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伊！”我拉高嗓门，“拜托，牵好妹妹的手，她这一摔，会把脖子给摔断的！”

我的长腿女儿拉下脸。

“老妈，你紧张过度啦。”

佐伊抓住宝宝胖嘟嘟的手臂，一把将她放回小三轮车里，她短短的小腿奋力踩踏，佐伊跟在后头追赶。宝宝咯咯大笑，回头观望我是否看着她，这个两岁娃实在太享受他人的眼光了。

初春的脚步踩入中央公园，我伸直双腿，仰头享受着阳光。

身边的男人轻抚我的脸颊。

我的男友尼尔年龄略长我一些，是个离婚的律师，带着儿子住在引领时尚的熨斗区。我们通过夏拉的介绍认识。我喜欢他，虽然称不上爱情，但总是互相为伴。尼尔头脑灵活，涵养甚佳。还好，他并不打算娶我为妻，偶尔还愿意容忍我的两个女儿。

搬来纽约后，我前前后后交了几个男朋友，互不拘束，也没有认真许下承诺。佐伊称他们是我的追求者，夏拉则偏好小说中的戏剧性说法，认为这些人“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在尼尔之前，我的前任追求者是开画廊的彼得，他深受秃顶所苦，拥有一户下曼哈顿特里贝克区的豪华顶楼住家。他们全都是值得信任的中年美国男人，唯一的缺点是稍显无趣。这些男士彬彬有礼，一丝不苟，热心友善，拥有好工作，高学历，教养良好，通常还都离了婚。他们到府接送，除了伸手扶持还负责撑伞。我们会外出用餐，参观大都会博物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去听歌剧，看芭蕾舞，在百老汇欣赏歌舞剧，偶尔还上床。我并未乐在其中，性生活成了一项交差了事的单调活动，没有感情成分，令人兴奋的情欲也已经消失了。

仿佛有人——也许就是我自己——将我这辈子的生活往前快转，新生活中的快乐人物就此粉墨登场，我宛若默片时代的僵硬角色，挂上呆板的笑容，别无选择，只会笨拙地表演。

夏拉偶尔会瞥着我，问道：“老姐，你还好吗？”

她会轻碰我一下，我则喃喃回答：“哦，好啊，当然没事。”我虽然没能说服她，但是她会暂且放过我。

我的母亲也会仔细检视我，忧心忡忡地问：“宝贝，一切都好吗？”

我端上无忧无虑的笑容，耸耸肩抖掉她的焦虑。

纽约的早晨清新宜人，与巴黎截然不同。空气新鲜，天空晴朗，高过树梢的天际线环抱居住在此的众人。我遥望着列侬(1)故居白色的建筑外观，微风送来热狗和脆饼的香气。

我伸手轻拍尼尔的膝盖，闭眼迎向越来越温暖的阳光。尽管夏季酷热难当，下雪的冬天又冰寒彻骨，我却爱上了纽约的极端气候，以及银光闪烁、普照整个城市的耀眼光线。

我睁开双眼，看向蹦蹦跳跳的一双女儿。佐伊似乎在转瞬之间成了修长敏捷、亭亭玉立的少女，她的个子甚至比我还高。她身上有夏拉和伯特兰的影子，继承了嘉蒙德和泰泽克两家人引人注目的外表和魅力，活跃出色。

宝宝就不同，柔和，圆润，比姐姐精致许多。她需要我的爱抚亲吻和关怀照料，比小时候的佐伊更甚。是因为父亲不在身边吗？还是因为在宝宝出生后没多久，我就带着两个女儿离开法国来到纽约？我无从得知，也不想深究。

离开长年生活的巴黎搬回美国并不容易。即使是现在，我偶尔还是会感到疏离。这里不像我的家，我也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完全融入。但是，就算当初这个抉择困难，过程也不容易，如今一切都已步入正轨。

我的情绪起伏波动过大加上身体不适，圣诞节刚过，宝宝就提早两个月来到人世。我在保罗圣文森医院的急诊室中经历了一场艰辛的剖腹生产。伯特兰陪伴着我，尽管他另有想法，但是当时依然紧张激动。看到体形娇小的女娃，不知他是否感到失望？我则不然。这个孩子对我来说意义非凡，经过好一番挣扎和争取才得来，她代表着胜利。

