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熟悉的土地

望着怒放的腊梅

我在心底说:

故乡啊, 我回来啦!

朝天门, 你真美!

银晓河, 你好吗?

鹅岭远眺

1985 年3 月底, 我到鹅岭脚下的军政治部组织处报到。实际上, 此前一个多月我就回到重庆, 又赶到丰都, 办理我爱人、小孩的户口和工作调动, 虽然不太顺利, 也总算进了我父亲所在的江北油脂储炼厂, 一家人终于团圆了。报到那天, 张成礼处长带我见了政治部领导和军的主要首长, 艾维仁政委说: “欢迎你!

看了你的简历、写的材料和作品, 我们很高兴。好好干吧, 会有出息的。” 我很感动。在军部大院, 到处充溢着乡音、乡情、乡亲, 让人觉得无比亲切。就连食堂的每一顿川味极浓的饭菜, 我也是慢慢咀嚼、细细品味。那种回到家乡工作的特殊感觉, 既让人无限愉悦, 又无形中增添了巨大压力。如若干不好, 才真的是无颜面对江东父老! 入夜时分, 我独自攀上鹅岭公园内的两江亭上, 放眼望去, 满城灯火, 江水流光, 渝中半岛恰如一艘东去的航船, 朝天门正是她启航的地方。在过去的十多年里, 朝天门如同故乡的银晓河一样, 不知多少次在我梦里牵扯人心。今天终于回来了, 我将以怎样的歌喉赞美她呢?

把“见面礼” 攒厚些。军机关藏龙卧虎, 高手如林, 我该如何跻身其中, 去显示自身的存在和价值? 这是我初来乍到时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当时, 总政正在举办“五四” 青年演讲征文活动, 军区催得很紧, 处里原先报送的两篇征文没被军区选中, 处长随即派我负责修改演讲征文, 要求必保军区采用。经过一个星期苦干, 不仅军区用了, 评了奖, 总政也采用了我们的两篇征文。处长高兴了, 说: “你娃儿还行!”

当时, 全军整党已经开始, 我在组织处发现了一份来自我们军赴南疆地区侦察作战排长付孔良的遗书, 虽不很长, 但写得很感人。我建议组织力量宣传付孔良的事迹, 并把他的遗书作为整党学习材料发给机关干部。首长们采纳了建议, 并安排我负责采写。我将此作为发挥自己特长的极好机会, 克服各种困难, 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任务, 《解放军报》《战旗报》《四川日报》《重庆日报》《河南日报》《中国青年报》纷纷刊登了付孔良的事迹通讯和他的遗书, 在军内外引起了热烈反响, 后来付孔良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5 月份, 我有5 篇材料被总政、军区采用, 有17 篇新闻稿件发表, 《战旗报》有一期从一版、二版到三版几乎全是我一人所写。《重庆日报》在我报到的当天刊发了我调回之前寄给的一篇散文, 东北三省联合举办的“冰雪散文大奖赛” 上, 我的散文《窗上的冰花》获5 个大奖中第一名的消息几乎同时传来, 经老作家张继楼、刘敏捷介绍, 四川省作家协会也正式批准我为第607 个会员。不久, 某师医院司药庞远贵在车祸事故中舍己救人的英雄壮举发生后, 我又受命同师机关的同志一道组成写作班子采写其事迹, 庞远贵后被军区授予“爱民模范”, 被重庆市授予荣誉市民。“好事” 一个接一个, 人们此刻开始认识我、亲近我、接纳我, 都说我给的见面礼很丰厚。我也得意地抿嘴笑了, 但不敢笑出声。

两难选择。在我刚刚站稳脚跟, 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 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搅得我心绪不宁。是年7 月下旬, 我收到吉林省《作家》杂志社的来信, 邀请我参加在长春举办的“南湖” 笔会。

我带上一篇小说习作去了后, 主办方又动员我报考吉林省作家进修学院, 脱产学两年, 发大专文凭。当时正闹“文凭热”, 这对我很有吸引力。我想, 先考吧, 回去后再向领导汇报。考试很简单, 语文、政治、作品。笔会尚未结束, 成绩出来了, 我被录取的可能性很大。面对诱惑, 我着实犯难了, 来读书吧, 又刚调回重庆, 放弃吧, 又感到机会难得。怀着惴惴不安的两难心情回渝后, 首先向处长作了汇报, 处长说这是大事, 要向主任报告, 我们俩在主任办公室挨了一顿批评, 满以为就此打住, 结果主任说: “让不让你去, 我说了也不算, 你们还是去找艾政委吧。” 处长又带我到政委办公室, 汇报完情况后, 政委半天没吱声。过了好一阵, 他才把眼光从文件中抬起来盯着我, 说: “小杨, 我告诉你, 13 军这地方想调来的人很多, 我们要你了, 是看你能给13军做一些事情, 你才来多长时间? 你才给13 军做了多少贡献?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能行吗? 我明确告诉你, 去吉林学习的事, 没门!” 看艾政委火了, 我和处长大气不敢吭, 低着头回到了办公室。处长埋怨我: “你看, 让我陪你挨批评是小事, 你在13 军刚刚开局, 这下‘猪羊抵消’, 划不来呀!”

过了一段时间, 艾政委的女婿、秘书处长刘学政找我谈话,说: “老头子其实很喜欢你, 有意让你到党办当秘书。读书嘛,以后有的是机会。”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我就到党办上班了。那是一个直接为军首长服务的差事, 工作辛苦但位置重要, 受人瞩目。

“ 二排议员”。我到党办的时候, 两个军合并整编为一个集团军。军首长比原来多了几个顾问, 多了专职纪委书记, 还有几个合并来的军首长, 我一点不熟悉。当时, 当过党委秘书的权处长给我谈了一下午, 讲党办工作的特殊性、重要性, 讲如何沟通、怎样协调……我至今记忆最深的, 是他的“导体说”

和“绝缘体说”。权处长是一个很善于思考问题的人, 他这一个导体、一个绝缘体, 把做秘书工作的要害之处说到了家。那时, 集团军邓参谋长经常开玩笑说我们当秘书的是“二排议员”, 我猜那意思是说我们坐在首长身后, 有时又能在首长面前说上几句话吧! 其实不然, 当秘书既累身又累心。当时党办就我一个秘书, 要负责整个军首长的日常活动安排, 根据首长指示协调机关各部门的工作, 陪同主要首长下部队, 撰写领导的讲话材料, 等等, 每天晚上几乎都要工作到深夜, 而且要特别细致、谨慎, 出不得丁点差错。两年多的秘书工作,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受到的锻炼很大, 文字能力、协调能力、独立工作能力都得到了新的提高。而最令我满意的, 是我临离开党办时对军长、政委说的一句话: “在党办工作两年多, 没挨过首长们一次批评甚至责备, 我很欣慰。”

