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埃弗里消失在爱尔兰夜幕中时，即将创造海盗黄金年代的男子汉，还是小男孩或年纪尚轻的少年。那些后来成为名副其实的海盗的人，我们对他们的早年生涯所知不多。

大多数十七世纪晚期的英格兰人，没有留下多少他们在这世上的记录。一个安分守己的诚实平民，他的出生、婚姻与死亡，也许会被牧师记录在地方教区教堂的登记册上。如果他们幸运地拥有自己的财产，也许还会留下列出所有物的遗嘱，以及那些东西留给谁。如果这个人曾犯过罪，或曾是受害者，相关记录会多一些，尤其是如果案子曾开庭审理的话。其实，我们对海盗的认识，大多来自证词、开庭记录，以及其他存在于大不列颠、西班牙，以及两国在新世界前殖民地的法律记录。换句话说，海盗在变成海盗前，并没有留下多少历史资料。

海上侠盗罗宾汉？

山谬·贝勒米这个后来自称为“海上罗宾汉”（Robin Hood of the seas）的人，一六八九年三月十八日生于英格兰德文郡席堤兰（Hittisleigh，Devon），很可能是史蒂芬与伊丽莎白·潘恩·贝勒米（Stephen and Elizabeth Pain Bellamy）的孩子。如果真是如此，他是家中五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最大的哥哥在他出生五年之前、尚在襁褓时期就夭折了。[1]由于他是家中唯一幸存的男孩，最后继承了家中大概值不了多少钱的房产。席堤兰是一个“极简”的地方，只有几栋小屋散在空无一物的达特穆尔荒原（Dartmoor）北侧山丘，也就是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的福尔摩斯小说《巴斯克维尔的猎犬》（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发生地。当地泥土是坚硬的黏质土，要犁田或排水都很困难，居民费尽心力种植小麦、大麦与马铃薯。作家笛福曾于一七二○年代报道这一区的土壤“天生贫瘠”，“对健康非常不利，特别是对绵羊来说，更是如此。那些地带的绵羊数目不多，而且非常容易得会让羊只大量死亡的肝蛭病”。[2]那里的土“什么都长不出来，只有灯芯草或牛不能食用的某种粗糙酸质牧草”。[3]

贝勒米大概和许多男孩一样，一有机会就离开农田，逃离了当时正席卷英格兰乡村、越演越烈的社会与经济灾难。资本主义正逐渐替换掉旧有的中世纪体系，转换期的痛苦则由乡间农民承受。从一五○○年代开始，英格兰的地主开始驱逐自家土地上的农民，用现金买下他们的中古世纪租赁权（tenancy rights），或是直接拒绝续约。在整个英格兰，封建地主夺取了原本由地方村民共享的田野与牧场，他们以墙壁、围篱、树篱圈住村民的土地，然后纳入大型私人农场与羊场。“圈地运动”（enclosure movement）让封建地主变成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数百万原来可自给自足的农夫，则变成没有土地的贫民。[4]

英格兰的乡村生活因而变得越来越岌岌可危。失去土地的佃农再也无法饲养家畜，也就是说，他们再也无法生产自己的牛奶、奶酪、羊毛或肉类。由于必须付现金租金给地主，才能继续使用土地，以及住在自己的房屋里，大部分人被迫出租自己与孩子成为劳工。对一般佃农家庭来说，这意味着大量损失实质收入。光是一头牛一年产出的乳制品，就值一个成年男子一年的劳动工资。[5]一名游客观察后写道：“贫穷的佃农吃不起他们母鸡下的蛋，也吃不起长在他们树上的苹果与梨子……必须全部拿去卖钱。”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描写佃农（tenant farmer），比“有房子住的乞丐”好不了多少。[6]到贝勒米出生那年，全国约有一半人口，即三百万名英格兰人，是以勉可糊口的维生水平，或甚至低于这样的标准过活着，他们大多数住在乡村。[7]营养不良与疾病，在这一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英格兰人身上留下印记：与中层及上层阶级相比，乡村人士的身高平均低六英寸（十五点二四厘米），[8]寿命则不到他们的一半。[9]

大量乡村人口抛弃祖先的土地，跑到英格兰城镇讨生活。年轻的山谬·贝勒米可能也是其中一员。虽然我们不知道他跑过哪些地方，我们确实知道的是，他最终抵达英格兰的某一个港口。或许是埃弗里的事迹鼓舞了他，相关故事已经从埃弗里的家乡牛顿费勒斯（Newton Ferrers）传到德文，而这个地方离席堤兰只有三十英里。在他穿越荒野前往普利茅斯、再翻山越岭走向布里斯托尔，或是他踏上前往伦敦的漫漫长路、一路朝大海前进的同时，那些充满侠客冒险与富可敌国的美梦，或许曾在这个年轻人的脑海里回荡。

穷鬼、窃贼、绞刑台

日后有一天将挑战国王陛下一整支海上舰队的查尔斯·范恩，我们对他的生平知道得更少。一七二五年版的《海盗通史》里有一幅他的肖像，画家大概是就自己听说或读到的东西而刻出了那幅木版画，并不是亲眼见过范恩。画里的范恩戴着及肩假发，身穿军人式长外套，手里拿着剑，果断地指着画里看不见的某个东西。他身材中等，鹰钩鼻，脸上是只留了几天而已的稀疏山羊胡。历史没有记载他的出生地与童年，我们只能猜测他的出身。人们认为他是英格兰人，尽管他的名字暗示他可能有法国祖先。变成海盗之前，他曾在牙买加罗亚尔港（Port Royal）住过一段时间，但不是当地人。[10]他可能和贝勒米差不多年纪，两个人可能在差不多的时间到达海上。最可能的猜测是，范恩是伦敦人。历史学家马库斯·瑞迪克（Marcus Rediker）推测，在他的年代有近三分之一的海盗是伦敦人，贝勒米可能也是从伦敦出发的。[11]范恩成为海盗后，也曾一度宣称自己来自伦敦。

