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之家

不容易，我乐意

这四十年的人生履历，怎么就那么多阴差阳错，怎么就那么多柳暗花明。转悲为喜，化险为夷。

Δ妈，我捡着肉啦！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我爸浪漫，充满艺术细胞和运动激情，快八十岁了，还能滑雪游泳骑自行车。自行车还不是普通的自行车，是骑上去就得弯腰弓背那种赛车。

我妈现实，先当音乐老师后改行当医生，就为了三个孩子能生活得好一点。

我是他俩性格的结合体。

我在长春出生，小时候家里的房子是当年日本关东军的兵营。一天傍晚，搁蜂窝煤的棚子塌了，我爸不但没去修棚子，还坐在家门口那块石头上拉小提琴。我妈火冒三丈，跟他大吵起来：“别人家的男人要么修自行车，要么敲澡盆，就你弄这些没用的！”

爹晚熟，儿子就早熟，一般都是这样。

我那时只有五六岁，还没上学，就知道上前劝架：“妈妈你别生气了，爸爸也很累，这个活儿我来干。”

我拎着小桶出去打了一桶水，和了点儿稀泥，蹲在塌了的砖墙边，抹一层泥扣一块砖，抹一层泥扣一块砖，就把墙砌起来了。

我妈是边看边哭。

我爸还喜欢旅游，上海广州哪儿都去过。我妈当然也不乐意，家里除了我还有俩姐姐，从小谁也没好好喝过一口牛奶。好容易攒点儿钱，不想着给孩子买奶粉，总出去玩儿，有这么当爹的吗？

她到现在还常跟我念叨：“你小时候没吃过什么好东西，营养不够，嘴馋。有一天拖着好大一只死耗子回家，隔老远就喊，‘妈！我捡着肉啦！’”

在我的记忆中，从小爱唱爱跳爱美的妈妈，很少出去玩儿，表情总是略带焦虑，忙着照顾我们姐儿仨的吃穿用度、上学，还有桩桩件件人生大事，一直操心到现在。

父亲其实是另外一种性格，他也为了这个家很努力地赚钱，只是天性爱玩儿，很少有人理解他的做法。也难怪他常常抱怨：“你妈妈太能管我的事了，不这样家里能好得多。”

性格决定命运。后来父母就分开生活了，他们各自的人生都够写一本厚书。

我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至今仍然记得当初有多痛苦。从此一个完整的家没了，再也不能全家高高兴兴踏着雪去给奶奶姥姥拜年了，再也不能开开心心在每一个节日团聚了。在北京漂着的岁月，每念及此事，总是伤心落泪心如刀绞。家丑不可外扬，我把这事说出来，就是告诫自己；为人父母者，孩子的幸福比自己的幸福更重要，无论何时，都不能为了追求自己的快乐，剥夺孩子的快乐。

我是中国式的父亲，我爱我的女儿，胜过世间一切。我愿意为她付出生命，生活的波折又算什么？看到身边的朋友离婚，孩子不是变得性格暴躁就是胆怯孤僻，当父母的不内疚吗？看到国内越来越高的离婚率，真想让他们签字前，先好好看一遍《爸爸去哪儿》。

其实他们俩的性格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也是各自的家庭造就的。爷爷家是地主，在辽宁抚顺买了很多地，刚解放的时候搞“土改”，属于镇压对象。但我太爷爷一也就是爷爷的父亲一当时人缘好，一群农民代表自发组织起来，去土改工作组陈情下跪，说“老李家仁义，待人厚道，少奶奶下雪天亲自早起给我们煮粥”。

他们说的“少奶奶”，就是我奶奶。家里虽有丫鬟婆子，奶奶对她们却很体恤，说自己是个闲人，干完活还能休息，而她们一天都要辛苦，早上就多睡一会儿……

工作组被感动了，但也发愁任务没完成。正踌躇间，那帮来求情的辽北农民狡黠劲儿上来了，向工作组郑重推荐了当地两个放高利贷的人，绰号叫什么“阎王”“小鬼”的。

那两个人被镇压了，替爷爷挡了灾，后来才侥幸有了我，好险！

看来什么时候搞金融的都比搞房地产的风险大啊。

外公外婆的家庭正好相反，根红苗正，苦大仇深。外公去世早，外婆一个人拉扯一大堆孩子，五十多岁的时候，在火车站找了个给火车卸煤的活儿。据说她铲子比谁抡得都高，抡得都快，麻木的眼神中透着坚强。不卖命怎么行，要养活一群孩子啊。人家看她可怜，又能干，才给她留条活路。就凭这股子狠劲儿，外婆五十多岁成了“一汽”正式工人，九十多岁还能领每月三千多的退休工资，比应届毕业生高。

有这样的家世这样的母亲，我妈的忧患意识是打小在心里扎了根的。这点也遗传给了我。

看开了全是乐子

我从小跟奶奶长大，性格最像她。奶奶是个简单善良的人，永远乐乐呵呵，好像一生不识愁滋味。我的性格很像奶奶的翻版。四十不惑，回想起过去的事儿，几乎没什么值得伤心难过的，尽量用开朗豁达的眼光去看，全是乐子。

人生就是不停选择的结果。

仔细看，我左眼角有个疤，那是我三四个月大时留下的。因为吵着找奶奶，当时八岁的大姐只好晃晃悠悠地抱我去厨房。突然姐姐脚下一滑摔倒了，这时她面临一个选择：是把我扔右边箱子上，还是扔左边油锅里。据说我也很配合，顺势撞在箱子上，眼角血流如注。为此我一直很感谢大姐，要是她把我扔油锅里我就只能干幕后工作了。