走进硝烟。1988 年6 月, 集团军艾维仁政委即将赴任成都军区副政委。临走之前的一个晚上, 他对我说: “你这几年工作干得不错, 军里研究了, 准备提升你到内江某团当政治处副主任, 过些天就要下命令。” 实际上, 因岗位职责我头天已经看到了干部处起草的任职命令, 但我还是很激动、很高兴。而从内心讲又多少感到有些美中不足。我想, 某师已于去年底执行防御作战任务, 那不是训练, 也不是演习, 而是真正的战争。

过去在东北部队工作, 打过仗的人寥寥无几, 在我们军呢, 反而是没参过战的人寥寥无几, 有的干部已经三次参战。我必须把这一课补上, 才能在这里真正意义上立住脚。我试探着把想法报告了艾政委、陈军长, 他们都很赞赏, 并答应把我放到某师去, 放到前线去。

宣布命令的当天晚上, 我再次来到鹅岭公园, 登上了高高的两江亭。透过满城灯火, 我仿佛看到了朝天门下的滔滔江水卷起朵朵欢快的浪花, 银晓河畔一片连着一片绿油油的禾苗。透过它们, 更看到了南疆前线弥漫的硝烟, 看到了战友们冲锋陷阵、坚如磐石的身影。

南疆, 我来啦!

战争分娩了一个婴儿, 这个婴儿叫军人。战争使它成为人世间最为冒险、牺牲最大的一种特殊职业。我们的生命犹如常人那样, 属于父母、属于妻子、属于襁褓中的骨肉。而当豺狼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便属于了祖国、属于了胜利、属于了义无反顾的牺牲!

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整整十年, 我们早想结束它。我们企盼化干戈为玉帛, 从硝烟走向和平。而当你登上那座著名的之巅,就会发现对面有一群贪婪的眼睛和一个个仇视的枪口炮口, 时刻觊觎着他昔日犹如亲爹亲娘的恩人。你再回望我们这边, 山崖都被敌军炮轰得白花花一片, 成了白色石漠, 山右侧被大自然鬼斧神工塑就的睡美人, 也被敌人炮击得满目疮痍。此情此景, 任你怎么想象, 也想象不出当年援助他们车水马龙的景象。为了支援“同志加兄弟”, 我们的父辈和兄弟姊妹曾勒紧裤带, 一滴滴血汗多是从这个口岸汩汩淌走的。他们很多成了饿殍, 却死得脸上没有太多遗憾和痛苦。我们虽然活了下来, 但先天不足, 个子这般瘦小, 谁能否认与把本该自己吃的东西抠给别人没有关系?

敌军的炮又响了, 我们还击的炮也响了。这是我1988 年7 月19 日到达那里后第一次听到的战争意义的炮声。

自强者宣言。在前线, 我的任职命令是师秘书科副科长, 但师政委段树春对我说: “我们战区刚办了一张旬刊叫《南疆战报》, 全师抽了5 个人在搞, 你去当社长吧! 把报纸办好了, 就是对防御作战的最大贡献。”

我们报社在师部驻地落水洞, 两间战地纸板房, 一部电话,一枚有机玻璃公章, 一块大的压缩纸板当桌子, 两只长条板凳,几支铅笔和一堆稿纸便是我们的全部家当。走马上任后, 我带同事们深入一线猫耳洞采访, 在被一个个英雄事迹感动的同时, 听得较多的, 便是“理解万岁” 四个字。我敏感地发现, 这是一种依赖心理和埋怨情绪, 这是一种乞求施舍的精神乞丐的表现。军队要自强, 军人要发奋, 勇于牺牲奉献是军人的本分, 这才是精神的核心。于是, 我给师党委写了一份调查报告, 率先提出在百里战场叫响“自强万岁” 的口号。得到批准后, 我亲笔撰写了评论员文章《自强万岁》, 并对系列宣传进行了部署安排。很快,《南疆战报》连续刊发相关报道, 战区简报集中宣传自强精神,战区首长在各种会议强调有关要求, 政治教育集中时间以专题牵引, “自强万岁” 的口号响彻战场, 并通过新闻媒体传向全国各地。在此基础上, 我们趁热打铁, 采写了长篇通讯《自强者宣言》, 并请全国政协常委、著名书法家刘炳森题书, 很快在军内外报刊发表, 引起了强烈反响。著名演讲家蔡朝东因为演讲“理解万岁” 闻名全国, 他自费赶赴前线采访我们, 并以最快速度写下了“理解万岁” 的姊妹篇——— “自强万岁” 的演讲稿, 在战区部队演讲后, 受到前线官兵热烈欢迎, 后又到昆明、北京、沈阳、大庆等地演讲, 获得了空前的良好效果。他在给我们《南疆战报》的来信中, 发自肺腑地称赞: “前线将士是自强精神的伟大实践者, 你们报社是率先叫响‘自强万岁’ 口号的创造者。从‘理解万岁’ 到‘自强万岁’, 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一个自强不息、无私奉献的过程, 我会永生在心底振臂高呼‘自强万岁’!” 当年底, 中国社科院会同云南省社科院在昆明召开理论研讨会, 其中一个课题是研究从“理解万岁” 到“自强万岁” 的理论现象, 我们报社受邀作了发言。紧接着, 全国地市级报纸工作会也在昆明召开, 特邀我们《南疆战报》赴会, 并介绍了题为《小报要做大贡献》的经验, 侧重介绍提出和宣传“自强万岁” 在军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情况。会后, 全国十数家地市级报纸的同志来前线为我们《南疆战报》做专访, 无不为我们在如此条件下发挥了重大作用而感叹。

那些天, 我们很是风光了一番, 真正体味了一把受人尊戴的妙不可言的感觉。

船头遇险。百里战区, 更准确地说, 应该是百里雷区。特别是前沿阵地的小路上、猫耳洞旁、草丛中、树底下, 稍不注意,你就可能踩响一颗如鸡蛋般大小的地雷。就连边境线上的国营天保农场, 敌军也多次潜入, 偷偷埋下了上千颗地雷。排雷, 成了前线官兵特别是工兵们的一项重要任务。109 团工兵连在前沿排雷、在每条通道排雷、在边境农场排雷, 危险异常, 战果累累。

而同时, 也以连长杨庆华和另两名班长排雷负伤导致瞎眼断腿为代价。为宣传英雄工兵连的事迹, 师首长指示我带师团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前往工兵连采访。集团军宣传处傅明常是我同乡战友, 他也参加了这次采访活动。出发的头天夜里, 同在战区的集团军侦察营长沈同给傅干事和我打电话, 说边境一线情况复杂,联合工作组目标较大, 明天给你们派个警卫吧。果真, 第二天一早, 全副武装、两腮大胡子的侦察排长杨家辉就来向我们报到了。当工作组一行五人乘吉普车到达前线时, 我隐隐地感觉边民们都以一种特殊的眼光看着我们。他们也许在心里想: 坐小车子、有武装警卫, 该是一群不小的官儿吧?

