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儒里赵村拆迁一年之后的春末，下着小雨，我终于站在了这片废墟前。

龙冬用摩托车把我送到了这里。我记得摩托车从朱方镇开出后不到二十分钟，就停在了一片遍地蒿草的荒墟里。龙冬说了声“到了”，就将车停在了一片瓦砾之中。他说过两个小时再来接我，随后戴上头盔，骑上车走了，把所有的惊异、恐惧和令人揪心的陌生感通通留给了我。

你甚至都不能称它为废墟——犹如一头巨大的动物死后所留下的骸骨，被虫蚁蛀食一空，化为齑粉，让风吹散，仅剩下一片可疑的印记。最后，连这片印记也为荒草和荆棘掩盖，什么都看不见。这片废墟，远离市声，惟有死一般的寂静。

暮春时节的小雨似有若无，落在这片杂乱丑陋、破碎阴沉的荒野里，落在燕塘填平后长出的茂密的苇丛里，落在风渠岸那流淌着稠黑柏油的狭长水道上，也落在我衰朽的记忆深处。我所站立的地方，应当是我们家阁楼的位置。一段木梯从碎砖和霉黑的蚊帐的遮掩下顽强地露出了一角，上面栖息着一只东张西望的喜鹊。一片野生的向日葵，长在了我们家的羊圈里。越过那片肥壮的向日葵丛，就是老福奶奶家的篱笆小院。几株正在蹿杆结籽的芝麻，高出于青草、瓦砾和破旧的竹席碎片之上。再往西，就是红头聋子家被推倒的猪圈和柴屋。笨重的石槽完好无损，一只在那儿觅食的灰鼠不安地望着我，仿佛在说：

喂，你谁啊？

我走过独臂的异乡人唐文宽家。

我走过刀笔赵锡光家。

我走过门前有一方池塘的更生家。

我走过鳏夫柏生家。

我走过曾经的岳父小武松家。

我走过高氏兄弟和梅芳家。

我走过有蕉雨山房之称的赵孟舒家。

我走过村子最西头的老尼姑马老大家。

我仿佛还能听见碗盘杯盏的碰击声，听见嘈杂而遥远的人语声，听见麦秸杆和树枝在灶膛中辟扑直响，听见雨燕的啁啾，烈日下的蝉鸣，蟋蟀在床下谦卑的低吟，听到冬天的雪夜中远远的狗吠。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最后，我来到了被夷为平地的祠堂前。这座始建于宋代的赵家宗祠，在雷击和灾乱中屡毁屡修，屡修屡毁，至此荡然不存一物，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数不清的燕子找不到做窝的地方，密集于枯树之巅，喳喳地叫着，盘旋不去。

祠堂前有一块村民们晒谷子的大晒场，遗落的麦粒照例在春天发芽，在晦暗的天空下长成了一块长方形的稀疏瘦弱的麦地。微风吹过，抽穗的麦秆齐刷刷地倒向一边，金黄色的麦地里，突然就露出了绿色的稻秧。一只野雉于麦地中轰然飞出，像箭一样消失在远处灰蒙蒙的荒树之中。

在我很小的时候，从大人欲言又止的言谈和哀矜的目光中，我就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被母亲遗弃的孩子。遗弃就遗弃吧，反正我还有父亲。当我的父亲在便通庵的大梁上自缢身亡后，我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孤儿。可是，老福奶奶告诉我，不要紧的，我的母亲还在，她活在一个我所不知道的地方。说不定哪天，当大雁北还，燕塘边的野蔷薇开出成片白色和粉色的花朵，在温暖的春风里，我的母亲就会回来。再后来，我知道我的母亲也去世了。我独自一人被扔在了南京城外的邗桥小镇。即便在那个时候，我也并没有特别强烈的被整个世界抛弃的刺痛感。那是因为，我从未把邗桥的那间公寓看作是永久的栖息之地。就像那个被卡吕普索囚禁在海岛上的奥德修斯一样，我也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重返故乡，回到它温暖的巢穴之中去。

其实，故乡的死亡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故乡每天都在死去。甚至当我第一次听说儒里赵村将被整体拆迁之后，我也没有感到怎样的吃惊。只有当你站在这片废墟之上，真切地看到那美丽的故乡被终结在一个细雨迷蒙的春天，我才知道，我当初的幻想是多么的矫情、谵妄！

三四天前的一个凌晨，我在邗桥新村的公寓里酣睡，忽然接到了龙冬打来的电话。他没头没脑地说了句“春生死了”，就陷入了沉默。我刚刚从睡梦中被惊醒，需要花一点时间来想一想春生是谁。我问龙冬，春生是怎么死的。龙冬说他也不清楚，反正人是死了。他母亲春琴一连六七天下不了床。她既不哭，也不说话，只是两眼发痴地盯着房梁，“像是在费力地琢磨什么心事”。他和妻子夏桂秋都有点害怕。春生当年去贵州当兵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我获悉他死讯时，脑子里浮现出来的，仍然是当初那个病弱瘦小、目光躲躲闪闪的少年。

那阵子，邗桥砖瓦厂已与上海的一家企业合作，生产钢门钢窗。我也离开工会图书馆，去了园林科养花种草，每月七八百块钱的工资，与下岗或失业相比，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在接到龙冬的电话后，也没向任何人请假，就在当天下午返回了朱方镇。