小时候，东北家家户户都挖菜窖，通常是在没什么人的野地里。有一次我从一口菜窖边经过，菜窖门没关，我一脚踩空栽了进去，时年五岁整。

坐在菜窖底下抬头看看天，蒙了，那么老高，再来两个我摞在一块儿，也就将将能把脑袋伸出去。怎么办？菜窖顶端垂下来一条皮绳，要是能够着，好歹能顺着它爬上去，问题是够不着，比我头顶高出至少两米。

四下打量，看见旁边有一堆白菜和几个麻袋，麻袋鼓鼓囊囊，看样子装的是土豆。我灵机一动，心想可以拿白菜搭个梯子啊。我就把白菜一棵棵地搬过来，放在洞口正下方，再一层层往上垒。垒到高得不能再高了，爬吧。

可我就没想到，白菜是圆的，会滚，刚一踩上去就塌了，试了几次都不行。这下有点儿绝望了，哭，喊妈妈喊奶奶。不过只哭两声就打住了，荒郊野外，哭给谁听？还是得想办法。

白菜直接搁地上不是会滚吗？我想，先把麻袋垫在地上，再把白菜垒在麻袋上，肯定就成了。可是麻袋一个一百多斤，直接搬也搬不动。袋口上还死死地系着一根绳，解不开。

好在小孩儿拳头小，我就从袋口的缝隙里把土豆一个个往外掏，碰上大的掏不出来，就往一边扒拉扒拉，拣小的掏。掏完以后把空麻袋挪到洞口正下方，再把土豆一个个塞回去，把口袋撑满。操作过程和原理跟“曹冲称象”类似。就这么挪了三麻袋土豆，再往上一棵棵垒白菜，垒到我站上去伸手能够到皮绳的高度。

开始爬吧。

吭哧吭哧，费老大劲，好容易够着皮绳了，脑袋露出地面了，看见青青河边草了，激动得鼻子一酸泪眼一模糊，手脚一软又掉下去了。

重新垒麻袋，垒白菜，像蜗牛一样往上爬，又叽里咕噜滚下来了。

再垒，再爬……

不知道爬了多少回，终于跃出洞口，活着回到地球表面。往下瞅瞅，忽然觉得刚才的绝望和恐惧挺可笑的，有什么呀！长大以后才知道那种感觉就叫“释然”。

人生中很多困境，陷在其中无法自拔是一种心情，走过以后又是截然不同另一种心情。所以现在总是心有余悸地教育女儿：“孩子，碰到困难别哭，如果没人能帮你，就靠自己动脑筋！”

回家一看，大人们找不着我都急疯了，扑上来问你这熊孩子跑哪儿去了。我淡定地伸手往远处一指，“就在那边，你们没看见。”

你是一条龙，迟早会飞的

谁把零件焊在流水线上了？！

后来我们家搬到了“长春一汽”的职工大院里。

爸妈都是一汽人，他们认为全世界最好的单位就是一汽。

“好”主要体现在企业福利方面。每家分一套房，房前有花园，常年免费供应煤气、热水和暖气，早早实现了垃圾分类清运，小学生可以享受免费的铅笔、牛奶和面包，冬天厂里发的肉制品和水果能堆满整个阳台。用舅妈的话说：“冬天上厕所不冻屁股，哪儿找这好地方去？”

为了进一汽，我高中毕业后就选择了汽车制造专业。

正式进厂之前，有十个月的实习期，我的工作是在卡车生产线上搞焊装。

那时我的文艺青年气质开始初露端倪，业余时间在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协助录一档寒假特别节目，主题曲是小虎队的《爱》那时的我已小有名气，心思完全不在流水线上。

实习期结束，要进行正式的实际操作考试。工厂领导和学校校长都会去现场观摩检验。带我的师傅知道我水平不行，说：“我也不难为你，真让你焊个‘鱼鱗纹’你也焊不出来，干脆就给你提个最低要求，把这两块铁给我焊结实了，就算你及格。”

考试的时候我很紧张，知道自己技术差，早早地把两块铁拎在手里，候在生产线旁边。流水线还没转到跟前，我已经提前把铁块放了上去，扛起大型电焊“滋——”从上到下焊了一道。转念想：笨鸟先飞，早下手，多焊几道结实！一看焊位还没走远，冲上去再焊一遍！这下可好，本应焊一道，我焊了三道。焊完用焊枪撞了两下，纹丝不动，妥妥的！开心啊，我过了！

正弯腰把焊枪往回放的工夫，只听后面那道工序的师傅怪叫一声：“哎哟，谁他妈把零件焊在流水线上了？！”一时车间大乱，那边忙着切断电源，这边我师傅开始跟着流水线飞奔，举着焊枪拼命把铁块往下割。终于电闸拉下，生产线停转，周围鸦雀无声，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过了老半天，来了个很高大的男人，据说是厂长。厂长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声若洪钟带着胶东半岛的海水味说：“谁叫李锐啊？恭喜你啊，你是俺们一汽建厂以来，头一个把这玩意儿焊在流水线上的！”

就是精神不大正常

出了这么大一丑，全家都觉得我太不争气了，我也觉得自己这辈子完了。怎么办呢？

当年一汽电视台最有名的主持人刘晓玲，搞了一档娱乐节目，招聘临时主持搭档。我不是文艺青年么，就兴冲冲去报名应聘，还真考上了。

该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点歌，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念台词：“某某分厂某某工位张某某，想为他的女朋友李某某，点播一首《爱你一万年》，我们今天就来满足他的心愿。”

