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莉结婚了，而安娜又有一段风流韵事。

当简纳特第一次问起母亲，她能否去上寄宿学校时，安娜的态度很勉强。安娜讨厌寄宿学校所代表的一切。她打听了各种“进步”学校(1)的情况，又与简纳特谈了一次。但在此期间，这小姑娘把她的一位已上某所传统寄宿学校的朋友带到家里，以帮助说服她的母亲。两个女孩，眨动亮晶晶的眼睛，担心安娜会拒绝，大谈着校服、宿舍、全校出游等等，于是安娜明白了“进步”学校正是简纳特不愿去的地方。事实上，她的意思是想表明“我希望成为普普通通的人，我不想跟你一个样”。她已经察看过那个乱糟糟的实验的世界，那儿人们一天天挨着日子，像是喷涌的水柱顶上永远不停地蹦跳的球似的；他们老是瞪大眼竖起耳渴求着新的感受和冒险经历，因此她打定主意不去“进步”学校。安娜说：“简纳特，你有没有想过，寄宿学校和你已经了解的东西有多么巨大的不同？那意味着在遍地鳄鱼的地方散步，像士兵一样，人人外表看起来差不多，严格按规定的时间作息。如果你不留点神儿，出来的时候就会像颗加工过的豌豆，和其他人一模一样。”“是的，我知道。”这位十三岁的小姑娘微笑着说，那副笑容似乎在说，“我知道你讨厌这一切，但为什么我也该讨厌呢？”“那会让你反感的。”“我认为不会。”简纳特说，她突然变得阴郁了。接受她母亲的生活方式，即意味着与生活形成冲突，这是她不想考虑的。

简纳特上寄宿学校之后，安娜才体会到她是多么需要自律，需要因孩子而不得不实行的自律——早上某个时刻就得起床，晚上得早点上床以消除疲劳，因为第二天必须早起，得安排好一日三餐，得调整自己的心态，以便不让孩子受到惊扰。

她单独住在偌大一套公寓里。她应该换一套小点儿的，因为她不想再出租房屋。一想起若再租房给罗尼和阿尔佛的那种经历，她就感到害怕。那场经历令她感到后怕，一想起它也令她害怕——她究竟怎么啦，会回避复杂的人群，回避与他们打交道？她认为这背离了自己本该奉行的准则。她采取了折衷的做法：在这公寓再住一年，出租一间屋，再找个合适的工作。

似乎一切都变了。简纳特离了家。马莉恩和汤姆，由理查出钱资助，去了西西里，带去了大批有关非洲的书。他们打算去拜访多尔西，以便了解他们能不能，如马莉恩说的，“对这可怜的人有所帮助。你知道吗，安娜，我一直在我的书桌上摆着他的照片？”

摩莉也单独住在一幢空荡荡的房子里，儿子撇下她随她前夫的第二位妻子走了。她邀请了理查的几个儿子来与她同住。理查很高兴，尽管他仍在埋怨摩莉的生活造成了儿子的失明。摩莉照顾着这些孩子，而理查则带上女秘书前往加拿大，去安排三个新建的钢铁厂的财务。这次旅行有点像度蜜月，因为马莉恩已经同意离婚。

安娜发现自己优游终日，无所事事，便断定结束这种状况需要一个男人。这是她为自己开的处方。

她接到摩莉的一位朋友打来的电话，摩莉没时间顾及他：因为她忙于照顾理查的儿子们。此人便是纳尔逊，一位美国的电影剧本作家，她曾在摩莉家中见到过他，而且还一起吃过饭。

在电话里他说：“我得告诫你小心提防我，我是个危险分子，自己的老婆要了三次就非常讨厌了。”

晚餐时他们主要谈政治。“欧洲的赤色分子和美国的很不一样。在欧洲，赤色分子便是共产党；而在美国，赤色分子是一个因为谨慎或胆怯从不敢出示党证的人。在欧洲，有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在美国，却只有共产党和前赤色分子。而我就是个赤色分子——我仍坚持很不一样的看法。可我不想惹更多的麻烦。好啦，现在我的情况都已和盘托出了，今晚你会带我回家吗？”

安娜心想：真正的过错只有一种，那便是劝说自己第二选择绝对不能二流。老盼着迈克尔又有什么用呢？

于是她和纳尔逊过夜了。她很快便明白，他的性能力根本不行。但她出于侠义之心，仍配合着，并装做没什么严重问题的样子。他们第二天早上友好地分手了。随即她发觉自己哭了，心中极度的抑郁消沉。她对自己说，要想振作，不能独自枯坐，得打电话约见一位男性朋友。但她没有做这类事。她无法直面任何人，更不用说另一次“风流韵事”了。

