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兰多回到屋里。屋子里一片寂静。没有任何声音。这里有她的墨水瓶，羽毛笔，还有写到一半就中断了的诗稿，当时她正在赞颂永恒。巴斯科特和巴瑟罗缪进来收拾茶具的时候，她正要提笔写下“世间万物恒常不变”，然而，三秒钟后，一切都变了——她跌伤脚踝，坠入爱河，嫁给了谢尔默丁。

她手指上的结婚戒指即是明证。没错，遇到谢尔默丁之前，她就自己戴上了它，但结果表明，那样做非但没用，反而更糟。现在，她带着一种迷信式的敬畏，一圈又一圈地转着那戒指，生怕它从指节上滑落。

“结婚戒指必须戴在左手无名指上才行。”她小心翼翼地说，俨然小孩背书一样。

她说得很大声，语气中的炫耀甚于平常，仿佛刻意说给某个人听似的，而那个人的意见她又极为看重。一可以理清思绪，她就立马关心起了自己行为对时代精神所产生的影响。她尤其想知道的是，自己遇见谢尔默丁并嫁给他这一过程，究竟能否得到它的认可。她显然感觉好多了。自荒野之夜后，她的手指就再没有，或几乎没有刺痛过，然而，她无法否认，她的心中仍有疑虑。她结婚了，没错。但如果她的丈夫总是在绕合恩角航行，这算婚姻么？如果她仅仅是喜欢他，这算婚姻么？如果她喜欢上了别人，这还算婚姻么？最后，如果她仍爱诗歌胜过世上其他一切，这算婚姻么？她的疑虑久久不能散去。

为此，她决定试验一下。她看看结婚戒指，又看看墨水瓶。她敢么？不，她不敢。但她必须。不，她不能。那她该怎么办呢？晕倒，如果可能的话。然而，她曾未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过。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她大喊道，又恢复了过去的那股精气神，“就这样！”

说罢，她拿起笔，狠狠地插进了墨水瓶里。令她大感诧异的是，墨水竟然没有四溅开来。她提起笔来，笔尖湿漉漉的，但却没有滴滴答答。她写了起来。文思来得有些迟滞，但终究还是来了。啊！但她写的东西有意义么？她忐忑不安，心烦意乱，唯恐手中的笔又不听使唤，弄出些什么恶作剧来。她读道：

我漫游到一片荒地，蔓生的野草

被累累贝母花压得似乎喘不过气来，

忧郁而诡异，那蛇一样的花朵，

看似带着暗紫头巾的埃及女郎：

她边写边觉得有个精灵（请记住，我们正在和人类精神最隐秘晦涩的部分打交道）在她身后窥视，当她写到“埃及女郎”的时候，那个精灵让她停下。“野草”这个词用得尚可，它似乎在说，拿了一把家庭女教师常用的尺子，从头打量着这几行诗；“累累贝母花”——很好；“蛇一样的花朵”——这话出自淑女笔下，恐怕有点过火，但想必华兹华斯会对此赞赏有加；但是——“女郎”？一定要用“女郎”这个词么？哦，你说你在合恩角有个丈夫？恩，那就没问题了。

于是，时代精神继续前行。

奥兰多现在打心里（因为这一切全都发生在心里）深深地崇敬时代精神，就像——如果要举一个相较之下微不足道的例子来形容的话——一个知道自己在行李角落里私藏了大捆雪茄的旅行者，深深感激那个大度放行的海关官员一样。因为她此前非常害怕，如果时代精神细细检查过她的思想，定会发现其中有一些严重违禁的物品，并重重地惩罚她。她之所以能顺利通过检验，全属侥幸，靠的是一系列貌似顺从的表面文章，比如戴上戒指，在荒野里找了个男人，热爱自然，不反讽，不愤世，也不搞心理学家那一套——否则的话，一下就会被识破。她松了一口气，因为一个作家的心灵和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无限微妙，作品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能否在两者间找到恰切的平衡。奥兰多做了妥善的安排，使自己处在一个幸福的状态，既无需与时代精神搏斗，又不必完全驯服。她投入时代，但并未失去自我。因此，她现在可以尽情写作了，而且，她确实在写。她写啊，写啊，写啊。

现在是十一月。十一月过了是十二月。然后是一月、二月、三月和四月。四月之后是五月。接下来是六月、七月和八月。再接下来是九月和十月，然后看啊，十一月又到了，就这样，一年又过。

这样写传记，自有其优点，但却不免干瘪、枯燥，而且长此以往，读者可能会抱怨说，他自己也会背日历，何必按照霍佳思出版社[60]的定价掏腰包买这本书。但是，如果传主偏要把传记作者置于尴尬境地，就像奥兰多现在对我们所做的一样，笔者又有什么选择呢？凡值得请教之人想必都会认同，“生活”是小说家或者传记作家唯一适当的主题；另外，这些权威人士坚信，“生活”与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地思考毫不沾边。思想和生活是相去甚远的两极。于是——既然奥兰多在这段时间所做的，只不过是“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地思考”——那么在她结束思考之前，我们也只能背日历，数念珠，擤鼻子，拨炉火，东张西望，直到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奥兰多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屋里静得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听见。要是真的有根针掉在地上就好了！那多少也算是“生活”之一种。要是有只蝴蝶飞进窗来，落在她的椅子上，我们也能有点东西写写。或者，假设她站起来打死了一只黄蜂，我们也马上就可以拿起笔来写，因为会有流血，哪怕流的仅仅是一只黄蜂的血，因为，有流血，就有生活。虽然杀黄蜂与杀人比起来太过琐碎无趣，但对于小说家和传记作家来说，比起奥兰多这样每天坐在椅子里，只与香烟、纸墨相伴，也要有料得多。我们不禁要抱怨（因为我们的耐心正在一点点地被消磨掉），要是传主们能体贴点就好了！你已经在她身上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笔墨，而她却突然脱离了你的控制，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窝火的？你目睹她叹气，喘息，脸一会红一会白，目光时而炯炯有神，时而无精打采，你看着这出荒唐的感情戏码在她脸庞上演，而且知道引起这一切的原因——但这些却又只是无足轻重的思考和想象，而已！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感到屈辱的么？