站在祠堂的阅台之上，在纷纷飘飞的细雨之中，想到德正在多年前就已栖身黄土，春生竟然也在不久前埋骨异乡，心里忽然有一种“活着就已死去”的倦怠之感。日来月往，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在俯仰之间，千秋邈远，岁月苍老，蒿藜遍地，劫灰满目。我终于意识到，被突然切断的，其实并不是返乡之路，而是对于生命之根的所有幻觉和记忆，好像在你身体很深很深的某个地方，有一团一直亮着的暗光悄然熄灭了。

打个比方说，当你把一段花枝插于花瓶之中，只要有水，花的生命仍在延续。也就是说，在花枝上含苞欲放的花朵，或许一度更为艳丽。不过，由于被剪断了根茎，无论如何，你不能说它是活的。但作为正在开放的花朵，它确实一息尚存，确乎未曾死去。

将死未死之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停顿，是一片令人生疑的虚空和岑寂。

我正打算绕过祠堂的瓦砾堆，爬上一道陡坡，去新田转转，就听见了远处隐隐传来的摩托声。龙冬那虚幻不真的身影，在空濛的水雾的折光中颤动着，一点点地浮现出来，被更生家的池塘挡住了去路。

龙冬“哔哔”地按了两声喇叭，远远地向我挥手。

我坐在龙冬的身后，双手搭在他瘦削的肩胛骨上，沿着一条宽阔的黄泥大道返回朱方镇。乱针似的细雨仍在斜斜地飘落，四周看不到一个人影。天空陡然间变得更加阴沉幽暗，但也不是全黑——就像《诗经》中所说的“如晦”，其实并不是如墨般的黑暗，而是灰灰的一派清冷，暧昧不明，随着摩托车的行进而缓缓移动的地平线上，甚至还透出了些许薄薄的明亮。

2

龙冬将摩托车推进院门，停在了一棵枣树下。他的妻子夏桂秋正在廊下剥着蚕豆，招呼我进屋吃饭。春琴换了一身水蓝色的新褂子，匀了脸，盘了发髻，正在灶下烧火。看到我进门，春琴冲我笑了一下，问我要不要把身上淋湿的衣服换下来。可她也就这么一说，过后就忘了。倒是桂秋听见婆婆的这句话，赶紧去里屋找出了一件龙冬的夹克，不由分说，帮我把衣服换了下来，将湿衣服拿到灶下去烘烤。

老家拆迁后，安置房的水电还没有通。春琴和儿子、儿媳，从新珍表姐的手里租下了一处小院，算作过渡。这处幽僻的宅院，应当就是琴师赵孟舒自尽前最后的造访之地。至于说新珍的表姐（还有粮管所的罗站长）又搬到了哪里，我就不知道了。

在朱方镇的这三四天中，春琴一次也没有向我提起她的弟弟春生。她不提，我也不便贸然动问。在我小时候，隐约就听到村里流传着这样一个俚语：像春琴家那样倒霉。他们家原先有六口人，日子虽说不算富裕，也是中上人家。她的祖父、父亲和最疼爱她的哥哥，居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先后死去，且死得不明不白。她本人在十五岁那一年，嫁给了四十出头的赵德正。后来她母亲也去世了。唯一的弟弟去了千里之外的贵州。

现在，这个弟弟也不在了。

一天晚上，龙冬在陪我喝酒时，眼里泪光闪烁，偷偷地对我道：“我真担心她跨不过这道坎。你回来一趟，打个岔，谢天谢地，这事总算过去了。如果单位没什么要紧的事，不妨在家多待两天，陪她说说话。”

可我的看法与龙冬完全不同。

我知道，春琴表面上的平静之下，其实暗藏着一种远比悲伤可怕得多的东西，那就是厌倦。那是一种预先接受了最后的结果（死亡），硬起心肠，决意在这世界上再耽搁几天的麻木和呆钝。而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她的眼睛盯着你的时候其实并不在看你。她在听人说话的时候，其实是在走神。她在对你微笑的时候依然眉头紧蹙。她在跟你说话时言不由衷。仿佛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都与她全然无关。

这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夏桂秋不时地往我杯中斟酒。她跟着龙冬叫我舅舅。这个来自皮村的姑娘，表面上看，有说有笑，一点也不像春琴向我抱怨的那样凶悍。她一连两次借故与婆婆搭话，脸上带着笑（甚至，她在第二次与婆婆说话时，还伸手捋了捋她的胳膊）。可春琴一直阴沉着脸，只当听不见，对儿媳的真情假意，完全不予理睬。桂秋讪讪地瞥了我一眼，有点下不来台，又不便当场发作，脸色陡然间也变得很难看。稍后，她心绪烦乱地往嘴里扒饭时，不小心咬破了嘴唇。看着餐巾纸上殷红的血点，我暗暗有些担心，桂秋勉强咽下去的这口恶气，迟早会变着法子发泄出来。

等到吃完午饭，春琴去厨房洗碗的这个当口，夏桂秋笑吟吟地将一条热毛巾递给我擦脸，随后扬声道：

“吹。一天到晚就知道吹！什么特级飞行员喽，什么特训大队长喽，今天三等功，明天二等功，好像天底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宝货。等到那飞机从半天空往下一掉，轰的一声，腾起一片火来，连尸骨都化成了烟，被风刮得没影了。这下好了，不吹了，歇了屄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还口口声声威胁我，让她弟弟回来收拾我，来呀，你怎么不让他来收拾我的屄。”

