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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

人生在世

作  者:李国文

类  别:都市

状  态:连载中

动  作:加入书架章节目录开始阅读

最后更新:2023-12-16 15:05:04

最新章节:垃圾的故事

人生在世是小说家散文家,李国文的中篇小说集。在改选中,作者在不事雕琢的描写中,成功刻画了一个老工会干部老郝的形象。他那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牞他那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为工人群众谋利益的平凡而高尚的行动 人生在世

《人生在世》垃圾的故事

丁丁,姓丁名丁,是我的一位忘年交。

据我的阅人经验来评估,他在知青一代人里面,是个很不错的青年。然而,不知为什么,好多人一谈到他,当面也罢,背后也罢,总是摇头者多。一个人,能够被人指着眼睛鼻子说他的是或不是,倘非很逊,就是他有任人评头品足的雅量。冲这一点虚怀若谷,我认为丁丁非同小可。

“你知道你口碑不佳吗?”我们两个本不甚见外,加之他的禀性坦直,故而敢这样问他。

“我又不聋不瞎,不痴不傻。”

他不是不聪明的人,不过,不作出伶俐的样子罢了。我从学术角度同他探讨,“为什么?”因为,他不至于如此。

“随人家便罗!”他说:“第一,人家怎么看,是人家的事,第二,我自己怎么做,是我自己的事。”然后,迈着他那种特别结实的列兵步伐,走了开去。咚咚咚,像砸夯。我后来观察到,这小子走路,脚后跟先着地,所以,总弄得楼板不同凡响。

不过,我挺“待见”他。这是北京话,含有一点敬重的意思。一个人,好,不得意忘形;坏,不怨天尤人;富,不张牙舞爪;穷,不垂头丧气。他就像一个在队列里行进的士兵,一步一步走着自己成功的或者失败的路,让我佩服。老实说,我并不赞同他的某些做法,想法,看法,以及活法,但他说,每个人的角色一半是天定的,没法改变的,但另一半,是自己决定的,便不可能和别人一样。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各人自便,最好不过的了。

想想,也是这么一个道理,这世界上有两片相同的叶子嘛?他说得更绝,我这片叶子,干嘛要和人家一模一样呢?冲这句话,你便懂得丁丁一半。

丁丁有时赏脸到我这儿来坐坐,无什么特别的目的。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这很好,无需我放下笔来陪着。他在我书房里像主人一样地东翻西看,也不管我的脸色,是赞同,还是反对,他就这样自信。若找到什么好书或新杂志,值得看,就自己倒茶,或者自己抽烟,仰卧在沙发上阅读。看够了,站起来,咚咚咚地离开。

他走后,老伴就开窗放烟。莫合烟,自己抽得香,别人闻起来就臭,好一会,也放不干净。“这个丁丁-”我老伴发表她的观点:“太自以为是。”

“难道对你一个劲地点头哈腰,就好嘛?”我不大喜欢一些装孙子的年青人,因为一旦帮助他到了羽毛丰满以后,就要把你当他的孙子。丁丁不,始终如一,不咸不淡,不近不远。

有一次,我忽发奇想:丁丁,令尊给阁下起名字时,大概只是想到你上小学时容易书写的一面,却绝对没有考虑到名字会对人的性格,所产生的微妙影响。

“至于那么严重吧?”这是他的口头语,也是他对于整个世界的态度。

我声明,当然这是不可靠的感觉。不过,对他,说深说浅都无关系,无需顾忌,他不像时下文坛一些想当领袖的年青人那样过敏,也不像一些神经兮兮的女作家那样小心眼,总把别人看成很碍他事的绊脚石,甚至假想敌。其实,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地盘大得很的。丁丁不太喜欢把事情严重起来看,他认为,凡没有一拳头打在我脸上者,不必疑神见鬼,先在心里筑起一道防线。所以,我对他说话放心。“因为,你这个‘丁’字,马上让人想起伐木丁丁的‘丁’,敲打铁钉的‘钉’,叮住不放的‘叮’,很可怕!”

我也说不出很具体的道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好象这个“丁”字成了他性格的象征。后来,他那不是妻子的妻子杨菲尔玛,认为我的直觉有道理。太棒了,她说,叫他丁甲、丁乙、丁丙都不像他,只有这个丁丁,最合乎他这个认死理的家伙了。

所以,杨菲尔玛有时索性叫他“死丁”。在她嘴里,这可以是爱称,也可以是蔑称,视其情绪而定。

杨菲尔玛,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他第一次说要带位女朋友来我家,还以为他从外国拐回一个洋妞呢?一见面,她自我介绍,说我应该有些认识她,是我朋友的朋友的女儿。她是比较早的国旅或者是中旅拿派司的很能干的导游,陪同外国人到中国来玩。后来,她自己单挑一个旅游公司,组织中国人到外国去玩,越做越大发,现在,说她是旅游界的大亨,或者投资界的巨头,不算过誉之词。

“老爷子,这是一个能干人吃饱饭的时代。活得不好,别怪党和政府,怪自己无能。”

不用说,她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宠儿。

据我朋友讲,她原来的名字叫杨淑珍,后来,到派出所一查,北京市,仅城区里,至少有一千位同名同姓同音的妇女,太俗了。于是,她要求改成时派一点的杨阳,这位小姐是个路路通的人物,派出所哪在话下,所长善意地提醒她,这名字至少被两千个男人和女人拥有。于是,当场来了灵感,她用了现在这个杨菲尔玛。

我估计,全中国也许就只有她一个人叫这样的怪名。然而,也正因为这样,谁要第一面见到她,和听到这个名字,便永远也不会忘记。冲她设计出这个不中不西的杨菲尔玛,她和丁丁维持目前这种比妻子自由些,比女友亲密些的情人关系,就觉得她是个很有作为的女人。“这样好,来去自由。”

杨菲尔玛头一次踏进我家的门槛,见面礼是一箱XO。

丁丁从车的后背箱里拿出来,很吃力地放在我的客厅里。我不是受宠若惊,而是吓了一跳:“干吗?”