安娜发现自己正以一种古怪的方式消磨时间。她一向大量浏览各类报纸、期刊和杂志，她沉溺于自己的这种恶习，即她必须知道各个地方所发生的事。而此刻，早上醒来已迟，喝过咖啡之后，她便坐在大房间的地板上将六种日报、十多种周刊摊在四周，慢慢地，一遍又一遍地读起来。她在努力使各类事情协调起来。过去，她读报纸杂志是为了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情况，而现在，她所熟悉的某种秩序已经不复存在了。仿佛她的头脑成了区分各种均衡的场所，她在相互对照衡量各种事实和事件。这不是一连串事件及可能导致的后果的问题。而是她，安娜，仿佛成了无所不知的中心，千百万不相协调的事实汇聚到她这儿，要是她无法掂量平衡这些事实，将它们作通盘考虑，这个中心就会消失。于是，她便发现自己正盯着这样的文字：“十兆吨当量核爆的热辐射所产生的灼烧危害可波及半径二十五英里的范围。二十五英里半径的范围内（也就是一千九百平方英里）一片火海，如果核武器在预定目标附近起爆，这就覆盖了作为综合目标的人口最稠密地区，这意味着在一定的大气条件下在如此广阔区域内的任何人任何物体都可能遭受到严重的热核危害，无数人会在这种大屠杀中丧生。”——此时此刻，倒不是说这些文字多么可怕，而是她根本无法想像将它们的意思和下面的话协调起来：“我是这样一个人，因为眼下可供我选择的方案太多，以致一再误了各种可能的前程。”因此她会呆呆地看着这两段文字，直到这些文字仿佛纷纷从纸页上脱落并悄然消失，仿佛它们已游离于自身的意义之外。然而那意义仍在，未得文字证实，或许因此变得更可怕（尽管她不明白为什么），因为文字已无法限制它了。结果，这两段文字击败了她，她把它们搁到一边，注意力转到另一段上：“在欧洲极少有人意识到，在非洲并无所谓目前正保持着的现状。”“我以为，规范化（不是史密斯先生所指的新新浪漫主义）将是未来的趋势。”于是她一连几个小时坐在地板上，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些选出来的文字片段上。不久她便开始了一项新的行动。她十分仔细地从报纸杂志上剪下这些片段，用图钉将它们一块块钉在墙上。这大房间的白墙上钉满了大大小小的剪报。她小心地沿墙而行，看那些钉在墙上的文字。图钉用完之后，她对自己说，继续这毫无意义的做法真是太蠢了。然而她还是套上外衣，下楼上街，去买了两盒图钉，将尚未钉上的剪报整整齐齐地一一钉在墙上。每天早上，她家门前的地垫上，便堆起厚厚的一大摞报纸，每天上午她都坐着，努力将这新的一大沓材料整理归类——图钉不够了便又上街去买。

她曾经想，自己是不是发疯了。这是她曾预见过的精神“崩溃”，或“分裂”。然而，她似乎觉得自己一点也不疯，倒是那些不像她那样困惑于报纸所反映的这个未臻完善的世界的人，才荒唐得顾不上这种极其必要的事物。然而，她明白自己是疯了。尽管她克制不住自己，依然沉溺于这项行动：大量阅读，剪下片段，满墙钉剪报。她知道，一旦简纳特从学校回家，她又会成为安娜，负责的可信赖的安娜，这种困惑也会随即消失。她知道，成为简纳特的神志正常和负责的母亲毕竟比剖析这个世界重要得多。而这两件事相辅相成。除非简纳特的母亲依然负责可靠，否则这世界就永远不可能获得了解，不可能用文字来整理归类，不可能被“命名”。

再过一个月简纳特就要回家了，这事搅得整日着迷于报载事实的安娜心神不宁。这驱使她去重读那四本笔记。自从汤姆出事以来她就没怎么翻过它们。她翻来覆去读着这些笔记，却觉得和它们没什么关系。她知道是某种她所无法理解的负疚感，切断了她和这些笔记的关系。这份负疚感当然与汤姆有关。她不知道，永远不会知道，汤姆试图自杀，是不是读了她的笔记所引起。或者，假如这是真的，那笔记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扰乱了他的心境？或者莫非她真的很傲慢自大？“这显得傲慢自大，安娜，这太不负责任了。”是的，他说过这样的话。但除了明白她曾使他失望，她没能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之外，她无法理解所发生的一切。