但奥兰多是个女人——这是帕摩尔森勋爵刚刚证实过的。而大家公认，描写女人的生活时，可以不叙行动，而代之以爱情。有位诗人曾说过，爱情是女人存在的全部。如果我们看一眼正在伏案写作的奥兰多，就必须承认，她的确最适合承担这一使命。毋庸置疑，既然她是个漂亮女人，又正值盛年，她不久就会放弃假装热爱写作和思考，开始怀想哪怕某个猎场看守（只要一个女人想的是男人，就不会有人反对她思想）。然后，她就会给他写张小纸条（只要她写小纸条，也不会有人反对她写作），约他在星期天黄昏见面；星期天的黄昏到了，猎场看守就会来到她窗下吹口哨——这一切无疑是生活的本质，也是小说家唯一可能的素材。那么，奥兰多肯定会做这些事中的一件吧？唉，真是太可惜了，她一件也没有做。那么，我们不得不把她归为那些不懂爱情的怪胎？她喜欢猎狗，忠于朋友，接济饥肠辘辘的穷诗人，热爱诗歌。但爱情——男性诗人定义的那种爱情——说到底，谁能比他们更权威呢——与善良、忠诚、慷慨和诗歌毫不相干。爱情就是脱下衬裙，然后——我们都知道爱情是什么。那么，奥兰多做过那件事么？事实迫使我们说，没有，她没做过。而如果我们的传主既不爱人，也不杀人，只是思考和想象，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说，他或她不过是一具活死人，我们还是早点放弃为妙。

现在，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眺望窗外。麻雀、欧椋鸟、鸽子和一两只乌鸦，都自顾自地忙碌着，有的找虫子，有的找蜗牛，有的飞上枝头，有的在草地上走来跳去。一个腰上系着绿围裙的男仆穿过庭院，可能是去和厨房里的某个女佣幽会，不过既然在庭院里也没什么可靠的证据，我们就只好抱着最善意的希望，不继续追究了。流云掠过天空，时而丝丝缕缕，时而层层叠叠，把草地映得时明时暗，变化不定。日晷神秘莫测地记录着时间。面对这千年如一日的生活，我们的脑海里不禁慵懒、枉然地浮现出一两个关于“生活”的问题来。生活，它吟唱着，或者不如说是哼哼着，像炉子上的水壶一样。生活，生活，你究竟是什么？是光明还是黑暗，是仆人的围裙，还是草地上欧椋鸟掠过时的影子？

那么，在这个人人都叹赏繁花和蜂群的夏日清晨，让我们出去走走，探索一番吧。欧椋鸟扑闪着翅膀停在垃圾筒沿上，在草棍间啄食仆人们梳头时掉落的头发。我们不妨问问它（它比云雀更擅交际）的意见吧。生活是什么，我们靠在农舍的大门上问。生活，生活，生活！那鸟儿叫起来，仿佛听懂并完全理解了我们在说什么。我们有一种恼人的窥探习惯，即先在屋里提出问题，然后走到屋外面四处张望，掐几朵雏菊，就像作家不知道下面该写什么时所做的那样。那鸟儿说，然后，他们来到这里，问我生活是什么！噢，生活，生活，生活！

然后，我们沿着旷野小路继续前行，登上高高的、葡萄酒般暗紫的山脊，在那里躺下，做白日梦，看一只螳螂费力地将稻草背回家。它说（如果翅膀振动发声也配得上这个神圣而温柔的字眼的话），生活就是劳作——至少我们是这样解释它那呛了灰尘的喉管所发出的呼呼声的。蚂蚁也赞同这一点，还有蜜蜂，但如果我们在这里躺得再久一点，直到夜幕降临，再去问从灰白色的石楠花丛中悄然飞出的飞蛾这个问题，它们就会在我们耳边轻轻发出狂野的呓语，像暴风雪中电报线发出的声音一样：噫——嘻，呵——吼。生活就是笑声，笑声！飞蛾们说。

我们已经问过了人、鸟类和昆虫，至于鱼儿，据说有住在山野洞穴里，孤独经年的隐士曾经盼着它们能开口说话，但它们却从来不说，所以可能真的知道生活是什么——一路问过后，我们并没有变得更聪明，而只是变得更老、更冷漠了（因为我们不是曾经以某种方式祈祷过，要写一本内容极其艰涩、极其罕见的书，好让看过的人迷惑，以至于发誓书里写着的就是生活的意义么？）算了，还是回去吧，对满怀期待的读者们直截了当地说——唉，生活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这时，奥兰多推开椅子，伸了伸胳膊，放下笔，走到窗前宣布，“大功告成！”——就这样，她在最后一刻挽回了这本传记行将夭折的命运。

窗前的非凡景象差点把她吓得跌倒在地。她看到了花园，花园里有几只鸟。世界还像以前一样运转着。在她闭关写作、不问世事的这么长时间里，一切都在继续。

“如果我死了，世界也不会有丝毫不同！”她惊叫。

她的感情如此强烈，以至于有那么一个瞬间，她真的以为自己已经死了，也有可能，她当时确实感到了一阵眩晕。她怔怔地望着眼前一如往常的怡人景色，就在这时，一件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她放在怀里的手稿，突然像个活物一样剧烈地跳动起来，更惊人的是，她和它似乎能心意相通，奥兰多侧过头就能知道它在说什么。它想被阅读。它必须被阅读。如果无人阅读，它就会死在她的怀里。她平生第一次对自然心生怨恨。周围有猎麋犬和玫瑰花丛，但它们都无法阅读。这真是造物主可悲的疏忽，而她过去从未察觉。在阅读这方面，人类天赋异禀，因此不可或缺。她命令仆人备好马车，她要立刻去伦敦。

“您刚好能赶上11:45的火车，夫人。”巴斯科特说。在这之前，奥兰多对蒸汽机的发明全无概念，但被怀中手稿的痛苦驱使着——这手稿能否存活完全取决于她——她第一次看见了火车，坐进了车厢，并在膝盖上围了毯子，而在做这一切时她从未片刻想到过这“不可思议的伟大发明，它（历史学家们说）在过去二十年里彻底改变了欧洲的面貌（实际上这样的事情要比历史学家们以为的多得多哩）”，而只觉得它满身煤灰，发出可怕的轰鸣声，而且窗子打不开。她完全陷在自己的沉思里。不到一个小时，她就被风驰电掣的火车带到了伦敦，站在了查令十字车站的月台上，茫然不知向何处去。