“这是老姐的一点意思!”

送洋酒是时下的一种风尚,一般都是一瓶,送两瓶者少。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杨菲尔玛的手法,和她的名字一样,一下子,就给你留下一个绝对是刻骨铭心的第一印象。

“厉害--”我服了。

丁丁说:“幸亏你不抽烟,要不,她会送你一件。”

“一件是多少?”

“五十条吧!”

我一听,差点没吓死。

他们不怎么避讳我目前两人维持的AA制的同居关系,虽然她很有钱,但二一添作五,绝对公平负担。小姐告诉我太太说,这样谁不觉得欠谁的状态更好些,太累的爱情,和太麻麻烦烦的婚姻,挺耽误事,还挺浪费精神。更难得的是,她说:这两年同居下来,我们两个还算磨合得不错。

我老伴说:“磨合这个词,我老在汽车的后窗上看到。”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需要磨合的过程,不行,就得换另件了。”

我们大家都笑了,你不能不服气杨菲尔玛的想象力。

我初初认识丁丁的时候,他还是个文学爱好者,在新街口礼堂听过我的课。我之所以马上对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戴了一顶孔乙己的毡帽。现在,北京几乎没人戴那顽意,至于孔乙己的家乡,有没有人戴,我不敢肯定。反正,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像他这样年纪轻轻的,戴毡帽头的,大概就他一位。从那以后,我见他一直戴到今天,大概还带到日本,带到美国。我问过他,为什么要这样打扮?

他说不为什么,然后,反问我,为什么一定要为什么?他又接着问:犯法嘛?不犯法,我碍着你什么了嘛?不碍你的事。那么,你有什么必要管我头上戴什么呢?

我无言以答。

杨菲尔玛说,别理他,他就是这样一个认死理的人。他如果想做什么,就一定要做成什么。反之,他如果不想做什么,你拿刀逼着,他也不上轿,这毡帽头就是一例。

她是在日本认识这个丁丁的,而且,一下子把自己交给了他。

不过,丁丁说她其实并不浪漫,她是个做大事的女人,对于爱情,婚姻,家庭,性生活,不会太投入的。她是个事业上具有攻击型的女人,他承认,他被她的性格所吸引。

那时,她刚开始带中国的有钱人到外国去度假。在箱根,一个钱多得不知怎么花的烧包,说是受不了旅馆里温泉浴池的硫磺味,要求换个地方。这种国外旅游,日程都是安排死的,而且,她也不可能撇下大家,为他一人单独服务。那时,丁丁给她打工,说,“你把他交给我吧!”她有些不放心,“行嘛,年青人!”她比丁丁大两岁,所以,他叫她老姐。他说:“你只有这条道好走。”杨菲尔玛无奈,由他带走这位刁钻的暴发户。她领着其他人转了一圈日本列岛回来,这位嫌硫磺味的旅游团成员很高兴地归队了。她问丁丁,你用什么法子让他服贴的?丁丁说,完成任务就行了,何必盘根问底。她又去问那个暴发户,那家伙倒也坦率,这个丁丁,把我带到东京,在新宿的红灯区吧,我们走散了。甭提那个倒霉了,挨了揍别说,还弄到警察局,丢大人了。后来,丁丁找到我,把我带到四国岛的今治港,住的是没有那硫磺味的温泉宾馆,整整在海上钓了三天鱼,别提那个开心了,这钱花得太值了。他的结论是:日本人真精,可日本鱼真傻。

她终于还是从丁丁嘴里掏出了实话,他说:“是我雇了两个日本小流氓,新宿街头,有的是这样人渣,花上五千日元,把这个暴发户好好修理一顿。然后,弄他到今治钓鱼去。”

“你怎么知道他有这一好?”

“他每从鱼具店门前走过的时候,脚步总要放慢。”

我对杨菲尔玛说,这就是丁丁想当作家,学会了观察人的结果。

“得了吧,老爷子,文学不怎么伟大,只有生活让人聪明。”她的话,我不爱听,但却是事实。

那次讲课之前,有个文学界朋友的聚会,随后饭局,主人殷勤,劝吃劝喝。结果,上了讲台,血液都跑到胃里去帮助消化了,脑袋里呈空白状态。我也不晓得怎么结束那堂课的,主持者不满意,脸嘟噜着,听课者也失望,掌声稀落。他是比较个别的一个听众,站在礼堂中间,给我拍巴掌。他认为我讲得好,而且绝不是为了安慰失落的我。他说他曾经递上来一个条子,要我回答,一个人当作家好,还是当评论家好?这绝对是个傻问题,我想我不会答复的。他告诉我,我回答了,就三个字,都不好。“有什么比讲实话还好的呢?”他这么高度评价。

我不相信我会说得那样直率,不过从那以后,凡有讲演,我一定空腹。

但他千真万确,由于我这“都不好”三个字,打消了当作家或者评论家的念头,放弃了还差一年就毕业的中文系,跑到日本去了。这期间还到过美国,后来还到过澳大利亚,因为他有一张与毛利首领人物合影的照片,他的毡帽与土著的服饰,很般配。等再见到他时,他已经一边打工,一边留学,从日本和美国拿到学位,学成回国了。他来看我,并谢谢我几年前的三个字,弄得我很尴尬。作为我那番话的报答,送了我一套日本男人穿的宽大和服。当时,我并未把它放在心上,便随意接受了,不如那一箱XO,造成的震撼力强。后来,高田有司,丁丁的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他招待,我作陪,在长富宫,为了好玩,特地穿起这件日本大袍赴宴,杨菲尔玛恭维我,说,老爷子挺像《红灯记》里的鸠山。从高田的话里,才知道丁丁的礼品,非同小可,第一,真货,第二,名牌,第三,价值不菲,至少得打两三个月的工,才能买到。日本,凡机器能生产的,都便宜,凡手工制作的,都绝对不便宜。

