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知道是什么颜色，”戴妮斯回答玛歌达，“我其实不记得房子里的任何颜色啦。”

“你当然不记得，”玛歌达同情地说，“屋里没光亮，自然就没颜色。都没试着透点光进来。那么昏暗，我简直没法相信。”

除了拆掉木屋古老、阴森、不透光的走廊，玛歌达—她是戴妮斯的爸爸劳伦斯现在的老婆—还装了天窗，把几堵墙刷成白色，另一些刷成黄色。她挂上墨西哥和摩洛哥织毯，铺了魁北克地毯。松木梳妆台和桌子取代了油漆拙劣的廉价家具。装了一个有窗子和植物环绕的按摩浴缸，还整出一个很棒的厨房。这些想必花了一大笔钱。毫无疑问，劳伦斯现在有钱了，付得起。他在渥太华附近开了一家小工厂，生产塑料，特别是仿彩绘玻璃的窗玻璃和灯罩。它们花样好看，颜色也不算俗气，玛歌达设法在木屋里不显眼的地方装了几片。

与她的名字听起来不同，玛歌达不是匈牙利人，而是英国人。她曾是舞者，后来当了舞蹈教师。是个矮个儿、腰部粗壮的女人，仍旧非常优雅，颈子光滑苍白，头顶一团可爱轻盈的金银色交织的秀发。她穿件朴素的灰裙，披一条色彩柔和的花朵图案披巾，它有时搭在她卧室的高背椅子上。

“玛歌达真是无比、无比有品位啊。”戴妮斯有一次对弟弟彼得感叹。

“那有什么不对？”彼得说。他是个电脑工程师，住在加利福尼亚，一年或许才回家一次。他不明白戴妮斯为何仍对这些人如此在意。

“没什么啦，”戴妮斯说，“不过你去木屋看看，里面甚至没有一堆围巾杂乱地堆在某个旧柜子上。只有一些精心安排的杂乱。厨房里挂的打蛋器或者碗当中，没有哪件不是你所能买到的最雅致的。”

彼得看着她，没接腔。戴妮斯说：“好吧。”

戴妮斯开车从多伦多过来，每年夏天她都会这样来一两回，拜访爸爸和继母。劳伦斯和玛歌达整个夏天都住这里，他们谈论着干脆卖掉渥太华的房子，全年在此长住。八月下旬一个星期天下午，他们三个坐在铺砖的天井里，它取代了原先走廊的一部分。玛歌达用小陶罐养着各种最近盛开的花朵—戴妮斯唯一认得的是天竺葵。他们喝掺苏打水的酒—真正的酒要等晚宴客人到来后才上。直到这会儿都没出现什么荒唐的争论。开车来的路上，戴妮斯就决定不要让这种争论出现。她在车里放莫扎特的音乐，放松心情，振作精神。她下了决心。目前为止一切正常。

戴妮斯在多伦多开了一家妇女中心，给遭遇家暴的女性提供庇护所，帮她们找医生和律师，向私人和公共机构拉赞助，做演讲，召开会议，处理各种各样，有时甚至不乏危险的人生纠纷。她的收入还不如政府开设的售酒商店的售货员。

劳伦斯说过，这正是有钱人家的女孩子爱干的工作。

他说，妇女中心对真正需要它的人来说是个好东西。不过他有时忍不住好奇。

有时忍不住好奇什么？

坦率地讲，他有时忍不住好奇这些女人中是否有一些—只是一些—在宣称遭殴打、被强暴等等的时候，搞不好也在享受她们赢得的各种关注。

劳伦斯照例抛出诱饵，戴妮斯每每一口接住。（玛歌达这种时候总是置身事外，对她的花儿们微笑。）

用纳税人的钱。帮助那些不晓得自助的家伙。要消灭酸雨，我们就要失业了，你的那些工会就该抱怨了。

“它们不是我的工会。”

“要是你为新民主党投票，它们就是你的工会。新民主党都是些什么人啊？”

戴妮斯没法判断他到底是真信他说的这些，还是仅仅半信半疑，还是专门在跟她作对。她不止一次眼泪汪汪地冲出门，冲进汽车，一路开回多伦多。她的情人，一个来自加勒比群岛的快活的马克思主义者（她不曾带他回家），就会评论道，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里，老男人们，尤其是成功的老男人们，几乎个个本质邪恶。他们身上什么也不剩，只有恼怒的自卫和贪婪。戴妮斯也会跟他吵起来。首先，她爸爸不是个老男人，而且骨子里是个好人。

“我讨厌你那些男性观念和彻头彻尾的男性论点。”她说，然后沉思道，“此外，我也讨厌听到自己说‘男性’这个词。”她明智地避免提及这个事实：要是能在争论中最终取胜，她爸爸就会给她一张支票捐给中心。

今天，她的决心生了效。她看到诱饵在闪烁，却设法绕过了它，一条聪明的、看起来纯洁无辜的鱼儿，大多数时候都在跟玛歌达谈天，赞美翻新房子的各种细节。劳伦斯是个英俊男人，一脸讽刺，胡髭完全变成灰色，一头柔软、日渐稀疏的灰棕色头发，身材高大，肩膀和肚子都略微松弛。他数次站起，踱到湖边又踱回来，踱到路边又踱回来，深深地叹气，毫不掩饰自己对于这种女性话题的不耐烦。

最后他终于粗暴地打断玛歌达，对戴妮斯发问。

“你妈怎样？”

“很好，”戴妮斯说，“据我所知不错。”

伊莎贝尔住在遥远的科莫克斯谷，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

“哦—那山羊农场如何？”