十八世纪，她曾在布莱克法亚的老宅子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现在，那所老宅子被卖掉了，一部分卖给了救世军[61]，一部分卖给了一家雨伞厂。她在梅费尔区另外买了一幢新居，卫生，便利，地处时尚世界正中央。可是，梅费尔能让她的诗如愿么？感谢上帝，她记起了那些夫人们明亮的双眼和老爷们匀称的双腿，那个世界的人还没养成阅读的习惯。因为，如果他们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就太糟糕了。那里住着R夫人。她的客厅里一定还在继续同样的谈话，对此她毫无疑问。他们会谈论，将军的痛风或许已经从左腿转移到了右腿，L先生与R而不是T一起住了十天。然后蒲伯先生就会走进来。哦！蒲伯先生已经死了。她想知道，当今的智者都有谁——可你又不能去问门房这种问题，于是她继续往前走。街上车子来来往往，马颈上的铃铛响个不停。一队队奇怪的带轮子的小箱子靠在人行道边。她走上斯特兰德街，这里的喧嚣更甚。各式各样的大小车辆夹杂在一起，拉车的或是纯种马，或是杂种马，有的上面只坐了一位孤零零的贵妇，有的却从上到下挤满了戴着丝质礼帽、留八字胡的男人。她的眼睛看惯了朴素的大开本书页，很不适应眼前满目的马车、大车和公共汽车；她的耳朵听久了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不免觉得这里的声音嘈杂吵闹，刺耳至极。街上挤满了人。熙熙攘攘的人流灵活地绕过车辆，不停地向东西两个方向涌去。道边站着许多男人，举着一盘盘小玩意儿大声叫卖。男孩们在马鼻子前面穿梭奔跑，手里紧紧拿着一束束印满文字的纸，也在放声吆喝：号外！号外！一开始，奥兰多真地以为这个国家出了什么大事，但说不清是好事还是坏事。她急忙想从人们脸上找到答案，但却越看越迷惑。这边来了一个人，满脸哀戚，喃喃自语，像是遇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伤心事；可人群中迎面而来的一个胖子却满面春风，神采飞扬，仿佛全世界都在过节。于是，她最后只能得出如下结论：一切都乱七八糟，毫无规律或道理可循。男男女女都在自顾自地忙碌着。而她又该往哪里去呢？

她继续漫无目的地向前走，走过一条街，又折向另一条街。街两旁的大橱窗里堆满了手提包、镜子、睡袍、鲜花、鱼竿、午餐篮……各种商品花样繁多，琳琅满目，四周环绕穿插着大堆大堆的缎带和气球。有时，她经过一条条大道，两旁是静悄悄的住宅，它们都郑重其事地编着号，“一”、“二”，一直到二三百。这些房屋全都一模一样，仿佛出自同一个模子，都是两根柱子，六级台阶，窗帘整齐地拉好，桌上摆着一家人的午餐，一扇窗里有只鹦鹉望向窗外，另一扇窗里则是个男仆。她被这种单调、整齐划一的风格搞得头晕目眩。后来，她又穿过了几个大广场，广场中央立着一座座闪闪发光的黑色雕像，都是些体态臃肿的男人，纽扣绷得紧紧的，还有腾跃的战马、高耸的柱子、起起落落的喷泉和飞来飞去的鸽子。她沿着人行道走啊、走啊，直走得饥肠辘辘。突然，她的胸口有什么东西扑腾了起来，仿佛在责怪她竟然把它忘了。那是她的诗稿：《橡树》。

她对自己的疏忽感到手足无措，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奇怪的是，这时街上一辆马车也没有，空空荡荡的，只有一位老绅士正向她走来。他走路的样子有点眼熟。他走近了一点。她肯定他们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但是，在哪里呢？这位装扮整齐，手里拎着手杖，扣眼里别着朵鲜花，满面红光，大腹便便，白胡子梳得一丝不苟的老绅士，难道是他？哦，老天作证，真的是他！——她的老相识，很久很久以前的相识，尼克·格林！

同一时刻，他也看见、记起并认出了她。“奥兰多夫人！”他惊呼一声，挥帽致意，帽子差点掉到了地上。

“尼古拉斯爵士！”她也叫起来。从他的打扮、举止中，她凭直觉知道，此人如今想必发了迹，一定受封爵士了，而且无疑还顶着许多其他头衔。在伊丽莎白时代，他穷困潦倒，写一行字只能赚一便士，但言语却尖酸刻薄得很，曾对她自己和其他无数人大加挞伐。

他又鞠了一躬，表示承认她的结论完全正确；他不但是爵士，还是文学博士和教授，著作等身。简而言之，他成了维多利亚时代最负盛名的批评家。

遇到多年前曾给自己带来巨大痛苦的人，奥兰多心里五味杂陈，难以名状。难道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当年那个疾病缠身、一刻也安静不下来的家伙？把她的地毯烧出洞，在意大利壁炉上烤奶酪，夜夜给她大讲关于马洛和其他人的逸闻趣事，从日落讲到天明？现在，他却衣冠楚楚，身穿灰色日礼服，扣眼上别一朵粉红色的鲜花，手上还带着相配的灰色小山羊皮手套。正在她惊奇于这一变化的时候，他又鞠了一躬，问她可否赏光与他共进午餐？如此频繁鞠躬稍嫌过火，但总体而言，他对贵族做派的模仿仍然可圈可点。她一边想，一边跟着他走进了一家装潢豪华的餐馆。餐馆里清一色红地毯，白台布，银制调味瓶，和当年他经常光顾的那些小酒馆或咖啡店简直天差地别——那些地方都是沙地，木条凳，用大碗装潘趣酒和巧克力，到处散放着传单和痰盂。直到他把手套整整齐齐地放在桌边，她依然难以相信他和自己记忆里的格林是同一个人。过去足足有一英寸长的中指甲，现在修得整整齐齐。过去胡子拉碴的下巴，现在剃得光不溜湫。过去破破烂烂、总是浸到肉汤里的袖口，现在配上了金袖口。实际上，直到点酒的时候，他精挑细选的神态让她想起很久以前格林对马姆塞白葡萄酒的热衷，才终于让她确信这还是同一个人。“啊！”他轻叹了一声，姿态有点不自然，“啊，我亲爱的夫人，文学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喽。马洛、莎士比亚、本·琼森，这些人是巨人。德莱顿、蒲伯、艾迪生，这些人是英雄。但他们现在都不在了。我们剩下了什么呢？丁尼生，勃朗宁[62]，卡莱尔！”他的语气中充满了不屑。“事实上，”他边说，边给自己倒了杯酒，“现在所有年轻作家都乞食于书商，并且粗制滥造大量可以换钱的文学垃圾，只求卖出好价钱，付裁缝的账单，”他吃了一口开胃小菜，接着说，“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矫揉造作的幻想和疯狂的猎奇求新——任何一点都不会被希腊人容忍片刻。”