桂秋在说这番话时，故意提高了嗓门，以便让婆婆在厨房里可以听到。碗碟在搪瓷盆里的碰撞和刮捎声突然停了下来，厨房里一片静寂。

短短半分钟的停顿过后，春琴仍接着洗碗。

就算天底下的婆媳都是天敌，就算多年的积怨与争斗压在心里不吐不快，春生刚死，桂秋竟然能说出这么一番话，已经不能用“恶毒”或“令人发指”来形容了。直到这时，我才忽然想明白，当初龙冬与夏桂秋谈恋爱时，春琴为何要不顾性命地加以阻拦。当然，春琴成天挂在嘴上的那句“迟早我要死在她手上”，也绝非是一时气话。

本来，我昨晚已经答应龙冬在朱方镇再住两天，到了这时，我只得暗暗在心里编造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以便在当天下午就返回邗桥。奇怪的是，不论是桂秋、龙冬，还是春琴，都没再流露出任何挽留的意思。

我和春琴沿着杂乱而潮湿的街道往前走。我记得当年春琴送我去南京时，走的是同一条路。面目全非的街道，已无任何遗存可以让我去辨认过去的岁月。二十四年的光阴，弹指而过，不知所终，让回忆变得既迟钝，又令人心悸。在经过一家水果摊时，春琴忽然站住了。她问我，知不知道一种名叫海洛因的东西。海洛因与赵锡光偷偷种在院里的鸦片相比，到底哪个更毒？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问，正想着如何跟她解释，春琴已经转过身去，向水果摊的老板询问芦柑的价格了。她要给我买点芦柑，让我带在路上吃，对我的劝阻完全不予理会。

老板斜靠在一个木椅上看电视。他懒洋洋地看了春琴一眼，说了一个价格。春琴还了价，老板就不耐烦地朝她挥了挥手，决定不再搭理她。春琴犹犹豫豫地往前走了几步，还是站住了。她又回过身去，再次来到了那家水果摊前。她撩起那件水蓝色褂子的下摆，斜着身子，从夹袄的侧兜里往外拿钱。那些花花绿绿、币值不一、叠得整整齐齐的碎票子，被她包在一面皱巴巴的手帕里。老板把称好的芦柑扔给她，带着一种嫌恶的神情，从她手里接过钱，看也不看，一把丢在了放钱的硬纸盒里，仍旧转过身去，瞧着电视机的荧屏，咧开嘴笑。

当年朱方汽车站所在的那个小山坡，已经被推平了。售票处的小屋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中石化的一座加油站。

我和春琴在路边的站牌下等车。

我终于有机会认真地问她，春生到底是怎么死的。那时，春琴已不愿意再提这个话头。她的嘴唇不住地颤抖，欲言又止，最后终于忍住了，没有掉泪。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叹了口气对我道：

“怎么死的？还不是叫人家给咒死了。说不定哪一天，连我也要叫她给谋害了。死了也好，我让她。”

春琴口中的这个她，指的是谁，不言而喻。

我明知道她们婆媳间的恩怨已势同水火，难以化解，还是说了一大堆连我自己也不相信的话来安慰她。大概是看见一辆挤满了人的中巴车摇摇晃晃地开了过来，春琴把手里的那袋芦柑递给我，勉强朝我笑了笑，让我不用担心她，“到了实在熬不过去的那一天，大不了我就到南京来投奔你。”

她这么说，不过是一句玩笑话。但“投奔”二字，听上去还是让人有些惊心。

我回到邗桥之后，塑钢厂正式宣布倒闭。清算后的资产、地皮以及巨大的债务，都一同转给了南京的一家房地产公司。

我拿着买断工龄的六万块钱，提前办理了退休。

半年后，我从一场车祸中死里逃生。我在医院的病床上苏醒过来，面对大夫“如何通知家属”的严厉质询时，想来想去，这个所谓的“家属”，只能是春琴。但我没有提供她的联系方式。我强忍着麻药失效后剧烈的疼痛，对大夫笑了笑，道：“我的情况稍微有点特殊。怎么说呢，我既是病人，同时也是他的家属。”

大夫离开后，我忽然想起春琴“大不了我就来南京投奔你”那句话，不由得满眼落泪。

那时，我已经意识到，我和春琴，在终于走投无路、对糟糕的命运仍抱有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的时候，都把投奔对方作为自己不假思索的选择。可问题在于，两个选择，不仅方向相反，而且互为矛盾。

我再次见到春琴，已经是五年之后的事了。

3

离职的第二天晚上，与我同时下岗的一位工友请我去街上的一家小饭馆喝酒。说起将来的前途，他极力怂恿我和他一起干出租。这人姓佘，荣炳人，早年跑过运输。他说，出租这个行业来钱快，自由，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需要你去走钢丝，“如果你也打算在这一行里安身，我负责在三天之内教会你开车。”

我很快就学会了开车。经他指点，我从黑市上买了一张驾照，与邗桥当地一家出租车公司签了约。

两年后的一个下雪天的清晨，我开车去南京禄口机场接人。在途经郊外的一座石桥时，为了避让一辆从河边松树林里突然蹿出的电动车，出租车瞬间失去了控制。在撞向大桥的水泥桥栏的一刹那，我本能地向左打轮。汽车在雪地里平移了十几米之后，撞开大桥中间的隔离栏杆，迎面撞上了一辆白色的皇冠。

透过被震碎的前挡风，我看见对面那辆车的顶盖向上高高翘起，露出了扭曲变形的发动机构件。接下来，就是一段漫长的寂静，惟有风从车顶上呼呼刮过。在神智尚未陷入混沌之时，我还来得及认真地比较了一下两种完全不同的后果：