和伊莎贝尔一起生活的男人是个职业渔夫，当过电视台摄像。他们住在一个小农场上，把土地，或者说土地的一部分，租给一个养山羊的。某次，戴妮斯告诉了劳伦斯这事（她很谨慎，没说那男人比伊莎贝尔小好多，也没提他们的关系时不时变得“不稳”），劳伦斯从此认定伊莎贝尔和她的姘头（他的说法）干着经营山羊农场的营生。他的问法让人想到一种无比艰辛的乡下生活：在泥泞中苦苦对付难以驯服的牲畜，贫穷，某种过时得可怕的理想主义。

“也不错。”戴妮斯微笑道。

通常她会争论，会指出他在事实上犯的错误，谴责他歪曲真相，不安好心，恶意讽刺。

“那一带还有足够的反传统思潮支持人们买山羊奶喝？”

“我觉着有吧。”

劳伦斯的嘴唇在胡髭下不耐烦地抽动。她盯住他，保持着心无芥蒂、没心没肺的快乐神情。他嗤笑一声。

“山羊奶！”他说。

“这是一则新的内部玩笑吗？”玛歌达说，“我错过了什么？山羊奶？”

劳伦斯说：“玛歌达，你知道吗，我四十岁生日那回，戴妮斯用飞机带我上天？”

“其实不是我开的啦。”戴妮斯说。

“我四十岁生日，1969年。月球登陆那一年。月球登陆实际上比那迟了两天。她听到过我说希望能从一千英尺高空看看这个地方。我从渥太华到多伦多那回已经飞过了，但没看到什么。”

“我只付了他一个人上去的钱，但到头来我们全都上去了，挤在一架五座飞机里，”戴妮斯说，“价钱不变。”

“我们全上去了，除了伊莎贝尔。”劳伦斯说，“得有人让出位置，于是她让了。”

“我让他—让爹地—蒙着眼睛，开车到了飞机场，”戴妮斯告诉玛歌达，“哦，不是蒙着眼睛开车—”他们全都笑了—“是蒙着眼睛坐车，免得他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得让他完全蒙在鼓里。”

“是妈妈开的车，”劳伦斯说，“我想我蒙着眼睛也能比她开得好点。为什么是她开，而不是伊莎贝尔？”

“我们不得不坐奶奶的车去。标致车没法装下我们所有人，而我得让所有人都去看你，因为这是我操办的大事，是我的礼物。我真是个糟糕的导演。”

“我们全都在丽都湖区上飞了一通，”劳伦斯说，“妈妈很高兴。记得吗，那天早上她刚刚跟那些嬉皮士干了一架。所以对她而言那是件好事。飞行员够慷慨。他让他老婆辛苦做蛋糕，不是吗？”

戴妮斯说：“她是个食品定制师。”

“她做了我的生日蛋糕，”劳伦斯说，“就在那个生日。我后来才知道的。”

“不是伊莎贝尔做的吗？”玛歌达问，“伊莎贝尔没做蛋糕吗？”

“烤箱坏啦。”戴妮斯说。她的声音警惕起来，有点懊恼。

“哦，”玛歌达说，“那干架是怎么回事？”

戴妮斯、彼得和父母每年夏天从渥太华赶到木屋，孩子们的奶奶索菲总是先到一步，她从多伦多开车过去。房子已经打开通风，清扫干净，就好像向来如此。戴妮斯会冲进所有昏暗的、岩洞似的房间，拥抱粗笨的垫子，夸张地表示来这里的开心。不过她确实是发自肺腑。房子散发着旧雪松木味，还有挥之不去的潮气和冬天的耗子味道。每样东西都恒久不变。这里有无聊的扑克牌，教会你加拿大野花的名称；有拼字游戏，其中的y和一个u不见了；有索菲小时候看过的好玩得不行的书，一战时期的卡通书，不配套的碟子，索菲用作烟灰缸的破茶碟，带着要么是金属要么是洗碗水怪味儿的刀叉。

只有索菲用烤箱。她端出硬邦邦的烤土豆、中间夹生的蛋糕和骨头还带血的烤鸡。她从没想过换个烤箱。她是有钱人的女儿，后来变穷了—当了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助教，在她的大半个工作生涯中，大学教师都穷困潦倒—养成了古怪的消费习惯。坐火车时总是自带三明治，从不去理发店，但要说送劳伦斯上普通学校，她连想都不愿想。她对木屋非常吝啬，不是因为不喜欢它（其实很喜欢），而是本能让她在漏水处摆上罐子接水，给弯曲的窗框贴上胶带，对地板上的凸起视若无睹（它表明房子有一根柱础坏了）。不管手头多么紧张，她从不考虑卖掉房子周围的地皮—她的兄弟们早就把在她两侧的地皮都卖给了农夫，赚了一大笔。

戴妮斯的爸妈私底下给索菲起了个绰号，这是他俩的秘密：“老挪威人”。貌似他们认识不久后，劳伦斯就对伊莎贝尔形容索菲：“我妈妈不像你们那种普通的妈妈。她能读老挪威语。实际上，她自己就有点像个老挪威人。”

开车去木屋的一路上，他们感觉到索菲已经先到一步，便玩起这个游戏。

“老挪威人的车窗会用黑胶带贴住吗？”

“不会。要是老挪威人的车窗破了，那就永远不会去补。”

“老挪威人最喜欢的广播节目是什么？”

“我们来瞧瞧，我们来瞧瞧。大都会歌剧院？克里斯滕·弗拉格斯塔德[1]唱的瓦格纳？”

“不对。那些太露骨了。太精英了。”

“各国民歌？”

“老挪威人早饭吃什么？”戴妮斯从后座回答：“稀粥！”稀粥是她最讨厌的东西。

“稀粥加鳕鱼。”劳伦斯说，“绝不能跟奶奶提到这个游戏啊，戴妮斯。老挪威人暑假去哪里？”

“老挪威人从来不过暑假，”伊莎贝尔严厉地指出，“老挪威人只过寒假，去北方。”