我把五个人分成三个小组。我在连部同指导员谈话、采访, 另外四人, 两人一组到桥西找班排的同志了解情况。我的采访刚开始, 工兵连通信员送来一包红梅烟, 向指导员报告说: “刚才在商店买烟的时候, 老板问我是不是招待师团工作组, 还打听工作组今晚是不是住在这里。” 我们立刻警觉起来, 因为听人们说过, 在我境内也有敌军的地下线人。快到上午11 点钟的时候, 前指突然电话通知: “刚才截获敌军电报, 称中午将派遣一个加强特工班, 在炮火和大雾的掩护下, 具体任务两个字: 抓俘!” 前指同时告知,前沿战区将封锁道路, 凡下部队的工作组一律返回师指挥所。

我在心里寻思, 莫不是冲我们来的吧? 于是, 我让通信员到桥西通知工作组成员, 立刻终止采访到桥东同我会合, 午饭前撤离, 谁知通信员跑了一圈, 没一个跟他回来, 还说今晚不走了,要住下来继续采访。此刻, 我很矛盾, 但转念一想, 要真的出了什么事, 作为带队的, 我脱得了干系吗? 我请通信员再跑一趟,尽量说明情况, 务必抓紧撤离。这一下, 他们也紧张了, 以最快速度跑来连部, 气喘吁吁地打听究竟怎么回事, 我说你们自己看电话记录吧!

结果工兵连指导员杨群益死活不让马上走, 他说: “怎么地都得吃了饭再撤, 反正来得及。再说了, 我还炖了一只鸡呢!”

就在我们撕扯着半生不熟的鸡肉时, 敌军开始炮击了。一发发炮弹落在房后的山坡上, 飞起的砂石落在屋顶, 发出一声声怪叫。

工兵连马上组织防御, 我们也只能撂下碗筷, 飞快登车回撤, 最后安全返回了驻地。以后每每回想起来, 我们都为有这样一次历险感到三生有幸。而比起一线猫耳洞的战士们, 我们这点危险又算什么呢?

夜拜陵园。麻栗坡县城西北三公里处, 有一座作战牺牲官兵的烈士陵园。960 块墓碑远远望去, 一如我们的战士整齐列队,接受祖国的检阅。1988 年中秋节晚上, 我和报社吴永寿、吕万一, 师宣传队马诤、李林相约, 带上水果、香烟到陵园去拜谒烈士们。一个星期前, 我曾在白天陪同《战旗报》王民平去过那里。为什么选择今天晚上去? 一则白天战区管理很严, 纠察抓住就麻烦了; 二则晚上工作不多, 不用担心师领导随时找我们; 三则中秋节去看看牺牲的战友, 寄托我们的哀思; 四则听当地老百姓谣传, 陵园里半夜能听到烈士们的歌声、口令声, 我们要去辨辨真伪, 也锻炼一下胆量。到陵园门口, 我们向守陵老人说明来意, 他很感动, 说你们自己去吧, 时间莫待久了。我们先去看望了付孔良烈士, 然后在月光下坐下来, 各自谈着感想。说到动情处, 我们都掉了眼泪。是啊, 边地月寒, 烈士们远离故乡, 远离亲人, 他们孤单哪!

就在我们起身下山时, 发现左侧山坳的一座陵墓前, 有一星红红的光亮忽闪着。我们觉得奇怪, 壮着胆子走去, 发现有一个人坐在墓前, 嘴里还在喃喃地念叨着什么。一打听, 才知道他来自河北, 儿子牺牲后埋在这里。他说: “孩子死的时候才17 岁,在家时胆子很小。他妈说过中秋节了, 让我来陪陪他, 顺便给他捎了一袋河北鸭梨, 他只喜欢这个。” 我们禁不住泪水长流, 劝河北大叔回县城去过夜, 他说: “不啦, 我借了一件大衣, 今晚就在这陪儿子一晚上, 明天就回河北了。”

望着天上那轮时隐时显的圆月, 我知道今天是万家团圆的日子。但此刻, 我们要镇守边关, 要随时为国捐躯, 现在还不是团圆的时候。而对于那些牺牲的烈士们来说, 他们母亲心上的那轮月亮将永远残缺, 再也没有团圆的时候了。

病倒战地厕所。我们师在老山轮战两年, 我待了一年半时间。这期间, 我作为《南疆战报》社长, 要负责每10 天一期的报纸及时出版、发行。作为师政治部秘书科副科长, 大量的内部材料要参与撰写。作为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要努力创作一些反映战区生活的作品献给社会。几重任务, 缺一不可。因此, 我要主动寻找机会, 跑一线, 下阵地, 很多猫耳洞我都钻过, 很多前沿官兵都成了我的朋友。那些日子, 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可以写的东西太多, 也总觉得自己的脑子笨、笔太拙。好在战地生活本身丰富多彩, 每一个边关军人都是一本好书。我们的报纸越办越好, 成了一线官兵的首选读物, 军内外报刊转载我们《南疆战报》的稿件也越来越多, 总政原文化部部长李瑛在给我的来信中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和赞扬。我参与起草的电报、经验、总结等材料多次被军区转发, 撰写的论文《解析“攻心为上” 》在全军获奖, 集团军为此予以嘉奖一次。我先后发表了一批散文、报告文学作品, 有的在全国获奖, 三部电视专题片在中央电视台以及四川、云南、重庆电视台播出, 发表了电视文学剧本《伞莲花》,拍摄了上下集电视剧《难忘的橡胶林》, 中篇报告文学《黑豹三号行动》获得广大读者好评。

就在我春风得意、决心大干一场的时候, 突然病倒了。那天早上, 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上战地厕所, 发现便血了, 一时大汗淋淋, 浑身乏力, 起身走到厕所门口, 一头栽倒在地昏了过去。师医院的孙医生发现后, 立即把我背进病房, 输液、输血, 一阵紧张抢救, 我终于又睁眼看到了战区熟悉的环境。段政委来看我, 说我是累垮的; 政治部首长对我说: “我们研究了, 准备给你挂二等功(战后兑现)。” 作战结束后, 我的胸前果然戴上了一枚银光闪烁的二等功奖章! 这可是战功啊, 我一生一世都特别看重它!