我埋怨他瞎花钱,何必呢?出门在外,生活不易。

“至于那么严重嘛!”他一边给我倒日本清酒,一边说。我也就不客气了,这正是他们这一代人的观念,把什么事都看得不那么重,而丁丁,尤甚。

由于脱口而出的三字经,竟改变了一个年青人的一生,我多少觉得抱歉。倒不是怕中国少了一个作家,或一个评论家,那没准倒是好事。而是因此使他成了后来这种不稂不秀的样子,我觉得有责任。所以,他回国后不久,我把他介绍到我一个当官的朋友,也算是一位新上升的权贵吧,在他主管的国营公司里,搞日文翻译。杨菲尔玛,早年经常带日本团逛中国,以后又带中国人逛日本,也是半个日本通,说丁丁的日语,一级棒。

一开始,他对谋职不怎么积极,“第一,我还没有玩够,第二,我目前还能活。第二,我还没有想好干什么。”

“第四--”杨菲尔玛接着说:“我想,他应该进入政坛!”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焉,你有什么更好的安排嘛?”我问她。

她说:“当然有。”

“丁丁是当官的料嘛?”我怀疑。

她说:“他这种性格不适宜当小官,他不是随着别人意志转的蹦蹦车,而是那种能让别人按他的意志转的推土机。”

我吓了一跳。

“这张牌怎么打,我还没有想得太好,看运作的情况再定了。”杨菲尔玛那对眼睛,不漂亮,但神彩奕奕,总在洞穿人似地琢磨你。谁第一眼看到她,马上会产生被她大卸八块的感觉,哪块剁馅,哪块红烧,她一下子就把你能够利用的部位,都弄清楚了。了不得,我老伴等她走后评论,是个人物,丁丁斗不过她。我说,也未必,丁丁不是容易剃的脑袋。这位很难说是个美女,最好的评价,是不丑而已的杨菲尔玛,有一股劲,用气功的话说,带功,用物理学的术语形容,具有磁场,把丁丁拿住了。其实,丁丁不爱听人摆布,对她的兴趣从经济领域往政治层面转移,要让他走仕途,当大官,竟然没有表示异议。看来,一物降一物,这话不错。

我估计丁丁在日本,挣了一点钱,不多,也不会少,还能买起一辆吉普车代步,就比我强得多多。但看他刷卡的时候,不像小姐那样满不在乎,“你会坐吃山空的,何况你们的调费采用AA制,老弟!”

“到时候再说。”因为他一向把生计啊,钱财啊,前途啊,工作啊,不看得那么重。

实际上,这小子还未定性,夫子曰:“三十而立”,他都住四十奔了。作为忘年交,不得不再三晓喻:“还是去捧这个铁饭碗吧!”

他去了,纯粹是为了给我面子。过了月把,我打电话问我那位朋友,“徐总,这个丁丁在你的机关里表现如何?

“你介绍的人,有错!”他很满意,我也就放心了。

又过了些日子,见到徐总,他试探地问起我来,你完全了解你介绍的这个年青人嘛?

我吓一跳,不知这小子闯了什么祸?

“很能干,很卖力,但大家弄不懂,他干嘛要把一年的翻译任务,在一个月里急急忙忙赶了出来,然后就不知下落,为什么?”

那位技术官僚,一张刮得铁青的脸,看着我,希望从我这儿得到解释,我能告诉他什么呢?

显然,丁丁被该死的垃圾吸引走了。

这也是命也运也的事了,人生就像一棵树,人就像一个小蚂蚁在这棵树上爬,谁也无法把握自己爬到哪里,也不知在什么地方,拐了个弯,便在一个树杈上一直走下去,而回不了头。我只好对徐总解释:年青人啊,吊儿浪当,任性而为,我也拿他没法,徐总是在美国进修过的,见过世面,有点器度,和正经八百的政府官员,还不尽相同。一个上千人的部门,别说少一个,就是少一百,不也照样运转?笑笑,也就不再追问了。

丁丁在东京,有机会结识了一位日本朋友,就是那晚在长富宫一块喝得昏天黑地的高田有司。我结识的日本人不多,但奇怪,好象所有与我打过交道的鬼子,都馋酒,都爱耍酒疯。那天,我真佩服杨菲尔玛,不知这位小姐用什么办法,把我们三个醉成一滩泥的男人,弄到各自的住处,还不影响她工作。

她是个极能干,极聪明,或者说她极有手腕,甚至极其冷酷的女人,这评语是一点也不过份的。她反对别人恭维她是女强人,她讨厌这个词,她说,影视上的女强人,都是准备随时卖肉的货色,给我提鞋我还嫌埋汰呢!至于处理几个醉鬼,还不是旅游业手到擒来的本事,打去一个电话,弄来一辆急救车,花一点钱,就全拉走了。“那时,是凌晨三点,长安街上,你们三位,大唱《拉网小调》,好来劲!”