“斯匹次卑尔根岛[2]，”劳伦斯说，“詹姆斯湾低地[3]。”

“坐船巡游，”伊莎贝尔说，“从特罗姆斯[4]到阿尔汉格尔斯克[5]。”

“那里有很多冰吗？”

“嗯，是乘破冰船去的。而且天色昏暗，因为巡游只在十二月和一月进行。”

“难道奶奶不会也认为这很好玩吗？”戴妮斯问。她想象着奶奶从屋里走出来，穿过走廊迎接他们—一个敦实强健、有雀斑的老太太，变白的金发梳成辫子盘在头上，她的旧外套、毛衣和裙子的味道跟这房子差不多。她平静而亲切地欢迎他们，尽管也有点不知所措。她吃惊，是因为看到他们来得这么快，因为他们的孩子长大了，因为劳伦斯突然变得这样兴高采烈，因为伊莎贝尔显得如此苗条年轻吗？她知道他们一路上在车里是如何编排她的吗？

“或许吧。”劳伦斯令人气馁地答道。

“在她读的那些古代诗歌里，”伊莎贝尔说，“你知道那些古老的冰岛诗歌，里面有最可怕的血腥的砍人故事—尤其是女人，其中有一个割断了自己孩子的喉咙，把血掺进酒里给她丈夫喝。我读过那个。可索菲却是这样一个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这不是挺怪吗？”

伊莎贝尔早上开车到奥布雷维尔取生日蛋糕。戴妮斯跟她同去，以便在归途中负责抱蛋糕。飞行计划在下午五点。只有伊莎贝尔知道这事，因为上周是她开车送戴妮斯去机场的。这全是戴妮斯的主意。现在她一心担心云层。

“那些条状云是没问题的，”伊莎贝尔说，“只有一堆堆巨大的白色云团才有可能带来暴风雨。”

“积雨云，”戴妮斯说，“我知道。你觉得爹地是个典型的巨蟹座吗？顾家、好吃？恋旧？”

“我猜是的吧。”伊莎贝尔说。

“你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我是说，是什么吸引你了呢？你知道这个人就是你最后会嫁的那个吗？真不可思议啊。”

劳伦斯和伊莎贝尔邂逅于大学餐厅，伊莎贝尔是收银员。她是大一新生，是个聪明的穷女孩，来自镇上的工厂区，穿件粉色紧身毛衣，劳伦斯一直记得它。

（“伍尔沃斯超市买的，”伊莎贝尔说，“我不大懂。我以为大学联谊会的女生们穿得都挺难看。”）

她对劳伦斯说的第一句话是：“那是个错误。”她指的是他点的餐—牧羊人馅饼。

劳伦斯要么是太窘迫，要么是太固执，不愿更换。“我以前吃过，味道不错。”他说。他拿回找钱后又磨蹭了一会儿，“它让我想起我妈做的饭。”

“你妈想必是个糟糕的厨师。”

“确实。”

他设法打听到她的名字，当晚给她打了电话。“我是牧羊人馅饼，”他颤抖地说道，“愿意跟我看场电影吗？”

“真吃惊你居然还活着。”伊莎贝尔说。这个口无遮拦、穿紧身毛衣的女孩肯定会让索菲大跌眼镜。“愿意。”

这些戴妮斯早已烂熟于心。她想听的是别的信息。“你为什么跟他约会呢？为什么说‘愿意’？”

“他很帅啊，”伊莎贝尔说，“他看起来很有趣。”

“就这些？”

“嗯，他并没有做出一副他是上帝赐给女人的礼物的样子。我跟他说话时他会脸红。”

“他经常脸红，”戴妮斯说，“我也一样。这太可怕啦。”

她想，这两个人，劳伦斯和伊莎贝尔，爸爸和妈妈，想必隐瞒了点什么。他俩之间的秘密。她能感觉到它新鲜地、戏谑地涌出，或者悄悄地、酸涩地隐藏着，但她永远无法搞清那到底是什么，或者是如何起作用的。他们不肯让她搞清。

奥布雷维尔是个石灰岩小镇，沿河而建。让索菲爸爸挣了大钱的铸炉厂仍坐落在河岸边的老地方，部分被改建成一个工艺中心，人们到这里吹玻璃、织围巾、做小鸟笼，现场出售。“沃格申”的字样仍旧高悬在大门上方的石板上，这个德国名字烙在炉子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导致公司破产。索菲出生的那幢好看的房子现在成了一个护理中心。

定制食品的女人住在镇子新区的街道边—索菲厌恶那些街道，它们最近铺了路面，又宽又黑，修着平滑的马路牙。路边没人行道，也没种树、装树篱或栅栏，只有一些很小的装饰灌木，围着保护网。错层式住宅和牧场风格的房子交替出现。有的车道上铺着闪闪发亮的白色碎石，奥布雷维尔这一带称它们为“白色大理石”。一片草坪上站着三只带斑点的塑料鹿。一个门廊里有一个小小的黑人男孩，举着一盏马车灯。有个宅子的拐角处装了一排粉色灰色交织的大岩石，阻止人们踏地而过。

“塑料岩石，”伊莎贝尔说，“真不知道它们本身有没有重量，还是说要插进地里？”

定制食品的女人把蛋糕端到车边。她身材矮胖，深色皮肤，风姿绰约，大约四十出头，涂着厚厚的绿色眼影，梳着完美的蓬松发型，发色亮闪闪的。

“就等你们呢。”她说，“我得送一些馅饼到兵团去。你想检查一下这个行不行吗？”

“我相信它一定很好。”伊莎贝尔取出钱包说。戴妮斯把蛋糕盒捧到膝盖上。

“真希望我有个这么大的女儿做帮手。”女人说。

伊莎贝尔看了看那两个小男孩—他们大概三四岁—正在草坪上一个充气水池里跳进跳出。“他们是你的孩子吗？”她礼貌地问。

“开玩笑！他们是我女儿的孩子，她把他们丢给我了。我有一个已婚儿子和一个已婚女儿，另外还有一个儿子—我看到他的那次，他戴着摩托车头盔。我很早就成家啦。”

