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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与艺术的交集在哪里？对格斯·富兰克林来说，坐标可以用精度GPS绘制出来，艺术与生活在长岛的一个飞机棚里碰撞。12幅超大的画作现在挂在这里，透过乳白色窗户射入的光线投下阴影。为了阻止摄像机窥探的眼睛，飞机棚的大门一直紧闭。12幅逼真的人祸图像被铁丝悬挂起来。在格斯的敦促下，画作得到悉心照顾，以确保不会对作品造成损害。前有奥布莱恩政治迫害式的武断行为，格斯深信，他们除了骚扰受害人，其他什么也没做。他可不愿意担上破坏艺术家宝贵财产的罪名，或者失去一次辛苦得来的东山再起的机会。

他现在和一个跨司法管辖区的小组站在一起，包括探员、航空公司和飞机厂商的代表，在一起研究这些画—不是为了鉴赏它们的艺术门第，而是作为证据来研究。他们自问，这些画里有没有可能存在线索，能消灭九条人命和一架百万美元造价的飞机？这是个超现实的练习，由于他们所站的位置而更加人心惶惶。空间的中央架起了几张折叠桌，技术人员在桌上陈列空难的残骸。加上这些画，现在空间里有种张力—残骸与艺术之间的推拉感，让在场男女的心里都有种始料未及的心理斗争。不知怎么的，证据也变成了艺术，而不是相反。

格斯站在最大的一幅作品前面，铺展了三面画幅。最右端是一个农舍，最左端，龙卷风已经成形。中央，一个女人站在玉米地的边缘。他研究着参天的玉米秸秆，眯眼看着女人的脸。作为工程师，他发现自己不懂艺术—艺术的理念是，对象本身（画布、木头和油画颜料）不是重点，反而是某些通过暗示、材料、颜色和内容叠加引起的无形体验。艺术不存在于画作本身，而存在于观看者的头脑里。

但连格斯都不得不承认，房间里现在有种心绪不宁的力量，大规模死难的魔影萦绕在人们的心头，来自图像的数量、规模与性质。

正是对这一想法的承认，让他对一件事恍然大悟。

每幅画里都有一个女人。

所有女人都有同一张脸。

“你怎么看？”外资办的海克斯探员问他。

格斯摇摇头。人心的本性就是寻找关联，他想。然后玛茜过来告诉他们，潜水员们找到一些东西，他们相信就是失踪的残骸。

房间里爆发出话语声，但格斯仍盯着一幅溺水画作，在摆满晾干残骸的飞机棚里。一个是真的，另一个是虚构的。他多么希望发生死亡的是绘画，现实是虚构的。但之后他点点头，穿过飞机棚，走向安全电话。他想着，每项搜索工作中都有一个时刻，你感觉搜寻永远不会结束，然后它就结束了。

梅伯里探员配合海岸护卫艇的工作，使他们找到了残骸。他告诉格斯，潜水员已经头戴头盔式摄像头，部署完毕。反馈信号会通过安全通道传输给他们，通道已经就位。一小时后，格斯坐在飞机棚内的一张塑料便桌旁。过去的两周，他几乎都在这里吃饭。小组的其他成员站在他的身后，用泡沫塑料杯喝着“邓肯甜甜圈”家的咖啡。梅伯里通过卫星电话线直接与海岸护卫艇对话。

“反馈信号应该正在连接。”他说。

格斯调整显示器的角度，尽管他从理性上知道，这对加速连接没有任何帮助，这是找点事做的紧张心态。显示画面一度只有一个没有连接的视频窗口—反馈信号缺失。然后突然跳出了一个蓝色信号，不是海洋的蓝，而是某种像素的电子蓝，然后蓝色调被水下镜头无声的绿色替代。潜水员们（格斯听说共有三名）都在用头戴装置投射光线，视频有种奇异的手持画质。过了片刻，格斯才适应方向，因为潜水员们已经非常接近类似于机身的东西—一块划损的白色壳体，被貌似红色粗线的东西一分为二。

“那是航空公司的标志。”罗伊斯说，他给他们展示一张飞机的照片—“鸥翼”标志用红色斜体字印在飞机的侧面。

“我们有过通讯吗？”格斯问房间里的人，“看看他们能不能找到识别号码。”

接着是一阵混乱，他们在尝试联络海岸护卫艇上的人。但等话传到潜水员那里时，他们已经移开了。他们继续漂浮，在想办法—格斯凭直觉就能知道—进入飞机的后部。他们经过左翼时，格斯能看到它已经因为受到猛力而折断了，裂口周围的金属扭曲呈弧角。他望向放在飞机库地上的部分机翼，挨着卷尺网格。

“机尾不见了。”罗伊斯说。格斯回头看屏幕。白光正扫过飞机的机身，缓慢地一顿一顿地进入，因为潜水员在踢脚蹼。喷气飞机的后部不见了，飞机斜插在泥沙里，所以锯齿状的裂口被掩埋了一半—被自然吞噬的机器。

“不，”航空公司派来的女人说，“在那儿，不是吗？远处那里？”

格斯眯起眼看屏幕，相信自己可以辨认出光线边缘处的一丝闪光，倾斜的人造形状，在洋流里缓慢摇摆。但之后潜水员的摄像头转向，他们现在看到飞机后部的窟窿，随着摄像头俯仰向上，整个机身首次完全显露出来。突然间，他们有了全景。