一七○○年时，伦敦掌控英格兰的程度是史上最高的。伦敦当时有五十五万居民，超过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而且是英格兰第二大城诺里奇（Norwich）的十五倍。在英格兰这个成长中的帝国里，该城市是它的贸易、商业、社交与政治中心，也是远远超过其他港口的最大港。[12]

这座城已经跃过原本的古城墙，延伸到威斯敏斯特村（village of Westminster）一带，也就是泰晤士河北方三英里、安妮女王（Queen Anne）居所与国会所在地，以及往下游直到皇家海军位于罗瑟希德（Rotherhithe）的造船厂。一六六六年伦敦大火之后，市中心被大规模重建，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的多处教堂尖顶，以及他最庞大的、半完工的圣保罗大教堂（St.Paul’s Cathedral）的圆顶，点缀着天际线。整齐的砖造建筑，立在整齐划一的石子街道上，取代了中古时期的弯曲小巷，以及不规则的木造房屋。街道上的商业兴盛，商人马车与沿街小贩手推车的轮子声，绅士车辆的马蹄声和送到市中心肉市屠宰的牛群羊群，各种声响就在这些鹅卵石子路上回荡。商店与摊贩不但成排出现在街道广场上，还跑到交通要道上，甚至堵住了伦敦桥（London Bridge）的交通，而它当时是泰晤士河唯一的桥梁。一位作家感叹，伦敦众多精致的教堂，“和商店、住家挤在一起，可能会让人觉得，这一区将因为贸易成长被掐住喉咙，以致无法呼吸”。[13]

泰晤士河这条伦敦城的主动脉，甚至比街上还拥挤。伦敦桥狭窄的拱桥之下，潮水如瀑布般涌入。桥的上游有数百名船夫划船载送乘客和货物，他们或上或下，或是横渡泰晤士河，河里流着五十万个尿桶装过的东西，以及成千上万被屠宰牲畜流出的鲜血及其内脏，还有猫、狗、马、老鼠的尸体，以及其他任何一切人们想丢掉的东西。[14]伦敦桥下游，数百艘或有时数千艘预备出航的船只等着载货卸货，它们时常三四艘并排，浮动的船桅森林延伸近一英里。[15]沿海的贸易单桅帆船从纽卡斯尔（Newcastle）载来煤炭，双桅或三桅船吐出波罗的海（Baltic）的木材、弗吉尼亚的烟草、牙买加与巴巴多斯（Barbados）的糖，以及新英格兰与纽芬兰（Newfoundland）的腌鳕鱼。更下游的地方，在大都市外缘的德特福德（Deptford）与罗瑟希德海军船厂，皇家海军的战舰正在待命，或等着整修或加强武装。

范恩与贝勒米要是真的到过伦敦，他们可能会跑到挤在海军船厂与伦敦桥之间的河边沃平（Wapping）一带。沃平是一片挤满破烂房屋与糟糕客栈的拥挤地区，几座码头、木材厂与仓库零星散布其中。这一地区挤在沼泽与河流之间，大家长久以来都称它为“泥浆上的沃平”（Wapping on the Ooze），[16]哪里都住不起的人才会住到这里来。

沃平及伦敦其他较贫穷的地区，生活肮脏又危险。寒冷、光线暗淡、摇晃的屋子里，人们常常是十五到二十个人同住一间房。垃圾没有统一集中处，尿桶里的东西直接往窗外倒，泼到底下街道所有的人和东西上。马粪与其他牲畜的粪便堆在大街上，动物尸体也一样。伦敦时常降下的雨带走了一些粪便，但也让教堂墓地的恶臭更令人难以忍受。穷人被埋在集体墓地里，一直要到墓穴全满后，才会用土盖起来。寒冷的天气也会带来空气污染，因为稀有的家庭暖气是用质量低劣的煤炭燃烧而成。[17]

疾病肆虐，每年有八千人移居伦敦，但涌入的人潮几乎赶不上死亡率。食物中毒与痢疾平均一年带走一千人的性命，另外还有超过八千条生命被热病与痉挛带走。麻疹与天花杀死一千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孩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早已被佝偻病与肠道寄生虫折磨得奄奄一息。[18]有四分之一到四分之三的婴儿在人生第一年就会死去，也只有不到一半的孩童能活到十六岁。[19]

街上满是无父无母的孩子。他们成为孤儿的原因有些是意外，有些是疾病，有些则是单纯被喂不饱他们的双亲遗弃在教堂台阶上。不堪负荷的教区人员，以四便士（零点一六英镑）一天的价格，把婴儿出租给乞丐当道具，并以一人二十或三十先令（一英镑至一点五英镑）的价格，让数百个五到八岁的孩子卖身七年。[20]扫烟囱的人买下这些幼小的孩子，命令他们爬下烟道替老板做清洁工作，有时下头的火还在烧。他们没有戴面罩，也没有穿保护的衣物，就这么去清理煤灰。这些“攀爬男孩”（climbing boy）很快就会染上肺病与眼睛失明，或是轻易地死去。[21]一位目击者指出，教堂人员把卖不出去的孩子扔回街上，“让他们白天乞讨，晚上睡在门边及街边的小洞与角落里”。一大群饥饿、衣衫褴褛的顽童在街上集体游荡，他们被称为“黑警卫”（Blackguard，地痞流氓的意思），因为他们愿意为了一点儿零钱，而去擦骑兵的靴子。[22]同一名伦敦证人总结道：“他们从行乞变成偷窃，再从偷窃到上绞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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