科长当年三十三

1989 年10 月30 日。南疆。

英雄红军师奉中央军委命令, 最后一批撤离坚守两年的防御战场。大山之巅, 岫岚轻袅, 雾若雪纱, 呛人的硝烟已经缓缓散去, 绿色的植被开始轻轻地覆盖战争的伤疤。

经过五天旅程, 军列长啸着, 抵达聂帅故乡江津站。人们沉浸在“迎头花雨洒空前, 人民英雄万斯年” 的感慨之中。我则在想, 江津是长江边上的一个水码头, 与银晓河连为一体了, 我的生命也与江津连为一体了。

忠孝难双全。部队回撤后, 师决定实施两个月封闭式管理,即使家在20 多公里外的重庆, 也一律不准回去。我很想念父母妻儿, 尤其思念母亲。她才60 岁, 但她患有诸多严重疾病, 这是一生操劳留下的顽疾。我们还在老山时, 爱人多次在电话中告诉我, 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 要我创造机会回重庆陪陪母亲。这近乎痴人说梦, 我们在前线, 在生死较量的战场。尽管我是母亲唯一的儿子, 但也不能陪伴母亲左右, 侍奉一碗药汤。母亲是达理之人, 她知道她的儿子现在最应该在的位置和做着最应该做的事情。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介绍陕西出的一种新药, 对治疗母亲的血小板减少有奇效, 便邮购了三个疗程, 盼望在母亲身上产生良好的效应。母亲在电话中说, 吃了儿子买的药, 毛病好了一大半。我知道, 这多是心理上的。只要她唯一的儿子毫发无损地从老山战场回来了, 比她吃什么特效药都管用。

眼看春节将到, 师里安排走访地方。我陪邹云华副师长带宣传队到红阳厂慰问, 受到对方的热情欢迎。当时江津轮渡没有夜航, 我们晚上演出之后只好住在红阳厂招待所。正准备睡觉, 接到政治部值班室几经辗转的电话, 告诉我母亲病危, 让我立刻回家。我坐上邹副师长的吉普车, 急急火火直奔重庆。翻过歌乐山, 重庆市区灯火通明, 而我透过镜片看去, 每一朵灯光都像一只花圈。

母亲永远离我而去了, 是突发脑溢血夺去了她的生命。爱人说, 给母亲换衣服时, 发现我的二等功通知书和街道发的50 元奖金还揣在妈妈的身上。我扑在母亲怀里, 禁不住失声痛哭, 辛酸的、幸福的往事在我脑海中一幕幕翻卷。那片青杠林、那座双凤山、那条银晓河……到处都能听到你呼唤儿子回家吃饭的声音。今天呢?眼看还有两天就是春节了, 你竟毫无声息地躺下了, 从此我再也没有妈妈了。你那刚念小学一年级的孙子柳岸用双手抚摸着你冰冷但极慈祥的脸, 一遍一遍地哭述道: “婆婆啊,今后哪个给我做饭呢?”

母亲迁来重庆后再没回过老家。14 年时间里, 她时常念叨着她的故乡, 怀念她熟悉的亲人。我将母亲的骨灰送回老家安葬,也算了却她的一片夙愿。在母亲的墓碑上, 镌刻了一首我献给母亲的小诗:

常忆少时万千事,

慈母唤儿声声高。

情长恩深不图报,

人间最是妈妈好。

每年春节, 我都要带上妻儿回老家陪一陪母亲的亡灵, 拔一拔坟头的荒草, 擦一擦沾上泥灰的墓碑。每次伫立在母亲坟前,仿佛都能听到她轻轻的嘱告: “儿啊! 你要好好做事, 好好做人。

不论你走多远, 你的前胸后背都映着妈妈这双眼睛。”

年年先进科。1990 年4 月初, 师党委决定我代理组织科长,因为我当时任正营职不满两年, 直到当年10 月才下了副团职组织科长任命。负责组织科工作五年间, 我抱定一个信念, 让组织科始终成为师机关的先进科, 各项工作都要做得有声有色、出类拔萃。抓“两校一团共学雷锋、共育新人” 活动, 军区在我师召开现场会, 团中央、总政治部给予高度肯定; 抓党委支部建设,我们逐团过、重点帮, 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 为师党委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师领导在多次会议上对我们提出表扬; 抓政工干部培训, 组织科一马当先, 做方案、搞活动、抓辅导、写总结, 年年有新意, 年年有发展; 抓先进典型, 我们每年都要组织一批典型单位和个人巡回宣讲, 给部队树立了学习的标杆。同时牵头总结表彰了唐代平、梁强的事迹, 在军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抓文字材料, 不论领导讲话、情况报告还是经验总结、研究文章, 我们每一篇都认真对待, 从不草率应付, 每年都有不少材料被上级转发或刊用。我要求组织科每个同志都要写报道, 自己做的工作自己写, 每年都要上很多新闻稿件, 每年都是师的新闻报道先进集体。五年时间里, 组织科在年终总结时, 都被师评为先进科。而每次要奖励我个人时, 我总是请求首长把奖励给其他同志。因为我们主管奖励工作, 必须有这样的风格。再说, 我已经有过二等功、三等功, 不给奖励照样努力工作。一个人从本质上讲, 往往都喜欢听好话、受表扬, 但在某些情况下, 在特定环境中, 获得未必就是好事, 放弃也不失为一种智慧。

情注选才育人。我知道, 要使组织科永远处于先进行列, 必须有一个素质过硬的人才群体作支撑, 要做到个体优化进而实现整体优化, 首先应当选准人才。师和部的领导非常开明, 放手让我们自己去挑选, 结果是令人欣慰的。刘诚、邢祖元、黄国林、时天聃、陈启琳、史友国……他们都是我当组织科长时选调来的, 现在都成了领导干部, 都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当时, 组织科有一个新进来的干事, 干工作马马虎虎, 材料写不好, 业务素质差, 而看足球可以通宵达旦, 踢足球可以整天撒欢。我和正营职干事靳涛约定, 用一个星期时间, 上午靳干事跟他谈, 下午我跟他谈, 晚饭后逼他和我们一块在办公室学习, 终于使他认识了问题, 知耻后勇, 奋起直追, 现在这位同志也是正团职军官了。为了把全师组工干部队伍搞坚强, 我们组织科每年都搞业务培训、函授作业、以会代训, 每次下部队, 都注意和组织股的同志交流学习、思想和业务工作情况, 讨论材料和写材料时都坚持带上他们, 使之进步很快, 他们后来的发展都很好。

我到师里任副政委时, 发现除我任过团政委的109 团外, 其余四个团的政委、主任都是我当组织科长时组织战线上的老部属, 心里特别慰藉, 一股新的成就感油然而生。我想, 这也算得上是对红军师的一份贡献吧? 不论他们今后发展到什么程度, 不论他们是否还曾记得起我, 只要我曾在他们身上花过心血, 只要他们能够不断成长进步, 这就够了, 足够了!