与现在的这个结果相比，如果我刚才听任汽车撞断桥栏，从右侧翻入河中，就此了结我这丢人现眼的一生，哪一个结果更好？

一辆满载大白菜的机电船，劈波斩浪，正从桥下穿过。而在左前方的路基上，一个遛狗的中年妇女已决定回头，向出事地点急速跑来。

三个月后，事故双方的当事人、单位和保险公司，终于在法院的一间会议室里见了面。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但由我承担的十一万赔偿费还是有点吓人。见我脸色惨白地坐在桌边一个劲地喝水，主持调解的一位女法官悄悄地把我叫到了门外的走廊里。她往我跟前凑了凑，妩媚的大眼睛朝我眨了眨，带着薄荷香味的清新口气吹在我脸上。她说：

“我们已经发现，你的驾照是伪造的。但我们会假装没有发现。大家都不容易。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马上说：“我懂的，我懂的。”

等到女法官扭着王曼卿似的大屁股回到了会议室之后，她那温柔的眼神一直默默地注视着我。我被她盯得很不自在，就决定顺从她的意愿，在协议上签字。我看见她朝我点点头，向我投来赞许的微笑，我就知道自己是做对了。皇冠的车主是一个看上去有些威严的老头。签完字，老头笑嘻嘻地朝我走过来。尽管他骨折的右手还吊在胸前，但他还是坚持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跟我握别。最后，老头慷慨地向我表示，给个十万就行了，那一万的零头就算了，“大家都不容易嘛！”

我还不知道到哪里去凑齐这十万元的赔偿款，但心里既然已经抱定了“就算已经死过一次，不妨再多活几天看看”这样的想法，也并不怎样慌张。当我得知，只要将邗桥新村的那处公寓挂牌出售，所得款项在偿付所有的赔偿款之后还略有剩余时，心里顿时一阵松快。

当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去饭馆喝酒。我狠了狠心，决定好好犒劳自己一番。我点了平常最爱吃的鱼香肉丝和宫保鸡丁，外加一盘炒猪肝，津津有味地喝了半瓶酒。就算眼泪止不住地落在酒盅里，二锅头还是他娘的二锅头，喝上去还是那么的带劲，我那山穷水尽的日子，也还过得下去。

赔偿的事有了眉目，我的心里就踏实多了。趁着房屋尚未最终交割，我准备去麻烦一下我的老朋友赵同彬，看看能不能在他的公司里找点事做。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曾为同彬看过相。他让我把同彬当成一辈子的朋友来交往，言下之意，到了危急时刻，这个人还是靠得住的。我给他打了一天的电话，他的手机都在关机状态，心里就有点犯嘀咕。

我决定直接去一趟南京。

在玄武区“同泰花园”的一个双拼别墅前，我见到了同彬的父亲长生。他正在院子里的紫藤花架下打瞌睡。长生七十多岁了，有点轻微的老年痴呆，但气色却很好。他说装修这一行在南京是越来越难了，早在一年前，同彬已把主要的业务都移到了山西。他们夫妇俩，现在有一多半时间都待在那边。可具体在什么地方，他也不清楚。他说新珍去菜场了，一会就回来。她对儿子的情况比较熟悉。老人挣扎着起身，要拉我进屋去泡茶。我按住了他。我说，我来南京办事，顺道过来看看，没什么事情。既然同彬不在，下次再来会他。

我在走出小区大门的时候，看到新珍拎着一兜土豆和番茄，戴着一块乡下人的旧方巾，正从菜场的大铁门里出来。我一时没想好跟她见了面该说些什么，就闪到了门房边一个垃圾桶的背后，没再与她搭话。

同彬后来到邗桥来找过我一次。那时，邗桥新村的公寓已经易主，我去了距离邗桥四十公里外的一个名叫龙潭的地方，在一家建筑工地打零工。中午回到宿舍，看见床上的手机上有八九个未接电话，都是同彬打来的。我没给他回电。

我在龙潭只呆了七个月。我倒也不是嫌钱少（老板所许诺的工资，事实上只能领到一半），而是夏日将近，天气渐热，十几个人挤在简易的石棉瓦板房里，那股腥臊味实在让人受不了。经人介绍，我去了上会，帮人照看鱼场。有一个安徽人在那里包了一块湖面养鱼。那年初冬，附近的化工厂向湖里偷排污水。我早上一觉醒来，就看见湖面上白花花一片。层层叠叠的死鱼与吐着白穗子的芦苇荡连接在一起，初一看，还以为湖上下了一夜的大雪呢。我随后就离开了那里，辗转来到了新丰镇，在那里的中心小学做勤杂工。

慢慢地，我就发现了一个规律：就好像冥冥之中有人带路似的，我每搬一次家，就会离老家更近一些。所以说，从表面上看，我只不过是在频繁地变更工作，漂泊无着，而实际上，却是以一种我暂时还不明所以的方式，踏上了重返故乡之路。

我最后的落脚点是青龙山的采石场。如果你的记性足够好，应该还能记得，在我小时候，我父亲曾来这里开矿炼铁。我在采石场的传达室当了一名看门人。这个地方，离我的老家朱方镇，只有十八华里。

我婶子的骨灰落葬那天，我曾回过一次朱方镇，给她老人家运去了一块大青石做墓碑。办完这件事后，我按照龙英告诉我的地址，去探望春琴。那时，她已经搬到了平昌花园小区的一个单元楼里。

