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人将余玠比作唐代西川节度使韦皋。当年韦皋亦暴毙而死，传说是为朝廷所派刺客所害。而今“大将未死敌手”的悲剧再度上演，余玠竟落下与韦皋一样的命运，这正是中国历史最可悲、最可叹的地方。这个曾经力挽狂澜、拯救四川危局的传奇人物，本可以更有所作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

宝祐元年（1253年）五月甲午日，宋理宗听信权臣谢方叔、徐清叟谗言，出人意料地发出庚牌，召四川制置使余玠回朝奏事。

当时四川在余玠的苦心经营下，军力、财力、民力均已经复苏，不需要再由南宋朝廷调兵、运饷支援。也就是说，总理四川军、财、政大权的余玠已经完全可以不再受朝廷掣肘。反倒正是这一点，加上余玠喜欢个人便宜行事的个性，让朝廷对他颇有疑忌。正好出了王夔事件，利戎司统制姚世安自代为主帅，拒听余玠军令，并利用与权臣谢方叔的侄子交好的关系，想走谢方叔的路子来制衡余玠。谢方叔正嫉恨余玠，自然不会错过机会，于是他一面假意调停余玠与姚世安的关系，一面造谣中伤余玠，诬陷他掌握大权，却不知事君之礼。宋理宗对余玠在蜀中的威名也心存疑惧，甚至怀疑余玠有自立为王的可能，听信了权臣谢方叔、徐清叟谗言，紧急召余玠入朝。

庚牌发出十六天后，六月庚戌日，宋廷收到四川制置司送来的急报，称蜀帅余玠病情危急，已不能视事。根据行程推断，上报余玠病情的奏报大概与宋理宗发出紧急诏令同时。宋理宗得报后，不知真实状况到底如何，怀疑余玠装病不朝，于是又拜其为资政殿学士，“恩例视执政”，以为安抚。此为朝廷所发出第二道诏令。

十天后，宋理宗又草率地决定以余晦为权刑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知重庆府兼四川总领财赋，入蜀接替余玠的职事。余晦之前任临安府尹，言声甚差。就连嫉恨余玠的权臣徐清叟也认为余晦“素无行检，轻佻浮薄，不堪任重。如以余晦当此任，臣恐四川五十四州军民不特望而轻鄙之，夷狄闻之，亦且窃笑中国无人矣”。但宋理宗却以“诏命已颁”

为由，不肯收回成命。因担心余玠拥兵自重，不听诏令，宋理宗又以余玠病重难理军政为借口，再下诏令，命“余玠以兴元府归附之兵分隶本路诸州都统，务抚存之，仍各给良田，制司济以钱粟”。此即为第三道诏令，意在削夺余玠兵权。

然更换蜀帅一事，远比宋理宗预想的要顺利得多。在第一道诏令到达重庆后没几天，余玠本人便暴病身亡。朝野间流言纷纷，如雪花一般漫天飞舞——有人称余玠是自杀殉节，以免回朝后遭到政敌迫害；有人称余玠是被仇家下毒暗害，凶手就是现任利戎司统帅姚世安，其意在为前任主帅王夔复仇，并保住他自己的位子；有人说是秦巩汪氏派人暗害余玠，意在报汪世显和阔端先后被害之仇；还有人说凶手是昔日白鹿茶肆卖茶翁的后人；甚至有人说是朝廷派暗探下的毒手。

时人将余玠比作唐代西川节度使韦皋。当年韦皋亦暴毙而死，传说是为朝廷所派刺客所害。而今“大将未死敌手”的悲剧再度上演，余玠竟落下与韦皋一样的命运，这正是中国历史最可悲、最可叹的地方。这个曾经力挽狂澜、拯救四川危局的传奇人物，本可以更有所作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但四川人民没有忘记余玠，蜀中民众听到余玠的死讯后，无不悲哀难过，如同失去至亲亲人。宋理宗为平复民心，特赠余玠五官。但朝中大臣对余玠的攻击却依然如故，并愈演愈烈。余玠心腹部将金戎司主帅王惟忠也因招降阔端一事失败被诬告暗通蒙古，于临安斩首示众。对修建钓鱼城有重大贡献的冉琎、冉璞兄弟也被迫去职还乡。

就连余玠本人也受到追削资政殿学士职名的处分，直到宝祐三年（1255年）八月谢方叔罢相以后，才又“诏追复余玠官职”。而后来奸臣贾似道当权，贪婪粗鄙，好搜罗各种奇珍异宝，他听说余玠死时，棺木中有玉带，竟然下令掘开余玠的坟墓，取走了玉带。

余玠一死，蒙古终除真正心腹大患。其人死后不到一个月，蒙古即全面展开新一轮的斡腹计划，新任漠南总领忽必烈亲率大军从六盘山出发，取道吐蕃，过雪山，渡金沙江，沿路攻城略地。当年冬季，到达大理境内。大理相国高祥屯兵大理城固守。十二月，在三路远征蒙军的包围进攻下，大理城破，皇帝段兴智逃奔善阐，相国高祥于逃跑途中被蒙古军击杀。忽必烈迅即指挥蒙古军四出略地，占领了除善阐以外的大理国土。次年秋，善阐被蒙古军攻破，大理皇帝段兴智被俘后投降。至此，建国三百一十七年的大理国灭亡，共历二十二主。

蒙古人杀尽高氏，扶段氏重新执政，立大理皇帝段兴智为大理总管，从此段氏死心塌地追随蒙古，派出军队跟随蒙古军东征西讨。大理公主段霜——也就是昔日的若冰，她回大理后自承为杀死高言的凶手，差点为相国高祥所杀。还是段兴智以命相搏，这才勉强保住了女儿性命，后遁入深山，不知所终。蒙古最终成功在南宋南部安插了一块基地，完成了南北包抄夹攻南宋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计划。从此南宋王朝腹背受敌，惶惶不可终日。