“我看到一个撞击缓冲区。”一名工程师说。

“我看到了。”格斯说，他想阻断推测。飞机需要被吊起来，运回这里做全面检查。幸运的是，陷得不算太深。但预计下周又将有一场飓风，大海已经变得变幻莫测，所以他们的行动要快。

一名潜水员出现在摄像头前，在踢腿。他指向飞机后部的黑暗之处，然后指指自己。摄像机点点头，跟随潜水员转身。

格斯坐到椅子前部，知道这一刻的力量。

他们在进入坟场。

如何形容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东西呢？那些不是我们自己的经历。在看了这么多小时的电视之后（几天，几周）—晨间脱口秀，日间肥皂剧，晚间新闻，然后进入黄金时段（《单身汉》《权力的游戏》《美国之声》）—在钻研了十年的深夜主播秀的病毒视频和朋友发来的幽默搞笑视频网站的短片之后，如果观看它们的体验是一样的，我们要如何分辨二者的区别？在同一个房间的同一个设备上看着双子塔倒塌，然后又用它来看马拉松式连续剧《人人都爱雷蒙德》。

你会陪你的孩子看一集视频《爱心熊》，然后在夜里晚些时候（孩子们睡觉之后），再用它来搜索业余夫妇爱好者触犯好几个州的法律的自拍视频。用你的办公电脑与阿克伦办公室的贾恩和迈克尔开视频会议（关于新的工作时间表协议），然后再（违背你的直觉）点开一个内嵌链接，进入视频。当观看体验是一样的时候，在屏幕前或站或坐，或许在吃着一碗麦片，或许一个人，或许和别人一起。但是，无论如何，总有一部分的自己仍扎根在日常的苦役中（为截止日期而惆怅，试图决定之后的约会中要穿什么），我们在大脑里如何区分这些东西？

按照定义，看与做是不一样的。

一个身处海平面45米以下的潜水员，他的氧氮水平由调节器控制，他被修长的湿衣紧紧包裹，脸上戴着面镜，双脚以稳定的节奏踢水，只能看到头灯照到的东西。他能感受深水的压力，需要尽量专注于自己的呼吸—先前机械而无意识的生理机能，现在需要慎重与努力才能做到。他要配重—真的是佩戴铅块—来维持身体的中性浮力，否则身体会浮上水面，这样会让肌肉紧张，感觉胸膛里的气不够呼吸用的。这一刻没有客厅，没有工作上的截止日期，没有必须盛装打扮去参加的约会。这一刻只与正在体验的现实相连。这才是，现实。

而格斯只不过是另一个坐在显示器前的人。即便如此，随着潜水员潜入载有死者的机械黑窟时，他还是发自肺腑地感觉到什么东西超出了他限定空间的现实，只能被形容为“惧怕”。

飞机的禁闭空间内更暗。连同机尾一道，在坠毁过程中丢失的还有后部的盥洗室和厨房，机身上有一段被挤压，是受到了冲击力的扭曲。在镜头的正前方，头灯的忽明忽暗中，前方潜水员的脚蹼在富有节奏地拍水移动。那名潜水员也戴着头盔，正是在那名潜水员模糊的光线中，开始出现第一个头盔，在它周围像光晕一样漂动的，是一团海藻般的头发。

头发只出现了一分钟，前方的潜水员就用身体挡住了它。在那一刻，每个观看屏幕的人都往右边侧身，想避开他。这是一个本能动作，理性的大脑知道是不可能的，但想看到被挡住的东西的愿望过于强烈，每个人都在统一侧身。

“走开。”梅伯里小声说。

“安静。”格斯打断他。

屏幕上，摄像头随着操作员的转头在摇摄。格斯看到机舱的木隔板已经碎裂，几处地方都有翘曲。一只鞋漂过去，一只孩子的球鞋。一个女人在格斯身后飞快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它们出现了，剩下五名乘客中的四具尸体，戴维·贝特曼，美琪·贝特曼，女儿瑞秋以及本·吉卜林，在徒然地浮动，想挣开加强的尼龙安全带，尸体都已肿胀。

保镖吉尔·巴鲁克的尸体不见踪影。

格斯闭上眼睛。

等他睁开眼时，摄像机已经经过乘客的尸体，在面对变暗的厨房。前方的潜水员转过身来，指着什么。摄像机操作员得往前游才能看到。

“那些是—那些小孔是什么？”梅伯里问，格斯也探身往前。摄像头靠得更近，放大门锁周围的一组小孔。

“看起来像—”一名工程师说，然后话音停住了。

弹孔。

摄像头拉得更近，借着水里的光线，格斯能辨认出六个弹孔，其中一个打飞了门锁。

有人朝驾驶舱门胡乱开枪，试图进入。

这些子弹打中飞行员了吗？所以飞机才会坠毁？

摄像头离开驾驶室门，移向右上方。

但格斯仍保持专注。有人打花了驾驶室门？是谁呢？他们闯进去了吗？

然后摄像头发现了什么，让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倒吸一口冷气。格斯往上看，见到詹姆斯·梅洛迪机长，他的尸体被压缩空气抵在前部厨房圆形天花板的袋状空间里，在反锁的驾驶舱门外。