有一天下午她睡着了，做起梦来。她知道这是她以前以不同方式常做到的梦。她有两个孩子。一个是简纳特，白白胖胖的很健康。另一个是汤姆，一个瘦小的婴孩，她让他挨饿了。她乳房瘪瘪的，简纳特早把奶吮光了，于是汤姆变得又瘦又弱，饿得在她眼前日渐萎缩。就在她快醒过来的时候，只见他缩成了皮包骨头一小团，随即完全消失了。她是在一阵激动不安的焦虑、负疚和自我分裂感觉中醒来的。然而，醒来之后，她却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竟会梦见汤姆在她手里挨饿。况且，她知道在这样周而复始的别的梦境里，任何人都可能成为那“挨饿的”角色，也许那是她在街上遇到的某个人，那人的脸常常浮现在她眼前。然而，毫无疑问，她感到对这一瞥而过的人负有责任，否则的话，为什么她就该梦见自己有负于他——或她呢？

这次做梦之后，她又狂热地忙活开了：剪下一条条消息，把它们钉在墙上。

那天晚上，当她坐在地板上听着爵士音乐，因为无法“看懂”那些剪报而烦恼得有点绝望的时候，却有了一种新的感觉，仿佛是种启示，一种新的从未有过的对世界的理解。这种理解总的说来是可怕的，是一种和她以前所知道的截然不同的现实，它来自她从未体验过的情感领域。它不是“沮丧”，或“不快”，或感到“泄气”，对于这种体验的本质来说，欢乐幸福这样的词语，都变得毫无意义了。从启示中醒过来——因那种启示不受时间影响，安娜不知道已过去了多少时间，她只知道自己曾有份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体验——其境界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

但她又站在了那些笔记本前，让握着自来水笔的手（它那容易损坏的内部坦露着，看起来就像是某种海中动物，像头海马），停留在第一本上方，又移到下一本，让那份启示自己决定该写在哪一本；但那四个笔记本，有着不同的细目和分类，显得依然故我，安娜只好放下了笔。

她一段段试听了各种音乐，有爵士乐，有巴赫的曲子，有斯特拉文斯基，心想也许音乐能表达语言无法描述的东西。但与以往一样，很快使她感到烦躁，音乐似乎撞击着她的内耳，耳膜排斥着声音，仿佛它们是敌人似的。

她对自己说：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仍觉得这一点如此难以接受，即：文字有缺陷，就它的本质来说，它不够准确。要是我认为文字能表达真理，我就不会记这些不让任何人看——当然，汤姆是个例外——的笔记了。

那个晚上她几乎一夜没睡。她清醒地躺着，回顾那些她已非常熟悉的思想，甚至它们一出现她就感到厌烦——政治上的思想，我们这时代的种种行动模式。这是向平庸陈腐的滑落，因为与往常一样她的结论是：她的任何行动都不带信仰，无所谓“好”或“坏”的信仰，而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只希望会有好结果，再没有比这进一步的信仰。而持这种态度，她很可能会不知不觉作出使自己丧失生命，丧失自由的决定。

她很早就醒了，不久便发现自己竟站在厨房的中央，两只手中满是剪报和图钉，她那大房间的四面墙上，凡她够得到的地方，全钉满了剪报。她吃惊得忙把新的剪报和一摞摞的报纸杂志推在一边。她在想：既然第一个房间四壁钉满了我也没感到惊愕——或至少，没惊愕得停止剪报，那在第二个房间的墙上钉剪报，也不应该大惊小怪。

然而，她却有一股冲动，不想再钉那些提供难以理解的信息的剪报了。她站在大房间中央，要求自己把钉在墙上的剪报都清除掉。但她下不了手。她又在屋里沿墙走着，从一条看到另一条，想将一句句话，一段段文字互相协调一致起来。

正在她这么做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摩莉的一位朋友打来的。一位美国的左翼人士需要找个房间住几天。安娜开玩笑说，如果那人是个美国人，他一定想写一部史诗般的小说，正在接受精神分析治疗，并正在和他的第二个妻子闹离婚；但仍然说他可以来住。那人后来打电话来说，他下午五点钟过来。为了迎接客人，安娜打扮了一下，并意识到除了上街买点儿食品和图钉之外，她已好几个星期没修饰打扮了。快到五点的时候，那人又来电话，说一时不能来了，他得去见一位代理人。他谈到了与代理人约会的一些细节，这给安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分钟后摩莉的朋友又来电话，说米尔特（那个美国人）要到她家参加聚会，安娜愿不愿意也来参加？安娜很恼火，但她随即打消了这份懊恼，拒绝了邀请，又穿上她的晨衣，坐回到四面围满报纸的地板上。