一汽电视台虽然只是一家企业内部电视台，但是能覆盖到的观众少说也有四五十万。在点歌节目里念了一阵子台词之后，我发现自己开始“出名”了。走在厂区大街上经常被人认出来，“哎，这不是李锐吗！”进澡堂子也能被认出来，光着身子让人上下打量，还挺不好意思。

最糗的一回是在马路上，听见人家招呼我，怀着欣喜的心情回头挥手致意，脑袋“梆”一下撞在了公交车站牌上，撞得我眼前直冒星星。最可恨的是，那牌子从我脑袋上弹开，还像动画片里似的，“嗡嗡”乱颤，周围的人笑得都走不动道了。

就这么虚荣快活地上了一阵子班，厂里文工团来了一个人，叫陶维，是个舞蹈演员。舞蹈演员一般身材都矮，他却个头儿挺高，不但在舞台上玩艺术，生活中也玩，走路扭来扭去。要知道工厂是一个充斥着雄性激素的地方，看见这种男人，真是要多烦有多烦。

虽然烦，但不能不提，因为此人的出现改变了我的后半截人生。

那天我正在办公室里准备节目，陶维一拉门，黑着脸就进来了，径直走到我身边，众目睽睽之下指着我鼻子说“你就这么自甘堕落吗？”

我被他问傻了，心想我怎么自甘堕落了？

“你就整天跟他们混在一起，一直混下去吗？”他又指着我周围的同事说。

我与众同事面面相觑，不知来者是何路数。

这时，只见他左脚在地上一顿，右手在空中一挥，“李锐，你是一条龙，早晚有一天，”左脚又重重一顿，“早晚有一天你会飞起来的！”

说完这哥们儿扭搭扭搭走出去了，屋子里剩下的人，包括我在内，无不愕然。

隔了两天，我正在姥姥家闲待着，都快把这事儿忘了。没想到这哥们儿又闯进来，把前两天的戏码重演了一回。还是先指着我鼻子，“你就这样自甘堕落吗？”然后左脚一顿，右手一挥，“你是一条龙，早晚有一天，”左脚再一顿，“早晚有一天你会飞起来的！”

跟上次不一样的情节是，这回临走前他“嘭”地丢给我一沓纸，我一看，是高考复习资料。

“考大学？考哪个大学？”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

“你考北京广播学院，我考中央戏剧学院。”他神情笃定地说完，转身走了。

我姥姥望着他的背影叹了口气，“挺好个孩子，就是精神不大正常。”

差点儿把我漏了

今天的中国传媒大学，那时还叫北京广播学院，在整个吉林省的录取名额只有一个，怎么敢考？算了，考不上就当玩呗。但不知道是陶维的心理暗示起了作用，还是命中注定，复习了几个月，居然真考上了。至于怎么考上的，当然是艰难曲折，暂时略去，将来可以另写一本书。在这儿单说考上以后的事。

第一次知道考上了，是接到一个北广的电话通知，高兴坏了。可正式的录取通知书久等不来。再打电话到学校去问，得到的答复就是“没有录取”。

这事儿蹊跷，显然有问题。我决定和妈妈一起到北京查个究竟。出发那天险些误了点儿，赶到站台时，火车门已经关上了，正在慢慢启动。可是乘务员十分仗义，左手拽着我妈，右手拽着我，愣是把我们拽上了车。现在回想起来，也是一个历史性的瞬间。我的事，总这么悬，又总能成。

到了北京广播学院，去招生办查录取名单，查了四遍，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心灰意冷。正要转身离开，却又心生一念，对接待我们的人说：“还有另外一本录取名单，对不对？”那人似乎迟疑了一下，于是我更加肯定自己的揣测，坚持要看。

终于拿到了另外一本录取名单，仔仔细细从头看，没有，没有，仍然没有。几乎打算放弃了，忽然发现倒数第二个名字，居然就是“李锐”二字。

我考上北京广播学院那年，陶维也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

哥们儿是神仙派来的

大学时代及北漂岁月都是弹指一挥间，一转眼我已经进了湖南卫视，当上了《晚间新闻》的主持人。有一天接到一个采访任务，采访正当红的演员孙红雷。

一见面，他居然向我问起陶维，拜托我一定要帮忙找到他。

这俩人怎么会认识呢？又是说来话长。

那些年我们都是“北漂”，孙红雷曾经和陶维一起在东四十条租了一间小屋。那时孙红雷很胖，也没什么名气，一天到晚在各个影视剧组里找活干，日子过得苦兮兮的。

有一天某剧组通知他去试戏，大早上天不亮就赶到片场了，见了导演，一通点头哈腰，导演不咸不淡地打了个招呼，让他在旁边等着。这一等就是一整天，既没戏演也没饭吃，一直熬到后半夜，听导演喊了一声“咔”，才敢凑过去问：“导演，要我演什么？”导演看了他一眼，说：“还没走？今天没你事儿，回去吧。”据说话里还夹带着几个不大好听的字眼儿。

孙红雷这个怒呀，冲上去一把薅住导演的脖子，“你给我记住了，我叫孙红雷！总有那么一天，你跪在老子门口求我拍，老子还不拍了！”

当天晚上回到租住的小屋里，孙红雷掉了眼泪，心想自己在老家也是有名有号的人，到北京来受这些罪，图什么？当时就准备收拾行李，回哈尔滨去。

这时陶维回来了。

“你知道吗，他那天的举动，我能记一辈子。”孙红雷很认真地对我说。

“他就站在我跟前，左脚在地上一顿，右手向空中一挥，说，‘孙红雷，你就这么自甘堕落吗？你是一条龙，早晚有一天你会飞起来的！’”

