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已是晚上十点来钟。花园上空一轮圆月朗照。按奶奶玛芙拉·米哈伊洛夫娜的吩咐，舒明家的人刚做完晚祷，娜佳便跑到花园里待了一会儿。只见大厅里已摆好桌子，放上冷盘；祖母穿着华丽的丝绸连衣裙正忙碌着；教堂大司祭安德烈神甫跟娜佳的母亲尼娜·伊凡诺夫娜在说话。隔着窗子望过去，母亲在傍晚的灯光下不知怎的显得十分年轻；安德烈神甫的儿子安德烈·安德列伊奇站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们交谈。

花园里静悄悄的，凉爽异常，黑乎乎的树影静静地躺在地上。远处的蛙声隐约可闻，很远很远，怕是在城外吧。五月的气息浓烈，多可爱的五月！你深深地呼吸着，不由得会想：不在这儿，而在别处的天空下，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在田野和树林里，此刻万物正生机勃勃，春意盎然，大自然如此神秘、美丽、富饶而神圣，软弱而有罪之人怎能领会？不知为什么真想哭它一场。

她，娜佳，已经二十三岁。从十六岁起，她就非常想出嫁，现在终于成了安德烈·安德列伊奇的未婚妻——此刻他正站在窗子后面。她喜欢他，婚期已定在七月七日，可是她并没有欣喜的感觉，夜夜辗转反侧，再也快活不起来……从地下室厨房敞开的窗子里，可以听到里面在忙碌着，菜刀当当响个不停，滑动门砰砰作响，飘来阵阵烤火鸡和醋渍樱桃的香味。不知为什么她觉得今后的生活将永远这样下去，没有变化，无穷无尽！

有人从房子里走出来，停在台阶上。这是亚历山大·季莫费伊奇，人们简称他萨沙，他是十天前从莫斯科来这儿做客的。多年前，奶奶的一个远亲常来走动，请求周济，她叫玛丽亚·彼得罗夫娜，贵族出身的穷寡妇，人长得瘦小多病。萨沙就是她的儿子。不知为什么大家都说他是一名出色的画家。后来他母亲去世，奶奶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便把他送到莫斯科的康米萨罗夫斯基学校学习，两年后他转入绘画学校，在那里差不多学习了十五年，最后才勉勉强强在建筑专业毕业。但他始终没有从事建筑工作，目前在莫斯科一家石印工厂做事。几乎每年夏天，他都身患重病，来祖母这儿休息和疗养。

这时他穿一件常礼眼，扣子全扣上了，一条旧帆布裤子，裤筒边已经磨损。他的衬衫领子没有烫过，浑身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他瘦削，大眼睛，十个手指又长又细，留着胡子，肤色黝黑，不过倒还算得上相貌堂堂。他跟舒明一家人已经处熟，把他们当自家人看待，他在这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轻松自在。他住的那个房间早就被叫作“萨沙的房间”了。

他站在台阶上，见到娜佳，便向她走过去。

“你们这儿真好。”他说。

“当然好啦。您不如在这里住到秋天吧。”

“可不是，得住到秋天。也许要在你们这儿住到九月哩。”

他无端地笑了起来，坐到了她的身边。

“我坐在这儿，望着妈妈，”娜佳说，“从这边望过去，她显得多么年轻！我妈妈当然有她的不足之处，”她沉默片刻，又补充说，“可她毕竟是个不同寻常的女人。”

“是的，她人好……”萨沙同意道，“您的母亲自有其独特善良和可爱的一面，可是……怎么对您说呢？今天清早我去过你们家厨房，看到四个女仆直接睡在地上，没有床，没有被褥，盖着的是破破烂烂的东西，有一股难闻的气味，还有不少臭虫和蟑螂……跟二十年前完全一个样，一点儿变化都没有。哦，讲到奶奶，上帝保佑她，她到底是奶奶。要说您的妈妈，也许会讲法语，也参加业余演出，看来她应该明事理的。”

萨沙讲话的时候，喜欢把两个细长的手指伸到听话人面前。

“这里的一切都有点儿古怪，让人看不惯，”他继续道，“鬼知道怎么回事，这儿的人什么事都不做。您的母亲成天只知道走来走去，像一位公爵夫人，奶奶无所事事，您也一样。连您的未婚夫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也无所事事。”

这番话娜佳去年听过，前年似乎也听过，她知道除此之外萨沙再也讲不出别的什么。以前她觉得这些话很可笑，不知怎的现在听来挺气恼。

“您说的都是老生常谈，早让人听腻了，”她说着站起身来，“您该想点儿新鲜的话才好。”

他笑了，也站起来，两人朝房子走去。她高挑的个子，漂亮，苗条，此刻在他的身旁更显得健康，衣着华丽。她感觉到这一点，不禁可怜起他来，而且不知为什么有点儿不自在。

“您讲了许多不必要的话，”她说，“您刚才提到我的安德烈，其实您并不了解他。”