产后不久，在我们尚未搬进圣东日街之前，伯特兰终于鼓足勇气对我表示他深爱艾米莉，打算与她同居，搬进她位于特罗卡代罗的公寓里。他无法继续欺骗我或佐伊，我们必须快速办理离婚。我看着他垂头丧气，背着双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陈述冗长复杂的告白，这时，我打算搬回美国的念头忽然闪现。我让伯特兰说完他的话。他虽然筋疲力尽，神情憔悴，还是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得很明白。他终于诚实地面对我和他自己。我直视我英俊的丈夫，向他道谢，他似乎颇为惊讶，原以为我会有强烈或刻薄的反应，如叫嚣、侮辱，或是哭天喊地。然而，当时只有我怀里的宝宝吱吱呜呜，挥动小手发表意见。

“我们不要争吵，”我说，“不互相叫嚣，不出言相辱，好吗？”

“好的。”说完，他低头亲吻我和宝宝。

他觉得自己早已离开我的生命。

那天晚上我只要起身哺乳，就会想到美国。回波士顿好吗？不，我不想回到过去，回到自己度过童年的城市。

随后，我有个想法。

纽约。我可以带着佐伊和宝宝回到纽约。夏拉在那里，我的父母也不远。何不就去纽约呢？我对这个城市并不是特别熟悉。除每年去看妹妹之外，从未曾长住。

纽约也许是唯一可与巴黎媲美的都市，应有尽有，却又全然不同。我越想越觉得有道理。我没有向朋友提起，因为我知道赫尔夫、克里斯托弗、纪尧姆、苏姗娜、霍莉、珍，还有伊莎贝尔都不会乐于见到我离开。但是我知道他们终将接受，也可以理解。

随后，祖母过世。自从十一月中风之后，她的身体状况便时好时坏，虽然无法说话，却也恢复了神志。家人将她移入寇兴医院的加护病房。我知道她终究会走，也准备面对事实，但仍旧无法平静接受她的过世。

葬礼在勃艮第举行，仪式过后，佐伊在小墓园里对我说：“妈，我们一定得住进圣东日街吗？”

“你爸爸是这么想的。”

“你呢？你想要住在那里吗？”她问。

“不想，”我老实说出看法，“自从我知道那里发生过什么事之后，就一点儿也不想了。”

“我也不想搬进去。”接着她说，“妈，那我们要搬去哪里？”

我半开玩笑，用轻快的语气说：“嗯，纽约怎么样？”我原以为她会嗤之以鼻，大表反对。

佐伊毫不犹豫就接受了我的提议。伯特兰却对这个决定不太满意，觉得女儿离他太远了。但是佐伊相当坚持，她表示自己每隔几个月便会回法国一次，而且伯特兰也可以到美国探望她和宝宝。我告诉伯特兰，一切并非定案，就算搬回美国，也只是短期计划，好让佐伊在这几年之内好好发挥她体内的美国血统，也可以让我重拾前进的力量，开始新生活。伯特兰和艾米莉已经公开地成双入对，艾米莉的孩子即将成年，也已经离家和他们的父亲同住。伯特兰是否期待展开新生活——没有子女负担，不管是自己的还是艾米莉的孩子，不必面对日复一日的责任？也许吧。于是，他终于松口同意，我也开始策划搬迁。

我先在夏拉家住了一阵子，接着她协助我在阿姆斯特丹街和哥伦布街之间的西八十六街找到一处小公寓，我的新家有两间卧房，景观优美，还有门房服务。原来的房客是夏拉的朋友，打算搬到洛杉矶，所以出让公寓。住在这里的大多是小家庭或单亲家庭，四处可见婴儿、幼童、推车、脚踏车和摩托车，虽然舒适，但似乎有所欠缺。至于少了什么，我也说不上来。

在约书亚的大力帮忙下，我也找到了工作，担任热门法国网站的纽约特派员。我在家工作，偶尔需要巴黎的照片，仍然会找班贝尔合作。

佐伊就读的三一中学离家不远，就在几条街之外。“妈，我真没办法和大家打成一片，他们都喊我法国妞。”她的抱怨总是逗我发笑。

纽约客令人着迷，脚步果断，戏谑人生，友善又亲切。邻居搭乘电梯会互道早安，我们刚搬进来时，还有人带着花朵糖果来拜访，门房也是个轻松和善的好人。我早已忘了这种生活方式。我太习惯巴黎人的冷漠，邻人相遇最多不过点个头。