南京“充电”。1993 年, 《解放军报》发起“双拥征文大奖赛” 活动, 我写了一篇名叫《船工道情》的特写, 结果被评为一等奖。1994 年1 月在苏州开完颁奖大会后, 我从南京机场登机返回重庆。那些天南京正下大雪, 冷得让人心烦意乱。我在心里说, 这地方, 以后再也不要来了。谁知春节刚过, 段树春政委就告诉我, 师党委研究了, 你今年到南京学习一年, 这叫中培, 以后提升必须具备这个条件。

时隔一个月, 我再返南京, 雪还没化, 天照样冷, 我们的学习生活开始了。国际关系、市场经济理论、军队政治工作……这些诱惑力极强的课程, 使我如醉如痴; 参观华西村、走访南京军区“迎外旅”、见学“硬六连”, 更使我大开眼界。我十分珍惜一年的学习机会, 很多同学利用节假日跑上海、去杭州、爬黄山,我一则懒动, 二则想多看看书, 写点东西。一年下来, 我的各科成绩都很好, 还读了大量的书籍, 记录了11 本笔记, 发表了三篇论文和一篇小说。毕业时, 学院给我记了嘉奖, 作出了“提职使用” 的鉴定。

带着新学的知识, 也带着对未来的憧憬, 更带着建设部队的雄心壮志, 我兴高采烈地返回了江津, 走上了师政治部副主任的领导岗位。年底, 又郑重地向师党委请求, 把我平职交流到团政委的位置上, 我想当主官, 我要试一试自己率领一个团队的本领。

1996 年4 月1 日, 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九龙、政委张志坚发布命令, 任命我为109 团政治委员。天哪! 真去当政委了, 那可是红军团啊! 我行吗?

龙腾军威

109 团是红军团, 红军团在铜梁, 铜梁是远近闻名的龙乡。

在祖先的梦幻里, 龙是安宁与吉祥, 龙是幸福与希望。它伴随着一个伟大民族的艰难脚步, 从蒙昧走进文明, 从神坛走向民间。

从此, 龙与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联在一起, 与华夏民族灿烂的文化联在一起, 与华夏民族创造未来的拼搏精神联在一起。龙在中华大地上永远飞动, 永远年轻, 永远激励和召引人们奋勇向前!

发掘“富矿”。红军团诞生在烽火硝烟的黄麻起义, 至今仍保留一个完整的红军团机关和16 个红军连队, 在全军都是极为罕见的。几十年革命斗争历史, 转战大半个中国, 打过无数硬仗恶仗, 产生过104 名将军, 为中华民族立下过不朽功勋。这是一座可供后人用之不竭的富矿啊! 你无法想见在这样的红军团、百将团担任主官有多么荣幸!

到任不久, 我决心打好“红军团” 这张王牌, 努力发掘“红军团” 这座富矿, 以此来凝聚官兵、激励人心。很快, 我们编写出版了团史第二、三卷, 编印了红军团纪念画册, 制作了“红军团” “百将团” 两面红旗和纪念碑, 花50 万元修缮了团史馆, 各连也建起了连史室、荣誉碑。我多次向军区和军师报告并最终被批准将红军团的诞生时期恢复到了1927 年11 月13 日。把红军团团歌唱起来, 把红军团团旗打起来, 成了红军团的一道特殊风景。我随之提出在全团开展“熟悉团队历史, 熟悉光荣传统, 熟悉英雄模范, 熟悉著名战例, 熟悉自我职责” 的“五熟悉” 活动, 成了广大官兵的自觉行动。“团兴我荣, 团衰我耻”, 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 为“红军团” 增辉, 为“百将团” 添彩, 是官兵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集团军邱政委到任后第四天就赶到我们团, 听取汇报后称赞道: “你们用红军团的荣誉来凝聚人心, 抓住了关键。这是你们独有的品牌, 要利用好, 充分发挥品牌的作用; 要发扬好, 确保品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我听了心里乐滋滋的, 心想这第一炮可是打响了, 往后呢? 晚上, 邱政委参观团的文化活动中心, 我们请他唱一首歌, 他说就唱《把根留住》吧! 一曲终了, 我在心底说: “首长呃, 你这良苦用心我明白了。

我会扎根红军团, 建设好红军团, 你就放心吧!”

身正如令。一个领导干部, 特别是一个单位的主官, 只有树立良好的自身形象, 才具有无穷的感召力。在红军团整整当了五年政委, 我一直很注重自身的良好形象, 用无声的命令去影响和带动全团官兵。到团工作后, 我连续三个月没回一次重庆的家。

每到双休日, 我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时机, 到基层连队去, 熟悉所有干部, 熟悉每个连队。我不能拖延这个过程, 我要尽快缩短它, 尽快掌握工作主动权。当年, 我儿子刚从小学被保送进省重点中学18 中, 由于缺乏家庭管束, 他的成绩急剧下降。老父亲和我爱人都埋怨我、指责我, 我也感到深深的内疚, 觉得很对不起孩子。在给儿子的信中, 我向他表示了歉意, 儿子似乎一下懂事了, 从此发奋读书, 成绩一直不错, 终于以高出重点本科录取分数线很多的优异成绩被重庆大学录取。为了安心部队工作, 我回家同爱人商量, 把她从重庆调往铜梁工作。爱人开始想不通,后来愉快地走出大城市, 来到渝西铜梁工作, 我也能够集中精力投入团队建设了。师团的领导们劝我说: “出来容易回去难, 你要三思而行啊!” 我只是淡淡一笑。牺牲奉献, 这是军人的本分。