“‘我的安德烈’……去他的，去你的安德烈！我真为您的青春感到惋惜。”

两个人进了大厅，这时大家已经坐下吃晚饭。奶奶，或者按家里人的称呼，老奶奶，长得很胖，相貌难看，生着浓眉，还有一点点唇髭，大嗓门，光是听她说话的声音和口气就可以知道，她是一家之主。集市上的几排商店和这幢带圆柱和花园的老房子，都归她所有。她每天早晨都要祈祷，求上帝保佑她别破产，祈祷时常常泪流满面。她的儿媳妇，也就是娜佳的母亲尼娜·伊凡诺夫娜，生着浅色头发，腰束得很紧，戴着夹鼻眼镜[116]，十个手指上都戴着钻石戒指。安德烈神甫是个掉了牙的瘦老头，从脸上的表情看，他仿佛正打算讲一件十分可笑的事。他的儿子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也就是娜佳的未婚夫，壮实而英俊，头发鬈曲，像一名演员或画家。他们三个人正谈着催眠术。

“你在我家住上一个礼拜就会复原，”奶奶转身对萨沙说，“只是你得多吃点儿。瞧你这模样！”她叹了一口气说，“你那模样真吓人！真的，你活像名浪子了。”

“挥霍掉父亲赠予的全部资财，”安德烈神甫眼里带着笑意，慢条斯理地说，“浪荡的儿子只好给人去放猪……”[117]

“我喜欢我老爹，”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拍拍父亲的肩膀说，“他是个可爱的老人、善良的老人。”

大家都没有出声。突然萨沙笑起来，用餐巾捂住了嘴。

“如此说来，您也相信催眠术了？”安德烈神甫问尼娜·伊凡诺夫娜。

“我当然还不能肯定说我相信，”尼娜·伊凡诺夫娜回答，她的神色变得十分认真，甚至有点儿严厉，“可是应当承认，自然界有着许多神秘而不可理喻的现象。”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不过敝人还得补充一句：信仰了宗教，神秘事物的领域就大为缩小。”

一只又大又肥的火鸡端上来了。安德烈神甫和尼娜·伊凡诺夫娜的交谈还在继续。尼娜·伊凡诺夫娜手指上的钻石戒指闪闪发光，后来她的眼眶里泪花闪烁，她开始激动起来。

“尽管我不敢同您争论，”她说，“但您得承认，生活中有着许多解不开的谜！”

“绝对没有，我敢向您担保。”

晚饭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小提琴，尼娜·伊凡诺夫娜弹钢琴为他伴奏。十年前他在大学的语文系毕业，但是从来没有工作过，没有固定的职业，只偶尔参加一些为慈善事业而举办的音乐会。城里的人都叫他演员。

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着小提琴，大家默默地听着。桌上的茶炊烧开了，冒着气，只有萨沙一个人在喝茶。后来时钟敲响十二点，提琴上的一根弦突然断了。大家都笑起来，忙着起身告辞。

送走未婚夫之后，娜佳回到楼上的卧室，她跟妈妈住在楼上（楼下住着老奶奶）。楼下的大厅里开始熄灯，可是萨沙还坐着喝茶。他喝茶的时间总是很久，完全是莫斯科人的习惯，一回总得喝上七八杯。娜佳脱掉衣服，上了床，很久都能听到楼下女仆在收拾东西，老奶奶在生气。最后，一切安静下来，只偶尔从楼下萨沙的房间里传来他低沉的咳嗽声。

二

娜佳一觉醒来，大概已是两点，这时天色开始破晓。远处有更夫敲打梆子。她不想睡了，躺着，人软绵绵的，反而不舒服。像过去一样，五月之夜，娜佳都坐在床上想心事。可是她的那些想法跟昨夜一样，千篇一律，单调乏味，令人生厌，无非是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开始追求她，向她求婚，她同意了，后来渐渐地对这个善良而聪明的人评价很高。可是不知为什么到了现在，离婚期不到一个月了，她却感到心慌意乱、忐忑不安，仿佛等着她的是件说不明、道不清的苦恼事。

“笃……笃……”更夫懒洋洋地敲着梆子，“笃……笃……”

从古老的大窗子望出去，可以看到花园，远处是正在盛开的丁香花丛，花儿睡意蒙眬，冻得有点发蔫儿。一片白茫茫的浓雾，缓缓地朝丁香花这边漫过来，想要掩盖住它。远处的树林中传来睡意蒙眬的白嘴鸦的几声啼叫。

“我的上帝，为什么我的心这么沉重！”

