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某些现在看来不值得一提的原因，我曾以为，想要写完一本早已放弃的书，唯一的办法是搬去底特律生活。还在罗马的时候，我就有了写这本书的念头；它将是一本关于古迹废墟的书，而我自己却渐渐成了废墟。我无法阅读，无法写作，无法做任何需要集中精力的事情。我总是被很多事情干扰，一件接着一件。所有的一切都互相抗衡互相毁损。没有一件事情是令人满意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正常的。在外面的时候，我想回家；待在家里的时候，我又想出去。最极端的时候我会想，我得坐下，但等我一坐下，又会想，我得站起来，然后等我一站起来，我又想再坐下。我成天就这么坐立不安。我觉得自己正在变成特洛伊，那个我在修习所里遇到的小伙子，他的坐立不安曾给我带来很多消遣。我静不下来。就算我真的坐下来了，就算我坐下来并且意识到，坐下就是我想做的事情，不出几秒钟，我还是觉得再加点别的事情会让坐下更惬意。我可能会觉得，坐着干点什么事情会更好，比如喝杯茶，读一段叶芝的诗，或者听听音乐。刚坐了三十秒，我又会起身，去厨房泡杯茶，或去书房，在那里，别的东西又会让我分心，我可能又会开始做别的无足轻重的事情，很快又会再次放弃。这样，等我再次回到沙发前，那个时刻——想坐下的时刻——又过去了，我就不想坐着，我又会起身，去洗手间确认水龙头是不是拧紧了；或者去厨房开窗户，再关上，然后打开卧室的窗户——我又关上，再去厨房开窗户。或者拿起电话，确认之前是不是把听筒放好了。我越来越习惯于这种心烦意乱的状态，根本不再多想什么。然后，我读到《草地上的影子》中的一段话，作者伊萨克·迪纳森(1)讲述了一位画家在一战期间经历的一次精神失常：“我在画画的时候……觉得应该去银行存钱。在银行存钱的时候，我又觉得应该去散个步。然后，等我从家走出去五英里之后，我意识到这个时候我应该在画布之前。我四处游荡，自我放逐。”

不止一次，在被某种家用炮弹震荡症或和创伤前压力紧紧攫住时，我意识到自己还在继续运转——更确切地说，是继续不良运转；我已经精神失常了，却一直没有发现自己精神崩溃了。我说的都是真的。一切早已变得零散、破碎。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每一天都碎成了一百万片。一天不是二十四个小时，而是八万六千四百秒，它们不会累积——不会像字母组成单词进而组成句子——因此，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任何事情。每一天我都有无数的想法，却无法变成现实。十个小时根本不够干什么的，因为它并不是真正的十个小时，只是几十亿个小小的时间碎片，每个都短得什么也做不了。肯定是因为这样，我才会经常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确认所有钟表显示的都是同样的时间，有时候我还会从头再确认一遍，因为我会忘记考虑从厨房经过客厅和书房到达卧室造成的时间延迟。我的脑袋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乱窜，甚至比乱窜还要糟糕。乱窜指的是许多动物朝着一个方向奔跑；而我脑袋里的东西则朝着四面八方。混沌理论(2)、宇宙大爆炸理论(3)、熵(4)——这些物理、化学或者什么别的东西，都一直在我的脑袋里来来回回。最微小的挫折都会让我陷入盲目的恐慌。我没有惊恐发作(5)——我一直处在惊恐之中。并不是说我集中不了注意力，我是被与集中注意力相反的力量控制了，一种引发不可抗拒的分散感的离心力。

只有在有了去底特律生活这个念头的时候，我才又燃起了写那本关于经典古迹的书的希望。我从来没有在那里居住过，也早已经放弃了写那本书的所有希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直觉是准确的——不过就在我失常的期间，我的确去过那里，参加第一届底特律电子音乐节，停留的时间很短。我的旅途开始时糟到不能再糟。我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出门的时候——却找不到太阳镜了。我四处都找遍了，在脑子里一遍遍回忆最后使用它的场景，还给有可能把它落下的地方打电话，即使我知道我根本没有把它忘在那些地方。等到放弃寻找的时候，我的公寓已经一片狼藉。我发现了一个不容置疑、简单而可怕的事实：我弄丢了太阳镜。说这件事对我是个打击，都有点轻描淡写。我爱这副太阳镜。按医生处方制作的镜片偏光很严重，还有一层淡淡的红色，让一切看上去都好多了——更清晰、更梦幻、更明亮——比起不戴的时候。十年前，我在新奥尔良的时候配了这副眼镜，从那时起，所有强烈的阳光下的东西，我都是通过它看到的。我对回忆不感兴趣——连相机都没有——但我真的需要进入这个梦幻空间，让世上的一切看上去都差不多。没有它，底特律——不只是底特律，整个世界——都会是一片灰暗和阴沉的地方。