“不，我亲爱的夫人，”他一面接着说，一面对侍者端上来请他过目的烤鲽鱼点点头表示赞许，“那个伟大的时代结束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年代。我们必须珍惜过去，崇拜那些继承了古典遗风的作家——这种作家，现在还是有几个的——他们效法古人，写作不为金钱，而是为了——”听到这里，奥兰多几乎要接着他的脱口而出：“永裕！”实际上，她敢发誓，他的这些话和三百年前几乎只字不差。虽然列举的名字变了，但实质没变。虽然受封了爵士，但他仍是当年那个尼克·格林。但与此同时，他身上还是有那么一点变化的。他喋喋不休地说，要追随艾迪生（以前是西塞罗，她想），早上躺在床上（她为此感到骄傲，因为他之所以可以这么做，全拜她按季度给付的年金所赐），翻来覆去地诵读最优秀的古代作品至少一小时，才开始动笔写作，这样作品才不会被这个粗俗的时代所玷污，或被我们母语如今可悲的境况（她相信他在美国住了很长时间）所拖累——他的这些言论，与三百年前的格林并无两样，她不禁问自己，他身上的变化究竟在何处？他的身材变肥胖了；但他已年近七十。他的穿着更光鲜了，因为文学显然已经变成了一门欣欣向荣的行业；然而不知怎的，他身上曾有过的那种焦躁不安的活力消失了。虽然他的故事依然精彩，但却少了过去那种流畅自然。没错，他还是不停地提到“我亲爱的朋友蒲伯”或“我出色的朋友艾迪生”，但他的身上多了一种令人感到压抑的“体面”气质，而且比起其他诗人的丑闻八卦来，他如今似乎更乐于与奥兰多谈论她自己那些贵族亲戚的言谈举止。

奥兰多感到一股难以名状的失望。这些年来，文学在她心中（她与世隔绝的状态，她的阶级，她的性别都可以为这一点开脱），一直狂野如风，热烈如火，迅疾如闪电，行踪不定，不可捉摸，而现在，文学却成了一个穿灰色套装的老先生，嘴里还闲谈着某个公爵夫人的轶事。她的失望是如此剧烈，以至于把胸口的一颗纽扣都迸开了。于是，《橡树》的诗稿掉了出来，落在桌子上。

“一份手稿！”尼古拉斯爵士惊呼道，并戴上金边夹鼻眼镜，“有意思，真有意思！让我看看这份手稿。”在隔了三百年后，尼古拉斯·格林再次拿起奥兰多的诗稿，在咖啡杯和酒盅之间读了起来。不过这一次，他的评价与当年大相径庭。他一边翻读，一边说，这诗让他想到了艾迪生的《卡托》，又说，它可以和汤姆森的《四季》[63]相媲美。他很欣慰地发现，这首诗丝毫没有沾染现代精神的坏习气，纯粹地探索真理、自然与人性；在这个充满无耻的怪癖的时代里，这一点显得尤为可贵。当然，这诗稿应该立即出版。

奥兰多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她总是把诗稿揣在怀里四处走动，这做法让尼古拉斯爵士忍俊不禁。

“但，你对版税怎么看？”他问。

听闻此言，奥兰多立即联想到白金汉宫，以及碰巧住在里面的几位忧郁的君主。

尼古拉斯爵士笑得更开怀了。他解释说，他的意思是，如果他给某某先生（这里他提到了几个知名出版社的名字）写一个便条，他们就会很乐意把这份诗稿列入出版名单。他或许能为她商定前两千册百分之十，两千册以后百分之十五的版税。至于评论么，他可以亲自联络一位先生，他是当今最有影响力的评论家；再写封信恭维一下——位编辑的妻子——比如略微称赞她的诗几句——总没什么坏处。他还可以给某某打个电话……就这样，他絮絮叨叨地说啊说啊。但奥兰多一句也没听懂，而且依照以往的经验，她也不大相信他有什么好心。然而，她却不得不屈服，因为这不仅是他的希望，更是诗稿本身的炽烈愿望。于是尼古拉斯爵士整理好这一束染了血迹的诗稿，小心翼翼地按平放到上衣口袋里，唯恐它弄皱了自己的衣服。又是一番客套后，两人告别了。

奥兰多又走在了大街上。胸口之前放诗稿的地方一下子空了，这让她觉得有点不适应。既然诗稿已经送了出去，她唯一可做的事也只有随意思考些什么——比方说，人类命运中难得的机缘巧合。她手戴结婚戒指，独自走在圣詹姆斯大街上。曾经是咖啡馆的地方，现在变成了一家酒店。现在正是下午三点半，阳光明媚，这里落着三只鸽子，那里有一只杂种小猎犬、两辆轻便马车和一辆带轿厢的马车。那么，“生活”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猝不及防地闯进了她的脑海，没有一点预兆（除非是因为遇见了老格林）。而每当遇到这种突如其来的问题，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拐进最近的邮局，给她的丈夫发个电报（他在合恩角）。至于这一行为究竟说明她与丈夫的关系如何，是好是坏，读者可以自行判断。旁边就有一个邮局。“我的天谢尔”，她写道，“生活文学格林谄媚——”她接下来的话全用他们两个发明的暗语写成，可以在寥寥数语中传达最复杂微妙的精神状态，但却让电报员看得一头雾水。电报以“拉提根，格鲁姆夫卜”结尾，给全部内容做了个漂亮的总结。因为这个上午发生的事情不但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读者也一定注意到，奥兰多经历了一次成长——但不一定长成了更好的人——而“拉提根，格鲁姆夫卜”就概括了这样一种极其复杂的精神状况，读者如果非常非常用心的话，或许可以发现这种状况究竟为何。