此时，蒙古已占领统治了中国绝大部分领土，疆域包括淮河至秦岭以北，甘肃、新疆、青海、西藏及云南大理等，从南北西三面形成了对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的包围形势。忽必烈受命负责征宋事宜后，采纳谋士姚枢的建议，改变此前秋去春来、专事掳掠的作战方法，在江淮和四川前线分兵屯驻要地，以守为主，亦耕亦战，广积粮储，充实边备，以为久战之计。在四川战区，汪德臣立城利州，屯田戍守，且耕且战，使利州成为蒙古军进攻四川的桥头堡。“蜀人惮其威名，诸郡环视，莫敢出斗”。刘黑马则初定成都，与汪氏两相呼应，巩固了蒙古对川北、川西的统治。

宝祐四年（1256年）六月，蒙古大汗蒙哥召集诸王百官，商讨攻宋之计，这实际上已经拉开了蒙古全面灭宋计划的序幕。经过讨论，蒙哥随即制订了以进逼临安、灭亡南宋为目标的计划，命幼弟阿里不哥留守蒙古本土，自己亲率军队大举攻宋。此次，蒙古精兵强将倾巢而出，不灭南宋誓不罢休。蒙军主力兵分三路：蒙哥亲率主力军攻打四川，预备先图全蜀，然后沿江而下灭亡南宋；其弟忽必烈率一军攻打鄂州；塔察儿、李璮等率军佯攻两淮，牵制南宋兵力；兀良合台自云南出兵，经广西北上，攻打潭州，再到鄂州与忽必烈会师。

为了配合蒙古大汗亲征，蒙古军占据了宋人废弃的成都城，正式在此立城设署，以图全蜀。宋理宗虽然荒淫昏聩，但也料到蒙军此举必有图谋，于是以成都之得失关系全蜀安危为由，严令四川制置使蒲择之务须收复成都。皇帝下了圣旨，蒲择之自然不敢怠慢，决定亲自出马，收复成都。事先，蒲择之也做了周密部署，派都统杨大渊把守剑门关，负责阻挡利州蒙军汪德臣部南下；又派都统段元鉴守卫灵泉山，大将刘整在江箭滩布防，负责阻截蒙古大将纽璘从夔州增援。这样，成都的蒙古军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一切安排妥当后，蒲择之亲自率主力自重庆攻打成都。当时驻守成都的蒙军主帅阿答胡刚刚病死，本来时机对宋军十分有利。不料蒙古大将纽璘骁勇善战，首先在江箭滩突破了宋军防线，率援军冲进成都，然后整顿人马，领军固守。蒲择之虽然成功围困住成都，却久攻不下，又刚好遇上雨季，阴雨连绵，天气潮湿闷热，宋军士气十分低落。不久，蒙军汪德臣部冲破宋军防线，赶来增援，与成都城内的纽璘部内外夹击，终于冲跨了蒲择之精心布置的包围圈。蒲择之失利后，率军退回重庆。

蒙古纽璘解成都之围后，趁机反守为攻，进围成都府治所在地云顶山城。云顶山是贯通东西川的军事要冲，东与炮台山锁江相望，共扼沱江金堂峡江防，西控成都平原，北恃高定关与小云顶互为依托，控制成都至潼川之要道，是成都东面之门户。宋代建国之初，就因为这里地势险要，在山下设立怀安军，这样，无论东川还是西川有事，均可凭借扼守云顶山而不得越境。余玠入主四川后，着手建立山城防御体系，云顶山城便是其中之一。正因为云顶山城易守难攻，所以才将成都府治由成都迁到云顶山城。

云顶山如此要地，宋军自然要全力防守，宋将刘整率军阻挡纽璘军，但被蒙军击败。从成都撤退的蒲择之率军经简州东撤，云顶山城陷入孤立无援之中。城中食尽，守将姚世安投降。这是云顶山城建立十五年来的首次失陷，余玠当年苦心经营的川西最重要的堡垒，最终由政敌姚世安拱手献给了蒙古人。

云顶山沦陷后，由于失去屏障，西川彭州、汉州、怀安军、绵州等地相继失陷，威州、茂州诸蕃亦归附蒙古。宋成都府治不得不南迁嘉定。

自此，南宋势力退出西川，蒙古军进一步巩固了在川西平原的统治，为蒙哥大举图蜀奠定了基础。

宝祐六年（1258年）七月，蒙哥大汗亲自率四万主力，由六盘山出发，经宝鸡入大散关。同时，命留驻成都的纽璘率军奔袭南宋四川军政大本营重庆，以牵制四川境内宋军，阻止长江下游之兵援蜀。自此，蒙军展开了对四川的大规模攻势，宋军则节节败降。蒙哥取金牛道入蜀。

十月，入利州，渡嘉陵江，进驻剑门，攻陷苦竹隘，宋将杨立战死。

十一月，蒙古军攻破长宁山城。阆州大获城守将杨大渊举城投降，并领所部兵从征。蓬州运山城宋将张悦投降。青居城裨将刘渊杀都统段元鉴出降。位于渠江南岸的大良城守将蒲元圭也挈城投降。一时间，沿线诸郡破竹而下。

宝祐六年（1258年）底，蒙哥与另一路蒙军相会于合州钓鱼城下。

这是蒙哥登上汗位后第一次亲征，兵锋直指钓鱼城，自然因为其军事价值重大。时人有云：“夫钓鱼山，西邻嘉定，可以召兵；北近阆、剑，可以乞援；南通滇、黔，可以取货财；东达荆、湘，可以运谷粟。有高山峻岭可以据要害，有广土众民可以屯重兵。民风号为纯古，盗贼未尝侵犯，诚金城汤池，天府之国也。城钓鱼山以为固守计，则异时可以省军费，而藩篱之势成为无穷之利，守备之宜莫大于是。既有守备矣，然后可以议攻战之利，当分责于诸路军人。如嘉定之师，则当责以收复汉、邛；泸州之军，则当责以戡定资、简、成都；夔、万之军，则当责以收复渠、达、重庆；合州之军，则当责以规复利州、潼川。剑、阆诸路乘隙蹈瑕，声东击西，克服全蜀。蜀定而后江南可保，荆湘可守，而中原亦可以相继恢复，此琏、璞对踞画地之时，早有以计及之也。吾观余玠经理西蜀图，乃知当日形势在钓鱼山。制置使持节于此，积粟敛兵以镇之，如镇子于局心，真所谓‘欲运四旁，莫如中央者也’。将来王师大举，收复成都、潼川，因利乘便直捣兴元，进规陕、甘，是扼其吭，抚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足见钓鱼山既可以作为抵抗蒙古军东下的基地，又可作为将来宋军收复失地的大本营。