我现在的生活虽然充满刺激，可是我却想念巴黎，这实在讽刺。我想念傍晚每个小时都会闪亮耀眼光芒的埃菲尔铁塔，想念它穿金戴银般地施展魅力。我想念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三中午施放的演习警报，想念艾德加坚尼街每周六的露天市集，卖蔬菜的小贩总是称呼我“小女士”，不顾我是否是个子最高的女性顾客。我和佐伊有同感，虽然身为美国人，此时却觉得自己是个法国人。

离开巴黎比我想象的来得困难。纽约是个充满活力的大城市，建筑、桥梁林立，交通永远拥挤，路旁孔盖不时冒出白色蒸气，然而这里还没成为我的家。虽然我在纽约结识了新朋友，但是仍然思念巴黎的友人以及越来越亲近的爱德华，他每个月都会写信给我。过去霍莉总会批评法国男人大胆“裸视”女人，对此，我早就习以为常。在曼哈顿，只有兴高采烈的公交车司机偶尔出声喊佐伊“哟，瘦女孩！”或叫我“喂，金发美女！”我觉得自己似乎成了隐形人，益发想念法国男人的目光。我的生命为何如此空虚？仿佛飓风扫过，深陷无底洞一般。

说起夜晚——

即使有尼尔陪伴，夜晚依然十分凄凉，躺在床上聆听城市的脉动，过去的影像却悄悄爬回了心底，仿佛涌上沙滩的浪头。

莎拉。

她从未离弃我。莎拉彻底改变了我，她的故事、苦难一路随行。我常常觉得自己认识她，打从她的童年、少女时期，一直到她四十岁驾着车，在结冰的新英格兰路上冲向路树。她的面孔清晰可见，细长的绿眼睛、扬首的角度、姿态、双手，以及甚少出现的笑容。我认识她。如果我当时能在路上阻拦，她可能还在人世。

佐伊十分精明，发现了我的举动。

我正在网络上搜寻威廉·雷斯福德的资料。

那个冬日午后，我没发现佐伊已经下了课回到家里。她蹑手蹑脚地溜进家门。

“你这样搜寻他的信息已经有多久了？”她的语气像是逮到青少年子女偷吸大麻的家长。

我满脸通红，承认在过去一年当中，一直在定期追踪。

“然后呢？”她环起双手，皱起眉头瞪着我看。

“呃，他好像离开了卢卡。”我坦白说出来。

“嗯。他现在在哪里？”

“回美国了，已经好几个月了。”

我再也无法承受她的目光，于是起身站到窗边，看着阿姆斯特丹街上的车水马龙。

“妈，他在纽约吗？”她的语气稍有和缓。

她走到我后方，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我点点头。我实在没办法告诉她，当我发现威廉人在纽约时，内心有多么激动。我们上次见面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一想到他如今也在这个城市里，我既高兴又讶异。我记得他的父亲是纽约本地人，也许他小时候在纽约居住过。

电话簿上查得到他的名字，他住在西村，距离我的住处只有十五分钟的地铁车程。几个星期以来，我心烦不已，不停自问是否该拨电话给他。上次在巴黎见面以后，他一直没有与我联络，杳无音信。

过了一阵子，兴奋之情逐渐消退了，我也没有勇气打电话，但是我依然天天想到他，一个人暗自、静静地想。也许哪一天，我会在公园、百货公司，或是餐厅、酒吧里遇见他。他的妻女是否也来了纽约？他为何和我一样，也回到美国来？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你和他联系上了吗？”佐伊问。

“没有。”

“你打算和他联系吗？”

“我不知道，佐伊。”

“哦，妈，拜托。”她叹气。

我愤怒地擦掉泪水，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妈，我敢说他一定知道你人在纽约，一定也上网查过你的动向，知道你做什么工作，住在什么地方。”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威廉搜寻“我”的动向，查看“我”的地址。难道佐伊说得没错？他是否知道我也在纽约，就住在上西区？他会不会想起我？如果会，他心里又是什么感觉？

“妈，你得放手，抛开过去。打个电话给尼尔，多和他出去走走，继续过你自己的生活。”

我转身面对佐伊，语气有些刺耳。

“我没办法，佐伊。我必须弄清楚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否对他有所帮助。我一定得知道。难道这个要求太过分？为什么不能有个答案呢？”