詹姆斯 · 梅洛迪

1965年3月6日—2015年8月23日

他见过一次“20世纪杀人狂魔”查理·曼森，那是詹姆斯·梅洛迪的母亲讲的故事。“你才两岁，查理把你抱在腿上。”那是在1967年的加州威尼斯，詹姆斯的母亲达拉持过期旅行签证，从英格兰的康沃尔过来，她从1964年起就在这个国家了。“我和披头士一起来的，”她以前常说，“尽管他们是从利物浦来的，搭的是另一班飞机。”她现在住在西木区的一套公寓里。每次詹姆斯在大洛杉矶地区的任何一个机场做短暂停留时，像伯班克、安大略、长滩、圣塔莫尼卡等，都争取去看望她。

深更半夜，几杯雪莉酒下肚后，达拉有时会暗示查理·曼森是詹姆斯的生父。但这样的故事太多了，“罗伯特·肯尼迪在1964年的10月来到洛杉矶，我们在大使酒店的大堂相遇。”

詹姆斯已经学会不去理睬，到了50岁，他已经听天由命。不知道自己生父的真实身份也无妨，那只不过是生活中又一个伟大的奥秘。詹姆斯是神秘的信徒，但他不像他的母亲，她但凡遇见一个幻影般的意识形态，都会瞬间完全皈依。他是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方式去相信，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站不住脚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

作为一名飞行员，詹姆斯见识过天空的广阔。他在狂暴的天气中翱翔过，他与灾难之间没有别人，只有上帝。

爱因斯坦还说过这么一句话：“人类的精神越是进化，我就越是确定，通往真实虔诚的道路不在于对生活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以及盲目的信仰，而是对理性知识的争取。”

詹姆斯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忠实粉丝；一个前专利审查员，悟出了相对论。詹姆斯的母亲在乌烟瘴气的灵性学说中寻找生命奥秘的答案，詹姆斯则更倾向于认为，每个问题最终都可以用科学解答。举个例子，“为什么会有东西，而不是一无所有”这个问题，对唯心论者来说，答案就是上帝。但詹姆斯更感兴趣的是宇宙的理性蓝图，小至亚原子的层面。成为一名飞行员需要高等数学知识与科学理解，成为一名宇航员（詹姆斯以前幻想的职业）更是需要这些。

在中途停留期间，詹姆斯·梅洛迪总是在读书。他会坐在亚利桑那州酒店的泳池旁，翻阅着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的书；或者在柏林夜店的吧台吃饭，一边读着社科文献，比如《魔鬼经济学》。他收集事实与细节。事实上，这就是此时他正在西木区的餐厅里做的事情，一边读《经济学人》，一边等他的母亲。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8月清晨，室外28摄氏度，东南风时速16千米。詹姆斯正坐着喝加冰含羞草鸡尾酒，读着一篇文章，关于以色列约旦河西岸的一座农场诞生出的一头红色母牛。这头母牛的诞生让犹太教徒和原教旨主义基督徒都哗然了，因为《旧约》和《新约》都告诉我们，只有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上建成第三圣殿，新的救世主才会出现。而且众所周知，只有用红色母牛的骨灰净化土地之后，才能开始建第三圣殿。

文章解释说（但詹姆斯早就知道），《旧约》第四卷《民数记》十九章第二节里教导我们，“你晓谕以色列的孩子，让他们给你带来一头没有斑点的红色母牛，没有瑕疵，从未上过牛轭”。这只动物必须未曾用作劳作。在犹太教的传统里，一头红色母牛的必要性在圣经律法里被援引为典型的例子，没有明显的逻辑。因此这项要求被视为绝对的神圣起源。

记者写道，《经济学人》刊登这个故事不是因为它的宗教意义，而是因为它重新激起了圣殿山所有权这个敏感问题。他们援引了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意义，但没有对原教旨主义主张的宗教效力做出评论。

詹姆斯读完文章后，把它从杂志上撕了下来，仔细地叠了三次。他打手势叫住一位路过的侍者，请他把它扔进垃圾桶里。把这篇文章留在杂志里有危险，因为她的母亲会顺便拿起来，看到文章，然后开始扯一堆题外话。上一次离题让她掉进山达基教1的兔子洞里九年之久，这期间她谴责詹姆斯是个自我压抑的人，并切断了所有联系。他对此倒是无所谓，只不过他会担心。几年后，达拉重新冒出来，健谈又热情，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詹姆斯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时，她只是说：“噢，那些傻瓜，他们表现得好像无所不知一样。但《道德经》告诉我们，了解别人是智慧，了解自己是觉悟。”

詹姆斯看着侍者消失在厨房里。他有种想跟上他的冲动，确保文章真的被扔掉了—事实上，他真希望自己告诉侍者，去把它埋到其他垃圾的下面，或者他自己应该把它撕成无法阅读的小碎片—但他还是忍住了。最好别去理会这些强迫症患者的冲动，他付出了很大代价才明白这个道理。文章没了，眼不见为净，摸不着了，这才重要。

时间刚好，因为他的母亲这时骑着她的文图拉四代电动代步车过来了，四代可以调整角度，有三角洲车头手柄（当然是大红色的）。她顺着残疾人坡道下来，看到了他，然后招手。她驶近时詹姆斯站起来，她操纵车子经过用餐的人（他们不得不移动座椅让她通过）。他的母亲既不肥胖（其实恰恰相反，她的体重还不到80斤），也没有残疾（她走路没问题），她只是喜欢消防车当代步车的张扬，因为它带来重要感。这从她刚才的入场方式就能看出来，餐厅里的每个人都得起立，调整座椅，就好像恭迎女王入场。