也许每一个未婚妻在结婚前都是这般感受。谁知道呢！是受了萨沙的影响？殊不知，萨沙已经一连几年都说着同样的话，像背书似的，而且说话时显得又幼稚又古怪。那么为什么萨沙的形象总是挥之不去？为什么？

更夫早已不打梆子了。窗前的花园里鸟儿叽叽喳喳地叫起来，花园中的雾气已经消散，周围的一切沐浴在春天的晨光中，像是沉醉在欢声笑语之中。整个花园在阳光的爱抚下很快暖和过来，苏醒了，树叶上的露珠，像钻石般晶莹剔透，闪闪发光。这古老的、早已荒芜的花园在这个清晨显得生机勃勃、妩媚多姿。

老奶奶已经醒来。萨沙粗声粗气地在咳嗽。可以听到楼下有仆人端来了茶炊，在搬动椅子。

时间慢吞吞地过去。娜佳早已起床，一直在花园里散步。早晨还在延续。

后来尼娜·伊凡诺夫娜出来了，她泪痕斑斑，手里端一杯矿泉水。她对招魂术[118]和顺势疗法[119]很感兴趣，读了许多这方面的书，喜欢谈她心中生出的疑惑。这一切在娜佳看来都蕴含着深刻而神秘的内涵。娜佳吻了吻母亲，跟她并排走着。

“你为什么哭了，妈妈？”她问道。

“昨天晚上我读了一夜的小说，里面讲到一个老者和他女儿的故事。老者在某地做事，他的上司爱上了他的女儿。书我还没有读完，可是里面有一处叫你忍不住落泪，”尼娜·伊凡诺夫娜说完，喝了一口矿泉水，“今天早晨我一想起那个段落，又哭了。”

“这些天来我心里老不愉快，”娜佳沉默片刻，说，“为什么我夜夜睡不好觉？”

“我不知道，亲爱的。每当我夜里失眠的时候，就闭上眼睛，瞧，就这样紧紧闭着，想象出安娜·卡列尼娜[120]的模样，想象她怎么走路、怎么说话，要不就想象古代历史上的某一事件……”

娜佳感到，母亲并不了解她，也理解不了。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她甚至觉得害怕，真想躲起来。于是她一个人回到了自己的卧房。

下午两点钟，大家坐下来吃饭。那天是礼拜三，是斋日，所以给祖母送上的是素的红甜菜汤和鳊鱼粥。

萨沙故意跟奶奶逗乐，说她喝完荤菜汤又喝素的红甜菜汤。吃饭的时候，他不断开玩笑，不过他的玩笑都很笨拙，总带着道德说教，结果说出来的笑话丝毫不可笑了。每当他说俏皮话的时候，他总先举起他那又长又细、像死人一样的手指，使人不由得想到，他病得很重，也许将不久于人世，这时候你就会由衷地为他流下几滴同情的泪水。

饭后，奶奶回卧室休息去了。尼娜·伊凡诺夫娜弹了一会儿钢琴，也回房去了。

“唉，亲爱的娜佳！”萨沙照例这样开始饭后的闲谈，“您要是听我的话就好了！就好了！”

她深深地埋在老式的圈椅里，闭上眼睛；他则慢悠悠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要是您能出去求学就好了！”他说，“只有做个受过教育的、圣洁的人才有意义，只有他们才是有用的。殊不知，这类人越多，天国就越快来到人间。到那时，你们的城市渐渐地就会片瓦不存——一切都要颠倒过来，一切都变了样，简直像施了魔法似的。到那时这里将出现无数宏伟的屋舍，奇妙的花园，非同一般的喷泉，优秀的人才……但主要的还不是这些。最主要的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所谓民众，这种不幸的现象将不复存在，因为人人都有信仰，人人都知道他们为什么活着，再不会有人到民众中去寻求支持。我亲爱的，好姑娘，您走吧！您该向大家表明：您已经厌恶这种死气沉沉的、灰色的、罪恶的生活。您哪怕自己明白这道理也是好的！”

“不行，萨沙，我快要出嫁了。”

“哎，得了吧！谁需要结婚？”

两人进了花园，散了一会儿步。

“无论如何，我亲爱的，应该好好想想，应该明白，你们这种游手好闲的生活是多么肮脏、多么不道德，”萨沙继续道，“您要明白，譬如说吧，如果您、您的母亲和您的奶奶什么事都不做，那么这意味着，别人在为你们干活，你们这是在蚕食他人的生命——难道这是干净的？难道这不肮脏吗？”

娜佳本想说：“是的，您这话是对的。”她还想说，这些她都明白，可是泪水涌了出来，她突然不作声了，全身一阵瑟缩，回自己房里去了。

傍晚，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来了，他照例拉小提琴，拉了很长时间。一般说来，他不爱说话，喜欢拉小提琴，也许这是因为拉琴的时候可以不必讲话。十点多钟，他穿好大衣，准备回家。临别时他拥抱娜佳，热烈地吻她的脸、肩头和手。