正在隔壁房间里午睡的宝宝开始哭闹，我把她吵醒了。佐伊过去将胖嘟嘟的妹妹抱了过来。

佐伊一边抱着宝宝，一边轻抚我的头发。

“妈，你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我认为他不会说出来，也永远不可能准备好。你让他的生活天翻地覆，完全改观，记得吗。他可能再也不想看到你。”

我一把抱起佐伊怀中的宝宝，用力贴向自己，汲取宝宝的温暖。佐伊没错。我必须放下过去，走向新生活。

至于怎么做，则是另一回事了。

我一直忙碌着，一刻也不得闲，忙着陪佐伊和宝宝，以及尼尔、我的父母、外甥，忙着工作，还忙着夏拉和妹夫巴里邀我参加的一连串永无止境的聚会。这两年我在纽约认识了许多新朋友，人数远胜于过去十多年在巴黎结交的友人，纽约是个大熔炉，我乐在其中。

的确，我离开了巴黎，但每次出差或回去探望爱德华和朋友时，我都无法控制自己的脚步，自然而然地回到了玛黑区。我透过全新的观点，流连忘返于蔷薇街、塞西尔里国王街、艾古夫街、圣东日街、布列塔尼街。一九四二年我还没出世，但是现在我全盘了解事件的始末。

我很想知道现在是谁在圣东日街的公寓里看着窗外的庭院，抚触着滑顺的大理石壁炉。不晓得新房客与当初在这个地方过世的小男孩，以及那个命运在弹指间改变的小女孩有没有关联。

在梦中，我同样会回到玛黑区。我未曾见证的恐怖事件出现在梦里，使我不得不打开电灯，驱散梦魇。

偶尔，贪杯、交际带来空虚无眠的夜晚，当我躺在床上时，熟悉的伤痛会再次出现，纠缠不清。

我回想起自己大声读出莎拉留下的信时，威廉的眼神和面容。忽然，我睡意不再，记忆钻进了心底。

佐伊的声音引我回到春日的中央公园，尼尔的手放在我的腰际。

“妈，小怪物要吃棒冰。”

“绝对不可以，”我说，“不可以吃棒冰。”

宝宝扑向草地，大声痛哭。

“真是个不简单的孩子，你说是不是？”尼尔若有所思。

二〇〇五年一月，我对莎拉和威廉的记忆一次又一次地被唤起，因为“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的解放六十周年纪念”跃登全球的头条新闻，全世界的人都在谈论这场浩劫。

每次一听到人们说起“大屠杀”，我便不由得想起他和莎拉，这让我很痛苦。我看到电视转播奥斯维辛纪念仪式，心里不禁猜想，如果威廉听到“大屠杀”，看着屏幕上播放过去拍摄的黑白影像，看到骨瘦如柴的尸体堆栈如山、焚化炉、骨灰，以及种种惨不忍睹的情景，是否也会想起我。

他的外祖父母就葬身在那个骇人听闻的集中营，他不可能不想到这一切。佐伊和夏拉坐在我身边，屏幕上，雪花落向集中营、铁丝网、瞭望台、群众、致辞者、虔诚的悼念者，以及蜡烛。俄国士兵踩着独特的步伐，走在纷飞的雪花当中。

夜幕落下，点燃的烛光沿着铁轨一字排开，火光与悲苦伴着怀念，一同冲向漆黑的夜空，此情此景，我永生难忘。

五月的一个下午，正当我坐在书桌前，全身心投入，想征服我的计算机时，电话响了。这吓了我一跳。我接起电话，唐突的应答方式连自己都觉得刺耳。

“你好吗？我是威廉·雷斯福德。”

立刻，我坐直了身子，尽管心脏狂跳，仍然力图镇定。

威廉·雷斯福德。

震惊之下，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能紧抓着话筒贴向耳朵。

“茱莉娅，你在听吗？”

我咽下口水。

“在，在，我的电脑刚好有点问题。你好吗，威廉？”

“很好。”他说。

我们两个人都没说话，但是气氛中却闻不出一丝紧张。

“好一阵子了。”我有一搭没一搭说起话来。

“是啊，的确。”他说。

又是沉默。

“你现在也成了纽约客了，”他终于说话了，“我查到了你的联络方式。”

佐伊果然没说错。

“找个时间聚聚如何？”他问。

“今天吗？”我说。

“假如你有空。”

我想到隔壁房里熟睡的宝宝，她早上一直待在托儿所里，但是没关系，我可以带她一起赴约。只是，午睡被打断，她可能会大肆抗议。

“没问题。”