一个濒临绝望的北漂青年就这样被挽救了，熬过了最艰难的低谷，开始冉冉上升。

孙红雷说，当时他感觉自己好像被雷劈了一样。

他不知道，听了这个桥段，我比他更像被雷劈过。我们都在人生的艰难时刻，被同一个人用同一种方式激励过。命运简直太奇妙了。

身边很多朋友听我讲了陶维的故事，都很想认识他，也体会体会那一顿脚一挥手的震撼，简直是人生激励大师啊。但是这么多年来我再也没有找到过他，估计这哥们儿是神仙给我派来的救星吧。

把日子过成段子

那些年我们都是“北漂”

如果非要拿过日子来打比方，我不想比那些特别俗的，什么诗啊、小说啊、电影啊……我只想比他们还俗，过日子就是说段子。从小到大，经历过的每一件事，起承转合一拢，不长，还挺逗，都是段子。

1995年，我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北漂”生涯正式开始。

我们的行业泰斗——播音主持学院的院长张颂老师，给新生上了第一节课。满头白发的他，双手撑在讲台上，身体微微前倾，定定地望着我们。记忆中，总觉得那一刻的他，像头孔武有力的狮子，两只前爪按在石头上，紧盯着他的“猎物”。

“我要告诉你们，怎样做个好主持人。”他缓慢沉稳地开了口。

我们个个都竖起耳朵，表情急切，想听到一些点石成金的话语。

“做个好主持人，首先要做个好人。”

“嗨——”大家默默在心里叹了口气，“我们是来学本事的，讲这些没用的干啥？”

但是，不知为什么，在这行当里待得时间越长，这句话就变得越清晰。经历越多，见识越多，越觉得“做个好人”才是真正的立身之本，以不变应万变的江湖必杀技。这也是大师和匠人的区别。

中国的“国脸”罗京老师，也和我们有过一次有趣的会面。

那年他到广播学院给新生讲课，滔滔不绝讲了一下午。他在电视屏幕上是不苟言笑的“国脸”，在生活中却是相当可爱风趣，谈笑间高潮迭起。

我们怀着无比景仰的心情，恭敬聆听，听到五点，饿了。耳朵里的讲课声开始变得遥远而飘忽，大脑接收到的信息不再来自讲台而是来自肚子。

怎么办呢？鼓掌吧。

罗京老师讲到精彩处，只要稍加停顿，我们就热烈鼓掌，希望他能听懂掌声背后所表达的“爱恨交加”。

可是罗老师不懂啊，我们越鼓掌，他越有成就感，越要将话题展开再展开。

展开到六点，终于讲完了。食堂没饭了，我们也没念想了。

罗老师走出教室，钻进一辆桑塔纳。大家恭恭敬敬站好，准备目送他远去。可是罗老师刚刚坐稳片刻，又熄了火，从车里钻了出来，走到我们面前，双膝一跪，深深地低下头——

哟？罗老师，这是怎么话说的？就算耽误了吃饭我们也没怪您呀。

只见罗老师双膝一跪，深深地低下头，趴在地上往车下面瞅，口中自言自语地叨咕：“怎么踩油门不走呢？”

作为一名“前一汽实习生”，这事儿我在行啊。赶紧过去，跪在罗老师旁边，往车底下一看，明白了。有个锯了的树墩，停车的时候没注意，正好卡在上面，把前轮架起来了。桑塔纳是前轮驱动，架起来了，可不是光转不走吗！

我请罗老师上车坐好，一挥手，“同学们，来帮罗老师推车！”

大家“嗨哟嗨哟”一使劲，把罗老师的车往前推了半米，再一发动，走了。

“罗老师——再见——”大家热情挥别。

这就是我年轻时代和罗京老师最亲密的一次接触。记忆特别清晰，是因为我喜欢看到那些头顶光环的人们，真实质朴的另一面。

有幸在课堂上面对面听讲的，还有一位提及大名如雷贯耳的老师，是宋世雄。

宋老师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之无愧的“中国好舌头”，说完足球说篮球，说完篮球说乒乓球，我们都是听着他的解说长大的。

我在课堂上提出一个很傻的问题：“宋老师，您说话那么快又那么清楚，是怎么练的呢？”

宋老师淡然一笑，“这个世界上没有天才，都得勤学苦练。来中央电视台之前，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知道吧？就在复兴门，长安街边上。”

“知道，知道。”我频频点头。

“怎么勤学苦练呢？我平时没事的时候，就靠在窗边往下看，数长安街上的汽车。就这么数，你听着啊。”

老师清清嗓子，正正神色，长吸一口气，开始：

“一辆汽车两辆汽车三辆汽车四辆汽车五辆汽车……把这个练足了，再给自己加码……一辆红色汽车一辆蓝色汽车一辆白色汽车一辆黑色汽车一辆绿色汽车……再练足了，再加码……一辆红色红旗汽车一辆蓝色皇冠汽车一辆白色桑塔纳汽车一辆黑色捷达汽车……懂了吧？”

“懂了，懂了。”我再次频频点头，心中暗想，总算得了真传。

讲完课，宋老师走了，大家掌声欢送。

这时候走进来一位学校里的老师，看我们脸上还残留着几许膜拜的光辉，也淡然一笑，“同学们，向任何人学习都要一分为二地看，宋老师那时候是广播，要重复听众看不见的现场，现在是电视了，再像过去那样解说：‘好，现在轮到中国队发球，中国队打过去日本队打回来，日本队打过来中国队打回去，打过去打过来，打过来打过去……’这有意义吗？”