伊莎贝尔沿车道倒车，突然戴妮斯惊讶地嚷嚷起来：“妈妈！是那个飞行员！”

一个男人从边门走出来，正和定制食品的女人说话。

“见鬼，戴妮斯，不要这样吓我！”伊莎贝尔说，“我还以为有个小孩跑到我车轮后头去了。”

“是我们在机场说过话的那个飞行员呀！”

“肯定是她丈夫嘛。好好端着蛋糕。”

“但那不奇怪吗？在爹地的生日？给他做蛋糕的女人和带他坐飞机的男人是一对夫妻。他有可能是啊。他还有个助手。他和助手一起给人上飞行课，带打猎的人飞到瀑布北面，带渔夫飞到不通陆路的湖边。他告诉我的。那不奇怪吗？”

“在奥布雷维尔这样一个小地方，这只算有点怪罢了。戴妮斯，你得留神点那蛋糕。”

戴妮斯泄了气，感觉有点受辱。要是一个成年人吃惊地嚷嚷起来，伊莎贝尔估计就不会那么不耐烦了吧。要是一个大人惊叹于这个奇特的巧合，伊莎贝尔没准会同意说这确实少见。戴妮斯讨厌伊莎贝尔拿她当小孩对待。她奶奶，或者劳伦斯，她觉得都有点固执，不肯变通。这两人向来如此。伊莎贝尔却会在这一刻推心置腹，又友好又讲道理，下一刻就遥不可及、暴躁易怒。有时她对你越好，你越不安心。戴妮斯疑心爸爸对伊莎贝尔也是同样感觉。

今天，伊莎贝尔穿了一件印度棉长裹裙—劳伦斯称之为她的嬉皮士裙子—和一件深蓝色挂脖露背衣。她身材苗条，棕色皮肤—作为一个红发女人，她的肤色晒得很棒—除非你凑近了看，不然她好像只有二十五岁。即使凑近看，她感觉也不会超过二十九岁。劳伦斯是这么说的。他不让她剪短深红色头发，而且监督她晒太阳，一旦她打算挪进阴凉地或者进屋，他就警告地、不安地喊道：“你想上哪儿去？”

“要是由着伊莎贝尔，她会趁我一转身就溜进阴凉地。”劳伦斯对客人们这么说过，戴妮斯听到伊莎贝尔笑着。

“确实。我得谢谢劳伦斯呢。要是由着我自己，我根本没法待多久，一点肤色都晒不出来。我怕中暑啊。”

“要是你有一个迷人的棕色身体，谁管你有没有中暑呢。”劳伦斯带着专断滑稽的表情说道，拍拍伊莎贝尔的比基尼下露出的平坦小腹。

那些有节奏的轻拍，让戴妮斯觉得自己的腹部也紧张起来。为了不失口喊出“住手！”，她唯一的办法就是跳起来，张开胳膊冲到湖边，傻里傻气地喊叫着。

戴妮斯再次看到定制食品的女人，是一年多以后。临近八月底，憋闷、温暖、多云的一天，他们在木屋的夏季逗留已接近尾声。伊莎贝尔去镇上看牙医，那年夏天她定期去看牙医。她在奥布雷维尔接受复杂的牙齿治疗，因为她喜欢这里的牙医胜过渥太华的。索菲自夏天起就没待在木屋里。她在多伦多的威利斯莱医院做检查。

戴妮斯、彼得和爸爸在厨房为午饭做咸肉西红柿三明治。劳伦斯相信他有些东西做得比别人都好吃，其中一样就是咸肉。戴妮斯在切西红柿，彼得负责给吐司涂奶油，但他一心看书。收音机开着，在播午间新闻。劳伦斯喜欢一天听好几次新闻。

戴妮斯去开前门。她一开始没能认出定制食品的女人。她穿了一件比较青春的衣服—一条宽松裙，上面有旋转的红色、蓝色和紫色“迷幻”图案—而且看起来没上回美丽。她的头发耷拉在肩膀上。

“你妈妈在吗？”女人问。

“很抱歉，她这会儿不在。”戴妮斯用一种屈尊俯就、有点刺耳的礼貌语调回答。她以为这女人是来兜售什么东西的。

“她不在，”女人说，“不。她不在。”她的脸肿着，一丝笑意也没有。她的唇膏厚厚的，很滑稽，眼影涂花了。她的声音里充满讽刺，令戴妮斯不得其解。要是为了兜售东西，她可不会用这种语调说话。莫非他们欠她钱？彼得在她的草地上乱跑了，还是欺负她的狗了？

“我爸爸在家，”戴妮斯负疚地说，“你想跟他说吗？”

“你爸爸，是的，我要和他说。”女人回答，把胳膊下面巨大、发亮的红色提包朝上拎了拎。“去叫他来，好吗？”

戴妮斯这才意识到，这是说过“真希望我有个这么大的女儿做帮手”的那个声音。

“定制食品的女人在门口。”她告诉爸爸。

“定制食品的女人？”他用一种不高兴、不相信的声音重复道，好像她是故意捏造出这个女人来打搅他似的。

不过他还是擦干净手，走过大厅。她听到他平静地说：“是的，不错。有什么可以效劳吗？”

他没有很快回来，反倒带女人进了餐厅。他关上餐厅门。为什么要进餐厅？访客都是带进起居室的。搁在餐巾纸上的咸肉要慢慢冷啦。

厨房和餐厅之间的门上有一扇高高的小窗。索菲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厨房里总有个厨师。厨师会透过这扇窗看看用餐的进展，决定何时上菜。