“嗨，怎么样啊？”詹姆斯为达拉拉出一张座椅时，她说。她不费力地站起来，接过椅子。然后她看到他的含羞草鸡尾酒时，问：“这是什么？”

“是含羞草。你想要吗？”

“好，来一杯。”她说。

他示意侍者再拿一杯来，她的母亲把餐巾纸放在膝上。

“怎么样？告诉我，我看起来棒极了。”

詹姆斯笑了。

“确实。你看起来很棒。”

有一种语气，他只用在她身上。一种缓慢耐心的说明语气，就好像在跟一个有特殊需求的孩子说话。她喜欢这样，只要他表现得不要太明显，达到高人一等的程度。

“你看起来很结实，”她说，“我喜欢这个小胡子。”

他摸摸它，意识到她从没见过他留胡子。

“有点儿像演员埃罗尔·弗林，嗬？”他说。

“不过太灰白了，”她带着一丝坏笑提出，“或许该擦点黑鞋油。”

“我想这让我看起来与众不同。”他轻松地说，这时侍者给她拿来喝的。

“你是个万人迷，”她告诉他，“再喝一杯吧，我都渴死了。”

“是，夫人。”他出神地说。

几十年来，詹姆斯开始将他母亲的英国口音称为“纯粹的矫揉造作”。就像美国名厨茱莉亚·查尔德一样，她身上也有一种庄严感，能让口音变得贵族化，比如：我们就是这么说话的，亲爱的。

“我研究过特色菜了，”他说，“听说这里的意式烘蛋无与伦比。”

“哦，好。”她说。她最喜欢的就是吃顿美食。我是个感官主义者，她告诉别人。这话如果是25岁的她说出来，听起来会性感有趣，但现在—70岁了—听起来就有些不对劲。

“你听说红母牛的事了吗？”他们点菜后，她问他。他有一瞬间的恐慌，觉得她不知怎么看到文章了，但之后他记起，她每天24小时收看CNN频道，他们一定对此做了报道。

“我看到了，”他告诉她，“我很激动，想听听你的看法，但我们先聊点别的吧。”

这似乎安抚了她，也说明她还没有完全与这个故事连通一气，就像插头连到插座上一样，汲取电力。

“我开始吹口琴了，”他说，“想挖掘下我的音乐基因。尽管我不确定根基这个词对不对—”

她把她的空杯子递给侍者，他刚好及时拿来第二杯。

“你的继父吹口琴。”她告诉他。

“哪一个？”

她要么没有听出他的讥讽，要么就是故意置之不理。

“他很有音乐天赋。或许你是从他那儿遗传来的。”

“好像不能那么遗传吧。”

“好吧，”她说，抿了一口她的鸡尾酒，“我一直觉得那个有点傻气。”

“口琴吗？”

“不是，是音乐。老天知道，我与不少音乐人交往过，我为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做的事情，连妓女都会脸红。”

“母亲。”他说，一边环顾四周，但他们与其他用餐者的距离足够远，没人扭头侧目。

“哦拜托，别这么假正经。”

“好吧，我是喜欢的。喏，口琴。”

他从夹克口袋里拿出来，递给她看。

“它很轻便，对吧？所以我可以走到哪儿都带着。有时我打开自动驾驶仪，在驾驶舱里悄悄地吹。”

“那样安全吗？”

“当然安全。为什么不—”

“我只知道，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我不能开机。”

“那个—他们已经改规矩了。还有，你的意思是，口琴的声波会冲击制导系统吗？还是—”

“好吧，现在—那是你的领域，我不太理解技术上的事情，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他点点头。三个小时后，他被安排驾驶一架OSPRY飞机去泰特波罗，接上一位新的机组成员。然后短程飞行到玛莎文雅岛，再飞回来。他已经在市中心的苏荷馆订了一个房间，停留一夜，然后明天飞去台湾地区。

他的母亲已经喝完了第二杯。“他们给的酒也太少了，亲爱的。”然后她要了第三杯。詹姆斯注意到她的右手腕上有一条红绳—所以她又回归卡巴拉教了。他不需要看表都知道，从她抵达到现在，只过去了15分钟。

当他告诉人们，他在“世界末日教派”的环境里长大时，他只是在半开玩笑。他们—他和达拉—在那里住了五年时间，从1970年到1975年，那里就是北加州一个六英亩大的围屋区。那个“世界末日教派”就是上帝诫命复兴教（后来被简称为“复兴教”），由杰·L﹒贝克大师运作。杰·L以前常说，他是面包师，他们是他的面包。当然，上帝是做出他们所有人的面包师。

杰·L确信世界会在1974年8月9日灭绝。他在一次漂流中有过幻视—家养宠物都朝天堂漂去。回家以后，他查阅经文—《旧约》《启示录》《诺斯底福音书》，他开始确信《圣经》里存在一个密码，一条隐藏信息。他越挖越深，在宗教典籍的页边空白处做的笔记越多，在他的台式旧计算器上敲出的数字越多，他就越是确定，那是一个日期—灭绝日期。