我们呆呆地思考片刻，他说的，好像也对。

求学年代，中央电视台是心中的圣地，每次见到名人从门里走出来都激动万分。有一回见白岩松出来，门口一群挖沟的民工跟他打招呼：“哎，小……小白！”

白岩松乐乐呵呵地答应：“哎！”

“没吃呢？”

“正要去哪！”

中央电视台北边有一条街，餐馆云集，央视人都叫它“台北一条街”。白老师奔其中一家很普通的小店走去，我不动声色，尾随而至，见他进门就点包子，心中疑惑：“这哥们儿就是一个普通人啊，一点范儿都没有？”

后来又遇见很多“大佬”，像葛优葛大爷，每次和人见面都先打招呼。腕儿越大越随和。反倒是些小腕儿，五六个随从前呼后拥，见人爱答不理各种耍酷。呵呵……我也淡然一笑吧。

“苦逼”岁月的狗血剧情

还有一个特别逗乐的是我广院的同学，辽宁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真诚。他原本是学编导的，有人忽悠他，说他长得好看，适合当主持人。

他不是真诚么，别人说啥都信，就真的转到了我们这个播音主持班。

到了播音班，长相是没问题，但口音有问题。我说普通话的时候，老带着一点儿长春口音，已经很要命了，他说的完全就是辽宁话。

有一天上课，练习口头表达，老师要求我们将文言文《晏子使楚》的故事“用自己的话复述一遍”，复述的同时要用磁带录下来。

他没理解老师的意思，以为“自己的话”就是“自己的家乡话”。那敢情好啊，说着多顺嘴儿啊。

轮到他进录音间了，耳机一戴，麦克风一开，其他人隔着一道玻璃旁听。

“大家好，我讲的故四叫晏纸使楚。有一天吧哈，齐王样晏纸到楚国切，晏纸到那嘎一看巴哈，哎呀妈呀，咋搁城门口这嘎整个狗洞捏？晏纸心里一合计，不对啊，活银咋能从狗洞那嘎过去捏？”

讲到这儿，他老兄回头一看，哟，玻璃外面咋都没人了？不爱听啊？都走啦？

再出来一看，哦，敢情地上蹲了一片。老师和同学，全笑趴下了。

毕业后我们一起北漂，有两年失去联络。

我虽然并不富裕，但是搞配音、搞主持，一次三五百块，多少有些收入。听说他在这个行当里处处碰壁，养活自己都很艰难。

有一天我们在街头偶遇，其状甚惨。他连起码的寒暄都没有，开口就管我借钱，说是自己的住处被偷了，现在一穷二白，几天没钱吃饭。

我身上只有一百，便给了他五十。他急匆匆拿了就走，连声“谢”都没顾上说。

再次获知他的消息，就是多年以后的同学聚会，听说他承受不了生活的压力，精神不太好了。

我很喜欢这位厚道的兄弟，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做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呢？

我总是记得他带来的欢乐，但也为他遗憾和难过，希望能再和他喝杯酒。

“北漂”漂到精神失常的听说不少。

我原来的小兄弟彭宇，曾租住在北京的地下室。同样是地下室，也有档次高低之分。贵一些的叫“半地下”，顶上留了半扇窗户可以透气，还可以看到外面来来往往行人的脚。便宜些的是再往下一层，没有窗户，只能靠一根大管子通风。

彭同学住的就是靠管子通风这一层。

有一天躺在床上，听到走廊里有人一边溜达，一边拿着“大哥大”打电话，口气老牛掰了：“什么？上中央台春晚？”

一听“上春晚”仨字，大家都竖起了耳朵。楼道里好几扇门轻轻打开了，挤出几个脑袋想看个究竟，彭同学也在其中。

“不行，我没时间！我最近戏很多，累着呢。挂了啊！”

哟，谱儿够大的啊。旁边偷听那哥儿几个瞬间石化了——这么好的机会，你不去倒是让给我们啊！

又一琢磨不对啊，咱这地下二层，哪儿有手机信号啊？丫疯了吧。

正当我那些哥们儿住着地下室、苦苦期盼上春晚的时候，我在北京电视台厮混，主持着一档装修节目，叫作《点缀空间》。待遇相当于临时工。

那份工作太锻炼人了。我不仅负责前期策划、采访、拍摄，还有后期编辑、文案，兼广告业务员。

基本上每天中午都在陪客户喝酒，喝得红头涨脸，下午接着录节目。录节目租不起演播厅，就在大街上找一块绿化好的地方，也不用太好，有片爬墙虎就行。站在爬墙虎前面，对着镜头说话，背景虚焦处理，绿油油一片挺好看。

录完串场，下午去机房编片子，编完片子写解说词，写完解说词自己配音，配完音继续编片子，同时惦记着晚上还得再去拉个广告。

有一回，我的广告客户，一家挺大的企业，欠我几十万元广告费，拖着不给。此人姓王，且叫他老王。

那天北京下着史上罕见的暴雨。我打电话给老王，问款什么时候能结。他好像喝了酒，舌头打着结，跟我说：“想要钱？行啊！你要是能现在过来，我今天就给你结。”

我在北京最东头的通县，他在北京最西头的石景山，单程也有几十公里，我看了看窗外那瓢泼雨势，想也没想就说：“我来，等着我！”推着摩托车出了门。

此处还应交代一点“前情提要”，之前为了结款的事，被老王忽悠了不是一回半回，几次答应要给，又几次爽约。所以这次，朋友都劝我别去，说他肯定还是在耍我。大雨天的，万一路上出事划不来。