那天深夜，门铃响了。安娜打开门，见到了那个美国人。他为没先打来电话而道歉，她则为自己没穿礼服而致歉意。

他很年轻，据她判断，大约三十岁。浓密的褐色头发，一张瘦削的聪敏的脸，戴了副眼镜。他是那种精明能干又聪慧的美国人。她很熟悉这样的美国人：“肯定”他比相当年龄的英国人要老练世故百倍，她这个说法的意思是，他是在某个为欧洲所陌生的并充满绝望和冒险的国家里长大的人。

他们上楼的时候，他开始为自己先去见代理人而道歉，她却打断了他的话，问他晚上的聚会玩得是否痛快。他突然哈哈大笑，说，“哟，我的谎话被你戳穿啦。”“你任何时候都可以说要去参加聚会的。”她说。

他们来到厨房里，微笑着打量对方。安娜在想：身边没男人的女人，碰上个男人，不管什么年纪，什么样的男人，都不可能心如枯井，即便是一刹那的闪念。或许这便是那个男人了。这便是他撒谎我要恼火的原因了。这些时常冒出来的感觉，实在太无聊乏味。

她说：“你想看看房间吗？”

他站在一把黄色椅子后面，手支椅背，撑着自己——显然他在聚会上喝得太多了——一边说：“是的，是的。”

但他没有动。她说：“我还不太了解你——我很认真，有些话我要说在头里。第一，我知道并不是个个美国人都有钱，因此房租比较低。”他微笑了。“第二，你在写那部史诗性的美国小说……”“错了，我还没开始动笔。”“同时，你在接受精神分析冶疗，因为你有这方面……”“又错了，我曾经找过一个精神病医生，但觉得他还不如我自己。””“嗯，那就好，至少我们可以一起说说话了。”

“你干吗这么小心提防人？”

“让我自己说，是冒犯人。”安娜笑着说。她颇有兴味地发觉，说这个话时她几乎要哭出来了。

他说：“在这么不合适的时候我还过来，因为我想今晚就睡在这儿。我原住在Y那里，那是在我住过的所有城市中我最不喜欢的地方。我很冒昧地把箱子也带来了，箱子嘛，刚才我耍了点小聪明，把它留在门外了。”

“那就把它拿进来吧。”安娜说。

他下楼去取箱子。安娜进入自己的大房间，去为他取床单枕套。她不假思索地进了房间，但当她听到他跟在后面关上门时，她不禁一下子呆住了，因为她意识到房间里是怎样一番景象。地板上是波浪起伏似的一摊摊的报纸杂志，墙上密密麻麻钉满了剪报，床上也还没有收拾，乱成一团糟。她拿着床单枕套转身向他走去，一边说：“要是你能自己铺床……”但他早已进了房间，正透过那精明的近视眼镜满屋子打量呢。随即他在她那张搁板桌前坐了下来，还晃动起双腿。桌上正放着她的笔记本。他瞧瞧她（她打量一下自己，穿一件褪了色的红色睡衣，直溜溜的黑发一缕缕散在未经妆饰的脸上）瞧瞧四面墙壁，地板和床铺。然后他半嘲弄半吃惊地叫了声：“我的天！”但他脸上却显得十分关切。

“他们说你是位左翼人士。”安娜半带恳求地说。这是她为解释屋里一团糟的状况，出乎本能所说的话。她自己对此也颇感好奇。

“那是在战后那段时期。”

“我正等着你说：我和在美国的另三位社会主义者正想……”

“是另四位。”他向一面墙壁走去，仿佛在悄悄追踪它似的，并摘下眼镜去看墙上钉的剪报（显示出因近视而目光迷茫的双眼），又叫了一声：“我的天！”

他很小心地重新戴上眼镜，说：“我曾经认识一个人，那是位一流的报社记者。如果你想知道他和我的关系，这很自然，那么，他是我视同父辈的一位长者。是位赤色分子。后来厄运就接二连三落到他的头上，对了，这是对那种处境的一个说法。过去三年直到现在，他房间里的报纸堆积到了天花板。地板的面积缩小到了，按保守估计吧，可以说只有二码见方。在报纸进占之前，那可是个大房间。”

“我有这个癖好不过才几个星期。”

“我觉得我有责任说，这癖好会让人上瘾，使人失去理智——我是指，我那位可怜的朋友，顺便说一句，他叫汉克。”

“那很自然。”

“他是个好人。真令人伤心，看到有人变得那样。”

“幸运的是，我有个女儿，下个月就要离校回家了，到那时候我的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

