟本来就有些卑微，我爸爸突然来了这么一出，拿儿子压压对方的气焰。我没法想象，当初爸爸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怎么样一种感觉。

我看到那些同学拿眼角看我，他们围在国光的周围，什么话都没说，但这就是一种立场。如果换成一个成绩很差的同学，我猜想他们可能会当面奚落我。

接下来整天的课程，我都处于恍惚的状态。我始终觉得有一双恶狠狠的眼睛在背后盯着我，像一杆电焊枪，能把我背上烧出一个洞来。我不敢回头看，坐在那里，能清晰地感受到国光的愤怒，他时不时地弄出点响动来，比如把卷笔刀故意摔在地上，摔得四分五裂，又或者把脚贴在我凳子腿上，不停地抖，完了还用脚帮子一下一下地捶我的凳子。

回到家后，我挣扎了很久，终于问我爸爸：“你是不是到国光的爸爸那里去过了？”

我爸爸迟疑了一下，然后笑笑说：“是的。”我能感觉出来，他也意识到这样做不好了，他笑得很勉强，但事已至此，还能怎么办呢？

我恨死了我爸爸，但我也不能再质问下去，难道让爸爸跟我道歉吗？

过了几日，我发觉国光的反击开始变本加厉，他用家里小店的货物收买人心，让原本跟我还有交流的人都不再理我。他们还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叫告密者。

这跟汉奸差不多属于同一级别，让我羞愧不已。国光开始为我编段子，下课后，他叫上一帮同学围着他，听他吹牛。当然地点选在离我较远的地方，有时候是操场上，有时候是花坛边。我知道他们在说我，从他们的表情里能看出来，每个人都鄙夷地看着我，还轻蔑地冲我笑。

我在厕所里碰到过这样的事，国光和班里的几个同学都在那里撒尿，隔门外，就能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我突然闯了进去，他们都住了口，长长一泡尿的时间里，他们谁都没有再说一个字。

即便这样，我也从不争辩什么，我以为过段时间，国光态度会软下来，可他并没有要停歇的意思。他时常当着我的面，跟别的同学放肆地大笑，以此来嘲弄我的孤立无援。

我特别厌恶上体育课。那时候，我们没有校服，上体育课的时候，老师却规定我们必须统一着装，穿那种蓝白条纹的运动服。我的很多同学都有兄弟姐妹，共用一套衣服，勉强都能合身，而我和国光成了两个极端，他有一套新买的运动服，颜色鲜艳，几道白边亮得晃眼，而我家里买不起，只能到邻居上六年级的哥哥那里借，那套服装旧了不说，常常领子都是黑的，还有一股若有若无的狐臭味。

每次体育课，国光就这么带着奚落的眼神看着我，从头到尾一直很夸张地盯着看。那天，体育老师心情不好，看到我们这支“杂牌军”就来了气。他提了提我拖到地上的肥大裤腿说，你不是来上体育课的，是来唱戏的吧？

所有人都笑了，国光笑得最大声，捧着肚子蹲地上笑，差点就躺地上打滚了。那时候，羞愧的我其实在瑟瑟发抖，只是谁也没察觉出来。那堂学做广播体操的体育课，我忘了很多动作，常常比同学慢半拍，最后被体育老师揪到了边上，一直傻站到下课铃声响起。

那以后，国光嘴上还多了一个新词：贱骨头。虽然他从来没有说是在形容我，可我知道这词的出处，我们那里形容戏子，常常用这个词。国光明面上都在喊别的同学贱骨头，可在我听来非常的刺耳。

终于有一天，邱老师把我叫到了他办公室，那时候我成绩已经落下了很多。他一脸严肃地看着我，问我最近怎么了。我低着头不说话。

这期间，有个人从门外进来，我瞥了一眼，是我爸爸的老师。他给每个老师发了一本小小的宣传册，发到邱老师身边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想告诉他我爸爸是谁。我不明白，这算不算一种求助？那一刻，我内心非常想找一座靠山，但他发完宣传册很快又出去了。

邱老师翻了几下那本宣传册，又放下了，脸上恢复了严肃，他说：“我们把你当尖子生培养，你自己对自己要求也要严格。告诉老师，最近到底怎么了？”

我说：“没什么。”