世界灭绝。

达拉在嬉皮街遇上杰·L，他有一把旧吉他和一辆校车。他的追随者刚好是11个人（很快就要增长到近100人），多数是女的。杰·L是个英俊的男人（在他浓密的毛发下），而且他天生有一副演说家的嗓音，深沉而悦耳。他喜欢让追随者以交织圆圈的方式集合，就像奥运会的标志那样。于是一些人就会面对面坐着，他在他们中间踱步，一边阐述他的教义。他说当灾难开始时，只有最纯洁的灵魂才会上升。他眼中的纯洁有很多种意思。它意味着，一个人每天至少祈祷八个小时，一个人要投身于辛勤劳动中并照顾他人。它意味着，一个人不能吃鸡肉制品和与鸡相关的产品（比如鸡蛋），只能用手工肥皂洗澡（有时用桦木灰洗脸）。追随者必须让自己被纯音环绕—直接来自声源的声音，录音材料、电视机、收音机和电影都不行。

达拉有一阵子喜欢这样，喜欢这些规矩。她本质上是个探寻者，她自称寻找的是开悟，但实际上她想要的是命令。她是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迷失的女孩，有个酗酒的父亲，她想让人告诉她要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她想在夜里上床睡觉时知道，一切都有意义；世界之所以这样，有它的原因。尽管当时还小，詹姆斯记得他的母亲激情四溢地采取这种新的公社生活方式，她不顾一切地投身进去。当杰·L决定孩子们要被集体抚养，并建造出一座托儿所时，他的母亲毫不犹豫地就让詹姆斯加入了。

“所以你现在是在这里定居了，还是怎么着？”他的母亲说。

“我在这里定居了？”

“我根本记不清，你来来去去的。你有家庭住址吗？”

“我当然有，在特拉华州啊，你知道的。”

“特拉华州？”

“因为税收的原因。”

她做了一个怪相，就好像那样考虑问题低人一等似的。

“上海是什么样的？”她问，“我一直觉得上海很神奇。”

“人头攒动，每个人都抽烟。”

她带着某种无聊的怜悯眼光看他。

“你从来都没有惊奇感。”

“那又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只不过—我们被放在这个地球上，是为了陶醉在威严的创造中，而不是为了税收原因住在特拉华州。”

“只是名义上住在那里，我住在云层里。”

他这么说是为了让她高兴，但此言不虚。他大多数美好的记忆都在驾驶舱里，见到颜色的本质，光线在地平线附近折射，克服一场暴风雨云幕时飙升的肾上腺素。然而那有什么意义？他的母亲一直会问这个问题。那都有什么意义？但詹姆斯不操心那个问题。他从内心深处知道，什么意义都没有。

一次日出，一场冬季暴风，鸟以完美的V形飞翔，这些都是本来如此的事物。宇宙内在崇高的真相就是，不管我们是否见证，它都存在着。雄伟与美丽，这些是我们投射的特质。风暴只是一种天气，日出只是简单的天体运行。不是说他不欣赏它们，只是他不向宇宙要求更多的东西，存在已经足够，始终如一地运转已经足够—重力就按重力的规则作用，升力和拉力都是常量。

正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所说：“我在自然中看到的是一个杰出的构造，我们对它的理解并不完美，一个习惯思考的人还必须怀有谦卑的感觉。这才是一种由衷的虔诚意识，与神秘主义无关。”

他步行送母亲回公寓。她在他的身旁骑车，一边向她认识的人招手，像一条乘坐假期游行花车的美人鱼。在门口的时候，她问詹姆斯什么时候再回来。他告诉她，下个月他在洛杉矶有个中途停留时间。她告诉他要留意天兆，红母牛已经在圣地诞下。这件事本身还不是天意的证据，但如果征兆增多，那他们就要做好准备。

他在大堂里与她告别。她可以把车开进电梯，然后直接开进公寓。她说，稍后她要参加读书会，然后和几个祈祷会的朋友吃晚餐。他离开前，她亲了亲他的脸颊（他弯腰下去接受，就像对待教皇或主教那样）并告诉他，她会为他祈祷。她说她很高兴，他是一个这么好的儿子，一个带母亲去吃大餐而且永远不忘记打电话的儿子。她说她最近总是想起公社来，他还记得吗，杰·L﹒贝克大师。他以前常说什么来着？我是面包师，你们都是我的面包。她告诉他，我就是你的面包师。我在我的烤箱里把你做出来，你可别忘了。

他也亲吻她的脸颊，唇上感觉到老年人桃子般的汗毛。在旋转门旁，他转过身来，最后一次挥手，但她已经走了，徐徐合上的电梯门内只剩一抹红色。他戴上墨镜，转身走进晨曦。

十个小时后，他就死了。

转向风—中等风力到大风—从云幕落向泰特波罗。他正驾驶着一架OSPRY 700SL飞机，机上载有索尼公司的四名高管。他们平安无事地降落，滑行着去迎豪华轿车。与往常一样，詹姆斯站在驾驶舱门口，祝下飞机的乘客们一路顺风。以前他有时会说，上帝保佑你（童年时不经意养成的习惯）。但他后来注意到，这句话让打领带的人不适，于是他换成更中性的说法。詹姆斯对自己身为机长的职责非常上心。

那是下午的晚些时候。他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消磨，然后是下一段航程，要快速地飞个短程到玛莎文雅岛接六个人。这一趟飞行，他驾驶的是OSPRY 700SL。他以前没有驾驶过这个型号的飞机，但他不担心，因为OSPRY是很得力的飞机。不过，他坐在机组成员休息室里等待时，还是研读了一下说明书。飞机全长还不到21米，翼展19.4米，它的速度能推进到0.83马赫，它能在满油状态下以最高时速891千米横跨美国。不过有付费乘客在飞机上，他绝对不会开得那么猛。说明书上说，它在13716米的高度达到极限，但他根据经验知道，那是个谨慎的数字。他能平安无事地把它拉高到15000米，尽管他想象不到有什么必要飞这么高。