电报发出去了，但最快也要几个小时才能有回复。而现在，她看着天上骤然飞旋的流云想道，合恩角很可能正刮着大风，所以，她的丈夫很可能正爬到桅杆顶上，或是砍掉船上朽烂了的圆木，甚至独自在一条小船上，身边只剩一块饼干。于是，她走出邮局，转进了另一家店铺，这种店铺如今遍地都是，自然无需特别描述，但在奥兰多眼里，它却神奇到了极点：这是一家书店。迄今为止，奥兰多见过的都是作品手稿；她曾手捧棕色的粗糙纸页，上面有斯宾塞潦草的字迹；也曾见过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亲笔。实际上，她收藏了数目颇巨的四开本和对开本手稿，里面经常附着一首献给她的十四行诗，有时还夹了一绺头发。但这家店里数不胜数的书卷让她大感惊诧。它们鲜亮，整齐划一，而又注定不能长久，因为它们似乎都印在薄纸片上，用纸板装订。莎士比亚的全集只要半个克朗，而且可以装在口袋里带走。纸上的字小得难以辨认，但无论如何，这仍是一个奇迹。“著作”——她认识的、听说过的、没听说过的许许多多作者的著作摆满了一个个书架。更多的“著作”乱糟糟地堆在桌子上，椅子上，她拿起来翻了几下，大多是尼古拉斯爵士或其他人评论他人著作的“著作”，这些书的作者，有很多奥兰多都没听说过，但她无知地认为，既然他们的作品得以印出来并装订成册，那他们一定也是些大作家了。于是她下了个惊人的命令，让书商把店里所有值得一看的书全部送到她家里。说罢，她走出了店门。

她来到了海德公园。她过去很熟悉这个公园（就在那棵被劈成两半的树下，汉密尔顿公爵曾被莫汉勋爵一剑刺穿）。她的嘴唇开始下意识地把刚才的电报内容编成毫无意义的旋律，唱出声来：生活格林谄媚，拉提根，格鲁姆夫卜。弄得几个公园管理人很疑虑地上下打量她，直到他们发现她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才断定她精神正常，没什么毛病。在一棵大树下，她摊开从书店带出来的一打报纸和评论期刊，趴在地上，双肘支起身子，聚精会神地探索这些文字大师们如何操练散文写作这门技艺。因为她还被一种古老的轻信主宰着，即认为铅字是神圣的，在她眼里，即使是一张周报上模糊的字迹也有几分不可亵渎的光彩。于是她侧躺在手肘上，开始读尼古拉斯爵士的一篇诗歌评论文章，被评论的诗集主人是她的老相识——约翰·邓恩[64]。但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位置离蟒湖很近。无数条狗的吠声在她耳边响起。马车轮子不断从她身边经过。头上的树叶沙沙作响，像在叹气一般。不时有镶了边的裙子和猩红色的紧身裤在她眼前几步远的地方穿过草坪。一个巨大的皮球砸在她的报纸上弹了起来。紫罗兰色、橙黄色、鲜红色、蓝色的光透过树叶的缝隙，一闪一闪地照在她的翡翠戒指上。她读完一句话，仰头看看天空；她仰头看看天空，又低头看看报纸。生活？文学？要把两者融为一体？可是那该有多么难啊！因为——又过来了一条猩红色的紧腿裤——艾迪生会怎么办呢？那边有两只狗立在后腿上跳舞，如果兰姆见到了会怎么形容？因为读尼古拉斯爵士和他的朋友们的评论文章（她一边四下张望，一边阅读），让她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这时她站起来，走了几步——即人永远、永远也不应该说出自己真正所想的东西。（她站在蟒湖边。湖水是青铜色的，湖面穿梭着轻舟。）读这些文章让她有种极其不适的感觉，它们让人觉得，你必须一直模仿其他人的风格写作（泪水涌上了她的眼眶）。她用脚尖推开一只小船，想道，我没法这样（如同所有文章一样，尼古拉斯爵士的文章在隔了十分钟后，连同他房间的陈设、他的头颅、他的猫、他的书桌、他写作当天的具体时刻等等，一起浮现在她的脑海里），我想我做不到像他那样去看、去思考：坐在书房里，不，不是书房，是发了霉的起居室里，一坐就是一整天，和漂亮的年轻人交谈，给他们讲些“绝对不要外传”的名人轶事——图珀尔如此这般评论斯迈尔斯[65]，诸如此类，然后——她伤心地啜泣了起来。他们都那么有男子气概，可是我真的很讨厌谈论公爵夫人，也不喜欢蛋糕，而且虽然我已经够恶毒了，但我永远都学不会像他们那样恶毒，那我又怎么成为一个批评家，写出我们时代最好的英语散文来呢？该死！她大叫着猛地发动了小汽船，差点让它倾覆在青铜色的湖面上。

当人处在某种心理状态时（用护士们的话说）——而此时眼泪仍在奥兰多的眼里打转——其视力就会扭曲变形，一样东西在他眼里会变成另一样，更大，更重要，但形态还与原来一样的东西。如果你在这种心境下看蟒湖，在你眼中湖水很快就会变得如大西洋般波涛汹涌；玩具船也与远洋邮轮毫无二致。因此奥兰多把玩具船当成了她丈夫的双桅帆船，把自己脚尖激起的涟漪当成了合恩角的惊涛骇浪。她看着小船爬上浪尖，以为自己目睹的是邦斯洛普的船沿着山一般的巨浪上行，上行，突然一个白色的浪头挟千钧之力朝它拍了下去，它在浪头下消失了——“船沉了！”她痛苦地大叫一声——可是，看啊，它又出现了，正在和一群鸭子一起，稳稳行驶在大西洋的另一边。

“太好了！”她连连惊叹，“太好了！邮局在哪里？”她想知道，“因为我得马上拍个电报给谢尔，告诉他……”嘴里交替嘀咕着“蟒湖上的玩具船”和“太好了”（这两个词的意思完全相同，因而可以互换），她匆匆起身往公园街赶去。