当时钓鱼城亦被四川民众认为是难以攻破的堡垒，城中聚集了大量逃避兵乱的边地之民，聚居多达十数万人。兴戎司主帅王坚同时兼任合州知州，为钓鱼城的最高军政指挥官。自余玠暴毙而死后，王坚预料到四川形势必将进一步恶化，为了巩固城防，立即着手大规模修缮加固钓鱼城城防工事，征用所属五县民丁多达十七万人，并训练军队，组织民兵，储薪屯粮，日夜不懈，进行战备工作。在王坚的领导下，钓鱼城的防卫力量大大得到加强——钓鱼山山脚的南北两面各筑有一条延伸至江中的城墙，名为“一字城”，用以拦截敌军，当地人称为“横城墙”；又在江边修建了南北水军码头，布设战船，往来警戒，上可控三江，下可屏蔽重庆。一字城墙和水军码头组成了双重防线，有力地保证了钓鱼城的外围；为了保障后勤，王坚还派人在城内挖天池、凿水井，可谓兵精粮足，水源充足。事实证明，正是由于王坚的深谋远虑，才直接导致了钓鱼城保卫战的胜利。

而蒙古一方，因大汗御驾亲征，也对钓鱼城势在必得。蒙哥本人曾经远征过欧亚许多国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自负骁勇善战，威名远播，自入四川以来，也是节节胜利，因此极为狂妄，大有已经视南宋江山为己物之意，一到合州，便派投降的宋人晋国宝前去招降。结果，晋国宝一进钓鱼城，就被合州知州王坚下令逮捕，押到阅武场斩首示众。

蒙哥吃了个闭门羹，面子上极为难堪，恼羞成怒下，决定强攻钓鱼城。蒙军将领术速忽里认为：“钓鱼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不值得花费时间，不如绕过它直下江南。一旦我们夺取临安、灭亡南宋，钓鱼城不攻自破。”然而，恃强好胜的蒙哥断然拒绝了术速忽里的建议，发誓要用武力征服钓鱼城。如此一来，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此时的蒙哥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这场即将到来的大战不仅葬送了蒙古无数精兵强将，甚至他本人的生命，更由此改变了蒙古与南宋的战争格局，甚至减缓了蒙古势力对欧、亚、非等国的威胁，在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开庆元年（1259年）正月，寒风凛冽，蒙哥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攻城行动。正式进攻前，他做了周密部署：分兵进攻钓鱼城周围的城池要塞，如派宋降将杨大渊攻合州旧城、庶弟末哥攻渠江流域的礼义山城、曳剌秃鲁雄攻平梁山城，以切断钓鱼城与外界的联系；又派留驻成都的大将纽璘进攻忠州、涪州二县，并在蔺市造起一座浮桥，以阻绝长江下游宋军的增援。又在铜罗峡据险为垒，以阻遏重庆宋军北进增援。这样一来，钓鱼城孤悬一隅，完全成为了一座孤城。在蒙哥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兵强马壮的蒙军再对钓鱼城发动攻势，不过是瓮中捉鳖而已。

二月，蒙哥亲自率军从钓鱼城东北渡过渠江鸡爪滩，驻营于钓鱼城东五里的石子山一带。为了彻底孤立钓鱼城，不让城内宋军出城半步，他首先派人扫清了江上宋军船只，又命大将史天泽屯军在城南，专门封锁嘉陵江江面，阻滞宋军援兵；派另一大将汪德臣屯军城西南角，负责夺取城外山寨。清掉外围后，蒙古军的强攻终于开始了。二月初三，蒙哥亲自督军进攻。二月初七，蒙古军猛攻“一字城”。二月初九，蒙古军猛攻镇西门。紧接着，连续进攻新东门、奇胜门、镇西门，均遭失败。

王坚率领军民凭借天险地利据守，多次击退了蒙古军的进攻。

激烈的进攻从二月一直到三月。然而，经营多年的钓鱼城防卫工事发挥了最大作用。尽管蒙古军擅长攻城，攻城器具也十分精良，“专恃炮为长技，以数百人拽一炮，中楼橹立碎”，但在地势险峻的钓鱼城下，完全不能发挥作用，蒙古军始终徘徊在城下，无法前进半步。而远在临安的宋理宗也从奢侈荒淫的生活中惊醒过来，对钓鱼城的战局十分关注，采取了大规模的救援行动，任命吕文德为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领兵入蜀，专解钓鱼城之围。

从四月初三开始，四川暴雨连绵，电闪雷鸣中，大雨一连下了二十天，蒙古军攻势由此受阻。到了四月二十二日，天气初晴，蒙古军立即集中精锐，偷袭城南的护国门，但未能得手。四月二十四日深夜，蒙古前锋总帅汪德臣亲自率领精兵猛将，绕道西北，偷攻外城，攻破城北出奇门至嘉陵江一侧的“一字城”，一度登上城头，与守城宋军展开激烈搏斗，杀伤多名宋军。王坚闻讯立即派副帅张珏率勇士力战反击，终于打退蒙古军，重新夺回了“一字城”。