邱老师很生气，“你以为老师不长眼睛？上课的时候，你眼神游离，昏昏欲睡，你以为我没看到吗？”

我又是一阵沉默。

“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吗？”

“没有。”

邱老师叹了声气说：“以前教你的老师前几天刚刚来过，还问我你的情况，我都不好意思跟她说。”

不知怎么的，说到以前的老师，我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但我忍着没哭出声，低着头，眼泪大颗大颗地掉在地上，不一会儿，鼻子里有了鼻涕，我没好意思去擦，只能不停地吸着，那些尴尬的声响让邱老师停住了发问。

邱老师最终拿我没办法，他放我回去前，像个慈祥的长辈。他耐心告诉我，不要为什么事分心，好好学习，把掉下的课程好好补习回去。我都答应了下来。

通过这次谈话，我恢复了一些元气，自己也暗暗地下决心，不再去管国光的事。但我小看了邱老师，他又找了语文课代表了解情况。

语文课代表是我的同桌，她平时也不太跟我讲话，却观察得很仔细，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跟邱老师陈述了一遍，还把国光拉拢同学孤立我的事也说了出去。于是，我看到邱老师怒气冲冲地冲进教室，把国光一把拉出了座位，他随即又揪住了国光的耳朵，像拎一只小鸡一样把国光拎出了教室。国光一路都在“哇哇哇”地叫。

所有同学都吓住了，我看到国光离开座位的时候，还瞟了我一眼。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带着表演的成分，但“哇哇哇”的叫声都传到了我耳朵里，又通过耳朵落到了我内心深处，我真的有点坐立难安。

邱老师的办公室就在我们教室的隔壁，很多同学都跟着跑出去看热闹，我没有从座位上起来。隔壁办公室的声音很清楚，邱老师的嗓门很大，都是雷霆一样的怒骂。

“成绩像泡狗屎！”

“抄作业你还理直气壮了！”

“拉帮结派，孤立同学，怎么教出你这样的祸害来！”

……

喋喋不休的怒骂过后，突然传来了一声轰隆声，紧接着“啪”一声，我的心跟着一紧，随后，国光哭喊着从办公室跑出来，他嚎啕大哭的声音听起来像把锥子，一下一下地扎到了我心里。从办公室出来后，他径直跑离了学校。

据看到的同学回来说，国光结结实实挨了一个耳光，至于邱老师为什么要打他耳光，是因为国光一脚碰翻了旁边的椅子。也有同学说国光是故意踢翻的，所以邱老师才发了怒，争论持续了很久。

那天下午，我第一次见到了国光的爸爸，跟想象中的不一样，我以为国光的爸爸至少会长得斯斯文文，没想到跟我们大多数人的爸爸一样，五大三粗得像门山炮，而且头发秃顶，一颗硕大的脑袋看上去很不好惹的样子。

国光领着他爸爸来学校，引来了很多人的围观。我看到国光的脸肿得很明显，一边大，一边小，他像被抓了现行的小偷，在他爸爸面前畏畏缩缩地走着，好几次，他都想折返回去，被他爸爸粗大的嗓门喝斥住了。他爸爸紧跟着又喃喃道：“有我在，你怕个球，该怕的是你那混账老师！”国光一直在哭，哭得心事重重，他突然使了性子，哭喊着“我不要读书了。”他爸爸一直用脚踢他，一边追，一边踢，那模样看上去很滑稽。

那天，他们父子来了我们教室，又去了旁边的办公室，都没找到邱老师。同学们私下议论，邱老师可能躲起来了。其实那天，我很担心，我怕他们找不到邱老师，会把账算到我头上。我后来坐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一直趴着写作业，我能感觉到我的两条腿在微微颤抖，因为长时间盯着作业本，那些字突然变得遥远而渺小。

好在他们最终还是回去了，我记得国光的爸爸反复在嘀咕一句话：“这么大了，我都没打过他的脸！”

似乎什么都能打，就是不能打脸！我很纳闷，国光不是也打过很多同学的脸吗？我同桌翻了一下白眼说，那能一样吗？那是自己愿意上去挨的，再说都是小孩子。

我同桌虽然年纪跟我一般大，但她好像早熟，什么都懂。她还偷偷地跟我说，邱老师也是镇上的人，跟国光家虽然不熟，但很可能排起来两家还是亲戚。我很惊讶，说从来没听国光提起过啊！我同桌“吃吃”地笑了起来，她笑起来特别好看，她说，这样的情况不是很多吗？路上碰到个陌生人，聊两句，发现两人原来是亲戚。