戴妮斯踮起脚尖。

“偷看。”彼得头也不抬地说。他在看一本叫作《魔鬼世界》的科幻小说。

“我只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做三明治。”戴妮斯说。

她发现进餐厅是有道理的。她爸爸坐在他通常的位置上，在餐桌一头。女人坐在彼得平时的位置上，靠近大厅门。她把皮包放在桌上，双手按住。不管他们在谈什么，看来都需要一张桌子和一些直背椅子，以及一种直挺挺的严肃坐姿。这有点像一场访谈。给出信息，提出问题，斟酌考虑。

好吧，随便吧，戴妮斯想。他们在讨论一件事。总会讨论完，解决它，这事总会过去。爸爸会解释给家里人听，或者不告诉他们。它总会过去。

她关掉收音机，做了三明治。彼得吃了他那份。她等了一阵，也把自己那份吃掉。他们喝了可乐，爸爸允许他们午饭时喝。戴妮斯吃得太快了。她坐在桌边安静地打嗝，回味咸肉的滋味，突然听到一种可怕的声音，一个陌生人在他们家里哭。

爸爸生日那天，在飞机上，他们看到一些精致的，几乎是透明的云团飘在西边的空中。戴妮斯说：“积雨云。”

“不错，”飞行员说，“不过它们还远着呢。”

“那想必很传奇吧，”劳伦斯说，“在积雨云中飞行。”

“有一次我往外一看，螺旋桨周围有一圈蓝光，”飞行员说，“在螺旋桨和翼尖位置。我看到机头位置也有。我伸手摸了摸玻璃—就是这里，树脂玻璃—手刚凑近，火焰就从我的手指上喷出来了。我都不知道有没有碰到玻璃。什么感觉也没有。小小的蓝色火焰。在大雷雨中遇到过那么一次。那就是人们所谓的圣艾尔摩之火。”

“是大气中的电流造成的。”彼得从后座上喊道。

“说得对。”飞行员大声回应道。

“真神奇。”劳伦斯说。

“把我吓了一大跳。”

戴妮斯在脑海中想象着飞行员的指尖射出冰冷的蓝色火焰，觉得那应该标志着痛苦，尽管他说没任何感觉。她想起碰到一道通电的篱笆那回。餐厅传来的声响让她想起来了。彼得仍在看书，他们没交谈，尽管她知道他也听到了。

玛歌达在厨房做沙拉。她哼着一首歌剧里的调子。《回到我们的山居之家》。戴妮斯在餐厅铺桌子。她听到爸爸在院子里的笑声。客人们已经到了—两对快乐、有钱的夫妻，而不是什么住度假屋的人。一对夫妻来自波士顿，另一对来自蒙特利尔。他们在维斯特菲尔德都有避暑宅子。

戴妮斯听到爸爸说：“厌世。”好像是在引经据典。想必他引用的是他们都看的某份杂志上他们都知道的一个说法吧。

我应当像彼得一样，她想。不应当再来这儿。

但或许没什么，或许这其实是一种快乐，只是她太固执，太幼稚，太富有政治性—太深陷于一段所有其他人都已淡忘的过去—以至于无法接受？

餐厅扩大了，容纳了原先走廊的一部分，扩大的部分全由玻璃构成—墙和斜顶都是。在渐渐变黑的玻璃上，她看到自己—一个高挑、拘谨的女人，梳一条长辫，衣着异常朴素，坐在长长的松木桌边，在一碗碗美丽盛开的旱金莲、一个个装满盐的蓝玻璃小碟子当中。红橙相间的亚麻餐巾，小团黄油似的圆形黄蜡烛，边缘绘有葡萄的厚厚的白色乡村盘子。一重重即将端上的食物和美酒，还有谈话，它打破了家居的气氛：一重重和谐与满足。

玛歌达搅着沙拉，不再哼歌。

“你妈—她快乐吗，在不列颠哥伦比亚？”

都怪她，戴妮斯想。都怪伊莎贝尔。

不公平、不由自主的想法竟会突然来袭，粗鲁地、莫名其妙地回荡在心头。

“是的，”她说，“我想是的吧。”意思是，至少伊莎贝尔没什么可懊悔的吧。

二

地板被索菲踩得直抖。一大早，她光着脚，身上只裹件条纹毛巾浴袍。打她还是个孩子、湖边一直到布莱斯的农场为止的所有土地都属于她爸爸的时候起，她就习惯到湖里裸泳。如今她要是还想这样，就得一大早起床。这个容易。她醒得早。老年人都是如此。

游完泳后，她喜欢坐在岩石上，抽一天的第一支烟。她这会儿在找的就是这个—不是烟，而是打火机。在水槽上方的架子上找，在刀叉抽屉里找—本来没想弄出这么大动静—又在餐厅柜子上找。然后她想起来，昨晚坐在起居室里看电视上的《大卫·科波菲尔》。果然，打火机就躺在印花棉布裹着的椅子脏兮兮的扶手上。

劳伦斯租了一台电视，让大家看月球登陆。她同意这个事件孩子们不该错过—劳伦斯严厉地修正道，他们全都不该错过—但她觉得或许只租二十四小时，让电视在家里摆一夜就够了。劳伦斯指出她的错误。发射在星期三，也就是后天，然后一切顺利的话，星期天才能登陆。她难道以为旅程只要几个小时就够了吗？劳伦斯说，要是等到最后再租，那就根本没希望租到什么像样的电视。所有住度假屋的人都会抢着去租的。所以他们提前十天就租了一台，电视机还没进门，劳伦斯就制订了战略计划，那就是要让索菲学会看电视。他幸运地发现去年冬天的《国家地理》节目正在重播。一个是关于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索菲对它并不抗拒。还有一个是关于美国国家公园的，她评价说很不错，只是美国人自我吹嘘的味道未免重了点。然后是《大卫·科波菲尔》，一出英国连续剧，星期天晚上一播就是好几个小时。