杨菲尔玛一边料理醉鬼,一边还利用时差,与西亚的她公司办事处的下属谈业务,就在我回到家里,被我老伴数落的时候,她,把欧洲某地她的一间代理店雇佣的当地经理人,炒了鱿鱼。我老伴说,她训起人来,像一头凶猛的母狮,妈拉巴子的村话,都像冲锋枪似地扫射,但关掉手机,又像可爱的小姐了。对不起了,师母,是我的错,把老爷子灌醉了。看来,你还得给他喝一点酒,他才能醒过来,并且头疼得不会那么厉害。

我不相信我会如此失态,竟然醉得要用酒来解酒,看来,人老以后,最可怕的自我感觉失灵症,开始降临了。一旦失去检点自己的能力,便难免要发生失态和出洋相的笑话了。这个北海道的日本人,起先很矜持,三杯酒下肚后,原形毕露,比我们更加暴露无遗。这时说他是学者,鬼都不信。他说他在温泉浴场打过工,然后用手帕裹住额头,学浴室小厮擦洗澡桶的样子。他还说他是一家小酒馆老板娘的秘密情人,每次风流以后,总可以吃到可口的寿司,还有两千日元的路费。那位太太,最叫他沉醉的是剌青,也就是纹身了。他很机密地告诉我们,你们简直猜不到剌在什么部位,剌的什么花纹,他要我们回答。活见鬼,纯粹是酒喝多了,这种谜让人怎么猜,何况还有小姐在座。不过,稍微想像一下,无非阴部或者臀部,于是也就不想再谈这个话题。他见我们反应不太热烈,便说了,是在后背上剌了爱神邱比特和他的箭和一颗心。看起来,这就是小地方的人的少见多怪了。不过这番酒后胡言,倒也令人了解到高田未发达时,在他家乡求生时的卑微状况。

以后,他就从北海道到东京谋生,成了和丁丁同租一幢廉价屋的房客。

因为两个人年纪相仿,性格也有些相通,就熟悉起来。这个日本人,别出心裁,写了一部关于东京垃圾的书,在什么杂志上连载过,很受欢迎。后来,由于这部专著,丁丁忘了是哪座大学,或者还是什么研究部门,居然礼聘他去做客座教授,专门从事都市垃圾的研究。还给他配了助手,还给他装备起实验室,还给他一笔数字不小的拨款。“妈的,这日本国,财大气粗--”有钱人对钱特别敏感,杨菲尔玛发表感想。“中国不会有这好事。”从此,发达了的高田就和丁丁分手,搬到像样的地方去住了。

我可以推测,像丁丁这样的呆子(说得好听些,叫做执着,说得实际些,就是比较地缺心眼或者二百五),还会不被这个日本人抓大头?可能在高田有司发迹的早期,像三孙子一样当垃圾虫的辛苦阶段,多少帮过忙,效过力。于是,在丁丁回国去辞行的时候,高田突然慷慨起来,授权他将其著作翻译成中文,允许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

丁丁问我,能不能联系一家肯接受他译稿的出版社。就从这儿开始,这只小蚂蚁离开杨菲尔玛要他当官的树杈,爬上了另外一个树杈,走上他人生的另一条路。

他的日文很棒,但他的中文是不是一样的棒,我有点怀疑。虽然他想当过作家,但插队的时候,连中学也未念完,对于汉语的把握,是不是那么得心应手,我有些信心不足。杨菲尔玛很认真地说,你对于丁丁的了解,太过于表面,她认为死丁特别值得赞许的地方,就是不达目标,死不休止的劲头。你如果让他造原子弹,他如果答应了,当真了,我相信他能扔一个给你看看的。

“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了,小姐!”

她说她手下雇有数百员工,凡中层以上的骨干,都得她来口试决定录用,截至目前为止,百分之百地看准,法兰克福那个被刷的代理店主管,就是未经我过目的一个。“我说丁丁行,就是准行。如果,他当初要写小说,老爷子,不但你没戏,那些烂蒜,全毙!”她回首问他:“是不是呀?丁丁!”

我以为这家伙起码要谦虚一些,但他不怕大风闪了舌头,堂而皇之地默认:“或许吧?如果我当初真打算干的话。”

杨菲尔玛说:“看--”

这就只好一笑了之,谁让上帝给年青人这种傻狂的资本呢!但言归正传,我还是要问一下:“丁丁,你不到公司上班,是意味着请假,还是辞职不干了呢?”

他好象早知道我有此一问,“这位徐总也太土了,你不是说他在美国普林斯顿进修过,他该懂得什么叫效率?我完成了全年的工作量,还用得着天天坐在办公室里看电钟指针跳格子玩么?”

“可这是中国,老弟,入乡随俗呀!”

“我把这部书拿给他看过,他也认为,垃圾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愈发达的国家,垃圾的抛弃量也愈大,是一种社会公害,是一种人类自身造成的灾难。那么,我把它翻译出来,有什么不好?”

“可人家是跨国公司,不是环保局,也不是环卫局。”

他理直气壮:“我没有耽误工作,再说,环保是每个人的事。”

我明白,与他争也无益,这个死丁,他不是不会认错,而是他不相信自己会错,只好叹气:“那个日本鬼子把你坑了!”

那天在长富宫,还没有被日本清酒将理智完全麻醉以前,我看着矮桌对面坐着的这两个年青人,性格上的差别,非常明显。一个是认准了一件事,就大大咧咧,不顾一切地走下去。一个是精明机灵,走一步看一步,不时调整自己。一个是我既然请你客,就不能让你觉得我寒碜,表现出中国人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德行;一个总在琢磨主人如此盛情,是不是蕴涵着需要付出更高回报的可能性,而心存日本人的鬼聪明。

我在餐桌上讲,做学问,有时出冷门,也是致胜之道。你不得不膺服在这个人人都碰到,天天要产生的垃圾上,这位日本鬼子称得上十二万分的聪明,还亏他下力气写出偌大一部资料齐备,印刷精美的书来。“敬佩,敬佩!”这是我的真心话,不完全因为那部书有一公斤重。因为在座的丁丁和杨菲尔玛,都通日语,所以,我的话,高田绝对领会。我问他:“高田君,你从你们扔的垃圾,来观察国民性的弱点,别出蹊径,做出这一篇绝妙的垃圾文章,最初的灵感是从何得来的呢?”