“那好。我乘车到你家附近去。有没有什么好地方可以碰面？”

“你知道莫扎特咖啡馆吗？就在西七十街和百老汇交叉口。”

“好的，我知道，那么半小时后见。”

我挂断电话，激烈的心跳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叫醒宝宝，没有理会她的抗议，为她穿戴妥当之后，把她放入推车，便立刻上路了。

他比我早到咖啡馆。我先是看到他的背影，强壮的肩膀和浓密的头发，原来金色的发丝已经褪去色彩。他正在读报纸，就在我接近的时候，他突然转过头，仿佛察觉到我的眼光。他起身相迎，这一刻既尴尬又好笑，因为我们不知该握手还是和在欧洲时一样亲吻脸颊。两人都笑了出来，他终于决定紧紧拥抱我，把我的下巴靠向他的锁骨，然后拍拍我的后腰，接着他弯身称赞我的小女儿。

“真是漂亮的小姑娘。”他轻声赞美。

她将最钟爱的橡胶长颈鹿递给威廉，态度严肃慎重。

“你叫什么名字呢？”他问。

“露西。”宝宝口齿不清。

“那是长颈鹿的名字——”我还没说完，但是威廉已经玩起了长颈鹿，响亮的声响盖过我的声音，逗得宝宝大乐，兴奋地尖叫起来。

我们找了张桌子坐下，宝宝则妥当地坐在推车里。他浏览菜单。

“尝过他们的阿玛迪斯奶起司蛋糕吗？”他扬眉问。

“尝过，”我回答，“好吃得可怕。”

他咧嘴一笑。

“茱莉娅，你容光焕发，纽约很适合你。”

我像个少女一样涨红了脸，如果佐伊看到，绝对会翻白眼，大感不屑。

接着他的手机响起，从他接听的态度，我猜出对方应该是个女人。会是谁呢？他的妻子还是女儿？他继续说话，有些慌乱。我弯下腰，拿长颈鹿逗弄女儿。

“对不起，”他收起电话，“是我的女朋友。”

“哦。”

我一定是表现出困惑的样子，他笑了出来。

“我离婚了，茱莉娅。”

他面容严肃直视着我。

“自从你告诉我所有的事情之后，一切都改观了。”

我终于等到这一刻，他即将说出我所需要知道的结果。

我不太确定自己该说些什么，担心任何一句话都会让他哑口无言。于是我别过头去忙着照顾女儿，递水给她喝，翻找纸巾，注意别让她噎到或吐得到处都是。

侍者来点餐了，我们要了两份阿玛迪斯起司蛋糕和两杯咖啡，还帮宝宝点了烤松饼。

威廉说：“那一年真悲惨，我的生活分崩离析，仿佛置身地狱。”

好几分钟过去，我们什么也没说，只看着四周咖啡桌边的动静。咖啡馆生意很好，窗明几净，隐藏式喇叭播放着古典音乐。宝宝自顾自地叽咕作声，对着我和威廉露出笑脸，挥舞手上的玩具。侍者为我们端来糕点。

“你现在好些了吗？”我的试探意味十足。

“好多了，”他的反应很快，“我很好。之前，我花了不少时间来适应新的自己，去了解并接受我母亲的故事，承受所有的痛苦。这一切真的不容易，但是我努力面对。同时，我也做了几件必须做的事。”

“比方说呢？”我一边问，一边喂女儿小口吃下黏糊糊的松饼。

“我了解自己无法继续单独承受一切，觉得孤独又沮丧。我的妻子没办法理解我的心情，但是我又没办法开口解释，两人之间根本没有沟通。去年，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六十周年的前夕，我带两个女儿去了奥斯维辛。我必须让她们知道自己曾祖父母的遭遇。这并不容易，但我只能这么做，让她们亲眼看到。那趟旅程充满泪水，令人感动，最后，我终于感受到平静。我想，女儿也都能够理解。”

他的脸色沉重哀伤。我没有打断他的话。我擦擦宝宝的脸，再拿些水给她喝。

“一月，我回到巴黎，这是最后一件事。不晓得你知不知道，玛黑区成立了新的大屠杀纪念馆。”我点头，我不但听说过，还打算下次到巴黎时去造访。“席哈克总统一月底揭幕，纪念馆入口处有一面纪念墙。巨大的灰石墙面上镌刻了七万六千个人名，代表每一个从法国被遣送出去的犹太人。”