1974年8月9日，那本该是世界灭绝的日子。他们“复兴教”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为此做准备。上帝告诉诺亚，下一次是大火，所以他们防备的就是火灾。他们学习了“倒地滚动”的消防安全技能，以防“被提”2漏掉了他们。杰·L在柴棚里与天使加百利通灵的时间越来越多。团体里的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地暴食了十天，之后就只吃无酵面饼。外面的温度在显著地上升和下降。

在机组成员休息室里，詹姆斯查看主要的天气状况。就天气而言，他们在文雅岛附近的能见度很低，云底太低（60–120米），而且沿海地区有浓雾。风向是东北风，每小时24–32千米。詹姆斯根据气象学的基本知识知道，雾也只是一片云，它贴近地球表面或者与地球表面接触—不是陆地就是大海。简而言之，雾就是悬浮在空气中的小水滴，但水滴太小，所以重力几乎不起作用，只能任由它们悬浮。最轻的雾或许只是一小缕；最浓的雾，或许有30米的垂直深度。

海雾向来浓重而持久，它会随着时间升起下落，却不完全消散。到达一定高度后，它就成了低矮的层状云台。在中高纬度地区（比如新英格兰），海雾主要在夏天出现。低能见度并不是飞行员面对的最糟糕的问题—舱内的平视指引系统可以让飞机在能见度为零的情况下降落，只需知道跑道的GPS定位，平视指引系统把信号从机场的仪表着陆系统转换成跑道的虚拟图像，显示在监控器上。糟糕的情况是，如果在手动操作时风突然转向，飞行员会措手不及。

“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离。”这是《圣经》里说的话，这些话让杰·L﹒贝克深信，要集结他的信众，逃到加州尤里卡以外的森林里。那里有个废弃的老夏令营，没有供暖也没有电。他们在湖里洗澡，吃树上的浆果。杰·L开始冗长的演说，连续布道几个小时，有时一连布道好几天。他告诉他们，征兆无处不在，这一切都是启示。为了得到救赎，他们必须弃绝所有的罪，从心中驱除堕落的邪念，有时这包括折磨他们的生殖部位以及他人的生殖部位。有时要求他们拜访“告解室”—一栋木头外屋，炎炎夏日下的室内温度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他的母亲有一次在那里待了三天，咆哮着说魔鬼来索取她的灵魂。她是个通奸者，（可能）也是个女巫，和盖尔·西吉在一起时被人抓了现行。盖尔是奥海镇来的，以前是个牙医。夜里，詹姆斯会尝试偷偷给她递水进去，暗中穿过一丛丛灌木，把他的水壶从帐篷布上的一个小洞里塞进去。可他的母亲总是拒绝，她自己招惹是非，她就要耐住整个净化过程。

詹姆斯做了笔记，提醒自己在起飞前检查平视指引系统。如果可以的话，他会与进港航班上下来的机组成员聊一聊，口耳相传间对空中状况有个概念。尽管高空的变化太快，而且湍流旋涡到处乱跑。

等待的过程中，他小口抿着，喝完一杯爱尔兰早餐茶—他在随身行李中携带了锡纸包装的茶包。当他把茶杯举到唇边时，看到一滴血打破了茶的表面，形成涟漪，然后又是一滴。他的嘴唇感觉到湿润。

“糟了。”

詹姆斯匆忙走进男厕，用纸巾捂着脸，头歪向一侧。他最近总是流鼻血，一周大概两次。给他看诊的医生告诉他，是海拔的原因，毛细血管干燥加上压力。过去的几个月，他已经弄脏了不止一套制服。一开始他还会担心，但因为没有其他并发症状，梅洛迪就把它归咎于年龄了。明年3月，他就51岁了。他想，生命过半了。

他在卫生间里按压鼻子，直到止血为止，然后清理身上。这一次算他好运，衬衫和夹克上都没有血迹。于是詹姆斯回到休息室，又喝了一杯新茶，坐下时座位还有余温。

下午5点30分，他收拾好东西，走出去迎接飞机。

事实是，1974年8月9号，一切都没有结束，只有理查德·M﹒尼克松下台了。

他在驾驶舱内开始飞前检查，逐个检查每套系统。他首先检查文书工作—他一直是个坚持细节精准的人。他检查操作杆的运作，闭着眼睛聆听是否有不寻常的声音，感受是否有拉钩状况或叮当响动。右舷动起来感觉有点黏滞，于是他联系维修人员来看一下。然后他打开主导装置，在襟翼全开的状态下检查燃料水平。

“嗯，那个，给我一分钟就好。”他说，然后又出去了。

仪器检查完毕，詹姆斯爬下舷梯，绕着飞机走上一周，做目视检查。尽管这是个温暖的夏夜，他还是检查了外部有没有可能结冰。他寻找是否有天线不见，是否有凹痕、螺栓松开、铆钉缺失，确保飞机所有的灯都运转正常。他发现机翼上有几滴鸟粪，用手抹掉，然后评估飞机轮子着陆的情况—向左侧倾意味着后接口太低—检查机翼后缘，并且目测引擎。他既使用理性的左脑，在心里快速过一遍检查清单；又使用他直觉的右脑，开放所有感知力，去觉察飞机是否不对劲，但是没有。