他先是离席站起来向我鞠躬,感谢我的夸奖。但回答我的问题,却故意扑朔迷离,不着边际。“日本是发达国家,东京是世界大都市,自然,垃圾也是个大问题。”其实这个鬼子,也是精明过头了些。他应该了解,冷门,作为特例,只可一,而不可再,更不能三,你占了先筹,后来人怎么努力,也难免被人讥作东施效颦的。更何况,敝国的垃圾比起贵国的垃圾,至少有五十年的差距,即使想模仿你,也写不出这么一大本书的。

丁丁就是中国人的宽厚了,他代他说,高田君花了整整好几年,简直是水滴石穿的功夫,春夏秋冬,从不间断,每天零点起,随着一辆垃圾车,逐街逐巷,挨门挨户,在人们还没有醒来之前,把城市的排泄物收聚起来,拉到郊区的垃圾处理场去。有的还送去填海造地,那就走得更远。他就在那里,在这些垃圾还未送进焚化炉,或倒进大海里,逐一的翻检,予以登记,照相,然后回到他们共同居住的廉价宿舍里,整理资料,输入电脑。从银座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到正派人不涉足的红灯区,从国会大厦,官员私邸,到商社大楼,富豪公馆,从平民居所,学生宿舍,到小商小贩,鱼市菜市,无处不留下高田的足迹。因为东京住着各式各样的人,所以也就产生各式各样的垃圾,凭这股坚韧的毅力,写出了一部垃圾的皇皇巨著。

“好了不起啊!”我们向他敬酒。

他也一个劲地站起来向我们鞠躬,并且一叠声地“阿里嘎朵”,表示感谢。

出冷门,在文学中,也是邀好的一招。不过,世界如此之大,作家多如过江之鲫,独具慧眼,领先一步,又是谈何容易的事啊?敬这位垃圾才子一杯酒,是完全应该的。也许高田那时从北海道到东京,土头土脑闯天下的时候,丁丁还在新街口礼堂听我的文学讲座呢!所以,丁丁自然讲不了当初他怎么萌生出这最早的创作灵感,而高田又讳莫如深,写书的缘起,也就只好付之阙如了。

现在的日本人,和我儿时在上海虹口所看到的东洋人,和青少年期间逃难苏北时所见到的皇军,到底不大相同了,变得特别的精明。他到中国来,后来知道,不是特为逛故宫和爬长城来的,高田君想把他在日本逮着的便宜,在中国再重复一次。所以,这个不留仁丹胡,不带战斗帽的鬼子,不光跟我玩心眼,跟他的朋友,甚至是帮过他忙的朋友,也玩心眼。

高田不给我答案,使我脸上挂不住,杨菲尔玛看出来了。她虽然赚日本游客的钱,但并不喜欢他们,正如日本商人点头哈腰,一个劲地“哈依哈依”,其实心里怎么想你们这些支那人,说出来你会吐血。她是什么角色?她能在旅游业界出人头地,跻身诸强,能在萧条的时候挺住,并从银行贷出款来,能在国际旅游业的年鉴里,有她杨菲尔玛的芳名,甚至能够弄个把世界上都知名的政要,来给她剪彩的非凡之辈,调理这个高田,还不是手到拈来的事,也没看她怎么费力,和他碰了几杯酒后,这位鬼子的谨慎,谦逊,礼貌统统扔进东京湾里去了。

于是,喝到最后,丁丁还是那个德行,挨宰到底,绝不孙子,四个人至少刷掉他两三千元,盘子碟子倒端上来百十来件,但基本没有吃到什么东西,这就是日本菜的特点了。而高田有司,这位据他自己说,昭和多少年还拿到过文部省一个什么奖的垃圾学者,渐渐地不那么拘束,渐渐地有些放肆,显然,他想起了北海道钏路市的那间小酒馆,想起了那位文身的老板娘了。他说她的丈夫到齿舞,色丹岛附近打渔,一走好多天,那是好寂寞好孤单的。于是,捉住了坐在我旁边的杨菲尔玛那纤纤细手,问:“你们住在北京的居民,是不是也轻视外地来的本国同胞?”

杨菲尔玛对于这类爱捉住她手的色咪咪的游客,有很多办法让对方不能如愿。或是给他斟酒,或是请他夹菜,或是建议他松一松领带,或是求他点烟。每次得到一亲芳泽的机会,总是不出五秒钟,又得放手。这位小姐,我服了。

“东京人很骄傲的,尤其在地铁里,对那些搞不清该搭哪条线的外乡人,很卑视的。”

“我们这里,也有那么一点点对外地人的自大情绪。譬如北京人,在有皇帝的日子里,东城西城的贵族,就瞧不上南城北城的平民。譬如上海人,至今,上只角的女孩子,不愿嫁给下只角的男人。”杨菲尔玛的旅游系统,所举办的什么星马泰十日游,港澳一周游,主要对象就是上海那些手里开始有些积蓄的小开,洋房买不起,花个几千块,上万块,陪新娘子到芭提雅看一回人妖表演,还是敢掏腰包的。所以,她对上海不陌生。不过,这些太中国色彩的引证,我不知道她怎么用日文讲给日本人听?