“也许会转入地下。”他说，一边坐在桌子旁，晃动着两条细长的腿。

安娜开始往床上罩床单。

“那是为我铺的吗？”

“不是你还有谁？”

“我自己从不收拾床铺。”在她弯腰铺床的时候，他默默向她走近。她说：“我已经受够了冷冰冰的高效率的性。”

他回到桌子边，说：“我们是受够了。我们从书上读到的那些温情而又和谐的性都上哪儿去了呢？”

“都转入地下了。”安娜说。

“不过，我的效率并不高。”

“你还没有受够？”安娜先发制人，这样问了一句。

床铺好了，她转过身来。他们朝对方微微笑着，很有点讽刺意味。

“我爱我的妻子。”

安娜笑了起来。

“是的。那正是我要和她离婚的原因。或者是她要与我离婚。”

“唔，曾经有个男人爱过我——我的意思是，真的爱我。”

“那后来呢？”

“后来就扔下了我。”

“这可以理解。爱是很难的。”

“而性又太冷冰冰了。”

“你是说，从此你就洁身自好了？”

“这倒说不上。”

“我想也不会。”

“反正都一样。”

“情况都说清楚了，能不能上床了？我有点儿醉，也困了。而我一个人是没法睡的。”

那句我一个人没法睡说得冷酷无情，是陷入绝境的人的口气。安娜一惊，随即镇定下来好好观察起他来。他坐在她的桌边微笑着，一个铤而走险时仍能克制自己的男人。

“我一个人仍能睡好。”安娜说。

“那么，你处于有利地位，可以慷慨大度些。”

“还是一个人睡好。”

“安娜，我需要你。当有人需要什么的时候，你就该给他们吧。”

她没有回话。

“你明说吧，我不会强求的，我会马上离开。”

“哟，倒是挺干脆。”安娜说。她一下子恼恨起来，气得全身都颤抖了。“你们全都说什么不强求——其实什么都想得到，不过全是逢场作戏而已。”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他说。

安娜大笑。她的怒气消了。他却迸出了响亮轻松的笑声。

“昨夜你在哪儿过夜？”

“和你的朋友贝蒂一起。”

“她不是我的朋友。她是我朋友的朋友。”

“我和她一起过了三夜。第二夜后她就对我说她爱我，想为了我而抛弃她的丈夫。”

“倒挺干脆。”

“你不会这么做，是不是？”

“我很可能会这么做。任何女人都会的，只要她爱那个男人。”

“但是，安娜，你必须看到……”

“哦，我看得很清楚。”

“那么我就不必给自己铺床了？”

安娜开始哭了。他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伸出双臂抱住了她。“真是不可思议，”他说，“当你在世界各地漂泊——我一直满世界漂泊，他们有没有告诉你？——只要打开一扇门，你就会发现门后有人正陷于困境。每次打开一扇门，那儿总有人在伤心。”

“也许是你有意要打开那样的门。”

“也许是吧，但那样的门也多得太让人吃惊了——别哭，安娜。我是说，我不会强求的，除非你喜欢，但看来你似乎并不喜欢。”

安娜倒在床上，头靠着枕头，静静地躺着。他在她身旁弓身坐着，咬了咬嘴唇，显得歉疚、机敏、坚毅。

“是什么使得你认为，到第二个早上我不会说要你留在我的身边？”

他谨慎地说：“你太聪明了。”

安娜很讨厌那种谨慎，说：“那将成为我的墓志铭：这里安息着安娜·沃尔夫，她是个很聪明的女人。她让他们走开。”

“你可以做点傻事，你可以留住他们，就像我提到的某些人那样。”

“我也这样想。”

“我去穿上睡衣，马上回来。”

安娜独自在屋里。她脱去晨衣，犹豫着不知该穿睡袍还是睡衣裤，最后选择了睡袍。她出自本能知道他更喜欢她穿睡衣裤——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种自我界定自我保护的姿态。

他进来了，穿了件晨衣，戴着眼镜。她躺在床上，他朝她挥了挥手。随即他走近墙边，开始将墙上钉的剪报除去。“帮个小忙。”他说，“不过我知道这个忙已经帮得迟了点。”安娜听到撕扯剪报的细碎声音，图钉落地的轻微“嗒嗒”声。她双臂枕在头下，躺着倾听。她感到有了种受到保护和关怀的感觉。每隔几分钟她便抬起头，看他进展如何。白墙渐渐又显露出来。这活儿花了好长时间，整整一个多小时。