“玩具船，玩具船，玩具船。”她不断重复着这几个字，借以说服自己，重要的不是什么尼克·格林评论约翰·邓恩的文章，也不是八小时法案、国际公约或工厂法，而是一种无用、骤然、激烈、能要人命的东西……红色、蓝色、紫色……无拘无束的精灵、喷溅而起的水花……就像这些风信子（她正经过一大片花圃），既不被人性的污秽所沾染，又没有“关心同类”的负担，一种荒唐而不顾一切的东西，就像我的风信子，我是说，就像我的丈夫邦斯洛普一样，像蟒湖上的玩具船一样——太好了！只有这种狂喜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就这样，她在斯坦霍普门等着过马路的时候自言自语，因为除了无风的季节以外，她多数时候都与自己的丈夫分居，而这造成的结果就是她会在公园街和自己大声地胡言乱语。要是她整年都和他住在一起，就像维多利亚女王所建议的那样，事情无疑会大不相同。但有时她会突然想到他，并感到必须马上和他说话，刻不容缓。她一点都不在乎自己可能说些没有意义的话，或者打乱了叙事的节奏。尼克·格林的文章让她坠入了绝望的深渊；玩具船将她托上了狂喜的峰顶。于是，边她嘴里重复着：“太好了，太好了”，边等着过马路。

但那天下午的车子碰巧特别多，她被堵在了原地，口中不断重复着“太好了”和“蟒湖上的玩具船”。在她面前，英格兰的富豪权贵，正头戴礼帽，身穿斗篷，雕像般一动不动地坐在四架马车、维多利亚马车和敞篷马车里，招摇过市，仿佛一条金河凝固了，沿着公园街结成了一块大金条。贵妇们用手指拈着名片盒；绅士们把镶金的手杖夹在膝间。奥兰多站在那里，惊奇艳羡，充满敬畏地看着这一切。只有一个想法让她不安，一个凡是见过巨象或鲸鱼的人都不会陌生的想法，那就是：他们怎么繁殖？显然任何压力、变化或活动都会让这些庞然大物心生反感。说不定，奥兰多看着那些庄重严肃的面孔想道，他们的繁殖季节已经结束；这是繁殖过后的结果，是最终的目的。她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的胜利。他们雍容大度，踌躇满志地坐在那里。不过这时警察举起了手，金河又开始流动了，这个光辉灿烂的巨大凝结物移动着，渐渐散开，最后消失在皮卡迪利大街上。

于是，她穿过公园街，回到科松街的家。在那里，每当绣线菊盛开、满街飘香的时候，她就会想起麻鹬的叫声和一位带枪的老人。

她跨过门槛时，想起了切斯特菲尔德勋爵曾经说过……可是具体说了什么，却不大想得起来了。就在这朴素的十八世纪大厅里，她曾领略过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的迷人风度：他把帽子放在这里，大衣挂在那边，其举止之优雅，对一旁观看的人来说是种享受。而现在，大厅却堆满了包裹。她坐在海德公园时，书商已经把她的订货悉数送到。整个房子都堆满了书——楼梯上还有包裹往下滑——所有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作品都在这里了，用灰纸和细绳整整齐齐地捆着。她自己抱了几包进房间，然后又叫男仆把其他的都搬进来，然后切断无数细绳。转眼间，她就被包围在了书山之中。

奥兰多习惯了十六、十七、十八世纪文学作品的规模，此时不禁对这一购买行为的后果感到震惊。因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来说，“当代文学”当然不仅意味着四个独特的伟人的名字，而是四个伟大的名字浮现在一大堆亚历山大·史密斯、迪克森、布莱克、米尔曼、巴克、谭恩、佩恩、杜柏、詹姆森之中。这些人全都能言善辩，吵吵嚷嚷，当仁不让，而且处处要求得到和其他人一样的注意。奥兰多对铅字的崇拜面临了严重考验，但她还是把椅子拉到窗前，借着梅费尔区高大建筑之间漏下来的光线，打开这些书，读了起来，试图得到一个结论。

显而易见，要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得出结论，只有两个方法——一种是八开本的著作写个六十卷，另一种是把它压缩成六行文字。既然时间有限，就让我们选择后一种快捷经济的方法吧。奥兰多在翻看了半打书之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些书没有一本是题献给某个贵族的，这很奇怪；其次（翻开一大堆回忆录），没几个作者像她自己一样出身名门望族；再次，如果克里斯蒂娜·罗塞蒂[66]小姐来喝下午茶的话，拿一张十英镑的钞票卷住糖夹子是极不妥当的行为；再次（这里有半打庆祝某某成立一百周年的请帖），如果文学赴了这么多场宴会，它一定吃得红光满面了；再次（她被邀请去参加一系列讲座，都是关于“什么影响了什么”、古典主义的复兴、浪漫主义的幸存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诱人题目），如果文学听了这许多讲座，它一定变得很枯燥无味了；再次（她去参加了一个贵妇的招待会），如果文学穿上了这么多毛皮披肩，它一定变得十分尊贵了；再次（她拜访了卡莱尔位于切尔西、隔音极好的房间），如果天才需要这般小心养护，那它一定娇贵异常；最后，她得出了最终的、无比重要的结论，但既然我们已经超出了六行的字数限制，就必须将它略过不谈了。

得出了这一结论之后，奥兰多站在窗前，向外凝望了很久。因为，一旦你有了一个结论，就如同把球扔过了网，必须等待对面那无形的对手将其打回来。她想知道，那片笼罩在切斯特菲尔德宅子上的、无色透明的天空，接下来将怎样回应她？她双手紧扣，站在窗前思索良久。她突然一跃而起——这里我们只能希望，像上次纯洁、贞洁和谦恭三女神闯进门来时一样，至少可以给我们传记作者留一点喘息的空间，让我们有时间停下来好好想想，如何把这件必须小心处理的事情讲得尽量委婉一点。但是，啊，这次她们没有这样做。自从上次她们把白色衣裙扔到赤裸的奥兰多身上，却发现差了几英寸之后，这几位女神多年来早已放弃了与她交流的尝试，另找对象去了。那么，在这个阴沉的三月早晨，就没有其他事情能够缓和、遮盖、掩饰这一无可否认的真相了吗？因为，在猛地跳起来之后，奥兰多——感谢老天，就在这个时刻，窗外响起了微弱、尖细、流畅、断断续续的音乐声，是那种老式的手摇风琴的声音，这种乐器直到现在还会有意大利的风琴师在窄街上演奏。尽管它很不上档次，吱吱呀呀的，但我们还是接受这种干预吧，就当它是仙乐来聆听，以填满书页，直到那不可避免的一刻最后来临。连男女仆人们都料到了这件事。读者们也一定料到了。因为奥兰多本人显然再也不能忽视它了——让风琴声继续吧，带着我们的思绪飘远，因为音乐响起时，思绪不过是一条随波逐流的小船，是所有交通工具中最笨拙、最不可控制的一种，它漂过屋顶，漂进晾着衣服的后院，漂进——这又是哪里？你能否认出这树林，和林丛中间的尖顶，以及两旁各蹲了一头狮子的大门？哦，是的，这是邱园[67]！那么，就邱园吧。现在，我们在这里，在邱园，然后我今天（三月二日）要指给你看，在那棵李子树下，有一株麝香兰，一株番红花，还有一个花苞在杏树上；所以在那里散步，就意味着要想到球茎，多毛的红色球茎，十月份埋到地里；现在开出了花；还要想到那些接下来会发生的，不适宜被说出来的事情，要从烟盒里拿一根香烟甚至雪茄，要把斗篷平铺在橡树之下（为了押韵），然后坐下来，等着那只翠鸟，据说有人曾见到它在夜里横穿湖面。