他的手指触碰咖啡杯缘，我没办法抬起眼睛看他的脸。

“我外祖父母的名字——弗拉帝斯洛和瑞娃卡·史塔辛斯基就在墙上。当时，我感受到早前在奥斯维辛时的平静与痛苦。我心怀感激，因为他们并没有被遗忘，法国人记得他们，以这种方式作为纪念。茱莉娅，有些人就在纪念墙前哭泣，老老少少，也有和我年纪相近的人，落泪抚摩墙面。”

他停顿了一下，张口吸气。我的眼睛仍然盯着杯子和他的手指头。宝宝捏着长颈鹿，但是我听不到她尖锐的声响。

“当然了，我听不懂席哈克的演说，后来才在网络上读到译文。演说很精彩，要求大众谨记法国在冬季竞赛馆以及后续事件中应当担负的责任。席哈克说出我母亲信件上最后的希伯来文——Zakhor，AlTichkah，切记，勿忘。”

他弯下腰，从脚边的背包里拿出一只黄色的信封，然后递给我。

“这是她的照片，我想让你看看。我突然觉得我不认识自己的母亲。我知道她的长相，认得她的笑容，对她的内心世界却完全陌生。”

我抹净手指头上的枫糖浆，接下照片。莎拉的结婚照，她高瘦苗条，带着浅浅的笑容，眼神难解。莎拉怀中抱着婴儿威廉，接着是牵着学走路的小威廉。莎拉三十岁了，穿着祖母绿色的小礼服。最后一张照片是过世前不久的莎拉，在这张彩色大头照上，她的发丝渐灰，和儿子一样华发早生。

“我记得她高瘦苗条，个性安静，”我看着照片，情绪澎湃，威廉继续说话，“她不太爱笑，个性热切，是个慈爱的母亲。但在她死后，从来没人提起自杀，连我父亲都不知道。爸爸可能从来没读过笔记本，大家都以为是单纯的意外。茱莉娅，没有人真正认识我的母亲，包括我在内。这是我难以接受事实的原因。她为什么会在那个下雪的日子里走向死亡？我无法理解她为什么没告诉我父亲，为何要独自承受所有的折磨与痛苦。”

“这些照片真美，”我终于找到话说，“谢谢你带过来给我看。”

我停了一下。

“有些事，我一定得问。”我整理着照片，鼓起勇气望着他。

“请说。”

“你对我没有怨恨吗？”我虽然对他微笑，却发现这不具说服力。我又说，“我一直觉得自己毁了你的生命。”

他笑了。

“没有怨恨，茱莉娅。我只是需要时间思考，沉淀，拼凑出完整的生活。这的确花了很长的时间。也正因为这样，我才没有与你联系。”

我感觉到解脱。

“但是我一直知道你在哪里。”他笑了，“我花了不少时间追踪你的行踪。”我想起了佐伊说过的话：我敢说他一定知道你人在纽约，一定也上网查过你的动向，知道你做什么工作，住在什么地方。“你什么时候搬来纽约的？”他问。

“二〇〇三年春天，就在宝宝出生后没多久。”

“为什么要离开巴黎？这样问好像有些冒昧……”

我的笑容中仍有悔恨。

“婚姻触礁。我才刚生下宝宝，不想住进圣东日街，然后每天晚上想到公寓里曾经发生过的事。而且，我想搬回美国。”

“一切从头开始应该不容易吧？”

“我们先住在我妹妹位于上东区的家里，然后她帮我找到这个朋友转租的公寓。我的前任老板也帮我找到一个好工作。你呢？”

“说来话长。我在卢卡的生活完全变调，我们夫妇……”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手指动了动，比画出道别的手势，“小时候，在搬到罗克斯伯里镇之前，我曾经在纽约住过一阵子，于是我有了这个念头，也终于实践了这个想法。刚开始，我住在布鲁克林的老朋友家中，接着就在西村找到住处。工作还是一样，美食评论。”

威廉的电话又响了，还是女朋友。我转身避开，尽量留给他私人空间。他终于挂断电话。

“她的占有欲有点强，”他有点不好意思，“我看，我还是先关机好了。”

他关掉电话。

“你们交往多久了？”

“几个月。”他看着我，“你呢？有没有交往的对象？”