五月，四川进入夏季，酷热无比。蒙军士兵耐寒不耐热，军中瘟疫蔓延，士气十分低落。王坚则趁机在半夜率兵出城，偷袭蒙古军营地。

当时钓鱼城被重兵围困，蒙古军自始至终不知宋军究竟从何而来。

原来当年蒙古奸细藏身在钓鱼城护国寺中时，曾挖了一条通道，连通护国寺储粮洞和天泉洞，作为隐蔽之所。宋军副帅张珏由此得到启发，派人在飞檐洞里挖了一条秘密孔道，俗称“一线天”，直通到护国门东面城墙下，宋军可由洞口可悬索垂吊出城。这一看起来不起眼的军事工程，到临战对敌时发挥了重大作用。蒙古军惊扰不安，日夜警惕，由于水土不服，又得不到好好休息，战斗力大为削弱。不少蒙古军将领劝蒙哥就此收兵，绕过钓鱼城，直奔临安。将领术速忽里认为：屯兵坚城之下是不利的，不如留少量军队困扰之，而以主力沿长江水陆东下，与忽必烈等军会师，一举灭掉南宋。但蒙哥一生还从来没有碰到过钓鱼城这样难啃的骨头，他的愤怒和傲气被钓鱼城的顽强最大地激发出来，完全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无视气候、地理的不利条件，发誓要不惜任何代价，夺取钓鱼城。

这时候，宋军援兵正由水路增援钓鱼城，吕文德率战船万艘，沿长江溯江而上，于五月下旬与担任阻截宋援兵任务的蒙古大将纽璘在涪州相遇。吕文德采纳将领曹世雄、刘整的计谋，攻断了纽璘架设的浮桥，乘胜追击，猛攻蒙古军部署在铜锣峡的水上防线，一度取得了优势。

六月初，吕文德最终冲破蒙古军封锁，进入重庆，随即率舰千余艘沿嘉陵江北上，救援钓鱼城。到达三槽山西，与前来阻截的蒙古军遭遇。

蒙古大将史天泽分军为两翼，跨江侧射，并亲率舟师顺流纵击，夺取宋军战船百余艘，击退吕文德援军，并乘势追至重庆。

尽管增援钓鱼城的宋军为蒙古军所阻，始终未能进抵钓鱼城下，但被围攻达数月之久的钓鱼城依然物资充裕。有一天，王坚命人将两条三十斤重的鲜鱼及百余张蒸面饼抛下城墙给蒙古军，并致信蒙哥道：“你等再攻十年，城亦不可得。”

而相比于宋军的斗志高昂，钓鱼城外蒙军的状况就相当糟糕了，军士畏暑恶湿，多有中暑者，疟疠、霍乱等疾病也在军中流行。然蒙哥大汗坚持不肯退兵，发誓不攻破钓鱼城，决不离开。

六月初五凌晨，蒙古军前锋元帅汪德臣率军趁夜色突破外城马军寨，宋军副帅张珏率兵拒战，形势一度对宋军不利。不料天快要亮时，突然天降大雨，蒙古军攻势受阻，攻城的云梯也被宋军用木石击断，最终被迫撤退。不少随蒙哥出征的蒙古军名将均战死在钓鱼城下，蒙军损失极为惨重。

汪德臣见钓鱼城地势险要，防御坚固，蒙古军无法攻破，为了立功，竟然单骑来到钓鱼城下，指名要与宋军副帅张珏对话，想凭借一张嘴劝降张珏。他大谈汪氏与钓鱼城之渊源，又称表妹安敏曾恳请蒙哥大汗对张珏及钓鱼城手下留情，一度激怒大汗，差点因此而丢了性命，张珏若是识时务，便该举城投降，如此，与安敏尚有相见之日。据说蒙哥曾评价汪德臣“汝身虽小，胆若山大”。汪德臣单身劝降之举不但是胆若山大，而且是异想天开。张珏的回答非常干脆，就是命人直接抛射下一堆飞石。

汪德臣当场被飞石击中，虽被蒙古军救走，然很快就因为伤重死在了缙云山寺庙中，时年三十六岁。为了掩盖这不光彩的一幕，蒙古军对外宣布汪德臣的死因为病死。

汪德臣是汪氏第二代核心人物，是汪世显爵位的继承者，他的意外丧生，对蒙古军是个不小的打击。蒙哥听到汪德臣的死讯后，十分痛心，一度扼腕叹息，更加对眼前可望而不可即的钓鱼城不胜其忿。他想来想去，认为钓鱼城久攻不下，是因为蒙古军一直不知道钓鱼城内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于是下令蒙古军在新东门外箭程之地筑一高台，打算以此窥探城内虚实，以便决战。王坚得知蒙古军在城外筑台后，料到蒙哥如此争强好胜，必定会亲自登台窥探城内虚实，于是命张珏暗中做好准备。

七月，蒙古军高台筑成。七月二十一日，果然如王坚所预料的那样，蒙哥亲自登上高台，想看看这座令自己费神不已的钓鱼城到底有何能耐。不料刚上高台，早有准备的宋军炮石齐发。副帅张珏亲自发射了一罐震天雷，雷罐在高台上方爆炸，矢石四溅，蒙哥当场中飞石受伤。七月二十七日，蒙哥不治身亡，死前怒火未熄，留下遗言道：“我之婴疾，为此城也。不讳之后，若克此城，当赭城剖赤，而尽诛之。”交代日后攻下钓鱼城，务必屠尽城中之民。他至死还是不能对败在钓鱼城之下释怀，由此可见钓鱼城之战当时酷烈到何等程度。与之前的汪德臣之死一样，为了掩饰这一极不光彩的败局，蒙古官方说法为蒙哥染病而死。

蒙哥一死，蒙军无主，不得不北还回蒙古老家，钓鱼城之围由此而解。钓鱼城之战是蒙古军南下攻宋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挫折，尤其是这一胜利戏剧般地扭转了整个局势，蒙古大举攻宋之役因蒙哥丧生钓鱼城下而告终。谁都没有想到，在各路蒙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南宋已经危在旦夕，甚至已经有大臣向宋理宗提议迁都四明，历史却意外因为这场钓鱼城保卫战而改写。

就在蒙哥主力大军徘徊在钓鱼城下之时，其他各路蒙军均进展顺利。

蒙哥死时，其弟忽必烈正在抢渡淮河，渡河之后，立即进兵鄂州。鄂州地处长江中游要冲，为南宋军事重镇，之前由于四川形势岌岌可危，鄂州大部分宋军已经前去增援四川，防卫空虚，只有都统权州事张胜主事。