回到驾驶舱内，他与机修工交换意见，机修工告诉他，已经给高程系统做过系统性检查。他与空乘艾玛·莱特纳聊了几句，他以前没有与她共事过。私人航线似乎都是这样，对于这么一份基础的低贱工作，她漂亮得超乎常理，但他知道这份工作报酬丰厚，而且女孩子能满世界地跑。他帮她放了几个稍重的包。她对他微笑，他能意识到那是友好的微笑，而不是在调情。然而她自身的美丽让人感觉就像地心引力—就好像自然设计出这个女人，就是为了将男人都拉向她，而且她也确实如此，不管她是否有意。

“今晚会很快的，”他告诉她，“应该在11点前能送你回城。你的本部在哪里？”

“纽约，”她说，“我在西村和另外两个女孩有个落脚的地方。不过我想她们现在已经飞走了—飞南非吧，也许。”

“好吧，我今晚要直接上床睡觉了，”詹姆斯说，“早上我在洛杉矶，昨天在亚洲。”

“他们就是把我们移来移去的，不是吗？”

他笑了。她不可能超过25岁。他一度在想，她会跟哪种男人约会，橄榄球四分卫和摇滚乐手—还在流行吧？摇滚乐？他自己基本上是独身一人，倒不是他不喜欢女人的陪伴，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无法忍受附带的复杂情况—一旦两个人在一起，马上就有了义务感，和对完全融合的期待感。他是一个50岁仍拉着手提箱生活的男人，他喜欢事物依照他的要求。他喜欢他的茶，他的书。他喜欢在异乡的土地上去电影院，在巴洛克式的旧世界剧院里看带字幕的美国现代电影。他喜欢走在鹅卵石的街道上，听着人们用方言吵架。他喜欢走下舷梯，踩在穆斯林的土壤上，感受热浪滚滚的沙漠空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他曾在日落时分飞过阿尔卑斯山，曾在巴尔干半岛的上空与雷暴奋力搏斗。在詹姆斯的脑海里，他是一颗人造卫星，优雅而自足，绕着地球的轨道运行，不去怀疑地实现它命定的意义。

“我们的副驾驶员应该是加斯腾，”詹姆斯说，“你认识彼得吧？”

“认识，他很可爱。”

“真遗憾。”

她笑了，露出牙齿。这就够了，能让一个美丽的女人微笑，能感受到她的注意，已经足够。他走进驾驶舱，再次检查系统，一边校验维修人员的工作。

“十分钟。”他高喊。

他在复查系统的时候，感觉飞机一偏。一定是那小子上来了，他心想。根据执勤人员花名册，他今天的副驾驶是彼得·加斯腾，一个天赋异禀的比利时人，喜欢在长途飞行中大谈哲学。詹姆斯一直喜欢和他聊天，尤其当他们深入到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领域时。他等待他重新走进驾驶舱。詹姆斯听到主舱内有低语声，然后像是一记耳光的声音。他闻声站起来，皱起眉头，几乎就要走到驾驶舱门口时，一个与预期中不同的人捂着左脸进来了。

“对不起，”他说，“我在办公室里被耽误了。”

梅洛迪认出他来—一个目光呆滞的小子，20来岁，领带歪斜，叫查理什么的。他以前和他飞过一次，尽管这孩子的技术表现不错，詹姆斯还是皱起了眉头。

“加斯腾怎么了？”他说。

“我来帮你，”查理说，“他也许胃疼吧。反正我接到一个电话，就来了。”

詹姆斯很恼火，但他不打算表现出来，于是他耸耸肩。这是管理部门的问题。

“好吧，你迟到了。我已经打给维修人员，驾驶杆有点黏滞。”

那小子耸耸肩，揉了揉脸颊。

詹姆斯能看到他身后的艾玛。她已经退回主舱，正在整理头靠上的亚麻织物。

“这里没什么问题吧？”詹姆斯问，更多的是问她，而不是问那个小子。

她用非常疏离的方式对他微笑，没有抬起眼睛。他看看查理。

“一切都好，机长，”查理说，“我只是唱了一首不该唱的歌。”

“好吧，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在我的飞机上，我不会容忍任何胡闹的行为。我需要打给管理部门，换个人来吗？”

“不用，先生。我没有胡闹，我只是过来做我的本分工作，没有别的。”

詹姆斯端详着他，这小子目光没有闪躲。虽然他有点痞气，但是他断定，还不算危险，他只是习惯用这种方式。他的帅气有点狡诈，有得州人的痕迹，很散漫。他应该不是个有计划的人，更多是随波逐流的那种。詹姆斯原则上并不介意，他对职员可以变通，只要他们听话做事。这孩子只是需要管教，其他没什么，詹姆斯可以管教他。

“那好吧，坐到你的座位上，继续保持控制。我想在五分钟内收起落架，我们要遵守时间。”

“是的，先生。”查理带着难以理解的嬉笑说，然后开始工作了。

然后第一批乘客登机，是客户和他的家人—他们踏上舷梯时，飞机在偏动—詹姆斯出面参与交谈。他向来喜欢与他运送的人们见面，握握手，把脸和名字对上号。这让工作更有意义，尤其是有孩子的时候。毕竟他是这架飞机的机长，要对所有生命负责。这感觉不像是一份苦差，更像一项特权。只有现代世界里的人相信，自己总是应该接受，但詹姆斯是给予者。人们试图对他过分关心时，他反而不知所措。如果他坐一次民航飞机，他也总是起身去帮空乘放行李，或者为孕妇乘客拿毯子。有人曾经对他说过，当你有益于人时，很难顾影自怜。他喜欢这个想法，他觉得为他人服务会带来幸福。正是自我的涉入才导致抑郁，才导致对事物意义不断增多的怀疑。这一直都是他母亲的问题症结。她为自己考虑得太多，为他人考虑得不够。