“这下你知道一直以来都错过些什么了吧？”劳伦斯对索菲说。她这些年一直拒绝买电视—不仅在木屋，在多伦多她的公寓也是如此。

“哎哟，劳伦斯。别得寸进尺。”伊莎贝尔说。她语调亲切，却令人厌烦。索菲没接腔儿，不过比起劳伦斯，她更厌烦伊莎贝尔。这女孩对自己的丈夫是多么无知啊，竟然指望他会默默享受胜利。她对索菲又是多么无知啊，竟然以为劳伦斯的紧逼不舍会惹恼她。其实他向来如此—他们都已习以为常。他会对索菲磨了又磨，不管逼她做了多少，对他来说永远不够。索菲对于电视的投降远不足以让他满意。她还没真正喜欢它，劳伦斯一清二楚。

台阶的事也一样。（索菲正爬下那些木头疙瘩，费力地朝水边挪去。）索菲不想要水泥台阶，宁愿选择嵌进湖岸的圆木台阶，不过最后她还是屈从了，因为劳伦斯抱怨木头会烂，更换它们的苦差事总是落到他头上。现在他每天都会打电话给她，查问他的成就。

“我造的可是能管好多年的。”他豪迈地宣称。他给他们每人都造了一级纪念台阶：盖个手掌印，刻上姓名缩写，还有日期—1969年7月。

索菲从岩石上滑进水里，朝湖中间的阳光地带游去。接着她翻身仰泳。尽管沿岸遍布小屋，但大多数人都很谨慎，没砍掉树丛。她可以躺在水里，看那些松树和杉树、白杨和软枫木、白色和金色桦树组成的高高树岸。没有风，湖上也没什么涟漪，只有索菲拍打出来的几道水纹。然而桦树和白杨树叶兀自翻动，在阳光中闪闪发亮，像硬币一样。

不只是树叶有动静。索菲看到几个人影。他们走下湖岸，从她搁浴袍的岩石后面的树丛中冒出来。她伏低身子，改浮水为踩水，观察着他们。

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三人都蓄着长发，差不多都长及腰部，其中一个男孩头发朝后梳，扎成一根马尾辫。马尾辫男孩蓄着胡子，戴着墨镜，光身套件西装外套。另一个男孩只穿着牛仔裤，瘦瘦的棕色胸膛上挂着几条像是羽毛做的链子或项链。女孩身子肥胖，像个吉卜赛人，穿一条长长的红裙，额头上系一条印花帕。她把裙子在前面扎一个松松的结，便于爬下湖岸。

这种模样的孩子—年轻人们—对索菲来说当然不算新鲜。周末时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在湖边晃荡—住小屋的人的孩子们，他们过来玩耍，带来朋友。有时他们会占着小屋，没有父母管束，整个周末开聚会。业主通报上提议禁止长发和“奇装异服”，希望各位业主在自己的物业范围内展开自行监督，并邀请人们写信，对这项禁令表示支持或反对。索菲写的是反对信。她在信里写道，这整片湖一度都是沃格申家的产业，而奥古斯塔·沃格申抛弃了俾斯麦德国相对舒适的条件，就是为了到新世界寻找自由，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有权决定穿什么、说什么、信什么，等等。

不过她相信这三个人不是来自任何一幢小屋。他们肯定是私自闯入者，流浪汉。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他们有点偷偷摸摸的感觉—以及某种胆大妄为、不屑一顾的味道。不过，她想他们不至于做出什么伤人的举动。无非是些自恋的表现者，谈不上真正的入侵者吧。

他们看到了她的浴袍，正越过水面看着她。

索菲挥挥手，嚷道：“早上好啊！”用的是一种打招呼的开心语调—表示这问候就是全部，到此为止。

他们没挥手，也没回答。女孩坐下了。

打赤膊的男孩抓起索菲的浴袍穿上。他在她的口袋里摸到香烟和打火机，扔给女孩，后者取了一根香烟点上。另一个男孩坐下来，拽下靴子，光着脚拍水。

穿浴袍的男孩跳了一阵摇摆舞。他的头发是黑色的，在肩头波动，闪烁着美丽的光芒。他在模仿某个女人，尽管可以肯定地说，模仿的不是索菲。（她现在觉得，他们有可能一直在偷看她，看到她脱下浴袍，跳进水里。）

“请脱下那个好吗？”索菲喊道，“欢迎抽根香烟，不过请把它们放回口袋！”

男孩又跳了一段摇摆舞，不过这回背对着她。另一个男孩笑了。女孩抽着烟，对这些置若罔闻。

“脱掉我的浴袍，放回我的香烟！”

索菲朝湖岸游来，头部抬在水面上。男孩拽下浴袍，抓起来一撕两半。穿旧的布料一撕就裂。他往水里走几步，把它朝水中扔去。

“你这小混蛋！”索菲嚷道。

他把另一半也扔出来。

梳马尾辫的男孩穿上靴子。

黑发男孩把手伸给女孩。她摇摇头。他猛地探进她裙子的皱褶中，她抗议地叫起来。跟着浴袍碎片之后，他把别的什么东西也丢进水里。

索菲的打火机。

索菲听到女孩说了句什么—听起来像是“你这该死的脏鬼”—然后他们三个头也不回地朝湖岸爬去。黑发男孩优雅地大步走着。另一个男孩快步跟在后面，有点笨拙。女孩穿着扎得高高的裙子，费劲地走着。索菲爬出水面，攀上岩石的时候，他们全都已经消失不见。