丁丁说:“这就是人的可怜之处,在纽约,你说你是住在曼哈顿,你说你是住在哈莱姆,人家对你的眼神是不一样的。让我来跟高田讲--”

这回,他明白了,愤然拍起桌子来,自然是酒的力量:“凭什么?大都市的人有什么值得神气活现的?可就是他们,一年扔掉的垃圾,是整个日本垃圾总量的四分之三。我为什么要写这部书,就是要他们丢人。”然后,骂了一通连丁丁都翻不出来的可能是北海道渔民的土话,接着又要去捉杨菲尔玛的手,可每次都因为酒喝得太多,动作失灵,等好容易伸过桌来,她将酒壶或面巾塞在他的手中。

虽然高田赌咒发誓地说,我不会告诉你们写这部书的动机,绝不会,永远不会,打死我也不说。结果,他不打自招。喝醉了的日本人,要比不喝醉的日本人,更可爱些。

于是,不光高田,不光丁丁,连我也醉得不知所云了。杨菲尔玛后来告诉我,老爷子,你竟然对那位垃圾学者,说出了《水浒传》里孙二娘的话,“饶你奸似鬼,喝了老娘洗脚水。”

愤怒出诗人,这是一点也不假的。

受到都市挤兑的这个外乡人,提起笔来戳穿文明人的大量抛弃排泄物的行为,本来应该写得多一点愤懑,多一点激情才是。但是,高田不喝酒的时候,就过于清醒,和过于计算了,不免写得太稳当,太专业了一些。好几家出版社一听选题,虽然马上感到浓烈的兴趣,可当真地阅读了译出的部份章节,真要投入,不免迟疑不决。因为,垃圾这东西,终究上不得台盘,值得当回事吗?更何况,富裕型国家的垃圾,和温饱型国家的垃圾,不完全是一回事,隔靴搔痒,估计中国读者不一定感兴趣。所以,谈判下来,面有难色。我对丁丁说明底细以后,这个年青人倒也爽快,没关系,我先写一部关于中国垃圾的通俗小册子,让他们觉得这个选题的价值所在,我再翻译不迟。这样,他就从那树杈越爬越远,简直没有回头的路了。

当时,我大概犯了老人的感觉失灵症,不曾注意到身边小姐的脸色,觉得这小子,生出高田式个人奋斗的想法,也不错,便投了他的赞成票:“好哇!”

丁丁把手中的莫合烟掐灭,证实地叮问了一句:“老先生,你不反对?”

“我想,这是件对社会,对你个人,都说得上是有益的事情。”

他很高兴,对他的老姐说:“你看,你说在中国,不会有人支持你,放着好生生的路不走,去干这种赔钱赚吆喝的傻事,这不有了第一个。”

听到这里,我马上失悔了,因为杨菲尔玛刚才向我使过眼色,看来我不该匆忙表这个态,看来,这就是讨嫌了。事后她埋怨我,你当年一句话,他上了日本。现在,你老爷子火上加油,他该更来神了。他这个人,就怕当真,你也不是不知道。

“至于那么严重么?”我用丁丁的口头禅,回答她。

“他是死丁,你该了解他。”那张脸,马上连最后一点笑容也消失了。据我朋友讲,她早先起步当导游的时候,能够在那么多漂亮的竞争者中,以其并不出众的姿容,获得亲善小姐的称号,可见她的和霭温馨的笑容,是很赢得游客赞许的。后来,她成了老板,而且是越做越大的老板,分支机构遍布沿海各省,直到东南亚,日本,欧美,就不大见着那芳馨可爱的微笑了。永远一副说笑不笑,说不笑又笑的标准面孔。你不觉得她多么亲近,也不觉得她多么疏远,我真佩服她面部表情保持恒温的本事。哪怕她不景气的那两年,被人家挤压到倾家荡产,差一点要自杀的时候,哪怕后来,她翻过身来,又把别的对手逼到角落里,非跳楼不可的时候,她那张“任是无情也动人”的脸,永远是那张不冷又不热的标准面孔。现在,她完全用不着采用这副面孔,来对付这位不算合法丈夫,也不算普通朋友的丁丁:“你要是想玩玩票,也不是不可以,但要是当真投入,我觉得好象不怎么行。死丁,我认为做什么事,三思而后行,特别算一算回报率,也许就不那么冲动了。”

丁丁有一种本事,不想听的话,他可以充耳不闻。但这一次,他反应了:“我绝不是脑袋一热才干什么的。”

“我希望你不要打乱我的计划,因为你知道我在想办法活动,把你弄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中央机关,那才是你大显身手的地方。”

这个年青人马上表现出来对前途等等题目,不感兴趣。他说他崇尚现实,不想得那么遥远和浪漫,像他走路一样,走一步,是一步。只有幼儿园孩子,才想将来长大了要当海军,要当警察,那是可爱的童话。他认为:高田能做的事,我也能做,高田在日本的成功,我也能在中国获得。

“回报率要看你怎么个算法!”

他的话掷地有声,我本来应该给他鼓掌的,但一看小姐的面孔,便只有缄默了。她太了解丁丁,是个强按牛头不喝水的犟种,只好退一步海阔天空了。丁丁,我支持你译这部垃圾的书,老爷子找不到出版社,我掏钱买书号给你出。小姐劝喻这个死丁:这十几年来,我是把这个世界不能说看透,至少我明白,如果需要做有价值的事,而且这样会使你活得更滋润的话,我也不反对。如果你去写书,当垃圾虫,为此付出的代价太高,而回报率极低的话,那就不值得了。这么办,当着老爷子,把话说死,玩一把,然后收心。

“至于那么严重么?”