忽必烈认为机不可失，决意要尽快攻下鄂州，直逼临安。就当他率领大军到达长江北岸黄陂（今湖北黄陂北）时，其庶弟末哥派人紧急从合州赶来，告知蒙哥意外战死的消息，并劝忽必烈立即北返继承汗位。

忽必烈自从受蒙哥之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后，征用汉人儒士治理中原，拉拢地方武装集团以扩充实力，其经济、军事实力位居诸王之首，声望大增，被中原汉族儒士奉为“中国之主”。蒙哥大汗听说后，深为猜疑，一度剥夺了忽必烈的军政大权。此次蒙古军南下之前，忽必烈本已被冷落，刚好大将塔察儿打攻东线无功受责，这才改由忽必烈替代。

忽必烈知道鄂州空虚，认为指日可下，因此不愿意功亏一篑，决定继续进兵。他派董文炳为先锋，突破宋军的水上防线，自己亲率主力由阳逻堡渡江，驻营于黄州白鹿矶，遣人劝降无效后，开始围攻鄂州。宋理宗急忙派大批人马赶赴鄂州增援，宋名将高达率先突破了蒙军的包围圈，闯进鄂州城，与鄂州守将张胜合兵，并力拒守。

忽必烈在围攻鄂州同时，另外分出两路兵马，一路前往湖南，准备与自云南北上的兀良合台军会合，另一路由大将郑鼎率领，负责袭扰江西。郑鼎军长驱直入江西，直奔隆兴。宋江西宣抚策应大使赵葵急忙从信州退保隆兴。蒙军溯赣江而上，攻临江军，知临江军陈元桂登城督战，力竭不能敌，被俘后遇害。宋瑞州知州陈世昌弃城而遁，蒙军直入瑞州，又扰兴国、南康、抚州等州县，江西大震。因为江西地僻兵稀，颇有无力解南宋京师临安威胁之虞，宋廷震恐，一时迁都之议骤起。内侍董宋臣劝说宋理宗迁都四明以避战火，左丞相兼枢密使吴潜也表示赞成，并自愿留守临安。军器监何子举、监察御史朱貔孙等上疏反对，谏言迁都将引起“三边”将士瓦解，盗贼蜂起。皇后谢道清也请留驻临安以安人心。

宋理宗本猜忌吴潜，担心其仿效张邦昌故伎，迁都之议遂止。

到了十一月，忽必烈围攻鄂州两个多月，战事完全处于胶着状态。

宋军援兵陆续赶往鄂州，刚刚增援四川的吕文德调任京湖制置使，自四川挥师东下，冲破蒙军阻截，乘夜突围进入鄂州城中，加强了鄂州的防御力量。新上任的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也从汉阳移军黄州，扼守长江冲要。

就在局面对宋军有利之时，贾似道私下派使者到蒙古军营求和，表示愿意称臣纳贡。忽必烈没有同意。这时，忽必烈妻子察必派人前来密报阿里不哥正在蒙古大本营谋立大汗，催促忽必烈立即北返。忽必烈为了争夺汗位，决定立即撤军，临行前还虚张声势，扬言要立即进攻临安。

贾似道非常紧张，恰好此时传来了蒙古大汗蒙哥的死讯，他才稍稍缓过气来。畏敌如虎的贾似道不但不乘机出击，反而再次派人前往蒙古军营，请忽必烈派人前来议和。忽必烈正要出发北归，立即顺水推舟，派赵璧为使者前往宋军营议和。贾似道的谈判代表提出：请蒙古军北撤，南宋向蒙古称臣，降为藩属；两国以长江为界，南宋割让全部江北土地；南宋每年向蒙古进贡银币二十万两，绸缎二十万匹。正在谈判之中，蒙古使者赵璧远远望见蒙古军营摇旗相招，立即动身离去，临别时说：“他日再议。”当天，忽必烈大军即拔营北返。这个所谓的和议即成为初步的口头协议。

蒙古军撤退后，贾似道不顾忽必烈主动撤兵的事实，隐瞒割地赔款求和的真相，同时截杀殿后的蒙古军士卒，用他们的人头谎报抗蒙得胜，为此上表说：“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昏庸的宋理宗不辨忠奸，认为贾似道立了大功，特下诏褒扬，说贾似道“隐然殄敌，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加封其为少师、卫国公。贾似道回到临安时，宋理宗更是下令群臣到郊外迎接“功臣”贾似道，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从此，贾似道完全把持了朝中军政大权。其后他为了巩固权位，大力排斥异己，将熟悉边防事务的大臣排挤出朝，当时武将中除了主动依附于他的吕文德和马光祖外，其余全部去职。南宋朝政更加腐败。

忽必烈撤军后，正在围攻江西隆兴的蒙古郑鼎部以及湖南潭州的兀良合台部也随即撤军。这样，三支蒙军主力，南下的忽必烈以及北上的兀良合台军均是一路克捷，完全按照预定计划进军，只因西路主攻战场蒙哥的失败而功亏一篑，导致了蒙古这场声势浩大的灭宋战争全面瓦解，从而使南宋朝廷多延续了二十年。可以说，完全是钓鱼城保卫战扭转了整个战局。

而蒙哥之死不仅仅改变了中原的战局，延续了宋祚，还缓解了欧亚战祸，阻止蒙古势力向非洲扩张。当时，蒙军正在旭烈兀带领下发动第三次西征，先后攻灭盘踞里海以南诸山城的木剌夷国，攻陷巴格达、灭黑衣大食，并侵入叙利亚。叙利亚国王纳昔儿弃大马士革逃往埃及，留守长官献城投降。正当旭烈兀准备向埃及进军时，得知蒙哥死讯，于是命大将怯的不花率军两万继续攻掠叙利亚各地，自己率大军东还以寻机争夺汗位。结果怯的不花因寡不敌众而被纳昔儿军队打败，蒙古军所占领的叙利亚各城得而复失。从此，蒙古的大规模扩张行动走向了低潮，蒙古势力始终未能打进非洲。正因为钓鱼城在战争史上的重大意义，改写了世界中古历史，因此被欧洲人称为“东方麦加城”“上帝折鞭之处”。