我父亲在1995 年患过脑溢血, 经全力抢救恢复了健康, 但1996年夏天复发脑溢血, 我只能请人到重庆大坪医院照顾, 父亲住院一个星期后, 我才借到师开会时顺道回重庆看望他。父亲是老党员、老干部, 一直非常支持我的工作, 他用不太流利的语言催我回到团里, 说我带一个团不容易, 不要分心。现在想起来, 既很愧疚也很感动。知子莫如父, 知父莫如子, 当晚我便赶回了团里。五年中, 我带头交纳伙食费、房租水电费; 慎交朋友, 从不进非健康娱乐场所; 不论光缆施工还是野外拉练, 都坚持站排头, 和基层官兵一样严格要求; 遇到请客送礼, 通常是先拒绝,再说服教育, 对反复上门送礼者, 则严肃批评, 有时也一顿臭骂。我在全团干部大会上多次讲过, 干好本职工作是对领导最大的尊重, 一个人的进步全靠自身素质, 希望大家自重, 也从政治上真正关心我, 千万不要害我再回双凤山下挖红苕。我始终觉得, 一个团的主要领导, 要犯错误是很容易的。你收了下级的礼, 下级就会看低你的人格, 你收了地方老板的礼, 他就会看低军队的形象。而最终倒霉的, 还是你自己。价值观决定人生观。

在“富得只剩钱” 和“穷得拥有天” 之间, 我始终选择后者。

我十分欣慰的是, 干了五年主官, 每年上级来考核班子, 全团官兵对我的自身形象是肯定的、赞颂的, 我也因此享有很高的威望。虽然批评、处分过一些干部, 虽然时显粗暴, 得罪过部分同志, 但上级从没有收到过一封对我的告状信。“达到这个地步,没有很好的形象, 恐怕是非常困难的。” 这是一位上级首长与我谈话时讲到的。

房地产互换达双赢。109 团营房破旧、驻地分散、管理不便,这是上上下下的共同感觉。有两个笑话为证: 一是城关一小组织学生参观部队营区, 几百师生浩浩荡荡来到位于县城中心的二、三营, 老师手指破烂不堪的士兵宿舍, 用半导体喇叭讲: “同学们, 你们看, 这就是红军团, 这就是解放军叔叔们住的地方, 你们说, 叔叔们的被子为什么叠得那么好啊?” 一个小男生举手回答: “是天花板掉下来压的。” 好多师生都笑了, 而我们陪同的官兵抬头看看那残缺不全的房顶灰板, 心里却酸酸的。二是有一年, 老军长闫守庆到团里检查工作, 发现街上来来往往很多兵。

首长生气了, 叫过来虎着脸一顿批评。虽然有的是取报纸, 有的是到团里开会, 但战士们还是立正站好, 听首长的训导。老军长有个特点, 他批评人或是听汇报时总爱闭上双眼, 把头昂着偏向一边。他还在谆谆地教诲, 还在狠狠地批评。这时, 他老伴冲几个吓得发抖的战士直努嘴, 示意他们快跑。过了一会儿, 军长的老伴才说: “你还在念什么经哟, 赶快上车走吧, 孩子们早就跑光了。” 军长知道, 这一定是他老伴干的“好事”。

我到红军团的时候, 军地双方正有意互换房地产。县委温永高书记告诉我, 县里规划扩大城市规模, 改造旧城面貌, 但部队三个营的营区戳在中间, 确实影响城市拓展, 也确实影响城市观瞻。我和其他团领导也想, 我们多年来住的老旧营房, 部队又拿不出钱来新建或维修, 如果双方互换房地产, 倒不失为一个改善团队硬环境的机会。几次试探性的谈判下来, 虽然都认为是一个实现“双赢” 的好事, 但涉及军产, 这个“高压线” 敢碰吗?

借军地党委中心组共同学理论的时机, 我们一起重温了小平同志“发展才是硬道理” “大胆地试” “错了来过” 等重要论述,心里逐渐亮堂, 大胆向各自的上级报告了置换方案, 没曾想上级一路绿灯, 很快得到批准。我们将城中心的二、三营和炮营的地盘交给地方, 县里则在团部边上划地130 亩, 出资2 500 万, 为团里新建20 500 平方米营房。同时, 军区又拨款1 200 万, 要求团里把一营也进行重新修建。新营区建设的紧张日子中, 我们一班人和基层官兵一样, 几乎没休过一个双休日。为节约经费, 我们自己动手, 挖土方、拣石块、修道路、搞绿化…… 有半年时间, 团里就我一个主官, 我晚上也住在施工现场, 生怕工程有半点闪失。不到一年光景, 全团都住进了新营房。在落成典礼上,总后首长称赞这是“开全军先河的创举”, 重庆市主要领导说“这是双拥共建的一朵奇葩”, 人民群众说“这是军队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的重大举措”, 战士们说“这是地方拥军最实际的行动”。

我和县委县政府的领导说, 我们实现了双赢, 这是革命理论指导工作实践的重大成果。那一年, 铜梁县首次被评为全国双拥模范城, 红军团也成了各级首长、机关注目的重点。

三年三大步。借东风, 鼓干劲, 创先进。全团官兵意气风发, 信心倍增。1997 年半年工作总结时, 我在党委会上讲: “现在是红军团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了, 我们要坚决落实江主席的号召‘继承红军传统, 建设一流部队’, 让红军团走出军区, 走向全军, 这是上下左右的一致希望, 也应当成为我们的奋斗目标。”

随之, 团党委着手制定“三年发展规划”, 开始勾画红军团创一流的蓝图。

正当我们幸福地憧憬美好明天的时候, “7·18” 案件发生了。两名战士在休假期间违犯法律, 被判处徒刑。我的心从沸点降到了冰点, 深感有愧于前辈的重托, 对不起组织的信任。痛定思痛后, 我们举一反三找问题、查原因、订措施、抓落实, 我们组织全团各级主官庄严宣誓, 决心背水一战, 知耻而后勇, 硬件软件一起上, 誓死也把红军团建设好。

三年规划颁布了, 全团官兵的热血沸腾了。团党委提出“全面建设, 整体提高, 赶超十八团, 奋力展新貌” 的口号, 化为了全团官兵的自觉行动。抓部队教育, 我们讲究授课艺术, 追求学习质量。我提出教育也要“打假”,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 应付差事。军区、军师年年到我们团搞试点先行, 每次都给全区部队提供了教育经验。我们注重发挥经常性思想工作和“部队、社会、家庭” 三位一体的教育作用, 团里还发起“读书是成才的阶梯”