“又来了,丁丁,你别太任性,别做大头梦啦!”杨菲尔玛警告他。

这个不管你怎么看,怎么说,也要戴毡帽的家伙,是听邪的主嘛?“那也让我先做做这梦看看--”

事情就从这儿起了变化,他把那个来旅游的高田有司扔给了杨菲尔玛,理由还挺充分,谁让你是搞这一行的大腕人物呢?然后一拍屁股消失了。过了若干时日以后,小姐忽然给我打电话,才知道徐总对我所说丁丁失踪的事情不假。这倒也不意外,他说了要去做他的梦,自然是必去的。但如果按杨菲尔玛说的,玩得差不多,应该收兵了呀!从杨菲尔玛嘴里听到,这小子一发而不可收拾,成天泡在垃圾山里,小蚂蚁走得可是太远了。

“老爷子,死丁跟你联络过吗?北京有许多垃圾山。”

真是滑稽,我不由得脱口而出:“你是他的太太呀!怎么问起我来?”

我很佩服现代年青人的不在乎,“我什么时候是他的太太呀!只能算一半或四分之三的妻子。”

“不是前不久--”我记得他从我那儿一甩袖子,咚咚咚地走掉的呀!

“这一猛子扎下去,再没见他的影,反正,北京市最近没有发现过无名尸体,估计他活着是没问题的,但这个人在哪儿呢?我在找他!”

她一张嘴,什么死不死的,让人听了怪不舒服。我不想批评这位小姐,就说:“丁丁也太不像话,吭个声总是应该的嘛!”

“这就是他的风格啦!”

“什么事害得你必须找到丁丁?”

“我正在按我的计划目标前进,第一步,他得尽快到徐总那儿报到。”

“哪个徐总?”我以为她说的是另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就是你的老朋友嘛!”

我印象里,只是为了谋职,曾经带着丁丁去见过徐总,当时,她并没有陪同,因为她认为我是多此一举。既然丁丁不好辜负我的一番好意,她也就没有拨我的面子。她说按她的纲领,把丁丁安插到她要让他去的那个重要部门,是个早晚能成的事情,只要打通关节就行,按她的逻辑,这世界上没有用金钱买不来的一切。怎么她对徐总产生兴趣?这就透着蹊跷,一,彼此不认识,二,她瞧不上那样技术部门,不是决策中枢,我不禁发楞,摸不清她走的一步什么棋。杨菲尔玛是个人精,她看出我的诧异眼神,连忙解释:“前几天在一次飞往香港的飞机上碰见的,而且紧挨着座位--”

“真是无巧不成书。”

这女人,好了得。尽管我是个瘪脚的作家,我也能想象在那个几千米的高空,这个不漂亮但有股磁场吸力的女人,怎样用她冁然一笑,把身边的在普林斯顿留过学的老总,弄得五迷三道。她如果想要把谁摆平的话,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应该承认,这个杨菲尔玛是女中之杰,杰就杰在她不是面孔或者身体,而是靠她的头脑和技巧,来赢得对方的绝对信任,若是她想让你为她做些什么的时候,不致使你觉得她欠你什么,而是你很乐意地为她效劳,是一种朋友之间无须讨价还价的义务,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本领。

“他其实我是应该认识的,徐总说他和我也有过一面之缘。”

我不禁问她:“你到底认识多少个部长一级的朋友?”

“你应该反过来说,还有多少重要的人物,不认识杨菲尔玛?”

“小姐,真有你的。”

“生活,其实很像一面筛子,能留存下来的,都是体积超过网眼,也就我们所谓的庞然大物了。但这样的人,在社会中是少数,大部份个头小的,都存在着被筛落的危险,但是,也没有关系,只要你聪明,你能干,你或是吞掉小的变成大的,或是和个儿大的联结在一起,就永远筛不下去。”

她说:有些女人,光漂亮,没头脑,有些女人,有头脑,可不漂亮,她很坦率,我属于后者。可我懂得该用什么最佳手段,来应付哪怕是最难对付的对手。你知道我经常出入旅游饭店,我经常见到那些卖笑的摩登女郎,我总是想对她们说,傻女孩啊,你如果很容易地就脱掉你身上最后一件衣服,然后呢,就再没有什么可卖出好价钱的东西了。只有靠头脑的女人,那天地才永远宽广。

我可以肯定,绝不是喝过洋墨水的徐总一定要找到丁丁,而是这位女中之杰让他生发出找到丁丁的愿望。她没有这个把人玩得团团转的本事,也没法是那个只有一百多个会员的乡村俱乐部里,说出话来,别人不敢小视的人物了。就凭这张只能算不丑的脸,拥有俱乐部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请在美国也见过世面的徐总,到那里体验一下贵族和富豪的生活,我的这位朋友会拒绝吗?于是,她的什么要求,也就自然不会被拒绝了。

她说,徐总的意思,想让丁丁负责他们公司的信息中心。虽然她用不屑的口气说给我听,那仅不过是一个处级单位。但是,老爷子啊,在官场的运作中,阶梯是要一步一步爬上去。没有处级这个台阶,她就无法使丁丁在下一步,按她的计划,过渡到某个非常重要的部门,获得局级的差使。当然,要做,也不是绝对不行,那肯定要费点口舌,不如这样水到渠成的好。

若是从达尔文“物竞天择”的进化论角度看,生活有点类似胜者为王,败者出局的拳击运动。那么,杨菲尔玛就称得上是拳王一流的重炮手,没有她打不倒的对手,没有她达不到的目标,我从心里替那位忘年交着急,这个死丁啊,你可以不在乎她的具体安排,却不能不珍惜这样一个关心你的女人呀?连招呼也不打一个,实在不像话了!