夏桂秋为我开了门。她没再喊我舅舅。她只是愣了一下，随后笑道：“噢，我当是谁呢！”她正和另外三个人在客厅里打麻将。两个女的，一个老头，我都不认识。随后，夏桂秋望了我一眼，补了一句：“她在北屋看电视。”

我进了春琴的屋，看见床头的电视机上罩着一个红色的灯芯绒布套，屋里空无一人。夏桂秋一边打牌，一边转过身来对我说：“兴许是她嫌我们吵了，下楼兜圈子去了。”我问她龙冬去了哪里，夏桂秋正忙着吃碰，没再搭理我。我在客厅里勉强呆了半小时，在哗啦哗啦的洗牌声中如坐针毡，出了一身汗。起身告辞时，正赶上一副牌结束。夏桂秋歪过身子，看了看下家老头的牌，笑道：

“看你神气活现、咋咋呼呼的样子，我还当你摸了一手好牌呢，原来是个相公！以后少在我面前装蒜！”

由于她在说这番话时，忽然冷冷地瞥了我一眼，我不免有些多心。下楼的时候，我把她的那句话仔细地琢磨了一下，有些疑心她是在指桑骂槐，心里挺不是滋味。

回到采石场，我就给龙冬打了个电话。电话倒是通了，只是无人接听，第二次拨过去，随即就传来了“嘟嘟”的忙音。

当天晚上，我躺在传达室的床上，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想着春琴的处境，翻来覆去总也睡不着。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我为春琴担忧，回过头来想想自己，也实在好不到哪里去。过了年，我虚岁就满五十了。都说人到了五十岁，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可回顾我的一生，既然从来没有上过坡，也就说不上什么下坡路了。不过，如果把人的一生看成是一场演出的话，每个人都有下场的时候。不论你是犬羊之形，还是虎豹之身，不管你是蒲柳之姿，还是松柏之质，都有零落凋谢、草草收场的一天。到了这把年纪，我也该准备下场啦！正像梅芳当年说过的一样，到了该放下的时候，就是放不下，也得撒手。故乡就在十八华里之外，我已经回不去了，青龙山这个地方，眼看着就将成为我人生的最后一站。其实也挺好。虽说是荒山野岭，人迹罕逢，但我一想到我那死去多年的父亲曾经在这里开过矿，心里总觉得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亲切有味，能在这样一个地方终老，也还算凑合吧。这样想着，天快亮时，我总算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年盛夏的一天，我记得是中午十二点钟刚过的光景，我正在传达室里看午间新闻，一个身材短小、皮肤黝黑的姑娘来到了传达室的门前。我正要上前问她找谁，那姑娘一把摘下头上的草帽，笑着对我说：“伯伯你忘性大。你又不认识我了？我是芦花呀。”

原来是芦花，永胜的二女儿，在朱方集团旗下的造纸厂当清洁工。在我婶子骨灰下葬的那天，我们曾在一个桌上吃过饭。

芦花是来送信的。她说春琴不行了。她还说，永胜的腰椎病犯了，走不动路，让她来采石场报个信，“春琴不行了。你现在赶回去，没准还能见上一面。再晚，就来不及了。”

芦花还要赶回厂里去上班，连水都没喝一口，就急着要走。我送她出门时，芦花一个人在前面走得飞快。我只得远远地问她，春琴得的什么病？怎么好好的一个人，说不行就不行了？芦花又往前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朝我喊了一句：

“他们家的事，不好说。”

随后，她冲我挥挥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4

下午三点刚过，我赶到了春琴在平昌花园小区的家中。

龙英和银娣也在那里。

春琴躺在一张由木凳搭起来的板床上，双目微闭，眼窝深陷，已经昏迷不醒了。现在正是六月的酷暑天气，可她身上还盖着一条厚厚的毛毯。每隔几秒钟，她的胸脯会有轻微的起伏，寂静之中，隐约能听到她胸腔里有一缕游气，像拉风箱似的，嘶嘶地响。龙英坐在床边，手里端着一只蓝边碗，用小汤匙撬开她的牙齿，往她嘴里喂红糖水。糖水喂进去，很快就从嘴角流了出来。

夏桂秋扶着门框，从客厅里探进来半个身子，对我们说，龙冬被人抓走的当天，春琴就病倒了。“叫她去医院，好话说尽，死活不肯。龙冬又不在，我一个女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急得恨不能一头在墙上撞死。四五天来，水米不进，不要说一个病人，就是一个好人，也禁不住这番折腾，眼看着就不中用了。”

我问桂秋，龙冬到底出了什么事，因何被人抓走了？屋子里的三个人，没有一个愿意搭理我。银娣严厉地瞪了我一眼，仍把目光转向桂秋，道：“现在送到医院也不迟。说不定，吊上两瓶葡萄糖，这人还有的救。”

龙英也在一旁帮腔道：“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死马当作活马医，也比眼睁睁看着她咽气强！”

桂秋道：“到了这时候，怎么说都晚了。我看她眼眶也塌了，耳朵也焦了，还救什么救？若是送她去医院，弄不好就死在路上。到头来，做个野鬼，她去了阴间，不知道要怎样骂我呢。不如就让她好好走。”

听桂秋这么说，银娣和龙英两人彼此对望了一眼，都没有吱声，等到桂秋离开之后，这才摇头叹气。

银娣从龙英手中接过那碗红糖水，坐在了春琴的跟前，将一勺水递到了她的嘴边，低声对春琴道：

“知道你心里苦。知道你想死。我们不拦你。这么多年，我们姐妹一场，也要有始有终。你若是还能听见我说话，好歹喝我一勺水，再走不迟。”