活动, 建起了藏书四万册的图书馆, 受到总政周子玉副主任的连声称赞, 在潜移默化中强固了官兵的精神支柱。我提议办的报纸《家书》受到广大官兵和他们的亲属一致好评, 总政和军区首长来团视察时都爱翻阅它, 无不连连称赞。抓军事训练, 我们注重打基础, 注重抓军官, 注重练合成, 每次在上级组织的军事大比武活动中力拔头筹。到大竹组织实兵演习, 注意全面摔打部队,回撤时步行拉练一星期返回营区, 受到军师肯定。上级组织军事训练考核, 我们连年获得全优成绩, 连年被军区评为训练一级团。抓各项重大任务, 我们发扬红军团敢于拼搏的顽强战斗精神, 每年光缆施工几乎都是最艰巨的路段, 都是最长的距离, 都是在城区周围, 但每次都高标准提前完成任务, 年年被评为优质工程。1998 年8 月21 日参加涪江抗洪抢险, 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冲在前头, 全团官兵不怕牺牲, 保护了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1999 年国庆50 周年大典, 我作为重庆市进京舞龙表演的副总领队, 带领全团225 名经过半年专门培训的官兵, 代表重庆市奔赴北京执行国庆群众游行表演任务, 九条50 米长的金色巨龙腾飞着舞过天安门前, 全世界为之瞩目。我们被首都国庆指挥部表彰为“五好表演单位”, 为重庆市争了光。抓后勤装备建设, 团里办起塑料大棚和养猪场、养鸡场, 优化生活服务中心功能, 严格落实装备管理责任制, 军师先后在团里召开现场会予以推广, 团和我个人也获得了集团军表彰。抓行政管理, 我们突出干部、突出后进战士、突出小散远单位, 始终把安全无事故作为团队建设的底线, 作为“保底工程”, 团队连续被军师评为安全团。抓人才培养, 我们坚持公平公正、任人唯贤, 五年中有16名同志成长为师团干部。为确保后继有人, 在军、师支持下, 我们让优秀的两名正连职干部越职提升为正营职, 有的同志三年晋升三职, 形成了良性的用人导向。

1998 年底, 我们团被集团军评为全面建设先进单位, 我荣立了三等功; 1999 年, 我们团被军区评为全面建设先进单位, 我被军区评为“优秀团主官”, 又立三等功; 2000 年, 我们团被解放军“四总部” 联合表彰为全军全面建设先进单位, 我再立三等功。1998 年4 月14 日, 江总书记视察了在集团军大院执勤的我团六连, 我从攀枝花光缆施工现场赶回后, 受到江主席接见, 他给予了我们充分的肯定和极大的勉励。2001 年3 月, 军委迟浩田副主席视察我团后, 异常兴奋, 竖起大拇指称赞我红军团不愧为一流部队。师党委作出了“远学炮兵十八团, 近学109 团” 的决定, 号召全师部队向我红军团看齐, 推进部队全面建设。

忍辱负重, 自加压力, 艰苦奋斗, 我们终于走出低谷, 实现了三年规划制定的目标。那是我生命中最辉煌的一段华章, 也是我最艰苦、最惊心动魄的奋斗历程。每每回想起来, 我总是百感交集, 泪自流淌。一位军区首长曾两次动情地对集团军领导讲:“红军团这几年的变化是惊人的。杨伟智同志参与了团队打翻身仗的全过程, 的确功不可没。他是一个干事业的人, 我们不能忘了人家。”

看了军机关同志电传给我的首长讲话原稿, 我的内心惶惑不安。这是众人拾柴的结果啊! 一个人纵然浑身是铁, 又能打出几颗小钉?

红军团啊! 我无数次在心底祝福: 愿你一路前行, 一路领先! 你驻守龙乡, 愿你像金龙腾飞, 昂首向前! 无论我走到哪里, 我的荣辱我的血脉将与你紧紧维系在一起, 我会想你爱你百年千年!

副职同样有作为

2001 年4 月12 日, 成都军区司令员廖锡龙、政委杨德清签署命令, 任命我为步兵第37 师副政委。同时, 时任军委主席也发布命令, 授予我陆军大校军衔, 13 集团军党委批准我为37 师党委常委, 师纪委书记。是时, 我正以红军团政委名义参加军里组织的理论读书班, 在开班仪式上, 集团军邱政委宣布了我的任职命令, 并说, 负责带队参加读书班的郭副师长午饭后就可以回去了, 交由杨伟智副政委负责带队。就这样, 我在转眼间便完成了从团到师、从主官到副职、从铜梁到江津的转变。

埋头拉“边套”。副职对主官负责, 为我军条例所明确要求。

一位老首长在总结当副职的体会时讲过三句话“拉边套、使正劲, 不越位、补窟窿, 不诿过、不争功”, 形象地显示了一个副职领导的人格和官品。到师里工作不久, 我很快适应了角色, 副职服从主官, 个体服从整体, 个性服从党性, 竭力做好本职工作。主管全师双拥共建工作, 我及时向主官进言, 主动找地方沟通, 师暨各团驻地连续被评为国家级双拥模范城; 担任师计生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 我把教育预防放在首位, 严格落实责任制,狠抓“两室” 硬件建设, 师被军区评为计生工作先进单位, 全军计生办刘主任检查工作时给予了很高评价; 主抓应急工作和机关干部岗位成才考评, 我以对红军师高度负责的态度, 积极落实党委的决心和主官的要求, 均取得明显成效, 上级转发了我们的经验; 负责师的接待审批, 我坚持规范制度, 严格标准, 接待经费始终控制在预算之内, 两位主官多次表示满意。有的团发生了案件, 我中断休假主动请缨前去调查处理并组织部队集中整顿, 积极为主官分忧, 为部队解难。涉及地方和部队之间的一些棘手问题, 总是不用主官交代, 不推不避, 敢于上前, 每次都能妥善地协调好矛盾, 受到主官称赞, 维护了部队尊严, 密切了同地方的关系。开县发生井喷事故, 我不顾儿子刚动阑尾切除手术, 主动要求带部队前往抢险, 圆满完成了任务, 被上级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

师党委多年来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就是每年由师党委常委分工负责一个团的全面建设。三年来, 我先后对炮兵团、高炮团, 111 团实施过重点帮带, 三个团都有明显进步, 有的当年还被上级表彰为先进团。在帮带过程中, 我积极贯彻党委的决议和主官的意志, 团队尝到了甜头, 我个人也受到官兵爱戴, 还交了一大批基层的官兵朋友。每年春节, 都要接到一大堆来自基层官兵的贺年卡和贺年短信息。看着一句句由衷的祝福,我的心像灌满了蜜。

代政委。到师工作的第二年, 郑道光政委要去国防大学培训一年。之前, 集团军邱政委到师里主持会议, 宣布在道光同志住学期间, 由我代理政委。我确实没有一点思想准备, 顿感诚惶诚恐, 但也没有不知所措。眼望着邱政委、王师长、郑政委信任的目光和笑脸, 我讲了不到十分钟的话, 无非是感谢组织信任, 表示工作决心。同时, 我也颇感受宠若惊, 但绝没有得意忘形。我知道, 这并没有什么, 它只是一种责任, 一种认同意义的象征。

主官不在时由副职代行主官职责, 这是我军操典上的规定。因此, 我在内心说道, 人们啊, 你的眼神真诚些, 笑脸自然些吧!