等等！等等！翠鸟来了；翠鸟没来。

看，工厂的烟囱在冒烟；看，那些市政文员正乘着小船在湖上漂过；看，那个老妇人在遛狗；看，那边的小女佣第一次戴上新帽子，帽檐有点歪。看看他们。尽管依照自然仁慈的安排，我们无从知晓人们心中埋藏着的秘密，却永远受到诱惑想去猜度那些或许并不存在的东西。但透过袅袅升起的烟圈，我们还是能清楚地看到那些对一顶帽子、一条小船、阴沟里的一只老鼠燃起的欲望，就像当年我们看到君士坦丁堡附近尖塔边的田野里燃起的火焰一般——当思绪被风琴声牵动着，泼洒到调色盘上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这种离奇愚蠢的联想——让我们向欲望实现之辉煌致敬。

自然的欲望万岁！幸福万岁！神圣的幸福万岁！以及形形色色的欢娱、鲜花与美酒，虽然前者凋谢，后者令人醉生梦死；星期日花半个克郎买张票就可以离开伦敦，去昏暗的小教堂里唱赞美诗，关于死亡或者其他，无论什么，只要能中断那些譬如敲打字机、信件归档、打造链条、把帝国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之类的勾当就好。甚至要赞美女店员嘴上那粗糙、鲜红的弧线（仿佛朱庇特笨拙地用拇指蘸了红墨水，草草涂写的一个标志）。幸福万岁！翠鸟横穿湖面，一切自然的愿望都得以实现，无论男性小说家怎么说；或祈祷；或否认；幸福万岁！无论它以什么形式来，越多种多样、越奇怪越好，因为黑暗的溪流涌动着——假如它真像韵脚所暗示的，“仿佛梦境”——但我们通常的命运连这都不如，更糟糕，更无趣；没有梦，只有“活着”，沾沾自喜，滔滔不绝，因循守旧，仿佛生活在橄榄绿色的巨大树冠之下，茂密的枝叶遮蔽了翠鸟横穿湖面时翅膀上闪过的蓝光。

让我们歌唱幸福，但幸福过后的梦境不再值得歌颂：在那些梦境里，一切都膨胀变形，如同乡下小酒馆的店堂里污迹斑斑的镜子映出的人脸。在那些梦境里，我们被撕扯开来，伤痕累累，却依然沉睡着，沉睡着，睡到所有形状都被碾碎成轻柔的灰尘和粉末，黑暗的水面神秘莫测，在那里，折叠着，层层包裹着，木乃伊一般，飞蛾一般，我们躺在最深的睡梦的沙滩上。

不过且慢！且慢！这次我们并不打算造访那黑暗的国度。蓝光一闪，恰似有人在我们头脑中划了根火柴，翠鸟飞了起来，像一团火焰，冲破了睡眠的封印；于是，洪水冲开闸门，重新涌入，鲜红的、浓稠的生命之流，涓涓，汩汩；我们起身，目光落在——（风琴声戛然而止）

“是个男孩，漂亮极了，夫人。”助产妇邦汀说道，将奥兰多的头生子放到她怀里。换言之，三月二十日星期四凌晨三点整，奥兰多平安产下一子。

奥兰多再次站到窗前，不过读者们大可放心；今天不会再有同类的事情发生了，而且无论如何，这也不是同一天了。因为，如果我们和奥兰多一道看向窗外，就会发现公园街已变面目全非。现在，一个人可以在那里站上十来分钟，就像奥兰多正在做的那样，却见不到一辆敞篷马车经过。“看那边！”几天后，她看到一辆截短了的马车，没有马拉，孤零零地在街上滑行，不禁惊叫了起来。一辆马车，却没有套马！说罢，她就被人叫走了，过了一会才回来，又看了一眼窗外。近来天气变得很奇怪。她不由自主地想道，天空变了，变得不像原来那么阴沉、水淋淋、五颜六色了。看，那里是爱德华国王，他继承了维多利亚女王的位子，现在正从他那神气的四轮轿式马车上下来，去拜访对街住着的一位女士。现在，云朵仿佛缩成了一层薄纱，天空仿佛由金属制成似的，热天时光泽全无，成了铜绿或橙黄色，像金属着了雾一般。这种缩小了的感觉看上去有点不对头。似乎所有东西都缩小了。前一天晚上，她从白金汉宫前驾车经过，发现那个拔地而起，她曾以为会永世长存的俗艳玩意儿已经不在那里了：那些高顶礼帽、寡妇的丧服、喇叭、望远镜、花环……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人行道上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连个水坑都没有。但变化最大的还是——又过了一会儿，她再次回到窗前自己最喜爱的驻足的地方——现在又到了傍晚，她看到了最为惊人的变化。看那些房子里的灯光！只需碰一下开关，整个屋子就全亮起来了；每家每户都是如此，处处灯火通明。一个个四方盒样的小房间，内部一览无余，没有隐私可言；不见了以前那些久久逗留的身影和隐秘的角落；也不见了那些身穿围裙、手提油灯的女人，她们把油灯小心翼翼地放在这张或那张桌子上。只需碰一下就亮起来了！现在天空彻夜明亮，街道也是彻夜明亮；一切都是明亮的。第二天中午，她又回到窗边。女人们近来变得多么颀长啊！她们看上去像玉米杆子，腰背挺直，闪闪发光，所有人看上去都一模一样。男人们的脸像手掌般光洁。干燥的空气让色彩变得更加鲜艳，似乎也让人们面颊上的肌肉变得僵硬，哭泣越发难了。两秒钟就能把水烧得滚热。常春藤或是干枯脱落，或是从墙面上被铲了下去。植物长得不那么茂盛了，家庭也越变越小。帘子和台布收起来了，露出了墙面，挂上了色彩明丽、镶着框子的静物油画或木版画，画的是街道、雨伞、苹果一类的东西。这个时代有一种确定、独特的特质，让她想起十八世纪，但同时也有种旁逸斜出、铤而走险的东西在里面——她正这样想着，仿佛自己这几百年一直走在一条漫长的隧道里，隧道到这里一下子豁然开朗了；有光照进来；她的思绪骤然一紧，全身都警觉起来，好似有个钢琴调音师正把琴键插入她的背脊，然后旋紧了神经；与此同时她的听力变得更敏锐，可以听到此时屋子里每一个细微的声音，壁炉架上的座钟滴答在她耳中有如重锤落下。就这样过了几秒钟，灯光变得越来越亮，她看到一切越来越清晰，钟表的滴答声也越来越响，直至变成巨大的雷暴响在她耳畔。奥兰多一跃而起，好似头部受到重击了一般。她被重重地打了十下。现在是1928年，10月11日，上午10点，也就是此时此刻。