春琴还是牙关紧闭，一动不动。半晌，春琴的眼睛里渐渐地噙出了两颗泪珠，从脸颊上缓缓滚落。银娣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把蓝边碗往床头的凳子上一搁，一个人跑到窗前，伏在窗台上放声大哭。

天快黑时，隔壁的邻居家中，传来了“新闻联播”的片头曲。银娣把我叫到了客厅里，哽噎着对我嘱咐道：“看这架势，也就是今天晚上的事了。你在这里守着，好歹警醒点。万一有个山高水低，就先去叫龙英，她家住得近。”

龙英随后告诉我，她的家就在对面那座公寓楼里，三单元102，门前有一棵大楝树。交代完了这些事，她们两个抹着泪，一起走了。

坐在春琴的床边，看着她的喘息一点点地微弱下去，看着她胸脯起伏的间歇越来越长，越来越弱，嘴里发出的嘶嘶声，也终于小得几乎听不见了。我知道她的生命正在无可挽回地渐渐衰歇，就像行将燃尽的灯芯，发出的光亮一点点地暗下去，暗下去。我抓住她的一只余温尚存的手，可就是这么一点温温的热量，也正在一点点地变冷。我呆呆地望着她，脑子里乱糟糟的。那时我已经知道，龙冬因为吸毒被抓，已被送去强制戒毒了。我身边连个商量的人也没有。

桂秋送了一壶开水进来。她说她已连续几天没合过眼了。现在总算有个人换一换，她要去好好补一觉，有什么事就叫醒她。

我拨通了同彬的电话。

其实，我也不指望他能帮上什么忙，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从同彬“你老人家终于想起我来了”这句有些讥讽的话中，我可以感觉到他对我的“人间蒸发”仍然余怒未消。我问他人在哪里，同彬立刻敏锐地觉察到了我声音中的异常。

“你别管我在哪里，”同彬道，“你他妈先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跟他说了说春琴的事。开始还好，说着说着就悲不自胜，嚎啕大哭。电话那头是长时间的静默。

我问他是不是还在听，同彬说：“你说，我在听。”

当我在向他描述夏桂秋的为人时，同彬终于有点不耐烦了。他打断我的话，说道：“什么都别说了。你等着，我马上就到。”

即便在这个时候，同彬都保持着夸大其词的习惯。他所说的“马上就到”，意味着什么呢？

我在给他打电话的那个时候，他人还在山西的长治。他放下电话，要驱车220公里，才能抵达太原的武宿机场。由于晚上没有直接飞禄口的航班，他必须搭乘十点五十五分的班机，先飞上海，然后再从虹桥机场钻进一辆出租车，用“能开多快你他妈就开多快，要多少钱老子都给你”这样的话对司机软硬兼施，才能于第二天凌晨四点抵达朱方镇。

出租车在沪宁高速上疾驰的时候，同彬已经给朱方镇中心医院急救中心打了电话，因此急救车比他早了二十分钟抵达平昌花园小区的门口。

同彬见到我，嘴角挂着洋洋得意的微笑，像是在炫耀似的对我道：“没想到吧！什么叫做千里大营救？！”

他还带来了他的妻子——两个同名莉莉中的“新丰莉莉”。

急救中心的两个大夫正打算把春琴往担架上搬，夏桂秋从隔壁的卧室里听到了动静，睡眼惺忪地走了出来，厉声地喝止了他们。夏桂秋脸颊上带着竹席的压痕，盯着我的脸，讪讪地笑着，咬牙切齿地对我道：

“你从哪里弄来了这么一帮好佬？你们都是仁义的？就我这个做儿媳的不知好歹？婆婆生了病，我们做下人的难道就不晓得送她去医院，不舍得那几个钱？要你们这帮不相干的东西来替天行道？你们去邻居那里访一访，我平常对这个老东西怎么样！哪一样好吃的东西不先尽她挑，哪一回过年不曾给她做过新衣裳？她一个眼看就要咽气的人，半截身子都埋进土里了，你们不让她好好上路，非得这么瞎折腾。要是在路上翘了辫子，谁负得了这个责任？不是我不送她去医院，这人不行了，不中用了。”

桂秋这一嚷，那两个大夫你看我，我看你，一时就没了主意。

桂秋刚从床上起来，头发虚拢着，只穿一条花短裤，裸露着粗壮的大腿，上身罩一件白色的圆领衫，硕大的乳房轮廓毕现，就连深黑的乳头都隐约可见。

同彬看了她一眼，没吭气。接着，他转过身来又看了她一眼，人就有些恍惚发呆。倒是旁边看似文弱的新丰莉莉，接过桂秋的话头，厉声道：

“中用不中用，你说了不算，大夫说了算。我告诉你，这人要是能救过来，算你有福气；万一救不过来，我就去法院告你，告你个虐待致死，少不了请你去监牢里呆几年。你要是识相，就让开道，否则我马上报警。”

一席话，说得桂秋寝声无言。

几个人七手八脚地将春琴往楼下搬。缓过神来的桂秋在房里跳着脚大骂：“不论死活，出了我这门，一切与我无关！”

同彬“嘿嘿”地笑着，轻声在我耳边道：“这婆娘是哪里人？性子蛮烈的。不过，我刚才瞧她那大腿，倒是白得亮眼。”