“有，”我想到尼尔和煦的笑容，体贴的举动，例行的性生活。我几乎要说出这不算什么认真的关系，不过是孤寂的两人互相为伴，因为这两年半以来，我每天晚上都会想到他——威廉，以及他的母亲，但是我没说出口。“他是个好人，律师，离了婚。”

威廉点了壶热咖啡。他为我倒咖啡，我再次注意到他修长的手指头。

“我们上次见面的半年后，”他说，“我回到圣东日街。我必须见你，和你谈谈，我不知道怎么和你联络，没你的电话号码，不记得你丈夫的名字，所以也没办法去查电话簿。我以为你还会住在圣东日街，没想到你搬了家。”

他停了一下，手指梳过浓密的灰发。

“我读了所有关于冬赛馆事件的文章，去过博恩拉罗朗德和冬赛馆的原址，也去拜访了加斯帕德和尼古拉斯·迪福尔。他们带我去了奥尔良墓园看我舅舅的坟墓。他们真的很好，但是整个过程十分痛苦。我真希望当初能让你陪我，那样我就不必独自一人去面对。当时实在不应该拒绝。”

“也许我也该坚持。”我说。

“我早该接受你的建议，独自承担一切的确太沉重。后来我回到圣东日街，看到陌生人来开门时，心里想，你让我失望了。”

他垂下双眼。我放下咖啡杯，心情难以平复。这么久以来，在我为他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和痛苦，忍受一切空虚后，他怎能如此想？

他一定读出了我的表情，立刻将手放在我的袖子上。

“对不起，我不该这么说。”他低声说。

“我从来没有放弃你，威廉。”

我的声音变得很严肃。

“我知道，茱莉娅，对不起。”

他低沉的声音颤抖。

我放松自己，努力摆出微笑。我们静静喝着咖啡，桌下的膝盖偶尔相触。和他在一起，一切都很自在，我们就像是认识多年的好友，不觉得两人在今天才第三次见面。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住在这里，前夫没有意见吗？”他问。

我耸耸肩，低头看着推车里熟睡的宝宝。

“这本来并不容易。但是他爱上别的女人，已经好一阵子了，所以事情就简单多了。他和孩子们并不常见面，偶尔会来纽约，佐伊也会到法国度假。”

“我的前妻也是，离婚后她生了个小男孩。我常去卢卡看女儿，她们并不常来美国，再说，孩子们也都大了。”

“几岁？”

“史蒂芬尼雅二十一岁，吉思缇娜十九岁。”

我吹了声口哨。

“你结婚很早。”

“也许太早了。”

“不知道，”我说，“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带小孩有点笨手笨脚，希望自己当初早点生。她和佐伊的年龄差太多了。”

“她真可爱。”他大口吃下起司蛋糕。

“是啊，妈妈的心肝宝贝。”

我们都笑出来。

“你会想要个男孩吗？”他问。

“不会，你呢？”

“也不会，我喜欢女孩，反正她们可能也会为我生孙子的。她叫露西，是吗？”

我先看向他，然后望着宝宝。

“不是，露西是长颈鹿的名字。”我说。

两人都安静了一会儿。

“她叫莎拉。”我静静地说。

他停止咀嚼，放下叉子，眼神变了。他看着我和沉睡的宝宝，什么话也没有说。

接着，他将脸埋入掌心，停了好几分钟。我不知所措，伸手拍他的肩膀。

还是沉默。

愧疚再次出现，我觉得自己不可原谅。但是当我知道出世的是个女孩的时候，我就明白孩子的名字必须叫作莎拉。她的名字早已是定数。

我的女儿不可能会有其他的名字，她是莎拉，我的莎拉，呼应另一个佩戴黄色星星，改变了我一生的小女孩。

终于，他抬起头了，我看到一张激动美丽的面孔。他的眼神透露出清晰的哀伤，情绪激动，但是他不打算避开我的视线。他让泪水落下，似乎是要我目睹他生命当中的美丽与哀愁，要我感受他的谢意和痛苦。

我紧紧握住他的手，无法继续直视他，于是我闭上双眼，拿起他的手贴向自己的脸颊，和他一起流泪。我知道泪水打湿了他的手指头，但是我不愿放手。

我们久久地坐着，直到四周的人群渐渐离去，直到太阳西下，天色向晚，直到我们不再泪眼蒙眬。

(1)　约翰·列侬，摇滚音乐家、诗人，英国摇滚乐队“披头士”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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