蒙古军退兵后，创建不世奇功的钓鱼城主帅王坚声名响遍大江南北，成为众望所归的英雄人物。南宋朝廷也加意恩宠，封王坚宁远军节度使、依前左领军卫上将军、兴元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兼知合州，节制兵马，进封清水县开国伯。

然而，蒙哥的灵柩还未走远，英雄的事迹犹在耳边回响，余玠的悲剧命运再一次降临到王坚身上。权臣贾似道嫉妒王坚战功，生怕他功大压相，将他调回京城临安。从此，王坚再也没有回到他全心全意经营的钓鱼城，备受权臣的疑忌排斥，最终于景定五年（1264年）抑郁而死。

合州军民听到王坚的死讯后，无不悲痛欲绝，特意立庙祭祀，建碑纪念王坚的功劳。王坚之子王安节后来也在德祐元年（1275年）保卫常州抗击元丞相伯颜率领的元大军时身亡。

王坚离开钓鱼城时，举荐中军都统制马千替代自己为兴戎司主帅。

之所以没有举荐副帅张珏，是因为他曾与蒙古公主安敏有过一段纠缠，二人关系应该很不简单，不然当初汪德臣也不会想到利用此节来劝降。

而安敏彼时已下嫁秦巩汪氏新一代核心人物汪良臣为妻，王坚担心此事多少会对张珏有影响。后来马千之子马嵩在运粮饷途中被蒙古军俘虏，投降后不断写信招降父亲，马千颇为踌躇。朝廷派在合州的暗探将此上报后，宋理宗断然罢免了马千，改任张珏为主帅，兼利州东路安抚使、合州知州。

四川作为战区，仍然是宋、蒙两方反复激战争夺的目标。张珏上任后，积极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外以兵护耕，内教民垦田积粟，训练士兵，修整兵器，为保卫合州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咸淳二年（1266年）十一月，张珏派部将收复渠州州治所在地大良平山城。次年四月，蒙古军又进攻合州，此时蒙军的水师已经初见规模，水陆两路来势汹汹。张珏将船碇泊在款龙溪一带的江面，截断水流，积成一座水城，挫败了蒙古水军的攻势。

然而蒙古仍然不肯放弃四川，咸淳七年（1271年），蒙古在成都设置四川行省。也正是在本年，蒙古忽必烈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在四川战场，钓鱼城仍然是宋元双方争夺的焦点，张珏“魁雄有谋，善用兵，出奇设伏，算无遗策”，为保卫钓鱼城立下了赫赫战功。然一人终究难以独撑大局，南宋局势日益危急，四川大部亦落入元军之手。当时大元皇帝忽必烈已将京师迁往大都，元军在四川分设东、西川行枢密院。西川行枢密院由李德辉和汪世显第四子汪良臣主持。李德辉是忽必烈藩邸旧臣，曾任太子真金老师，除了主持四川事务外，还兼任皇子安西王王相，是忽必烈派在陕川的心腹。汪良臣虽只是汪世显第四子，既无长子身份，也不像二哥汪德臣那般继承了父亲汪世显的爵位，却因娶了阔端之女安敏公主而身价倍增，有驸马都尉头衔。东川行枢密院则由死在钓鱼城下的汪德臣长子汪惟正主持，彼时他已经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并娶耶律楚材孙女耶律昼锦为妻，亦是汉人大臣中的显贵。汪氏叔侄二人分别几次致信张珏，劝其投降，汪良臣甚至多次抬出了亡妻安敏的名头，然张珏只是置之不理。

德祐元年（1275年）五月，张珏升任四川制置副使、重庆知府，成为领导全川抗元斗争的主帅。宋廷因久闻其大名，知其善于用兵，对元军作战多能取胜，命他带兵赴京保卫临安。然入川所有通道已被元军阻断，诏令未能送到张珏手中。

当年，两院元军兵分两路进击，预备一鼓作气占领全川，最后在重庆会师。

虽然东、西川行枢密院长官都是姓汪，但却不大和睦。东院长官汪惟正是因其父汪德臣而显贵，而汪德臣却只是汪世显次子。当年汪世显降蒙，长子汪忠臣入质大汗窝阔台帐下，次子汪德臣入质二皇子阔端帐下，汪世显死后，汪德臣反而继承父亲爵位，地位反超长兄，且对诸兄弟盛气凌人，余人自然不服。蒙哥登上汗位后，亦亲近汪德臣，但因其锋芒太露，又扶持汪世显第四子汪良臣来制衡汪德臣父子，将安敏公主嫁给了汪良臣。汪良臣由此成为汪氏家族尚主第一人，地位甚至超过了汪德臣。汪德臣死后，汪惟正虽然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但受宠信程度明显不如四叔汪良臣。他认为父亲和自己才是四川战场上功劳最大的人，对汪良臣因妻而贵愤愤不平。这一因地位变化而产生的矛盾，直接表现了在东、西两院的军事行动上。

西川行院先攻陷叙州，随即进抵泸州州治神臂城。宋方泸州主帅为梅应春，即昔日因避战乱到钓鱼城借读的梅秀才，他于宝祐四年（1256年）中进士，同榜者有文天祥、谢枋得及其弟梅应申等人。初授余干令，后主动上书朝廷，称“当国事多艰之日，尽忠竭智，不二其心”，还作《复泸凯歌》道：重壁山前瑞色开，浮环夜渡捷骑来。

一旗金鼓辕门晓，唤得满城生意回。

休讶朝家奏报迟，平生忠孝鬼神知。

但留一片丹心在，会有天回地转时。

朝廷感其忠心，于是将梅应春派到四川，任泸州安抚使。然当元军水陆大军到达神臂城下时，他并没有“尽忠竭智”，也没有“但留一片丹心在”，而是作《望楚赋》称：“广、陵同根于李，而所处异域，亮、瑾均树于菖，而所事殊国。”不顾幕僚刘霖劝阻，主动打出降幡，还将反对投降的部将李丁孙、唐奎瑞等人杀害。元军授梅应春为泸州安抚使，命他与元千户熊耳同镇守神臂城。其余元军则在降臣赵金等人的引导下，直向重庆杀去，预备抢在东院之前占领南宋四川军政大本营，立下头等大功。