女孩的香烟—索菲的香烟—没掐熄，只是随手丢在一小堆泥土上—岩石当中的一小堆泥土和碎石块上。

索菲坐在岩石上，凌乱地、深深地喘气。她没发抖—因为一股凌厉徒劳的怒火而燃烧着。她拼命让自己平静下来。

她回忆着童年时代经常系在这里的一艘划桨船。一艘安全、笨拙的老划桨船，在码头边的水面上摇晃。每天傍晚吃完晚饭，索菲，或者索菲和她弟弟中的一个（两个弟弟都已过世了），不过通常只有索菲一人，划船去布莱斯的农庄取牛奶。她随身带一个带盖罐子，由沃格申家的厨师擦洗打磨得干干净净—你可不能对布莱斯家的任何容器放心。布莱斯家没码头。他们的房子和谷仓都面对大路，背湖而建。索菲不得不把船划进芦苇丛，把绳子丢给跑来迎接她的布莱斯家的孩子们。他们噼噼啪啪跑过泥水，拽着绳子爬上船，索菲不停地嚷嚷着每次都要重复的训话。

“别把船桨拿出去！别让它沉下去！别全都趴在船的一侧！”

她会像他们一样光着脚跳出船去，跑到石头牛奶房。（它还在，据索菲所知被一个住小屋的人拿来当暗室了。）布莱斯先生或者布莱斯夫人把温热多沫的牛奶倒进罐子。

布莱斯家的孩子有几个和索菲一般年纪，另几个比她大，但全都比她矮小。到底有几个？都叫什么来着？索菲记得有一个芮塔，一个谢尔顿或者谢尔文，一个乔治，一个安妮。不管夏天的太阳有多大，他们总是皮肤苍白，身上到处都是虫咬伤、挠伤、结痂、蚊子咬的疙瘩、墨蚊咬的疙瘩、虱子咬的红斑，血淋淋地化着脓。因为他们都是穷孩子。因为穷，所以芮塔—或者是安妮—长了双对眼，还有个男孩肩膀不对称，古怪极了，而且他们说的话和举止一样乱七八糟、毫无章法，尽说些“俺们往城里跑”和“桨子”之类索菲几乎听不明白的话。没人会游泳。他们对待这船，好像它是一件奇怪的家具—某样可以爬过去、钻进去的东西。他们对划桨一无所知。

索菲喜欢单独去拿牛奶，不带任何一个弟弟，这样就可以多待一会儿，和布莱斯家的孩子们聊聊，问点话，教他们点东西—她的弟弟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做这些。他们在哪里上学？圣诞节收到什么礼物？会唱什么歌吗？他们熟悉她之后，就会向她透露一些，给她讲公牛挣脱绳子，冲到大门口的事，还有他们看到一团闪电飞过卧室地板，还有谢尔文脖子上的大疙瘩，以及里面涌出了什么。

索菲想邀请他们到木屋玩，梦想给他们洗澡，换上干净衣服，在他们身上的咬伤上涂点药膏，教会他们正确地说话。有时她会做长长的、复杂的白日梦，全都是关于如何给布莱斯一家过圣诞节的。包括对他们的房子进行重新装饰和涂色，以及给他们的院子来个彻底大清扫。神奇的眼镜出现了，可以纠正对眼。还有一些图画书和电动火车，穿塔夫绸裙的洋娃娃，成队成队的玩具士兵和一堆堆杏仁蛋白软糖做的水果和动物。（杏仁蛋白软糖是索菲最喜欢的点心。在与布莱斯家的孩子们的某次交谈中，她得知他们对它一无所知。）

过了一阵，她真的得到妈妈允许，邀请他们中的一位来做客。她邀请的那个—芮塔或者安妮—临阵退缩了，因为害臊，所以另一个替她来。这个安妮还是芮塔穿上索菲的一件游泳衣，它可笑地耷拉在她身上。她可真不好招待。她不愿作任何选择，不肯说想要哪种三明治、饼干或饮料，也不愿选择是去玩秋千还是玩跷跷板，或者是去水边玩还是玩洋娃娃。她不肯选择，这使她显得挺孤傲，好像她遵守着某种索菲不得而知的行为规范。她吃你给她端来的任何东西，任由索菲推着她荡秋千，不管干什么，总是固执地一脸无趣。最后，索菲带她到水边，玩起抓青蛙的工程。索菲打算把一整窝青蛙从码头一侧迁到另一侧，从长满芦苇的小水湾挪到岩石中一个有凹凸洞穴的舒适地儿。青蛙们由水路展开这场旅行。索菲和布莱斯家的女孩把它们抓来，放在一个轮胎上，推着绕过码头—水很浅，布莱斯家的女孩可以蹚水—到它们的新家。这一天结束时，青蛙一家已经全搬过去了。

布莱斯家的女孩，还有几个小一点的孩子，几年后都在他们家的一场大火中丧生。或者也可能死的是另一个，那个不肯来的女孩。她的一个哥哥继承了农场，把它卖给了开发商，后者据说讹了他一笔。不过这个哥哥买了一辆大汽车—好像是凯迪拉克？—过去，索菲夏天常在奥布雷维尔遇到他。他会斜斜地瞥来一眼，表明没兴趣搭话，除非她主动开口。

索菲记得给劳伦斯的爸爸讲过青蛙搬家的故事—他是个德语教师，她第一次吸引他的注意，是因为在班上就某个威斯特伐利亚的发音问题与他展开激烈争论。读研究生时，她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她怀孕了，出于自尊，没提出要他脱离他的生活，离开他妻子，跟她住到木屋，陪她生下劳伦斯。不过她相信他自会这么做。他确实来了，不过只有两次，是作为客人。他们坐在码头上，她给他讲了青蛙和布莱斯家女孩的故事。

“当然咯，第二天它们全都回到了芦苇丛中。”她说。

他笑了，亲切友爱地拍拍她的膝盖。“哎呀，索菲，你瞧。”