最后他说：“好啦，这事就过去了。从此是个心智健全的人了。”接着他伸开双臂，将撒遍房间的脏污的剪报扒拢，把它们堆在搁板桌下。

“那些是什么书？另一部小说？”

“不是。不过，我是写过一部小说。”

“我拜读过。”

“你喜欢吗？”

“不喜欢。”

“不喜欢？”安娜激动起来，“哦，说得好。”

“华而不实。如果问起，我会回答你这个词。”

“我会在第二个早上要求你留下来，我能感觉到这件事会发生。”

“可这些包得好好的本子是什么？”他开始打开笔记的封面。

“我请你别看这些笔记本。”

“为什么？”他说，一边就看起来。

“只有一个人看过。他试图自杀，没成功，却使自己双目失明了。他试图自杀，是想避免某种命运，却偏偏逃不脱那样的命运。”

“真惨。”

安娜抬头看他。他脸上露出审慎而严肃的微笑。

“你是说，这全是你的过失？”

“那倒不一定。”

“哦，我可不是个想自杀的人。我要说，我充其量是个以女人为生的人，一个吮吸他人的生机活力的人，但我不会是个自杀者。”

“在这点上不必夸耀。”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但是，照实际情况看，从各个角度考虑此事，我要说这是一种说明。我是在作说明。我没在夸耀。我在说明。我在解释。至少我知道这一点。那意味着我能战胜它。我知道有多少人正在自杀，多少人依赖他人为生，而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你要是知道这种人的数量，会大吃一惊的。”

“不，我不会吃惊。”

“不会。但我知道这一点，我知道我在干什么，那就是为什么我能够战胜它。”

安娜听见低沉的“啪啪”之声，那是她的笔记本的硬封面一一合上了。随即她听到一个年轻欢快而精明的声音：“你这是想干什么呢？把真理、真实一类的东西囚禁起来，是不是？”

“差不多吧。但这没什么用。”

“让那种无休无止的负疚感控制了你，那也没有用，一点儿用处也没有。”安娜笑了。他开始唱了起来，那调子用的是某首流行歌曲：

无休无止的负疚，

想吞食你和我，

别让那无边的负疚吞了你，

别让它得逞了……

他走近她的电唱机，审视了一下她的唱片，放上了一张布鲁贝克(2)的唱片。他说：“真像自己家里一样。我离开美国，一心想有番全新的经历，却到处都可找到留在家中的音乐。”他坐下来，就像一只严肃、欢快，戴上了眼镜的猫头鹰，随着爵士乐曲晃动着肩膀，撅起了嘴唇。“毫无疑问，”他说，“这给人一种连续感。对了，正是这个词，一种确确实实的连续感，一座座城市漂泊过去，听着同样的音乐，每扇门背后，都躲着一个相同的疯子。”

“我只是一个暂时的疯子。”安娜说。

“噢，是的。但你确实在门后，这就够了。”他走到床边，脱掉晨衣，上了床，就像个兄弟一般，友好而随便。

“你难道不想知道，为什么我身体这么糟糕吗？”

“不想知道。”

“不管怎么样，我想告诉你这些。和我喜欢的女人一起睡，我就睡不着。”

“真是陈词滥调。”安娜说。

“唔，我同意这说法。就凭重复、罗唆这两点，确是陈词滥调。”

“对我来说还相当伤心遗憾。”

“我也觉得伤心和遗憾，不是吗？”

“你可知道我现在的感觉？”

“是的，请相信我，安娜，我知道，我很抱歉，但我不是个古板守旧的人。”一阵沉默。他随后说，“你在想：那我又是怎样的人？”

“怪了，我正是这样想的。”

“要我干那事吗？那种事，我还行。”

“不要。”

“好吧，我猜想你不愿意，你做得对。”

“都一样。”

“如果你是我，会怎样感觉？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女人，便是我的妻子。我们最后一次干那事是在蜜月里。自那以后，这种事就结束了。三年以后，她很伤心，说是够了。你会责怪她吗？我会怪她吗？但她在世界上最喜欢我。前三个夜晚我和你朋友的朋友贝蒂住在一起。我不喜欢她，但我倒真喜欢她的屁股那么微微地扭动。”

“嗬，别说那个了。”

“你的意思是，你以前听说过这事？”

“通过种种途径吧，听说过。”

“是的，我们都听到过。要不要我从社会学——对了，正是这个词，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其中的原因？”

“不必了，我都知道。”

“我想你一定知道。好吧，好吧。但我将战胜它。不瞒你说，我很相信大脑的作用。我想这样表达——你会不会允许？我坚信：只要我知道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我就承认它，然后说，我将战胜它。”