朱方中心医院是在原先公社卫生院的基础上建起来的，设施相当简陋。春琴被送入抢救室之后，我们三个人就在一个满地烟头、蚊虫乱飞的观察室里等着。一个患了急性阑尾炎的少年，在病床上痛得死去活来。他的父母因信不过这里的大夫，执意要等镇江的医生赶来主刀。同彬问了问少年的情况，就对这家医院的医疗水平产生了极大的疑虑。他有些后悔把春琴送到这里来，“还不如一手一脚，直接送她去镇江抢救。”

大约四十分钟后，抢救室来了一名大夫。他说，病人虽然还在持续的昏迷中，但病情已经基本稳定。她被送入了监护病房，“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

同彬问他有没有必要转院去镇江，大夫笑了一下，道：“我看没什么必要。我们初步帮她做了检查，没什么大毛病，就是饿的。这年头还能把人饿成这样，没听说过。你们也宽宽心。估计下午或晚上，等她清醒过来，你们可以去探望。”

大夫刚走，那个患病的少年也被家人心急火燎地推到了手术室。观察室里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新丰莉莉说：“不如你们先去街上吃口饭，我在这里盯着。”

同彬说：“吃什么吃？你没看见外面下雨吗？”

到了这时，我才发现，屋外大雨如注，电闪雷鸣。天黑得像锅底，狂风把观察室的两面窗户都刮开了，窗框兀自摇晃着，乒乓直响。

暴雨一直下到上午十点多才停。

我们三个人出了医院，在附近的一条杂乱的弄堂里找到了一家面馆。我和同彬各要了一碗鳝糊面。莉莉嫌那里的碗筷不干净，要了一屉小笼包，用餐巾纸包着吃。

人算是救过来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可说起春琴病愈后的去处，三个人都有些焦心。刚才夏桂秋已经把话撂在了前头。就算她不说那句话，我们也不能让春琴再回那个家，重蹈覆辙。后来，新丰莉莉想出了一个主意：

“不如你们两人都去南京。我们公司的业务，大部分都转到了长治，南京正缺人手。你们去了，正好帮我们搭把手。”

同彬见老婆开了腔，也笑了起来，“这下我们算是想到一块了。我爸妈年纪也大了。他们死活不愿去山西，将他们搁在南京，还真不放心。春琴和他们都是老相识，在一块做个伴，说说话，挺好。你们要愿意去南京，最好不过，就算是帮我们一个忙。”

我没有表示什么意见。我心里清楚，即便我愿意去，以春琴的性格多半也是不会答应的吧。

同彬将碗里的最后一口面汤喝尽了，用纸巾擦了擦嘴，忽然对我说：“趁着雨后天气清爽，你陪我回老家看一眼怎么样？我已经二十年没回去过了。我们说走就走，快去快回。”说完，就拿眼睛朝他妻子身上瞧。

莉莉笑道：“看我做什么？去呗。这里有我呢。”

随后，她站起身来，从椅背上抓过小坤包，起身去款台付账去了。

“看来，你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我望着新丰莉莉的背影，对同彬笑道。

“什么选择？”同彬剔着牙，不解地望着我。

“两个莉莉，你只能选一个。”我提醒他。

同彬将脸凑近我，一本正经地低声道：“话可不能这么说。高资的那一个，其实也不错。”

5

虽然只有五年之隔，儒里赵村的那片废墟，已不像我第一次来时那么触目惊心。茅草和蒿莱长得很高，把那些乱砖碎瓦遮盖得严严实实。野生的南瓜藤爬满了断墙残垣，杂以野菊、牵牛和蒲公英，远远望去，一派明亮斑斓的绿意，直逼人的眼。村前的那条填了一半的池塘，也变得清亮明澈，芙蕖泛水，萍藻飘风，倒映着天上朵朵的云彩。随着邻近地区大规模的迁移，那些小动物，像野兔、野鸡和黄鼠狼，都被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楼房驱赶到了这里——它们猛地从草丛中蹿出，往往吓人一跳。我们甚至还在柏生家倒塌的鸡窝边发现了一只刺猬。如果你不知道这里原先有一座人烟稠密的村庄，乍一看，还真有点同彬所啧啧赞叹的世外桃源般的野趣。

同彬将这一切归因于大自然鬼斧神工的修复力，可在我看来，真正的魔术师，正是雨后湛蓝如洗的天空。天空的清澈和明丽，使得大地上的一切丑陋和粗率都可以忽略不计。一朵朵云翳悬停在碧空中，投下它那静谧的阴影；清风在旷野里横吹，树摇草偃；不杂一丝尘滓的阳光，不论照到哪里，都反射出绮丽、清澈的亮色，就连更生家的那堵没有完全推倒的土墙，光影掠过时，看上去都显得那么珊珊可爱。

同彬在他祖父赵锡光的大院中逡巡良久。他想从遍地的野花中找到哪怕一株罂粟花，没能如愿。我们两个人坐在腰门前的石阶上抽了一支烟。同彬就跟我说起了他祖母冯金宝的一段往事。

有一天，同彬去奶奶屋里玩耍，无意中发现她梳头盒中有一枚磨得锃亮的铜板。这是一枚她用来刮痧的铜钱。同彬偷偷地将这枚铜板拿去换了麦芽糖，吃到了肚子里。第二天，他又去了奶奶屋。他吃惊地发现，梳头盒里又有了一枚新铜板。趁奶奶不注意，同彬再次将铜板装入了衣兜。第三天，当新铜板又在梳妆盒中出现时，同彬不得不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很显然，祖母已经知道他偷了铜板，而且，她正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与自己的孙子默默较劲。当然，他也知道，祖母佯装不知、不动声色的无言，实际上包含着的潜台词：