我认为,从现实主义角度考虑,丁丁似乎不应该拒绝这样的安排。

“在飞机上,我发现你的老朋友,是个一点就透的明白人!而且答应,可以批准在他的部门,试点一下美国很流行的弹性工作制。”

那天徐总对我谈起丁丁的不辞而别,口气绝不是赞美的,很强调他们是相当于政府一个部的大公司,言下之意,倘非看我的面子,很可能要按公务员条例来处置的。但现在,不仅宽容,还要重用,徐总的这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使我想起杨菲尔玛曾经发出过阿基米德式的狂言,要是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把地球翘起来。

我与这个杨菲尔玛的父母,有过一面之交,因为我原来也在铁路上工作过,是朋友的朋友,多少知道这一对奉公守法的路局员工。两口子退休的时候,各捧回来一块荣誉奖状,杨菲尔玛告诉我,她父母所以获此殊荣,就因为查了考勤表,这两位一辈子,未迟到,未早退,也未请过假,冲这一点敬业精神,就可了解是怎样地谨小慎微,克尽厥职的人了。于是,当我知道她是他们的女儿,我一直怀疑,杨菲尔玛究竟是不是他们的亲生骨肉?一点不像,半点也不像,她父母生怕树叶子打破头,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她却想把地球当陀螺来转。在她眼里,我们所有这些人,都是棋盘上由她驱使的棋子而已。

“他怎么也得在公司里露一下面。”她这才想到要找丁丁的。

当她把她的打算,怎样安排丁丁在九五规划的头两年,要连跨三大步,由处而局而部的包装计划,毫不保密地告诉我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年过六旬的我,并不是很坚强的经得起诱惑的人,我眼红了,我嫉妒了,我痛恨我为什么不年青三十岁或四十岁,把这个女人从丁丁手中夺过来。她岂止是贤内助呢,简直是靠山,是矿藏,是宝库,得到了她,等于是芝麻开门,等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然而,“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早过了做美梦的年代。但是,那个中了高田有司毒的小伙子,竟去捣腾什么垃圾,这不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嘛?如果此刻他在我眼前的话,我会纠着他的耳朵,教训他:“你这个死丁啊!放着金晃晃的皇冠不戴,偏戴你那毡帽头,难道你是神经病么?”

可是,到哪儿去找这个杳如黄鹤的丁丁呢?

失踪的这段期间里,丁丁曾经浮出一次水面,我没有当回事。早知道,我就用绳子绑住他,不让他一去无音讯了。

因为,他那种秉性,我太了解,让他放下他感兴趣的事,回去上班,他也许会送上去一纸辞呈。还不如让他玩够了,再干正经。他在我沙发上照例朝天躺着,再不是他那不太好闻的莫合烟气,而是散发出烂西瓜,和馊西红柿的很糟糕的味道。不用分说,便晓得他是从哪里来的了。

“还要去那儿?”我想他也许玩够了。

“当然--”

我泼他的冷水:“老弟,我以前被劳动改造,洗面革心时,曾经罚扫垃圾,处理污秽,以示惩戒,对此稍有研究。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会过日子的民族,克勤克俭,绝不敢暴殄天物。一块布,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后,还要刷上浆糊,贴在门板上待它干了以后,再一针一线衲成千层底鞋,让它在脚下一点点地磨成粉末,可见物尽其用的彻底性。只有绝对不能再度利用的废物,才恋恋不舍得扔掉。所以,哪怕烧过的煤球,也要筛出煤核后,余下的灰烬才铲进垃圾桶。文革期间,最多的垃圾,就是那些大字报了,也有人专检这些卖给废品收购站,而不无小补的。再早一点,三年灾荒时期,连菜帮子都不扔的,大家都处于人比黄花瘦的境况之下,垃圾桶也就空空如也了。虽然如今日子好过多多,不少人家搬进新居,庆贺乔迁之喜。但是,到这些人家的晒台看看,无不装得满满的。而这些东西,十之八七,都不会再派什么用场了,然而决不会抛弃。”

他反驳我:“你去看看吧!勤俭的中国人越来越少,浪费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而胡乱糟蹋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中国人,就更是可怕。如果从现在起不关心垃圾问题,我一点也不是危言耸听,中国会成为一个大垃圾箱。”

这番话,有点宣传品的味道,但听他说得这样激动,我相信他是真诚的。这小子不玩虚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立刻心凉半截,这小子一认真,便不可救药,看来,中毒太深了。只是说了一声,徐总那儿要有个交待才好。

他说没有问题,开革就开革吧,然后,吃了老伴给他做的四个荷包蛋,喝下两大碗面条,跟我大谈特谈垃圾经。“老先生,你从我身上,是不是闻到了夏天快要过去,秋天已经来临的气息了呀!”他苦笑:“这就是垃圾的四季,让你领教领教!”

“谢谢啦,你走了以后,我必须洒一瓶花露水,才能去掉这股恶心味。”

“整个城市在垃圾的包围之中,将来一直堆到你家门口,堆到你鼻子底下,你怎么办?”

“那大题目,就不是你我能做的文章啦!”我当时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不能再鼓励他在垃圾堆里奋斗,而耽误了他的前程。我固然不了解杨菲尔玛非把他送到那样重要岗位担任要职,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但她并不是把他往火海里推,总是好意这一点上,我得让他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干嘛非要当高田有司,出垃圾风头呢?

这个年青人,心里有什么,脸上马上有什么,他对我太失望了,在地板上咚咚咚地走着。他说,“没想到你老人家也这样劝阻我!”

他向来是个不大认真的人,也一直是个很少把问题看得严重的人,这种发生他身上的不知是好,还是坏的变化,使我说话不得不更慎重。那张杨菲尔玛的脸,我是记得牢牢的。她不赞成他热衷垃圾,而是要让他走仕途发达之路。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劝他适可而止。“你不能力挽狂澜。”

“要人人都这样想,这垃圾早晚不把大家活埋了嘛?”丁丁在我书房里,很激动。“总得要有人站出来,不能都缩着脖子,装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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