“好样的，”安娜说，“我也是这样。”

“安娜，我喜欢你。很感谢留我住下。我独自睡觉就会发疯。”稍停片刻后，他又说，“你有个孩子，真幸运。”

“我知道。这正是为什么我神志健全而你疯狂的原因。”

“正是。我妻子不想要小孩。不过，她想要过，但她对我说过：米尔特，我不想和这样的男人生小孩，他只有在喝醉的时候才会硬起来要我。”

“她是这样说的？”安娜厌恶地说。

“不，宝贝。不，乖乖。她说：我才不想和不爱我的男人生小孩呢！”

“头脑多简单。”安娜说，话说得很尖刻。

“可别用那样的口气说话，安娜。否则我只好离开了。”

“你难道不觉得这样的事有点儿奇怪吗？一个男人走进一个女人的公寓说：我必须和你同床共枕，我如独自睡觉就会神经错乱了。但我又不能和你做爱，因为那样的话我会恨你的。”

“这比我们提到的某些其他现象更奇怪吗？”

“没有，”安娜审慎而明智地说，“那倒没有。”她又补充说，“谢谢你帮我清除了墙上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谢谢你。否则不出几天我真的会发疯的。”

“很高兴能为你效劳。我是个失败者，安娜，这一点此时此刻不用你来提醒我，但有一类事我还是擅长的，那就是看到别人有麻烦，我知道该采取点果断的措施。”

他们睡下了。

第二天早上，她感到躺在自己怀中的他全身冰凉，沉甸甸冷冰冰的，像个死人。她给他按摩，把他渐渐擦热了，也把他擦醒了。他醒来时身上暖暖的，很是感激，便和她做爱。但此时她对他已存抵触之心，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无法放松。

“你瞧，我说得不错吧。”完事之后他说，“我早知道了。我做错了，是不是？”

“不，你做得对。一个男人处于性兴奋状态时，那是很难抗拒的。”

“你要是没兴致，仍然应该抵制。因为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以消除相互的厌恶感。”

“我并不厌恶你。”他们已非常喜欢对方，十分友好而亲密，充满了爱怜之情，就像那些结婚已二十年的恩爱夫妻一样。

他在那儿住了五天，晚上就睡在她的床上。

到第六天，她说：“米尔特，我要你留在这儿。”她说这句话，像是种滑稽的模仿，一种气恼的自惩式的模仿，他懊悔地苦笑着，说：“是啊，我知道该是走的时候了。我早该离开了。但为什么我非走不可呢，为什么非走不可？”

“因为我要你留在这儿。”

“为什么你不能接受我？为什么？”他镜片后面闪着焦急的目光，他的嘴角挂着一丝谨慎的苦笑，他脸色苍白，额头汗津津的闪亮，“你一定得保持我们的关系，你一定得这样做，你明白这一点吗？难道你不知道这样做不仅影响你，而且对我们更为不利？我知道你对自己很苛刻，而且，你是对的，但是，如果你不能保持我们的关系，并确保我们度过……”

“对你来说都一样。”安娜说。

“不。因为你比我坚强，你比我宽容，决定权在你的手里。”

“在下一个城市，你会找到另一个温婉柔顺的女人。”

“那得碰运气。”

“希望你交好运。”

“我知道你会这样希望。我知道。谢谢你……安娜，我将战胜它。你有种种理由认为我不可能。但我会的，我知道我会的。”

“那就祝你好运。”安娜微笑着说。

他走之前，他们站在厨房里，眼中都有些潮润，不忍遽然分手。

“你不愿作点儿让步吗，安娜？”

“为什么？”

“那就太遗憾了。”

“不过，你可以随时再来住上一两天。”

“行，你有资格这么说。”

“但下次我就忙了。原因之一是，我将有份工作，得上班。”

“啊，别告诉我，让我猜一下。你会去做社会福利工作？你会去做——让我想想——你会去当一名治疗精神病的社会福利工作者，或中学教师等类似的工作？”

“差不多吧。”

“我们到头来都会这样做。”

“你不会，你用不着，因为你得写一部史诗般的小说。”

“这话说得太尖刻了，安娜，太尖刻了。”

“我并不觉得自己宽厚。我真想大喊大叫，将一切都摧毁！”

“就像我说的，那就是我们这时代隐藏的秘密，没有人说起这些，但每当人们打开一扇门，便会听到一阵恐怖、绝望却又无声的尖叫。”

“好啦，不管怎么说，总得谢谢你把我拉出来——从原先那种精神状态中拉出来。”

“不管什么时候，都愿为你效劳。”