可我就这么轴。明知他在耍我，也偏要去，只要自己坚持不放弃，很多事自然会有转机。唐僧取经不也就九九八十一难吗？

北方的暴雨，街上的积水很深，且流速很急，把摩托车链子冲脱。我不得不把车推到水浅的地方，蹲下来把链子上好，再接着骑。

初秋的天气异常寒冷，湿透的衣服更是冷上加冷。我从雨水里捞起那些不知从哪儿漂来的塑料袋，把水抖掉，塞进衣服里御寒，又找了几块纸板，绑在前胸后背挡风。实在冷得受不了，我就站在摩托车上骑，边骑边大声唱歌……这么狗血的桥段，估计在三流电视剧中也是很罕见的吧。

凄风冷雨中赶到他家。停好车按他家门铃，哆嗦得没了人样。开门的是他太太。我告诉她，大哥让我来拿钱。王太太听了破口大骂，还好不是骂我：

“这个王八蛋，他根本不在家，让你到家里来拿什么钱！”

我脑中一片茫然。又被骗了，怎么办？

王太太叨咕着：“来回来去地折腾孩子，算什么东西！”转身对我说，“你等着！”

一会儿，她从里屋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支票本，写了一张支票给我。还一再嘱咐：“明天早上银行一开门你就去把钱取了。他要是知道我撕了他的支票本，肯定会把票废了。”

就这样，终于，一笔拖欠了大半年的款子被我要了回来。

那个雨天，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不抛弃，不放弃，笑到最后才美丽。”如今我一听到女儿唱这首在幼儿园学会的歌，就很开心。

大长沙，我来了

貌似混不下去了

再往后，就该说到我是怎么去的湖南卫视了。

这得从一只烤鸭说起。

在北京有一位特别照顾我的大哥，叫邱宝华，当时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工作。有一天，大哥邀我去他家，其实就是他租的一间小破房子，面积比单人床大不了多少。我们约了一个地方见面，然后他就上了我的摩托车。

最顺的路是长安街。可是摩托车上长安街是违章的，骑着骑着，只见路边一名交警冲我连喊带比画，估计意思是停车罚款。

那哪儿能停啊！就这么一样值钱的家当，万一被扣下如何是好。这么一想，我果断加速，朝着央视家属院狂奔。眼瞅着就到了家属院的大铁门，这门只能容一辆摩托车或自行车进出，警车是进不去的。我心里着急，也没减速，直接冲了过去。

“哥，你家住几号楼来着？”冲过去以后我扭头问身后，没人答应。

哟，人呢？这才把车停住，回头去找。

好嘛，我那大哥，过铁门的时候也不知道把腿夹着点儿，愣是被门框卡下来了。此刻就跟动画片《猫和老鼠》里的经典场景一样，四肢伸展，像贴纸一样贴在门框上，一动不动。

大哥受伤了，起因在我，我得补偿他。干脆请他吃烤鸭吧。

那时候，大家都没钱，很少有机会吃烤鸭，也不会挑。到了烤鸭店，我挑了一只最大最肥的带回去了，招呼了一帮北漂的穷哥们儿过来，一起打牙祭。

大家一看片下来的鸭子肉，肥得油水横流，都傻了，问我：“哥们儿，你买这鸭子是练相扑的吧？”

吃着流油的烤鸭，我忽然悲从中来。

要不是穷，我也不怕摩托车被扣；要不是怕车被扣，我也不跑那么快；要不是跑那么快，大哥也不会被卡在门上；要不是大哥被卡在门上，我也不给他买烤鸭；要不是买烤鸭，我也不知道自己不会买烤鸭；要不是知道自己不会买烤鸭，我也没意识到自己这么穷。

那天晚上，大哥语重心长对我说了一句话：“兄弟，再这样在北京混下去不行啊。哥得帮你另外找个地方。”

说来也奇了怪，大哥刚一提到“另外找个地方”，我脑子里立刻蹦出四个字：湖南卫视。后来一想，可能是因为我那台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不知倒过多少次手的破电视，能看清楚的只有湖南卫视，其他台都是雪花。

所以说，当时全国那么多电视台主持人，我最眼熟的只有李湘和何炅。看到他们在荧屏里蹦蹦跳跳，内心无比神往：电视还能这样做！

邱大哥一听，说：“好啊，正好我在湖南卫视有个朋友，给你介绍介绍。”

大哥的朋友很靠谱，没几天就给了反馈，让我对着摄像机说段话，带上磁带去长沙面试。

上镜咱不怕，怕的是没行头。穷啊，连身像样的西装都买不起。

多亏了一起吃过烤鸭的另一位穷哥们儿，危难之处见真情，无私贡献出他的“枪驳头”——种时髦的尖领西装。

话说他能有这么一身“枪驳头”让我深感意外。他的穷，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平时别人跟他开玩笑说，你都穷成这样了，怕不怕老婆被人拐跑？他倒爽快，说谁要是把我老婆拐走，我立马跪下给他磕仨头，“大哥，要不我儿子也送给你得了！”

当然是开玩笑，但是生活窘迫到什么程度，可见一斑。

西装有了，又找另外两个哥们儿分别借了衬衫和领带，借用邱大哥的《经济半小时》录影棚，录了段主持。

过程中还有小插曲。进行到一半，有个门房大爷伸脖子进来瞅了一眼，啧啧称赞：“小伙子主持得不错，很有特点。”