“亲爱的，我的宝贝儿，我的美人儿！……”他喃喃低语，“啊，我是多么幸福！我快活得要发狂了！”

可她觉得，这些话她早已听过，很早很早就听过，或者在哪本书里……在一本破旧的、早已被抛在一边的小说中读到过。

大厅里，萨沙正坐在桌旁喝茶，五个长长的手指托着一只小杯子，老奶奶在摆纸牌算卦，尼娜·伊凡诺夫娜在看书。圣像前长明灯里的火苗不时噼啪作响，一切都显得安宁而圆满。娜佳道了晚安，便回到楼上的卧室。她躺下后立即睡着了。可是，跟昨天夜里一样，天刚蒙蒙亮，她又醒了。没有睡意，心情不安而沉重。她坐了起来，把头伏在膝盖上，想起了未婚夫，想起了婚事……不知怎的，娜佳想起了她的母亲不爱自己已故的丈夫，弄得现在一无所有，只能依赖自己的婆婆，也就是老奶奶过日子。娜佳左思右想，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她至今把母亲看得那么特别、那么非同寻常，为什么没有发觉她其实是个普通的、平常的、不幸的女人。

萨沙在楼下还没有入睡——可以听到他在不断咳嗽。娜佳想到，这是个古怪而又天真的人，在他的幻想天地里，在那些美丽的花园和奇异的喷泉里，不免有些荒唐可笑的成分。可是不知为什么，在他的天真里，甚至在他的荒唐可笑里，却蕴含着许多美好的东西，使得她一想到要不要外出求学的时候，她的整个心灵、整个胸膛便感受到一阵凉意，随即涌动着欢快、狂喜的感情。

“不过，最好不去想它，不去想它……”她小声说，“不该去想这种事。”

“笃……笃……”更夫在远处敲着梆子，“笃……笃……”

三

六月中旬，萨沙突然感到无聊乏味，打算回莫斯科。

“这个城市我无法再待下去了，”他闷闷不乐地说，“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一吃饭我就恶心：厨房里肮脏不堪……”

“你再等等，浪子，”奶奶不知为什么小声劝道，“七号就要举行婚礼了。”

“我不想参加。”

“你说过愿在我们这儿待到九月的！”

“可现在我不想待了。我要工作！”

这年夏天潮湿而阴冷，树木湿漉漉的，花园里的一切看上去阴森凄凉、情绪低落，事实上人很想干活。楼上楼下的许多房间里，可以听到陌生女人的说话声，奶奶房里的缝纫机响得正欢：他们在赶做嫁妆。光是皮大衣就给娜佳做了六件，其中最便宜的一件，据老奶奶讲，就值三百卢布！这种忙乱激怒了萨沙，他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生闷气。不过大家还是劝他留下，他也答应七月一日以前不走。

时间过得很快。圣彼得节[121]那天下午，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和娜佳一道前往莫斯科街，想再看看那幢早已租下、准备给她俩做婚房的房子。这是一幢两层楼房，不过目前只有楼上已装修完毕。大厅里，镶木地板油漆一新，摆着维也纳式的椅子、钢琴和小提琴谱架。油漆气味弥漫。墙上的金边大画框里有一幅油画：一个裸体女人，身旁有一只断了柄的淡紫色花瓶。

“好一幅绝妙的画作，”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赞叹道，“这是画家希什玛切夫斯基的作品。”

旁边是客厅，有一张圆桌子，长沙发，几把圈椅都套着鲜蓝色的套子。沙发上方挂着安德烈神甫戴着法冠、佩着勋章的大幅照片。两人进了带酒柜的餐室，又去了卧室。卧室里光线暗淡，并排放着两张床——人们在布置新房的时候，一定以为这里将永远美满，而不会有别的情况发生。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领着娜佳走遍了各个房间，并且一直搂着她的腰。她却感到自己虚弱、内疚，所有这些房间、床和圈椅都让她厌烦，那个裸体女人更让她恶心。此刻她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她不再爱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也许她从来就没有爱过他。可是这话该怎么说、对谁说、为什么说，她至今弄不明白，也不可能弄明白，尽管她日日夜夜都在想着这件事……他搂着她的腰，说起话来无比亲昵、殷勤，喜气洋洋地在自己的寓所里走来走去；而在她的眼里，这一切是那么庸俗，愚蠢而低俗得叫人无法忍受的庸俗，连他那只搂住她的手，她也觉得铁箍似的又硬又冷。她时刻准备逃跑，大哭一场，从窗子跳出去。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又把她领进浴室，一进去就拧开墙上的水龙头，水立即哗哗流出来。

“怎么样？”他喜笑颜开，说，“我吩咐人在阁楼上做一个大水箱，能存一百桶水，这样我们就能用上水了。”