我倒要看看，你偷到什么时候为止！

这样一来，他与祖母之间的角力，随之变成了自己与自己的搏斗。道理很简单，他每偷一次铜板，都是在挥霍乃至践踏奶奶对自己无边的爱怜和期望。他睡在床上，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奶奶无声地向他摇头。渐渐地，吃到嘴里的麦芽糖，开始变得索然无味。当同彬偷到第六枚铜板时，决定终止这个残酷的游戏。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奶奶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

这是他们祖孙之间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密。可同彬说，他从这个秘密中受到的教育，远比从祖父那获得的无数箴言都要深刻得多。

说到这里，同彬的眼圈就红了，声音也变得有些哽噎。经过这么多年的世事变幻，那个我一直不太喜欢的小脚老太太，似乎忽然在我眼前变得慈祥可亲起来。

最后，我们去了王曼卿的花园。

唐文宽和王曼卿举家迁往江都之后，这座院宅由渔佬柏生接手。两年之后，柏生又将它转卖给了宝亮。宝亮为了在拆迁中多要一些赔偿费，在花园里连夜加盖了一处厂房。这座花园几经易手，早已不复旧观，时移物换，环睹萧然。同彬站在当年曼卿为他翻眼皮的那处墙根下，目光追逐着一只黑翅的大蛱蝶，看着它在瓦砾堆上翩然翻飞，神情漠然，若有所思。我提醒他，时候不早了，不如去新田转转，同彬这才回过神来，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对我笑道：

“说句真心话，我后来遇到过的那些女人，包括两个莉莉，没有一个及得上曼卿的一个零头。”

儒里赵村决定拆迁的那阵子，得到消息的村民们连夜在新田里栽种果树和茶树，巴望着日后跟赵礼平谈判赔偿款时，手里能够多一些讨价还价的筹码。如今，这些梨树、桃树和杏树长得一人多高，蔚然成林，树上挂满了累累果实。田埂上移栽的那一畦畦茶树，也都抽出了一丛丛的新叶，可惜无人前来采摘。同彬摘下一颗毛桃尝了尝，说又酸又涩。我们小心翼翼地拨开横七竖八的树枝，在茂密的果林中穿行。风从头顶上呼呼刮过，除了很远的地方传来了泄水般的车流声，四下里一片寂静。

同彬忽然转过身来望着我，诧异道：“既然他们费了半天的劲，把整个村庄都拆掉了，这么多年来，这块地方怎么也没派上用场，不管不问，任其抛荒？”

其实，我也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听说，赵礼平的资金链出了点问题。他的摊子铺得太大了。我还听说，当地政府的负债也已经超过千亿元之巨，“这块地，也许还得一直这样荒下去。”

提到赵礼平，同彬告诉我，他们曾在北京的一个订货会上见过面。也许是久未谋面的缘故，同彬当时心头一热，把“打死我也不搭理他”这样的誓言丢到了九霄云外，远远地叫了礼平一声。赵礼平似乎没听见，他没回头。于是同彬又叫了一声。赵礼平终于止住脚步，慢慢转过身来，一脸恼怒地对他说：“你叫什么叫？就像我不认得你似的。”随后，“他连手都没跟我握，就在一帮小喽啰的簇拥下走了。那么，他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是认出我是谁了呢，还是没认出来？”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不能帮他做出判断。这就是赵礼平。他的那点心思，你永远猜不透。

我们从果林里钻出来，太阳已经偏西了。便通庵仍在原来的地方。这座孤零零的破庙远离村庄，虽然看上去破败不堪，摇摇欲坠，却从当年大规模的拆迁中得以幸存。门前的那片池塘还是从前的样子，四周长着菖蒲和芦苇，一片油绿。池塘的一角甚至还可以看见几团荷叶，荷花杆高出水面之上，迎风摇曳，含苞欲放。便通庵往西，是一排低矮的红砖瓦房，那是大队当年的养猪场。墙上用白漆刷出来的“农业学大寨”五个字，在残存的夕照中依然清晰可辨。由猪舍再往西，就可以看到高定邦当年提议开挖的那条水渠。水渠两侧的大堤上，各栽着两排塔松，越过蓊蓊郁郁的松树的树冠，就可以看到远处的城镇以及高速公路上矗立的广告牌。

早在一九七三年春天，随着从合肥来的三个知青在村里落了户，便通庵被改建成了一个四间的瓦房——三间宿舍，一间灶屋，外加一个简易厕所。

灶屋的屋顶坍塌了一块，灶台上落满了树叶和碎瓦，其他的部分基本上完好无损。透过朝北的窗户，可以看见冷杉林中蜿蜒东去的金鞭湾，它绕过远处村舍的废墟，一直通往长江边的衰草连天的船坞码头。

付瑞香曾经住过的宿舍墙上，贴满了当年的《新华日报》。朝南的窗台上，搁着一盘蚊香，一包火柴，都积满了灰尘。原先搁床的地方，留下了两摞青砖，床板早已不知了去向。地上厚厚的尘土和纸屑中，还能隐约看见一只绿色的塑料凉鞋。同彬站在窗前，对着墙上的一张一九七四年的元旦社论，看得津津有味。他见我进屋，转过身来，朝我诡异地笑了笑，问我知不知道他当年也对小付害过一阵子相思病，“毕竟是城里来的姑娘，一举一动都让人看着眼热。她穿着雪白的衬衫，草绿色肥大的军裤，那样子，我怎么也没看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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