你要相信, 我永远是一个选择低姿匍匐的人。

就在那个星期天, 我响应师党委的号召, 第一个带头下到高炮团37 炮营三连当兵, 真正地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训练。

战士们开始有些敬畏, 晚上睡觉都不敢翻身。时间一长, 彼此熟识了, 特别是知道我20 年前当过37 炮连指导员后, 都愿和我谈天吹牛。我给他们讲课, 大家都喜欢听; 我教给的那首名叫《脚印》的歌曲, 战士们至今传唱, 并从中悟出了一些人生道理; 我送给连队的100 本小说, 是我的藏书, 三连官兵感激不尽。一个月的下连当兵, 我重温了士兵生活, 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了基层官兵, 进一步明确了领导干部和机关抓基层的责任和要领。特别是部队热火朝天、蓬蓬勃勃的建设局面和官兵们吃苦耐劳、生龙活虎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无时不在感染着我, 净化着我的灵魂。

那一年, 师的大事特别多, 现场会特别多, 上级来人特别多, 我协助师长一件一件抓落实, 都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军区布置的“五个模范” 教育、111 团高驻高训、炮兵团和师教导队的硬环境建设, 等等, 都抓得比较出色, 都受到了上级肯定。利用每次下团的时机, 我还同各团的常委逐个谈话, 交流工作方法,交流思想感情, 受到同志们的热情欢迎。世平师长放手让我大胆负责地工作, 班子其他成员也能够认真地服从和配合, 军首长及时地指点迷津, 郑政委时常在电话中教我方法, 为我履行好代政委职责提供了极好的条件。我在为红军师贡献才智的同时, 自身也受到了难得的锻炼, 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因此, 在我心之一角, 将永久留下对他们无限感激的空间。

纪委下访。刚当师副政委时, 集团军政治部领导对我说:“37 师是一支老部队, 历来以凝聚力、向心力强著称, 但近年来告状信不断, 影响很不好。” 他要求我作为师纪委书记, 要在部队风气建设上多花些心思。他的话很对。红军师是一个团结的整体, 无中生有的诬告只能涣散人心, 的确不成体统, 如果任其不良发展, 势必影响部队全面建设, 是该下番功夫整治了。人们常说, 风气也是一所大学校啊!

在加大对违纪问题和恶意诬告查处力度的同时, 我决定师纪委每季度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下访活动, 以此拓宽工作路子,倾听基层呼声, 纯正部队风气。这种变被动为主动、变查处为服务、变上访为下访的工作方法, 受到基层官兵的普遍欢迎。坚持两年多的结果看, 全师告状信和受处分党员数分别下降了40%和80%, 部队风气明显好转, 集团军纪委推广了我们的做法, 军区纪委和军委纪委肯定了我们的经验。在此基础上, 各团建立了常委接待日制度, 设立了“连心箱” 和“连心卡”, 使民主渠道更加畅通, 为党委决策提供了依据。

在“下访” 中, 很多基层军官多次反映家属就业难的问题,我们向师党委汇报, 建议在营区开办服务网点, 既方便基层官兵, 又解决家属就业, 师很快建起一批营区服务网点, 安置随军家属96 名, 每人每月500 元以上工资, 并依托地方办理了劳动关系托管和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上级称赞我们这是“上为国家分忧、下为官兵解难” 的好做法, 军区政治部、联勤部联合发出通知, 介绍了我们办网点的情况, 要求全区部队学习我们的先进经验。

有人说, 纪委没事做, 副职不好干。我的实践告诉我, 不论做什么事情, 只要用心, 就能出彩, 就会干得有声有色。我深深感到, 当副职, 要使“正劲”, 使大劲; 当副职, 要站在主官角度思考问题, 摆正位置埋头巧干; 当副职, 要甘为“砂金”, 功不争过不诿。总之, 当副职更考验人, 当副职同样责任重大, 同样大可作为。

抉择。光阴在让人无所知觉中匆匆流逝, 我在人民军队整整工作了30 年。从大西南到大东北, 从大兴安岭到老山脚下, 我由一个青年战士成长为一名作战部队的师职领导干部。我不否认自己努力奋斗过, 但我更感激党组织的培养和各位首长的关怀。

没有他们, 我自己算什么呢?

当我猛然发现自己47 岁的时候, 我开始了内心的痛苦抉择。

如果继续留在部队, 虽然稳定, 甚至可以干一辈子, 但我于心不甘。人生总该丰富多彩些, 而我从未接触过地方工作, 今后会是一个缺憾。

放弃也是一种智慧。我已经有了部队经历, 那就放弃它吧,重新面对新的考验。于是, 春节期间, 我认真学习了中央和军委的有关文件, 征询了一些同志的意见, 毅然决定申请转业地方工作。当很多同志知道我的决定后, 他们几乎异口同声两个字:“聪明!” 我心里明白, 这两个字的内涵太多了。而我不愿去细想, 只当是人们于我的夸奖, 或者是军队给我的最后一次表彰。

在师党委民主生活会上, 集团军邱政委说我对部队做出过突出贡献, 一到红军团, 就会想起你杨伟智, 并表示会全力把我的工作安排好, 使我悬起的心感到了一种依靠。权政委两次跑重庆市委组织部, 王师长在住学临行前也关注我的工作安置, 让我特别感动, 更加增添了我对今后人生的坚定信心。

写这篇文字的时候, 组织上同意我转业的通知经总政批复已到了师里, 我平静地看着它; 同样写这篇文字的时候, 我不时抬头看看衣架上的军装, 我的眼里总是蓄满了泪水。我心里早已明白, 世界是残缺的, 美是残缺的, 世界上永远没有圆满。

从今往后, 我要从真正意义上回到故乡、建设故乡了。我深信, 只要心到情到, 插根筷子也能长出竹子来! 我对自己充满信心, 我的生命会更加充实, 前景会一样光明, 人生会依旧多姿多彩。

写到这里, 我突然想起《沙恭达罗》中有这样两行诗句:你无论走得多远也不会走出我的心,午后的树影拖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

2004 年4 月写于江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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