今天是劳伦斯四十岁生日。她儿子出生于攻占巴士底狱纪念日。她寄去一张明信片：男囚七月十四日获释，八磅九盎司。他妻子是怎么想的？她不得而知。沃格申一家富有尊严地处理了这事，索菲转到另一所大学继续攻读学位。她从未对结婚与否扯谎。不过劳伦斯在学校里捏造出一个爸爸—他妈的大表哥（因此他们姓氏相同），他在一次独木舟旅行中淹死了。索菲表示可以理解，不过其实对他挺失望的。

下午迟些时候，索菲发现自己坐在一架飞机里。她以前飞过两次—都是搭乘大飞机。她没想过自己会害怕。她坐在后座上，两侧是兴高采烈的孙子孙女。戴妮斯和彼得—劳伦斯和飞行员坐前排—事实上，她搞不清这会儿的感觉是否就是恐惧。

小飞机似乎根本没在移动，尽管马达并没有停止。它发出可怕的轰鸣。他们在空中盘旋，离地大约一千英尺。下方是刺柏灌木丛，铺展在田野里，像一团一团针插。雪松变成小巧的玩具圣诞树。深色水面上有闪闪发亮的波纹。所有东西都像玩具一样精巧完美，这让索菲有一种特别的、难受的感觉。她觉得仿佛是自己，而不是地面上的东西缩小了，而且仍在不断收缩—或者说，他们全都在收缩。这种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她现在变得小小的、蟹爪似的手脚感到一阵麻刺—一种极度细微的麻刺感，或者说是一种极度的细微造成的麻刺感。她的胃收缩了，肺变得像空荡荡的植物籽囊一般弱小，心脏只有一只甲虫的心脏那么大。

“很快我们就要飞到湖面正上方啦。”劳伦斯告诉孩子们，“瞧见没，田地全在这一头，树丛都在那一头。看啊，这一头是石灰石上的泥土地，那一头是前寒武纪地盾。一头是岩石，一头是芦苇。这就是所谓的界崖线湖了。”（劳伦斯学过，也热爱过地理，她一度以为他会当个地理学家而不是商人。）

这么说他们在移动，很慢很慢地。他们正飞过湖面。在右边，索菲看到奥布雷维尔铺展着，上有硅矿的白色裂隙。她的感觉，关于犯了个错误，遭遇了某个莫名其妙、难以表述的问题的感觉，并不曾消退。从金灿灿的空气中，她感觉到的并非灾难的来临，而是它的后果—仿佛他们全都被掸飞，消灭，团成小团，压缩成原子，可自己却茫然不觉。

“让我们瞧瞧能不能看到木屋的屋顶。”劳伦斯说，“我外公是个德国人。他在树林里造了房子，有点像一幢狩猎小屋。”他告诉飞行员。

“是吗？”飞行员说。关于沃格申家，他估计至少知道这个吧。

这种感觉—索菲意识到—对她来说并不陌生。她小时候就有过。一种真正的收缩感。你很小的时候经常会感受到这类吓人的强烈感觉，陷入这样的心理状态。就和头朝下吊着、走在天花板上、跨过高高的门槛时的感觉一样。小时候，这可是一种强烈的快乐，为何现在不再是了呢？

因为现在不是她的选择。她确定无疑地感觉到变化即将出现，而这不是她的选择。

劳伦斯把屋顶指给她看，木屋的屋顶。她心满意足地惊叹着。

仍在缩小，卷成令人难受的点儿，不过并没彻底消失，在这一步上她撑住了。她竭尽全力，在这一步上撑住了，而且对孙子孙女们说看这里啊，瞧那里啊，看啊，地面上那些形状，看啊，水里的影子和光线。

三

自个儿坐着就是我老婆的最大乐趣。

伊莎贝尔躲在几棵干瘦的白杨树的树影里，坐在汽车边的草地上想，今天这样一个愉快的家庭聚会之日，真是障碍重重，但她到目前为止都一一化解了。早上她醒来时，劳伦斯想做爱。她知道孩子们已经醒了。他们正在楼下戴妮斯的房间里忙碌，准备今天的第一份惊喜—一张上面有一首诗的海报、一首生日歌，以及一份给爸爸的抽象拼贴画。要是劳伦斯因为他们冲进来而被打断—或者被他们捶门的声音干扰，假如说她爬起来闩上门的话，那他的情绪肯定好不了。戴妮斯会很失望—事实上，会悲痛万分。这一天可就有了个糟糕的开头。不过，推开劳伦斯，跟他解释孩子们的计划，似乎也不妥。那样一来，无异于表明他们的位置先于他，他们的感受更让她在意。因此，最佳策略看来就是催促他赶紧完事，她正是这么做的。即使索菲在楼下走来走去，发出沉重的脚步声，不停地开开关关厨房的抽屉，让他暂时分了点神，她也仍旧不断地催促他。

“老天爷啊，她到底怎么啦？”他对着伊莎贝尔的耳朵喃喃道。而她只是拍打着他，似乎急不可耐，要他再猛点再快点。果然有效。很快就完事了。孩子们跑过大厅，发出模仿号角的一阵乱七八糟的喇叭声的时候，他正握着她的手仰躺着。孩子们推开父母的房门，举着一张巨大的海报跑进来，上面用五彩蜡笔精心写着生日诗。

“致敬！”他们齐声嚷着，一边鞠躬，放低海报。戴妮斯裹着一张床单，抓着一根裹锡箔的棍子，棍子一头粘了颗银色纸星，伊莎贝尔的大多数项链、链子、手镯和耳环都挂在它周围，或者戴在戴妮斯身上。彼得只穿着睡衣。

他们开始背诗。戴妮斯的声音高亢，声情并茂，尽管不乏自嘲。彼得念得拖沓，慢吞吞的，公事公办，还有点不屑为之的意思。

祝贺啊，你的四十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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