他们亲吻，而后道别。他手提箱子轻快地跃下楼梯，在楼梯下转过身来说：“你应该说——我会写信的。”

“但我们不会写的。”

“不会，但让我们维持告别的客套吧，至少这客套……”他挥了挥手，便走了。

简纳特回家时，发现安娜正忙着找一套小点儿的公寓，忙着找工作。

摩莉给安娜挂了电话，说她快要结婚了。两个女人在摩莉的厨房里又见面了，摩莉正在那里准备色拉和煎蛋。

“他是谁？”

“你不认识他。他是个进步商人，以前我们常这样称呼他们。你知道，那位来自伦敦东区的穷苦犹太孩子，他发财后把钱捐给共产党，以此拯救自己的良心。现在他们捐钱给进步事业。”

“哦，他发财了？”

“发大财了。还在汉普斯特德买了套房子。”摩莉转过身去，背对着安娜，而安娜还在回味这些话。

“这套房子你打算怎么处置？”

“你猜得到吗？”摩莉转过身来，她的声音又变得像以前那样讥讽而尖刻了，笑容也带着挖苦和傲气。

“你是说指马莉恩和汤姆要来这儿住？”

“别的还会是什么？你没见到过他们吗？”

“没有，也没见理查。”

“唔。汤姆肯定要走理查的道路了。他已经正式就职，正接管业务，理查在一步步解脱出来，以便和琼一起安安稳稳过日子。”

“你是说，他很幸福，很满足？”

“噢，上星期我在街上看见他跟一个小妮子在一起，不过，我们也别匆匆下结论。”

“是的，别忙下结论。”

“汤姆肯定不会像理查那样反动和保守。他说，通过进步的大财团的努力，通过向政府部门施加压力，这世界将会有所变化。”

“好哇，不管怎么样，他的思想正合乎我们这个时代。”

“请别这样说，安娜。”

“唔，马莉恩怎么样？”

“她在骑士桥一带买了一爿成衣店。她将经营上等服装——你知道吗，上等服装和漂亮服装可是截然不同的？她周围总有一群挺可爱的男同性恋者，他们利用她，而她也喜欢他们，她总是笑个不停，喝酒也稍悄有点过量，还觉得他们十分有趣。”

摩莉将双手十指稍稍交叉搁在大腿上。她对马莉恩的举动不置可否，但一股恶意却尽在不言之中。

“哟。”

“你的那位美国人怎么样了？”

“噢，我和他风流了那么几天。”

“依我看，那可不是你干的最明智的事。”

安娜大笑。

“有什么好笑的？”

“和一个在汉普斯特德有房子的男人结婚，会使你与容易激动而又忙忙碌碌的平民百姓相隔十万八千里了。”

“是吗，真是谢天谢地。”

“我将找份工作。”

“你是说，你不再写作了？”

“不写了。”

摩莉转过身去，将煎蛋盛入盘里，又将面包装进篮子。她决意沉默，不发表意见。

“你还记得诺思医生吗？”安娜问。

“当然记得。”

“他正在创建一个婚姻福利中心——半官方半私人性质的。他说因种种痛苦而去他那儿就诊的病人中，四分之三的人其实是婚姻出了问题，或者说缺乏婚姻生活。”

“而你将给他们提供有益的忠告。”

“可以这么说吧。我将加入工党，还每星期两个晚上，去给少年犯上课。”

“那么我们都将融入英国人最基本的生活之中了。”

“我要尽可能避免那种气氛。”

“你说得对——这正是你要去做婚姻福利工作的初衷。”

“我很善于指导别人的婚姻。”

“啊，对极了。唔，也许过不了多久你会发现，我会坐在你对面的求诊者的坐位上。”

“我想不会的。”

“我也这么想。确切知道自己要睡的床究竟多大，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摩莉烦恼起来，用手做了个恼怒的手势，装出一副怪相说：“你总是给我带来坏影响，安娜。我本来好好的顺从着命运，你一来就乱套了。不过，我觉得，我们确实相处得不错。”

“我觉得也没有理由相处不好。”安娜说。

一阵短暂沉默。“这一切都很怪，是不是，安娜？”

“很怪。”

一会儿之后，安娜说她得赶回简纳特身边去，简纳特和一位朋友去看电影，这会儿该离开影院回家了。

两个女人互相吻过之后，便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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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步”学校（progressive school）指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师生关系、学生参加管理等方面相对可以随意的学校。下文中“乱糟糟的实验的世界”即指进步学校。

(2) 布鲁贝克（1920—）美国爵士乐作曲家和钢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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