我听了心里很高兴，对邱大哥说：“不愧是央视，连门房大爷都这么有鉴赏力！”

邱大哥笑喷了，“什么门房大爷，那是我们的制片人李德来！”

哦，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前辈李德来一后来的“光线传媒”副总裁。

人生灰蒙蒙，心情臭烘烘

离开北京去长沙的那天，是我人生中少有的，倍感黯然的时刻。

坐着中巴从定福庄到北京站，路过那些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大楼，竟然流下几滴伤感的眼泪。就要离开我这么喜欢的城市，千辛万苦打拼的城市，何时才能再回来？

当时的长沙，眼前所见，更如兜头泼下一盆冷水。到处都破旧，哪里像是个省会城市？我左手拎着两个纸箱子，右手拎着一个纸箱子，向旁边一位大哥求证：“大哥，这儿是长沙市，还是长沙县啊？”大哥说：“长沙市啊。”我听了心里就更悲凉了。

出站以后打了一辆夏利出租车。

我一般习惯坐后排右边。师傅喊：“坐中间！”

“为什么？”

“右边的减震器坏了撒！”

刚把屁股挪到中间坐稳，师傅又喊：“手拉着门！”

“为什么？”

“门也坏了撒，不拉着，拐弯时自己就打开了！”

我和我的三个纸箱子，坐在一辆破旧的出租车上。我坐在中间，向右边歪倒着身子拉着车门。马路两侧的门面房，灰头土脸。卖米粉和臭豆腐的小摊比比皆是，整条街都臭烘烘的。那时湖南卫视还没搬到现在的新址，位于德雅路上，紧挨着长沙动物园，也破旧得厉害，老远就能闻到一股动物的腥臊气。

我的心情也像空气一样，臭到了极点。

进了电视台，邱大哥的朋友，一位挺和气的大姐，带我去见台长。

台长忙啊，等了很久才来。来了以后也一直在接电话，给人布置工作，各种签字，几乎没正眼看我，更没看几眼我借衣服上镜录的节目。

等他手头工作处理得差不多了，我刚想趁机跟他搭茬，又来一电话，而且这回他一边接电话就一边出去了，也没有要回来的意思。

我那颗悲凉的心啊，瞬间冻上冰了。没想到大老远投奔过来，一路上风尘仆仆，到了就是这么个结果。陪我那位大姐也觉得面子上不好看，红着脸追出去，问台长：“您看这小伙子怎么样？”

“啊？哦，不错。”台长一边接着电话一边跟她说，“让他来上班吧。”

我和大姐面面相觑，什么情况？

台里给我安排了一个办公室，门口就是厕所，臭。

给我安排的节目叫《晚间新闻》，播出时间快接近后半夜了。从头到尾只有俩广告，一个卖拖拉机，一个卖饲料。节目时段臭，广告也臭。

总之，长沙给我最初的印象，就是一个“臭”字。

吊儿郎当，专业扯淡

臭着臭着，没想到有一天，《晚间新闻》红了。

当时快过年了，我想到可以回家看奶奶，高兴。一高兴就坐在演播室里胡说八道，眉飞色舞，语气也没个正经。反正节目是录播，不行再重说呗。

当时的执行主编谢涤葵，就是后来《爸爸去哪儿》的总导演，一看我这状态，眼神都直了，“好！就按这个套路来！”

这回轮到我傻了。按这个套路，疯了吧？之前我可都是严格遵守老师的教导：腰背挺直，肩膀端平，眉毛不许乱挑，眼睛不许乱眨，不苟言笑，端庄大方。

见我犹豫，老谢给我打气：“反正这节目也没人看，想咋说就咋说呗！”

结果那天晚上，我吊儿郎当一上镜，“用扯淡的方式播新闻”，立马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陪我面试的大姐告诉我，她妈妈在家看新闻，一看主持人风格突变，吓得手一哆嗦，茶缸都掉在了地上，差点儿没犯心脏病。

但是，自从主持风格发生了突变，我们好像突然找到了所谓“接地气”的途径。我们的精神导师潘礼平从文稿、串词、镜头，到选题策划、拍摄手法、精神内核，要求我们开始一点点地改变。

1999年，我加入湖南卫视一年以后，《晚间新闻》红遍全国。

《晚间新闻》火了，一时间成了大家竞相学习的榜样。

不但我们台的《新闻联播》学，《体育新闻》也想学。

那个播《体育新闻》的五大三粗的小伙子来向我虚心讨教，怎么才能让节目更好看。我也没太当回事，建议他首先衣着不必太死板，可以更运动一些；其次说话的状态不必太拘束，可以更放松和随心所欲一些。

哪知当天晚上，坏菜了。

播音组组长惊恐地喊我：“李锐，你快过来看，他怎么了？”

我往电视里一看，好嘛，这老兄上半身只穿了件跨栏背心，因为块儿大肉多，视觉效果近似于光着膀子，再加上略微谢顶，让人立马笑岔了气，看得我真想把电视机一脚踹翻在地。

而我，屏幕形象就此定格：吊儿郎当，专业扯淡。

就连有一次犯错误，播新闻之前和老朋友见面，喝了点酒，坐上主播台边打酒嗝边结巴，台里上上下下都没反应，以为就是要这效果。现场还有一些来参观的业界同行，激动地握住我的手说：“李老师，你太幽默了！”