我一头雾水，分不清这是玩笑，还是真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次邱老师对国光下了重手，让同学们对他多了几分忌怕，唯独我的同桌好像一点都没受到影响。可能是课代表的关系，她简直像邱老师安插在班级里的一个心腹。

我以为邱老师真的如同学们所说的那样，找个地方躲起来了，没想到当天下午，国光父子走后不久，他就来教室了。看上去，他对这件事毫不知情，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

他给我们开了班会，讲到了国光孤立我的事，他加重了语气，“在学校里就得有学生的样子，书不好好念，作业都抄人家，这是个学生的样子吗？搞孤立同学的小动作，很多人还跟着学样，谁教你们的？”

说到激动处，邱老师还拍了讲台，震倒了粉笔盒，腾起了一小撮粉笔灰。我留意到坐在我前排的几个同学低下了头。那时候，很怪异，照理说老师替我主持了公道，我应该感到安慰，但我内心却有一个强烈的念头，希望邱老师能早点结束讲话。

我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天，国光的爸爸又来了学校，这次国光没跟着来，他孤身一人，但背上多了一杆猎枪。云飞趴在窗台上最先发现了“情报”，在静悄悄的自修课上，他“嘿嘿嘿”地笑着，把大伙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看到大伙都看着他，他似乎有点难为情，指指窗外说：“国光他爸爸！”

我也坐在窗台边，看到同学如潮水般涌过来，两扇窗户边一下子挤满了脑袋，后面还有人不断地往前涌。我快被他们压得喘不过气，就让出了座位，教室门口的阳台上也挤了长长的一溜，大家显得很兴奋，说起国光的爸爸带着枪上门，脸上都带了几分嘲弄的味道。

只有我一个人吓得大气也不敢出。

很多同学都看出了我的异样，他们也知道事情闹大了跟我有关系，可是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话，也没有人过来安慰我。

操场上传来了动静，感觉像在放炮仗，国光他爸爸每说一句话，都要拉长声调骂一声娘。安静的办公室里探出了一个脑袋，是我们的音乐老师，她看了一眼，又缩了回去，随后，办公室里涌出了人群。我看到邱老师敏捷的身影，很多老师都试图拉住他，但被他挣脱了，于是大家簇拥着去了操场。

女老师们无事可做，来驱赶我们回教室。我们各自坐回了自己的位置，我眼睛往楼下一瞥，看到一伙男老师组成了一支手无寸铁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向操场中央进发。

我不敢多看，操场上乱糟糟的，教室里的每个人都伸长了脖子朝我这边张望，这种暴露在众目睽睽中的感觉非常难受。外面的分贝越来越高，我那时候真的怕极了，我很担心，突然传来一声枪响。

枪最终是没打响，上课的铃声响了，老师一进来就把门关得严严实实，她同时要求我们靠窗的同学把窗户也关紧。这堂课，老师的声音下意识地重了，可我还是能透过窗户隐约地辨认外面的情况，外面下雨了，雨滴很大，敲打在玻璃窗上发出了“笃笃”的声响，操场上一下子安静了。

我以为一场大雨平息了一场风波，下了课之后，我才发觉国光的爸爸没走。他和邱老师，还有很多老师都聚在校长室，双方争论得面红耳赤，像村子里两户人家打完架后，坐在村长办公室一样。

我偷偷地去看了一眼，发现那把猎枪靠墙竖着，显得特别扎眼。还有一个老师不停地拎着热水瓶给大家倒茶水，在那样的氛围里，给人倒茶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注意到那个老师的脸比谁都红。

那天回家，我把看到的情形跟我爸爸讲了，爸爸起初很惊讶，他说，“哦？长本事了！”随后他又笑得轻描淡写，说国光的爸爸就是这样的人，这都是吓吓人的，其实他胆子小着呢，起不了多大的浪花。

爸爸这么说，并没有减轻我心里的恐惧。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天在校长室调解得并不成功，不然国光应该回来上课了。国光的位置一直空着，邱老师来给我们上课，上课前也总往我方向瞧几眼，我知道他也在看国光回来了没有。背后的位置空着，我的心也一直悬着。