东川战场上，开、达、巴、渠诸郡已先后为东川行院元军所攻取，只剩下合州钓鱼城及其支持下的重庆、涪州和夔州等几个沿江孤城还在宋军控制之中。四川局势风雨飘摇，一时降官如毛、降兵如潮。尽管东川元军前期节节胜利，然进抵钓鱼城下时，却再也无法前进一步。眼见西川行院军沿江东，节节进逼重庆，东川行院军却久阻钓鱼城下，无尺寸之功。为了和西川行院争功，东川行院遂弃钓鱼城不攻，集中兵力，合围重庆。于是重庆城便被元东、西川行院的五路大军团团围困，自秋徂冬，援绝粮尽，形势十分危急。

张珏时任四川最高军政长官，本该赴重庆上任，然在元军大力围攻重庆的局面下，只能继续留在合州钓鱼城中，但“屡以死士间入城，许以赴援，且为之画守御计”。为了解重庆之围，次年（1276年），张珏派部将赵安袭击元军东川行院所在地青居城，生擒元安抚使刘才、参议马嵩，逼迫部分元军回师青居城，减小了重庆压力。随即再派部将张万率精兵乘坐巨舰，自水路突破元军重围，冲入重庆城，由此增加了重庆守军的防备力量。

而此时长江上游重镇泸州神臂城中也发生了一场大变故。有一名中年妇人来到官署求见元将熊耳，自称姓郭名天兴，是金国大将郭斌之女；而他熊耳，名为蒙古熊耳部落首领，其实是郭斌遗孤，即河西流传已久的郭氏孤儿，也是她郭天兴的亲弟弟。当年张如意在剑门关胁持忽必烈时，熊耳人也在场，当即认出这自称郭天兴的妇人便是宋蜀帅张珏义妹，下令将其拘捕，但只带回私邸监禁，并没有张扬。他徘徊许久，最终还是相信了张如意的话，因为对方准确说出了他身上两处胎记的位置，并如她所请，放出了被梅应春软禁的刘霖，预备一道商议对策。熊耳妻子宗离为元重臣李德辉同母异父之妹，发现丈夫异常后，通知了正在神臂城养伤的西川行院先锋大将赵匣刺。赵匣刺急忙带人来围捕，刘霖事先走脱，张如意及熊耳姊弟因拒捕被当场格杀。

刘霖逃走后，即找到好友先坤朋，商量之下，决计联络合州，光复泸州。他遂只身逃出神臂城，赶来钓鱼城求见蜀帅张珏，乞兵恢复泸州。

并告知张如意姊弟已被元人杀死，首级正悬挂在城头。

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张珏不见义妹张如意已逾二十年，音讯全无，忽然听到其下落，便是凶耗，然亦是意料之中的事。虽然难过，却不肯鲁莽派兵赶去神臂城，免得旁人以为他有报私仇之心。

况且，他对刘霖早已失去了信任——

刘霖妻子陈氏曾沦为蒙古人奴婢，受尽凌辱，虽侥幸被放回，人早已变得痴痴傻傻、神志不清。二十年前，蜀帅余玠行诱降阔端之计，刘霖表面为大宋一方起草书信文书，其实内心深处极想杀死阔端，以报妻仇，所以他才协助张如意藏在军中。然若非如此，张珏等人怕是早已死在剑门关外。万物相生相克，世事也是如此，总是有机缘巧合，总是有阴差阳错。那件事后，张如意独自离开，称要继续寻找幼弟，以了结最后一桩心愿。刘霖也无颜再面对众人，迁居神臂城，后来竟成为好友梅应春的幕僚。

刘霖见张珏沉默不应，料想对方必以为自己与梅应春勾结，有意设下陷阱，当场恸哭欲绝，甘愿以自身为人质，留在合州，以换取张珏派兵奔袭泸州。张珏最终被刘霖的泪雨所打动，派部将赵安、王世昌、王立等人，挑选精兵强将，随刘霖一道，兼程潜行，向神臂城进发。

六月初三夜里四鼓时分，刘霖与合州军潜至神臂城下，随即遣敢死之士数十人，攀城而入。早巳等候在神臂城里的先坤朋纠集壮士，以为内应，杀死守门卫士，打开神臂门，纳师入城。在一片鼓噪声中，宋兵乘势悉入，冲锋巷战，尽歼守城元军。西川行院先锋大将赵匣刺亦在拒战时被杀。叛将梅应春被擒，随即被当众斩首。

泸州收复后，元军后勤供给成都与重庆前线的漕运联系被截断，西川行院军需供应成为突出问题。忽必烈不得不下令“遣泸州屯田军四千，转漕重庆”，暂时将泸州辖境内的屯田士兵编入运输部队，解一时之急。

另一方面，西川行院诸将家属当时留驻在神臂城中，尽数被宋军俘虏。

正在围攻重庆的元西川军听说家属被俘，人心不安，无心恋战者越来越多，最终被迫撤退，回师救援。元东川行院本来就与西川行院有矛盾，彼此互存戒心，观望不前，在得知西川行院撤兵后，亦不愿单独围攻重庆，退兵而去。重庆之围遂解，暂时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同年十二月，张珏终于进入重庆，正式到四川制置司官署上任。随后又利用东、西川行院两院的矛盾，派部将程聪领兵收复涪州，连破元军沿江诸寨，解大宁之围。又派张万到夔州坚守，控入川的门户，川东形势一度好转。

就在张珏为四川战区力挽狂澜的时候，太后谢道清和宋恭帝早已献出了玉玺和降表投降，元丞相伯颜率大军进入了南宋京师临安。当年五月，宋端宗在福建福州重建南宋政权，改当年年号为景炎元年。张珏闻讯后，即派出数百名兵士前往东南，又在钓鱼城修建宫城，预备迎宋帝到钓鱼城居住，以为长久之计。