最后他们穿过院子，来到街上，叫了一辆马车。尘土铺天盖地，眼看着就要下雨了。

“你冷不冷？”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问道，尘土吹得他眯起了眼睛。

她不作声。

“昨天萨沙，你记得吧，责备我无所事事，”他沉默片刻，又说，“真的，他说得对！对极了！我的确无所事事，也不会有所作为。我亲爱的，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当我一想到有朝一日额头上压上帽徽要去做事，心里就反感——为什么呢？为什么当我看到律师、拉丁文教员或者市参议会委员，我就那么不自在呢？哦，俄罗斯母亲，俄罗斯母亲！你的身上还背负着多少游手好闲、一无所用之人！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人压在你身上，苦难深重的俄罗斯啊！”

他对自己的无所事事作了总结，认为这是时代的特征。

“等结了婚，”他继续道，“我们一块儿到农村去，亲爱的，我们在那里干活！我们买一块不大的地，有花园，有河，我们一块儿劳作，观察生活……啊，这将多么美好！”

他摘下帽子，风吹得头发飘了起来。她听着他的话，心里却想：“上帝，我要回家，上帝！”快要到家的时候，他们才赶上了安德烈神甫。

“瞧，父亲也来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挥动帽子，高兴地说，“我喜欢我老爹，真的，”他说，付了车钱，“多么可爱的老人、善良的老人。”

娜佳回到家里，生着闷气，身子也不舒服，想到整个晚上将客人不断，她就得带着笑脸送往迎来、忙于应酬，就得听小提琴，听各种各样的废话——话题离不开婚礼。奶奶坐在茶炊旁边，穿着华丽的丝绸连衣裙，态度傲慢，目空一切——在客人们面前她总是这样。安德烈神甫面带狡黠的微笑走了进来。

“看到贵体安康，本人不胜欣慰，”他对奶奶说。说不清他这是开玩笑，还是说正经的。

四

风不时敲打着窗子和屋顶。可以听到呼啸的风声，家神[122]在壁炉里闷闷不乐地小声唱着它的歌。已过了午夜十二点。家里的人全都上床了，可是谁也没有睡着。娜佳总觉得楼下好像有人在拉小提琴。忽然砰的一声，大概是一块护窗板掉下来了。不一会儿，尼娜·伊凡诺夫娜走了进来，她只穿一件衬衣，手里拿着蜡烛。

“什么东西响了，娜佳？”她问道。

母亲把头发梳成一条辫子，面带胆怯的微笑，在这个风雨之夜显得老了，丑了，矮了。娜佳不由得想起，不久前她还一直认为自己的母亲不平凡，自己总是怀着自豪的心情聆听她说的话；可是现在她怎么也记不起这些话了；凡是能记起来的也都平淡无奇，毫无意义。

壁炉里呜呜作响，像有几个男低音在合唱，甚至可以听到“唉，我的天哪！”的叹息声。娜佳坐在床上，忽然使劲儿揪自己的头发，号啕大哭。

“妈妈，妈妈，”她说，“我亲爱的妈妈，你要是能知道我出了什么事就好了！我求你，求你，让我走吧！我求你了！”

“去哪儿？”尼娜·伊凡诺夫娜问，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便坐到床上，“你要去哪儿？”

娜佳哭了很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你让我离开这个城市吧！”她终于说，“不该举行婚礼，也不会举行婚礼，这点你要明白！我并不爱这个人……甚至都不想提起他。”

“不，我亲爱的，不，”尼娜·伊凡诺夫娜吓坏了，急切地说，“你冷静冷静，你这是心情不好引起的，会过去的。这是常有的事。大概你跟安德烈拌嘴了吧，可是小两口吵架，无非是图开心而已。”

“行了，你走吧，妈妈，你走吧！”娜佳又大哭起来。

“是的，”尼娜·伊凡诺夫娜沉默片刻，说，“不久前你还是个孩子，小丫头，现在就要做新娘了。自然界的一切事物总在不断更新。不知不觉中，你也会做上母亲和奶奶，你跟我一样，也会有个固执而任性的女儿。”

“我亲爱的好妈妈，你聪明，可你也不幸，”娜佳说，“你很不幸，为什么你尽说些庸俗的话？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告诉我为什么？”

尼娜·伊凡诺夫娜本想说些什么，但却吐不出一个字来，她一声抽泣，跑回自己房里去了。壁炉里的男低音又呜呜地唱起来，忽然变得十分可怕。娜佳从床上跳起来，赶紧跑到母亲房里。尼娜·伊凡诺夫娜躺在床上，泪痕斑斑，身上盖一条浅蓝色被子，手里拿着一本书。