幽默什么呀，快闪开让我去趟厕所！

想起前半辈子，尽是乐子。我得认真了，不能把自己活成一个笑话呀！这四十年的人生履历，怎么就那么多明差阳错，怎么就那么多柳暗花明。

把日子过成段子，转悲为喜，化险为夷。老天保佑！

真不容易，但我乐意。

藏地奇旅

天路

我喜欢从天空中、海面下、沙漠里……用不同的视角看熟悉的世界，也喜欢穿越时空，在被历史瞬间遗忘的古老疆域寻找生命的源代码。

蛮荒之地一向对我有种无法抗拒的吸引。越是没人走过的路，越想亲自走一走。越是没人见过的风景，越想亲眼看一看。我曾经四次自己开车进藏，为的就是那“独一份”的体验。

其中一次是2000年7月，为了在节目中呈现一些别人没拍过的东西，和“打板哥”蒋良等一众兄弟，自驾一辆越野车，扛着摄像器材，从长沙经四川入藏。

一场长达半个月、总行程超过6000公里、途中几度历经生死的神奇旅程。

我们并不是直接开车到拉萨，而是边走边问，哪儿人少、哪儿偏僻，就往哪儿开。被问路的人经常当我们是神经病，没办法，我们要找新鲜啊。

把方向盘交给同事的时候，我们还在318国道上，道路两边是广袤川西的寻常风景，虽然很美，但没有太多特别之处。我已经连续开了两天，困得睁不开眼，把座位放倒沉沉睡去。

等到乍一惊醒，车停了，哥儿几个招呼我下去活动活动。

此行第一眼看到真真正正的藏区！

点缀着黄色和紫色的指甲盖大小的野花，从脚下一直铺展到天际。天空蓝得耀眼，空气清透，深深地吸上一口，身体的每一个毛孔都舒展开了。仿佛视力也好了许多，白云低垂在眼前，一只隼，孤傲地滑翔。因为上游和下游落差很大，藏区的的溪水总是跳跃的，水流很急，水花弹起来像一颗颗水晶。

太美了！发自内心的惊叹！

过了这片草原，继续前行，驶入二郎山盘山路。堵车了，一堵就是五六个小时。

我和“打板哥”沉不住气了，跳下车，拎着摄像机往前走，想看个究竟。只见最前方是一辆大卡车，横在路中间，车头悬在路基之外，下方就是万丈深渊，深不见底。

卡车上拉着一块巨大的石头。我自言自语念叨：“拉这么大块石头走盘山路，能不出事吗？”旁边一个看热闹的白我一眼，说：“人家上山的时候是空车。”

哦，敢情是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到路边去的。

我当时很矫情地想到了“命运”这两个字。那么多车来车往，没砸到别人，偏偏砸到他，只能说时运不济。可是老天又很给面子，没给他整个砸到山下去，就这么悬地横在悬崖上，让他能自己打开驾驶室的门，一点点摸着车身爬回公路上。

那司机哆哆嗦嗦坐着，身边一堆烟头，谁跟他说话都没反应，显然是吓傻了。好不容易开了口，第一句话把我乐坏了：“我开着开着车，就听‘轰’一声，抬头一看，眼前路没了，就全是蓝天白云了！”

堵车是盘山路上的常事，一堵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几天。

7月24日是我的生日，一个朋友从长沙过来和我会合，家人托他带了一束鲜花给我。一个男人送花给另一个男人，感觉有点奇怪，但在枯燥而漫长的旅途中，也算是个精神调剂。

然后，我们就又遭遇了堵车。前方几名司机坐在路边围成一小圈，打扑克。

我们凑过去问：“师傅，什么情况？堵多久了？”

其中一个司机抬眼慢悠悠地用河南话说：“四天了吧。”

“您估计再过多久能通车？”我战战兢兢问。

他气定神闲地说：“三天吧。”

我们的心就揪起来了。真要是在这儿堵上三天三夜，车上的补给显然是不够的。荒山野岭，衣食无着，咋整？

这时候，给我送花的哥们儿偷偷把我拽到一边，躲在两辆大货车的夹缝中，趁四下无人，从怀中摸出一张巨大的面饼，扯下半张给我，剩下半张又小心翼翼揣回去，跟我说“没人的时候偷着吃啊。”

这才是兄弟情深啊。送给你鲜花的不一定是朋友，但掰给你大饼的肯定是朋友。既送鲜花又掰大饼的，那是真朋友。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西藏归来才知道三山五岳在它面前都只能算是“小盆景”。

山的那边还是山，路的远方还是路，跟着一望无际的油菜花，车一直往纵深处开，七天七夜也看不到尽头。盘桓不尽的山路，一边倒后镜几乎贴着峭壁，另一边车轮紧紧擦着悬崖，把我这个号称“赛车手”的资深人士也吓傻了，越开越慢，越开越小心，在特别险的路段几乎就是向前蹭。

记得其中有一段被洪水冲豁了的山路，如果硬开过去，会有一个轮子悬空片刻，很是吓人。

那一刻心情很沉重，我对车上几个兄弟拍拍胸脯，故作镇定地说：“哥年纪大了，啥都经历过了，你们还小，好日子在后头。你们先下车，哥一个人把车开过去。”

说这话的时候，感觉很悲壮，满以为他们会冲上来跟我争着开车，谁知道扭脸一看，瞬间全下去了，一个不剩。嘿一我心想，这都什么兄弟啊？不过老天保佑，好歹顺利地开过去了，那几位又兴高采烈地爬上车来。

这还不算最要命的。

盘山路再险，好歹一边是山，一边是崖。可是走着走着，出现一段很窄的“山墙”，两边都是悬崖，将将能容一辆车通过。遇上这种路，只能祈求老天保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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