景炎元年（1276年）年底，元军再次进攻四川。至景炎二年（1277年）年底，先后攻占涪、万、泸等州，随即集中兵力进攻重庆，并致书劝降，张珏不予理睬，闭城坚守。景炎三年（1278年）正月，蒙古军加紧围攻重庆，张珏率兵出城迎战，遭到蒙古军前后夹攻，宋军大败，退回城中。

彼时重庆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已陷入万分危急的境地。元四川长官李德辉亲自写信招降张珏。书曰：“君之为臣，不亲于宋之子孙，合之为州，不大于宋之天下。彼子孙已举天下而归我，汝犹偃然负阻穷山，而曰忠于所事，不亦惑乎？”张珏不答。

宋军将士中亦有不少人劝说张珏投降，并举出许多理由，如国运衰颓，重庆孤城难守，又如谢太后和皇帝都已降元，太后有亲笔诏书，命令宋将一律放弃抵抗。张珏当即斥道：“我是大宋人，保家卫国，还需要什么理由！”

他一片铁血丹心，百折不挠，宁死不降，誓要为大宋守好最后一座城池，部将却并非如此英勇顽强。当晚，赵安、韩忠显等大将打开城门，向元军投降。张珏闻讯，破釜沉舟，率余部进行巷战。战斗十分激烈，蒙古军主帅汪良臣身中四箭，犹督战不歇。最终宋军寡不敌众，再次战败，刘霖也在巷战中惨烈战死。张珏自杀未成，被家眷及侍从强行带上小船，从水路向东逃走。途中张珏又要投水自尽，被人拦阻。元军派出快船追赶，到涪州时，终于将张珏一行俘获。因张珏官职很高，又是大元皇帝忽必烈点名要见的人，旋即被关入囚车，解往京师大都。

重庆陷落后，全川只剩下钓鱼城一城尚在宋军之手，苦苦支撑大局。

钓鱼城守将王立日夜忧叹，寝食难安。其义妹宗离力劝王立投降元军，并表示愿意利用兄长李德辉的关系居中说和。宗离即是元军千户熊耳之妻，王立攻破泸州时将她俘虏，因爱其美色，收为小妾，但名义上为王立义妹，以掩旁人耳目。

蜀帅张珏早在一年前便已被俘，王立料到以己之力，无力独守，便派人携带宗离亲笔书信，去找西川行枢院副使兼安西王王相李德辉斡旋。

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李德辉只身来到钓鱼城劝降，仅带一名随从。那随从即是他的女婿汪惟简，除了汪世显孙子的身份外，他还是安敏唯一的儿子。

汪惟简诚恳地道：“当年我娘亲曾对张珏张相公许下诺言，要在最危急的关头赶来救他，来救钓鱼城。可惜我娘亲早死，不能履行诺言，她临终交代我，务必替她达成心愿。张相公虽被囚锁入北，押在大都，但由于我岳丈出面斡旋，性命暂时无虞，其家眷亦已被释放为民。而且我岳丈已然上书大元皇帝，不久即会派人将他解送到安西，妥为安置，除了行动不得自由外，其余方面都会受到优待。因而这一诺言，我算是替家母完成了。还剩下一个解救钓鱼城的诺言，恳求王大帅成全。”

世上最深刻之关爱，不是嘴上随意说说，而是在紧急关头救危难于水火。王立闻言后老泪长流，遂当场交出官印，以“不屠戮百姓”为条件，向李德辉投降。钓鱼城就此结束了坚守长达三十六年之久的鏖战历程。

这一事件，也标志着蒙古平定巴蜀战争的结束。

虽然蒙哥死前曾留下遗言：务必杀尽钓鱼城军民。但因为钓鱼城主动投降，李德辉又事先答应了王立不杀百姓的条件，相对开明的忽必烈同意赦免钓鱼城军民，并没有大开杀戒。只是，蒙古人依旧不能忘记昔日钓鱼城之战的惨烈，将钓鱼城的居民重新迁回合州旧城，同时拆毁了钓鱼城城垣及全部军事设施。作为军事要塞的钓鱼城，曾经力撑全局，最终伴随着一个王朝的覆灭，走进了历史的尘埃。后人有诗云：钓鱼山下水湓涌，钓鱼山上城高耸。

半壁版图一丸泥，两江围绕千岩拥。

胜日渡江著屐游，山岭登罢上城楼。

城里英雄归何处？山自横空水自流。

元军开入钓鱼城后不到一个月，宋将张世杰在厓山败于元军，宋臣陆秀夫背负宋末帝投海自尽，南宋王朝就此灭亡。

张珏被押送到大都后，大元皇帝忽必烈亲自招降，为张珏所拒。他随即被关押进兵马司监狱，开始了艰难漫长的牢狱生活。也正是在那里，他遇到了前宰相文天祥。

文天祥为宝祐四年（1256年）头名状元，任赣州知州时，接到朝廷勤王诏书，立即捐献家资充当军费，招募豪杰，组建了一支万余人的义军，开赴临安。当时有人劝文天祥不要以卵击石，说：“现在元兵三道而进，你以乌合之众万人去迎敌，无异于驱羊去斗猛虎。”文天祥回答道：“我也知道情况如此。但国家危难，征天下兵，竟无一人一骑前往，我深以为恨，所以不自量力，以身赴难。或许天下忠臣义士闻风而起，社稷还可保全。”临安陷落前，由于大批宋臣逃走，包括宰相陈宜中，太后谢道清不得不临时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出城与元军谈判。文天祥当时还有保全南宋皇室的幻想，对元军主帅伯颜说：“北朝若要宋为属国，全军北还为上策。若要毁宋宗社，则江浙闽广尚多未下，是利是祸还不知道，恐怕兵连祸结又自此开始。”伯颜见文天祥举动不凡，疑有异志，于是将其拘留在军中，随即派人押解北上。经过镇江时，文天祥乘元兵不备，和下属杜浒等十二人于夜间逃出，组织义军抗元，后来兵败再度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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