“妈妈，你听我说！”娜佳说，“我求你好生想想，你会明白的！我只要你明白，我们的生活是多么庸俗、多么渺小！我的眼睛睁开了，我现在什么都看清楚了。你的安德烈·安德烈伊奇算什么人，他其实并不聪明，妈妈！我的上帝啊！你要明白，妈妈，他很愚蠢！”

尼娜·伊凡诺夫娜猛地坐了起来。

“你和你奶奶都来折磨我！”她哽咽着说，“我要生活！要生活！”她重复着，还两次用拳头捶胸，“你们还我自由！我还年轻，我要生活，可是你们把我变成了老太婆！……”

她伤心地哭起来，钻进被子，缩成一团，显得那么弱小、可怜、愚蠢。娜佳回到自己房里，穿上衣服，坐到窗下等着天亮。这一夜她一直坐在那里思考着，院子里不知什么人不时敲着护窗板，还打着呼哨。

早上奶奶抱怨说，这一夜的风把苹果全吹落了，一棵老李树也被折断了。天色灰蒙蒙，阴沉沉，毫无生气，要是能点上灯就好了。大家都抱怨天冷，雨点敲打着窗子。喝完茶后娜佳去找萨沙，一句话没说，就在屋角的圈椅旁跪了下来，双手捂住了脸。

“怎么啦？”萨沙问道。

“我没法……”她说，“我不明白，以前我怎么能在这儿生活下去，我不明白，不理解！我瞧不起自己的未婚夫，也瞧不起我自己，瞧不起所有这种游手好闲、毫无意义的生活……”

“得了，得了……”萨沙连连应着，还不明白她出了什么事，“这无关紧要……这很好……”

“这种生活让我厌烦透了，”娜佳继续道，“我在这儿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明天我就离开这里。请您带我走吧，看在上帝的分儿上！”

萨沙吃惊地望着她，足有一分钟之久——他终于明白过来，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手舞足蹈，高兴得要跳舞了。

“太好了！”他搓着手说，“我的上帝，这有多好啊！”

她像着了魔似的，睁着一双充满爱意的大眼睛，着了魔似的瞧着他，等着他立即对她说出意味深长、至关重要的话来。他什么也没有说，但她已经觉得，在她面前正展现一个她以前不知道的新的广阔天地，此刻她满怀希望期待着新天地的到来，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哪怕去死也在所不惜。

“明天我就动身，”他考虑了一会儿说，“您到车站去送我……把您的行李放在我的皮箱里，您的车票由我来买。等到打了第三遍铃，您就上车，我们一道走。我把您送到莫斯科，到了那里您一个人去彼得堡。身份证您有吗？”

“有。”

“我向您发誓，您日后不会感到遗憾，不会后悔的，”萨沙兴奋地说，“您走吧，学习去吧，到了那边听从命运的安排吧。只要您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一切都会有所变化的。关键是彻底改变生活，其余的都不重要。说好了，我们明天一块儿走？”

“啊，是的！看在上帝的分儿上！”

娜佳觉得，此刻她异常激动，心情从来没有这样沉重，从现在起直到动身前她一定会伤心难过，苦苦思索。可是她刚回到楼上的房间，躺到床上，就立刻睡着了。她睡得很香，脸上带着泪痕和微笑，一直睡到傍晚。

五

有人去叫出租马车。娜佳已经戴上帽子，穿好大衣。她走上楼去，想再看一眼母亲，再看一看自己的东西。她在房里还有余温的床边站了片刻，环顾四周，然后轻轻地走到母亲房里。尼娜·伊凡诺夫娜还在睡，室内静悄悄的。娜佳吻了一下母亲，理理她的头发，站了两三分钟……然后不慌不忙地回到楼下。

外面下着大雨。马车已经支上车篷，湿淋淋的，停在大门口。

“娜佳，车上坐不下两个人，”奶奶看到仆人把皮箱放到车上，说，“这种天气何必去送人呢！你还是留在家里的好。瞧这雨有多大！”

娜佳想说点儿什么，但却吐不出一个字来。这时萨沙扶她上车坐好，拿一条方格毛毯盖在她腿上，他自己也在旁边坐了下来。

“一路平安！求上帝保佑你！”奶奶在台阶上喊道，“萨沙，你到了莫斯科要给我们写信！”

“好的，再见了，老奶奶！”

“求圣母娘娘保佑你！”

“唉，这天气！”萨沙说道。

娜佳这时才哭起来。现在她心里明白，她真的走了，而刚才去看母亲、跟奶奶告别的时候她还不怎么相信。再见了，亲爱的城市！一时间她想起了一切，想起了安德烈、他的父亲、婚房、裸体女人和花瓶。所有这一切已经不会再使她担惊受怕、心情沉重，所有这一切是那样幼稚、渺小，而且永远永远过去了。等他们坐进车厢、火车开动的时候，那显得如此庞大而严肃的过去，已经缩成一个小团，面前展现出宏伟而广阔的未来，而在此之前她却没有觉察出来。雨水敲打着车窗，从窗子里望出去，只能看到绿色的田野、闪过的电线杆和电线上的鸟雀。一股欢乐之情突然让她透不过气来：她想起她这是走向自由，外出求学，这正如很久以前人们常说的“外出当自由的哥萨克”一样。她又笑，又哭，又祈祷。