有一天，妈妈似乎看出了点苗头，她跟爸爸说，孩子整天皱着眉头，是不是吓着了？

我爸爸看了看我，一脸不信，他说，不可能吧？

妈妈不放心，让爸爸去找找“白头”老师，让他在学校帮忙看着我点。爸爸一提起“白头”老师，显得有些犹豫。从不发脾气的妈妈突然就急了，她说，“当初你不去出风头，会有今天的事吗？”这一句话就把爸爸问哑了，我第一次看到爸爸忸怩不堪的样子，他说，当年读书时调皮捣蛋，不知道现在老师还会不会怪罪。

我看到妈妈又怒又笑的样子，以为她会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爸爸和“白头”老师见面在一个下午，我被叫到了教务处，我看到他们像久违的老朋友，相互拉着臂膀拍打着对方，爸爸的身上仿佛复活了年轻时的光芒，这让他看上去有了一些魅力。两个人见面，聊的都是过去的事，爸爸的脸上经常会浮现出难为情的神色。他们也说了很多关于我的话，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白头”老师说我太腼腆，不像我爸爸。

后来，他们说到了国光的爸爸，两个人都亲昵地叫他“一撮毛”。讲到前几天他来学校闹事，“白头”老师说，那天他刚好不在，不然当面就骂他一顿，背着猎枪到学校来，算什么事呢？

爸爸郑重其事地说，这事还得您来管！

“白头”老师就笑了，他说：“我也不知道这张老脸还管不管用，校长后来是找过我，他知道你们当年都是我的学生。”

爸爸拍着“白头”老师的手说，“这事就拜托您了！”他又看着我说，“儿子太胆小，我怕他没法安心读书，所以特地跑来跟您说。”

我很厌恶爸爸这么说我，尤其在老师面前。我再胆小也是他生出来的，当初为什么不把我生得胆大点呢？

“白头”老师去了国光家，这是云飞回来告诉大家的。云飞家离国光家不远，那天放学回家，他就看到了“白头”老师和国光的爸爸站在小店门口，起初还好好的，后来两个人就越说越激烈，看上去变成了吵架。

“白头”老师说：“你以为背着猎枪到学校走一圈，就能吓破邱老师的胆？”

“我就是要吓破他的胆，现在我儿子被他一耳光打得不敢出门，如果他不上门来磕头认错，这事就算没完！”

有邻里街坊出来劝国光的爸爸，说人家好歹也教过你读书，怎么能这么没礼貌？这句话一说，点燃了“白头”老师的自尊心，他说：“教了一辈子书，现在都教到你儿子了，像你这样的学生还从来没碰到过。”

国光的爸爸一下子脸红脖子粗，他说：“好的，我也不需要你认我这个学生！”

云飞说到这里，我就知道“白头”老师是白跑了一趟。

云飞说：“更精彩的在后头，到了晚上，国光家里传出了磨刀声，动静很大，我爸爸都已经躺下了，特意爬起来看，看到国光的爸爸在一块磨刀石上磨刀，磨的那把刀是正宗的剔骨尖刀。我爸爸问他，大晚上磨刀干吗？他说要杀个人。我爸爸说，你别开玩笑了。他说，不开玩笑，一定要杀出条人命来。”

我当时的脸色也白了，有同学问云飞，国光的爸爸想杀谁啊？云飞很诡异地说了一句，那还有谁？

那天，一直下着雨，我看着窗外，感到惶恐不安。我想，如果雨在一刻钟内停了，我就跑去告诉邱老师，但雨没停。

那天，我除了匆匆忙忙上过两趟厕所，中途一刻也没离开过座位，但等到放学，也没见国光的爸爸闯到学校来。

第二天，云飞来上学的时候，他跟我们说，晚上，国光的爸爸又磨了一夜的刀，大晚上磨刀，太吓人了，听久了会毛骨悚然。

我很想提醒我的同桌，让她把这个消息透露给邱老师，最终我也没勇气跟她提，我总是这么宽慰自己：像我同桌这么机敏的课代表，不需要别人提醒，她也会跟邱老师说的。但从邱老师安然的表情来判断，她好像也没去说。这很奇怪，大家都觉得很恐怖，可是都保持了沉默，这似乎成了一个不能说破的秘密。