奥兰多跳了起来，手按胸口，面色苍白，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还有什么，能比“身处此时此刻”这一启示更可怕呢？我们能避过这一惊吓，全仗前有“过去”、后有“未来”的庇护。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来思考这一问题，因为奥兰多已经迟到了。她跑下楼，跳进小汽车，按下自动启动装置开走了。巨大的蓝色建筑高耸入云；红色的烟囱通风帽星星点点地散布在天空上；马路像银光闪闪的钉子；公交车由表情呆滞的司机们开着，朝她的方向直冲过来；她注意到海绵、鸟笼、一箱箱美国绿绒布。但是，在驶过“当下”这一独木桥时，她不允许这些景象在自己的脑海里留下任何印象，唯恐一不留神，就会跌进桥下汹涌的湍流。“你就不能看着自己要去的地方？……把手伸出来，不行么？”——这些话完全是冲口而出。因为街道无比拥挤，行人又根本不看要去的方向，全都吵吵嚷嚷地围着商店的玻璃橱窗看个不停，橱窗里面流光溢彩，琳琅满目。好大一群蜜蜂啊，奥兰多想——然而这念头倏尔闪过，随即就被截断，她眨了眨眼，眼前的景象恢复到了正常的比例，发现那些是人。“你就不能长眼睛看看路么？”她厉声喊道。

她终于来到马歇尔与斯奈格夫百货商店。她下车，走了进去，各种色彩和气味扑面而来。“当下”像灼热的水珠般，从她的身上挥发殆尽。灯光上下摇曳，如轻薄的衣料飘荡在夏日的和风里。她从手袋里拿出一张单子，念了起来，声音起初有点生涩僵硬，仿佛她正在一个流出五色水的水龙头下举着这些字眼：男孩的靴子、浴盐、沙丁鱼……她看见，这些东西在灯光之下变形。“浴盐”和“靴子”变得笨重迟钝；“沙丁鱼”长出了锯齿。她站在马歇尔与斯奈格夫百货商店的底层，东瞧瞧、西看看，闻闻这个、嗅嗅那个，耽误了几秒钟。随后，她走进电梯，只因为电梯门开着。电梯平稳地向上升。她站在里面，禁不住想，如今生活的本质是一种魔术。十八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但现在我被举上空中，听到来自美国的声音，看到有人飞上了天——但这一切都是怎么做到的，我连猜测都无从猜测起。我又相信魔术了。电梯顿了顿，停在了一楼。她看到各种琳琅满目、流光溢彩的商品在微风中摇曳，空气中还飘荡着种种独特而奇异的气味。电梯在每一层停下，电梯门打开时，都会现出一个新的小世界，带着这个世界所有的气味扑面而来。这让她想起伊丽莎白时代，泰晤士河流经沃平区的那个河段，满载珍宝和货物的船全都停在那里。它们的气味多么丰富，多么奇特啊！她还清晰地记得自己把手伸进装宝物的袋子，未经打磨的红宝石从她的指尖滑过时的触感。然后和苏琪——或是什么名字类似的姑娘——躺在一起，坎伯兰的灯笼从他们身上一闪而过！坎伯兰现在有幢房子在波特兰街，某天她去那里赴午宴时，还试着拿希恩路的救济院和那老头子开了个玩笑，他眨了眨眼作为回应。这时，电梯已升到顶层，她必须下来了——走进了天知道他们叫做什么“部”的地方。她站在那里，查询着手中的购物单，却哪里也找不到上面写的“浴盐”或“男孩靴子”。正当她一无所获，打算往楼下走的时候，却福至心灵，不由自主地念出了清单上的最后一样东西，而它碰巧是“双人床单”。

“双人床单，”她对柜台后面的男人说道，似乎是出于天意，那男人碰巧也是卖床单的。因为格里姆斯迪奇，不，格里姆斯迪奇已经死了；是巴瑟罗缪，不，巴瑟罗缪也死了，那么是路易斯——那天路易斯气鼓鼓地找到她，因为她在君王卧榻的床单底下发现了一个洞。许多君主都在这张床上睡过——伊丽莎白、詹姆斯、查理、乔治、维多利亚、爱德华——也难怪床单会磨出洞来了。但路易斯说她清楚这是谁干的。是康索特王子。

“讨厌的德国佬！”她说道（因为又发生过一场与德国人的战争）。

“双人床单，”奥兰多梦呓似地重复了一遍。一张铺着银色床罩的双人床，她现在想起来，觉得那房间的格调有点粗俗——到处都是银色，但当年装修的时候，她恰好钟爱那种金属。趁那男人去取双人床单的空档，她掏出小镜子和粉扑，一边漫不经心地补妆，一边想，现在女人的举止可没那么优雅了，可不像当年她刚刚变成女人，躺在“痴情女郎”号甲板上时一样了。她轻轻往鼻子两边拍了几下粉，但从来不碰脸颊。实话讲，虽然已经三十六岁，但她看上去一点也没有老，还像少年时一样任性、忧郁、俊俏、青春（像一棵燃烧着无数蜡烛的圣诞树，萨沙说过），当时泰晤士河结冻了，他们在河上溜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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