“没事，”萨沙得意地笑着说，“没事！”

六

秋天过去，接着冬天也过去了。娜佳非常想家，每天都思念母亲和奶奶，思念萨沙。家里的来信，语气平和，充满善意，似乎一切已得到宽恕，甚至被忘了。五月份考试完毕，她，身体健康，精神饱满，高高兴兴动身回家。途经莫斯科时，她下车去看萨沙。他还是去年夏天那副样子：胡子拉碴，披头散发，还是穿着那件常礼服和帆布裤，还是那双大而美丽的眼睛，但是一脸病容，显得疲惫不堪。他显然老了，瘦了，而且咳嗽不断。不知怎么娜佳觉得他变得平庸而土气了。

“天哪！娜佳来了！”他说着，高兴得满脸堆笑，“我的亲人，好姑娘！”

他们在石印厂坐了一阵，屋子里烟雾腾腾，浓重的油墨和颜料味令人窒息。后来他们来到他的住房，这里同样烟气熏人，痰迹斑驳。桌子上，一把冰凉的茶炊旁边，有个破盘子里放了一张黑纸。桌上和地板上到处是死苍蝇。由此可见，萨沙的个人生活安排得很糟，马马虎虎，他显然不把居所的舒适和方便放在心上。要是有人跟他谈起他个人的幸福、他的私人生活，或者别人对他的爱，这时他便觉得不可理解，常常只是报之一笑。

“没什么，一切都很顺利，”娜佳急忙说，“妈妈秋天时来彼得堡看过我，说奶奶已经不生气了，就是常常走进我的房间，在墙上画十字。”

萨沙看上去很快活，但不时咳一阵，说话的声音发颤。娜佳留心观察他，不知道他真的病得很重，还只是她的错觉。

“萨沙，我亲爱的，”她说，“要知道，您有病！”

“不，没什么。有点儿病，但不要紧……”

“哎呀，我的天哪，”娜佳激动起来，“为什么您不去治病，为什么您不爱惜自己的健康？我亲爱的萨沙，”她说时眼睛里闪着泪花，不知为什么她的想象中浮现出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裸体女人和花瓶，以及过去的一切，尽管此刻她觉得所有这些像童年一样已十分遥远。她流泪，还因为在她的心目中萨沙不再像去年那样新奇、有见地、有趣味了。“亲爱的萨沙，您病得很重。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好让您不这么清瘦苍白。我是多么感激您！您甚至无法想象，您为我做了多少事情，我的好萨沙！实际上您现在就是我最亲切最贴近的人了。”

他们坐着谈了一阵。现在，当娜佳在彼得堡度过了一冬之后，她只觉得萨沙，他的话，他的笑容，以及整个人，无不散发出一股衰老陈腐的气息，似乎他早已活到了头，也许已经进入了坟墓。

“我后天就去伏尔加河旅行，”萨沙说，“然后去喝马奶酒[123]。我很想喝马奶酒。有一个朋友和他的妻子跟我同行。他妻子是个极好的人，我一直动员她、劝她外出求学。我也想让她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

谈了一阵，他们便去火车站。萨沙请她喝茶，吃苹果。火车开动了，他微笑着挥动手帕，从他的脚步就可以看出他病得很重，恐怕不久于人世了。

中午时分，娜佳回到了故乡的城市。她出了站台，雇了马车回家。一路上她觉得故乡的街道显得很宽，两边的房子却十分矮小。街上没有行人，只碰到一个穿棕色大衣的德国籍钢琴调音师。所有的房屋都像蒙着尘土。祖母显然已经老了，依旧很胖，相貌丑陋。她抱住娜佳，伏在娜佳的肩头，哭了很久都不肯放开她。尼娜·伊凡诺夫娜也苍老多了，变得不好看了，消瘦了，但依旧束着腰，手指上的钻石戒指闪闪发光。

“心肝，”她全身颤抖着说，“我的宝贝儿！”

然后大家坐下，默默流泪。显然，祖母和母亲都感到，过去的生活已一去不复返，无可挽回：无论是社会地位、昔日的荣誉，还是请客聚会的权利，统统不复存在。这正像一家人原本过着轻轻松松、无忧无虑的生活，忽然夜里来了警察，搜查一通，原来这家主人盗用公款，伪造钱币——从此，永远告别了轻松的无忧无虑的生活！