后来，我因为高度紧张，发了一次烧，请了好几天假。等我再回到学校的时候，云飞也没再说起国光的爸爸夜晚磨刀的事，大家好像已经把这事忘了。

邱老师一如既往地来给我们上课，有时候，在过道里，还能听见他在办公室里跟别的老师打趣，笑声既爽朗又年轻。

平静了一段时间后，国光依旧没来学校上课。他课桌上的书开始凌乱，那个空着的位置渐渐地给人一种荒废的错觉，我竟然也慢慢地习惯背后空着了。

一个月后，谁都觉得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但有一天，我走进校园，感到气氛有些异常，办公室里的老师进进出出，脚步显得慌张而杂乱。上课铃声响了以后，本来的语文课竟然来了一位陌生女老师，她说邱老师有点事，临时来不了，她代邱老师给我们上课。

我感到教室里的气氛也变了，大家开始窃窃私语，猜测着邱老师去了哪里。我不知道哪里来的直觉，一下子想到了国光的爸爸，那一瞬间，我浑身颤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害怕。

几天后，我们得知邱老师真的走了，他是被国光的爸爸一刀刺死的。本来这件事可以避免，国光一个月没来上课，邱老师跟校长提出来要去家访，接回国光。校长经历了上次的突发事件，不同意邱老师去家访，但邱老师还是私自去了。

据说那天邱老师到国光家的时候，国光正坐在小店里打电子游戏，看到邱老师，国光撂下电子游戏机逃跑了。国光的爸爸从里面出来，看到邱老师，他转身到处找那把刀，那把磨了好几个晚上的刀早已生锈，抓在手里也显得不那么有底气了。国光的爸爸和邱老师两个人之间相互说了什么话都无从知道，有目击者说，当时那个小伙子一步步往小店里走，那个秃顶的男人一步步往后退，最后大叫一声，祸就闯下了。

救护车赶到的时候，人就不行了。随后，国光的爸爸就被警察带走了。

我后来在大街上碰到过一次国光，他远远地看到我，像碰到了鬼，下意识地往角落里躲。其实那一瞬间，我也下意识地想找个地方藏起来，我们彼此都看到了对方的惶恐，随后都慢慢地镇定了下来。

在那个明晃晃的午后，我们都低下额头，眯着眼睛，往对方走近。我发现一段时间没见，国光整个人都变了，他身上那股嘻嘻哈哈的劲头彻底不见了，换成了一股忧愁、胆怯的模样。

我问了他一句：“你还好吗？”他歪过头去，“嘤嘤”地哭了起来。

这让我也跟着难受起来，我很傻地问了一句：“怎么了？”说着还用手去摸摸他的肩膀，他大概觉得丢人，甩开了我的手。

我知道国光早就是单亲家庭了，他爸爸被抓了以后，他就成了孤儿。一想到这可怜的遭遇，我心里很同情他，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就这么哭了一会，他从悲伤中自己走了出来。他似乎好久没哭了，哭完之后，他仿佛从身上卸下了很多情绪，又让我有点熟悉起来。他不无鄙夷地说，他家里出了事后，以前那些同学一个都没来找过他。他知道，有些是家里的大人管得严，不让他们来见他。

说到同学，我问他什么时候回学校读书，国光冷冷地看了一眼远处，他说：“不回去了，我叔叔要把我接到外地去住，以后这里就不回来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继而强装镇定地问他：“为什么要走呢？”

他说：“我爸爸犯下了大罪，他们都盼着法院判他死刑，如果不是死刑，他们一家也不会放过我，世世代代的怨仇已经结下了，我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

我听得心惊肉跳，很惊讶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国光告诉我，“邱老师的父母还有兄弟把邱老师的血衣都藏起来了，这太危险了！也许我现在还小，他们不会拿我怎么办，等我大了，他们肯定会拿着血衣来找我算账的。”

我听着听着，第一次感受到了大白天汗毛直竖的感觉，国光跟我说：“这我只跟你一个人说，你别说出去！”

那一刻，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告密的事，但这次我对天发誓，谁也不说。国光说，这不算，还得拉钩。

于是我们在大街上拉了钩。

我说：“这下你该信了吧？”国光冲我“哼”了一下鼻子，然后站在那里笑起来，笑的时候，我发觉他像我重新认识的一个小伙伴。

（刊于《收获》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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