在无数种容易丢失的情形下，我都做到了没有弄丢它。我戴着它环游世界好几次，从来没有差点丢失它的时候。它跟我一起去过迈阿密、罗马、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巴黎、黑岩城、利比亚……我可能并没有一直戴着它，但停留在这些地方的某个时刻里，我肯定都戴过它。说从来没有让它离开过我的视线，也只是稍稍有点夸张。但它的确让我形成了存放眼镜的基本原则：眼镜如果不戴在脸上，就应该在眼镜盒内。我时时告诫自己这个原则并切实地实行。我构想过无数可能丢失它的情形，然后做出相应的计划。我从来没有像照顾这副太阳镜一样照顾过什么东西。而现在，就在英国，我居然弄丢了它。到底怎么丢的？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是怎么丢的，就会知道他妈的它现在在哪儿，不是吗？它是从我身边被人拿走的。

这里面有着某种寓意。或者不是寓意，而是事实。东西会丢失。它们只是消失了。你竭力不弄丢某个东西，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克服了重重困难后你还是把它弄丢了。你越是贪恋一样东西，它就越有可能丢失，你受到的打击就越严重。现在就是这样，这就是我眼中的世界——闪闪发光的，不能聚焦的，刺眼的，模糊的——我像个鬼魂一般穿行在其中。从来没有照片能拍出我透过那副眼镜所看到的世界。这个损失是独一无二的。后来我试过其他镜片，没有一副有它独特的深度与清晰度。戴上它，就好像吃下一剂药，立即揭掉那幻觉般的庄严的面纱。我将再也看不到透过这副眼镜看到的世界。

从底特律机场到酒店的途中，我意识到，它不只是一副太阳镜；它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一种感觉，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

第二天清晨，我恢复了体力，却依然悲痛于太阳镜的丢失。我开车去了底特律美术馆，这是一座华丽的建筑，塞满了汽车城昔日繁华时期的劫来品。主要的展出是一场大型的凡·高自画像展出，有些画像还惊人地有着柯克·道格拉斯(6)的风范，而所有的画像，就连最沮丧的，也鲜艳得好像整个艺术史上最快乐的时期。我感觉我以前可能看过大部分画像，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里，尤其是在阿姆斯特丹（不只是跟迷糊和阿姆斯特丹的戴夫一起吃了迷幻蘑菇那一次，其他时候也去看过）。除了自画像，也有一些黄色花朵的画。现在想起来，我觉得那个展出不怎么像自画像展出。或许它只是一个从各种渠道各个地方搜集而来的凡·高画作的展出，其中大多数画作是自画像。那也没关系。对我来说，那个下午，重要的不是凡·高，而是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7)。那幅画叫作《海边的叙利亚》（1873），画的是沐浴在落日余晖中的圆柱遗址。旁边的简介说，这幅画表现了“遗址中的文明，屈从于大自然的力量。衰败的建筑，长满了植物，标志着大自然的力量超越了人类及其建筑”。

从底特律美术馆驱车前往密歇根中央火车站（在旧的底特律老虎体育场附近）的途中，这幅画一直停留在我心里。在我看来，丘奇的作品里可能有一点道林·格雷的影子——画中城市的灭亡换取汽车城的永远繁荣，最后却变成了底特律衰败与沉沦的寓言或预言，这种衰败和沉沦的典型就是密歇根中央火车站。

火车站建成于1913年，是一座巨大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十五还是十六层高。它是一个已经被废弃的火车终点站。入口处被科林斯式圆柱围起来了。每个窗户都是破的，说明这个建筑余下的能量——还有很多——都将用来目睹自己的衰败。我在站前停下车，走过去跟几个正在拍照的人交谈。

“哦，我们只是在这里照几张相。”那个女人说，“正想要人停辆白色汽车在画面中央呢。”

我看着我的车。停的位置可真够蠢的。我急着想跟人搭话，就说，“其实，我是为了你们才停那儿的。”

“是吗？”

“你会想起，在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8)的画作中，通常都只有一个物体，比方说，一个僧人，站在破旧的寺院前，或者——最出名的例子——站在海滩中央。小物体让德国浪漫主义深不可测的渴望有了一种聚焦的感觉。在现在这种后工业没落景象下，拍人像可能不太合适，但是一辆汽车——白色福特，会提醒你——或许这是你想要的，结构上和象征性。”

我刚从美术馆直接来到这里，所以这种谈话对我来说十分自然。它让我占领了“智慧高地”。不过，我却没有收复“基本礼貌的失地”。“我有一个办法，”我补充道，“我把车挪一下。”

我回来的时候，拍照者很高兴地休息了一会儿，告诉我是什么吸引他们来到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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