娜佳回到楼上，见到了原来的床、原来的窗子和朴素的白窗帘。窗外还是那个花园，阳光明媚，树木葱茏，鸟雀喧闹。她摸摸自己的桌子，坐下来，开始沉思默想。她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还喝了一杯浓浓的可口奶茶，可是总觉得缺了点儿什么，房间里空荡荡的，天花板显得低矮。晚上她躺下睡觉，盖上被子，不知为什么觉得躺在这张温暖柔软的床上有点儿可笑。

尼娜·伊凡诺夫娜进来了，她坐下，像有过错似的怯生生地坐着，说话小心谨慎。

“哦，怎么样，娜佳？”她沉默片刻，问道，“你满意吗？很满意吗？”

“满意，妈妈。”

尼娜·伊凡诺夫娜站起来，在娜佳胸前和窗子上画十字。

“我呢，你也看到了，开始信教了，”她说，“你知道，我现在在学哲学，经常想啊，想啊……现在对我来说许多事情像白昼一样明明白白。首先，我觉得，全部生活要像透过三棱镜一样。”

“告诉我，妈妈，奶奶身体好吗？”

“好像还可以。那回你跟萨沙一道走了，你来了电报，奶奶读后都晕倒了，一连躺了三天没有下床。后来她不住地祷告上帝，伤心落泪。现在没事了。”

她站起来，在室内走了一圈。

“笃……笃……”更夫敲打着梆子，“笃……笃……”

“首先，要让全部生活像通过三棱镜一样。”她说，“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在意识中把生活分解成最简单的成分，正如光能分解成七种原色一样，然后对每一种成分进行单独的研究。”

尼娜·伊凡诺夫娜还说了些什么，她是什么时候走的，娜佳一概不知，因为她很快就睡着了。

五月过去，六月来临。娜佳已经习惯了家里的生活。祖母成天围着茶炊忙忙碌碌，不住地叹气。尼娜·伊凡诺夫娜每天晚上谈她的哲学。在这个家里，她依旧像个食客，花一个小钱都要向奶奶讨。家里苍蝇很多。房间里的天花板好像变得越来越低矮。奶奶和尼娜·伊凡诺夫娜从来不出家门，害怕在街上遇见安德烈神甫和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娜佳在花园里散步，到街上走走，她看着那些房子、灰色的围墙，她只觉得这个城市里的一切都已衰老、陈旧，等着它的只能是它的末日，要么开始一种富于朝气的全新的生活。啊，但愿那光明的新生活早日到来，到那时就可以勇敢地直视自己的命运，意识到自己的正确，做一个乐观、自由的人！这样的生活迟早要来临！现在家里一切都由奶奶安排，四个女仆没有住房，只能挤在肮脏的地下室里——可是总有一天，这幢老房子将片瓦不存，被人遗忘，谁也不会再记起它……只有邻院的几个男孩子给娜佳解闷，她在花园散步的时候，他们敲打篱笆，笑哈哈地逗她：

“喂，新娘子！新娘子！”

萨沙从萨拉托夫寄来了信。他用欢快、飞舞的笔迹写道，他的伏尔加之旅十分顺利，可是在萨拉托夫有点儿小病，嗓子哑了，已经在医院里躺了两个礼拜。她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她的内心已有预感，也可以说是确信，有关萨沙的预感和想法不再像从前那样使她激动不安，这一点也让她感到不悦。她一心想生活，想回到彼得堡，同萨沙的交往已经成了虽然亲切却十分遥远的过去了！她彻夜未眠，早晨坐在窗前，听着周围的动静。楼下当真有人说话：惊慌不安的祖母焦急地问什么。后来有人哭起来……娜佳赶紧下楼，看到奶奶站在屋角，在做祷告，她的脸上满是泪水。桌上有一封电报。

娜佳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听着奶奶哭泣，最后拿起那封电报，读了一遍。上面通知说，亚历山大·季莫费伊奇，简称萨沙，于昨日晨间在萨拉托夫因肺结核病故。

祖母和尼娜·伊凡诺夫娜当即去教堂安排做安魂弥撒。娜佳在各个房间里走了很久，想了许多。她清楚地意识到，她的生活，正如萨沙期望的那样，已经彻底改变；她在这里感到孤单、生疏、多余；这里的一切她都觉得毫无意义，她同过去已经决裂，它消失了，像是焚毁了，连灰烬也随风飘散了，她来到萨沙的房间，站了很久。

“永别了，亲爱的萨沙！”她默念道。于是在她的想象中，一种崭新、广阔、自由的生活展现在她的面前，这种生活，尽管朦胧，充满了神秘，却吸引着她，呼唤她的参与。

她回到楼上房间开始收拾行装，第二天一早就告别了亲人，生气勃勃、高高兴兴地走了——正如她设想的那样，永远离开了这座城市。

（19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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