詹姆斯把自己塑造成她的反面。在任何情况下，他通常都会考虑他的母亲会怎么做—错误的决定是什么—这就让他看清自己应该怎么做。如此一来，他就把她当作一趟南行旅程中的北极星。这样校准自己的方向很有用，让他有依据的标准可做调整，就像小提琴根据钢琴调音一样。

五分钟后他们升空，向西起飞，然后倾斜掉头回到海岸线上。他向右移动驾驶杆时，感觉还是有点黏滞，但他把这个归因于飞机的特质。

黑

第一夜，斯科特睡在缝纫室的一张沙发床上。他没有计划留宿，但当天新闻的余波让他感觉，埃莉诺或许需要支持，尤其是她的丈夫似乎失踪了。

“他工作的时候会关机。”埃莉诺说，尽管她的说话方式似乎表明，工作这个词实际上意味着喝酒。

现在是深夜一点左右，斯科特在半梦半醒间听到道格回来了，轮胎碾压在车道上的声音像是给他打了一剂肾上腺素。那就是原始的动物本能，在不熟悉的房间里睁开眼睛，很长时间不能确定自己身在何处。一架缝纫机放在窗户下面，机器在阴影里像个若隐若现的奇怪捕食者。楼下，传来前门关上的声音，接着他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脚步声慢慢靠近，然后在他的门外停下。又安静了，像屏住了呼吸。斯科特蜷缩躺着，很紧张，他是另一个男人家里的不速之客。他开始意识到在门外呼吸的道格，一个身穿工装裤的胡须男，喝了手酿的波本威士忌和微酿啤酒，醉醺醺的。窗外，蝉在院子里发出难听的喧闹声。斯科特想到海洋，那里满是看不见的捕食者。你可以屏住呼吸，潜入正在闭合的黑暗中，就像滑下巨人的喉咙；在你的脑中你甚至不再是人类，而是猎物。

道格转换重心时，过道里的一块木地板发出爆裂声。斯科特坐起来，盯着门把手，就像它是黑暗中一个铜球。如果它转动了，他要怎么办？如果道格醉醺醺地进来，准备打架的话，他怎么办？

呼吸，再一次呼吸。

不知在什么地方，空调的压缩机突然开始启动，一股低速通风的加压气流打破了魔咒，房子又是正常的房子了。斯科特听着道格走下过道，走向卧室。

他慢慢地吐气，才意识到自己在屏气。

早上，他带男孩出门去找石头打水漂。他们找遍河堤的地面，寻找光滑的扁平石头—斯科特穿着他的休闲鞋，男孩穿着小短裤和小衬衫，每只鞋都比斯科特的手还小。他给男孩示范该怎么站，要斜视看水，然后侧肩把石子抛向水面。男孩很长时间都做不到，他皱着眉头，试了一次又一次，明显很泄气，但他拒绝放弃。他闭着嘴巴咬住舌头，发出用力的声音，一半像歌声，一半像嗡嗡的哼声，他仔细地挑出自己的石头。第一次抛出两连跳时，他雀跃着拍手跳起来。

“不错啊，伙计。”斯科特对他说。

男孩受到激励，跑去收集更多的石头。他们在森林边缘一条荆棘丛生的河堤上，在哈得孙河的大转弯处。朝阳在他们身后，被树木挡住，正在升起，第一缕光线照亮了远方的海滨。斯科特踮脚蹲坐着，把手放在流水里。水凉爽清澈，他一度怀疑自己是否还会再去游泳，或者再次登上飞机。他现在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就是身体，肌肉紧张，血液在流动。他的四周，鸟儿不紧不慢地在隐蔽处彼此呼唤，只是在稳定地相互哄闹与尖叫。

男孩又大笑着扔出一块石头。

疗愈就是这样开始的吗？

昨晚埃莉诺进客厅来告诉他，有人打电话找他。斯科特当时跪在地上，正在和男孩玩卡车。

谁会打到这里来找我？

“她说她叫蕾拉。”埃莉诺说。

斯科特爬起来，走进厨房。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他问。

“宝贝儿，”她说，“不然钱有什么用？”

她的声音一沉，降到更亲密的调子上。

“告诉我你很快就会回来，”她说，“我现在啊，几乎所有时间都待在三楼，坐在你的画中间，这种感觉太好了。我有没有告诉你，我去过那个农贸市场？小的时候，我爸爸在文雅岛上有个院子，我在那个院子里吃着雪糕长大。好神奇啊，我第一次用现金就是去柯塞利先生那里买桃子，我当时6岁。”

“我在陪那个男孩，”斯科特告诉她，“我想他需要我。不过我也不确定，从儿童心理学上来说，又或许我在妨碍他。”

透过电话，斯科特听到蕾拉喝了一口什么。

“好吧，”她说，“买家在我这里已经排成队，要买下你在未来十年里画出的每一幅画。稍后我会和泰特现代美术馆谈谈今年冬天准备筹备一场个展的事。你的代理人给我送来幻灯片了，简直摄人心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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